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根·蒙斯圖爾特以歷史專業三等學位從牛津大學畢業。他無法解釋自己的成績怎麼這麼差，以及為何會對考試結果那麼盲目自信。他安慰自己說，反正在他未來的生活中，他也用不上這個歷史學位，所以結果就無關緊要了。他搬回倫敦薩姆納他母親的家，在那兒，多虧母親給他的零花錢，他得以繼續撰寫雪萊的傳記。他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國旅行，跟本·利平待在巴黎的時間也越來越長。與頭兩本日記不同，第一本倫敦日記在日期的記錄上非常隨意。所有括號裡的日期都是根據相關資訊推測出來的。這本日記始於一九二八年快要結束時。
1928年
（10月）
薩姆納
倫敦的雨輕敲著窗，讓我夢到了巴黎。我躺在沙發上，幻想本的新公寓如果是我的，我會如何重新裝飾一番。
最喜歡的顏色：灰褐色，綠色。
最喜歡的傢俱：路易十四時代風格的寫字檯。
最喜歡的畫：本的弗拉曼克。
最喜歡的時間：黃昏時喝杯雞尾酒的時刻。
我歌唱歐洲，歌唱它的鐵路和劇院，
還有它星座般的城市……
——（瓦萊裡·拉爾博）
母親要把我逼瘋了，總要操心我一日三餐吃什麼。「我離家六個星期了，」我說，「我吃什麼你完全不瞭解。」「話雖如此，」她說，「但我不管：在這個家裡，你就得像正常人一樣吃飯。」今天早餐時，她讓亨利給我端來一大盤培根、雞蛋和蘑菇。我簡直要吐了。我跟她說，午餐前我最多隻能享用一杯咖啡加一支香菸。
安娜。對安娜的狂熱慾念真真切切地開始了，而我回家不過一天。我們的最後一次是那麼美好，又那麼悲傷。愛之夢——是愛之夢，還是愛的夢幻？對安娜的愛的夢幻。她去坐浴盆洗澡時，我走到窗邊，站在那兒看下面的街道，有位上校耐心地站著等候：他抽菸時，菸頭小小的橘黃色火光便亮起來。
（事後補記。一九五五年。安娜在蒙帕納斯大道旁的阿薩斯街上一家名叫香塔爾之家的高階妓院工作。那裡乾淨整潔、井井有條，通常都有六七名女孩可供挑選。安娜在每週的週五、週六和週一上班。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剛開始去那兒時，她應該有三十好幾了。我記得她有一頭漂亮的棕色秀髮，我總讓她把頭髮放下來，她會不情願地照做。她的皮膚非常白皙，但已開始失去緊緻和彈性。她對自己胖胖的小肚子有著完全不必要的害羞。她額頭很高，鼻子又長又細。她法語流利，英語說得一般。她的丈夫，就是那位上校，總會在她下班時出現，無論天晴下雨，都在街上等她。他們在俄國革命和內戰中失去了一切。等她出現後，他會伸出胳膊讓她挽住，然後一起朝蒙帕納斯的地鐵站悠閒走去，如同外出散步的中年中產階級夫妻。現在我經常想，早年間那些與苔絲和安娜的性經歷，是不是讓我變得無可逆轉的扭曲又乖戾了。）
（11月）
我把《思想的想象》的打字稿交給羅德里克，他像翻電話簿一樣翻看著，隨機念出裡面的句子。「我有種感覺，這本書能讓我名聲大振。」他說。我說：「你該關心的難道不是我的名聲嗎？」他笑了，顯得有點急躁，他道歉說不該如此明顯地表露自己的野心。我們聊了一下莫洛亞，不知道他會不會成為問題。羅德里克覺得，莫洛亞倒是幫了我們大忙——他做好了鋪墊，充當了理想的拓路人。
午餐（在常青藤餐廳）後，我走路回家，我既興奮，又有些奇怪的失落。我二十二歲，剛剛將我的第一本書交給出版人。但我依然隱隱擔憂，該如何度過我的餘生。當然是再寫一本書啦，你這笨蛋。
一走進安娜的房間，我就發現洗臉盆旁邊有把遺落的梳子。她一反常態，驚慌失措，像個天真少女般紅著臉，同時又怒氣沖天、心神不寧的。她把梳子扔進廢紙簍。上一個客人留下的這件東西對她造成的困擾遠遠超過了對我的影響。又有一天，我問她多少歲了，她笑了一聲，說：「哎呀，三十，三十歲啦。」我好奇她和上校一九一七年以後過的是怎樣的生活。「你的年紀夠當我的媽媽了嗎？」我問。她認真思索了片刻，皺起眉頭。「夠了，」她說，「要是我是個很壞的女孩子，就夠了。」她拒絕與我在香塔爾之家以外的地方碰面，說這樣對上校不公平。她在香塔爾做的這些事是與外界隔絕的，是隱秘的，最遠只到大門口。香塔爾只是為她和丈夫的生活提供了一種資金來源，無論這筆錢是多麼微薄（上校為什麼不工作呢？我想。又或者，他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是她忠實的常客——其他姑娘我都不想要——我來之後會在會客廳等到安娜有空為止。我給香塔爾夫人付五十法郎，按照現行匯率，不到兩英鎊。我會再給安娜多付二十法郎。她將鈔票小心地折起來，塞進帶拉鏈的小皮包。我喜歡把這想成是我在為他們共同的生活做點貢獻。我覺得我對他們倆都很關心，安娜，和她憂傷的上校。
12月25日，星期二
母親把給我的零花錢增加到一年五百英鎊，作為給我的聖誕禮物。我想我們一定是非常有錢了：普蘭德蓋斯特先生肯定在美國施展了什麼魔法。在巴黎生活，我一天只要一英鎊（除開找安娜的開銷）。我還在等羅德里克的訊息。
12月26日，星期三
給本寫信，問我新年期間能不能住在他那裡。想以我所知道的安娜的生活為原型，寫一部小說。謹慎起見，最好還是等聽到《思想的想象》的結果再說。
1929年
（1月1日，星期二）
洛根決心：
離開家，給自己找間公寓，最好是在巴黎。
跟蘭德多見面。
冷酷多些，順從少些。
要工作，要寫作，要生活。
1月24日，星期四
和蘭德在皇家餐廳見面，喝雞尾酒。我來早了，但我很開心地拿著酒和書坐著，默默看著表演。我感覺，我在巴黎的時間讓我和倫敦的所謂知識分子圈子保持了絕妙的距離。依我看，我們在這裡的選擇僅限於愛喝啤酒的小英格蘭主義記者（貝內特、威爾斯之流）和自命不凡又自成一派的唯美主義者（布魯姆斯伯裡團體）。我看著這些文人轉來轉去，從一張桌子走到另一張桌子：完全沒有注意到角落裡拿著普魯斯特小說的瘦削年輕人。
蘭德走進來，跟往常一樣，她一路經過的每個人都跟她打招呼。她看起來很累，一見面，就立馬告訴我，她跟波比·賈勒特分手了。我表示同情——真心實意地。她碰了碰我的手，說：你太好了，洛根。我告訴她，她的工作（無償為一位工黨下院議員當秘書）對波比來說可能是個問題，畢竟他是準男爵之子，是保守黨政要。她承認我說的可能有道理，可她還是覺得波比「不會如此狹隘」。沒有什麼比情人的缺點更令人失望的了，我提醒她，我想這句話用法語說出來應該更動聽。我還說，她天天往傳單上貼郵票或是列印信件，不覺得有點浪費自己的學歷（當然，她拿的是一等學位）嗎？恰恰相反：她預測工黨政府將贏得下次選舉。我送她上了開往漢普斯特德的地鐵，我們吻別時，我給了她一個小小的擁抱。
稍後。母親和普蘭德蓋斯特先生正在舉行小型晚宴，我能聽到下面傳來的笑聲。母親隨時會用留聲機放起倫巴舞曲——好了，現在真放了。再次見到蘭德讓我回想起在牛津的日子以及至今讓我煩惱的糟糕成績。我無法解釋我怎麼會如此誤判自己的成績。我真的覺得自己學得還不錯。勒梅恩叫我去見他時，我也是堅持這麼說的——他無法掩飾失望的表情。霍頓給我寫了封很貼心的信，說任何人的成績在他們的一生中，最多佔據兩個星期的重要性：人的其他一切境況皆是如此，這取決於各人。迪克·霍奇拿了二等學位，彼得也是。卡塞爾壓根兒沒有參加考試。普雷斯頓拿了一等，決定繼續留在牛津，攻讀博士學位。母親從沒問我拿的是什麼學位：我不知道她以為我在牛津的這三年都在做什麼。
看到蘭德後，我對安娜的狂熱便消退了，真有意思。突然間，我願意在倫敦再留一段時間了。
2月15日，星期五
和迪克在諾維奇車站碰頭（多少回憶湧上心頭！），一同前往斯沃弗姆。田野裡結著厚厚的霜，日頭低懸，但陽光燦爛，燦爛到我們都拉下了包廂的百葉窗。安格斯（卡塞爾）開著一輛相當時髦的達拉奇來車站接我們。迪克不願把他多出來的一支槍借給我（「為什麼不借？」「你自己去買。」），於是我只能找安格斯借（我說我的槍還在修理）。安格斯說他家到處都是槍——應該沒問題。
他家的房子很醜，還有一大片馬棚。房子是他祖父（第一任艾奇菲爾德伯爵在十九世紀中期修建的，花園倒是很漂亮，枝繁葉茂，一叢叢的樹林（我覺得針葉樹太多了點），遊樂設施和景觀都準確體現出設計時的初衷。新房子最大的好處是每樣東西都能正常運轉：熱水、中央取暖，還有電燈。我洗了澡，換了衣服，下樓去。伯爵看起來相當溫和——胖胖的肚子，樂呵呵的，總是自顧自哼著歌，喘著粗氣。他讓我叫他艾斯萊德；我還是有點叫不出口，但我發現迪克很自然就這樣叫了。伯爵夫人，伊妮德夫人看上去像是吃了毒藥：她的臉瘦削、陰鬱、長滿皺紋，頭髮染成黑色。聚會上有十來個人，有年輕人——安格斯、他妹妹、我和迪克——也有形形色色的本地老人。晚餐時，我被安排坐在伊妮德夫人和安格斯的妹妹萊蒂西亞小姐（「請叫我洛蒂」）中間。洛蒂嬌小玲瓏，穿著倫敦最新潮的衣服，但她的五官組合有點不協調——鼻子太寬，嘴唇太薄（繼承了母親的特點），兩眼間距過寬——加在一起就使得她算不上特別漂亮。她很健談，活潑好動，對巴黎的事怎麼都聽不膩。（「你去過黑人舞會嗎？你看到了女同性戀嗎？那些女人也非常非常漂亮嗎？」）相比之下，伊妮德夫人則像個移民官一樣審訊著我。你在哪兒出生？蒙得維的亞。那是哪裡？烏拉圭。還是茫然不知。南美洲。哦，你們在那兒做什麼？我父親是做生意的（不知為何，我不想在這群人面前提到「罐頭牛肉」這幾個字）。你母親是哪裡人？蒙得維的亞。我彷彿聽到她的腦子轉得飛快。她是烏拉圭人，我說。太神奇了，你竟然還有外國血統，她說，然後便把臉轉向她右邊的人。
晚餐後，安格斯向我道歉，說他媽媽就像個控方律師，對誰都是那樣拷問。我說我覺得，她發現自己旁邊坐的是個混血兒時，好像有點不安。安格斯認為這很滑稽。「嗯，」他說，「洛蒂倒是覺得你好得不得了，這算是安慰嗎？」
