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根·蒙斯圖爾特接下來幾個月都在倫敦，試著遠距離解決紐約的麻煩。他給朋友寫信：哈爾瑪按照他的指示，把他的公寓收拾乾淨，賣掉了他的傢俱，將他所有的財物裝進箱子，運到倫敦。他還關閉了銀行賬戶、付清了賬單等。據洛根瞭解，法庭並未簽發對他的逮捕令，後續也沒有關於該醜聞的流言蜚語或提審他的可能。哈爾瑪說，在他離開後的那個星期一，兩位先生到畫廊來找他，得知他已去了歐洲。他在巴黎跟本·利平見面，講述了事情的經過。本——跟往常一樣——表示理解，讓他不用擔心，並迅速開始尋找接替他管理紐約畫廊的人。洛根將他私人收藏的畫作賣給了「利平兄弟」，拿到了首筆現金。他給娜奧米·米歇爾寫信，說他突然被召回倫敦，並收到一封禮貌表達遺憾的回信。洛根並不傷心，顯然，她也不傷心。一切似乎多少得到了控制。可洛根沒有放鬆，也沒有完全自由，他總是害怕有朝一日美國法律會把長長的手臂伸過大西洋，把他再拽回去。於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他申請了奈及利亞艾吉瑞大學英語文學系講師的職位。他在倫敦參加面試，當然也獲得了這份工作。他的朋友們都覺得他瘋了，可他說，他的生活需要改變。除了本·利平、傑瑞·舒伯特和施密特一家，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倉促坐飛機離開紐約的真正原因。一九六五年七月三十日，他前往奈及利亞。非洲日記從一九六九年開始。

1969年

7月20日，星期日

大衛·加斯科因曾告訴我，寫日記的唯一意義在於將注意力集中到個人日常活動的細節上，忘掉整個世界發生的重大事件。反正，新聞會報道那些的，他說，我們並不想知道「希特勒入侵波蘭」——我們更好奇你早餐吃了什麼。當然，除非是希特勒入侵波蘭時，你正好在那裡，而且你的早餐因此被打斷。這話有道理，我猜，但我之所以覺得今天有必要再次拾起這本日記，主要還是因為我剛剛走到外面我的非洲花園裡，抬頭望到了月亮。抬頭望著月亮時，我不由驚歎，就在此時此刻，有兩個年輕的美國人正在那上面漫步。這個理由哪怕是加斯科因也會贊同吧。

今晚夜空清澈，月光皎潔。熟悉的月亮掛在天上，周圍有一圈朦朧的光暈，像柔和夜幕中的白色圓盤。我走到外面花園裡，遠離房子燈光投射下的光圈，朝車道盡頭上坡處的一叢木麻黃樹走去。風吹過林間，巨大的枝葉在竊竊私語。我跺了跺腳，突然想到遭遇毒蛇或毒蠍的危險。我抬起頭，不由驚歎。

我一直在收聽英國廣播公司全球節目的新聞，收音機跟往常一樣，因為訊號干擾而有沙沙聲響，我這輩子第一次希望我能有臺電視機。也許我應該去隔壁的誇庫家。但最終，我還是選擇發揮自己的想象力。

抬頭仰望，想著那兩個正在月球上的人——很奇怪——讓人頭暈目眩。我感到悲哀，並有種奇怪的謙卑。悲哀是因為到了我這樣的年紀，如果還有什麼例子能證明生命向前急速飛奔的程式，那一定就是這個了。在我出生的那一年，離人類第一架用木頭和帆布自制的飛行器飛上天空才過去四年。而現在，我站在這個非洲花園裡，抬頭看著我們的月亮，想象在那上面朝下望會是什麼感覺，這時離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已過去了六十七年。謙卑是因為我想到我們這些可憐的生物竟能完成如此壯舉。這種想法很無聊，我知道——但它是千真萬確的。不管怎麼說，它們也許能證明加斯科因說的寫日記的準則。重大歷史事件確實會在口口相傳中失掉某些內容。今天晚上，我的晚餐是一份乳酪煎蛋卷和一瓶啤酒。

我回到屋子裡，鎖上門，坐在主屋我的桌子前，寫下這篇日記。透過窗戶的紗網，我看見薩姆森（洛根家的守夜人）站在車庫門口抽菸的菸頭火光。萬物寂靜，世界安好。下週末就要回倫敦了，是兩年半來第一次回家。我猜，所有法律上的擔心現在都可以安然放下了。蘿拉·施密特事件應該過去了，結束了。我肯定安全了。

