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時後，奧黛爾發現了洛根·蒙斯圖爾特，她去上班時順路來酒店，想拿回自己的打火機——是很貴重的銀質芝寶打火機——她忘在床頭櫃上了。洛根被緊急送往醫院，醫生給他洗了胃，打了鎮靜劑，並進行生理鹽水輸液。兩天後，他離開醫院，跟利平一家人住了一個月，然後才回到特彭泰大道。倫敦那邊似乎沒人知道他自殺，包括他母親。
他在阿特金森·莫利醫院開始了一系列精神治療和精神分析，這是家位於溫布林登的精神病醫院，為他治療的是亞當·奧特瑞奇醫生。奧特瑞奇醫生給他開了療效溫和的鎮靜安眠藥，並建議洛根少喝酒。奧特瑞奇醫生鼓勵他繼續寫中篇小說《湖畔別墅》，此書於一九五〇年出版，獲得了嚴肅且熱烈的好評（「是誕生於過去那場戰爭的最令人難忘且最不同尋常的小說之一」——《聆聽者》），銷量卻一般。
與此同時，一九五〇年五月，本·利平在紐約的畫廊「利平之子」開張，畫廊位於麥迪遜大道東六十五街和六十六街之間。馬呂斯·利平將會搬到紐約管理畫廊。利平之子的核心業務將是二十世紀歐洲的「經典」現代主義畫作，但馬呂斯還希望在紐約尋找有才華的新興藝術家，比如傑克遜·波洛克、弗朗茨·克萊恩、威廉·德·庫寧、羅伯特·馬瑟韋爾等，他們正引起轟動，併發起了「抽象表現主義」運動，該運動迅速得到廣泛關注，開始將整個藝術界的注意力從巴黎引向紐約。
本·利平認為，馬呂斯年紀尚輕（他二十三歲），缺乏經驗，需要一位更年長的副總監一起管理畫廊，這個人必須是馬呂斯信得過的，同樣重要的是，也必須是本·利平可以信賴的。此時，身體完全康復、中篇小說又已出版的洛根便成了當然的人選。
在一九五〇年底，本·利平以五千美元的年薪聘請洛根擔任「利平之子」的副總監。這一安排的真正意圖是讓他密切關注並指導馬呂斯。洛根不需太多鼓動便欣然接受了：他關上特彭泰大道公寓的房門，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乘船前往紐約。
到達紐約後，洛根在酒店住了幾天，接著在東四十七街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間租了套公寓（這是他在紐約工作期間眾多住處中的第一處）。雖然周邊環境算不上是最舒適宜人，但從畫廊走路過來，只需要二十分鐘，還是很方便的。
從此，他和馬呂斯開始在紐約所有的知名畫廊和新畫廊，包括展出年輕藝術家作品的臨時合作畫廊，進行全面徹底的搜尋。本·利平給了他們兩萬五千美元收購資金，用於最初階段購買畫作，這些錢來自帕雷迪斯那幾幅米羅畫作最終的銷售收入（洛根從中得到九千美元）。
在洛根抵達紐約大約兩個月後，在一次聚會上，他認識了一位名叫阿蘭娜·魯爾的離婚女子，她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法務部門工作，有兩個年幼的女兒，艾琳娜（八歲）和嘉兒（四歲）。洛根開始和阿蘭娜約會。他們的戀情始於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正如洛根常說的那樣，時機完美。
紐約日記從那一年的九月開始。
1951年
9月21日，星期五
就這樣，我來到紐約，再次開始寫作，開始工作，開始性交，開始生活。我決定繼續記日記，主要是因為我越來越擔心馬呂斯，我想要給他的行為舉止留下記錄。本對他絕對信任，可我開始思考這種信任是否錯付。我還認為，他的品位是怪異的，甚至是危險扭曲的。我們總是爭論什麼是好的作品，什麼是壞的作品，以及我們應該買哪些藝術家的作品。我對馬呂斯和這家畫廊有種非常不妙的預感，我想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證據都好好記錄下來，以備移交。
舉個例子：每天早上，我總是第一個到畫廊，甚至比哈爾瑪（我們的前臺接待員）更早。馬呂斯往往午餐後才會露面。我和本在總體策略上達成一致，要儘可能謹慎地增加作為我們核心業務的歐洲畫作，而不要去在意能不能引起轟動。城裡到處是畫廊和合作畫廊——梅耶與德納吉、費爾澤、洛納根、帕森斯、伊根——都是我們公認的對手。從名聲大振到悄無聲息，只需要短短幾周——考慮到我們的傳承以及我們所追隨的巴黎的榮光氣質，我們必須確保展出的畫家是能夠長久的。可在我看來，馬呂斯沒有任何審美判斷力——這是實話，跟他的個人魅力沒關係。他似乎總是率性而為，更糟糕的是，他會根據和他剛說過話的那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採取行動。格林伯格的任何建議，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反覆告訴他：不要登上一趟馬上離站的擁擠火車，我們得自己找輛有很多空位的車，這樣才可以伸展腿腳。他不聽我的——他覺得任何一輛碰巧經過的樂隊花車都可以。
話說回來，我很喜歡清晨的畫廊，那時客人和馬呂斯都還沒來。我們的畫廊在一樓——按美國人的說法，應該是二樓——我站在窗前，看著樓下的麥迪遜大道，觀察來往人群和車流。哈爾瑪會給我帶杯咖啡，我也將點燃這天的第一支香菸。在這樣的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在做夢——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這裡工作和生活，我不敢相信生命中竟然還會出現這樣的機遇。
今天晚上在阿蘭娜家。我們會一起度過整個週末，她的孩子們跟著她前夫出門了。我們打算去格林尼治村，給我找找可租的房子。我想我需要離自己的事業更近一些。
9月23日，星期日
我們在布利克大道旁的柯尼利亞街找到一套小公寓。它是幢磚結構排屋的地下室（我跟地下室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為什麼喜歡這種半地下的生活？），沒有傢俱和裝修，有臥室、客廳、小廚房和浴室各一間。樓上兩層住的是一家義大利人。
這個週末，阿蘭娜的公寓又只有我們兩人，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福利。我覺得阿蘭娜非常性感：她白得驚人的牙齒和精心打理到完美的金髮都帶著強烈的誘惑力。不過，她的陰毛卻是光亮的深棕色。看到她赤身裸體，拿著一壺馬丁尼雞尾酒和兩隻玻璃杯走進臥室的樣子，我不禁想，是否正是這明顯的反差給了我強烈的刺激。目前，我們的性生活非常正統，每次都戴安全套，用的是傳教士體位，但她身上有某種東西，讓我只想徹底放縱。她個頭很高，骨架很大，有律師的精明頭腦。她對自己的孩子非常關心，也擔心該怎麼讓她們認識我（我為什麼要認識她們？）。她對前夫態度刻薄，不屑一顧（「一個軟弱又可悲的男人」）——其實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律師。阿蘭娜三十五歲。她在河畔大道上有套大公寓，還有個住家女傭。她有薪水，還有離婚贍養費，經濟寬裕。而經歷了巴黎的災難之後，能再次恢復性功能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我感謝美國和美國傑出自信的女性。來到這裡是我做過的最正確的事。
奧特瑞奇形容我是迴圈性精神病患——即較輕程度的狂躁與抑鬱交替發作的病症——所以，他說，他不會給我做電擊治療。他給了我紐約一個精神科醫生的姓名和地址，說我如果需要心理諮詢可以去找他。不過，我認為奧特瑞奇的診斷並不正確：不管程度是較輕還是較重，反正我不是躁狂憂鬱症。我認為，我在巴黎遭受的是長期累積之下的精神崩潰，是我從瑞士回來得知芙蕾雅和史黛拉的死訊後就開始的。過了三年，這種情緒終於被奧黛爾引爆了，更準確地說，是被我在奧黛爾面前的失敗引爆了。（順便問一句，奧黛爾現在在幹嗎？我覺得她也來紐約了。得去問問本。）現在，我人在紐約，一直遮蔽著我人生的百葉窗全被拉了起來。陽光灑滿整間屋子。
10月11日，星期四
在紐約清新完美的一天。在輪廓清晰的陰影和強烈的陽光下，這些巨大的建築看起來恢宏壯觀——與歐洲截然不同。它們似乎在說，我們不需要你們的大教堂和城堡，不需要你們那擁有護城河的莊園和喬治時期風格的露臺——我們有完全不同的東西，我們說完全不同的語言，我們有自己的美。隨便你們接受，或不接受。比較是毫無意義、多此一舉的。
今天下午，馬呂斯三點才露面，他從一個名叫休斯·德拉哈的江湖騙子手中買了四幅毫無價值的油畫（都是用三原色完成的一些胡亂塗畫），每幅五百美元。這麼多錢，我都能買下一幅波洛克的畫了——只要我願意。我婉轉地表達了異議——我們的流動資金在迅速減少，我還一幅畫都沒買呢——我還指出，一兩個月內我們不可能賣掉一幅德拉哈的畫。洛根，他居高臨下地說，你太老土了，跟爸爸一樣，你得趕快跟上潮流，不然你永遠都不可能融入這個城市。我努力控制住脾氣。考慮到我之前狂想式的表述，這樣的評價頗為諷刺。我最好讓本知道這裡的情況。
