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你以為你是誰啊？」她說，「史特拉汶斯基？高爾斯華綏？」
「哎呀，那是我經紀人的錯呀，」我說，「他總是自作主張提高我的出場費。沒法忍。」
「他這不是幫你，我告訴你，」她氣勢洶洶地說，「你直接上了我們的黑名單。十畿尼？太他媽荒唐了。我要是你，就開除他。」
我說我老早就想開除華萊士了。接著，我問她叫什麼名字。
「芙蕾雅·德弗雷爾。」她說。
芙蕾雅·德弗雷爾。芙蕾雅·德弗雷爾。光是拼她的名字，我就已心跳加速、血液沸騰、呼吸急促了。她的美帶著咄咄逼人的氣勢。她的雙唇微微嘟著，既不是突出也不是噘起，只是好像想要脫口說點什麼。她個頭高挑，身材苗條，我覺得應該才二十出頭，而且這麼年輕就顯得相當自信。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摔斷了腿，傷得很嚴重，他們認為，他還得等一週才能出院並繼續旅行。
「我明天就要坐船去南安普頓了，」我說，「我今天晚上能不能請你吃飯？看我能不能說服你，把我從談話節目的黑名單上除名。」
此刻我坐在這兒，寫著這些文字，等著去她的酒店和她見面。生活中這些微妙的時刻總讓我害怕。要是我沒有弄丟護照。要是她的父親沒有撞車，也沒有摔斷腿。要是她沒有正好在那個時間去領事館……前景空洞而虛無；只有回望你才能明白，這些關鍵的聯絡是多麼隨機且偶然。
（4月）
「蓋盧佳號」。法國船，葡萄牙船員。一半船艙都是空的。我寫完了給《圖說》的三篇稿子，還多寫了一篇，記錄了造訪畢加索畫室的經歷，我相信華萊士一定能給它找個發表的地方。早上我待在甲板上——今天陽光燦爛，空氣清新——我走來走去，試著理清思緒，暢想不遠的將來會是什麼樣子。
與芙蕾雅的晚餐很愉快，我對她有了更多瞭解。她的父親是個鰥夫，和她哥哥住在柴郡。芙蕾雅每年和父親度假一次。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德國和奧地利，但由於當前的政治局勢，她這次不想去那兒，這才有了倒霉的葡萄牙之旅。芙蕾雅比我左翼得多，我意識到我現在是多麼遠離政治，不禁為自己的冷漠淡然隱隱感到慚愧。她二十一歲，已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了兩年。她想憑自己的本事成為節目製片人：「坐上那個位置可不容易，我告訴你。」對於我們聊到的某些話題，她強烈地表達了與我不同的意見。畢加索——「江湖騙子」；弗吉尼亞·伍爾夫——「目前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莫斯利——「國家的災難」。我陪她走回她住的酒店，我們互道晚安時，她用力和我握手。我問她，我們回了倫敦還能不能再見面，她給了我一個地址——她和另外八個年輕的單身女子，同住在奇斯威克的一處租屋裡。她知道我結了婚，還有個孩子。我說她一回去，我就會馬上跟她聯絡。我給了她我的名片，她把地址念出來：「索普戈丁厄姆……聽起來很遙遠。」我告訴她，我正在倫敦找公寓。
「你看過我的書沒有？」晚上某個時間，我問她。
「沒有。」
「那你為什麼想找我上你的節目？」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過你寫的一篇文章。我想是你的名字勾起了我的興趣。」
這不算開始一段關係最有前景的基礎，但我已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被這個女人給迷住了。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5月15日，星期二
回到切爾西。我剛剛為德雷考特大道上一套半裝修過的小公寓支付了三個月租金。它有一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可以兼作我的書房，還有一間極小的臥室、一間盥洗室（沒有浴缸）、一間很窄的艙式廚房和一張可摺疊的桌子。我得自己買些傢俱，包括一張床（單人床——雙人床放不下）、一張沙發和一套鍋盆碗盞。我樓上住著一位中年波蘭女裁縫，樓下住著兩位公務員，我懷疑他們可能有點「同性戀」傾向。整條街陰暗乏味，每個人只管自己的事。我認為，這裡將是我新生活的理想起點。
芙蕾雅非常喜歡芭蕾，上週五我們去看了《吉賽爾》。我自認對舞劇一竅不通（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別的藝術形式都讓我著迷），可我看得很開心——我猜，是優美高雅的舞蹈和動聽的音樂讓人很難抗拒吧。看完後，芙蕾雅在餐廳問我問題，並對我的無知感到震驚。「要是我說，我對文學藝術毫無興趣，你會怎樣？」她說，「你會怎麼看我？」我高興地認了輸。我很高興能坐在她對面認輸。
我開了新的銀行賬戶，讓華萊士把我所有的稿費都轉進來。艾斯萊德每年給我們——實際是給洛蒂——三百英鎊零花錢，足以維持我們在諾福克的生活開銷。我跟洛蒂說，我在倫敦待的時間會「大大增加，增加很多」，她似乎並不介意——她唯一的條件是我週末要回家。我乘勝追擊，悄悄將我大部分的書和畫轉移到了德雷考特大道——我想她壓根兒沒有發現。華萊士將我的《與畢加索會面》的文章以兩百美元價格賣給了《生活》雜誌。
（5月）
我小心謹慎、不慌不忙地追求芙蕾雅。我熱切地約定見面的時間，提前很久詢問她，從不自以為是。她喜歡在餐廳吃飯，酒量也跟我差不多。我暫時避開了常去的那些地方——常青藤餐廳、皇家餐廳、普來維塔利餐廳等——我不想引起流言蜚語。我們去看電影，去參觀美術館，去看戲，去欣賞芭蕾。上週去看戲之前，我們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喝酒，她很喜歡那套公寓。英國廣播公司有個「年輕人」對她頗感興趣，但我認為他不是我的對手。
6月8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在談話節目部門的一位上司舉辦雞尾酒宴會，她邀請我同行。她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換了衣服（穿上海軍藍的綢紗裙和高跟鞋之後，她突然顯得非常成熟），我們坐計程車去了上司在海格特區的家。上司叫特維爾·史蒂文斯——四十多歲，頭髮卻已變得驚人地雪白。傍晚天氣很熱，參加聚會的人紛紛走到花園裡。不知為何，我感覺酒精上了頭（在芙蕾雅出現並安撫我之前，我喝的是純杜松子酒），便自顧自地走開，想要清醒一下。在夏日傍晚柔和的暮色中，站在英式花園裡，我突然感覺全身湧出一種純粹的幸福感。快樂與愛意的暖流流過我的身體，讓我為之顫抖。我四下環顧，看到芙蕾雅正在草坪對面盯著我。這就是愛。這就是愛對你產生的影響。我們彼此對視，無聲的資訊通過四目傳遞。這時，特維爾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把視線挪開。
我像個機器人，朝另一群人溜達過去。我覺得我好像看到了湯米·比提。讓我略微吃驚的是，蘭德竟然在他們中間。我們親切地交談起來：她告訴我，她要在下次選舉時支援議會。她問起洛蒂和萊昂內爾的近況，以及我正在寫什麼之類的，我也問了她福瑟吉爾家其他人的近況。在那樣的親密關係後，我奇怪地察覺到我們之間這種冷冰冰的感覺。我猜，如果你向某人求了婚，而她拒絕了你，一切就再也不可能恢復原樣了吧——太多的傷害已經造成，而人只能忍受那麼多的拒絕。我們繼續聊天，芙蕾雅來了，我為她們做了介紹。這種情況沒什麼好隱瞞的。我不知道我們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微妙的訊號——也許女人比男人更能感知到這些——反正我立馬就意識到：（1）蘭德知道我對芙蕾雅的感覺；（2）芙蕾雅知道蘭德曾是我的情人。三方交談極其尷尬、生硬，我們迅速而禮貌地分開了。
聚會另一個讓我高興的地方就是，我發現我小小的文學成就激起了漣漪。伊麗莎白·鮑恩問我（我覺得她問得有些狡猾）：「你現在是不是特別有錢？」另外，我起碼被問到六七次，下一本書什麼時候出版。特維爾·史蒂文斯對《思想的想象》讚不絕口，還說等《世界主義者》出版時，我們一定要做期廣播節目。
芙蕾雅和我九點左右離開，我們在高街叫了輛計程車。我問她想去哪兒吃東西。「德雷考特大道。」她說。
一絲不掛的芙蕾雅。更美了。她的胸口和雙肩長著雀斑。她的髖骨向外突出。我們都是二十多歲——但不知為何，我竟感覺自己比她老多了。我們在我的單人床上緊緊相擁。「我們永遠都不要買雙人床，洛根，」她說，「永遠不要。我們要一直睡在單人床上。」
她留下來過夜，今天早上八點出門上班。我穿著睡袍，坐在廚房裡，在摺疊桌上寫著這篇日記，我面前的盤子裡是她早餐沒吃的吐司皮，我內心充滿狂喜。我想到洛蒂，想到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孩子，我意識到，和她結婚確實是彌天大錯。然而，過往無法重來。我只想跟芙蕾雅在一起：沒有她的時間都是無法挽回的損失。
（6月）
索普。今年夏天會非常難熬。洛蒂在康沃爾的福伊租了幢房子，準備七八月住。我告訴她，我八月份大部分時間都會在法國，為《世界主義者》的創作做研究。她同意了，但一整天都耷拉著臉。她什麼都沒有懷疑，我知道。
也有金錢方面的憂慮。我們在銀行透支了，洛蒂找父母要求增加零花錢，艾斯萊德焦慮地跟我私下聊了聊：他不明白，以我的收入再加上洛蒂的零花錢，我們這年輕的兩口子（沒有按揭貸款）怎麼會負債。洛蒂花起錢來從不動腦筋，我解釋說，我還告訴他，我目前的收入很少——作家的生活，你也知道的，不是撐死就是餓死。當然，我的收入一分錢都沒有進入我們的共同賬戶。我力勸洛蒂勤儉節約，只是這個概念對她來說是陌生的。《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廠》的版稅現在不多了（不過《女孩工廠》在法國倒是賣得出人意料地好），來自電影票房的分成也像陽光下的積雪在不斷減少。我寫報刊文章掙來的錢，絕大部分用在了德雷考特的公寓以及我和芙蕾雅在倫敦的生活開銷上，在《世界主義者》交稿之前，我都不會有大額的收入；交稿之後，大約能拿到一百五十英鎊。在那天到來之前，我只能以稿費為抵押，（找好心的華萊士辦公室）借錢度過這個夏天。我要帶芙蕾雅去比亞里茨。
（事後補記。一九六五年。有趣的是，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為錢操心，並不得不省吃儉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是怎麼付賬單的。）
（6月）
萊昂內爾得了哮吼症。看起來病懨懨的。那天，我讓他坐在我的膝蓋上，他用一隻陰沉而無知的眼睛惡狠狠地盯著我。
華萊士說《藝術雜誌》（是的，就叫這個名字）要找個書評主筆，每月十英鎊稿費。如果寫了專題報道，還有額外報酬。顯然，我寫的關於畢加索的文章讓他們印象深刻。這是本裝腔作勢且定價不菲的雜誌（由某位裝腔作勢、樂善好施的百萬富翁大力資助），可至少，它承認在我們這個小島之外，還有別的人也在創造藝術。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但我很清楚，我必須儘快寫完《世界主義者》。過雙面的人生是件花錢的事。寫完《世界主義者》，接下來呢？
7月30日，星期一
從福伊回來。天哪，真是一場嚴酷的考驗。只有我們一家人在時，我還能勉強忍受；有客人時，我就忍無可忍了。我感覺像在經歷某種精心設計的監禁。安格斯和莎莉，接著是伊安瑟一家。幸好，我不會見到艾斯萊德和伊妮德。我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車來到倫敦，直接去廣播公司找芙蕾雅。我們繞過街角，去了一間酒吧，我們手拉著手，喝金湯力。她只能離開兩週時間——她還得留出一些年假，陪陪她父親。
我去看了母親。薩姆納現在住了四戶租客。母親和恩卡納茜歐住一樓，把包括地下室在內的其他三層樓都租了出去。一年多沒見過普蘭德蓋斯特，也沒聽過他的訊息了。我讓母親把和金融交易有關的所有檔案都找出來。父親給她留了伯明翰的房子和將近一萬五千英鎊財產。哪怕是在買下薩姆納的房子並裝修之後，也應該還有足夠的錢，讓她一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每年至少一千英鎊），並讓我分到父親承諾過的遺產。我彷彿還能聽見他說：「你們倆都將衣食無憂。」你們倆。這不僅是母親的錢，也是我的錢。考慮到那些奢侈的開銷——汽車、用人和我的零花錢等——我算了一下，大蕭條讓我們損失殆盡。普蘭德蓋斯特在美國股市不計後果的投資又讓我們損失了八千英鎊——一筆鉅款，更別提還有六十二街的公寓。我猜我應該憤怒，但試圖想象失去你從未擁有過的東西總是很難。至少，薩姆納的房子還是母親的，雖然看到她和陌生人同住讓我難過，但房租總算讓她有足夠的持續的收入照顧好自己。我發現廚房裡有個空的杜松子酒瓶——我會找恩卡納茜歐私下談談。不用說，她自然是沒完沒了地抱怨，說跟孫子見面太少之類的話。
