也許是我弄錯了。今天我去領新一期的報紙（報紙還是很薄，內容也主要關注西德激進左翼組織的行動）時，維維安還是跟平常一樣，態度冷漠而充滿蔑視。沒有看到安娜和蒂娜的蹤影。維維安一反常態地說請我喝杯酒，一杯威士忌，這一次我決定接受。我們進行了奇怪的交談。

我：那麼，你在劍橋唸的是哪個學院？

維維安：岡維爾與凱斯學院。怎麼了？

我：我在牛津。耶穌學院。

維維安：瞧瞧我們倆，蒙斯圖爾特，祖國的花朵呀。你念的是英文吧，一定是的。

我：實際上，是歷史。

維維安：你對德國目前的局勢有什麼看法？

我：我認為他們完全瘋了。都是幻覺。暴力不會帶來任何改變。

維維安：錯。況且，這也不是暴力。這是反暴力。區別大著呢。

我：你說是就是吧。

維維安：你進過監獄嗎，蒙斯圖爾特？

我：進過。

維維安：我也進過。我在劍橋警察局的牢房裡被關了三十六個小時。對你來說，那應該算是暴力吧。我是在進行合法的抗議，反對希臘的法西斯將軍們，國家卻剝奪了我的自由。

我：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與世隔絕的監獄裡被關了兩年。當時我是在為我的祖國而戰。

維維安：兩年？天哪……

這讓他閉了一會兒嘴。他把我們的酒杯倒滿。

維維安：你喜歡旅行嗎？

我：我不介意小小旅行一下。

維維安：嗯，那你想去國外小小旅行一下嗎？

在給我講述大概的行程安排時，維維安非常謹慎。所有的開銷都將由spk承擔，我要做的就是乘輪渡從哈維奇去荷蘭角，再去漢堡附近一個名叫瓦爾德巴赫的鎮子。在那兒，我要住進一家名為加斯陶斯—凱塞林的小酒店，有人會來跟我接頭，並給我新的指示。每天晚上六點鐘，我都要給納皮爾街打電話，彙報情況，但我只能跟維維安本人說話。我們的暗號是「摩加迪沙」。如果跟我說話的人沒有重複「摩加迪沙」這個暗號，那我就什麼也不能說。只有你和我知道這個暗號，維維安說，只有這樣我們的交談才是安全的。

「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我說，「為什麼？」

「念起來很好聽啊。」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我加入了‘摩加迪沙行動’？」

「要是這麼想能讓你開心，蒙斯圖爾特，那你的確是加入了。」

我們坐著，又喝了更多酒。我問維維安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別問我，這樣我就不會對你撒謊了，蒙斯圖爾特，他說。酒瓶眼看就要見底，我們都有點生氣了。你相信什麼，約翰？我問他。我相信以各種形式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他說。你這是在逃避，這個回答太籠統了，我說，從本質上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接著，我跟他說了福斯蒂諾·安吉爾·帕雷迪斯的故事——他是我的朋友，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一九三七年死於巴塞羅那——還有那一年我們倆在阿拉貢前線逐步建立起的信條。我特地隱去所有人的名字和具體的日期，我想讓他掂量掂量這段經歷隱含的意義，以及其中真實的人生。我們那兩種恨和三種愛的信條：恨不公、恨特權，愛生活、愛人類、愛美好。維維安悲傷地看著我，把最後的威士忌倒給自己，說：「你還真是個頑固不化的笨老頭，是不是？」

10月6日，星期四

今天晚上，我回到家，發現郵箱裡被塞進兩個信封。第一個裡面有一百英鎊現金，一張從滑鐵盧去瓦爾德巴赫的火車票，還有加斯陶斯—凱塞林酒店從週六開始的客房預訂確認函。另一個信封裡有兩千美元，都是五十元面額的，並附了張紙條，說我在瓦爾德巴赫的接頭人會告訴我應該把這筆錢給誰。我將在星期六早上出發——看來「摩加迪沙行動」已經啟動。我發現自己既緊張又興奮，甚至帶著學生般的期待，這樣的心情有點奇怪，尤其是在我這個年紀。我感覺自己又回到了艾比學院，準備去參加夜間演習。

「摩加迪沙行動」備忘錄

瓦爾德巴赫是個小鎮，橫跨一條水流緩慢、曲折蜿蜒的小河兩岸（我忘了這條河的名字）。小鎮的南邊，有個損毀大半的城堡，城堡周圍簇擁著一些斜頂木屋。河北岸是新鎮（大部分是戰後建的，主要是一所規模很大的教師培訓學院的功能性建築）。加斯陶斯—凱塞林酒店就坐落在這裡。我的房間在酒店後面，能看到停車場和電影院。我是星期六晚上十二點之後到的，到了就直接上床了。