今天晚上，我去了詹妮特·費爾澤在吉恩大街上的合作畫廊。我沒有讓馬呂斯看到邀請函。明天，我將搬去柯尼利亞大街。
10月12日，星期五
看到了我來紐約後想買的第一幅畫，畫家是託德·休伯。詹妮特給我留著這幅畫。不知怎麼回事——我們倆都喝得大醉酩酊，詹妮特給了我一粒藥丸——我們最終一起躺在了四十七街公寓的床上。我醒來時感覺生不如死，我聽到有人在浴室的聲音。接著，詹妮特一絲不掛地走進房間，溜上床。我酒仍未醒，頭痛欲裂。她貼到我身上，我才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她個頭嬌小，瘦骨嶙峋，胸完全是平的——真算不上我喜歡的型別——可她身上那種頑皮的、淘氣的、壞壞的氣質，讓我覺得很興奮。我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啤酒。她說，嘿，也給我一瓶呀，我也感覺很難受啊。於是，我們坐在床上，喝著啤酒，聊了半個鐘頭。我們都沒準備好對昨晚發生的事做出評價，可不管怎樣，啤酒發揮了作用，我們做愛了。四十七街上車輛往來的聲音。我們帶著啤酒味打著嗝兒的吻。詹妮特像小猴子似的滑稽的臉被我壓在下面，她的雙眼緊緊閉著。我高潮時，她說：別以為你買休伯的畫我會給你打折。
10月23日，星期二
柯尼利亞大街。華萊士拍來電報說，他幫《別墅》找到了一家美國出版社——巴克納爾、鄧恩＆韋斯出版社。他催促我給韋斯先生本人打個電話，韋斯發現他的作者現在就住在紐約時相當高興。只有二百五十美元預付款，不過，乞討者沒權挑三揀四。
我以一百美元為畫廊買下休伯的畫，接著又用三百美元自己買下來（我們通常都以漲兩倍的價格賣出——至少「利平之子」終於在當代藝術品上賺了一筆）。《大地景觀三號》，畫名叫這個。是一幅很長的畫作，塗著厚重的棕色和黑色色塊，經過了刮擦、打磨和拋光的處理。在色塊疊合的某個位置，還有一團粗糙的菱形奶油色，顯得髒髒的。也許因為畫家是德國人吧（他真名叫塔貝特·休伯），他的畫作有種真實的分量感和存在感。它是有構思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但它的名字能引申出某種比喻性的解釋。只有休伯和一個名叫德·庫寧的荷蘭人真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也都能畫畫。這點很重要。
11月13日，星期二
第一個真正刺骨的冷天。飄起陣陣小雪，冰面上吹來寒風。走路去地鐵站的路上，我的臉頰被凍得刺痛麻木。昨天一天，馬呂斯壓根兒沒來，我給他打電話，他說他在家工作。我說，謝謝你讓我知道。他回答說，這是他的畫廊，他可以決定自己在哪兒工作，謝謝你了。我認為本現在必須插手了；局勢無疑是在不斷惡化。我不能開除馬呂斯，也不能公然訓斥他，但我已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得相當明白。他來紐約之後變了，也許只是因為他遠離了他父親的影響——準確地說，是繼父的影響。在巴黎，我每次看到他，他都表現得很有魅力——當然，也有一些懶散和軟弱——但絕不是現在這副模樣。他在我面前冷漠、傲慢、自大。他不工作。鬼知道他在忙什麼——也許跟我們其他人一樣，忙著喝酒、濫交、吸毒吧——但至少我從週一到週五每天早上都會出現在畫廊啊。這個城市有種危險的部分，腐蝕著毫無警覺的人們；你必須保持警惕。
和泰德·韋斯共進午餐。他想在年底前出版《別墅》。他們已經從英格蘭買來了印刷紙，所以就只差把書裝訂起來再加上新封面了。韋斯身材瘦削，頭腦精明，一位戴眼鏡的知識分子——非常乏味。「我們要把它當作‘存在主義’小說來賣，」他說，「你覺得怎麼樣？」「會不會有點過時？」我說。「才不會。在這裡正時新呢。」他說。
12月3日，星期一
昨天晚上，我又和詹妮特睡了。這個週末我只能一個人過——阿蘭娜的姐姐和她的孩子們住到她這兒來了。我去了德納吉畫廊的聚會，詹妮特也在那兒（還有平常那幫人）。晚上聚會結束時，大家紛紛離開，詹妮特說：「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嗎？」我說，可以，歡迎。你為什麼非要冒這種風險呢，蒙斯圖爾特？可這不是風險。阿蘭娜是我的女朋友，詹妮特也一樣：我對她們倆都沒有許下過忠心不二的承諾。你看看自己，總是找這些藉口。你是在虛張聲勢——你跟詹妮特睡覺，內心是愧疚的。我是個四十五歲的單身男人，我不需要對任何人隱瞞我的愛情生活和性生活。那你為什麼不把這一切告訴阿蘭娜，看她到底能有多大度呢？反正不會有什麼危險。
12月14日，星期五
我在畫廊給我的新書出版舉辦了一場小型聚會。巴克納爾、鄧恩＆韋斯出版社邀請了一些作家和評論家。我邀請了格林伯格、弗蘭克·奧哈拉和其他幾個文學界的熟人，來提升藝術家陣容的規格。看到自己的書堆在中間桌子上，我生出奇怪的自豪感。《別墅》的封面非常簡單：粗糙的燕麥底色上，用午夜藍印著無襯線的小寫字母——不知為何，倒很有包豪斯風格。弗蘭克很喜歡書名。「《湖畔別墅》。我喜歡，」他說，「簡單，但彷彿有一種迴響、一種共鳴。也可以是克利的畫。」實際上，我不確定克利的畫會不會叫這種名字，但他把我和克利聯絡起來還是很抬舉我的。他帶了位作家朋友，赫曼·凱勒，看起來像個舉重運動員（寬肩膀、粗脖子、短頭髮），實際上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文學課。我本以為他是弗蘭克的「同性戀」朋友，可有人告訴我他不是。顯然，弗蘭克也喜歡勾引異性戀男子。
看到這本書出版後大家對我的評價隨之改變，真是件有趣的事。我不再是身著正裝、涉足藝術界的英國佬了，而是一個具有持久創作力（新書的扉頁列出了我的其他作品）的作家。凱勒對《世界主義者》很好奇，問我有沒有興趣給和他有關係的某家小雜誌社寫書評——他們需要懂法語的人。他說他認識奧登，問我想不想見他。我說我十分樂意——但實際上，我並不是那麼感興趣。從我現在在紐約的視野看出去，我以前的文學世界似乎甚為遙遠。事後回想起來，它不過是個小小的臭水塘。我寧願離它遠一點。
烏多·費爾巴哈來了——很高興再次見到他。他現在發福了，頭髮也花白了，臉上滿是皺紋，下巴肥厚。他在《藝術國際》雜誌當編輯，我說這名字聽起來像是航空公司。他拿起《別墅》的書，翻了翻。又寫了本書啊，他說，你這水平高得可怕啊。我們都笑了。他留著薩提爾式的山羊鬍，山羊鬍也是花白的——讓他看起來像個慈祥又邪惡的長輩。
阿蘭娜邀請我和她的家人共度聖誕。她的父親是個鰥夫，是康涅狄格州某所女子大學的退休教授，在海邊有幢大房子。當我得知共度聖誕的人還包括她姐姐、她姐夫還有他們的孩子後，我婉言謝絕了。我說我得回倫敦看母親——所以，我想我最好還是真的去一趟。
泰德·韋斯說《紐約時報》和《紐約客》上將會有對《別墅》的好評。他怎麼會提前這麼久知道？無論如何，我心懷感激。
1952年
（1月）
康涅狄格州，波卡塔克附近的斯伯布魯克。我是三號到這兒的——週一回城裡去。阿蘭娜的父親泰特斯（費奇）在斯伯布魯克有幢大大的白色板房，房子離波卡塔克大約八千米。房子坐落在一片落葉松和楓樹林裡，從房子走路去海邊大概需要二十分鐘。今天早上，太陽出來了，我們穿過草地，漫步朝海邊走去（地上還有大約八釐米厚的積雪）。我們有九個人：我、泰特斯、阿蘭娜、艾琳娜、嘉兒、凱瑟琳·邦迪（阿蘭娜的姐姐）、道爾頓（凱瑟琳的丈夫）以及他們的孩子小道爾頓（七八歲）和莎拉（剛學會走路）。我們沿著海岸閒逛，觀察岩礁池。大浪拍岸，孩子們四處亂跑。回到家，管家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午餐。這是個詩情畫意的早晨，唯一的不完美是我明顯感覺到（儘管別人都沒感覺到）泰特斯·費奇對我的討厭。他不喜歡我是出於一些泛泛的理由，而非私人原因。我是英國人，而他是個根深蒂固、毫無悔意、徹頭徹尾的反英分子。我要是黑人，那他可以說就是三k黨的大頭目，他對我的仇視再明顯不過了。我想，他是為小女兒和英國人交往這件事感到驚駭。我這輩子第一次感覺到我成了種族仇恨的受害者，如同生活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他提到我時，說我是「我們的英國朋友」。「也許我們的英國朋友更喜歡全熟的牛排。」「也許我們的英國朋友想飲茶而不是喝咖啡。是不是這麼說的。是‘飲茶’吧？」「我們的英國朋友不習慣跟小孩子們一起晚餐。他不習慣門上掛著綠色的厚羊毛氈之類的東西。」這種敵意太明顯了，家裡其他人只是一笑而過。我向阿蘭娜指出這種態度的無禮，可她嗤之以鼻。「胡說八道。爸爸本來就是這樣的。他一直都是個臭脾氣老頭。別那麼敏感，洛根。別往心裡去。」
無論如何，我還是很高興能在城市之外和阿蘭娜見面：在這裡，她顯得沒那麼強硬，沒那麼光鮮亮麗。她的頭髮是卷的，化更淡的妝，穿牛仔褲和寬鬆的毛衣。她漂亮臉蛋上的嚴肅表情似乎也放鬆下來，變得柔和。我發現郊外的阿蘭娜和紐約的阿蘭娜一樣迷人。