7月25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在我離開期間，路的盡頭新開了一家汽修店，店前空地傳來震耳欲聾的音樂聲，年輕的修理工在破破爛爛的汽車裡到處搗鼓。為了遮蔽噪聲，我只能一直關著屋前的窗戶，哪怕今年的夏天熱得讓人煩躁難忍。我樓上搬來一戶錫克教的家庭——都是頗有魅力又樂於助人的人——只是，他們有三個小孩，孩子們似乎什麼都不幹，光在我頭頂的房間裡跑來跑去。我無比渴望我非洲的大房子，還有它陰涼的陽臺和十二畝的花園。

我要把特彭泰大道的公寓重新刷漆，給貼膠的地板磚鋪上地毯。除了壁爐上方那幅畢加索的畫，整套公寓仍保持著光禿禿的實用主義風格。不過，除了城市噪聲和騷動的侵害，我在這裡確實有了回家的感覺。在我放蕩不羈的人生中，買下這套簡陋的小小公寓是不是我做過的最明智的決定？晚上，我坐在扶手椅裡看書、聽音樂。在我休假的這幾周，我還要去拜訪我僅剩的數位老友——本、羅德里克、諾埃爾和華萊士——處理一些沒處理完的零碎事情。目前，我的經濟狀況尚可——我把在艾吉瑞大學拿到的薪水大部分都攢了起來——但我還是突然意識到，我的資產在不斷縮減。華萊士安排我跟一家名叫「政體」（名字挺倒霉的，不過夠簡潔）的時事/經濟新週刊的編輯見面。他們需要找人寫關於比亞法拉戰爭的文章。

8月4日，星期一

華萊士告訴我，他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他就要滿六十五歲了。天哪。代理機構還會繼續打著他的名號——他也會作為諮詢顧問，與其保持鬆散的聯絡——但實際的管理者將會是一個叫希拉·阿德拉爾的年輕女人。我見過她：她三十五歲上下，有點做作，總是忙忙碌碌、雷厲風行。握手時會用不必要的力度，我認為。她瘦骨嶙峋，臉龐像個骷髏。華萊士竭盡全力地吹捧我——「很久很久的老朋友了」「那一代最偉大的人之一」之類——可很明顯，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誰，也很難將我視作公司的人才。午餐時，我將自己對這一切的懷疑講給華萊士聽，他扭扭捏捏，頗為尷尬，但不得不承認我說的是對的。「什麼都變了，洛根，」他說，「現在他們只對銷售量和預付款感興趣。」這麼說來，什麼都沒變啊，我說，一直都是銷售量和預付款啊。哦，華萊士說，但以前，出版社會假裝並非如此。不管怎麼說，華萊士為我在《政體》雜誌爭取到不錯的條件：兩百五十英鎊的預付費用，兩千字的文章，稿費五十英鎊，依字數多少再相應調整。

編輯是個大鬍子，曾經是大學教師，蘇格蘭人，長得有點像d.h.勞倫斯，他叫納皮爾·福賽斯。一開始，我覺得他有點自以為是，缺乏幽默感，不過當我告訴他他讓我想起勞倫斯，並提到我跟勞倫斯見過幾次面後，他變得熱情起來。勞倫斯的鬍鬚更偏薑黃色，我說，而且他喝起酒來完全難以自控。我想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得到了這份工作。說實話，福賽斯不敢相信他能找到一個真的跟勞倫斯見過面的人。我還錦上添花地告訴他，我誰都見過——喬伊斯、威爾斯、貝內特、伍爾夫、赫胥黎、海明威、沃。一個個名字從我嘴裡蹦出，我看到福賽斯的眼睛越瞪越大，我也越來越感覺到自己就像博物館裡的展品，坐在《政體》的辦公室裡，就會有人指著我說：「看見那邊那個老頭了嗎？他認識……」福賽斯對雜誌寄予厚望：有好的資助，有好的作家，還有一個需要冷靜且理智地加以解釋的動盪的世界。我為他的激情鼓掌——這是全世界所有新雜誌的新編輯都會有的激情。只要他給我的支票不會被退回就好。

8月21日，星期四

拉夫西納。西澤爾和恩佐都不在了，大家才發現格洛麗亞的持家能力是多麼有限。花園裡雜草叢生，狗在家裡到處亂跑。一切看起來都破破爛爛，佈滿抓痕和牙印。格洛麗亞突然變老了，她面色蒼白，滿臉皺紋，支氣管炎引發的咳嗽毀掉了她的身體，聲聲咳喘彷彿從腳底傳上來。我錯誤地走進廚房，立馬走了出來。廚房每一個角落都是厚厚的油汙和塵土；遍地都是裝狗糧的搪瓷罐子。