第二天——寒冷刺骨——專門有人在林間把鳥趕出來，讓我們開槍瞄準。中午在小木屋裡野餐後，我們又繼續打了會兒鳥。我什麼都沒打到，但還是起勁兒地開槍掃射，裝個樣子。迪克是神槍手——他打的鳥接二連三從天上掉下來。星期天，我宣佈退出，我說我好像患了感冒，我一上午都待在圖書館和洛蒂玩牌（不得不說，我越和洛蒂接觸，就越覺得她漂亮——她不化濃妝時更美）。可是，哎呀——這沉悶的鄉間生活真讓人頭腦麻木。伊妮德夫人時不時走進來，確保我沒有在切斯特菲爾德長沙發上強暴她的女兒。就在午飯前，管家通報，有通電話要找蒙斯圖爾特先生。是母親打來的：羅德里克·普爾打來了電話。「他讓我告訴你，他很喜歡你的書。」
接完這通電話，我覺得我什麼都能熬過去了——那個偽名流英國佬對我使再壞的招兒我也不在乎了。我感覺我已超越這幫愚蠢乏味的人（朋友除外，這個自不必說），他們只知道談論各自的狗、打獵的事以及無趣的家庭。晚餐時，我坐在一位醫生的妻子和伊妮德夫人的某位表親中間，我像老友般跟他們暢談（至於說了什麼，我一個字都不記得）。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我的書。我的書！我的書就要出版了，坐在我周圍的這些笨蛋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可以在這市儈勢利的小圈子裡待上一千年，我才管不著呢。
早上，我們正要離開時，伊妮德夫人把我拉到一旁。她竟然衝著我微笑：她說她的表親覺得我很有趣，她還補充道，他們準備在春季為洛蒂舉辦舞會——在倫敦——如果我能答應當晚做洛蒂的舞伴，那她本人將感激不盡。我還能說什麼呢？但我在心裡默默發誓，以後再不接受這樣的邀請了，這些糾纏不休的瑣事：這些人和我不是一路人，這不是我想棲居的世界。這裡很適合迪克：對他來說，這裡就像另一個家——是他蘇格蘭社交圈的英格蘭版本——可它不適合我。安格斯還算討人喜歡，可就因為我們一起在艾比念過書，我就要把他當作真正的朋友嗎？這些都是英國人做出的悲哀妥協：幸好巴黎讓我的眼光更銳利了。很快，這一切都將被我拋諸腦後。
（2月）
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將給我百分之十五的版稅率，並預先支付了五十畿尼。我問羅德里克，第一次出書的作者是否都按這個標準（老實說，我其實並不在乎，在這種時候，我只想拿到印好的書）。他建議我找個文學經紀人，並推薦了華萊士·道葛拉斯，在柯蒂斯·布朗公司工作了幾年後，道葛拉斯剛剛開了自己的公司。羅德里克帶我去他的俱樂部（薩維爾）喝香檳。書將在秋季出版。薩維爾的氣氛很舒適；我在想要不要讓羅德里克幫我申請會員。
*
華萊士·道葛拉斯是個高大健壯的年輕人（三十二歲？三十三歲？），他說話很慢，帶著濃濃的蘇格蘭口音。「洛根·蒙斯圖爾特吧？」他好奇地說，「你有蘇格蘭血統嗎？」我父親那邊往上好幾代是蘇格蘭人，我說。我發現，蘇格蘭人總熱衷於一開始就攀這種關係。他穿得像個銀行家：三件套的套裝、白襯衫，繫著公司的領帶，頭髮抹了油，分得一絲不亂。他看起來像魁梧版的t.s.艾略特。他同意接納我這個客戶，並從我五十畿尼的預付款中收了五畿尼。
「那麼，」他說，「你接下來打算幹嗎？」
「我要去巴黎住一陣。」
「嗯，寫幾篇文章怎麼樣？《郵報》？《紀事報》？只要是寫巴黎的文章，美國雜誌都想要。要不要我幫你問問？」
突然，我對這位自信健壯的實幹之人湧出一股暖意。我有種感覺，我們一定會成為堅不可摧的好朋友。
「好的，拜託了，」我說，「我什麼都願意寫。」
我感覺到，我的作家生涯——我的作家人生，我真正的人生——實實在在地開始了。
3月11日，星期一
我給蘭德打電話，提議共進午餐。我們在蘇荷區的那不列塔納餐廳見面，吃了肉丸和義大利麵，喝了一瓶基安蒂紅酒。我把我的新訊息告訴她，她露出由衷喜悅的表情。她是真心為我高興。如果位置互換，我不知道我能否如此大方？……我們又點了一瓶基安蒂——我開始喝得上頭了——我說起巴黎，說等我在自己的公寓裡安頓好了，她就到巴黎來，我的文學經紀人——我好喜歡說這個詞啊：我的文學經紀人——會在報紙和美國雜誌上幫我找發表文章的機會，然後，等我的書出版了……我停下來，深吸一口氣，她朝我微微笑著。我只想吻她。
（3月）
華萊士——我現在叫他華萊士了——幫我跟《時代與潮流》雜誌簽了三篇文章的約，更了不起的是，他還幫我爭取到了《先驅論壇報》的稿約（「巴黎文壇」板塊）；第一篇稿酬三十英鎊，第二篇十五英鎊。他說，如果這些文章反響都不錯，應該還會有更多機會。我都等不及了，但我發現我在找藉口推遲我的旅行。蘭德的事還沒有解決：我們之間的事如果得不到共識和解決，我就還不能去巴黎。
4月2日，星期二
夜深了，晚上十一點，我一個人坐在空蕩的包廂裡，喝著酒壺裡的威士忌，這趟海陸聯運火車轟隆隆地開出滑鐵盧，穿行在倫敦藏汙納垢、燈光昏暗的郊區，朝蒂爾伯裡前進。黎明前，我將抵達巴黎。
蘭德和我在普來維塔利餐廳晚餐後，她來車站為我送行。我一直想讓她確定來巴黎的時間，可她說來說去，說的全是選舉的事，拉姆齊·麥克唐納、奧利弗·李、選區之類的。火車就要出發時，我把她拉到一個堆滿郵包的手推車後面，我說：「蘭德，上帝為證，我愛你。」說完我吻了她。嗯，她也回吻了我：幾個搬運工人朝我們吹口哨，我們才停下來。「到巴黎來，」我說，「等我一安排好，就讓人去接你。」「洛根，我有工作的呀。」「週末來。」「到時候再看吧，」她說，「給我寫信。」她雙手捧著我的臉，吻了我的鼻尖。「洛根，」她說，「我們來日方長。」現在，我知道愛情是什麼了。
（4月）
昨天晚上，我去香塔爾之家找安娜，不知為何，感覺跟以前不一樣了，她也察覺到了。「還好嗎？」她問，「一切都還好嗎？」我讓她放心，一切都很好，並把她拉到我身邊以示證明，可顯然我們之間不會再發生什麼了。我下了床，在房間來回踱步。我又給自己倒了杯酒。安娜在床上坐起來，袒胸露乳的，耐心地看著我。
「你有其他喜歡的人了？」她問，「就在巴黎？」
「不是。那女孩在倫敦……」我決定把一切都告訴她，「我認識她很久了。我們一起唸的大學。她不算特別漂亮。她很聰明——這是當然。她家裡人很有意思。我好像老是忍不住想她。」
「把她的事都跟我說說吧。」
於是，我坐到床上，我們喝著酒，抽著同一支菸，我說了半個小時蘭德的事。時間到了，我跟她吻別，緊緊貼著她的身體時，我發現我的性衝動又回來了，我後悔沒有利用好與她共處的這兩個小時。我說，過幾天我還會來找她的（她現在每週工作五天）。看來蘭德魔咒被打破了。
（4月）
搬入藝術學院街上的倫勃朗酒店。一天五十法郎，在屋簷下我擁有一間小臥室和一間小客廳，任何時候想泡熱水浴，只需另付五法郎。這基本上和自己找間公寓差不多棒了。本放棄了他在格勒奈爾路上的公寓，住到他新開的畫廊樓上的單間——那裡住不下我了。畫廊在雅各布路上，他給它取名「利平兄弟」——他說「兄弟」表達了一種源遠流長的感覺和家族事業的概念。他確實有個兄弟——叫莫里斯——比他大很多，在倫敦當律師，要不就是會計師，我記不清了。華萊士在《水星》雜誌幫我找了個活兒，每月一篇稿子，每篇十畿尼。我對《水星》稱不上狂熱喜愛——它有一種菸斗、啤酒加潮溼粗花呢外套的氣味——可乞討者不能挑三揀四。
5月8日，星期三
「利平兄弟」開幕前的特邀觀摩。我早上七點就到了。一個人都沒有。本非常緊張，在擔心畫展的質量。他有一幅德朗、兩幅小的萊熱、不少花哨的俄國畫，還有一幅小的莫迪裡阿尼。接下來的幾個鐘頭，大概有十來個人閒逛著走進走出，什麼都沒買。我出五英鎊，買下那幅莫迪裡阿尼，並拒絕本給我減價。本灰心喪氣的，我說了些陳詞濫調的話，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云云。
不管怎樣，我帶他去花神咖啡館喝香檳。
「看看你的成就，本。」
「看看你的成就：你都寫了一本書了。」
「你在巴黎有了自己的畫廊，天哪。我們都還只是孩子呢。」
「我需要現金，」他陰鬱地說，「我現在需要買。現在就要。」
「耐心點，耐心點。」我的語氣像個老姑婆。
一對夫妻在我們桌邊停下腳步。他們認識本，本介紹說他們是蒂姆和愛麗絲·法雷諾，都是美國人。男的曬得黝黑，英俊帥氣，只是頭髮稀疏。女的嬌小美麗，總是皺著眉頭，表情緊張，像集中了過多精力。
「你們沒來我的開幕式啊。」本抱怨——他顯然和他們很熟。
「天哪，我還以為是下週呢。」法雷諾輕鬆扯謊。
「我們忘記了，」愛麗絲說，「我們吵了一架。吵得很兇——我們不得不和好。你不會想讓我們出現在你漂亮的新畫廊的。」
法雷諾立馬紅了臉，顯然不像他自己裝出來的那般無所謂。我們都笑了，尷尬的氣氛化解了。
他們是來跟另外幾個美國人見面的，我們受邀加入他們在咖啡館後面的行列。接連到來的客人讓我糊里糊塗的，加上我又喝了太多酒，所以說給我聽的十幾個名字，我一個也沒記住。我旁邊坐著個高大強壯的方臉男人，留著鬍鬚。他喝得酩酊大醉，不停衝著桌子對面個頭較小的尖臉男人吼：「你就是屎！你真的就是屎！」這好像是他們之間幼稚的笑話：他倆都控制不住地放聲狂笑起來。本看到一個他認識的女孩獨自坐著，便從我身邊走開了。我默默喝著酒，相當開心，沒人注意我，一瓶又一瓶酒神奇地出現在桌上。這時，愛麗絲·法雷諾悄悄坐到我身邊，問我是怎麼認識本的，還有我在巴黎做什麼。我告訴她，我在等我的書出版，她朝我伸出手，又拉了拉方臉男人的衣袖，為我們做了介紹。洛根·蒙斯圖爾特——歐內斯特·海明威。我知道他是誰，但我沒有說。喝到這時候，他連話都說不利索了，他開始充滿嘲諷地模仿起英國人，滿嘴都是「老夥計」「老兄弟」「老傢伙」什麼的。愛麗絲說：「別他媽煩人了，海明威。你把我們的名聲都搞臭了。」我發現我還挺喜歡愛麗絲·法雷諾的。我偷偷溜走，找到本，他正陪著一個臉色蒼白、臉型細長、端莊嚴肅的法國年輕女子，她叫桑德琳——我沒聽清她姓什麼。我懷疑本對她頗有興趣而且很認真——有時候酩酊大醉反而讓我思維清晰。我帶著他回雅各布路時，他承認了這一點。他對她簡直是神魂顛倒，他說，可這也讓他萬分痛苦，因為她的父親身無分文，而且她還離過婚，帶著一個年幼的兒子。「我不能為了愛情結婚啊，」他說，「這不在我的計劃裡。」