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裡，我寫下這篇日記：我在康沃爾時，芙蕾雅一直住在這裡。花瓶裡有鮮花，整間房子感覺很乾淨，聞起來也很乾淨。我們窄小的床鋪上是剛換的床單。我聽到芙蕾雅用鑰匙開門的聲音。星期三，我們就將離開這裡，前往法國。
7月31日，星期二
在《藝術雜誌》的會面。我喜歡烏多（烏多·費爾巴哈，編輯），他是個皮膚黝黑、見多識廣的德國難民，曾在包豪斯藝術學院短期任教，我覺得他對我的文章很滿意。烏多的評價標準總結起來只有兩個：一位藝術家或一件藝術品要麼是非常普通，要麼就得展示出惡魔般的精湛技藝。我從來沒聽過他再做進一步的闡釋。不得不說，這確實能讓評判變得簡單。他委託我寫一篇關於胡安·格里斯的長文章——是我建議的。倒不是因為我正好有幾幅他的木炭素描畫，而是因為格里斯的地位被嚴重低估了——他已不在人世，畢加索和布拉克兩大巨星的光芒讓他隱入了黑暗，這不公平。烏多還想讓我去採訪畢加索，如果我能讓本幫忙安排的話。我對烏多的包豪斯平等主義深有同感。《藝術雜誌》的辦公室就是個大房間，中間擺著一張大餐桌，每個人——編輯、秘書、設計師、校對員以及來訪的作家都是圍桌而坐。英格蘭絕不會有哪家雜誌社如此佈置。
在布朗普頓路跳下公共汽車，正準備拐上德雷考特大道時，我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四下張望，看到約瑟夫·達克從警車上下來。我們聊了一會兒，我跟他說了洛蒂、萊昂內爾和我搬到諾福克的事，併為和他失去聯絡致歉。
「你家裡人都還好吧？」我問。
「說到這個，我們有點倒霉，」他低下頭，「蒂爾達去年去世了。白喉病。」
我不知道這個訊息為什麼會讓我那樣震驚。我甚至踉蹌著後退了一兩步，像是被人推了一把。我還記得那個膽怯羞澀的女人，總是在道歉，現在她死了，永遠消失了。我喃喃地說著毫無意義的話，但他看出了我的震驚。我們又交談了幾句，我告訴了他我的新地址。我回到家，真心覺得悲哀。我跟芙蕾雅說了我的反應，她說：「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沒有想到我們的同齡人也會死去。我們以為自己暫時是安全的，可這只是幻覺。沒人是安全的。」她用手梳理我的頭髮，伸出雙臂抱著我，站在我的鞋子上。接著，她用一條腿纏著我的腿。她喜歡這樣，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把這叫作「腿抱」——「抓到你了，」她總會說，「拼了老命也不會鬆開。」
8月3日，星期五
比亞里茨。本在比亞里茨和比達爾之間的地段找了處大別墅，離海岸約八百米，帶一座樹木繁盛的大花園和一個水泥游泳池。參加聚會的人包括本和桑德琳、愛麗絲和蒂姆·法雷諾、我和芙蕾雅、西普里安·迪歐多內和他的女朋友，來自瓜德羅普島的舞者米塔，以及格迪斯·布朗（現在也是本麾下的畫家了）和他的義大利朋友卡洛，卡洛也是畫家。
每天，泳池邊都有為留在家的客人準備的戶外午餐，我們可以自由來去——去聖讓德呂茲和比亞里茨的海灘，或是去山區徒步。
昨天午餐時，出現了令人難忘的一幕。當時，格迪斯和卡洛不在，西普里安去比亞里茨修眼鏡了。我們都吃了飯，喝了好多的酒，突然，愛麗絲解開自己兩件式泳衣的上衣，把椅子搬到陽光下，袒胸露乳地坐在那兒。
「你還好吧，親愛的？」蒂姆鎮定自若地說。
「你知道我喜歡這樣，」她說，「清風吹過乳頭的感覺好極了。」
聽到這話，桌邊所有的女士都相互看了看，然後自然而然地脫掉各自的上衣，我們在這些袒露著的曲線優美的胸脯前吃完了午餐。一開始，我覺得太刺激了，可十分鐘過後，這彷彿成了世界上再自然不過的事。我和芙蕾雅四目相對——我們頭頂的竹簾透下的光影照在她身上，留下老虎般的條紋。她把手伸到腦後，調整發夾，她這樣做時，我看到她的胸脯隆起來又變平，光影投下的條紋隨著輪廓變化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眾人散開去玩滾球時，我們偷偷溜進自己的房間。
8月9日，星期四
格迪斯和卡洛要去山上畫幾天畫。「在這裡，從海上來的光線太強了。」格迪斯說。我認為他很有天賦——當然也很努力——我非常喜歡他，他是個直率而倔強的人，不過我覺得他對我有些警惕。他還在和蘭德見面，他告訴我，並暗示蘭德與奧利弗·李有了曖昧關係。
今天早上，天氣有些陰沉，蒂姆·法雷諾和我去比亞里茨的燈塔俱樂部打高爾夫球。蒂姆打得不壞，但我們都缺乏練習，手法生疏得很。我剛以低於標準桿一杆打進第九洞，把球放到第十洞的球座上時，一個穿白色法蘭絨褲子和套裝夾克的男人朝我們走來，自稱是高爾夫俱樂部的秘書，他問我們介不介意讓一位貴賓在我們前面打完下半場。為了誘惑我們，他還補充說，他將退還我們打球的費用，說完他朝幾個從俱樂部走出來的人打了個手勢，他們正沿砂石小路走來，後面跟著球童。
「你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秘書問。
「我是英國人。」我說。
他向前俯身，悄聲說：「來人是威爾士親王。」
他越走越近，我當然立刻認出了他。他個頭不高，身材纖細，穿著一塵不染的高爾夫球褲和高幫靴。他手裡拿著粗花呢扁平軟帽，滿頭濃密的金髮，擦著髮油，頭髮一絲不亂地分開。跟他一起的還有個個頭更高、年齡更大的男人，穿著稍微有點不整潔，沒有人介紹他——我猜，是個隨從武官。
秘書鞠著躬，向後攏了攏頭髮，解釋說這兩位英國紳士好心，同意讓他先打。
我們握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紹，並引介了蒂姆。
「你們真好心，」親王說，「我們只想在午餐前趕快打完九洞。不想讓女士們久等。」
我們站到後面，看他們開球。親王的揮杆僵硬而笨拙——要我說，應該沒什麼運動天賦。他們大踏步地走了以後，親王突然又小跑回來，手裡還拿著一支沒點燃的香菸。
「有火嗎？」他說。我拿出一盒火柴，點燃他的香菸。
「能不能把一盒都給我？」他邊說邊朝我露出他標誌性的笑容。
「都是您的了，閣下。」我把火柴遞過去。
「謝謝。你叫什麼名字來著？」
我告訴了他。我叫洛根·蒙斯圖爾特，閣下。
稍後。本說，親王就住在這裡的一處房子裡，那個美國女人，辛普森夫人，在她嬸嬸的陪護下，也跟他在一起。這引發了不少下流的揣測。蒂姆說，在她嫁給辛普森先生之前，他就對她略有耳聞——他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個可怕的酒鬼，所有人都是這麼說的。芙蕾雅不明白我們在含沙射影地說什麼，於是，我們跟她解釋了弗內斯女士被新歡取而代之的事。她大為震驚：她對這些一無所知。我發現，所有的流言蜚語我都是從安格斯·卡塞爾那兒聽來的。本說，這在巴黎早已人盡皆知。
值得記錄下這次偶遇，我認為，無論它是多麼微不足道——送了一盒火柴給未來的英國國王。要是不記下來，我們就會忘記的。還有什麼？他沒系領帶。
8月17日，星期五
芙蕾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打算待到月底——也許還會去洛特跟西普里安住一陣。「想想，我星期一早上就要走進英國廣播公司了，」我們躺在床上，半呻吟半尖叫時，芙蕾雅說，「再想想，我一想到你們都還在這裡。這太不公平了！」
「你得辭職。」我向她伸出手。
「那我該幹嗎呢？」她說，「當個作家？」
8月18日，星期六
芙蕾雅坐上去巴黎的火車。我懇求她住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把那裡當成自己的家，她答應我會好好考慮。「我要是搬進去了，」她說，「我會付自己那份房租的。」我敷衍地表示反對；但實際上，每一分錢對我都有幫助。「我才不要做被你包養的女人呢，洛根。」她嚴肅地說。我該會有多想她呀。
海邊的這些日子太美好了。我被曬得黝黑，可芙蕾雅，這位來自北方的女神，並不像我那樣喜歡陽光。記住：在昂代伊沙灘，我們手拉著手蹚進大大的海浪。赤身裸體站在窗前，望著夜色中的花園，感受清涼的夜風吹過身體，聆聽不休的蟬鳴和芙蕾雅喊我回到床上的聲音。午餐桌邊的長談——拿來更多紅酒，幫我們撐過整個下午——西普里安、本和我關於喬伊斯的爭論；格迪斯據理力爭，說布拉克比畢加索更勝一籌；討論布魯姆斯伯裡的惡意——芙蕾雅堅決捍衛伍爾夫女士在所有後起之秀面前的地位；分析菲茨傑拉德的新小說（愛麗絲說，他的妻子顯然是瘋了）。在賭場度過的那些夜晚，跟著爵士樂隊起舞。芙蕾雅在玩二十一點時贏了一千法郎——這筆橫財讓她欣喜若狂。
本是個謹言慎行的真朋友，他還是我婚禮的儐相。我試著解釋目前的狀況與我和洛蒂的矛盾，可他連聽都不想聽。「我無所謂，洛根。你過你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我不會評判你——只要你開心就好。我希望你對我也是一樣。」我向他保證我會的。
他跟我說了很多格里斯的事，以及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病入膏肓的情況。他還說，如果我有興趣，他可以幫我買一幅格里斯晚期的靜物寫生，畫不大，「但很精緻」。多少錢？我問。五十英鎊，他說，現金。我買不起，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是說我買了。他立刻給巴黎方面打了個電話。
滿腦子都在轉著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想以這裡為背景寫部小說，就寫這樣的夏日鄉村別墅聚會。
（11月）
胡安·格里斯的畫，《瓷罐和三顆杏》，此時掛在我德雷考特大道公寓的壁爐上方。牆上掛滿其他的素描和油畫。八月，芙蕾雅將整個房間刷成深橄欖色，在這些陰沉的傍晚，隨著冬日的臨近，檯燈的光芒在四周樸素綠色的映襯下，似乎散發出更多暖意。
芙蕾雅決定住在這裡，前提是她也要出一部分房租（每月五英鎊）。她鄭重其事地在每個月第一天交給我一張五英鎊鈔票（毫不慚愧地說，每一分錢對我都有幫助——我看到我之前已經說過了——不管怎麼說，這是事實）。我現在把《世界主義者》的預付款全部借了出來。從《女孩工廠》賺來的所有的錢都被綁在藍籌股和保險上，一旦兌現，必然引起洛蒂和艾斯萊德的警覺，甚至導致更糟糕的情況。華萊士督促我趕緊把《世界主義者》交稿，可我一再和他說，這些日子為了平衡收支，我不得不寫更多的報刊文章，實在是擠不出時間。我提議寫一篇關於格里斯的專題文章，華萊士立馬否決了——他說我要是能拿到十英鎊稿費都算走運。
*
那天午餐時——
華萊士：我記得，你說你有想法再寫本小說的。
我：只有個大概的想法。想寫一群年輕人，還有情侶，一起在比亞里茨的別墅度過夏天。
華萊士：聽起來很棒啊。我會想讀的。
我：我想給它取名叫「聖讓的夏日」。
華萊士：書名裡有「夏日」的，絕對差不了。我明天就能給你弄來五百英鎊。
我：太好了。可我該什麼時候寫呢？
華萊士：先寫個提綱。兩頁紙。幾句話。時間不等人啊，洛根。
這話聽起來有點不吉利——顯然，我在《女孩工廠》上的信貸額度已經用完了。我坐下來，嘗試在紙上寫點什麼。就當是簡單的嘗試，我選了我們在比亞里茨的經歷，改了每個人的名字，創造更多的緊張氣氛和外部壓力（妻子們、前情人們）。突然，跟華萊士一樣，我也發現了這個想法所蘊含的巨大潛力——有性誘惑，有異國情調，還有海邊自由自在的炎夏——可無論怎麼嘗試，我就是沒法將它付諸筆端。
1935年
（1月）
索普大雪封路。積雪堆到了窗臺。要是和我在這裡的是芙蕾雅，而不是洛蒂和萊昂內爾，那該是多麼美好又浪漫啊。萊昂內爾好像得了百日咳。我聽到榆樹林裡傳來白嘴鴉沙啞刺耳的叫聲，像在喊——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烏多·費爾巴哈讓我寫一篇關於包豪斯的文章，還借給我他私人收藏的照片。我欣賞著織造間裡的女孩們的照片——那麼美，那麼自在。其中一個很像芙蕾雅。我真是無處可逃。
3月4日，星期一
我們在盧吉餐廳晚餐，然後去了皇家咖啡廳。人很多，全是不熟悉的面孔。西里爾和讓看到我，聊了幾句。他們跟一個叫萊曼還是利蘭的人在一起（不確定）。他們很快就離開了。接著，艾德里安·戴恩特里和一幫穿著晚禮服的人走進來——其中就有抽著雪茄煙的弗吉尼亞·伍爾夫。我讓他們跟我們一桌，大家開始相互寒暄時，我將芙蕾雅介紹給伍爾夫。「就你們倆在這兒？」她對芙蕾雅說，「這些人真是可怕。這裡變了好多。」
「西里爾·康諾利剛剛還在這裡跟我們一起。」芙蕾雅說。
「他那隻黑狒狒跟他在一起嗎？」伍爾夫問。