《別墅》的成功讓費奇很是惱火，此書正如泰德·韋斯預料的那樣，大受好評。邦迪夫婦卻又過分諂媚。我剛到，就送給費奇一本《別墅》，他連看都沒看一眼，便放到茶几上。他是個四肢瘦長、五官分明的老人，七十出頭，滿頭濃密蓬亂的白髮。他抽菸鬥時一副熟練的學究式的造作，他最喜歡系蝴蝶領結，穿粗花呢外套和過時的卡其褲。有時候，我飛快瞥一眼周圍，總能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飾的憎惡，但他很快會用敏感易怒的「主人」面具遮掩過去。
倫敦令人沮喪。陰暗、骯髒，天氣寒冷，大家慘遭折磨，面無笑容。不知為什麼，這個城市彷彿還在戰爭中。我見到了母親（仍在無休止地抱怨著），帶她去薩伏伊吃聖誕午餐。迪克邀請我去蘇格蘭參加除夕夜慶祝活動，但我想最好還是讓我的肝臟休息一下，我搭乘一月一日的第一班飛機離開了。
我在倫敦給本打電話，說了馬呂斯的事以及我預見到的潛在問題，本說他會盡快親自趕來。彼得和格洛麗亞·奈斯史密斯在加勒比海度蜜月，現在她是第三任斯卡比爾斯太太了。我度過了一段相當孤獨的時光。兩個煤氣壁爐熊熊燃燒時，我的地堡還是足夠暖和的，在這裡，和在別處一樣有家的感覺。我不在時，負責打理房屋的中介看來盡職了。
午飯後，跟嘉兒·魯爾聊了一個鐘頭。她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姑娘，健談，外向，最愛講笑話——但她很難講完，總是自己笑得停不下來。我對她著了迷，接著，我意識到了原因：我最後一次見史黛拉時，她也正是這個年紀。我為自己失去的一切再次感到悲從中來。那種傷痛，每當你以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要慢慢消退時，它又會突然回來，帶著你早已忘卻的生硬感和新鮮感給你重重一擊。
我想做愛（我想抱著一個人，真的），我問阿蘭娜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偷偷溜進她的房間，可她覺得太冒險了。於是，我們開車出去，在某條小路上停了車，在車後座上匆匆做了愛，感覺並不令人滿意。我說，這是我第一次在車後座上做愛。歡迎你來到美國，她說。顯然，這是個重要的過渡儀式。我們回家時，一想到費奇會像只警犬一樣使勁聞著，鼻孔裡全是我這個英國人勇敢的氣息，我就更高興了。那個老混球。整個晚餐期間，我都為此感受到一股暖流。
3月7日，星期五
去了託德·休伯在東八街上的畫室。又買了幅小的《大地景觀》，七十五美元。幾乎全是黯淡的彎曲的棕色色塊，畫的頂部有一道生硬的水平角度的檸檬黃色帶，如同刺眼的黎明曙光。我們說起埃米爾·諾爾德、德·斯塔埃爾和其他畫家。休伯對自己的領域見解頗深。他身強體壯，像個年輕的農夫，又像個碼頭工人，他有挺拔的方下巴和看似近視的淺藍色眼睛。
我們去雪松酒館喝酒，這裡不是我最喜歡的地方——燈光太亮太耀眼了——但休伯想去那裡慶祝自己又賣出了一幅畫。酒氣熏天的波洛克管他叫納粹，可託德只是哈哈大笑，說他得時不時狠狠揍波洛克一頓，這樣他才知道守點規矩，但今天晚上他發了善心。不少年輕女子直瞪瞪地盯著這群大腕：休伯、波洛克、克萊恩，還有那個騙子佐洛——他們都像糞堆裡的雄雞，炫耀著強健的男子氣概。由於刺眼的燈光，每個人都顯得很疲憊而眼神空洞。女人們——伊蓮（德·庫寧）、格蕾絲（哈丁頓）和莎莉（史特勞斯）——喝起酒來跟男人不相上下。這種大汗淋漓、焦躁不安又充滿性慾的氛圍讓這些女孩在我的眼中都顯得很淫蕩。奧哈拉和凱勒一起進來了。也許他倆做愛了？凱勒說，他把《別墅》看了兩遍。「很複雜，但我大致讀懂了。」他說。我給阿蘭娜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去她那兒喝杯睡前酒——她說利蘭德跟女兒們都在她那兒，不過她明天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午餐。我給詹妮特打電話——她出門了。於是，我想從這些女孩中給自己挑一個，可她們一發現我不是畫家，便立馬失去了興趣。有個膚色黝黑、腰肢纖細的女孩，留著很長很長的頭髮，我真的很喜歡她，我醉醺醺的，不肯接受她的推諉之詞，直到她說了句「走開，老頭」。老頭？天哪，四十六歲可不算老。我感覺我還沒正經開始生活呢。該死的戰爭奪走了我六年時光。我回到家，喝了更多的酒，記下這些事情。
3月8日，星期四
在華爾道夫酒店好好重聚了一次：我、本和彼得。三個老朋友。彼得是來推廣他的新小說《屠殺無辜者》的。我們不可避免地聊起以前在學校的老同學，聊起了艾比學院和我們的往日時光。我覺得彼得和我外貌都沒怎麼變——還是可以在學生時代的照片上把我們認出來——當然，我們都長胖了一點，身材也壯了一些，只有本胖了很多，肚子圓滾滾的，肥肥的雙下巴垂到了衣領，看起來也比我們顯老。又或者這只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說不定我們每個人對彼此的看法都是一樣的。格洛麗亞來跟我們一起喝咖啡。她看起來……很有錢。又性感又有錢。她的語氣很奇怪，禮貌得過了頭，說：那位頭戴帽子的男士，像個上過禮儀學校或演講課的英國影星。她說：「我沒破壞你們男生聚會的興致吧？」見到她來我很高興。她是那種一走進房間就能立馬讓氣氛變得更妙的人。我們非常歡迎她——比起彼得，我更喜歡她，彼得倒是越來越喜歡自說自話了。他對本誇耀說，他以三千英鎊的價格買了一幅伯納德·畢費的畫。本一如既往地圓滑，說恭喜他做出了明智的投資決策。本有點心神不寧：他承諾週末就解決馬呂斯的問題。
晚上活動將近結束時，格洛麗亞用帶著一絲懷疑的嘲諷眼神盯著我，說：「那麼，你最近在忙什麼呢，洛根？」我告訴她我也剛剛出版了一本書。「寫得好極了，」彼得插嘴道，「我早就想說了。是你迄今為止最好的作品。」他當然是連看都沒有看過，對此我沒法抱怨，畢竟自從他放棄自己寫得很好的驚險小說，轉而去寫這些自命不凡的新書後，我也沒看過他的書。「你能給我寄一本嗎？」格洛麗亞問。「我們家就有一本呀，親愛的。」彼得說。「可那本書上寫的是送給你，」她說，「我想讓洛根也給我題個字，專門送給我的。」我說她最好是買一本——我需要儘可能多掙一份版稅。可她離開時仍然提醒我：「別忘了送我書。」我想，也許彼得終於遇上了對手。
本離開了，彼得和格洛麗亞也上樓去了他們的套房，套房肯定特別寬敞。有那麼一會兒，我獨自留在大堂，穿著雨衣。突然，我覺得我好像看見溫莎公爵夫人從旋轉門走進來。我愣住了——過了半晌，我才反應過來，那只是個身材瘦削的紐約主婦，梳著過分精緻的髮型，頭髮像是用水泥糊過。我想起來，公爵夫人和公爵在這裡確實有套公寓。我得牢牢記住——以後要離華爾道夫遠點兒。
5月12日，星期一
馬呂斯的問題解決了——至少名義上是如此。現在由我管理畫廊；馬呂斯必須向我彙報，任何超過五百美元的購買專案都必須得到我的同意。他自己仍有五千美元的資金——用少了本就會補上。在今天早上氣氛冰冷的會議中，一切都被拿出來說了個明白——馬呂斯面露慍色、態度漠然。本非常堅定，甚至有些嚴厲，我想起來，當然了，馬呂斯是桑德琳的兒子，又不是本的兒子。我希望這種表面上的獨立自主能讓他滿意。可我仍然有點擔心。
我和阿蘭娜還有兩個姑娘早早吃了晚餐。嘉兒說了一連串笑話，她聲稱是自己想出來的。最好的那個笑話讓我們驚得愣了片刻，她是這麼說的：「他們在布魯克林是怎麼認字母表的？」把字母表背下來啊，親愛的，阿蘭娜說。是，那他們在布魯克林是怎麼背字母表的呢？「他媽的a，他媽的b，他媽的c。」嘉兒說。阿蘭娜氣壞了，可我笑得前仰後合，她也沒能繼續假裝生氣。嘉兒承認這個笑話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阿蘭娜懇求我再去斯伯布魯克過個週末。我說，且不說她父親討厭我這件事，我不喜歡被人當作小孩一樣，連睡覺都不能跟她一起睡。我們是成熟的成年人了，我們是情侶，為什麼不能睡一個房間？「我是他最小的女兒，」她說，「他覺得除了丈夫，我是不可能跟別人發生性關係的。」我說這是一派胡言。接著，我想了個主意。要是她非得定期去看他，那我們為什麼不在附近租一間自己的房子呢？這樣她既可以隨時看他，我們又能睡在一起。這個主意不錯，她說。
7月11日，星期五
阿蘭娜跟女兒們一起在康涅狄格州過暑假。馬呂斯去了巴黎，我在酷熱難耐的七月看管畫廊，感謝上帝，有人發明了空調。這個月完全沒有生意：紐約的每個畫家似乎都去了長島。也許我應該去那兒打探打探。
不過，詹妮特回來了，昨天晚上她在畫廊舉辦了一場聚會。弗蘭克（奧哈拉）也來了，他頑皮得氣人，喝得醉醺醺的，全身曬得黝黑。他把我在角落裡堵了半個鐘頭，喋喋不休地吹噓他在長島發掘了一個名叫佩特的瘋狂天才。「終於找到了一個有腦子的藝術家，感謝上帝。」回到詹妮特的家。我沒打算跟她過夜，可她興致勃勃的時候我也很難抵擋。你得看看我曬得有多黑，她說。全身都曬黑了。
8月16日，星期六