他去洗手間吐了，我四下轉悠，檢視成堆的油畫。這個房間比格勒奈爾路的公寓更小，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檔案櫃。隨意走動時，我發現桌上有一個信封，寫著熟悉的字跡。
「彼得給你寫了封信？」本回來時，我問他。
本慘白的臉色中露出隱隱約約的鬼祟。「是，我本來要告訴你的，可是一件事接著一件事……他和苔絲結婚了。」
他把信遞給我。是真的：他們結了婚，住在雷丁，彼得在《雷丁晚報》當助理編輯。苔絲和父母沒有和解，彼得的父親也和他斷絕了父子關係。彼得卻說他這輩子從未如此幸福過。
我感覺酸澀的妒意慢慢湧上心頭，接著是擔憂。為什麼彼得給本寫信卻沒給我寫？難道苔絲把一切都坦白了嗎？
「說不定正有封信在倫敦等著你呢。」本說。願上帝保佑他。
「說不定吧。」我說。
5月9日，星期四
從銀行出來時（拿著要買莫迪裡阿尼的錢），我碰到海明威。「巴黎就是個農村。」他說。說完他又為自己的行為道歉，解釋說，是一個特別朋友的存在讓他「怒火攻心、酩酊大醉」。我們沿著聖日耳曼大道散步，享受春日的陽光，他問我是怎麼認識法雷諾夫婦的。我做了解釋。「蒂姆是全歐洲最懶的人，」海明威說，「他妻子倒是非常可愛。」我們交換了地址（原來他已經結婚了），並約好再見面。我們都有書要在秋天出版——他看起來還是很隨和的。
6月7日，星期五
巴黎的夏天到了。我去找安娜，她的房間熱得令人窒息，於是我們速戰速決，辦完了事。我點了一瓶夏布利乾白葡萄酒和一桶冰塊，我們在床上休息，邊聊邊喝。我告訴她，再過幾天我就要回倫敦了，她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她會想念我的，並希望我能儘早回巴黎。
「我們是朋友了，是不是，安娜？」我說。
「當然。特別的朋友。你到這裡來，我們做了愛。我們就像真正的情人，只不過你出了錢。」
「不，我的意思是，不止這樣，和這不一樣。你瞭解我生活的一切。我也瞭解你和上校。」
「當然，洛根。而且你非常大方。」
我在想，香塔爾夫人是不是在這兒推行了某種規定：客人每一次熱情的告白，真心也好，假意也罷，她們都必須以委婉的提醒來回應，讓客人不要忘了這種關係的真正本質——金錢交易。我有點兒傷心。
出於某種緣故，我在離開後，又決定再留會兒——時值傍晚，天色尚早。我躲在一處門廊裡，直到上校出現。八點左右，安娜從香塔爾之家走出來，他倆一語未發，手挽著手離開。我跟著他們走到地鐵站，排著隊倒數第二個上了他們後面的車廂。我看到他們在雷阿勒站下車，我小心翼翼地不讓他們發現，遠遠盯梢，一路跟到他們住的公寓樓。我記下門牌號和街道名。此刻，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指望得到什麼呢？
描述你的思想狀態。不安全。不確定。焦躁不安。
概述你的情緒。性飢渴。內疚。獨處巴黎帶來的強烈的肉體愉悅。痛恨時間：只想永遠停留在這個年紀、這一天、這一週、這一月、這一年，永遠。只想象得出等待著我的漫長而緩慢的衰落。對安娜的痴狂與對蘭德的痴狂。可若有必要，我每週可以五次滿足自己對安娜的痴狂。這似乎越發刺激了我對蘭德的痴狂。
你為何如此為巴黎著迷？在巴黎，我覺得自由。
6月13日，星期四
我明天回倫敦。今天上午，就在午飯前，我又回到巴黎大堂站，在安娜的公寓樓外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希望她能出現。我就想跟她見一次面，能遠離香塔爾之家的氛圍和影響；我希望我們能在大街上隨意地邂逅彼此，我會舉起我的帽子，我們相互問候，說幾句關於天氣的老掉牙的話，再各走各的路。我需要給我們的關係增添一個不同的層面，某種日常的東西，與妓院和付錢買春無關的東西。她當然並未出現，我的腳開始痛了，我感覺自己像個傻瓜。
尋找公共汽車站時，我路過一間街角的小餐廳。我往裡瞄了一眼，看到上校竟坐在那兒，看著報紙，面前還擺了一杯茴香酒。我裝作自然地走進去，點了杯啤酒，不經意地坐在他旁邊的桌上。從近處看，他比安娜顯得老很多——我猜應該有五十多歲了。他的衣服破舊但很乾淨，他繫著黃色的領結，胸前口袋露出相同顏色的手帕。看來，是個講究的人。他留著小鬍鬚，末端向上翹著，白鬍子比黑鬍子多，頭髮也一樣，抹得油光發亮，向後梳著，沒有分開。他站起身，把報紙放回架子，我又去取來了。頭版頭條全是龐加萊糟糕的健康狀況。
「這麼好的天氣卻生病了，真可憐。」我用法語說。
他看著我，微微一笑——他當然不認識我。我感覺很尷尬，我意識到我跟他的妻子做過幾十次愛——操了她幾十次呢。我很想一股腦兒脫口而出——我們是怎樣以各自的方式關愛安娜的，我們是怎樣分享著她的，我給她的那些小費應該也幫了他不少——好像這樣說出來以後，我們就能更熟悉彼此了。
總而言之，他說了幾句龐加萊年老力衰的話，我沒有聽懂，因為他的法語說得像連珠炮一樣快，而且夾雜了很多俗語——說真的，他的法語簡直是無懈可擊。
我們回到各自的座位，開始漫無邊際地閒聊。他看得出來我是英國人，他說，是從我的口音推斷的。接著，他又像所有法國人一樣禮貌地補充道，我的法語也說得相當好。我耍了個心計，我說我感覺他也好像有一點點口音。這話讓他大吃一驚：他可是在巴黎出生在巴黎長大的，他宣稱。我把話題引向報紙上德國共產主義者暴動的新聞，我說他們應該出動軍隊，並順便問他有沒有參軍的經歷。他說他曾在一九一四年應徵入伍，但由於肺不好被拒收了。我又請他喝了杯酒，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以前是個旅行推銷員，可他的公司破產了，從那以後……他看了看手錶，說他得走了，他和我握手後離開。看來，他顯然不是什麼白俄羅斯軍隊的上校。
6月24日，星期一
薩姆納
我不在家時，母親重新裝修了我的房間（這是什麼奇怪的強迫症？），在這個過程中，我有一半的書好像都找不到了。「哎呀，我可從來沒碰過你的書，親愛的，」她說，「搞不好是漆匠，是他偷了。」我在儲藏室找到了它們。她還把瑪麗·羅蘭珊的畫掛到了樓下廁所。我拿了回來。我們有了輛新車，福特。
早上，我去了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在小飯館午餐時，羅德里克告訴我一個新訊息，他們不得不將《思想的想象》推遲到一九三〇年春季出版。出版計劃排得太滿了，投稿的作家太多了——都是這種蹩腳的藉口。我大傷腦筋，感覺陷入了迷茫：我是個作家，但還不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應該有已確實出版了的書——你可以把它拿在手裡，可以去書店買到它。羅德里克說，他很喜歡我從巴黎發來的稿子，說不定我可以再多寫幾篇，一併收錄在精裝文集裡。
「那小說怎麼樣？」我激動地說。
「哦，我們，呃，當然也很喜歡小說……」他謹慎又口齒伶俐地說，「不過我得說，我從沒覺得你會成為小說家。」
「那你覺得我會成為什麼，羅德里克？」
「才華橫溢的作家啊，當然也隨時可以轉去寫小說。」他完全恢復了溫和愉悅的態度。
我想，正是他的懷疑真正燃起我的鬥志。我在等待《思想的想象》出版期間，一定要寫本自己的小說。就寫一個住在巴黎的英國年輕作家，一個美貌但徐娘半老的俄國妓女，以及她宣稱是自己丈夫的神秘「上校」三人之間的關係。書名該叫什麼呢？
我在南肯辛頓站出了地鐵，在那兒巡邏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約瑟夫·達克。很高興又見了面，我們熱情地握手，回憶起大罷工的日子。他告訴我，他現在有兩個孩子了，還邀請我去他家喝茶——還是巴特西那個地址。
（6月）
達克跟我在一起很放鬆，可他的妻子蒂爾達就非常緊張了，至少我覺得是這樣。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她便是如此。她不停地道歉：為茶點道歉，為孩子們吵鬧道歉，為後花園的狀況道歉。小男孩名叫愛德華——「是以威爾士王子的名字取的」——小女孩叫艾瑟爾。我們穿著襯衫，坐在花園躺椅上，看著孩子們蹣跚學步。陽光很暖，我的肚子裡塞滿水果蛋糕，感到一種平凡的寧靜降臨在我身上。也許這就是生活該有的模樣？一處不大不小的房子，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位妻子，一個家。所有那些毫無意義的奮鬥啊野心啊——
「對不起，蛋糕不好吃吧，蒙斯圖爾特先生，有點幹。」
「很好吃。請叫我洛根。」
「你想吃點三明治嗎？但恐怕只有魚肉泥餡兒的了。」
她把孩子們帶進屋後，達克又接著替她道歉，這讓我更不自在了。「她是個好媽媽，」他說，「很勤勞，把家裡弄得乾乾淨淨的。」接著，他朝我轉過身說：「我非常愛她，洛根。認識蒂爾達讓我成了我自己。」我想不出該如何應答這樣的宣言。「你是個幸運的人，約瑟夫，」最後，我這樣說，「我希望自己能有你一半的運氣。」他把一隻手放在我肩上，輕輕捏了捏。「我也希望如此。」他說，顯然很開心。
他是個真誠的人，約瑟夫·達克，可我得問一問自己的態度，我不是對它們有什麼懷疑，而是需要讓它們接受考驗。我在這裡，和一個地位低微的警察喝茶，我不是在對他屈尊降貴，也不是想證明自己是個多麼偉大的平等主義者。我不會四處吹噓這次見面，但我知道，休·福瑟吉爾那樣的人就會，他們會把這樣的友誼當作徽章掛在身上。那麼，你為什麼來這兒？是他邀請的我，我接受了。我猜，我之所以來，是因為我們倆都能從彼此的陪伴中得到點什麼。
（9月）
夏季旅行。七月——和本去了柏林，逛畫廊。在他的建議下，我買了一小幅珍貴的水彩畫，作者是克利，我沒聽說過。有一天晚上，我們目睹了兩夥警察激烈的街頭打鬥。最後，終於坐火車去了維也納—在蒂羅爾—庫夫施泰因、霍爾、基茨比爾旅行。接著是薩爾茨堡—巴德伊舍—格蒙登—格拉茨。八月，蘇格蘭，照慣例，經由加拉希爾斯去基爾多納。迪克的狩獵派對比往年規模更大。我不再找任何藉口，直接宣佈不參與戰鬥，只以散步、釣魚或坐公共汽車去特威德河谷來打發時間，公共汽車沿河谷而上，開往山間平緩地帶的一個個磨坊小鎮。晚上，我盡情喝酒享樂。安格斯（卡塞爾）和洛蒂也在那兒。洛蒂顯然對我神魂顛倒。一天晚上，客廳只剩下我們倆時，我帶著些許酒意，吻了她。第二天早上，我小心翼翼地向她道歉，可她一個字都不願聽。