星期天，我去城堡探險，在城堡腳下的小廣場吃了午餐。晚上，我在加斯陶斯酒店的餐廳吃飯，然後在住客休息廳看書（約翰·奧哈拉的自傳——這是位被嚴重低估的作家）。星期一，我重複了以上程式，只是晚上沒有看書，而是去電影院看了場配音配得很差的電影，《禿鷹七十二小時》——要是我能看懂電影到底在演什麼，那它應該是挺好看的。

我牢記著六點給納皮爾街打電話的事（昨天晚上沒人接電話）。

「喂？」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摩加迪沙。」

「喂？」

「摩加迪沙。」

另一個人拿起了聽筒。「是你嗎，洛根？」是安娜。「是我。我能跟約翰說話嗎？」

「你在哪兒？你還好嗎？」

「好得很。」

維維安來接了電話。

「摩加迪沙。」

「嗨，蒙斯圖爾特。一切都還好嗎？」我掛了電話，兩分鐘後又打了過去。

「你他媽在玩什麼呢，蒙斯圖爾特？」

「摩加迪沙。」

「好吧，摩加迪沙，摩加迪沙，摩加迪沙。」

「如果你不遵守，那搞個安全流程還有什麼意義。」

「安娜就站在我旁邊呢。我總不能到處嚷嚷‘摩加迪沙’吧。」「那我們要換個暗號嗎？」

「不，不，不。有什麼新訊息嗎？」

「沒有看到接頭人。」

「那就奇怪了。好吧，你繼續待在那兒。」

星期二，我步履艱難地跨過通往城堡的橋樑，但我受不了再進去一次了，我帶著自己的書在咖啡館安頓下來，點了啤酒和三明治。天氣寒涼，我坐在店裡——裡面基本空蕩蕩的。

兩個女孩走進來，坐下。我感覺到她們都盯著我，竊竊私語地討論著什麼。兩個人的頭髮都染得很難看——一個染成金色，一個染成胡蘿蔔似的紅色。最後，我終於朝她們望去，笑了笑——這似乎讓她們下定主意，坐到我這一桌來。

「你他媽的在搞什麼？」金髮女子嚴厲地悄聲對我說。

「我們他媽的在火車站坐了兩天。」胡蘿蔔頭說。

我解釋，我接到的指令並沒有說要在火車站跟誰碰頭。我道了歉，並提議請她們喝酒，就算是講和。她們喝了兩瓶啤酒。她們的英語都說得很好，不停地抽菸。

「我叫蒙斯圖爾特。」我說。

「你怎麼這麼老？」金頭髮說，「他們在英格蘭找不到年輕人嗎？」

「不，不，」胡蘿蔔頭說，「這招兒很聰明。太他媽聰明了，你仔細想想。像他這種穿著套裝和大衣的老頭，沒人會懷疑什麼的。」

「是呀……」金頭髮說，「我，呃，叫英格褒。」

「我叫波吉特——不，是叫佩特拉。」紅頭髮誠實地糾正自己的錯誤。她們倆都忍著沒笑。

「我相信你們倆有要給我的指令吧。」我說。

「沒有，」佩特拉說，「我想，是你有東西要給我們吧。」

「我得先打個電話。」

我走到電話亭，不知為何，給納皮爾街打了個對方付費的電話。

「你願意接聽洛根·蒙斯圖爾特先生打來的由您付費的電話嗎？」

「當然不願意。」蒂娜·布朗維爾說完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跟佩特拉和英格褒說，她們只能那天晚上遲點再跟我碰頭了，等我六點鐘給倫敦打完電話再說。我們約定在車站對面的咖啡酒吧見面。

我在約定時間給維維安打電話。

「摩加迪沙。」

「別他媽廢話了，蒙斯圖爾特，這又不是童子軍。」

「這是你的主意呀。」

「好吧，好吧。發生了什麼事？」

「她們跟我聯絡了，但她們沒有指令。」

「去他媽的！」維維安破口大罵了好一會兒，「他人呢？能讓他來接電話嗎？」

「誰？」

「接頭人啊。」

「實際上，是兩個女孩子。我稍後會跟她們碰面。」

他說他會打幾個電話，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閒逛到車站，發現佩特拉和英格褒坐在燈火通明的咖啡館窗邊。我們點了烤雞和薯條，喝了啤酒。兩個女孩都抽菸。我從佩特拉的膚色推測，她原本應該是金髮，後來才染成紅色。她有雙藍眼睛，總是面帶慍色，噘著嘴巴，臉上有很多小痣。英格褒原本應該是黑頭髮，後來用雙氧水將頭髮漂成金色——她嘴唇很薄，棕色的眼睛總是滴溜溜轉著，下巴上有道豎縫。