斯伯布魯克。阿蘭娜認為她找到了一處好房子，離她父親家大約三千米，在米斯蒂克鎮旁。我說我已經喜歡上那裡了。今天下午，我們帶著嘉兒和艾琳娜開車出去。那是一棟遠離海岸公路的板牆小平房，周圍是低矮的橡樹林，屋頂微微傾斜，屋前有長長的陽臺，屋側有毛石煙囪。兩間臥室，一間浴室，一間大客廳，裝著開放式壁爐。後面又長又窄的廚房正對著雜草叢生、亂七八糟的花園。這裡可能有六十年曆史了，阿蘭娜說。想想吧——多美呀——這裡正適合我，一個帶著數百年文化傳承的歐洲人。屋裡的一切運轉正常，水、電、暖氣，所以我們冬天也能住在這兒。我毫不費力地看到了自己住在這裡的情景。可當我們四個人和房產中介四處走動時，我腦子裡敲響小小的警鐘：洛根和他的原始人家庭……「你看，洛根，」嘉兒大喊，「這上面有個房間，可以做你的書房。」屋簷下面有個帶天窗的小閣樓，可以眺望遠處的布洛克島海峽。我突然想起我在梅爾維爾路的公寓以及從公寓窗戶能看到的那些巴特西的屋頂。憶起過往人生，淚水毫無徵兆地湧上眼眶。阿蘭娜看到了，悄悄把手放到我掌心。「你說得對，我們在這裡會很開心的。」她說。嘉兒牽起我的另一隻手：「求你了，洛根，求你了。」「就這麼定了。」我說。
我堅持由我支付全部租金——每年一千二百美元——其實我付不起，但這能讓房子在名義上是我的，而不是我和阿蘭娜的。我這是想騙誰呢？
今天晚上，嘉兒對費奇說：「洛根給我們在米斯蒂克租了棟房子。」他面色陰沉地看著我：「一朝殖民者……」老東西一晚上心情都很差。他和我一言不發地坐在一起——姑娘們都上床睡覺了，阿蘭娜在收拾廚房——他擺弄著自己抽菸斗的一套工具，將那可笑菸斗的煙鍋擦得亮鋥鋥的，用大拇指捋著菸絲。
突然，他說：「你認識邦尼·威爾遜嗎？」
我說我知道他是誰，還說我讀過不少他的書。他也是反英者俱樂部的忠實成員吧。
「智慧超群。」費奇邊說邊朝天花板噴出氣味濃香的藍色煙霧。接著，他用菸斗柄指著我：「英國革命是什麼時候？」
「一六四〇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處死查爾斯一世。建立保護國。」
「錯。應該是在這裡，一七八七年。是盎格魯—撒克遜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社會的時候。你們的制度還是舊制度，從查爾斯二世以來一直都是。你們應該爆發的革命實際上發生在這裡，發生在大西洋彼岸。這正是你們如此仇恨我們的原因。」
「我們並不仇恨你們。」
「你們當然仇恨我們。邦尼也這樣認為。你們現在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英語社會，它們是一七八五年自共同根基分離開來的。我們的社會是革命的、共和的；你們的社會是要維持原狀、支援王室的。這就是我們永遠無法和平共處的原因。」
「對不起，可是——無意冒犯——我認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料到你這種階層和教育水平的英國人就會說這種話。難道你還不明白嗎？」他對我哈哈大笑，「你恰恰證明了我的觀點。」
我任由他信口開河。真是個討人厭的混蛋老頭。
8月17日，星期日
我喜歡說這樣的話——「無意冒犯」「恕我直言」「依我淺見」——實際上，它們總是暗示著完全相反的意思。在和費奇爭執（這開始讓阿蘭娜有點抓狂了）時，我時不時拿它們來攻擊他，因為它們能讓我在自命不凡、彬彬有禮的外表下，表達截然反對的意見。午餐時，我們就禮節問題又爭論起來。我說，在美國，好的禮儀是加深和促進社交的一種方法，而在英國，它是保護隱私的一種手段。他拒絕接受我的推論。
去新倫敦市簽了租用米斯蒂克房子的檔案，付了定金。阿蘭娜負擔了購買傢俱、裝修和翻新的費用。我的獨立自主到此為止。嘉兒和艾琳娜給我寫了封感謝信，塞到門縫底下。她們都是好孩子。我非常喜歡她們。
11月5日，星期三
去詹妮特的畫廊參加盛大的畫展。休伯有三幅畫展出，我們應該全買下來，但我不願付那個價格。過去這六個月，畫價的漲幅令人擔憂——我感覺大家都突然開始爭搶起了這些未經時間檢驗的年輕藝術家。總之，詹妮特還展出了巴尼特·紐曼和李·克拉斯納的畫。她是個聰明姑娘。這是場真正的盛會：像一場充滿火藥、背叛和陰謀的好戲。令我煩惱的是，畫展似乎大獲成功。弗蘭克為自己的新發現欣喜若狂——不是佩特，是納特·泰特——他所有的作品轉眼間就賣掉了。後來，我見到了這位天才泰特：他是個安靜又英俊的高個男孩，讓我想起我在瑞士監獄的獄卒保魯斯。他安靜地站在角落喝威士忌，我很高興地看到，他穿著灰色套裝。整個房間裡只有我們倆穿著套裝。他滿頭濃密的深金色頭髮。詹妮特異常興奮，她說她吸了海洛因（可以做這個？），鼓動我也試一點。我說我年紀太大了，玩不了這些把戲。我買了一幅休伯的畫和一幅馬瑟韋爾的畫。買不到納特·泰特的畫了，我非常喜歡他的畫——以非寫實的大膽風格畫了各種橋，靈感則來自克萊恩的詩歌。我明白弗蘭克說他有腦子是什麼意思了。
正要離開時，我碰到了泰特，我問他有沒有什麼畫願意私下出售，他非常奇怪地回答，我得去問他的父親。後來，帕布羅（詹妮特·費爾澤的狗）在房間中央拉了一大堆狗屎，拉里·裡弗斯跟我講的。
看起來，艾森豪威爾要輕鬆取勝了。
12月25日，星期四
倫敦。特彭泰大道。在薩姆納與母親和恩卡納茜歐吃了一頓令人壓抑又沮喪的午餐。母親似乎日漸衰老——還是夠機警，但明顯瘦了很多，乾癟了很多。我們吃了火雞和煮成灰色的球芽甘藍。恩卡納茜歐忘了煮土豆，母親衝著她大吼，恩卡納茜歐說反正這些英國食物都挺噁心的，說完開始大哭——我讓她們相互道了歉。兩瓶紅酒我喝了大部分（我很明智地帶了這兩瓶酒——家裡只有白朗姆酒）。我沒有告訴她們阿蘭娜的事。
在我坐飛機來這兒之前，我向阿蘭娜求婚。她答應了，立馬就答應了。她又是流淚，又是大笑，基本上是不知所措。我感覺她等我求婚已經等了好幾個月。那天是星期六，我帶艾琳娜和嘉兒去中央公園散步。艾琳娜想滑冰。嘉兒和我坐在露臺看臺上一邊看著她（她滑得相當好），一邊吃著椒鹽捲餅。嘉兒突然毫無來由地用嚴肅且深思熟慮的語氣說：「洛根，你為什麼不和媽咪結婚？你們結婚了，我會好開心的。」我吞吞吐吐地轉移了話題，當天晚餐（只有我們）時，我便求婚了。是的，阿蘭娜確實對我有著肉體上的巨大吸引力，我也喜歡她，可如果摸著良心，我不能說我愛她。要是你愛她，那你怎麼還會和詹妮特·費爾澤發生關係呢？阿蘭娜說她愛我。問題是，芙蕾雅之後，我想我不可能再真正愛上別人了。不管怎麼說，我是開心的，我認為。還不僅是開心：我們要結婚了，我是滿足的、幸福的。我習慣結婚的狀態；我不習慣一個人——我既不期待也不享受一個人。然而，總有個念頭揮之不去：我之所以和阿蘭娜結婚，是因為這樣一來，嘉兒就能成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也許，我愛的人是嘉兒……我這樣想大概非常愚蠢：她不可能永遠都是這個迷人又滑稽的五歲小孩呀。管他呢，人生得意須盡歡。比起其他人，我更應該遵循這條人生法則。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洛根與阿蘭娜·魯爾結婚，一場安靜的平民婚典，一些朋友和他們的孩子出席了婚禮。泰特斯·費奇患了流感，無法出行，他是這樣說的。
紐約日記至此沉默了兩年有餘，直到一九五五年初才重新開始。洛根離開了他在柯尼利亞大街的公寓，住到了阿蘭娜位於河畔大道的家。他們還是很喜歡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叫它米斯蒂克之家），它與紐約的家形成了可愛的對比。他繼續管理利平之子畫廊，但他和馬呂斯·利平之間的休戰狀態又開始顯現出緊張的跡象。］
1955年
4月10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溫暖的豔陽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盡數盛開。我假裝在花園裡看書，實際上，我滿腦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點還沒到，我走進廚房，開了一罐啤酒。旁邊沒人，我喝了幾大口，再往啤酒罐裡倒滿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園後，報紙忽然間看起來都更有趣了。「這就開始喝酒了？」阿蘭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認同的語氣說。「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議。這罐酒能讓我撐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調一壺馬丁尼了。阿蘭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飯時，我會開一瓶紅酒。下午，我會睡個午覺，然後去海邊，帶孩子們在岩石周圍閒晃。等回了家，就來一兩杯餐前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晚餐，我會喝更多的紅酒，餐後喝白蘭地，很快就到睡覺時間了。這是我在鄉下捱過週日的方式。