芙蕾雅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就是他那長相奇怪的小個子老婆呀。」
我朝芙蕾雅轉過頭：「現在你明白為什麼大家都說伍爾夫女士很有魅力了吧。」我把頭轉向伍爾夫說：「你應該感到慚愧。」
我們大步走了出來，回家後，我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嚴肅的爭吵。伍爾夫的惡毒讓芙蕾雅有些震驚。我說，你永遠想象不到一個寫出了那麼多抒情散文的人會如此充滿惡意。「至少她還在寫東西。」芙蕾雅想都沒想便脫口而出。這話太傷人了，於是，我們想方設法地找點別的吵架由頭，當然也找到了。我現在寫著這篇日記，寫完準備去睡沙發，我聽到芙蕾雅在隔壁臥室啜泣。
3月20日，星期三
去梅耶美術館看了場無聊的拼貼畫和攝影作品展。伍爾夫女士對我的視而不見才讓這一天變得稍微有趣了些——她竟然原地轉身以躲開我。顯然，她還沒有原諒我。
去《藝術雜誌》辦公室，跟烏多喝酒。他耐心地聽我憤怒地控訴英國藝術的平庸無趣。他告訴我，現在德國每個小鎮上都掛著「不歡迎猶太人」的標語。難以置信。可烏多說，這也讓人更全面地思考：忍受奄奄一息的藝術不算太痛苦，他說，至少在倫敦生活還能獲得別的慰藉。
（3月—4月）
行程：諾福克—倫敦—諾福克。巴黎—羅馬（和芙蕾雅在那兒待了三天，過復活節）。我們定好了夏天的計劃：希臘。今年我又該怎麼跟洛蒂說呢？
（4月）
以英雄般的氣概，終於寫完了《世界主義者》。我把它交給羅德里克，他用略為尖刻的語氣，對其簡短的篇幅評價說，這本書印出來還不到一百五十頁吧（我解釋說，我曾計劃在書後面附一些翻譯過來的詩歌，但後來放棄了，要是加上，書的字數就會大大增加）。好吧，至少你總算把它寫出來了，他說。還有，華萊士老說出來誘惑我的那本香豔小說，是怎麼回事？我讓他相信，我是有可能把它寫出來的。
芙蕾雅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威爾士親王與辛普森太太關係的進展——她可以在英國廣播公司的美國報紙上看到相關訊息。可大部分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她認為這很可恥。「我跟每個人都說了，」她說，「我碰到的每個人。」我必須承認，自從和親王在高爾夫球場偶遇後，我對此事也產生了奇怪的興趣。安格斯是我可靠的訊息來源——他應該認識高層的某個人——他說親王已被辛普森太太迷得神魂顛倒，像條狗一樣跟著她到處跑。
（7月）
最後，我還是撒了謊，說我要去法國工作。在巴黎碰頭後，芙蕾雅和我坐飛機去了馬賽。再從馬賽坐船去雅典。租了一輛汽車自駕旅行：德爾斐—納夫普利亞—邁錫尼—雅典。酷熱難耐：我們無比期盼下雨和涼爽的天氣。我們下定決心，再也不要像這樣度假了，總是在路上奔波。去年在比亞里茨的假期就輕鬆愉快。而且，我也忍受不了沒完沒了的古代文化的薰陶——一次又一次在導遊的帶領下參觀不同的遺址，不管它們是多麼漂亮，又有著多麼厚重的歷史，我都不想再看了。在我的印象中，希臘不過是一大堆破敗的斷壁殘垣，在熱浪的炙烤下閃著微光。灰塵撲撲的橄欖果園，悶熱潮溼的酒店臥室，還有蒼蠅。我們發誓，要找一年春天再來。不過請注意，這裡的物價便宜得不可思議。坐飛機從雅典到羅馬。接著坐火車去巴黎、倫敦。筋疲力盡，煩躁不已，完全不是我們預想中的成功旅行。現在，我得跟家人共度一個月了。我想芙蕾雅也會享受她的獨處時光。
（8月）
迪克（霍奇）來拯救我了。在基爾多納和洛蒂還有萊昂內爾度過了安靜的一個月。安格斯和莎莉來住了兩週。我和安格斯一個從城裡來的朋友去古蘭和穆爾海德打高爾夫球，這人叫伊恩·弗萊明。他正要去基茨比厄爾。我跟他說了希臘的炎炎酷暑，他推薦我夏天去阿爾卑斯山——說他最喜歡奧地利的蒂羅爾。我給芙蕾雅寫信，讓她選一座最喜歡的山，我們明年一起去那裡。
9月26日，星期四
今天午餐時，彼得（斯卡比爾斯）送了我一本他寫的驚悚小說——或者，按照他謙虛的說法，是他的「不才之作」。書名叫《小心惡犬》，將由布朗＆阿爾梅出版社於下週出版。就當樂子看看吧，真的，他說，跟你不是一個水平。我們喝了好多酒以示慶祝，彼得向我坦白，他跟《泰晤士報》一位記者的妻子有了婚外情。他說，他已經不愛苔絲了，但為了孩子，他絕不會離開她。「她很可愛，是個好媽媽，只是我跟她結婚時太年輕了。」他問我和洛蒂的關係怎麼樣，我說很好。你很幸運，他說，看來也不是人人都「結婚時過於匆忙，事後悔之晚矣」嘛。我差點跟他說了芙蕾雅的事，但我忍住了：我覺得在此時此地把這件事告訴彼得，是貶低我與她的關係。我和芙蕾雅之間不是什麼「風流韻事」，也不是一時興起。我為苔絲感到隱隱的心痛；她遭到了背叛，我恨彼得把我也捲進了他的騙局。當然，這一切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的處境。我對洛蒂毫無感覺，但並不反感。我們實際上已經沒有性生活了；不過我注意到，最近她開始說起給萊昂內爾添個弟弟或妹妹的事。萊昂內爾出生後，在我和洛蒂罕有的幾次性生活中，我總會戴上安全套。最後一次（在蘇格蘭）時，她說：「一定要戴嗎，親愛的？今天晚上不用了吧。」我說再生一個小孩我們是養不起的。結果她哭了，這樣一來，也就沒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了。
與此同時，芙蕾雅和我在德雷考特大道過著奇特而與世隔絕的愛情生活。我不跟她在一起時，她會找朋友繼續原來的單身生活——她的朋友我一個都沒見過。我和她在一起時，我們則像新婚夫妻般，以自我為中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她早上出門上班，我則處理倫敦的各項事務：開會、去供稿的雜誌社拜訪、在倫敦圖書館做研究、找朋友共進午餐。她從英國廣播公司回來時，我總會在家。白天的某個時間，我會給洛蒂打電話，聊幾分鐘。洛蒂似乎相當滿足，毫無疑心——反正，她也不喜歡倫敦。
然而，我意識到，這種狀態到目前為止已持續了一年多，我想，再任其發展下去是不對的。一定會有突然的變化——一定會有什麼東西打破或改變這種局面的——在那之前，我必須主動採取行動。
10月11日，星期五
在薩伏伊烤肉店與弗萊明一起吃午餐。我得說一句，我跟他又去亨特科姆打了高爾夫——是他突如其來地給我打電話，喊我去打四局的。他當然有某種隱秘的動機，我覺得。他當股票經紀人並不快樂，倒是對我的寫作生活頗為好奇。他問我對色情書刊有沒有興趣，我說沒什麼特別的興趣。他在這方面的收藏相當可觀，他自豪地說。接著，出於某種原因，像是為了解釋我對色情文學的冷漠態度，我把芙蕾雅的事告訴了他，還說了我們的公寓和週一到週五的秘密生活。竟然會對他坦白這件事，我現在都覺得自己很噁心，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想，因為他是那樣的男人吧——受男人歡迎的那種男人，擅長交際，傲慢自大，對自己有牢不可破的信心——會讓你不知為何便想給他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我確實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讓我感覺更糟了。天哪，他說，你在鄉下有個老婆，在城裡有個情婦。我說我並不完全是這麼想的，為了轉移話題，我建議他讀讀彼得的新書（實話實說，書還不錯——我用兩個小時一口氣讀完了）。接著，他問我晚上想不想去他的公寓打橋牌；我提醒他，我得回索普陪妻子和孩子。「這麼說來，你女朋友今天晚上閒著沒事嘍，」他哈哈大笑，表示自己是在開玩笑，「說不定她會想來我這兒。」我微微一笑：芙蕾雅肯定不會喜歡弗萊明。我也說不清他的本性到底是怎樣的。他相當英俊——皮膚黝黑，身材精瘦——可你仔細一打量，便並不會覺得他英俊，反而只會看到他的缺點：薄薄的嘴唇、憂傷的雙眼。他友善、大方，表現得對你很有興趣，可他身上沒什麼討人喜歡的地方。他太被嬌慣了，他的關係網太廣了，他太受寵了：生活中的一切他得來都太容易了。
（11月）
芙蕾雅突然間讓我去見她的父親。為什麼？我問。這樣可以讓他了解你啊，她說。他為什麼想了解我？因為你總有一天會成為他的女婿啊。我笑了，可芙蕾雅一直以她那種堅定的神情盯著我。我必須做點什麼了。
1936年
1月21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國王駕崩，上週，吉卜林去世。古老的英格蘭似乎突然消失了，出於某種奇怪的原因，我隱隱感到害怕。我猜，我是習慣了這些老人在身邊，我總能在生活背景中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他們消失後，房間沒那麼吵鬧了，你就會四下張望，看到底是誰不見了。
想到親王變成了我們的國王，覺得很奇怪——想起比亞里茨高爾夫球場上那個小小的身影。
2月27日，星期四
人生的第三十個年頭。三十歲了，我的天。我應該在倫敦，和芙蕾雅在一起，可洛蒂為我安排了驚喜——在艾奇菲爾德辦舞會。她極其秘密地準備好了一切：本帶著桑德琳和他們的孩子來了；迪克·霍奇遠道從南方過來；安格斯和莎莉當然也來了，還有我母親、艾斯萊德、伊妮德以及一幫本地人。彼得和苔絲來不成，這沒關係，因為本和桑德琳知道芙蕾雅的事已經夠讓我尷尬的了，我坐立不安，滿心愧疚。哎呀，那又怎樣？這本來就是你自己的錯，不是嗎？是你把芙蕾雅介紹你的朋友們的，所以，當他們和你的妻子同處一室時，你怎麼能抱怨說這很尷尬呢？這是你的選擇——接受吧——別哼哼唧唧了。
好吧，三十歲了，失望以及壯志未酬的感覺是不可避免的，像病毒悄悄侵襲著我的身體。出版了兩本書，第三本馬上也要出版，在報刊圈子勉強有了點名氣。我身體健康，有足夠的錢過舒適的生活（鄉下有幢房子，城裡有間公寓），我結了婚，有個兒子。我愛著一個美麗的女人，她也愛我。只是，有兩件事總讓我痛苦。第一，過去這幾年，沒寫出什麼真正好的作品。我感覺沒有好好利用二十來歲的旺盛精力。《女孩工廠》僥倖成功，可《世界主義者》簡直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擠出來的。第二，我所有的幸福都取決於芙蕾雅，可這種幸福是妥協的，被它周圍一個充滿謊言與逃避、欺詐與背叛的世界所汙染。就像把一幅漂亮的畫掛在漆黑的房間裡。多浪費呀，你會想，這有什麼意義？
（3月）
上週，《世界主義者》出版，到目前為止毫無反響。我感覺文學圈的人還在斟酌，不知該如何評價這本書——他們無法將《女孩工廠》的作者與這本書聯絡起來，這本飽含感情但並無學識的著作考察了七八位鮮為人知的法國詩人。這是個惡作劇嗎？拉爾博和萊維特是誰，迪歐多內和法爾格又是誰？我想，這一切是不是在浪費時間，花了那麼多精力，寫出這本文字遊戲的小書……不，這不是浪費。我一直敦促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這是個謊言。華萊士將我還沒寫的《聖讓的夏日》以一千英鎊的價格預售給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籤合同就能拿五百英鎊，交稿時再拿五百英鎊。這數額大到令人生憂，我突然警覺了，我懷疑我到底寫不寫得出來。當然，我也立馬覺得自己又有錢了——嗯，是更有錢了。洛蒂對此一無所知。我對芙蕾雅說，我們該怎麼花這些錢呢？她說，要不我們買幢漂亮的小房子吧？
昨天，我在誇格里諾餐廳碰到彼得。他跟一個年輕女人在一起，他介紹說她叫安·懷斯。她離開去上廁所時，我問彼得，這是不是他跟我說過的外遇物件。哎呀不是，他說，那個早結束了，這個是新的。《小心惡犬》賣出了將近一萬冊。而且他馬上就要寫完另一本新書了，新書名叫《開往巴黎的夜班火車》，要是這本也賣得很好，他就打算放棄新聞工作。他說，他很喜歡《世界主義者》，他都不知道我的水平竟已這麼高了——書中細緻的研究讓大家都震驚了。他慚愧地向我承認，我們這兩本書在文學造詣上有著天淵之別。他如此讚不絕口，委實讓我開心，我本想多陪他一會兒，可我要去見烏多了；況且，他女朋友也要回來了。彼得，這個幸運的渾小子。要是隻有我們倆午餐，我想我可能會把芙蕾雅的事告訴他。兩個老於世故的作家聚在一起，兩個老朋友——多討人厭啊。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數位將軍發動叛變，反對西班牙合法政權，隨之而來的左翼政府及血腥內戰從表面上看卻像是一場左翼勢力（共和派）與右翼勢力（保皇派）的典型衝突。左翼的人民陣線總是比它的對手更分裂，它由多個派別組成（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會僅為其中之三），而且它們並不總是意見一致。隨著戰爭的推進，西班牙的版圖四分五裂，脆弱的左翼聯盟開始顯露頹勢。大家感覺到，法西斯右翼勢力接受了來自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獨裁政權的軍事支援。法國和英國仍保持不結盟的態度。只有蘇聯向四面楚歌的共和派施以援手。