不過，坐在陽臺涼爽的樹蔭下，玩著雙陸棋，喝著金巴利酒，任由外面托斯卡納的驕陽炙烤大地，總能讓我們的心靈得到撫慰。格洛麗亞的兩位女性朋友也住在這裡——依我說，她們應該來自來茲波斯島，是非常有趣的同伴。瑪格特·特蘭米爾（五十歲）和薩米（？）·彼得裡—瓊斯（六十歲）。她們在翁布里亞有幢房子，生活舒適，我猜，她們應該有筆數額巨大的彼得裡—瓊斯信託基金。她們抽菸喝酒的派頭，我自愧不如。薩米自稱看過《女孩工廠》。（「很失望，和我期待的全然不同。」）

一天晚上，她們去睡覺後，格洛麗亞對我說：也許我應該搞同性戀，你覺得呢？我驚訝得眼鏡都掉了。你？我說，這種事不像買頂新帽子，是你想要就能要的，你得有這方面的傾向。可我很希望等我老態龍鍾時，能有個高大健壯的年輕姑娘來照顧我，她說。我也希望，我表示贊同，並認為她——格洛麗亞——是我認識的人中最不可能搞同性戀的人。我警覺地看到她眼中閃爍的淚光。我不就是跟一頭豬玀還有一個老掉牙的貴族結過婚嗎？她說。哎呀，你看看我，我說，我開始列舉自己的不幸。誰他媽管你啊，她說，你會很好的，你一直都挺好的。我是在擔心自己。

9月14日，星期日

艾吉瑞大學。本學期進展順利。完成了對「英國小說」的第三次演講——講的是簡·奧斯汀（之前講了笛福和斯特恩）。很高興回到非洲，很高興回到自己的家，丹富迪奧路三號。校園佔地很廣，被精心佈局，營造出壯觀的景緻。進入大門是兩旁栽滿棕櫚樹的寬闊林蔭大道，它通向高大鐘樓周圍的建築群。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學校的行政中心、食堂、初級教員休息室，還有劇場。建築為現代實用主義風格——白牆加紅磚屋頂。林蔭主道旁，排列著四幢宿舍——三幢男生宿舍，一幢女生宿舍——還有數條林蔭小路從主軸線上發散開來，通往各系的教學樓——人文系、法律系、教育系、科學系——還有高階教師的房子。學校裡有帶酒吧和餐廳的俱樂部會所，還有三個網球場和一座游泳池。校園外圍是初級教員（叫「僱員」）居住的小鎮。這是個精心打造、管理有序，還有那麼一點點矯揉造作的世界。你如果想體驗更有異國情調、更真實、更有奈及利亞風格的東西，就得開車去三千米之外的艾吉瑞，或冒險走「死亡陷阱」之路，開一個鐘頭的車去伊巴丹，那兒有更多的俱樂部、賭場、電影院、百貨商店，以及一些相當不錯的黎巴嫩和敘利亞餐廳，外加非洲城市特有的各種墮落又誘人的娛樂消遣。

我的房子是一座有兩間臥室的低矮平房，坐落在枝繁葉茂的花園中央，花園周圍是一圈近兩米高的一品紅樹籬。木麻黃樹、松樹、木棉樹、鱷梨樹、番石榴樹、雞蛋花樹和木瓜樹像雜草般瘋狂生長。房子裡，是褐紅色的水泥地面，有長長的陽臺，掛著防蚊紗網。我有個廚子——西莫昂，有個幫忙的小童——艾薩克，他的哥哥是園丁——古斯比德，還有個守夜人——薩姆森。

從拉各斯機場回家時，我遲到了很久。我們被一路上設立的軍事路障攔停了三四次，還被搜了車。他們四個人都在家裡焦急地等我。「歡迎回家，先生。」我跟他們握手時，西莫昂這樣說。他很高興又見到我。他擔心我也許會因為戰爭回不來了。

9月25日，星期四

寄出了我給《政體》寫的第一篇文章：試著分析和解釋，一場從理論上來說，早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比亞法拉首都埃努古被佔領時就應該結束的戰爭，為什麼兩年後仍在激烈進行。納皮爾希望我每兩週交一篇，他說，你應該能做到的。他會把支票付給我的經紀人，存進我的倫敦賬戶。