我為什麼要喝這麼多酒？嗯，一個原因是，到了週日，我知道我週一早上就必須回紐約了。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靈魂，對此我深信不疑——這也是我喜歡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紐約上西區的靈魂不適合我。我痛恨我們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經開始讓我討厭整個曼哈頓島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導致了這一點呢？是西區南北向狹窄的道路。是道路兩旁毫無特色的建築。是上述建築的高度，以及上西區總是擠擠挨挨的人群。太擠了，人行道上總是擠滿了行人。另外，還有寬闊但冷冰冰的哈德遜河。那裡就是不適合我——我的靈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蘭娜建議搬家，可她很愛那套公寓。也許，我是不習慣跟兩個小女孩同住；也許，我並不幸福。
（6月）
開車去了長島的溫多斯——納特·泰特的繼父家，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繼父）買下了繼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並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非正式經紀人的角色。對納特來說這有利也有弊——納特是個充滿魅力（一定還有更好的形容詞——但我想不起來了）但本質老實的年輕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證；有弊的是，沒有哪個有才華的藝術家想讓繼父控制自己的職業生涯。
我買了「白色建築」組畫中的兩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畫，透過石膏粉繪製的底色（像透過寒冷的迷霧），顯出模糊的炭筆印，稍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別為納特感到驕傲，納特卻羞怯地不願接受任何溢美之詞，彷彿那是嗡嗡亂飛的蒼蠅。我喜歡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沒有與之對應的極端利己主義。你能感覺到，他看待藝術世界如同學童看待存貨充足的糖果店——是個可以縱情陶醉的世界，充滿潛在的樂趣和自我放縱。他和納特去雪松酒館喝酒，熱烈地討論女人：「我是說，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動手才把她們趕走！」但我懷疑納特的喜好不在這方面。
（7月）
米斯蒂克。天哪，這真是個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飲酒量，在這裡，我和阿蘭娜之間的緊張氣氛也得到緩解。我看著沙灘上的她：皮膚曬得黝黑，身軀寬大優美。姑娘們對著海岸大笑尖叫，我對自己說：蒙斯圖爾特，享受生活對你來說就那麼難嗎？和阿蘭娜做愛時，我嚐到她胸脯上鹹鹹的味道。躺在她身邊的床上，在漲潮時，我側耳聆聽陣陣濤聲，以及九十五號公路上偶爾飛馳而過的汽車聲，我想我感受到了寧靜。
就在幾千米之外，泰晤士河從諾維奇流向新倫敦。埃塞克斯鎮和老萊姆鎮近在咫尺。費奇為自己的仇英情節選了個最不合適的地方。
（8月）
兩個姑娘去跟她們的父親住了。阿蘭娜和我在長島與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週時間。赫曼·凱勒也在這兒，還有無處不在的奧哈拉。整個紐約藝術圈的人似乎都來這兒了——感謝上帝，我們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凱勒帶我們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納，他的妻子）不讓我們進門。她說波洛克「身體抱恙」。可我們聽到從屋後傳來震耳欲聾的爵士樂。我們開車去了奎戈，吃了漢堡。凱勒和奧哈拉不停地說波洛克是個「天才」，我不得不打斷他們。不好意思，這個詞你們不能隨口亂說，我說，它只適合歷史上那些屈指可數的最偉大的藝術家：莎士比亞、但丁、達·芬奇、莫札特、貝多芬、委拉斯凱茲、契訶夫，還有其他一些人。你們不能把傑克遜·波洛克歸於這類人，稱呼他為天才——這是誇大其詞，更別提它有多荒謬了。他倆強烈表示反對，我們饒有興致地爭論了一番。
（9月）
今天，我發現馬呂斯從利平之子畫廊貪汙了將近三萬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他一直在設法侵吞小額公款，總是用不超過他可以自由花銷的五百美元限額去買畫，並不向我彙報。我去樓下畫倉清點庫存，發現有將近三十幅油畫上都有他的名字：他買它們的時候用的錢要是超過十塊、二十塊，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發票上的價格全是二百五十塊、三百二十五塊之類。這從本質上來說是詐騙，只是很難證明。這樣的情況必須極其謹慎地處理。
下班後，我和阿蘭娜見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後去看電影——《時光匆匆》。我幾乎沒看螢幕上演了什麼。但後來，到了床上，我們做愛就好像是第一次約會。是因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別處嗎？她的大腿似乎張得更開了，所以插入她的身體時，我感覺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覺得自己無比膨脹、強壯有力，彷彿可以不射精，就這樣一直持續下去。這時，她高潮了，她緊緊抓著我，我立刻射了，懷著一種釋放感和淨化感，還立馬想到巴爾扎克說的——「又一部小說泡湯了。」這個想法惹得我笑了起來，聽到我的笑聲，阿蘭娜也笑了，我們共同經歷了一種讓人快樂的互動式的性愉悅。我抽出時，仍處於半勃起狀態；我感覺我依然處於一種動物發情般的狂熱中，準備再來一次。「天哪，」阿蘭娜說，「你今天晚上是怎麼了？」我們一起沖澡，撫摸彼此，溫柔地接吻。我們擦乾身上的水，回到床上。開啟紅酒，我們又相互愛撫，只是都有些懶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決定不做第二次了。剛剛這次做愛發生了新情況，我們都想好好把握這段記憶。
凌晨四點，我醒來，寫下這篇日記，睪丸隱隱作痛。但我的腦子裡塞滿了馬呂斯和他的騙局。
9月29日，星期四
巴黎。倫勃朗酒店。我決定來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馬呂斯的問題，面對面地說。二是因為母親說她身體不好，用她自己的話就是「一隻腳已踏進了墳墓」。另外，還因為我需要換新護照了。
離開之前，我追查到了馬呂斯向其買過畫的一位畫家。根據發票金額，他花了兩百美元，買下一幅畫了海上游艇的畫，畫技拙劣（馬呂斯還形容它有一種「故作天真的風格」）。畫家名叫保羅·克朗彼得，我在紐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學——美國藝術家學校找到他，他在那兒教什麼圖形設計課程。我問他有沒有能賣的畫，我一個朋友買過他一幅畫，我很喜歡。當然有，他說，他把十來幅畫在桌上擺開——二十五美元一幅。我買了一幅，並找他要了收據。
我把這個證據拿給本，他既痛苦又憤怒。「他必須走了。」他帶著真正的苦澀說。他問我能不能獨自經營畫廊，我說，當然能。本說，他會處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時，馬呂斯就將離開了。他熱情地握著我的手，說他由衷感謝我。「在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個可以信賴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熱切地補充道。我自己卻有些擔心，不知道這一切最終將如何收場。