回憶：有一天，天氣炎熱，但空氣清新。我沿著河岸往上走，水很淺，水流很急，河水是茶褐色的，這是特威德河的一條支流，我手裡拿著一根竿子，尋找水塘。在刺眼的陽光中，岸邊樹林下的陰影如同黝黑的洞穴入口。我找到池塘，把我的啤酒瓶插到水邊的漩渦裡，釣了一個鐘頭魚，我釣到三條小鱒魚，又把它們扔回水裡。我吃了麵包和乳酪，喝了冰涼的啤酒，穿過田野走回基爾多納，陽光一直照在我的背上。我在河邊度過完全孤獨、徹底寧靜、純然美好的一天。我必須更多地去體驗這種快樂。
10月22日，星期二
小說進展不錯：它的篇幅不會很長，但應該會緊張刺激，感人至深。我還沒想好怎麼結尾，也沒想好書名。《思想的想象》校樣稿到了。我很快就要實現目標了。很快。
我去漢普斯特德福瑟吉爾家晚餐。蘭德看起來很累，她說工作太辛苦了——李在新政府裡相當忙碌。她把我介紹給一個名叫格迪斯·布朗的人——他三十來歲，是個畫家。這引起我的警惕：他身手敏捷，肌肉發達，像個留著金色捲髮的職業拳擊手。他的舉止透露出相當的自信。
跟福瑟吉爾一家在一起，我感覺非常放鬆——他們是我理想中的「別人家」。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我會有什麼不同？我跟弗農聊起我在柏林的旅行，告訴他我買了一幅保羅·克利的畫（保羅是誰？他問——英國文化真是狹隘）。格迪斯·布朗知道保羅·克利是誰，好吧，他還即興給我們做了十分鐘介紹演講。他讚賞了我不凡的品位：突然間，在他眼裡，我變得還不錯了。接著，休又對我說起政治，我點頭同意墨索里尼是個禽獸，並將手伸過桌子，幫厄休拉點燃數不清是第幾支的香菸。可蘭德和格迪斯·布朗在哪兒？在外面露臺上看星星呢。哎呀。
10月30日，星期三
普蘭德蓋斯特先生從紐約發來的電報似乎讓母親有點驚慌。她念道：「股票市場出現混亂。急需現金。」「現金？」她說，「我沒有現金。」從銀行借點唄，我說，然後便上樓去寫我的小說了。突然，我的腦中蹦出一個書名：「女孩工廠」。
1930年
1月1日，星期三
在輕微的宿醉中，迎來了新的年代和新的一年。（昨天晚上：在福瑟吉爾家喝雞尾酒，和羅德里克在薩伏伊吃晚餐，半夜去了500俱樂部。凌晨三點就寢。）
回顧一九二九年。與巴黎的纏綿故事。在倫勃朗酒店裡的快樂時光。對安娜的狂熱和「安娜/上校」之謎。對蘭德強烈的感情。「強烈的感情。」哼！就是對蘭德與日俱增的愛情啊。《思想的想象》被出版社接受。開始寫《女孩工廠》。對延遲出版的失望。認真寫著稿酬優厚的雜誌文章。
結交的朋友：愛麗絲·法雷諾、約瑟夫·達克、洛蒂·艾奇菲爾德（？）。
無法確定的朋友：彼得、苔絲、休·福瑟吉爾。
失去的朋友：無。
結論：充滿期待的一年；但很遺憾，離功成名就依然遙遠。作家生涯真正開始了。掙到了錢。一九二九年證明，我能夠以筆為生。
1月5日，星期日
晚餐時，母親誇張地宣佈，我們失去了紐約的公寓。
我：什麼公寓，請問？
母親：我在六十二街的公寓啊。普蘭德蓋斯特先生說它沒了。
我：你找不到你的公寓了？
母親：我們付不起房貸。銀行把它收走了。
我：真可惜。我真想有一天能去看看。你為什麼不讓普先生賣掉你的一些股份呢？
母親：這我不懂。我們有好多股份，但他說都不值錢。一文不值。
我：我給你調杯雞尾酒吧？
（3月）
切爾西，格利伯，85a。我的新地址。我在國王路租了間帶傢俱有花園的公寓。臥室、浴室、廚房、餐廳，還有一間可用作書房的多餘的臥室。我把我的書和畫都運來了，現在只需要地毯和墊子，我就能把這裡變成屬於我的地方。富勒太太每週來幫我「清掃」三次，她說她丈夫會打理好花園——加起來每個月六英鎊。我拉上窗簾，點燃爐火，開啟一瓶酒。顯然，西里爾·康諾利和他的妻子是我的近鄰。《女孩工廠》進展順利。
3月27日，星期四
《思想的想象》今日出版。我跑到城裡，在哈查德書店特地買了一本，作為某種象徵。這是本漂亮的小書，淡紫色的封面，卷首插畫是弗農·福瑟吉爾畫的一幅小小的雪萊肖像，畫得很完美。在星星餐廳與羅德里克及託尼·鮑威爾共進午餐——鮑威爾在達克沃斯出版社工作。在坐地鐵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把書拿出來，看著它，感受著它在手裡的分量，隨便翻開一頁，念一兩句話。我把作者簡介看了又看：「蒙斯圖爾特先生畢業於牛津大學，目前正在寫一本小說。」可是，出版商為什麼要在封底給別的書做廣告呢？我認為這破壞了我的書的完整性。我並不想知道這個卡斯伯特·沃爾夫寫了本關於迪斯雷利的「有趣而重要」的新傳記。你在我可愛的新書上幹什麼呀，卡斯伯特·沃爾夫？
我目前典型的情緒狀態：既百無聊賴，又得意揚揚——無聊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一條書評，得意是因為已經拿到了我的書，而且還是在書店裡買的。突然間，我很想和蘭德在一起，或是和安娜——哪怕是露西也好。然而，我只是去探望了母親，雖然她說我的離開讓她傷心欲絕，可她已經在計劃把我的房間改造成她的工作室了。
「工作室？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親愛的。就畫畫唄，雕刻唄，跳舞唄。」
4月13日，星期日
上週《泰晤士文學增刊》上有篇不錯的書評——說我的書「引人入勝，文筆生動」。「我們可以相信雪萊的真實面貌便是如此」——《先驅報》的書評。「把莫洛亞徹底比了下去。至少我們現在有個英國版的雪萊了」——《郵報》的書評。我給羅德里克打電話，得知書的銷量令人失望——目前為止只賣出了三百二十三本。「可這些書評都很好啊，」我說，「你就不能打打廣告嗎？」他嘟囔著說著什麼季節性預算、春季赤字之類的，我無法理解。霍頓寫來賀信，更神奇的是，勒梅恩也寫來賀信。唯一的問題是，我似乎失去寫小說的興趣。我寫了大概兩百頁。我覺得，我可能會把那個以安娜為原型的人物寫死，讓她得個肺結核或是其他什麼悲慘的病。
（4月）
在格利伯的第一次晚宴。康諾利夫婦、蘭德、霍頓與辛西婭、羅德里克，以及羅德里克非常迷戀的一位年輕詩人，唐納德·庫南。晚宴相當成功，我認為，有湯、羊腿、水果奶油蛋糕，還有乳酪。很多酒。大家說了不少誇獎《思想的想象》的奉承話，因為相關的書評也一直很好。康諾利說他會試著也寫篇書評，發給《新政治家》。他一開始有點尖刻，但很快就變得溫和。我們愉快地發現，我們都是以歷史系三等學位從牛津畢業的。「早點失敗好，」我說，「這樣，往後就都是上坡路了。」
蘭德最後離開，我們在前門接了吻。輕輕的一個吻——是有可能成為情人的吻嗎？我走路送她到國王路，叫了輛計程車。她說自己整個八月都會在巴黎，她想提升一下法語水平。真巧，我說，我也會在。
5月22日，星期四
從打字員那裡拿到《女孩工廠》的稿子，去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拿給羅德里克看。看到我竟然寫完了，他似乎大感意外。「我很喜歡這個書名，」他說，接著，他又恢復謹慎，「可內容不會太下流吧？我們可不能承受這書被禁的風險。」我說內容當然會很下流，但都很謹慎，不會超出適當的範圍。他建議我接下來寫一本濟慈的傳記——「雪萊的書賣得很好。」他說。
5月28日，星期三
我得說明一下，華萊士得知我親自把書稿送去後相當生氣。「這就像是拿我的劍，換了把匕首。」我說我沒聽明白。「雖然我還能刺出血來，但沒有那麼容易了。」不管怎麼說，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開出一百英鎊的預付版稅，但華萊士想辦法讓他們提高到一百五十鎊，他說達克沃斯出版社和查普曼＆霍爾出版社都迫不及待想看到這本書。為表慶祝，我們在誇格里諾餐廳共進午餐。華萊士幫我在《週末評論》和《圖說》雜誌約了更多的稿。我們草列了一張清單，寫下我認為我可以寫的一些主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高爾夫、南美洲、巴黎、西班牙、牛津、性、從諾曼征服到克倫威爾攝政之間的英國曆史、現代藝術，還有罐裝牛肉，等等。「你可真是個多面手。」華萊士用比往常更乾巴巴的語氣說。我跟他越相熟，就越是喜歡他。在我看來，他把工作當作有趣的挑戰、樂趣的源泉。他說話時面無表情，很有巴斯特·基頓式的冷幽默風格。《思想的想象》銷量開始攀升——現在已超過一千冊。我感覺大家都在談論它。西里爾（康諾利）那天晚上介紹我時說：「你一定知道洛根寫雪萊的那本書吧。」
7月21日，星期一
丘納德女士家舉辦盛大的派對。我有點不知所措：這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社交亮相。沃也在，還有哈羅德·尼科爾森、達爾茜·沃恩·塔吉特、奧斯瓦爾德·莫斯利、伊莫金·格倫菲爾……沃祝賀我寫的雪萊傳記出版。我也祝賀他《邪惡的肉身》出版。他把威廉·格哈迪指給我看，說他是目前在世的最有才華的作家。沃還相當詳細地告訴我，他正在接受指導，要成為羅馬天主教徒，他正開始認真學習《聖經》的完全真確性和煉獄說。我不得不打斷他，說這些我都知道。得知我也是羅馬天主教徒後，他似乎很震驚。我讓他放心，我早已徹底脫離宗教，他帶著窘迫的表情匆匆走開了。為什麼他那樣的人，到了這個年紀還想改變信仰呢？
8月8日，星期五