眾多堅定的歐洲年輕人加入國際縱隊，抵抗法西斯，作家、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幾乎一致支援人民陣線的事業。
戰爭爆發後不久，華萊士·道葛拉斯幫洛根和美國的一家新聞社——杜森伯裡新聞社——簽下合同，他被派往西班牙，為美國讀者報道當地的衝突。他們給出的報酬相當優厚，洛根自然歡天喜地地接受了。在此期間，他兩次前往西班牙進行戰爭報道，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11月2日，星期一
巴塞羅那。外籍人員管理處混亂得令人發瘋。他們說可以讓我去參觀一個醫院：我說我週五參觀過醫院了，我想去的是前線。明天再來吧，他們說——他們連續四天提出同樣的建議。於是，我坐在蘭布拉斯大道的這家咖啡館裡，喝著苦艾酒加氣泡礦泉水，打量來往的女孩。
看到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戰爭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戶都交叉貼著膠帶，以免窗玻璃在空襲中被震碎。陽臺上飄舞著紅黑相間的旗幟。有一半街角都貼著馬克思、列寧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報，到處都是英文首字母縮寫的塗鴉——cnt、ugt、fai、poum、psuc。可在巴塞羅那，佔據主導的還是cnt和fai——無政府主義者。
街上的氣氛極度狂熱。大家似乎對自己創造出的新社會激動不已——你會以為這裡進行的是革命，而非內戰。巴塞羅那的問題在於，它離戰場太遠了，所以每個人都有太多時間來談論和分析、策劃和密謀。所有的言語都有了響亮的形式，從掛在房子和樹上的喇叭中沒完沒了地傳出來，虛張聲勢。我環顧身邊大搖大擺的年輕人，他們穿著皮坎肩，皮帶上掛著左輪手槍，彷彿神槍手。女孩跟男孩一樣自信滿滿，她們不戴帽子，嘴唇塗得通紅，一副無所顧忌的模樣。這是巴塞羅那的慶典：它更像一場街頭聚會、一次嘉年華，而不是什麼嚴肅的——或致命的戰事。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亞大道上的英格蘭大酒店，條件挺好。這裡住的似乎都是記者，主要是法國和俄國記者。我儘可能躲著英國人。英國共產主義者是怎麼回事？要我說，簡直太普通了。到了這裡，他們反倒有了裝模作樣、傲慢自大的氣質，在倫敦是絕對行不通的。很有點「看到沒？我早跟你說過的」的意思。
我寫好給杜森伯裡新聞社的報道——一千字，主要是關於城裡的局勢——然後我坐電車去郵局把它寄走。在離開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線。
11月4日，星期三
他們給我安排了專屬的特別聯絡員（你給美國報紙寫新聞，就會有這樣的待遇）。他四十多歲，名叫福斯蒂諾·安吉爾·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聞部見面時，他穿著無政府主義者的標準制服，即牛仔工裝褲和短皮夾克，我得說，在那一群人中，他顯得有點侷促。他花白的頭髮抹著髮油，從額頭向後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齊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臉上有麻點，像是小時候得過天花。我用西班牙語跟他說話，他用相當不錯的英語回答我——看來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訴他，我想去前線，要麼是馬德里前線，要麼是阿拉貢前線，能去哪個就去哪個。他禮貌地表示，他將竭盡所能，滿足我的願望。
跟《新政治家》的通訊記者傑弗裡·布里爾頓見面。他說西里爾·康諾利隨時可能會來。
11月5日，星期四
福斯蒂諾堅持讓我直呼其名（我們現在是兄弟了），他說他給我們弄到了坐火車去阿爾巴塞特的通行證。為表慶祝，我請他吃午飯。他是個滑稽而保守的人。我問他在戰爭前是做什麼的，他說他是拉隆哈藝術學校的管理人員。是管理人員，他提醒我，不是老師。我們聊起現代繪畫，我告訴他我見過拉隆哈學校最出名的校友。「啊，是帕布里託吧，」他不帶感情地說，「他還好嗎？應該還安全地生活在巴黎吧，我猜。」他跟我解釋了目前人民陣線與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勢力對抗的複雜形勢。別管那些五花八門的工會了，他說，那隻會讓你更糊塗。共和派這邊主要就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組成。「在加泰羅尼亞，」他不無傷感地說，「我們是非常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很不幸，我們也對彼此有所猜忌。派系裡面有派系，再裡面還有派系。在瓦倫西亞，共產主義者把我們在巴塞羅那這兒的人叫作法西斯分子。我們也把在瓦倫西亞的共產主義者叫作法西斯分子。」他聳聳肩。可你們都是團結一致對抗法西斯的呀，我說。「當然。不過這也正是相互謾罵時最有效的指控。」你對共產主義者怎麼看？我問他（邊問邊做筆記）。「有好的，有蠢的。」他微笑著說。有好的，有蠢的。
我把這些都列印出來，寄到杜森伯裡在紐約的辦公室。發電報似乎沒有必要——我得有什麼獨家新聞，才有理由花那麼一筆錢。到目前為止，在一週時間裡，我從杜森伯裡賺到了三百美元——迄今報酬最豐厚的報刊工作。照此速度，我每兩天就能賺一百美元，還可以報銷開支。
11月6日，星期五
天剛亮，就去了火車站，可民兵告訴我們，我們的檔案還沒有準備好。我向福斯蒂諾建議，我們乾脆去瓦倫西亞，看看跟那裡的共產主義政府打交道會不會運氣好點。畢竟，它是政府的共和派啊，我分析道，而且，從瓦倫西亞去馬德里可能比從巴塞羅那去阿爾巴塞特更容易。你也許說得對，他帶著禮貌的微笑說。「我到底還不是個傻瓜呢，福斯蒂諾。」我說。聽到這話，他竟然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我已解決了關鍵問題。
11月7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坐了差不多十個鐘頭的火車後，我們終於到了瓦倫西亞。福斯蒂諾換下無政府主義者的工裝褲，穿上公職人員的破爛黑套裝。瓦倫西亞擠滿了人，但沒有巴塞羅那那種略帶瘋狂的激情。在這裡，你能看到計程車兵比民兵和武裝平民更多，軍隊卡車定時在街道上來來去去。很多樓房周圍都堆著沙袋：畢竟，前線就在六十千米開外。我們住在西班牙酒店。昨天晚上，我們吃了極其豐盛的牛排和炸土豆大餐，餐廳的名字很奇怪，叫「完美房間」。裡面坐滿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顯然，這個城市不存在物資短缺。我們去了政府辦公室，他們告知我，我可以在十到十五天後，跟一群外國記者去馬德里。這對我沒用。午餐時，我們又飽餐了一頓——就著一大罐啤酒吃了青口和蝦。福斯蒂諾坐下午的火車回巴塞羅那。他說他在瓦倫西亞感覺很不自在，這種感覺似乎讓他很困擾。「這可是我這一邊啊。」他說。我們熱忱地相互道別，我告訴他，我過一個月左右就回去。我會從這裡坐輪船去馬賽，再從馬賽坐飛機去巴黎。我會向杜森伯裡交出我寫的瓦倫西亞的故事，並儘量在倫敦把事情安排好。我也可能在這裡徒勞地等上數週。
下午去了省博物館。關門了。我想看委拉斯凱茲的自畫像。主要是為了給我的旅程做個小結。
11月27日，星期五
坐在開往諾維奇和索普的火車上，去過週末。心頭如有千鈞重石。在經歷了巴塞羅那純粹的激情和狂熱後，回到倫敦讓人無比壓抑。在巴塞羅那，年輕的男男女女抱著真誠的信念，有著清晰的價值觀和奮鬥目標，他們想要讓自己生活的世界變得更好。見過了他們，再走在倫敦街頭，看到我們這些清癯灰暗的臉龐和飽受蹂躪的普羅大眾，我不由心生絕望。
跟安格斯在懷特酒吧碰頭喝過酒之後，這種絕望愈發強烈。他問我想不想加入這裡的俱樂部（他會把我的名字加進去，他說）。我立刻說不要，接著，為了緩和他的驚訝，我說我沒錢了。伊夫林（沃）也和幾個人在酒吧裡，我們交談時，我告訴他，我剛剛去了西班牙，並告訴他共和派的精神面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憐憫地看著我，淺藍色的眼睛又大又亮。「西班牙跟你跟我都沒有關係呀，洛根。」他說。緊接著，他又自相矛盾地問，我有沒有見到被燒燬的教堂。我見過上鎖的教堂，我說，但沒有看到什麼反教權主義的跡象。然後，他改變話題，開始問我艾斯萊德和艾奇菲爾德的事。有時我覺得，伊夫林對我感興趣不過是因為我娶了伯爵的女兒罷了。
酒吧裡，大家都在談論國王和他的美國女友，有不少下流甚至相當噁心的流言，說國王有「性功能障礙」，而辛普森太太有技能幫他消除障礙。為什麼我會替他感到羞愧？就因為我們短暫的會面，我把我的火柴給了他，他又問我叫什麼名字，所以我感覺和他有了某種奇怪的聯絡。顯然，我在巴塞羅那是不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無政府主義者的。
11月30日，星期一
整個週末我都垂頭喪氣、心情沉重，洛蒂一反常態，問我怎麼了。我告訴她，我心情不好，我痛恨英格蘭，我想住到國外，離英國越遠越好。我想過各種可能：澳大利亞、加拿大、馬來西亞、南非、香港……可到處都有我們的人——我無處可逃。
12月8日，星期二
報紙上沒有任何關於王室危機的報道。這讓我噁心。就讓他為了她退位吧，我說——這樣對他好。在西班牙，他們就會理解他：他決定遵從自己的內心，而不是頭腦，只有我們這小小的布林喬亞世界會感到驚駭。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上有一篇對《世界主義者》的書評（當然，是匿名的），評價很積極，我備受鼓舞。評論者似乎很理解為什麼世界主義者能讓我產生如此強烈的感情。他們寫的都是浪漫的事，是關於生活中的刺激與冒險，及其本質上的悲哀與短暫。他們細細品味生活給予我們的一切，有好的，也有苦樂參半的——他們的享樂主義中帶著禁慾主義。在我看來，這是一種令人欽佩的生活準則。銷量三百七十五冊。可說是「在媒體上夭折了」。羅德里克和我見面時，對此書避而不談，彷彿它是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他只說《聖讓的夏日》——可我只匆匆寫了幾頁而已。我覺得我目前可以把它先忘掉，反正在西班牙掙的那些美元足以在經濟上支撐我了。我計劃三月再次出去旅行。《生活》雜誌委託我寫一篇關於國際縱隊的長篇文章（稿費三百五十美元）。我把我寫的一篇關於巴塞羅那的文章以三十英鎊價格賣給了《納什雜誌》。
12月14日，星期一
我認為國王的廣播講話很感人、很冷靜，表現出恰到好處的愧疚，還混雜著一種責任感與刻意的犧牲感。你能聽出他語氣中的緊張。應該說，是前國王，現在喬治六世才是我們的國王。多麼神奇的一年，一九三六年：至少，它在英國曆史上將成為有三位國王在位的一年，無論其在位時間是多麼短暫。在完全未受到我影響的前提下，芙蕾雅對國王退位的觀點和我的完全一致；洛蒂則截然相反。那他應該怎麼做呢？週日時，我問她（我們在艾奇菲爾德吃飯——整桌人都在針對我）。他連想都不該想要娶她，洛蒂說。離過兩次婚的女人是不能成為英國王后的——這會起到什麼樣的榜樣作用？不，不，艾斯萊德說，他應該把她送上船，送回美國待一年，假裝一切都結束了，等到大家都忘了她之後，再悄悄在倫敦找個隱秘的地方，把她安頓下來——這樣她便可以回到他的生活中，而又不帶來任何麻煩。「那樣不是有點自私嗎？」我說，「是不是有點不光彩？」艾斯萊德是真的困惑了。「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啊？」他說，「他是國王啊，他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他們讓我噁心——這幫人。
1937年
（3月10日，星期三）
圖盧茲機場。我在等去瓦倫西亞的飛機——延誤一個鐘頭了。今天是星期三——我是星期一晚上離開倫敦的。我覺得我還在經受餘波的影響：我不知道我留下的是什麼。不對——你很清楚你留下的是什麼。你不知道的是，等你回來時你會看到什麼。