與西普里安·迪歐多內共進晚餐，他是個英俊瀟灑、卓爾不凡的作家。稍稍顯長的花白卷發搭在衣領上。拄著根銀質把手的柺杖——流露出些許紈絝子弟式的派頭。他剛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他相當自豪，還說我跟這個榮譽也有關係（神奇的是，《世界主義者》還在銷售，每年都能賣出幾十本）。我說，這讓我更加了解法國，以及它對作家與生俱來的尊重了。這位七十多歲的不知名詩人，幾十年來再也沒有出版過一行詩，他的鼎盛時期甚至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可他仍被國家視作文化財富。我們共同舉杯，我們是同一片葡萄園裡的辛勤勞工。但我懷疑，在英格蘭——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誰、我寫過什麼東西的人，可能只有十來個。
10月3日，星期一
母親臥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臉色蒼白，身體虛弱。恩卡納茜歐儘可能細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個老太太了。家裡陰冷而破敗。地下室裡住著的兩個十來歲的年輕人和他們尚在襁褓的兒子，是家裡最後的租客。我找來醫生，他開了些抗生素。是支氣管炎，他說，很多這樣的病人。依我看，與其說母親是病了，倒不如說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掙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銀行，發現這房子已被抵押貸款，這意味著它是銀行的了。我償還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鎊，又往裡面存了一百英鎊。不算阿蘭娜的收入，我自己現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負擔不起這種慷慨了。
看了伊恩（弗萊明）的小說《生死關頭》。根據我對伊恩的瞭解，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在這本書裡，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種不可思議的懸念和懷疑。他知道這本書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嗎？總之，它幫我打發了一個或三個鐘頭的時光。
去辦理護照的辦公室拿我的新護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歲了，這個念頭讓我頭暈目眩。我的人生怎麼了？護照給你定期分配的這十年，是一種殘忍的死亡警告。我還會有多少本新護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兩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覺還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護照期限卻好像都十分短暫。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換了六本護照。
10月6日，星期四
特彭泰大道。我給彼得打電話。格洛麗亞接的。彼得去了阿爾及利亞，為下一部小說做研究。阿爾及利亞？你知道的，那兒有叛亂：他覺得用來做他小說的背景挺不錯的。要不你來家裡喝一杯吧？格洛麗亞說。於是我去了。彼得現在住在貝爾格萊維亞區伊頓陽臺的一套大公寓裡。格洛麗亞格外性感美麗——才晚上六點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溝。我們控制不住地打情罵俏起來。我離開時，我們相互親吻，她允許我捏她的乳房。「我們是在這兒搞，」她說，「還是去你家？」我建議在特彭泰大道——那裡更隱秘。「明天晚上，」她說，「八點。」
10月7日，星期五
格洛麗亞剛剛離開。現在是十一點十五分。「你有個很奇妙的小窩，洛根·蒙斯圖爾特。像和尚的齋房。我希望，你是個好色的和尚。」她帶來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這樣會讓我想起苔絲。她嬌小玲瓏的身軀出人意料地相當結實——我原本還以為她的身體會是柔軟又豐腴的，可實際上，她就像個體操運動員，肌肉非常結實且有彈性。我注意到，我們倆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愛的過程很不錯，充滿活力，直截了當，雙方都很滿足。然而，我還是很高興明天就能回紐約了。
（洛根回到紐約後，發現馬呂斯離開了畫廊。本給出嚴厲的最後通牒，但兩人的關係最終還是有所緩和，他給了馬呂斯自己開畫廊的機會和資金，看他能不能在繼父眼中將功贖過。馬呂斯毫不耽擱，在東五十七街上開了馬呂斯·利平畫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運營。他和馬呂斯再無聯絡，兩人都小心地躲著對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圖爾特死於肺炎後的併發症，享年七十六歲。洛根飛回倫敦參加葬禮。他利用人在歐洲的機會，和格洛麗亞·斯卡比爾斯秘密共度了短暫的假期。他們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開車向南，去了普羅旺斯和地中海。）
1956年
8月5日，星期日
行程。巴黎—普瓦捷。極其差勁的酒店。普瓦捷—波爾多。布里斯托酒店——還不錯。接著和西普里安在凱爾西他的莊園住了兩天。西普里安一反常態，在格洛麗亞面前似乎有些畏縮（「她是不是有點兇啊？」）。回波爾多住了一夜。在查彭芬恩餐廳吵了一架。回到酒店，格洛麗亞朝我扔來一隻鞋，砸碎了鏡子。她一整天都不肯跟我說話，直到我們去了圖盧茲。「你想去哪兒吃飯？」我問。「反正不跟你一起，你這畜生。」她回答。我們在和平餐廳吃了飯——味道好極了。我們倆各喝了一瓶紅酒，接著又喝了幾杯雅馬邑酒。又成了朋友。早上，格洛麗亞給彼得打電話——他以為她在和她一個叫莎莉的美國女性朋友旅行。這樣似乎很冒險，但出於某種原因，我並不在乎。我覺得——這是格洛麗亞在出軌，不是我——這種感覺大概是自欺欺人。我搞不好就相當於男妓。圖盧茲—阿維尼翁。格洛麗亞午餐時酩酊大醉，把尖尖的叉子戳進我的大腿，戳出了血。我說她再有一次暴力行為，我立馬坐下一班飛機回倫敦。從那以後，她就表現得很好了。
8月6日，星期一
戛納。和畢加索在他的新家「加利福尼亞」共進午餐。房子很俗氣，房間都很大，還看得到海灣的絕妙風景。一個叫傑奎琳·洛克的年輕女子是他現在的繆斯。畢加索很喜歡格洛麗亞。她坐在他和伊夫·蒙當之間，我則在桌子的另一頭對著西蒙妮·仙諾垂涎。（「她就像個酒吧女招待。」格洛麗亞出言不遜。我表示贊同：「是啊，美得不可方物的法國女招待。」）格洛麗亞今晚格外含情脈脈，說她這輩子從來沒有過如此愜意的假期。畢加索對我說，他認為她是個非常典型的英國女子——實際恰恰相反，我說。午餐後，我們站在露臺上時，畢加索給我們倆畫了幅速寫——也就用了大概三十秒吧——他在畫上籤了名，寫了日期，遺憾的是，他把它送給了格洛麗亞。別想把它要回來了。
8月15日，星期三
明天就要飛回去了，於是，我去布朗普頓公墓給母親掃墓。恩卡納茜歐去布林格斯和她的一個侄子一起住了，薩姆納的房子被銀行沒收。母親去世時，還有幾筆小額欠款尚未還清，我會償還一部分。她在遺囑中把一切財產都留給了我，實際上，她一分錢也沒有。父親留給我們的所有財產分文不剩——我發現這件事仍然讓我很生氣。倒不是因為其中一些錢本該是屬於我的，而是因為我很清楚，如果父親知道了她對金錢是如此不負責任，他該會有多震怒。
格洛麗亞把畢加索的畫「借給」了我（「我總不能把它掛在伊頓的公寓裡吧，親愛的，真的。否則就連彼得也該起疑心了。」）。我把它裝進畫框，掛在客廳的煤氣壁爐上方，它是牆上唯一的畫。彼得寫的關於阿爾及利亞的小說《紅與藍與紅》相當暢銷，格洛麗亞開心地幫他花著版稅。她在布歇爾機場跟我吻別時說：「謝謝你，洛根，親愛的，帶我過了個超棒的假期。不過我認為，我們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應該再見面了。」她告訴我彼得一個接一個地交女朋友，都說是他的研究助理：她這話讓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對彼得時我也不會有負罪感——可阿蘭娜呢？