我們邊吃邊聊，就像在大學食堂裡碰面的交換生。她們對spk和約翰·維維安都很好奇。我只能含糊其詞地回答她們。

「你認識伊恩嗎？」佩特拉問。

「認識，不熟。」

「可憐的伊恩。」英格褒說。

「為什麼是‘可憐的伊恩’？」

「那幫豬玀朝他開了槍。他們殺了他，開槍把他打死了。」

「我們說的肯定不是同一個伊恩。」我說。

佩特拉看著我：「你有槍嗎？」

「當然沒有。」

她開啟她的手袋，給我看裡面的東西，像一把自動手槍。

「我也有一支，」英格褒說，「還有，這是給你的指示。」是蘇黎世一家酒店的地址：境域酒店。又要回瑞士了。

出於坦誠，我把這些都記下來，也是為了表明我目前的處境。佩特拉給我看了槍，英格褒又坦白說她也有一支後，我立刻對這兩個邋遢又神經過敏的女孩產生了熱切的性慾。事態發展的轉折沒有引起我的警惕，反而讓我很想邀請她們跟我一起回加斯陶斯—凱塞林酒店，跟她們都發生性關係。這是不是自封的「城市游擊隊員」的花哨魅力裡危險的一面？不知為何，那種「遊戲」總能掩蓋殘忍的現實？我意識到，「摩加迪沙行動」到目前為止已比我預計的要邪惡得多，可我就是沒辦法認真對待它，我不相信這兩個效率低下、愛鬥嘴、頭髮還染得很難看的姑娘會造成任何威脅。她們激起我的興趣、好奇和性衝動。可我也得承認，短暫的反思後，我開始驚訝於自己的愚蠢和天真。我以為我這樣神神秘秘在德國到處旅行，是在幹什麼？組織什麼全歐學生的示威嗎？為左翼慈善組織運送資金嗎？約翰·維維安那種壞男孩的偏執和憤世嫉俗似乎不過是一種態度、一種偽裝、一種顯得「很酷」的方式——所有這些的目的，也許正是為了把安娜和蒂娜這樣年輕漂亮的女人吸引到他納皮爾街的巢穴中。在火車站這家燈火通明的咖啡館裡，我突然看清這種極端主義冷酷而殘忍的後果——無論左翼或右翼，他們似乎都以自己喧擾、愛惹事又雜亂無章的方式，最終被捲入一定程度的暴力對抗和個人傷害。這個世界的約翰·維維安們，用激進主義把自己逼進政治的角落——唯一的出路只有槍或炸彈。

我付了賬單，起身準備離開。

「認識你們很高興。」我說。

「哎呀，別，」佩特拉微笑著說，「我們還要跟你一起去蘇黎世呢，蒙斯圖爾特。」

跟約翰·維維安的對話。

「她們什麼？」

「要跟我一起走。」

「他媽的，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她們都有槍。我不想幹了，維維安。」「她們才沒有槍——她們是嚇你的。」

「這不是什麼違法的事吧？」

「你就是個在歐洲度假的七十五歲老頭。」

「七十一。」

「什麼？」

「七十一歲老頭。」

沉默。接著：「那就跟她們一起去蘇黎世吧，等你到那兒接上了頭——」

「跟誰接頭？帶誰接頭？」

「會有人找你的。暗號是‘摩加迪沙’。幹好你自己的事，甩掉那兩個女孩。別擔心什麼槍不槍的。這事不危險。」

「我快沒錢了。這兩個女孩說她們也破產了。」

「我給你往蘇黎世的美國運通再匯一百。刷你的信用卡嘛。」

「我沒有信用卡。」

「那就省著點花。」

佩特拉、英格褒和我坐火車進行了一趟非常難受的旅行——整夜都在火車上，三等座，吸菸車廂——我們從漢堡坐到斯圖加特，換乘後繼續朝蘇黎世進發。在此期間，我只不受干擾地睡了大概兩個鐘頭，吸進了大約兩百支香菸的煙霧。在海關和入境檢查處，我堅持我們分開接受檢查——我暗暗自豪地發現，我還沒有忘記以前在海軍情報處接受的訓練。我們找到美國運通的辦事處，拿到一百美元，我把它換成面額小得可笑的瑞士法郎。接著，我們入住境域酒店——一家使用過度的現代化酒店，不記名。我們的房間裡有張雙人床和一把展開的金屬躺椅，上面鋪著橡膠床墊：是給我睡的。酒店服務員沒有對我們的住宿安排發表任何評論：顯然，境域酒店的原則要求他們保持沉默。女孩們立刻就睡著了，她們蜷縮在羽絨被下，只脫掉了鞋子和外套——如同逃亡中的犯人，我突然冒出這個念頭。不知為何，我所有的性幻想都消失了。此時，我只感覺自己像個被人利用的叔叔，帶著兩個憤憤不滿的極端主義侄女。