今天下午，和誇庫博士去了艾吉瑞的高爾夫俱樂部。我們打了九洞球，誇庫贏了，三比二。他全場打得都比我更精明，他用鐵桿將球輕輕貼地打進「棕色」區（混合著沙子的柏油地面，是打高爾夫最好的推杆面）。打完後，我們坐在俱樂部的陽臺上，喝星星啤酒——冰涼的綠色大瓶子上，凝結了一層水珠。我思考著我的文章，我問他，他認為戰爭還在繼續的原因是什麼。他說，要是你有一支拼死抗爭的叛軍隊伍，又碰上了另一支不想打仗的軍隊——更重要的是，那支軍隊只有受到免費啤酒和香菸的刺激才肯投入戰鬥——那麼，在理論上，這場對決必定是曠日持久的。他聳聳肩：哪邊一無所有，所以無畏無懼呢？

天氣霧濛濛、陰沉沉的。太陽像個毛茸茸的橘黃色大球，掛在雨林上方。蝙蝠開始在我們頭頂俯衝、閃動。誇庫博士四十多歲，有著堅毅的寬臉龐，禿了頂。他是迦納人，他說，別讓他來解釋奈及利亞人。

（10月）

我對紐約的思念超出我的想象。我懷念那裡完美的春天。晨曦斜著從後面照射過來，一陣陣詭異的蒸汽從檢修井的通風口裡噴出。十字街口全是繁花盛開的櫻桃樹。小餐廳和咖啡館裡，時光慢得如同在緩緩爬行。在麥迪遜大道的畫廊附近，有家我以前常去的咖啡館：我記得他們有政策，僱來的服務員都是有動脈硬化的老人。這些老人走起路來非常緩慢，說話也相當輕言細語。在這個地方，沒有一絲匆忙，只有一種奇異的寧靜——時間在聽他們的吩咐，而不是反過來。

我對美國歲月的這所有懷念，是由一趟前往伊巴丹的旅行引發的，我和波莉·麥克馬斯特斯去那兒看雪莉·麥克琳主演的《生命的旋律》。看完後，我們去一家敘利亞餐廳，吃了配葡萄乾和香料的羔羊肉。我送她回家時，她邀請我進屋喝杯睡前小酒，我很清楚——這種事你總是清楚的——她想要的不僅如此。我說不用了，謝謝，我在她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回到丹富迪奧路的家。

波莉四十來歲，身材肥胖，樣貌粗俗。從沒結過婚，人很聰明（是復辟時期戲劇文學的研究生），也許還是我在這裡最親密的朋友。對「乾癟椰子頭」的共同厭惡讓我們團結在一起，可我不想和她有什麼風流韻事。只是這件事讓我意識到，我上一次與人發生性關係還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八月，是和夢迪。記憶栩栩如生，可不知為何，我並不懷念。是我老了嗎？我對法語系一個人的老婆倒是覬覦不已。她個頭很高，端莊嚴肅，不是摩洛哥人，就是突尼西亞人，我見過她帶小孩在俱樂部出現。她經常去網球場，打起球來激烈而專注。打完球，她回到俱樂部時，半透明的襯衣完全被汗浸溼了，顯出裡面的胸罩。我還沒能認識她，但她已開始用微笑回應我的微笑了。你這老色鬼。

艾薩克有兩週的假期，他回東部了。他的父母住在伊科特埃佩內附近的小村子裡，那裡戰火不斷。他收到的最新訊息說，聯邦軍隊解放了他們村，所以他想回去看看家裡的房子還在不在。造成大部分損毀的並非敵人的炮兵，而是無差別轟炸，引發百姓激憤的也是奈及利亞空軍，而不是陸軍。空軍有兩支中隊，裝備米格15戰鬥機，飛行員全是東德和埃及的僱傭兵。我回來時，曾在拉各斯機場看到它們停成一排；圓圓的草綠色飛機前方有個進氣管的洞口，像張開的嘴巴。大家都開玩笑說，飛行員接到的指令是，畫了紅十字的地方都是合法的轟炸目標。醫院是空軍的首要目標，可現在比亞法拉人把他們的紅十字標誌都塗掉後，空軍的注意力便轉向集市——它們從空中非常容易辨認。順便說一句，這些都是我上一篇《政體》文章的主題。它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納皮爾說，他希望我能去拉各斯接受新聞部的官方正式委派。

（11月）

拉各斯。新聞部的媒體簡報會。一位精明的年輕上尉用牛津劍橋口音，將奈及利亞軍隊毫無進展的戰況歸咎於今年雨水異常豐沛的雨季。一個波蘭記者告訴我，每天晚上都有一架「超級星座」飛機滿載武器和彈藥飛到比亞法拉。他們叫它「灰色幽靈」，隨著中心區的慢慢收縮，是它運送的物資讓比亞法拉得以存活。其實，比亞法拉軍隊的武器裝備從沒像現在這樣好過，而且，需要它防守的區域已經很小，所以兵力可以高度集中。有人問年輕的上尉，是否有捱餓的婦女兒童，上尉否認有任何營養不良的現象——都是比亞法拉的政治宣傳，他宣稱。