去我的裁縫店進行最後一次試穿：一套炭灰色的細條紋套裝；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輕薄款法蘭絨套裝；還有我標準的午夜藍雙排扣套裝。顯然，從一九四四年到現在，我的腰圍長了十三釐米。「都是吃那些漢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說。
8月23日，星期四
傑克遜·波洛克在長島出了車禍，害死了自己和另一個女孩。很悲傷，但並未引起藝術界的震驚：大家一致認為，他總會以某種方式害死自己的。本從巴黎給我打來電話，讓我買下所有能買到的波洛克的畫。可它們都是垃圾啊，我說。那人就是個無可救藥的畫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會一心求死。誰管這些？本說，你就買吧。他沒看錯：波洛克的畫已經在漲價了。我分別花了三千和兩千五百美元，才買下他後期畫的兩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凱勒說他認識一個人，這個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畫的滴墨畫，但開價五千美元。好吧，我極不情願地說。本非常滿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麥迪遜大道上碰到了馬呂斯·利平。他正從一家酒店出來，滿臉通紅，站也站不穩——應該是喝了太多雞尾酒。這時還只有下午四點。我禮貌地微笑著，點頭打招呼，想從他身邊走過，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說我是挑撥他們父子關係的「該死的馬屁精」。我說就算有什麼挑撥了他們的父子關係，那也應該是兒子從父親那兒偷走的三萬美元。他朝我揮拳，沒有打中。我把他推開了。我五十歲了，不能再在紐約街頭跟年輕人大打出手了。「我會收拾你的，你這該死的狗東西！」他對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說完我便漫步走開。幾個紐約人停了一秒鐘，露出微笑：沒什麼大事，不過是兩個外國瘋子在吵架。
1957年
4月13日，星期六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我走進兩個姑娘的臥室，艾琳娜一絲不掛地站在那兒。她胸脯小小，乳頭尖尖，私密部位長著淺淺的絨毛。對不起！我故作輕鬆地邊說邊向後轉。當然了，她都十四歲了，可我還是把她們當作我第一次見到時的小孩子。我採取預防措施，將這次意外告訴阿蘭娜，免得艾琳娜先跟她說了。「哎呀，她真是長大了。」我說著類似無傷大雅的話。「你可別搞成習慣了。」她說。我說我既不喜歡她這話的語氣，也不喜歡其中的暗示。她讓我自己操自己去。我說，我寧願操自己，也不願意操你——不過要是有這樣的機會也不錯。我們惡狠狠地吵了一架，說著我們能想到的最傷人的話。這是怎麼了？有那麼可怕的一刻，我以為她發現了格洛麗亞的事，但這是不可能的呀。嘉兒察覺到我們之間的緊張氣氛：「你和媽咪為什麼總是吵架？」「唉，我們只是變老了，脾氣變差了。」我說。自從我貿然闖入後，艾琳娜再也不能直視我的眼睛。
6月3日，星期一
昨天跟詹妮特（費爾澤）有一場奇怪的會面。是關於生意的，她說，不是玩兒，但她不想在我們倆的辦公室見面。好吧，我說，大都會博物館門前的臺階怎麼樣？不，不，她說，太顯眼了。我們最終選定萊剋星頓大道的一家書店。
詹妮特問，你認識卡斯帕·阿爾伯蒂嗎？認識，我說，他是個客戶——從我這裡買過一幅維亞爾的小畫。他破產了，珍妮特說。你怎麼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他打算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你怎麼知道的？我又問了一遍。自然是有人告訴我的，她說——他請了個估價師。他急需錢，她會意地說。接著，又靦腆地補充道，你能湊到十萬美元嗎？為什麼？因為如果你能湊到，我能湊到，我還有個認識的人也能湊到，那我們就可以用三十萬美元買下阿爾伯蒂所有的畫。接著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等一年，再把它們全部賣掉，賣的錢三人均分。你的錢可以翻一番——我保證。
我給身在巴黎的本打電話，他立馬給我匯來了錢。我大感意外，又隱隱有些羞愧：不知為何，我感覺自己被拉低到馬呂斯·利平的水平——我彷彿進入了那個私相授受、騙子橫行的世界。
（6月）
我通常七點起床——這些日子我睡得不太好——沖澡、穿衣，再去吃早餐。雪莉（女傭）會為我和兩個姑娘把一切準備妥當。我早餐吃吐司夾炒雞蛋。兩個女孩來了以後，會吃麥片，喝奶昔，大聲嚼著曲奇餅乾。我倒了點咖啡，開始抽今天的第一支香菸。嘉兒不知疲倦地說個不停；艾琳娜則好像總在為衣服或家庭作業的事煩惱。阿蘭娜在八點半準時出現，看起來完美無瑕，她會喝一杯咖啡，抽一支香菸，然後雪莉會送兩個姑娘去上學。有時候我和阿蘭娜坐同一輛計程車，但我很喜歡清晨此刻的城市，所以通常會走過幾個街區，買上一份報紙後，再坐計程車去畫廊。
我總是第一個到畫廊的。我開啟門，點亮燈，拿起郵件，在辦公室安坐下來，拿著望遠鏡等那個女孩出現。從我們的辦公樓，我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第五大道公寓區的後面。有個女孩住在四樓，大部分時候都在九點半到十點之間起床，拉開窗簾。她一定以為正對面不會有人看到她，可她忘了我們這些能從斜向看到她房間的人。
作為業餘偷窺者，我創造了一個我稱之為「偷窺者運氣」的概念。我坐在桌前，舉著望遠鏡，鎖定她的兩扇窗戶，突然電話鈴響了，她偏偏就在這個時候脫掉了睡裙。等我處理完電話，再次抓起望遠鏡時，她已經穿好了胸罩。以前，錯失這樣的機會總讓我怒不可遏；但現在，我會用自己創造的概念安慰自己。「偷窺者運氣」總會以某種方式降臨於我。
比如說，上週五，我接待了一位來得很早的客戶，以為我會完整錯過一場好戲。可就在我回辦公室一小會兒的時候，她正好赤身裸體地出現在視窗，站在衣櫃前思考該穿什麼。現在，在這件事上，我完全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我每天早上一進辦公室，就會檢視她的窗簾，我用望遠鏡觀察，等一兩分鐘，要是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就繼續一天的工作。我估摸著，在接下來大約兩年的時間裡，我每個月至少能有一兩次機會好好看看她的身體。
這個女孩並不漂亮：她有點偏胖，捲髮細長，下巴突出，嘴唇很薄。有一次，我在麥迪遜大道的熟食店碰到她，差點喊了聲「你好」。站在她旁邊排隊付款的隊伍中，一想到我觀察她每天早上從衣櫃裡選衣服的樣子，我就覺得特別奇怪。我很想說：「我最喜歡你那件紅色胸罩。」我注意到，她買了薄荷味的香菸。我知道她什麼時候出去度假，也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從某個怪異的角度來說，她是「我的女孩」。這種關係純粹是單方的，每當拿起望遠鏡時，我總會這樣說到她：「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我的女孩呀？」我不想知道她的名字或其他任何情況。
（6月）
我跟我的心理醫生約翰·弗朗西斯·伯恩說起這個女孩。「她會讓你興奮嗎？」他用平靜的語氣問，「之後你會手淫嗎？」我說不會，這是實話，我試著解釋這種隨意而偶然的窺探給我帶來的興奮程度。我對伯恩說，畢竟，我不是到處去偷窺女人。我只是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街對面的這個女孩自己拉開窗簾，不穿衣服在房間裡四處走動。可你買了望遠鏡，伯恩說。那是因為好奇，我說，我對細節感興趣。我喜歡這套程式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直接和親密感，它能讓我興奮，但又不會引起過分的性刺激——就像德加或勃納爾的畫，我試著解釋，你知道吧，《吹乾頭髮的女人》《浴中的瑪爾特》之類的。伯恩認真想了想。「好吧，」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伯恩是亞當·奧特瑞奇醫生推薦給我的，可我直到今年年初才跟他聯絡——是因為無聊，而不是心理問題。阿蘭娜和我之間很不愉快，我突然覺得有必要向別人傾訴。