事情是這樣的。跟往常一樣，我在索普過週末。搭早班火車來到倫敦，在陸海軍商店買了一些在西班牙應該會派上用場的東西（強力手電筒、五百支香菸、超保暖的衣服等）。午飯後，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把衣服在床上鋪開，正準備打包時，門鈴響了。我下樓開門，發現洛蒂和莎莉（羅斯）站在門口——很開心給我一個這樣的驚喜。洛蒂好像說：「你忘帶你的手稿了，我們正無聊得很，所以決定來個倫敦一日遊。」她把資料夾遞給我（二十四頁寫得很差勁的《聖讓的夏日》——我沒打算把它帶去西班牙，特意把它留在了索普）。莎莉說：「喂，我說，洛根，你難道不打算請我們上去嗎？」
我能說什麼呢？我能做什麼呢？在公寓裡，莎莉立刻意識到了什麼，她像機關槍一樣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話來。洛蒂過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她環顧四周，我看到她變得僵硬。「這兒真是不錯……」這話才說了一半，便卡在她的喉嚨裡。她們沒有走進臥室、廚房和衛生間——沒有必要了。她們發現了一個女人在這裡存在的痕跡。無論是宮殿，還是茅屋，這種痕跡是顯而易見、確鑿無疑的——是一種存在感、一種秩序感，哪怕最整潔的獨居男人也不可能製造出這種感覺。她們以為這裡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性的東西——我跟所有對德雷考特大道公寓好奇的人，都是這樣描述的：「也就比和尚齋房好一丁點兒。」可現在，這幾個昏暗又溫暖的房間一看就是有人精心打理且長期居住的，它們有力地證明了我在倫敦過著秘密的生活；另外還有我的書、我的畫，那些奇怪又有趣的傢俱。洛蒂變得非常安靜，莎拉卻欲蓋彌彰地越說越起勁兒，最後，她終於脫口而出：「你知道嗎，親愛的，我們要是抓緊時間，還能趕上五點的火車。」這是完美的退場白，聽到這話，我們都趕緊下了樓。洛蒂恢復常態，勉強說：「在西班牙好好照顧自己。」我跟她倆吻別，揮手送她們走上德雷考特大道。
我在椅子上坐了半個鐘頭，讓混亂的思緒平靜下來：我想到即將前往的戰場，應該採取的行動，可能逃避的辦法、藉口、謊言……芙蕾雅回家後，我把發生的一切告訴了她。她嚇了一跳，但又朝我露出她特有的表情，說：「很好。我很高興。我們是時候不再藏著掖著了。」
此時，我坐在圖盧茲，想著可能的後果，我發現，芙蕾雅的觀點大體來說是明智的、正確的。我卻感覺——怎麼說呢——這一切都是強加到我頭上的，這樣的情況就不應該發生。我本可以用謊言擺脫與洛蒂的虛偽婚姻，讓她不至於如此傷心，自尊心也不至於受到如此打擊。但現在不可能了。他們剛剛宣佈我的飛機還要延誤三個鐘頭。
3月15日，星期一
瓦倫西亞。東方酒店。才不過幾個月，這裡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共產主義者（psuc）似乎鞏固了自己的陣地，社會管理水平因此有了好轉：在外國媒體管理局，我得到了前往阿拉貢和馬德里前線的通行證。英國記者們徒勞地抗議著這種偏袒行為：他們被排在最後——我們的不干預政策激怒了共和政府。有位記者告訴我，海明威也在這裡，住在維多利亞女王酒店的大套房。我得去拜訪他。
稍後。海明威非常熱情——他說他準備去馬德里拍紀錄片。他從來沒聽說過杜森伯裡新聞社。「他們給你錢了嗎？這才是唯一的標準。」一分不少，我說。他也和一家名叫新聞聯盟的新聞社簽了合約。他每用電報發一篇報道，就有五百美元，每用郵件寄一份報道，就有一千美元，而且還不用超過一千二百字。天哪：幾乎是一個字一美元。如此看來，杜森伯裡有點相形見絀了。「多報點開支。」海明威建議。此時的他太討人喜歡了，他心情開朗又愉快，我們喝了不少白蘭地。他告訴我，馬德里的佛羅里達酒店是那裡唯一像樣的酒店。我說，我們就一個月後在那兒見。我明天就要回巴塞羅那跟福斯蒂諾碰頭了。我發現，我很高興回到西班牙不僅僅是因為那裡很刺激，還因為它可以讓我不再思考、不再擔心洛蒂可能會做什麼或說什麼。給我的芙蕾雅寫了封情書，說一切都會沒事的，可並未具體說明我會採取哪些行動。
3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福斯蒂諾和我坐上軍隊火車，哐當哐當地向阿拉貢高原緩緩進發。天氣冷得要命，我穿著我在陸海軍商店買的保暖內衣褲。我們在一個叫聖維森特的小鎮過夜，住在部隊設在民宅的臨時宿舍裡，這裡離前線只有大約一千米。我帶的香菸讓我大受歡迎。我們每人都吃了個大大的墨西哥薄餡餅，一包香菸就能換酒，想喝多少有多少。福斯蒂諾警告我要控制供應量：「西班牙所有的菸草都是從迦納利群島來的。」我意識到：弗朗哥控制了菸草；共和軍很快就將無煙可抽。
巴塞羅那也有了變化：那種令人興奮的革命激情似乎消失了，整座城市彷彿回到了戰前的狀態。到處都是窮人，富人相當打眼。昂貴的大餐廳賓客盈門，可買麵包的人依然排著長隊，乞丐和流浪兒童又回到蘭布拉斯大道的商店外。晚上，你可以看到妓女在門廊和街角遊蕩，脫衣舞夜總會又打起廣告。去年的那種氣氛都消失了。我問福斯蒂諾這是怎麼回事，他說共產主義者正慢慢從無政府主義者手中接過控制權。「他們對治理更有興趣，」他說，「他們也更有組織。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他們把自己的原則先放到了一旁。與此同時，我們卻只有自己的原則。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只想為人民爭取自由——這是我們熱切渴望的目標——我們痛恨特權和不公。我們只是不知道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他輕輕笑了笑，像是念咒語般重複著自己的話：「愛生活，愛人類。恨不公，恨特權。」聽到他如此衷心地說出這些話，我有種奇怪的感動。「誰會不贊同呢？」我說。我給他引用了契訶夫的兩種自由論：他追求的是遠離暴力的自由和遠離謊言的自由，此外別無所求。他說他更喜歡自己兩種愛和兩種恨的口號。「可你還忘了一條，」我說，「愛美麗。」他微微一笑：「啊，是的，愛美麗。你說得一點沒錯。你看我們多浪漫啊，洛根——內心深處我們多浪漫啊。」我朝他咧嘴一笑：「內心深處我可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聽到這話，他由衷地開懷大笑，出人意料地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
3月19日，星期五
我們被帶到前線。霧濛濛的拂曉中，我們可以看到聖維森特就是一堆雜亂的石屋和土房，有些已嚴重損毀，房屋間的狹窄小道被來往的汽車、行人和動物壓得泥濘不堪。天寒地凍。我們艱難地走在小塊貧瘠田地間的路上，田裡掛著白霜的冬麥正顯出第一抹綠意。我們的目標是前方的山脊。郊野景色荒涼，幾乎沒有一棵樹，只有大風呼嘯中的低矮灌木（我能認出迷迭香）覆蓋著鋸齒狀的山脈和遠處的懸崖陡壁。
戰壕在山脊上——在堆積的岩石和沙袋後面的土溝裡，或是在山上避風處挖出的更大的山洞裡。戰壕（僅有一百米左右的長度）後面，有一排帶刺的鐵絲網，接著便是向山下河谷陡然下墜的峭壁。在河谷對面高聳的山頂上，我看到幾座炮臺和一面飄揚著的橘色和黃色旗幟——那是法西斯的陣地，就在八百米之外，我甚至能辨認出士兵們走來走去的身影，像螞蟻一樣。很明顯，這裡並不危險——大家連頭都懶得低。福斯蒂諾將我介紹給中尉，他竟然是英國人。他神情陰鬱，滿腹猜疑，他說他叫特倫斯，故意沒告訴我他姓什麼。他以前在查塔姆碼頭工作，他說。他帶我在陣地草草逛了一圈：大家擠在小小的火堆周圍，個個鬍子拉碴，渾身汙穢，士氣低落，他們古老的武器上滿是泥漬。特倫斯解釋說，前線的這片地區由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民兵掌握——他們就是托洛茨基派。只有共產主義者的軍隊才能拿到俄國的新式武器。「俄國人不給我們武器，因為我們反對斯大林，」他氣急敗壞地說，「你一定要把這個寫到報紙上。我敢肯定，弗朗哥會很感激你的。」他說起瓦倫西亞的政府時，那輕蔑甚至超過對敵人的仇恨。
我們翻過戰壕，儘可能往前走到鐵絲網邊。朝山坡下仔細打量，我好像看到一具屍體躺在那兒。「是個摩洛哥人，」特倫斯說，「他們一月份向我們進攻。我們把他們打跑了。」就在這時，我聽到幾聲乾脆的響聲，像兩塊石頭對擊。「有人向我們開槍嗎？」我問。「是的，」特倫斯說，「不過別擔心，他們離這裡太遠了。」
離開時，我給了他兩包香菸，他頭一回擠出笑容。
（3月20日，星期六）
我意識到，我能在阿拉貢前線看到的一切都已看完，我們準備離開。福斯蒂諾和我一早上都在等卡車把我們帶回鐵路終點站。所見讓我們心灰意冷。福斯蒂諾還指出，他受的打擊比我更甚：我反正過幾天就要走了，可這是他的戰爭，他必須留下。他必須依靠這些抵抗法西斯的意象堅持下去。
我們在大街上唇槍舌劍，溜達到教堂。教堂裡空蕩蕩的，什麼傢俱都沒有（全被當柴火燒掉了），現在被用來關騾子和養雞。我拿出旅行手冊，大聲念道：「聖維森特有一個小小的羅馬式教堂，值得一遊。」我們坐在地板上抽菸，用我的酒壺喝威士忌。你在馬德里會待多久？福斯蒂諾問。一週吧，十天——我也不知道，我坦白，我真的應該儘快回家了。我朝他微微一笑。我的婚姻有麻煩了，我說。我告訴他芙蕾雅的事，還有我們的雙重生活，我在倫敦和諾福克的兩頭安排。我妻子發現了，我說，就在我來西班牙之前。
他露出遺憾又同情的表情。接著，這小小的坦白彷彿讓他在某種程度上對我放了心，他在一張紙片上草草寫下一個地址。「你到了馬德里之後，如果能去找這個人，他會給你一個要轉交給我的包裹。等你回到瓦倫西亞，我會去找你拿。你要是能幫忙，我將感激不盡。」他從我的表情看得出來，我有些不情願，我不想被捲進任何偷偷摸摸的勾當。「別擔心，洛根，」他說，「這事兒跟戰爭毫無關係。」
4月5日，星期一
馬德里，佛羅里達酒店。今天晚上響起空襲警報，但應該是虛驚一場——我沒聽到有炸彈落下。後來，我跟海明威和瑪莎一起用晚餐。吃到一半，一個討厭的俄國記者加入我們的行列。今天早上頭痛，瑪莎帶我去奇科特酒吧，讓酒保調了海明威最喜歡的狗毛雞尾酒給我——朗姆酒、青檸汁加葡萄汁——我感覺稍微好了一點。
接著，我們坐電車去大學區，按瑪莎說的，「去看看戰況」。離開酒店在城區旅行的感覺很奇怪，這座城市雖然正處在戰爭中且傷痕累累，但仍在這個週一顯露出正常的跡象——商店開著門，人們各忙各的。結果，突然你就發現你站到了前線。
在大學區裡，街道上的碎石瓦礫多了許多，房屋被毀，每一扇窗戶都被震碎了。出示新聞記者通行證後，我們被帶進一幢公寓樓，我們爬到頂樓，找到一個被用作機關槍火力點的房間。透過堆著沙袋的窗戶，可以清楚地看到醜陋的水泥大樓，那都是新的大學建築。這裡的氣氛十分低落：士兵們圍坐著抽菸玩牌。自從去年十一月法西斯的大進攻被擊退後，戰局已僵持數月。
民兵隊裡一位年輕上校（他留著一小撮柔軟的鬍鬚，像個男孩）把他的望遠鏡借給我們，我們從堆在視窗槍眼旁的沙袋上望過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排的戰壕和地樁，設定了路障的街道和帶刺的鐵絲網，還有被炮彈炸起來的一堆堆泥土，以及建築物正面水泥牆壁上的子彈和榴彈痕跡。往西望去，能看到曼薩納雷斯河的淺淺河谷和聖費爾南多橋。今天天氣晴朗，略有薄霧：春天在戰爭中來臨了。
瑪莎向這位來自瓜達拉哈拉的上校問了幾個問題，她想知道人民陣線上個月在那裡取得勝利的一些細節。我給她當翻譯。瑪莎高個長腿，滿頭金髮，算不上特別漂亮，但有美國人特有的幽默風趣和滿滿自信。她和海明威現在應該是情人了，不過在公眾場合，他們非常謹慎。我知道海明威在美國是有妻有子的。瑪莎細長的金髮讓我想起芙蕾雅。海明威忙著拍他的電影，我都沒怎麼見到他。想到我們倆都有婚外情，我感覺很奇怪。
得到她想要的資訊後，瑪莎便離開了，我留下來，想用這些材料以某種形式給杜森伯裡寫成一篇報道。他們之前拍來電報，讓我不要再給他們寄那麼多材料了——我感覺大家對戰爭的興趣在慢慢減退。這時，就在掃視大學之外的景色時，我看到好像有一輛裝甲指揮車從蒙克洛亞沿路開來。車身漆成灰色，車窗和擋風玻璃都被帶有細縫和發射孔的金屬板所取代。我把車指給上校看，他說：「我們來嚇嚇他們。」我有種感覺，他這樣做是為了打發無聊，而不是要真的戰鬥。他們把機關槍調到最高的位置——那輛車離這裡應該還有一千米遠——上校朝我做了個手勢，像是邀請我坐到桌邊，他說：「要不你來試試？」
我坐在固定在機槍三腳架旁的小桶上，通過瞄準器觀察。機槍上有握把，還有個士兵站在我旁邊，將一條條彈帶送進槍膛。我從瞄準器裡瞄準那輛車，它正沿著一條有築堤防護的車道，悠閒地朝大學裡的一處建築開去。我扣動扳機，打出一長串子彈——一眨眼，路基上便騰起一片塵土。我又開槍，並微微擺動槍口，我看著子彈把車前方的柏油路打得稀爛——車猛地停下，開始往後倒。天哪，這可真好玩，我想。我再開槍，讓子彈瘋狂地掃過路面，直到看見車被打中才停下。歡呼聲響起。車後退著拐過街角，不見了。