巴黎。又回到舒適熟悉的老倫勃朗酒店。不合時令的雨水打溼了人行道，呼呼不停的風吹得百葉窗啪啪作響。蘭德下週就要來了。如果不曾擁有我，那你也就不會尋找我——帕斯卡。我六點出門，在利普喝了杯酒，接著溜達到蒙帕納斯，和本在丁香園咖啡館碰頭。我來早了，我本沒打算去香塔爾之家——滿腦子想的都是蘭德——可既然都到了這兒，我還是走了進去。香塔爾夫人熱情地迎接我，並給我找來三個姑娘，讓我任選一個，她們都穿著綢緞內衣，懶洋洋地躺著。「你知道的，我只喜歡安娜。」我說。「可安娜已經走了。」她回答，接著她解釋說，是安娜自己要走的，還說她不再需要「工作」了。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兒。
我大吃一驚，馬上悲從中來。生活有時就是這樣——如果混用兩個比喻的話，那就是它先把你帶上一條小道，接著又把你扔進屎堆。我想起那些為安娜瘋狂的日子，想起是她的故事給了我寫作《女孩工廠》的靈感。我意識到，我以為她會一直在這兒，不會像在大變活人的魔術裡一樣突然消失，這種想法是多麼自私。晚餐時，我悶悶不樂，本卻興致高昂，他的畫廊開始有了起色，他還說了不少關於桑德琳的事。顯然，她的小兒子非常可愛。我彷彿聽見了未來婚禮的鐘聲。
8月9日，星期六
去了雷阿勒。我問安娜公寓樓的門衛，她是不是還住在這裡，他告訴我，她和她「叔叔」都已經搬走了，不知道搬去了哪兒。我坐在上次看到上校的小餐廳裡，既失落，又困惑——反思過後，還有點生自己的氣。難道我還指望安娜會把她的新地址告訴她的常客嗎？能從那樣的生活中逃離是多麼幸運。安娜會很好的，她有自己的生活要過。我該關注的是蘭德。
8月12日，星期二
格外難受。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昨天晚上吃的東西（奶油燉小牛肉）？不管是什麼，今天早上去廁所時，我感覺拉出來的簡直是硫酸。一整天屁股縫都火辣辣的，瘙癢難耐，去找蘭德吃晚餐時也沒有好轉。蘭德這個月都住在埃米爾·伯蘭格家，他是商人兼藝術品收藏家（是弗農·福瑟吉爾的大客戶）。蘭德宣稱一定要讓自己的法語大大進步。伯蘭格一家住在福煦路上的大公寓裡，家裡掛滿平庸無奇的風景畫，弗農的畫在其中至少算是鶴立雞群。蘭德的頭髮跟我們上次見面時不一樣了：她把它染成了墨黑色，奇怪的是，這倒讓她看起來像個十六歲的迷人少女。伯蘭格一家都頗有魅力，他們對禮儀的過分講究就像一種令人壓抑的社交盔甲，讓你覺得自己無法動彈，哪怕是撓一下癢或打個噴嚏，都會成為最失禮的事。這樣一來，我對自己火燒火燎的屁股更敏感了。晚宴上還有個人，叫西普里安·迪歐多內，自稱作家。「我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他用極流利的英語說，「要是現在是，呃，一九一〇年，那你可能還會有點好奇，想認識我呢。」他身材圓胖，和藹可親，長著一張幾乎完美的圓臉。纖細的金髮掉得很厲害。他給了我他的名片。
（8月）
帶蘭德去畫廊和本見面。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本對她說：「我們得交流資訊，這樣我才能掌握洛根的最新情況。」蘭德四下閒逛，欣賞畫作。她說：「格迪斯一定會喜歡這裡的。一定得把他帶來。」
「格迪斯？」
「格迪斯·布朗呀，傻瓜。他也在巴黎。」
真是個壞訊息。本要到邦多爾去兩週，叫我跟他同去。我很想去。可我不能把蘭德留在巴黎，讓她和格迪斯·布朗在一起。
（8月）
與蘭德和格迪斯·布朗在魯特迪亞酒館共進午餐。他們似乎相處得很輕鬆，還有共同的笑話——跟休和一條狗有關——兩人回憶時笑得眼淚都出來了。我問他們是什麼笑話，他們說太複雜了，沒法解釋。
稍後，蘭德把本開畫廊的事告訴布朗，接著又建議，本可以成為他理想的經紀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
「這不是很好嗎，洛根？」
「什麼？呃……是，很好。」
「我們去找他。就現在，今天下午。」
蘭德對格迪斯·布朗是如此熱情，而格迪斯·布朗只是坐在那兒泰然自若地嚼著牛排。我告訴她，本已經去了南方，到地中海去了。其實，他要幾天後才出發，但我怎麼可能幫格迪斯·布朗的忙呢？於是，我們改去布朗的畫室，巴士底區旁邊一處昏暗骯髒的小空間。他畫的好像全是鄰居的頭像，畫面又小又暗：一張張堅毅且稜角分明的臉上有很多虛化的陰影部分。我必須承認，畫得都還不錯。
8月25日，星期一
事情越來越荒唐了。我在八月的巴黎，熱得渾身大汗，只想抓住與蘭德相處的短暫片刻，卻發現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伯蘭格家在特魯維爾有幢房子，他們八月都住在那兒。生意上有需要時，伯蘭格先生會回巴黎待一兩天，所以蘭德也基本不在巴黎。她不在的時候，我會安慰自己，至少她也沒有跟那個討厭的布朗在一起。我覺得最讓我噁心的就是他修長健壯的身材和小天使般濃密的金色捲髮。
還得說一下，我跟迪歐多內一起吃了晚餐——他是個全然放鬆、徹底成熟但又羞澀膽怯的人。他承認自己是個狂熱的親英派，但誰都知道，他對我們的喜愛經得起最敏銳目光的考驗。他聊起「世界主義者」和戰前的法國文壇，聊起他們對於異國旅行的執著，他們的紈絝作風和對英式風情的追捧，他們對花小錢就能享受到的舒適生活的欣賞，以及在離開祖國後產生的類似性衝動的興奮：他們是外來者，背井離鄉，四海為家，居無定所。我既著迷又嫉妒。他說他會介紹我認識拉爾博，拉爾博翻譯過《尤利西斯》，跟喬伊斯關係十分密切（「一個很難了解的人」）。迪歐多內顯然很富裕，你只要瞄一眼他的穿著就知道了：他身上穿的一切，包括腳上的靴子，全是定製的。他「每年大概寫兩三篇小文章」，他說，他已放棄寫詩了，那是「年輕人的事」。他的生活沉浸在文學、縱慾及異國風情中。去年，他有半年時間都在日本，他說那是個極其迷人的地方。我問了他更多關於世界主義者的事。哎呀，那個世界早不存在啦，他說，戰爭改變了一切。我想起我年輕時，他繼續說，想起了我們以為理所應當的那些事，我們以為無比確定、永恆不變的那些事。我被他迷住了：這就是我應該過的文學生活；我應該早出生二十年。想象一下，我一年拿著五百英鎊都能做什麼啊！我可以僱個貼身男僕跟著我到處跑。我隱約有了下一本書的靈感。
（8月）
還是在巴黎。我決定週末回去。白白浪費了一個月。我流連於塞納河畔碼頭上的各家書店，買下了我所能找到的拉爾博、法爾格、迪歐多內和萊維特等人的書。我發現拉爾博的《一個富裕的業餘詩人的詩》引人入勝。《世界主義者》，作者洛根·蒙斯圖爾特——我很喜歡這句話念出來的效果。不知道華萊士怎麼想？格迪斯·布朗竟然邀請我共進晚餐，可我編了個藉口——我說我感冒了。
（8月）
到我床上來，
到我心上來，
我要給你講個故事。
（布萊斯·桑德拉爾）
春夢，夢到了蘭德。現在，香塔爾之家對我沒有意義了。我在這灰塵僕僕、烈日炙烤的美麗城市中獨自流浪，盯著那些遊客，彷彿他們是來自遙遠星球的生物。我隨身帶著一小摞薄薄的小書，在咖啡館裡、在獨自一人晚餐時看這些世界主義者的作品，我迷失在一個由臥鋪火車、西伯利亞大鐵路、霧濛濛的北方城市，以及陽光下田園牧歌、人煙稀少的完美小島所組成的世界。我夢到和蘭德一起睡在臥鋪車廂，在床鋪上赤身裸體地並肩躺著，火車在夜色中向南行，冰桶裡的香檳酒瓶發出叮叮噹噹的碰撞聲，身下的車輪在軌道上執行，發出單調而有節奏的聲響，引人昏昏欲睡。「平靜單調又柔情蜜意的火車旅行。」
蘭德來信了：她週一要來巴黎看牙醫。我們有可能一起吃個午飯嗎？
8月31日，星期日
我決定留下，只為有機會再見蘭德一次。我在牙醫診所（在聖奧諾雷街）外跟她碰面，她換了很大一塊補牙填料，她是這麼跟我說的。我們漫步到左岸，在花神咖啡館吃了午餐——一個煎蛋卷，一份沙拉，加一瓶紅酒。我跟她說了迪歐多內和世界主義者的事。紅酒，以及我第二天就要回家這件事，給我壯了膽。
「蘭德，」我說，「我必須知道格迪斯是怎麼回事。」
「什麼意思？他是我的朋友。我碰巧還非常崇拜他。」
「可是，你愛他嗎？」
「我猜應該是愛的。以朋友的方式。」
「他也愛你，毫無疑問。真甜蜜啊。」
「我最討厭你挖苦人了，洛根。你好像變了個人。」
「這你可不能怪我。」
她帶著溫順憐憫的表情看著我。「到底怎麼了？」
「你知道我對你是什麼感覺，」我說，「可你非要在我面前炫耀這個格迪斯·布朗。要是他適合你，那你就做出選擇吧。別這樣折磨我。」
她讓我別說了。「我還以為你是那種成熟又老於世故的作家呢，」她努力憋著笑，說，「格迪斯是同性戀。」
「同性戀？」
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天下午。蘭德和我回到倫勃朗酒店，我們關上百葉窗，把酷暑擋在外面。床單是剛換過的，我們脫光衣服，趁著床單被我們的汗漬弄髒前，在上面享受了一分鐘那冰涼、挺括、清爽的感覺。蘭德留著劉海，擁有一對小女孩般挺翹的乳房。我吻著她，舌頭嚐到那天早上她補過牙後嘴裡的金屬綠薄荷味。我看著她穿上衣服，發現她的屁股和胯部比我想象的更加豐滿。現在，我對蘭德身上所有奇特的地方都很熟悉了，這讓我揚揚得意。我送她坐上回特魯維爾的火車，腦子裡彷彿一直在播清唱劇。
只有此刻坐在這兒時，我才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她的第一個男人。床單上沒有血跡。我不知道。
（9月—10月）
行程。蘭德的事之後，我不能回倫敦了。我去邦多爾跟本待在一起。接著我去倫敦住了兩週，然後去了維也納，完成給《時代與潮流》寫稿的活兒。回程很悠閒：柏林—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巴黎（對世界主義者做了更多研究）—倫敦。蘭德和她的兩個女性朋友在伊斯靈頓合住一套公寓。
12月31日，星期三
蘭德就在樓下。她告訴她的父母和室友，說她要去卡馬森郡參加家宴派對。我們有三天時間可以獨處。我們有夠一個月用的食物和酒水，我們打算足不出戶。
1931年
2月22日，星期日