伯恩六十多歲，是個厭世又冷嘲熱諷的人。他思維敏捷，知識淵博。他個頭很高，很胖。我問他知不知道詹姆斯·喬伊斯小說中「克蘭利」的原型也叫伯恩——j.f.伯恩。我知道，伯恩說，那又怎樣？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巧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很巧，我說。我在倫敦有個裁縫也叫伯恩，連教名也一模一樣——這就是很巧。伯恩無動於衷。你看看你，他說，你的姓這麼罕見，不還是跟那個陪鮑斯韋爾遊學的人同姓嗎？這讓你感覺有什麼不同嗎？感覺更好？可是，還有一點，我說，我見過喬伊斯，我讀過他的書，我讀過伯恩為他寫的回憶錄，而現在，你成了我的心理醫生。難道你不覺得這樣的機緣太巧合了嗎？我覺得你順著這條線追下去不會有什麼結果，伯恩說，跟我再說說這個女孩吧：她的胸大嗎？
第一次見伯恩時，我問他屬於哪個學術流派——弗洛伊德派、榮格派、萊許派，還是別的什麼派。都不是，他說。我基本上就是個實在又保守的s＆m派。s＆m派？就是「性和錢」啊。他解釋：根據他的經驗，如若並非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躁狂憂鬱症這類臨床疾病，那他的病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其神經官能症都是由性或錢的問題引起的，或者兩者皆有。如果我們能抓到性或錢的問題的根本，那談話治療就會頗有成效。他露出蒼白無力的微笑：要了解自己云云。那麼，你屬於哪一類病人呢？他問。我認為我是遇到了性問題的那一類，我說。
（10月）
詹妮特和我又開始斷斷續續地偷情了。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也許是因為我太想念格洛麗亞和我們昔日的快樂時光了。那天，我開車載著詹妮特從溫多斯回來（我們是去看泰特的），她邀請我進屋喝一杯，結果一來二去……不管怎麼說，我們是在慶祝，就像合謀犯罪的同夥。我們期待阿爾伯蒂的畫能讓我們把本錢翻三番。這太容易了。
去廣場飯店和查理·澤姆希（一個客戶）見面。天氣暖洋洋的，中央公園南區散發著小馬駒和拉車馬匹留下的濃濃的尿騷味和糞臭味。就是因為太臭，所以我夏天從不到這兒來，可我以為十月份來是安全的。這真是一堂有趣的歷史課：三十幾匹馬就能製造出這樣的臭味，想象一下，十九世紀的城市該有多麼惡臭熏天。更別提還有每天拉在街上的成千上萬噸的馬糞。我繞道而行，發現我的胃裡翻江倒海——要是回到狄更斯時代的倫敦，我該怎麼活下去？
查理還是一如既往地可愛又乖僻：他痛恨紐約，痛恨他的新房子。「我受夠了那些承包商、建築師。你沒法過日子。你得住在酒店裡——我要把我所有的房子都賣掉。你住在酒店裡，這就是別人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了。」查理的理論是，如果能把生活中的煩惱瑣事降到最小值，那你反而可以更好地享受人生。我問他怎麼能為了邁阿密而放棄紐約。「在那裡度過糟糕的一天也比在這裡度過愉快的一天強。」儘管如此，他還是對我這幅勃納爾的小畫相當感興趣。你能把它裝進手提箱，我告訴他，從這家酒店拎到那家酒店。
1958年
（5月）
在南安普頓金斯伯格家過週末。託德·休伯也在，還有他的妹妹瑪莎。瑪莎也是畫家：滿頭紅髮，一雙奇怪的藍眼睛有點歪斜。她和巴尼特·紐曼一樣，畫的都是粗條紋的抽象畫。託德熱切希望「利平之子」能買她的畫。「馬呂斯可是很有興趣的哦。」他為了刺激我這樣說。
直到睡覺前，嘉兒一整晚都在「尋找斯普特尼克」。我跟她一起站在草坪上，有點兒飄飄然，夜色完美，我和她抬頭仰望繁星，尋找那個移動的光點。我感覺腦子空白，頭暈目眩，失去了平衡。嘉兒扶我從草坪上站起來。「你怎麼摔跤了？笨爸爸，」她說，接著又說，「笨洛根。」我很高興她沒有看到我眼中閃爍的淚花。
（7月）
米斯蒂克之家。今天早上看著阿蘭娜一絲不掛地剃著腋毛，讓我產生了一陣小小的悸動的顫抖，就跟以前一樣。我溜下床，走進浴室，用我堅挺的陽具頂她的屁股。「親愛的，我來例假了。」她說。可我知道她沒有。
（7月）
早上十點，我直接用酒瓶喝起杜松子酒，我只想要那種興奮感、那種小小的震顫。濃霧散去，露出薄霧濛濛的藍天，海峽裡的海水奇怪地變得不再透明，而像牛奶。我很無聊，所以這麼早就拿起酒瓶：阿蘭娜要在城裡住三天。雪莉來幫忙照顧兩個姑娘和她們的兩個朋友。四個小姑娘在家裡——不是打打鬧鬧，就是咯咯嬉笑，好像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會做。
（8月）
看著剃鬚鏡裡自己的臉，發現它變得越來越粗糙：小瘤子和斑痕，暴出的毛細血管，皺紋和鬆弛的皮膚，一切都是隨年歲增長而累積的細小傷害。我的頭髮好像也在減少，美人尖變得愈發明顯。我嘗試用不同的方法梳頭，結果我都不喜歡。拜託，我五十二歲了，沒必要再裝模作樣了。
（8月）
紐約。託德打來電話，非常興奮，他讓我來看看瑪莎的新畫。獨自一人住在公寓感覺很奇怪。沒有兩個姑娘和阿蘭娜的存在，它顯得如此之大。我還有幾個會面，決定週末也待在這裡，週一再走。
我去了瑪莎的畫室。怪異的作品，讓人難以忘懷。畫幅都很大——二點五米長、一點二五米寬，或三米長、一點五米寬——很有想法，畫著透納風格的色彩漩渦。光與影，印象主義風格。可看上去又有一些不完美的印記，像是被濺上了極小的深色顏料，又像是畫布的紋理以某種方式顯露了出來。當你湊得很近去仔細端詳時——要湊得很近很近，只隔幾釐米——你就會看到，這些小點實際上是微縮的人物或動物——要我說，應該不超過三毫米高。而等你再往後退時，這一視覺的突然轉變會帶來驚人的效果。感知器官會自動發生變化，你簡直能在腦海中聽到它們切換的聲音。你再看這幅畫時，它就不一樣了。突然間，這些模糊的暈染和耀眼的色調成了巨大神秘的荒野，在驚人的天氣和光影效果下，小小的人兒在其中穿梭。我和瑪莎簽了舉辦畫展的協議。我們在村子（格林尼治村的暱稱）裡吃午餐，開懷暢飲以示慶祝。
（8月）
今天，星期日，還有點宿醉未醒，下午去看了場電影——《金粉世界》。哪怕是這個虛偽的好萊塢版本也讓我無比渴望能去巴黎、去歐洲、去那個舊世界。從影院出來時，我想：也許我應該帶著阿蘭娜和兩個姑娘去趟巴黎——想想她們會有多愛那兒吧——又或者，即便她們不愛那兒，去一趟對她們也是有益的，是她們教育的一部分。
我沿著萊剋星頓大道散步，尋找計程車，滿腦子想著阿蘭娜，就在此時，一個和她一模一樣的女人從街對面的咖啡館走了出來。就是她。我大喊，她沒有聽見。我跑到街對面，可她已轉過街角。我覺得是四十四街。我看到她走進一家酒店。阿斯托利亞酒店。我走進大堂——沒有她的蹤影。接著，我看到了她，她和一個男人坐在酒吧，半轉身背對著我。那男人看上去三十多歲，膚色黝黑，頗有魅力，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從這兩個人挨著坐在酒吧裡的模樣，你就能知道他們有多親密。我對此確信無疑。我在酒店外等了半個鐘頭，又重新走進去。他們不在酒吧裡，但也沒有出來。
（8月）
我回到米斯蒂克，阿蘭娜告訴我，她星期天去了紐約——說是她姐姐有什麼急事。她給公寓打過電話，沒有人接。我去看電影了，我說，《金粉世界》。這電影讓我很想帶你和孩子們去趟巴黎。她對這個主意很感興趣，我們吃晚餐時一直在討論巴黎。我在想她的情人到底是誰。
（十月，阿蘭娜將自己的婚外情告訴洛根，並要求分居。她愛上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同事，製作人大衛·彼得曼。洛根說，如果她能斬斷情絲，那他確信自己是可以從內心原諒她的。阿蘭娜卻回答，她不打算結束婚外情。於是，洛根搬離河畔大道的公寓，穿過城區，來到上東區，租下第三和第二大道間東七十四街上一幢連排公寓樓的頂樓——從畫廊走過來很近。他們達成一致，週末輪流去住米斯蒂克的房子。洛根繼續去見伯恩醫生。）
1959年
（2月）
這太可悲了。下午，我站在嘉兒的學校外面，等她們班出來。我很想她，我想見見她，就一起去吃個晚餐，待半個鐘頭，聊聊天。阿蘭娜的男朋友也在那兒，也在等著。我說：你他媽在這兒幹嗎呢，戴維森？我叫彼得曼，他說，大衛·彼得曼。他是來接嘉兒回家的。我說我會送她回家。他覺得阿蘭娜可能會不高興。我說過去六年我都是嘉兒的家人，據我所知，她現在也還是我的繼女。他看著我：你就走吧，蒙斯圖爾特。都過去了。接受現實吧。我想揍他，朝他的方下巴重重地打上一拳，再踩碎他厚厚的框架眼鏡。可我想了想，要是嘉兒從學校出來，看到她認識的這兩個男人為了她大打出手，她會怎麼想呢。不太好。我離開了，我找了家酒吧，喝到大醉。
（4月—5月）
腦海中總在迴響一首無聊的歌——「到監獄，搖滾去」——怎麼也擺脫不了，聽了好多天了。我聽巴赫和蒙特威爾第，可每當我換唱片的時候，那首歌又會響起來：到監獄，搖滾去。
巧合的是，萊昂內爾寫來一封甜蜜的信，說他正在倫敦做音樂，擔任「綠袖子」樂隊的經紀人。他說他改名叫里奧了——里奧·萊格特——他不想讓別人再叫他「萊昂內爾」了。我覺得「里奧」很好聽：萊昂內爾——里奧。天哪，他現在應該二十六歲了。那老頭死了以後，萊昂內爾應該繼承了準男爵的爵位。里奧·萊格特爵士。母親要是知道了一定會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