六點，我給約翰·維維安打電話。

「我還需要錢。」

「我昨天才給你匯了一百，天哪。」

「這裡是瑞士，而且我們有三個人。」

「好吧，我再給你匯點。玩得開心點，兄弟。」「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你可記住了。」

「記住了，當然。」

「順便說一句，我辭職了。」

「從哪兒辭職？」

「從社會病患集團辭職。從‘工作圈—直接行動部’和‘工作圈—通訊部’辭職。從納皮爾街辭職。等我一回去就結束了。大功告成了。玩兒完了。」

「你太誇張了，蒙斯圖爾特。等你回來了我們再談。小心點。」

那天晚上，我拉著兩個女孩起床，在某處廣場上找到一家比薩店。兩個女孩看起來都陰鬱又緊張，一言不發地吃著比薩。吃完後，她們問能不能拿點錢買「大麻」——她們說想要那種飄飄然的感覺。我說不行，於是她們又回到鬱鬱寡歡的沉默狀態。我們四處閒逛，組成了奇怪又尷尬的三人組，我們看著商店的櫥窗，最後，英格褒看到小巷裡有個酒吧，她提議我們去喝一杯。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於是我們便冒險進去了。服務員拿來雞尾酒酒單，價格貴得驚人，我們選了稍微便宜一丁點兒的啤酒。兩個女孩買了香菸，給我一支。我拒絕了。

佩特拉：你不抽菸嗎，蒙斯圖爾特？

我：不抽。我以前抽，現在不抽了——太貴了。

英格褒：他媽的——你總得給生活找點樂子吧，蒙斯圖爾特。

我：我同意。我喜歡樂子。我現在就在享受樂子。

兩個女孩用德語說起話來。

我：你們說了什麼？

佩特拉：英格褒說也許我們應該朝你開槍，拿走你的錢。

英格褒：哈哈哈。別擔心，蒙斯圖爾特，我們喜歡你。

我們一回到酒店，兩個女孩馬上變得扭捏得煩人，堅持要我在走廊等她們做好睡覺準備了再進去。她們準備好以後，才叫我進去。

我在衛生間換上睡衣，一出去，便引來她們尖細的笑聲。我感覺自己現在像個牧師，正管理著一群女童子軍。「快他媽閉嘴。」我朝她們齜牙低吼，在吱嘎作響的摺疊床上放鬆下來。我想睡覺，可她倆不停地聊天抽菸，完全無視我的抱怨和咒罵。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星期四），我很早醒來，腰痠背痛的。兩個女孩還在沉睡，佩特拉輕輕打著呼嚕，英格褒把羽絨被掀到一旁，露出小小的胸脯。我穿好衣服，到樓下餐廳吃早飯，我喝了咖啡，吃了煮雞蛋、火腿和乳酪。和我一起吃飯的還有三個囉唆的中國商人，他們說話的聲音特別大。我用火腿和醃黃瓜多捲了幾個麵包卷，用紙巾裹著，塞進口袋：給女孩們的早餐，或是給自己的午餐。

我從美國運通又取了一百美元（我覺得我在以驚人的速度抽光spk的資金），接著便去散步了。我什麼也不想，只是隱約感覺好像有很多教堂的鐘響了起來——聲音沉悶又單調，讓人越來越煩躁，讓我想起牛津。過了大概十分鐘，我意識到我被人跟蹤了——是個穿皮外套和牛仔褲的年輕男子。他有閃亮的長頭髮和墨西哥式的八字鬍。我轉過街角，站在溫暖和煦的陽光下，等著他。

「嗨，摩加迪沙。」他說。

「摩加迪沙。我叫蒙斯圖爾特。」

「我叫尤爾根。跟你一起的那些女孩子他媽的是怎麼回事？」「她們非要一起來。我還以為是計劃的一部分呢。」

「見鬼。」尤爾根用德語又罵了幾句，「你帶著錢嗎？」

「沒在身上。」

「帶到那邊的那家咖啡館去。一個鐘頭後。」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酒店，看到兩個女孩坐在住客休息室外陽光燦爛的玻璃門廊下，看著雜誌，不用說，還是抽著煙。