一整天都在認真檢查《女孩工廠》的校樣。我感覺和這本書有種奇怪的距離感：它有一種反映底層生活的誇張魅力（我的主人公雷諾克斯·德文完全拜倒在莉迪亞的石榴裙下——莉迪亞就是以安娜為原型的人物，她只要開口，就是讓雷諾克斯往自己身上烙個專屬於她的烙印，他也會願意）。我自認為寫出了巴黎的真實風情，但為了忠於背景歷史，此書又相當幻滅。它的主題巧妙地暗示了亂倫的存在：上校在書中被稱為「叔叔」，他在城裡到處開妓院，讓一群「侄女」接客——這正是書名的由來。在小說的結尾，雷諾克斯想辦法把他交給了警方，並和莉迪亞逃到了因斯布魯克（偏偏就去了那兒），在那兒，莉迪亞死於肺結核。
蘭德今天早上打來電話，說她得到個機會，能跟著什麼國會實況調查委員會去印度——似乎跟甘地和印度國大黨有關。我大度地說，她應該去，她不應該放棄這麼好的機會之類的。我會想她，這是當然，可我也確實需要集中精力工作了——我有四篇稿子逾期未交，其中包括一篇要給《伯靈頓雜誌》的談立體主義的重要長稿。
一整天都在格利伯的公寓裡走來走去，感到心滿意足。爐火燒著，餐廳桌上鋪滿校樣。蘭德週五在這裡，屋子裡似乎還留著她的氣息，尤其是她帶來的那盆風信子還散發著濃濃的花香——她留下了一條圍巾。記得我們星期六早上做了愛，一起在亂糟糟的床上吃吐司和橘子醬，床頭櫃上的茶壺冒著熱氣。她離開後，我在午餐時間漫步到河邊，在八鍾餐廳喝了一品脫啤酒，吃了份牛肉派。回來繼續看校樣。我銀行裡有超過八百英鎊存款，預計書出版的那天還會收到五十英鎊（當然，要減去給華萊士的佣金）。我愛蘭德，她也愛我，我出版了一本書，第二本也即將問世，而我還沒到二十五歲呢。我想起離開牛津時，我竟是那麼悲觀抑鬱！霍頓說得對：兩週過後，你的學位對你的人生髮展便沒什麼影響了。看看沃，看看康諾利，看看伊舍伍德和我自己：要走上文人的道路，拿個差勁的學位成績似乎還是個必要條件呢。
（3月）
今天，在薩姆納，母親將我介紹給一對年長的夫婦，歐文少校和他的夫人，他們現在就住在我的位於頂樓的房間裡。「是租客。」母親說，接著，她又告訴我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引發的其他危機。普蘭德蓋斯特先生似乎將她的幾乎全部資產都投在了美國股票上——它們現在基本一文不值。
「那麼你還剩下什麼呢？」我問。
「嗯，我還有這房子，不過收入太低了。我從銀行借了很多錢。是你讓我借的。」
我說服她賣掉汽車，解僱所有用人，只留下恩卡納茜歐。顯然，她給我的零花錢甚至都是借來的。我告訴她，我不再需要她的任何補貼，並給她寫了張一百英鎊的支票，應付眼下的虧空。我問到普蘭德蓋斯特先生的地址——他還在紐約——試圖挽回點什麼。
「他破產了。」她眼淚汪汪地說。
「別哭了，媽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啊，是，我知道。可我總在想：你爸爸要是知道了會怎麼說呢？」
（4月）
《女孩工廠》出版。《思想的想象》的成功使得這本書也立馬有了書評。「粗俗而可恥」——《郵報》。「一本令人不適且震驚的淫穢小書」——《泰晤士報》。「蒙斯圖爾特先生的才華顯然僅限於傳記；我們建議他把小說留給更有把握的人去寫」——《標準》。感謝上帝，蘭德遠在印度。
4月27日，星期一
在薩伏伊烤肉店舉行慶祝午餐：洛根、華萊士、羅德里克，還有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的斯普萊蒙特先生本人，他親自來看我這棵搖錢樹了。華萊士和我愉快地享受著大家源源不絕的溢美之詞。在三週時間裡，我的書賣出了將近一萬一千冊，加印五次。趁這個勢頭，華萊士又把版權賣到了美國（德克、普萊德＆沃夫森出版社）和法國（黑色筆記本出版社）。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央求我再寫本小說。華萊士聰明地讓他們以為確實有這種可能（在這樣的場合，我讓他替我發言——就好像我是皇帝，他是宰相），但又表示，在寫小說之前，洛根想先寫一本題為「世界主義者」的書，是不是，洛根？
「我喜歡這個書名。」羅德里克說。
「我也喜歡。」斯普萊蒙特先生應聲附和，差點就要伸手去拿支票簿了，「寫什麼的？豪華旅行嗎？百萬富翁的生活？」
「是研究大戰前一群法國詩人的。」
午餐結束前，他們發現不可能勸阻我了，便裝出饒有興致的樣子。華萊士和我站在薩伏伊的庭院裡，我們噴出的雪茄煙霧在春日陽光下濃得像是幽靈。華萊士說，他期待能與出版社達成協議：他想創造文學批評著作預付版稅的新紀錄。
（4月）
蘭德回來了，但幾乎立馬又走了——跟李一起——往北去了達累姆或謝菲爾德，或其他什麼地方，與失業礦工們忍飢挨餓的家人交談。拿到《世界主義者》五百英鎊的預付版稅。《女孩工廠》賣出了一萬七千五百冊，銷售還沒有放緩的跡象。文學同仁們都鄙視我——但我應付得來。
5月14日，星期四
和蘭德在麗茲飯店午餐。我想慶祝，可她說，她寧願在格林公園吃三明治，或是去酒吧吃個派——去哪裡都好，就是不要在麗茲。她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北方可怕的貧窮現狀，搞得氣氛冰冷——她似乎對我的成功和我的新財富毫無興趣。她說，李警告過她，德國銀行目前正處於崩潰邊緣，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那整個歐洲都將分崩離析。我坐著聽，任由她慷慨激昂地說個不停，我喝下了幾乎整瓶香檳。她和我一起回到格利伯的家，但這個夜晚並不圓滿。滿腔熱情被澆了冷水，我也變得冷淡。今早六點，她便離開了，道別的話也沒說一句。我會給她一些時間。
6月1日，星期一
今天，我向蘭德·福瑟吉爾求婚，她拒絕了。
［寫到這裡，第一本倫敦日記中斷了大約十六個月。《女孩工廠》持續熱銷。洛根在九月第一次去紐約，參加該書在美國的出版活動；十月，他將電影改編權以一千英鎊價格賣給英國克萊瑞恩電影公司。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他大部分時間在法國，繼續為《世界主義者》的創作做研究。夏天，他前往西普里安·迪歐多內在洛特區凱爾西的住所拜訪。八月，他回到倫敦，照慣例前往蘇格蘭，參加了迪克·霍奇在加拉希爾斯的基爾多納舉辦的狩獵派對。萊蒂西亞·艾奇菲爾德（洛蒂）和她的哥哥安格斯·卡塞爾爵士也參加了。在接下來的數週及數月時間裡，洛根開始與洛蒂·艾奇菲爾德頻繁見面——他們成了倫敦社交圈裡眾所周知的一對兒，並被報紙的八卦專欄頻頻提及（「洛根《女孩工廠》一書中的女孩到底是誰？」）。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向她求婚。訂婚期不長，婚禮定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在諾福克郡艾奇菲爾德聖安德魯的教區教堂舉行。］
1932年
10月31日，星期一
去伯恩＆米爾納裁縫店最後一次試穿禮服。謝默斯·伯恩的奉承話跟以往一樣令人難以信服：「這就是我說的完美的一身，蒙斯圖爾特先生。」不管怎樣，我還是利用這個機會，又量身定做了四套衣服：一套單排扣、白色細條紋的深灰色套裝；一套雙排扣的午夜藍套裝；三件套的豆綠色粗花呢套裝；輕薄款的威爾士王子方格紋套裝。總共三百英鎊。和彼得在常青藤餐廳共進午餐。苔絲和孩子現在住在亨利鎮外的小屋，彼得每天通勤去城裡上班，輪到夜班的時候就住在城裡。我讓他睡在我格利伯公寓的沙發上，可他已經預訂好帕丁頓火車站旁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店。他洋溢著婚姻生活的幸福感，而對我來說，我高興的是我們昔日的友誼恢復了正常，沒有留下什麼戒備或尷尬的感覺。原來，沒有明顯的理由，人與人也會逐漸疏遠：這是真的。我們都很忙，我們不可能把時間都用來保持聯絡。對友誼的考驗就是要看它能否經受得住這些不可避免的間隔期。他對洛蒂非常好奇：「伯爵的女兒！天哪，你可真是飛上了枝頭呢，洛根。」至於苔絲，他說她熱切期盼來參加婚禮。彼得還要寫第三篇關於莫斯利和英國法西斯聯盟的社論。我告訴他，我見過莫斯利，對他印象深刻——別忘了，他當時還是工黨的政治家。為什麼政治家都喜歡制服？——這些滑稽的歐洲小男人穿著他們滑稽的戲服。話說回來，莫斯利的很多言論在眼下根本不算狂熱或誇大——他又不是墨索里尼。可彼得不相信。
後來，去克拉裡奇酒店和洛蒂、伊妮德（我現在得學著這樣稱呼她了）喝茶。伊妮德笑容滿面——她這麼喜歡我，我還擔心什麼呢？婚禮近在眼前：我多麼希望那一天趕緊完事啊。母親因為不知道該穿什麼而陷入惶恐（我也沒法跟她解釋，娶了伯爵的女兒並不意味著我也成了爵士）。全諾福克的人似乎都收到了邀請。迪克·霍奇說，他認為我和洛蒂結婚是在犯一個「彌天大錯」。我料到迪克會說出如此直截了當的話，但沒想到他會在婚禮只差幾天時這樣說——他有時候真的太過分了。
11月25日，星期五
最後階段的準備工作完成了。母親和我住在斯沃弗姆的酒店。我們想要多少房間，就有多少房間，可在這個特殊時刻，我不能忍受當個陌生賓客的感覺。天氣寒冷，大風呼嘯，刮落了秋日的樹葉。今天下午散步回來時，我看到一大群八哥——彷彿巨大的魚群，一會兒朝這兒飛，一會兒朝那兒飛，一直在變化著整體的陣型和方向，如同有某種智慧控制著每隻鳥的頭腦。
可怕的疑惑困擾著我。洛蒂是個甜美可愛的女孩，可我發現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蘭德：我無比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此刻會有怎樣的感受。我沒有邀請福瑟吉爾家的任何人，我是故意的，但我邀請了格迪斯·布朗，也是故意的（他無法前來，但送來了一幅相當漂亮的畫作為結婚禮物）。我相信——我必須相信——我和洛蒂結婚不只是為了讓蘭德傷心。我和洛蒂結婚是因為我準備好結婚了，我愛洛蒂，而蘭德又不肯接受我。無論如何，這都不能算是報復。去年夏天，洛蒂和我再次見面時，我就已經徹底放下了蘭德拒絕我這件事。