我坐了回來。上校拍拍我的肩膀。負責裝彈帶的人咧嘴一笑，朝我露出他的銀牙。我感覺全身顫抖，同時無比緊張。「給他們點教訓，」上校說，「他們以為這是什麼？難道是——」
這句話他再沒說完，因為整個房間突然到處都是亂飛的金屬片、掉落的石膏板和磚灰。窗戶對面的牆壁被打出好多拳頭大小的洞，幾秒鐘時間，石膏板便成了碎末。每個人都趴到地板上，爬到外牆的牆角。我也撲到一旁，我面前的沙袋彷彿就要爆炸了。一顆子彈打中裝彈帶計程車兵，他發出慘叫，手裡的彈帶掉下來。鮮血從他的手上濺到我的外套上。
應該有兩三挺機關槍瞄準了我們的位置，同時猛烈開火，它們沒完沒了，感覺像持續了一個鐘頭，實際可能只有五分鐘左右。我躺在地板上，雙手抱頭，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重複「池塘有魚，池塘有魚」（我母親建議我害怕時就這麼念，可以讓自己冷靜下來）。一塊巨大的石膏掉到我腿上，我嚇呆了，愣了一兩秒鐘。在我的右邊，之前給機關槍上彈帶的人在痛苦嗚咽。他右手的小手指快斷了。血流如注，在地板上和著灰塵混成一攤小小的血泊，後來，上校想辦法把它包紮起來，才止住了血。
槍聲開始變得斷斷續續時，上校和我爬到門口，把門扭開，匍匐著爬到樓梯平臺上。我站起來，拍打身上的塵土：我的嗓子快要冒煙了，全身都在顫抖。「你趕緊走吧。」上校粗暴而冷淡地說，彷彿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坐在房間，寫著這篇日記，我意識到，我已發出了我在戰區的最後一篇報道。現在，我要回家了。這是我這輩子離死亡最近的一次，把我嚇得魂飛魄散。我的衣服上全是石膏灰的氣味，我的腦子裡還在迴響著成千上萬顆子彈打進那個房間時的砰砰轟響。「池塘有魚，池塘有魚。」躺在那兒時，除了這句話，我腦海裡只有芙蕾雅和芙蕾雅收到我陣亡電報時的模樣。你在這裡做什麼呀，你這傻瓜？你一直假裝這個地方需要你，可你只是在偷偷拖延回去的時間。杜森伯裡新聞社對你有多重要啊？回家吧，你這傻瓜，你這蠢貨。回家吧，好好收拾自己的生活。
4月9日，星期五
瓦倫西亞。在馬德里的最後一晚，我正收拾零碎東西時，看到了福斯蒂諾在聖維森特給我的紙片。上面是一個地址，在薩拉曼卡區，僅此而已。我決定幫他這個忙。我來到樓下大堂，問門童知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正當我認真檢視市區地圖時，海明威和伊文斯來了，他們走過來看我在幹嗎。做了解釋後，我感覺海明威的好奇心立馬被勾了起來。
「沒有名字嗎？沒有聯絡人？」
「就只有一個地址。那邊知道我要去，他說了。」
「我們一起去，洛根。」他說，他帶著我走出酒店，來到他的車旁，車裡有司機在等著。
我們開車沿阿爾卡拉大街來到麗池公園，接著又往北開向薩拉曼卡區，迂迴繞了幾個圈之後，我們找到目標街道，將車停在一幢巨大的十九世紀公寓樓外。
「你在這兒等著。」我對海明威說。
「怎麼可能？」
門房帶我們走上樓梯，來到三號公寓，我按響門鈴。一位年老的用人開了門。他身後的公寓似乎很大，光線昏暗，一些傢俱被罩上了防塵罩。
「我們還以為你們不會來了，」用人說，「哪位是蒙斯圖爾特先生？」
我給他看了我的護照。
「他是誰？」用人問。
「不用管我。我是他的朋友。」海明威說。
用人離開片刻，回來時拿著一卷東西，像是一小張捲起來的波斯地毯，用繩子牢牢捆著。從他手裡接過來後，我們便離開了。
回到酒店房間後，我開啟包裹，鋪開地毯。海明威像個小孩一樣激動不已。地毯裡是七幅未展開的油畫，我把它們在床上攤開。
「是胡安·米羅。」我說。
「是米羅，」海明威說，「他媽的。」
「這是不是太嚇人了？」
「哎呀，米羅正好還是我的朋友呢，」海明威說，他的語氣中少了幾分溫和，「我有一幅他早期的畫，很大的——跟這些不一樣。」
「這些都不是我喜歡的風格。」我說。這些畫布都很小，大概只有九十釐米長六十釐米寬，應該是米羅在他後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階段的典型作品。我把它們又捲了起來。
「誰會有七幅米羅的畫？」海明威說。
「還有，為什麼選我當信使？」
「問題太多，」他說，「我們去奇科特看看能不能弄明白吧。」
4月12日，星期一
又回到巴塞羅那，沒有福斯蒂諾的任何訊息。給媒體管理局和新聞部總部打了電話、發了電報，沒有回覆，我覺得還是親自去問問比較好。
於是，今天早上，我去了外籍人員管理處，找到最開始安排他給我當媒體聯絡員的那些人，他們告訴我，他已經不在這兒工作了。每個人都表情凝重，滿臉疑惑，不多說話。好像沒人知道他在哪兒。我離開大樓時，一個華髮早生的年輕人跟著我走出來，帶我去了一家咖啡館。他不肯告訴我他的名字，他說福斯蒂諾大概在十天前被捕了。「被誰逮捕的？」我問。「警察。」「什麼罪名？」他聳聳肩。「一般都是叛國罪：這最簡單了。」我問福斯蒂諾有沒有妻子或家人。只有個媽媽，在塞維利亞，他告訴我——這可不是個好訊息，因為塞維利亞在法西斯戰線後面。他一家人最初是從塞維利亞來的，花白頭髮的年輕人告訴我，說不定這就是他倒霉的原因。說完，年輕人離開了。我不知道他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只知道，在這場戰爭中，塞維利亞很早便落在那幫將軍手裡了。
稍後。今天下午，我回到酒店，前臺有一張給我的紙條，是列印的，沒有署名。上面寫著：「福·帕雷迪斯在拒捕時被警方擊斃。有人指控他是法西斯間諜。勿在巴塞羅那久留。」震驚過後，我開始思考這是不是真的。也許這是個惡作劇？又或者，福斯蒂諾真的成了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衝突的受害者？要不，他真是間諜？在這場戰爭中，懷疑、猜忌和捉摸不定的真相似乎都司空見慣。然而，我還是不敢相信他已死去。我想到福斯蒂諾和我們之間短暫的交集，以及他在喊出那句無政府主義者「愛生活，愛人類。恨不公，恨特權」的口號時嘲諷的懷疑態度。這句話作為墓誌銘不算很差。現在，我成了胡安·米羅七幅畫作的持有者——我幾乎可以肯定它們也不屬於福斯蒂諾。我該怎麼處置它們？
（第二天，洛根回到瓦倫西亞，五天後，他再次回到倫敦，他把那七幅畫卷在波斯地毯裡隨身攜帶。跟往常一樣，他在接下來的那個週末去了索普。在那一年稍晚的時候，他把回來後發生的事以備忘錄的形式寫了下來。）
（9月）
經歷了這幾個月沒完沒了的跟律師碰頭、開會以及感情的劇烈波動後，再將事情的經過有條理地記錄下來似乎是明智之舉，畢竟，我不能只依賴我當時潦草寫下的筆記。
四月，我從西班牙回來，跟芙蕾雅度過了幾天快樂的時光，心裡卻越來越焦慮。洛蒂不知道我已回來，我希望能以一種暗示一切如常的狀態回到索普，至少一開始能這樣。芙蕾雅說，沒人試著聯絡她；不過，在我離開後的頭兩三天，她總感覺有人在監視這套公寓：她下班回來時，曾連續兩天在街上看到同一個男人。
我給洛蒂發電報，說我回來了，我帶著既噁心又恐懼的感覺，登上開往諾維奇的火車。是我即將面對的控訴，而不是我打算要做的事，讓我早早感覺到疲憊和厭倦。芙蕾雅和我長談過，我們認定，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一切都告訴洛蒂，請求離婚。可當我到家時，家裡空蕩蕩、陰沉沉的。洛蒂和萊昂內爾不見蹤影——我知道，是我的電報讓他們躲到艾奇菲爾德去了。
我給艾奇菲爾德打電話，出乎意料，接電話的人是安格斯。他的語氣冷冰冰的，很平靜，他說他第二天早上會來找我。
「我想跟洛蒂說話，拜託了。」我說。
「她病得厲害，不能說話。她再也不想跟你說話了。這也正是我來接電話的原因：你有什麼想說的，都跟我說。」
「天哪，」我開口道，「這樣可不是——」
突然，他幾乎是衝著我尖叫起來：你這噁心的髒東西！你跟那婊子鬼混在一起——我掛上電話，切斷他的聲音。
第二天的經歷讓人格外難受。早上，安格斯帶著家族律師來了，一個叫華德路的人，他通知我，我天黑前必須離開索普，我和洛蒂的聯名賬戶已被凍結（法庭下的命令），我將面臨起訴，我必須支付洛蒂和孩子的贍養費，要是想見萊昂內爾，我每個月可以有一天跟他見面，但必須提前十天給出書面請求，說明我的打算。律師說個不停時，安格斯就坐著，默默地對我怒目而視。我把他們倆都趕了出去。
在前門，安格斯對我揮出一拳，我躲開了，還狠狠朝他胸口打了一下，我出手很重，他倒下了。要不是華德路拉著我，我還要狠狠踹他一腳。安格斯看起來就快哭了，華德路扶他上了車，他一直在大吼大叫，說著各種威脅人和侮辱人的話。他可真是個徹頭徹尾的王八蛋。
接下來，我們進入律師之間的拉鋸戰。我找到一個不錯的律師，叫諾埃爾·蘭格——是彼得·斯卡比爾斯推薦給我的——蘭格和華德路便對著幹了起來。我不反對離婚，但拒絕滿足他們的其他要求。照例，一切問題最終歸結到錢的問題。我原本以為索普的房子一半是我的，因為它是艾斯萊德和伊妮德送給洛蒂和我的結婚禮物，但結果，它只屬於洛蒂名下的基金。看來，伯爵對自己女兒的婚姻能否長久也沒有信心。我利用這個資訊，將我從《女孩工廠》掙到的部分稿費解了凍，這筆錢原本被繫結在投資和聯名存款賬戶中。我們唇槍舌劍，來來往往。蘭格幹得不錯，但收費也不低。我發現我寫的報刊文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了。
到最後，就在我們好像把一切釐清時，他們又非讓我走一遍被捉姦的過場。我絕對可以肯定，這是安格斯·卡塞爾的主意。其中會涉及的齷齪勾當讓我十分鬱悶：我得僱一個妓女，在酒店訂一個房間，還得跟某位酒店員工合謀，讓他「發現」我們，還得讓他籤口供。我把他們的要求告訴芙蕾雅後，她說：「挺好的，那我們就一起過個墮落的週末唄。」
我們去了伊斯特本，酒店女服務員給我們送早餐時驚恐地發現，我們倆竟然真的躺在床上。芙蕾雅大喊：「早上好。對了，我跟他可沒結婚哦！」可憐的女孩在我們的開懷大笑中離開了房間。
上週，法院下達了離婚暫準令，《泰晤士報》上也登出啟事，標題為《伯爵之女與暢銷小說家離婚暫準令已下》，內容是這樣的：「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的萊蒂西亞·蒙斯圖爾特女士請求解除與洛根·貢扎果·蒙斯圖爾特先生的婚姻關係，該訴求未遭到反對，離婚理由為蒙斯圖爾特先生與芙蕾雅·德弗雷爾小姐在伊斯特本威斯敏斯特酒店的通姦行為。離婚費用由蒙斯圖爾特先生承擔。」
我精疲力竭，窮困潦倒，但興高采烈，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它將成為我生命中的一段歷程——拋下過去的蛻變，褪下那斑駁黯淡的死皮，呈現出閃亮光滑的新殼。現在，我和芙蕾雅的生活可以真正開始了。還有一個問題：我愧疚的心痛——萊昂內爾。我該拿萊昂內爾怎麼辦？我愛他；他是我的兒子。這是我無法辯駁的事實，可實話實說，這事實對我沒有任何真正的意義。萊昂內爾除了是我的親生骨肉，到底還意味著什麼？坦率點吧，洛根——你只知道他是個愛生病又煩人的孩子。陪他十分鐘都讓你為難：你的思緒會開始渙散，你只想有人趕快把他帶走。是的，我承認，也許我是不擅長照顧嬰兒，但無論如何，我不能不管他，也不會不管他。我必須將他從艾奇菲爾德拯救出來。他還是個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也許會變，所以我必須存在於他的生活中，無論我覺得這有多尷尬、多難受，我要成為一種重要且持久的影響。我不會把萊昂內爾·蒙斯圖爾特丟給那幫惡魔。
1938年
1月7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和我在切爾西市政廳結婚了。出席者：新郎和新娘，我母親，恩卡納茜歐，芙蕾雅的父親喬治，她哥哥羅賓。婚禮後，我們沿馬路走到八鍾酒吧，喝了幾杯。婚禮很低調，但我們的幸福圓滿了。只有母親悶悶不樂；她說她很喜歡芙蕾雅，但又補充道：「你總不能一天之內就把洛蒂那樣的人給忘了呀。」我提醒她，洛蒂和我已分開八個月了。「我感覺好像只有一天。」她堅持說。
接著，大家各自散去，芙蕾雅和我回到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我們吃了午餐，在陰冷的天氣中去巴特西公園散步。回來後，我們看書，用留聲機聽音樂，然後吃晚餐。
「我太開心了，」我們躺在床上緊緊相擁時，我對她說，「我覺得我快爆炸了。」
「嘭！」她說，「年輕夫婦在切爾西的一套公寓中同時爆炸。」
3月17日，星期四