「我們今天要幹嗎，蒙斯圖爾特？」佩特拉問。

「今天自由活動，」我說，「自己找樂子。」

「在蘇黎世？」英格褒冷笑著說，「真是謝謝你了，蒙斯圖爾特。」

「要專心享樂。不記得了嗎？」

在房間，我收拾好自己的包，沒有坐電梯，而是走下了樓梯，其實也沒有必要如此小心——兩個女孩已經消失了。我付清賬單，去約定的咖啡館和尤爾根見面。他比我遲來十分鐘，手裡拿著一個小提箱。

「這是給你的。」他邊說邊把箱子交給我。箱子很重。我把裝著美元的信封交給他。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不過他堅持要把錢數一遍，數得很費力。數完滿意了，他把信封塞進口袋，握了握我的手。

「告訴約翰，我們準備好了，」他說，「祝你好運。」

我坐電車去火車站，買了一張去格勒諾布林的火車票。我計劃從那裡再往北去巴黎，經由加萊，橫跨海峽回到英格蘭。約翰·維維安堅決要求我回程時走不同的入境港。

那天晚上在格勒諾布林，我坐在車站附近一家旅店的酒吧裡，看晚間新聞。一架德國漢莎航空的飛機在帕爾馬機場被劫機了。劫機者——四個阿拉伯人，兩個男人，兩個女人——他們要求釋放被關押在西德監獄裡的所有政治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著我的兩個女孩——佩特拉和英格褒——可能在做什麼。我感覺，和她們不告而別有點背叛的意思，可我也只是在遵守約翰·維維安的指示。不管怎樣，我是有正當理由的，她們太變化無常、太無法預料了——說不定她們還會堅持要跟我一起回倫敦呢。想想吧：和佩特拉、英格褒在特彭泰大道一起生活……

尤爾根給我的手提箱不僅很重，而且牢牢鎖著。

第二天早上，藉助一把小螺絲刀和一截彎鐵絲，我撬開尤爾根的箱子。裡面裝滿了各式各樣的二手衣服以及四十支我看著像是硝銨炸藥的東西。每一支上面都寫著：格美爾·阿斯蒂格炸藥。岩石炸藥，法國炸藥公司。庫尼格工廠。我合上箱子，思考該怎麼辦。我身上還有大概相當於七十英鎊的法國法郎，如果我繼續省吃儉用，這筆錢足以讓我堅持數日並回到家中。我顯然住不起酒店了：我要是買個帳篷和睡袋，也許可以去睡露營地？突然，我想起我現在是在哪兒——是在法國啊。我在這個國家有房產啊。我拿起電話，給諾埃爾·蘭格在倫敦的辦公室打了過去。

星期五晚上。我來到圖盧茲，住進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旅館。星期六早上。我坐上去維拉弗朗西的公共汽車。我買的報紙上全是關於漢莎航空劫機事件的報道。那架飛機現在在迪拜，劫機者的要求更具體了：釋放十一名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的成員、兩名被關押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人，以及為機上人質支付一千五百五十萬美元的贖金。

我又坐了一趟公共汽車，從維拉弗朗西沿洛特河谷去皮萊韋克，我在那兒找到公證處的波勒先生，他有西普里安在聖薩比納的房子的鑰匙。波勒先生態度和藹，頭髮花白，剃著硬邦邦的平頭，他主動提出開車送我去往南四十多公里的聖薩比納。我們沿著小路，穿過樹林茂密、起伏不平的鄉野，天上巨大的雲團被強勁的大風吹著，向東迅速移動，時不時遮住日頭。

那幢房子，我的房子，叫作「五棵柏樹莊園」，自得知西普里安將它遺贈給我之後，我便把它放到市場上去賣。我很快發現為什麼沒人願意買了。莊園裡有五棵柏樹，樹齡和房齡同樣古老，是在莊園修建時栽下的。我猜，應該是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種下的。它們都長成了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發育成熟，差不多有十二米高，頗具戰略性地分佈在房子和石頭穀倉的周圍，穀倉是房子唯一的附屬建築，年代要更加久遠。整個莊園處於半荒廢狀態，鋪天蓋地生長的常青藤和爬山虎多少遮掩了它難看的十九世紀鄉村建築風格。房子周圍是個小花園，花園裡有許多長成了的落葉樹——栗樹、橡樹、懸鈴樹——它們的枝幹伸過鏽跡斑斑的古老大門，那門現在開著，卡死了，只有一根紅白相間的塑膠鏈條在名義上阻擋著外來的入侵者。