11月30日，星期三
蒙特卡洛。布里斯托大飯店。洛蒂正在我們的房間小睡，我坐在休息室草草寫著這些文字。蜜月很愉快，順利進行中。她是那麼甜美、那麼可愛，我的新婚妻子。我們的第一晚是在克拉裡奇酒店度過的（洛蒂是處女——她說她覺得痛——蘭德從沒這麼說過。我不能再想蘭德、再寫蘭德了）。第二天，我們坐上開往巴黎的水陸聯運火車，睡了一夜的臥鋪，來到這個奇異的小公國。
婚禮——還不錯，我認為。我讓安格斯做我的伴郎，這樣我就不用在本、彼得和迪克三人中間選了（他們都是男儐相）。最奇怪的事是再次見到了苔絲，她戴著寬邊帽，穿著毛皮外套，顯得時髦又高貴。我們說話時，她直直盯著我的眼睛，每句話似乎都帶著隱秘的弦外之音。我知道她什麼都沒跟彼得說，就像我知道她還喜歡我一樣。不得不說，當地人簡直可怕至極。洛蒂從倫敦來的一些朋友似乎還有趣點，可我害怕一旦熟悉起來，我們就將融入那個社交圈。我剛點了杯白蘭地加蘇打水。下午時間還這麼早，我不應該喝酒，但管他呢，我在度蜜月。
（1932年12月—1933年1月）
行程。蒙特卡洛—拉斯佩齊亞（去看雪萊在萊裡奇最後的居所）—比薩—錫耶納—羅馬。羅馬—巴黎（坐飛機去的——這才是旅行的最佳方式）。巴黎—倫敦。倫敦—索普戈丁厄姆。
1933年
（2月）
諾福克郡，索普戈丁厄姆，索普府邸。我們的家在斯沃弗姆和諾維奇中間。「府邸」聽起來氣派，實際上，它只是一幢相當舒適的兩層紅磚宅邸，喬治王朝時期的建築風格，但有飄窗和十九世紀加蓋的陽臺，這些東西使它看起來更壯觀，配得上「府邸」的稱號。這是艾斯萊德和伊妮德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花園面積大約十二畝，盡頭有條小溪，流進大大的池塘——今天水徹底凍住了。正值數九寒天，人的情緒也變得壓抑。
洛蒂和她母親一整天都在買傢俱，並跟裝潢師見面，我坐在自己的書房裡，假裝工作。我不得不放棄格利伯的公寓——沒理由繼續花錢在倫敦租一處房子，又讓它空著——我所有的書和畫、地毯和沙發罩，此時都集中在這個小小的房間裡，而窗外的風景只有冰凍的灰暗的花園。我意識到，我擁有的東西其實非常少。在索普，我們所有的一切，或者說，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我的岳父岳母提供的：房子、傢俱，還有穀倉裡的汽車。洛蒂是討人喜歡的，她激動地為我們打造著這個家。她開始叫我洛基——只有私下在婚床上時，我才能勉強接受這個稱呼——然而，今天早上，我聽到伊妮德說：「也許洛基的更衣室應該鋪上鑲板？」我可不能忍受整個諾福克的人都叫我洛基·蒙斯圖爾特。
我在「我的」花園裡四處走動。我們有一個園丁、一個廚子和一位女傭。我走進書房，把和《世界主義者》相關的書籍和詞典都擺開。我打算大量翻譯他們的詩作。一個鐘頭後，我看到我只翻譯出兩行——無論是念起來，還是看起來，都很差勁。我走進客廳，給自己倒了杯威士忌加蘇打水，又抽了支香菸。我聽到廚子和女傭在廚房裡說話。現在是下午三點半，外面，冬日黃昏開始降臨。也許下週我可以去趟倫敦——和母親見見面，去倫敦圖書館，要是彼得有空就和他一起吃個午餐。今天晚上，教區牧師將和我們共進晚餐。不知為何。
（3月）
去艾奇菲爾德過週末。這是今年以來，我們和岳父岳母一起過的第三個週末。我跟洛蒂表示了委婉的抗議，她母親簡直就是住在我們家的，我們為什麼還要老跟他們在一起。洛蒂露出「受傷」的表情，說艾奇菲爾德是她的家——我從來沒有過像樣的家，所以我不懂。我閉嘴了。
（5月—6月）
索普戈丁厄姆。這個名字取得好。我現在是個被閹割了的作家：就像被閹割了的公雞、被閹割了的公牛、被閹割了的歌手。我就是沒辦法在這兒工作。我很晚才起床，我做《泰晤士報》上的字謎遊戲，我十一點鐘喝一杯金湯力，午餐時再喝一瓶紅酒。接著，我去我的書房，趴在書堆上打盹兒。下午，我喝一杯威士忌加蘇打水，然後去散步、洗澡、換衣，調一杯雞尾酒，吃晚餐，繼續喝更多紅酒，最後以一杯白蘭地和一支雪茄作為結束。洛蒂倒像是進入了七重極樂世界。我還只有二十七歲，可我的人生不知怎的如同遭遇了伏擊。在外面的世界裡，我寫的兩本書正在熱銷，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和雜誌文章上；可在這裡，我在鄉村煉獄中苦苦煎熬。我和我的岳父岳母見面過於頻繁。安格斯時不時從倫敦來小住，可我不敢邀請其他朋友。我們舉行晚宴派對，我們受邀去參加別人的晚宴派對，在這些派對上，我總是儘可能多地喝酒。每隔兩週，我會去一次倫敦，跟華萊士、羅德里克及母親見面，還和其他有空一起吃午餐的朋友見面。我不再收到倫敦的派對邀請了——我結婚和我搬到諾福克的事似乎將我從倫敦城的每一張賓客名單上除名了。
我百無聊賴，
在這虛無的夜總會中，我們的生活是什麼。
（萊昂—保羅·法爾格）
7月10日，星期一
洛蒂剛從諾維奇看完醫生回來，她告訴我，她懷孕了。預產期在十二月初，那麼，應該是三月懷上的。你三月份在幹什麼，洛根？不記得了。你有什麼感覺？說實話。我感覺麻木、震驚、恐慌、憤怒。你知道自己要當爸爸了，開心嗎？我責怪我自己——我浴室裡有滿滿一抽屜安全套，可我沒用。我一定要冷靜。我們之前從沒討論過生兒育女的話題。
洛蒂興奮極了，可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後，她便開始哀號。我安慰她，說這個訊息雖然意外，但實際上，我高興得不能再高興了。她停止哀號，給她母親打電話。打完電話後她回來說，艾斯萊德和伊妮德一定要讓我們今天晚上開車去艾奇菲爾德共進晚餐，以示慶祝。我委婉地問洛蒂，她有沒有采取避孕措施。她承認，她有時候會忘記——可這都不重要了，是不是，親愛的？這一定就是命運。註定的命運。
8月
洛蒂不舒服。她很脆弱。胎兒的健康至關重要。這麼多年來，頭一回沒在夏天出國旅行。我在對旅行的嚮往中痛苦掙扎。倫敦都空了，大家都走了。滿腦子都是關於西班牙的怪異夢境。
阿利坎特。卡塔赫納。從塞維利亞到格拉納達的路上。
我耳中迴響著西班牙樂曲。嘴裡似乎能嚐到醃鱈魚和墨西哥薄餅的油膩滋味。在阿爾梅里亞的妓院，鷹鉤鼻的女孩向走過她門口的我敞開睡裙，給我看她裸露的身體。
*
新的留聲機。給自己的禮物。整天聽李斯特和蕭邦。布拉姆斯的曲子太美了，聽得我想自殺。德布西：我好想去巴黎啊。
胡安萊潘的那家酒店叫什麼名字？正午酒店，中央現代酒店，還是博賽約爾酒店？
所有作家在年輕時都應該過窮日子。掙錢的衝動會成為耐力和動力的強大源泉。
我不寫作，可感謝上帝，我突然發現了閱讀的樂趣。
目前在讀的作家：斯特恩、格哈迪、契訶夫、屠格涅夫、曼斯菲爾德。
轉聽蒙特威爾第，沒日沒夜地聽。洛蒂煩躁不安，敏感易怒，她痛恨清早的音樂聲。「為什麼要這樣，親愛的？」「午飯前聽音樂是不正常的。」請解釋一下什麼叫正常。
在鄉下看書比在城裡容易。討論討論。
契訶夫：「我既非自由主義者，也非保守主義者，我不是漸進主義者，也不是僧侶道士，或冷淡主義者。我只想當個自由的藝術家，僅此而已。」
洛根·蒙斯圖爾特，他的情緒：
（1）正常——表面冷靜，內心堅韌。
（2）不正常——喝酒後會多愁善感。生命中的一切甜美可愛。
（3）危險——表面沉默不語，內心瘋狂地憎恨自己。
我記得伊夫林（沃）說過，牛津是成年生活最糟糕的準備階段。他說，他在中學畢業時比在大學畢業時還要成熟得多。這不適用於我。伊夫林·沃和彼得一樣，是愛牛津的；我卻迫不及待地想離開它。
感謝生命，賜予我如此之多。
我強迫自己每天讀一頁《到燈塔去》，我發現它難讀得不可思議。它好像是本挺蠢的書：和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相比，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寫作風格相當「女孩子氣」。傻乎乎的。女孩子氣。天哪，這種評論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蒙斯圖爾特。如果這就是我目前的最高水準，那我最好重新開始寫評論文章。我一定是把自己的本領給丟掉了。
傍晚，頭一回覺得天冷了。有想把書房的壁爐點燃的衝動。無盡的長夏結束了。今天下午，遲來的夕陽照著花園池塘上空巨大一團飛蚊。空氣中瀰漫著變幻的金色塵埃。
12月9日，星期六
我們的兒子出生了，就在索普的家裡，中午十二點差一些。我在客廳，又害怕又擔心，助產士笑容滿面地走進來，把我帶到洛蒂面前。洛蒂筋疲力盡，但非常開心。我感覺後背什麼地方像被插進了一塊磚頭，呼吸困難。我感覺我完全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控制——可又不是失控。我們要叫他萊昂內爾·艾斯萊德·蒙斯圖爾特。
12月31日，星期日
全年總結。我差點懶得寫這個了。今年沒有旅行。諾福克—倫敦—諾福克。越來越痛恨英格蘭和它的鄉村，痛恨鐵路旅行，痛恨通過火車車廂窗戶看到的教堂尖頂。痛恨耕過的田地。痛恨草坪。痛恨火車車廂的內飾。痛恨——（請填空）。
我有幢不錯的房子，三個用人（算上保姆就是四個），一個漂亮又富有的妻子，還有一個新出生的兒子。
目標：去看看威尼斯和希臘。寫完《世界主義者》。
工作：寫完了兩章《世界主義者》，寫得很差。還寫了五篇文章、兩篇書評。可悲啊。可我收到的稿費支票告訴我，我是個成功的作家。《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廠》持續熱銷，因此造成了我多產又成功的假象。這種假象能持續多久呢？
結交的朋友：無。
失去的朋友：無。
重新聯絡上的朋友：彼得、（苔絲？）。