晚上，我睡在機場的酒店「伊克賈武裝」——明天我會飛回伊巴丹。我喜歡這古老的酒店，昏暗的大酒吧裡全是不用值班的飛行員和空姐。他們流露出放蕩不羈的氣質，就像是經常在這種酒吧出沒的過客。除此之外，一個熱帶的夜晚，飲之不盡的美酒，深陷內戰的國家——我簡直要期待海明威會隨時走進來。

11月14日，星期五

心急如焚的西莫昂來找我，說他剛剛收到家裡的訊息，艾薩克被比亞法拉軍隊的招兵巡邏隊給帶走了。他們把所有能找到的人都拉進了軍隊——他們不挑剔。「只要長雞雞的都行。」西莫昂說。這些人接受幾天的基本訓練後，便被派往前線。西莫昂想請假去找他；我告訴他，他可以開我的車去。

稍後。計劃變更。我要跟他一起去。我是在把那輛1100開到加油站去，想幫西莫昂加滿油時，冒出了這個念頭。這是我給《政體》寫篇獨家報道的好機會。我把油加滿，往行李箱裡塞了三罐五加侖裝的汽油。接著，我去了銀行，取出兩百奈及利亞鎊，回家把新計劃告訴了西莫昂。我用白色塗料在擋風玻璃上寫了「媒體」兩個字，又買了一面奈及利亞小國旗，插在收音機天線上。我們明天出發，天亮前就走。我們會沿著通往貝南的小路，朝南沿尼日河三角洲去哈科特港，然後繞路儘可能接近伊科特埃佩內。我算了一下，總共有六百多千米路程——在奈及利亞的公路上大概要跑兩天。在奈及利亞，時間和距離的關係和在別處不一樣。比如說，從艾吉瑞到拉各斯大約是一百千米，但你得準備開四個鐘頭：因為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一段公路，會讓你開到口乾舌燥、無比緊張、精神崩潰。

11月15日，星期六

貝南。洲際大使酒店。一九六七年，戰爭早期，比亞法拉在向西推進的閃電戰中佔領了貝南，這也是他們唯一一次成功奪取奈及利亞大片領土。我還記得，恐慌的情緒甚至蔓延到大學校園：誇庫博士在自家花園挖了條細長的壕溝，以防空襲。進攻態勢並未持續很久，但比亞法拉軍隊一度離拉各斯僅有一百六十千米。

在酒店的酒吧裡，我看著奈及利亞電視臺的新聞報道。聯邦軍隊佔領了比亞法拉的一個村莊。端著槍的大塊頭男人——他們身上的軍裝明顯小了——將穿著破背心破短褲的骨瘦如柴的人推來推去。

開車來的一路上波瀾不驚，我們只在一處路障前被攔了下來。我出示了委託檔案和我的通行證，對把頭伸進窗戶的年輕士兵說「媒體的」。他說：「是英國廣播公司嗎？」我點點頭，他揮手讓我們通過了。「英國廣播公司」顯然是個有魔力的詞。我想，「《政體》」大概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西莫昂跟我解釋，他是反對戰爭的，因為他不是伊波族人。他說這是「伊波族的戰爭」。他是伊比比奧族人——他們跟伊波族人說的語言不一樣。還有埃菲克族人、伊賈族人、奧幹尼族人、安南族人以及其他很多民族，他們都被佔據主導地位的伊波族人歸集到了「比亞法拉」旗幟下。他們並不想成為比亞法拉的一部分，西莫昂說，他們不想成為伊波族丈夫的妻子。

西莫昂在車上睡覺，我在三樓訂了個房間，這個房間可以俯瞰空空的游泳池。酒店人很多，國籍各異，大部分人不是士兵——有俄羅斯的工程師、義大利的承包商、黎巴嫩的商人和英國的「顧問」。我問一個粗壯魁梧的英國人，要怎麼才能去前線，他說哪有什麼前線，只有通往比亞法拉的公路，路上都是士兵。如果你聽到了槍聲，或是士兵不讓你繼續往前走了，那你就可以假定自己到了前線。

我在餐廳吃了雞肉和米飯，回到酒吧喝最後一瓶啤酒。酒吧裡有一些大醉酩酊的聯邦軍官和他們的女朋友。我吃了一片安眠藥，上床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