波勒先生開啟前門，帶我走進去，他遞給我很大一串貼著標籤的鑰匙，在我象徵性接手這一財產時，他嘀咕著說「祝賀」。腳下古老的陶瓦地磚咔嗒作響，我打量著一樓的大房間，房間裡有兩把真皮扶手椅，掛著被蛀蟲咬壞的窗簾，壁爐外封著木板。我鬆開緊握的手，將裝有炸藥的手提箱放下，聽波勒先生解釋說這裡既沒有水也沒有電，他可以給我推薦皮萊韋克一家極好的酒店。不，不，我說，我打定了主意，要在回到英格蘭之前在這裡住一晚。「那就隨您方便了，蒙斯圖爾特先生。」我喜歡我的名字在法語裡的發音。波勒先生把我送到聖薩比納，離莊園僅有一千米的地方，我在那兒找到一家小超市，買了麵包、一罐油酥點心、紅酒（螺旋瓶蓋的）、一瓶水和一些蠟燭。在暮色漸濃的黃昏，我慢慢走回自己的新家。

在燭光中，我吃了麵包和油酥點心，喝完那瓶紅酒。我將兩把真皮扶手椅推到一起，蓋著外套躺在上面，看著燭火發出的光芒照在天花板上，聽著周圍絕對的靜寂。可當我吹熄蠟燭後，那靜寂不再是絕對的了，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開始聽到老鼠和昆蟲窸窸窣窣的活動聲，還有當氣溫降低時老房子都會發出的奇怪的挪動聲和吱呀聲。我覺得非常安心。

*

我在「五棵柏樹莊園」又待了兩天兩夜，到處閒逛，熟悉這房子和它周邊的環境。這幢大宅遠遠算不上漂亮，它有三層樓，外面刷著粗灰泥，一樓有個不成比例的鐵藝觀賞陽臺。毫無疑問，是西普里安某個功成名就的親戚為了讓鄰居們豔羨而建造的。大自然通過瘋狂生長的爬山虎和常青藤讓它的輪廓變得柔和——樓上很多掛著百葉窗的窗戶都已被完全遮住了。一樓需要合理的修繕——但它最需要的還是徹底的清掃——你爬得越高，就越能看到潮溼和黴菌對它造成的破壞。房頂顯然漏水嚴重，一扇窗戶的百葉窗沒了，多年來，破碎的窗玻璃一直都漏進風雨日光來。由於周圍的參天大樹，房間的光線很暗，無法分辨房子周圍草坪和牧場的界線在哪兒。牧場之外三面高聳著橡樹林，房子後面不遠的地方，是那座古老的石頭穀倉，穀倉與給幫工住的有兩個房間的茅草小屋相連。

我找到穀倉的鑰匙，進去轉了轉，在鏽跡斑斑的古老農具中找到幾把搖搖晃晃的鏟子和鋤頭。我拿了把鏟子，在穀倉後面茂密的小果園裡挖了個洞，把那箱炸藥埋了進去。我沒有在地面上做標記。埋完，我便走去聖薩比納，買了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

聖薩比納有條主街和一個小廣場，廣場周圍有教堂（重建的，修得很差）、郵局、市政廳和小超市。廣場旁邊的小路上，有幾家酒吧、藥房、兩家肉鋪和兩家麵包店。醫療中心裡有醫生問診室和牙醫診所；還有個報刊亭和計程車公司，計程車公司同時兼作殯儀館。實際上，一座三百人的小鎮可能需要的一切，這裡基本都有。聖薩比納的居民們能餵飽自己，辦好自己的事，生病時有人照料，去世時有人料理。邁因街八號的主廣場上全是未經修剪的懸鈴樹，懸鈴樹投下濃密的樹蔭，地上的落葉有腳踝那麼深，我在落葉中朝小超市走去。我給買的東西付錢時，收銀臺的女人用法語說：「你是‘五棵柏樹莊園’的主人嗎？」我承認我是，我們握了握手。「我姓蒙斯圖爾特，」我用法語說，「是個作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加上最後那句話，不過我想，要是在這裡人言傳得夠快，那我正好可以藉此樹立名聲。

星期二早上，我用搪瓷罐裝滿依雲礦泉水，颳了鬍子，然後鎖上房門，走到聖薩比納去坐前往彭內的公共汽車。在彭內，我又坐當地巴士去了阿讓。在阿讓，我坐上去巴黎的特快列車。到了巴黎後，我繼續前往加萊。在加萊的一處報刊亭，當我看到每份報紙的頭版頭條都用大大的字型寫著同一個詞「摩加迪沙！」時，我的心臟就跟他們說的那樣，差點停止跳動。我買了幾份報紙，看了起來。我慢慢開始理解自己被捲入什麼事情了。