我重新拿起這本日記，是要記下：（1）我寫完了《聖讓的夏日》的第三章；（2）芙蕾雅今天早上宣佈她懷孕了。我們曾說過試著要個孩子，可我怎麼也沒料到成功來得如此突然。當然，這個訊息讓我想起萊昂內爾，今年我只跟他見過一次。保姆帶他來到諾維奇的一家酒店（我在那天訂了個房間），我跟他相處了幾個鐘頭，我試著跟他一起玩，逗他開心。他對我疑心很重，總是去找保姆。那次的經歷真是令人難堪。可憐的萊昂內爾——他將會成為我們無愛婚姻最大的犧牲品嗎？不知為何，我感覺芙蕾雅和我的孩子將會幸運得多。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們得另找個住處了。
（4月）
還有哪一年的春天比今年的春天更髒？天氣陰冷而多雨——又多雨，又陰冷。華萊士讓我跟《週日參考》簽了合約：十篇文章，五百英鎊。從西班牙回來後，我的儲蓄和稿費都有了可喜的增長。
芙蕾雅身體不錯，沒有說早起有噁心想吐的症狀。上週我又在諾維奇跟萊昂內爾待了一天。現在這已成了慣例。我訂一天的房間——在某個中間地點——保姆帶著萊昂內爾從索普坐計程車來跟我會面，一直待到他明顯表現出疲倦或無聊，或兩者皆有後才離開。
昨天晚上，跟特維爾·史蒂文斯愉快地共進晚餐。特維爾說，早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之前，他就清楚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從加泰羅尼亞傳來壞訊息——弗朗哥的軍隊每天都在迅速推進。天哪，西班牙。這如同一個瘋狂的夢境。還有，我該怎麼處理福斯蒂諾·帕雷迪斯的米羅畫作呢？特維爾說，我們也快跟德國開戰了。我沒有理會他的警告。我想的是我們在巴特西找到了剛好租得起的房子。
（7月—8月）
巴特西，梅爾維爾路三十二號。我們七月搬進去，整個夏天都忙著整理。我很捨不得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可我們也都很愛梅爾維爾路。「你覺得這條路是以赫爾曼·梅爾維爾的名字命名的嗎？」芙蕾雅問。「肯定是的，」我說，「這裡多適合作家啊。」梅爾維爾路彎彎曲曲的，路旁是一溜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層紅磚排屋。每幢屋前都有一小塊草坪或砂石地，屋後都有帶柵欄的細長小花園，和布里奇沃特街上平行的花園隔開。我們的房子一樓有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有兩間臥室和一間浴室，屋簷下還有帶天窗的閣樓，我把它改造成擺滿書的單間，用作書房。透過窗戶，我能看到泰晤士河對面洛茲路電廠的煙囪。
昨天，我們去公園散步，看機器挖出一排排戰壕。哪怕是在平靜的巴特西，空氣中也瀰漫著戰爭的氣氛，它似乎將從天而降。芙蕾雅長胖了，開始覺得難受：預產期在十月。
8月31日，星期三
希特勒有一百萬軍隊，《新聞紀事報》是這麼寫的。與此同時，我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寫了篇書評，談濟慈一本很平庸的書。夏天又幹燥又炎熱，我幾乎都在努力工作和忙於愉快的家庭瑣事。芙蕾雅的乳頭變成了布林維爾巧克力的顏色。我們給第二間臥室貼上淺黃色的牆紙，為「孩子」做準備——男女都好。我們對此保持著含糊的迷信：我們都說不在乎性別，但我有了萊昂內爾，所以很想要個小女兒。我覺得芙蕾雅想要個男孩。
我又跟萊昂內爾度過了奇怪且尷尬的一天。他動輒發怒，哭哭啼啼的，保姆說：「是熱得暴躁了。」於是，我把他的衣服脫下來，讓他在房間裡光著身子玩，保姆震驚了。「我會告訴萊蒂西亞女士的，蒙斯圖爾特先生。」「只管告訴。」我說。離婚後，我沒再見過洛蒂——你以前的生活，或者說，你所拋棄的生活，竟能如此迅速地消失，真是奇怪。現在，萊昂內爾是我們唯一的聯絡。我時不時將一塊法蘭絨在冷水中浸溼，擰乾水後，在他大腿和胳膊下紅疹最嚴重的地方敷上一兩分鐘，這時，他會平靜下來，似乎是充滿感激地看著我。「謝謝你，爸爸，」他說，「這樣很舒服。」隨著孩子出生的臨近，我的內疚心情也愈發嚴重。在回倫敦的火車上，我流下了眼淚——這太不像我了——可沒有什麼能像萊昂內爾這樣讓我落淚。我還能為他做點什麼呢？等「孩子」出生後，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根據《新聞紀事報》的報道，希特勒有一百萬軍隊——我看到我寫過這事了。
（10月1日，星期六）
坦率地說，我完全理解慕尼黑之後大家感覺到如釋重負。我們的孩子隨時可能出生——雖然在政治上、在理智上，我譴責我們怯懦的退讓，併為捷克人民感到絕望的悲哀，但我還是對自己說，和平當然更好，沒有必要為一個遙遠小國無足輕重的領土而開戰吧？我還記得我在西班牙親歷的戰爭，以及它的荒謬、殘忍和混亂，我清楚，戰爭只能是無條件的最後的手段。現實的殘酷在於，蘇臺德問題絕不能成為歐洲國家自相殘殺的理由。那麼，你是個綏靖主義者嗎？不是：我看到這些瘋子帶來的威脅，可我也知道，我想要的，跟全世界人民一樣，就是和平的生活。希特勒也不想要戰爭；他想要的是戰利品，這正是他的聰明之處，是他看似不斷成功的原因。沒有戰爭的戰利品。也許，張伯倫理解這一點，所以他才會做出最終的讓步，精明地以此為代價爭取到和平。我在巴特西四處閒逛，感覺大家的心情有了真正明顯的放鬆——酒吧裡傳出笑聲，女人在街角閒話家常，郵差吹著口哨四處送信。這些司空見慣的場景告訴我們：我們曾到了戰爭的邊緣，但又回來了。戰壕可以被填上，防毒面具被送回政府倉庫。我確定，在德國，像我這樣的人——三十多歲、已婚、孩子馬上就要出生的作家——一定和我有著同樣的感受，他也一定不想看到自己的城市被轟炸，不想看到自己的國土被戰爭蹂躪。這應該是人之常情吧？可我又對自己說，西班牙內戰表現出什麼人之常情了嗎？
特維爾打來電話，他差點哭了，他說這是恥辱和背叛，他說張伯倫和達拉第（法國首相）退讓過了頭，還說希特勒一定會回來索取更多。他說得對嗎？我坐在自己的小房子裡，外面突如其來的夏日暴雨傾盆而下，我祈禱他是錯的。
奧利弗·李今天傍晚發表廣播演說，預言如果我們現在不阻止希特勒，那死亡與毀滅將不可避免。可我們已經阻止他了呀，不是嗎？聽著李的演說，我發現自己想起蘭德，並不知不覺地想象著若是她當初同意嫁給我，我現在可能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毫無意義的猜測。真是那樣，我就永遠不會認識芙蕾雅了。也許這是蘭德幫我的最大的一個忙。
今天傍晚，我走到花園盡頭，抽了支香菸。上週，我在離房子最遠的地方種了一棵槭樹，迎接孩子的到來。樹苗跟我差不多高，大家都說，它能長到十二米高。這麼說來，再過三十年，如果我們都還活著，那我就可以回來看看這棵參天大樹了。不過這個念頭讓我傷感：三十年後，我就六十多歲了，我意識到，你能對生活做出的這種不假思索的預測將會越來越少。假如我說的是四十年後呢？那就有點壓力了。五十年後呢？那時候，我可能不在人世了。六十年後呢？我絕對是長眠地下了。謝天謝地，我種的不是橡樹。那才是標誌年齡分水嶺的最好詮釋。你會相當理智、相當冷靜地意識到，在並不遙遠的未來，這個世界已沒有你了，而你種下的樹還會繼續生長，你看不到了。
10月14日，星期五
我們有個小女兒了。她今天早上八點出生。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我立馬趕去。芙蕾雅精疲力竭，眼圈發黑。有人把孩子抱出來給我，我把她擁在懷裡，這個紅彤彤的憤怒的小東西，小小的雙手揮舞著，拼盡全力尖叫。我們給她取名史黛拉——她就是我們的明星。歡迎來到這個世界，史黛拉·蒙斯圖爾特。
1939年
1月14日，星期六
收到苔絲·斯卡比爾斯的信，讓我頗覺壓抑，收信人是我，還標著「私人秘密」的字樣。在信裡，她從她的視角，講述了彼得不斷出軌的事，以及這些事給婚姻帶來的痛苦壓力。她請求我的幫助：「我跟彼得結婚時，從未想過他會變成這樣，我知道，你也一定想象不到他會做出這樣的事。除了倫敦的那些妓女，他現在還跟馬洛的一個女人約會。他仍把你當作最好的朋友。他敬佩你、尊重你。洛根，我不能讓你叫彼得像以前那樣再愛我，可你就當是可憐可憐我，讓他停止這些可恥的勾當吧。我走投無路了，我知道，村裡的每個人都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他就不能像個紳士那樣，讓我和我們的孩子不要再忍受這殘忍的羞辱了嗎？」還有很多類似的話。可憐的苔絲。
1月20日，星期五
我給彼得打電話，他邀請我去盧吉餐廳一起午餐，慶祝他的第三本驚悚小說《馬拉喀什的三天》出版。我得說明一下，他去年離開了《泰晤士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當作家比我成功得多。而我也很高興地說，我對他沒有一絲一毫的嫉妒。
*
稍後。我們共進午餐，吃得很開心。他變了，彼得——他變得更世故、更粗俗了。他話說到一半，視線便會追隨走過房間的年輕女服務員；他還喋喋不休地評論著餐廳裡的其他女人：「那不是她丈夫」「她要是穿漂亮點，也算個美人」「你都能聞到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慾求不滿的氣息」，等等。大概是不斷出軌的結果吧。他坦承，跟妓女在一起他感覺更放鬆；他說他有兩三個定期光顧的物件。他推薦我也去找妓女——有快感，沒負擔，他說。我提醒他，我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沒這回事。」他說。這是個絕好的由頭，我把苔絲寫的信告訴了他。他震驚了；他變得非常安靜，我看得出來，他內心的怒火在燃燒。「她為什麼要寫信給你？」他不斷重複這句話。我沒有告訴他。至少，我完成了苔絲交給我的任務。我給她寫信，說了我做的事。現在回首牛津的日子，時間彷彿過了幾個世紀。
坐公共汽車回家時，我在蘇荷區看到張貼的報紙：弗朗哥兵臨巴塞羅那城下。
（3月）
好吧，就是這樣了，我猜，希特勒已進入布拉格。奧利弗·李說對了，現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復存在了」。去年十月我那多愁善感的心緒，此時看來彷彿是一個愚蠢哀傷又絕望的夢境。西班牙現在全是弗朗哥的了——母親應該很高興。我在廚房桌邊寫著這篇日記，芙蕾雅把孩子抱在胸口。她旁邊的櫥櫃裡，擺著還放在硬紙盒中的防毒面罩——我們沒把它們還回去。戰爭肯定要來了，但澤將成為下一個危機。在即將到來的衝突中，你打算怎麼辦，洛根？要是父親還活著，他在這場戰爭中會怎麼做？
羅德里克問我要不要在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當審稿人，每月三十英鎊。我說要四十英鎊，他告訴我，普洛默在凱普出版社也只拿三十英鎊，這樣一來，我就沒法再爭了。我懷疑羅德里克是想把我拴在公司，因為我告訴他，《聖讓的夏日》就快寫完了。他的邏輯讓人不明白：寫報刊文章本來就很耗時間，現在我還得一整週一整週地看稿子、寫報告，這樣一來，我基本上不可能再寫其他東西了。
《世界主義者》在法國取得微小但持久的成功。西普里安寫信說，他又受到熱烈的追捧，彷彿重回一九一二年，「託您洪福」。他可真是個文字高手。在世界末日來臨前，我必須回巴黎。
（7月）
奧爾德堡。我們在這兒的小鎮租了間小房子，七月和八月住——總有某種原因把我拉回諾福克。需要辦事時，我就去倫敦，我很享受我們住在這裡的頭兩週，不願離開。北海海邊清新的銀光，還有消失的地平線都在誘惑著我。我整個上午都用來工作，寫報刊文章，但更有可能是給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審稿（這似乎佔據了我越來越多的時間）。接著，如果天氣晴好，我們就去海灘野餐——帶上旅行毯、熱水壺和三明治，坐在海邊，看海浪捲上滿是卵石的海岸。史黛拉是個典型的漂亮女嬰，圓圓的臉蛋，胖胖的雙頰，湛藍的眼睛，金黃的頭髮，總是充滿好奇和喜悅。我們讓她坐下，在她面前堆上一堆鵝卵石，看著她一塊又一塊地撿起來、認真檢視後再扔掉，我們則坐著聊天。芙蕾雅開始幫我審閱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的一些稿件——我想她很懷念英國廣播公司。
我想方設法說服了洛蒂，讓我們帶著萊昂內爾過了一次週末，因為我們現在住得很近了。週末過得並不成功。萊昂內爾似乎很怕芙蕾雅，我不禁猜想，洛蒂往他的腦瓜裡都灌輸了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又或者，更有可能是伊妮德那個潑婦。他跟我在一起似乎更放鬆，我嘗試做一個爸爸該做的事。我們在花園裡踢了一個小時足球，最後他問：「爸爸，這個遊戲我們還得玩多久？」實話說，他看起來就是個普通小孩，我沒看出他在任何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他不聰明，不可愛，不滑稽，不放肆，也不英俊。更糟糕的是，他繼承了艾奇菲爾德那邊最難看的相貌特徵。有一次，他問我是不是跟芙蕾雅結婚了。當然，我回答。聽到這話，他皺起眉頭說：「我還以為你是跟媽媽結婚了呢。」我跟他解釋了一番。「這是不是意味著你不是我真正的爸爸？」他問。我永遠都是你的爸爸，我說。上帝保佑，我差點哭了。