十月十三日在帕爾馬被劫持的漢莎航空波音737飛機從迪拜飛到亞丁。在亞丁，機長被劫機者頭目開槍打死（他們懷疑他秘密向政府傳遞資訊）。副機長將飛機從亞丁開到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那裡應該是劫機者一直以來策劃的最終目的地。他們提出交付贖金的新的截止日期。在最後一刻，控制塔發出資訊，說十一名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的成員已被釋放，正坐在開往摩加迪沙的飛機上。星期二凌晨，一架德國空軍運輸機在摩加迪沙機場降落，機上並沒有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成員，只有一支德國第九反恐大隊的突擊分遣隊以及兩名來自英國特種空勤團的隊員。他們扔出閃光手榴彈，對漢莎航空的飛機發起突襲，在接下來迅疾突然的交火中，三名恐怖分子被擊斃，一名受傷。乘客全被解救，毫髮無傷。

在德國斯坦海姆，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成員被囚禁的監獄裡，人質得到解救的訊息迅速傳開。安德里亞斯·巴德爾和簡—卡爾·拉斯普朝自己的腦袋開槍自盡（用的是被偷偷帶進牢房的槍）；古德倫·恩斯林則和烏爾麗克·邁因霍夫一樣，上吊自縊。

他們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劫機失敗的可能性，三名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的原始成員告誡他們的支援者，如果行動真的失敗，那他們很可能被殺。他們想把自殺弄得像是謀殺，以此作為報復法西斯國家的最後一舉。當他們死亡的訊息傳開後，羅馬、雅典、海牙和巴黎都發生了暴亂。第二天，施萊耶博士的屍體在米盧茲一輛綠色奧迪車裡被人發現。摩加迪沙人質得到解救的訊息一在電臺裡播出，就有人往他頭上開了一槍。

那麼，約翰·維維安和納皮爾街的那幫人，和摩加迪沙有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派我橫跨歐洲運送那四十支炸藥？我憑直覺認為，他們應該是應對劫機失敗的行動計劃的一部分。我懷疑他們計劃好對英國境內特定的德國目標發起攻擊——例如大使館、賓士車經銷店，說不定還有一兩所歌德學院什麼的——以表現他們的團結和憤怒。但這一切的前提是他們能製作出炸彈（我懷疑，這是伊恩·哈利迪的工作），並且安娜、蒂娜和約翰·維維安在安置炸彈的過程中沒有先把自己炸飛。我朝多佛的方向橫渡海峽時，慶幸自己把那些炸藥棒埋在了我在法國的果園裡。它們可能就在那兒悄悄分解，不會造成任何破壞。

我不擔心與維維安的對質。我就說尤爾根賣給了我一箱舊報紙。等到我起了疑心，把鎖撬開，看到裡面的東西時，他早已消失。除了回家，我還能怎麼辦呢？我還準備繼續裝得更天真一點：箱子裡應該是什麼啊，約翰？毒品嗎？我甚至好奇他會怎麼回答。結果，這樣的情景永遠不會發生了：在多佛，我剛從輪渡下來，就被政保處的兩名警察逮捕，他們把我帶去泰特美術館旁邊的皇家陸軍醫院，一位名叫迪金的粗魯又好鬥的年輕探員對我進行了兩個鐘頭審問。

我告訴迪金，我為什麼會加入spk以及我為他們做過什麼。我說我剛從歐洲度了一個短假回來，我是去看我在那裡的一處房產的。你在旅途中見過什麼人？迪金問。一個人旅行，肯定會見到各種各樣的人呀，我說。我特地提到，我在大戰期間曾是皇家海軍志願軍預備役的中校以及海軍情報處的成員，我要求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不相信我。等到他跟幾個下屬核實後——下屬們都說我所言不虛——他的態度有了急劇變化。他說，他們根據「來自海外」的情報，對納皮爾街發動了突然搜查。在繳獲的檔案中發現了我的名字。安娜·蘿斯和蒂娜·布朗維爾已被逮捕。伊恩·哈利迪現在在阿姆斯特丹。約翰·維維安不知所蹤。當晚十一點，我被釋放了。這裡離特彭泰大道走路就十分鐘，很方便。在陰冷的夜色中，我溜達著走回家。顯然，我在社會病患集團的日子結束了，我的送報生涯也結束了：又要開始吃狗食的生活了。

備忘錄補記

回來後大約兩週，我見到了約翰·維維安。當時我在康沃利斯，喝著大杯啤酒加雪利甜酒。突然，他進來了，悄悄朝我走來。他把頭髮剪短並染成了灰色。他穿著運動夾克和襯衫，還繫著領帶。