（7月）
弗萊明邀請我去卡爾頓烤肉餐廳共進午餐。他好像還在做股票經紀，但目前又在海軍部擔任了某個神秘角色。他說，我寫的關於西班牙戰爭的文章讓「很多人」印象深刻。我告訴他，我寫的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在美國發表的。「我知道，」他說，「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文章。」他說起未來的戰爭，彷彿它已經爆發了，他問我有什麼計劃。「活下去唄。」我說。他笑了，他從桌上俯過身，遮遮掩掩、神神秘秘地說，我要是「願意接受一份特別的工作」，那他私底下將會感激不盡。他說，工作地點主要在倫敦，對我們打贏這場戰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為什麼選我？我問。因為你文章寫得好，你親身經歷過戰爭，你對它不抱幻想。出門時，我們碰到一位老人，我確信這是事先安排好的，他穿著款式很老的灰色套裝，弗萊明介紹說他是海軍上將戈弗雷。他不動聲色地打量著我。
8月7日，星期一
苔絲·斯卡比爾斯死了。她淹死在泰晤士河裡，彼得在電話里語無倫次地告訴我。她散步去了，到了茶點時間還沒有回家，於是，彼得溜達到河邊找她。他看見沿河而下大約八百米處圍著一大群人和警察，便漫步過去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結果發現，他們剛把苔絲從河裡拖上來。她在摘花時滑下河岸。她不會游泳。「多麼可怕的意外啊。」他說。
我驚駭得無以復加。親愛的苔絲啊。我回想起我們在艾斯利普偷偷度過的那些週日，以及我們在那間小木屋又硬又潮的床上有過的激情風暴。我知道你為我做過的一切，苔絲。是意外嗎？我很懷疑。我想她是受夠了。感謝上帝，感謝耶穌，至少我當面捅破了彼得四處淫亂的事。我告訴芙蕾雅，她看得出我相當氣憤，我把我們的往事告訴她：我們在學校接受的挑戰；苔絲勇敢地追隨彼得去了牛津。我說，我當時覺得自己有點愛上了她，還很嫉妒彼得。至於我們的風流韻事，我認為最好還是不告訴芙蕾雅。
9月3日，星期日
巴特西。炎熱的一天。芙蕾雅和我聽了首相的廣播演說，他宣佈我們現在與德國正式開戰。史黛拉在廚房的地板上四處亂爬，發出小狗般尖利的細細叫聲，這意味著她非常開心，開心得不得了。我抱住芙蕾雅，吻著她的眉毛。不要去參軍，她悄聲說，求你了。我把弗萊明的邀請告訴她，我們祈禱它仍然有效。
稍後，我獨自一人走進花園，抬頭看著湛藍的天空和幾片飄浮的白雲。天氣潮溼悶熱。教堂的鐘聲響起來。我奇怪地感到放鬆，就像病入膏肓的患者突然得到診斷：「病情嚴重，蒙斯圖爾特先生，但無須絕望。」矛盾的是，最壞的訊息一旦得到確認，反而會讓人思緒清晰：至少前路是明朗的了，大家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只是，在這個炎熱的夏日，站在自家狹小的花園中，我思考著，對蒙斯圖爾特家的三個人而言，這場戰爭會以毀滅而告終嗎？我感覺恐懼像刺骨的冰水滲入全身。
註釋：
莫里斯·德·弗拉曼克（mauricedevlaminck，1876—1958），法國野獸派畫家。——譯註
瓦萊裡·拉爾博（valérylarbaud，1871—1945），法國象徵派詩人，法蘭西學院院士。——譯註
安娜·尼可拉芙娜·布洛古索娃（annanickolaevnabrogusova），1928—1929年間洛根在巴黎經常光顧的妓女。
安德烈·莫洛亞（andrémaurois，1885—1967），法國作家，1923年出版過關於雪萊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傳記《愛麗兒》。
h.g.威爾斯（h.g.wells，1866—1946），英國小說家、新聞記者、政治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的《時間機器》等作品對科幻小說的發展影響深遠。——譯註
布魯姆斯伯裡團體（thebloomsburygroup），英國20世紀初號稱「無限靈感、無限激情、無限才華」的知識分子小團體，成員包括弗吉尼亞·伍爾夫、約翰·凱恩斯和t.s.艾略特等人。——譯註
奧利弗·李（oliverlee），1927—1955年間為斯托克維爾南區的下院議員。
達拉奇（darracq），1896年成立於法國的汽車公司。——譯註
切斯特菲爾德長沙發（chesterfield），一種扶手與靠背同高的沙發款式。——譯註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scottfitzgerald，1896—1940）當時也在巴黎。
《永別了，武器》（afarewelltoarms）。
雷蒙·龐加萊（raymondpoincaré），當時的法國總理。
拉姆齊·麥克唐納在6月組建了第二任工黨政府。
西里爾·康諾利（cyrilconnolly，1903—1974），文學評論家、作家。他和他的妻子吉恩當時住在國王路312a。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1804—1881），英國政治家、作家，曾兩度出任英國首相。——譯註
巴斯特·基頓（busterkeaton，1895—1966），美國默片時代著名演員及導演，以「冷麵笑匠」聞名，1960年獲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譯註
丘納德女士（ladymaud‘emerald’cunard，1872—1948），社交名媛，南茜·丘納德的母親。［南茜·丘納德（nancycunard，1896—1965），英國作家、激進記者、豪門女繼承人、政治活動家。——譯註］
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nicolson，1886—1968），英國外交家、作家、政治家。——譯註
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mosley，1896—1980），英國極右翼政治家，因組織創立英國法西斯聯盟而出名。——譯註
威廉·格哈迪（williamgerhardi，1895—1977），英國小說家、劇作家。——譯註
伊夫林·沃當時27歲，剛剛與第一任妻子離婚。
西普里安·迪歐多內（cypriendieudonné，1888—1976），純文學作家、詩人。他是「世界主義者」組織的成員，其他成員還包括瓦萊裡·拉爾博、萊昂·保羅·法爾格（léon-paulfargue）、亨利·萊維特（henrylevet）等。
布萊斯·桑德拉爾（blaisecendrars，1887—1961），法國詩人、小說家。——譯註
瑪哈特馬·甘地（mahatmagandhi，1869—1948），當時剛剛出獄，正與印度總督一同參加圓桌會議。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isherwood，1904—1986），英國/美國小說家、劇作家。——譯註
德國銀行確實在7月崩潰了。
伯恩＆米爾納裁縫店（byrne＆milner），洛根做衣服的裁縫店，位於倫敦馬多克斯街上。
兩人在1932年某個時間再次見面。彼得·斯卡比爾斯現在是《泰晤士報》的助理編輯。彼得和苔絲的兒子詹姆斯於1931年出生。
英國法西斯聯盟（thebritishunionoffascists，縮寫為buf），成立於1931年。
蒙特卡洛（montecarlo），摩納哥城市。——譯註
索普戈丁厄姆，原文為thorpegeldingham，在英文中，gelding意為「去勢的人或牲畜」。——譯註
萊昂—保羅·法爾格（léon-paulfargue，1876—1947），法國抒情詩人、散文家。——譯註
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sterne，1713—1768），18世紀英國小說家。——譯註
克勞迪奧·蒙特威爾第（claudiomonteverdi，1567—1643），義大利作曲家，現代管絃樂先驅，在文藝復興末期創立威尼斯歌劇樂派，還創作了許多宗教音樂和牧歌。——譯註
布拉柴維爾（brazzaville），剛果共和國的首都。——譯註
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galsworthy）於193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bowen，1899—1973），英國小說家。——譯註
莎莉·羅斯（sallyross），安格斯的未婚妻。
西爾瑪·弗內斯（thelmafurness，1904—1970），愛德華八世的情婦之一。——譯註
指《夜色溫柔》。
杜肯·格蘭特的一位畫家朋友。
見《弗吉尼亞·伍爾夫日記第四卷：1931—1935》。
伊恩·弗萊明（ianfleming，1908—1964），作家，詹姆斯·邦德007系列小說的作者。
分別指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和魯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英國小說家、詩人）。威爾士親王現在成了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
聖詹姆斯的酒吧。
沃當時已與勞拉·赫伯特（lauraherbert）訂婚，後來兩人結婚了。
國王退位後成為溫莎公爵。他在12月11日向全國廣播，講述了自己做出這個決定的理由。
瑪莎·蓋爾霍恩（marthagellhorn，1908—1998），記者，後來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她當時在馬德里為《科利爾週刊》工作。
紀錄片《西班牙大地》，導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ivens）。
車和司機都是共和政府特地為海明威提供的。
胡安·米羅（joanmiró，1893—1983），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藝術家。海明威在1925年以250美元的價格購得他的畫作《農場》。
原文為cauc，即completeanduttercunt的首字母縮寫，是洛根用來罵人的最狠的話。
1938年秋天，希特勒威脅要進軍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德語區，歐洲大戰一觸即發。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nevillechamberlain）坐飛機前往慕尼黑，參加了四方會談（德國、義大利、法國、英國），各方達成一致，將蘇臺德地區割讓給德國。捷克並未受邀出席會議。張伯倫從慕尼黑凱旋，帶回由希特勒簽字的表示「我們兩國人民永不交戰」的一紙檔案。
3月15日，希特勒的軍隊進入布拉格，表面上是要「保護」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不受新近獨立的斯洛伐克的控制。
但澤（danzig），波蘭濱海省的省會城市，也是波蘭北部沿海地區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的軍艦炮擊但澤的波蘭基地，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譯註
威廉·普洛默（williamplomer，1903—1973），南非作家，長期在喬納森·凱普出版公司任審稿人。
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蘭。英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軍隊3日上午11點前撤退。但希特勒並未聽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