「約翰，」我說，「哎呀，你這樣很時髦。」

「我轉到地下了，」他說，「至少我正嘗試轉到地下。你在德國是可以轉到地下的，一點也不麻煩，但在這個該死的國家你就試試看吧。」

「反正你這個偽裝挺好的。」

「謝謝。你拿到手提箱了嗎？」

「我把它扔在法國了。」

他咬緊牙關。「也行吧。聽我說，給你的錢有剩下嗎？」

「我把錢全給尤爾根了。」

「尤爾根？」

「就是蘇黎世的那個人啊。我本來要告訴你的。他把手提箱給我之後消失了，我起了疑心。我撬開鎖——箱子裡全是舊報紙。」

約翰·維維安的臉似乎在抽搐。「狗孃養的！」他說，說了好幾遍。他在那兒坐了一會兒，按著自己的太陽穴。

「箱子裡應該是什麼，約翰？」

「不重要了。現在不重要了。你能不能借我十鎊？我沒錢了。」

「再沒錢也不如我沒錢。我只有一鎊七十五便士，得撐到星期五。我也很窮啊，約翰。比你更窮。」

他看著我。「你算什麼祖國的花朵，嗯？還牛津耶穌學院。」

「你不也是劍橋岡維爾與凱斯學院的？」

我們只得笑起來。我給了他一英鎊，他沒再回頭看一眼便走了。

註釋：

海峽群島（channelislands），英吉利海峽中的群島，英國的屬地。——譯註

託拜厄斯·斯摩萊特（tobiassmollett，1721—1771），蘇格蘭諷刺小說家。——譯註

叫湯米。

西普里安·迪歐多內去世於1974年，享年87歲。

《馬丁·瞿述偉》（martinchuzzlewit），查爾斯·狄更斯的一部小說。——譯註

僧伽羅（sinhalese），南亞斯里蘭卡人口占多數的民族，屬於歐羅巴—尼格羅混合人種。——譯註

瑪麗·賽勒斯特號（maryceleste），1872年的大西洋上，一艘加拿大船發現的一艘正全速朝直布羅陀海峽航行的船。但在船上沒有發現任何人，這艘船通常被認為是鬼船的原型。——譯註

1970年在德國創立的一個病患集體組織，創立者為沃夫岡·休伯醫生，他認為病人的精神紊亂是由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且只能通過馬克思主義社會得到治癒。——譯註

居伊·德波（guydebord，1931—1994），法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字母主義國際成員、情境主義國際創始人、電影導演。——譯註

拉烏爾·瓦納格姆（raoulvaneigem，1934—），比利時作家，代表作品為《日常生活的革命》，是情境主義國際的主要理論人物。——譯註

烏爾麗克·邁因霍夫（ulrikemeinhof，1934—1976），西德極左派好戰分子，和巴德爾創立了德國恐怖組織「赤色軍團」，1972年因數起謀殺罪名被捕，1976年自盡身亡。——譯註

1968年5月在法國巴黎發生的大規模學潮，後來引發了全國性的罷課罷工事件。

這隻可能是赤色軍團針對聯邦檢察官西格弗裡德·布巴克（siegfriedbuback）的機關槍襲擊。除了布巴克之外，還有另外兩人也喪生了。

4月28日，巴德爾—邁因霍夫恐怖組織的創始成員——古德倫·恩斯林（gudrunensslin）和簡—卡爾·拉斯普（jan-carlraspe）在斯坦海姆的特別法庭被宣判有罪。兩個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

菲爾比（philby）是克格勃的間諜，也是20世紀60、70年代激進左翼組織的偶像人物；他是終極內鬼——也是終極背叛者。

漢斯·馬丁·施萊耶（hanns-martinschleyer），西德產業聯盟的主席，被赤色軍團綁架了。

由羅伯特·雷德福（robertredford）和菲·唐娜薇（fayedunaway）主演。導演西德尼·波拉克（sydneypollack）。

佩特拉說的可能是英國人伊恩·邁克裡德（iainmaleod），1972年西德警方對他位於斯圖加特的公寓發動突襲，他在突襲中中槍身亡。據說他是赤色軍團的成員，但這一點從未得到過證實。

「佩特拉」——漢娜·霍普特貝克（hannahauptbeck）。1978年在漢堡被西德警方逮捕。因搶劫銀行及密謀安置炸藥罪被判處7年監禁。「英格褒」——芮內特·穆勒·葛拉斯（renatemüller-gras）。1978年與警方在斯圖加特發生槍戰後不知所蹤。有人說她轉入了地下活動。也有人說她已經死了。

烏爾麗克·邁因霍夫於1976年自盡。

6周後，約翰·維維安因對斯旺西附近朗奇菲拉赫的郵政分局發動襲擊而被捕，此次襲擊中途失敗。作為退役軍人的郵政局長認出了維維安用來指著自己的槍是假的，並朝他臉上揮拳，打斷了他的鼻樑。維維安以搶劫未遂被判處7年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