無法確定的朋友：安格斯（他本質上是個膚淺的人——空無）。
1934年
1月25日，星期四
昨天在聖洗池前的受洗儀式上，突然覺得可怕又難受，我猛然意識到，我的兒子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叫萊昂內爾，更不應該叫萊昂內爾·艾斯萊德，可現在已經太遲了。這算是什麼傳承呢，萊昂內爾·蒙斯圖爾特？我應該給他想個暱稱：巴奇、明奇、波波——什麼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倫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倫娜其實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們拿著波特酒瓶，坐著聊到很晚還沒睡。苔絲沒有來，因為她的第二個孩子隨時可能出生。彼得說，他現在從週一到週五都住在倫敦——他的語氣讓我懷疑他們的婚姻遇到了問題。他還告訴我，他在利用業餘時間寫一部偵探小說——以我為榜樣。
2月16日，星期五
在萊昂內爾的搖籃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鐘，注視著他睡覺。我試著儘可能誠實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別的心情：怎麼所有的嬰兒在生命頭三個月看起來都差不多呢；他們的手指甲和腳指甲是那麼小，真是神奇；可他們要那麼晚才學會說話又是多麼可惜。現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說話的時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蹟出現，嬰兒出生幾周後便能說話，那我們也將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
晚餐時，洛蒂思考我們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兒。她說我們最好找一處大房子，得有嬰兒房和保姆房；至少還需要兩間多餘的臥室，以備「媽媽和爸爸」到訪，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來同住。康沃爾也許很好玩，你說呢，洛基？
（2月）
這就是我的問題，這就是我的工作停滯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試著翻譯亨利·萊維特《西非》中的五句詩：
在布拉柴維爾，在他小屋的遊廊上，
在剛果熱烈的月光下，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翻看著阿爾弗雷德·德·繆塞的「詩歌」……
因為他還想著那美麗的智利姑娘……
這首詩只能是法語，翻譯成英語就變得平庸、囉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種令人心痛惆悵的浪漫感覺。世界主義者就是這樣縈繞在我的腦中——炎熱、非洲、文學、憂鬱、性……可它只能是法語。「在剛果熱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著阿爾弗萊德·德·繆塞的‘詩歌’」。不行不行不行。放棄吧，蒙斯圖爾特。
2月21日，星期三
昨天午飯後，寫《世界主義者》的第三章，可毫無進展，我決定開車去諾維奇買一令打字紙——至少，這是在週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寫作勉強扯得上關係的事。我跟洛蒂說，我會趕回家吃晚飯，接著就出發了。我剛到諾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幾秒鐘，然後，明晃晃的太陽便出現了，天空晴朗。馬路上在施工——鋪煤氣總管——車輛只能繞道開往車站，我自然把車停進了車站停車場。我在那兒坐了一會兒，想著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該做什麼，想完，我買了張去倫敦的單程車票。
我走到月臺上，想起我在艾比唸書時每學期結束都會來這裡，這個車站對我來說只象徵著失望和失敗。可今天，我站在這裡，等著去倫敦的火車，除了雨衣和帽子，我雙手空空，毫無負擔——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自由和激動。諾維奇車站：通向世界的大門。這是一種多麼神奇又純粹的自私；我誰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萊昂內爾，也不想我的母親。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拋棄已有的生活，重新開始。
華萊士勸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辦公室，告訴他我都做了什麼，並讓他幫我找一家報社或雜誌社，只要是現在能把我送出國去的都可以，去哪兒都可以。他讓我冷靜，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了他。
「你的車呢？」他說。
「停在車站外面了。」
「車鑰匙在你口袋裡嗎？」
「呃……是的。」我掏出鑰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證據。
「護照呢？」
「在家裡。」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務實的華萊士啊。我們想出了b計劃。我給洛蒂打電話，告訴她我到了倫敦，我編了個故事，說我給華萊士打電話，是他讓我立即趕來處理一樁緊急事務的。我還告訴洛蒂，我明天就會回去了。華萊士邀請我晚上去他在旺茲沃斯的家裡過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們介於九歲到十五歲之間的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不知為何，我之前從未對華萊士的家庭生活產生過好奇，此時，我多少有些驚奇地看著他置身於這個和諧的大家庭中。
晚餐過後，我們坐在客廳。一排排書架上擺滿了他的客戶各種版本的作品。他問我想去哪兒。非洲、日本、俄國，我說。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兒，他溫和地堅持問。西班牙。好吧，他說，那應該不難安排。
3月
倫勃朗酒店。巴黎。華萊士成功地幫我和《圖說》簽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紹格拉納達、塞維利亞和瓦倫西亞，每篇稿費五英鎊。沒有中介費。比我平時的稿費標準略低，但我目前的境況不允許我討價還價。我還和《藝術評論》簽了幾份約稿合同，所以，等這次旅行結束時，我應該能小賺一筆。我向洛蒂和萊昂內爾道別，儘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為什麼等了這麼久？我絕對不能讓這種有害的沮喪情緒再次累積了。我必須認識到，我的性格不適合待在家裡，不適合過與世隔絕的英國鄉村生活。我絕對需要變化和驚喜；我的生活中必須要有城市——我天性屬於城市——我的生活中還必須有對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則，我將枯竭而死。
昨天，本帶我去畢加索的畫室見他。本跟他不是那麼熟，畢加索似乎有點乖戾，不愛說話，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變得熱情起來，給了我巴塞羅那兩家極好的餐廳的地址。我問他他在畫什麼，他讓我拭目以待。他說的法語帶著濃濃的西班牙口音。他穿著襯衫，繫著領帶——畫畫時還系領帶好像挺奇怪的。他個頭矮小，看起來頗有攻擊性，我感覺他對本和我保持著警惕。這兩個英國年輕人在他的畫室做什麼呢？一定有什麼秘而不宣的動機吧。我猜，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不過我無所謂：只要能離開英格蘭，我就很高興了。
我跟我在黑色筆記本出版社的發行人皮埃爾·拉馬丁一起吃飯。他身材瘦長，心事重重，前額搭著一縷頭髮，像希特勒。他說話時會有長長的停頓。我把我寫《世界主義者》的事告訴他，他裝出禮貌且頗感興趣的樣子，但顯然，跟我其他的發行人一樣，他還是希望我能再寫一部小說。「那個世界主義吧……」長長的停頓，「有點老套了。」他說話時抱歉地聳聳肩。
明天，我會在奧賽火車站搭乘開往南邊的火車。應該趕得及在波爾多的大公雞餐廳晚餐。接下來我的計劃是，波爾多—圖盧茲—佩皮尼昂，在波烏港過境，從那裡沿海岸線南下去巴塞羅那—瓦倫西亞—格拉納達—塞維利亞。我覺得，我甚至可以在去過塞維利亞後再去里斯本，說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頓。
一切，井井有條，優雅美麗，奢華，寧靜，安逸。
（波德萊爾）
4月4日，星期三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車去辛特拉。天氣霧濛濛的，很涼爽，四處一片模糊，反而讓景緻顯得更加迷人。不知怎麼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錢包和護照都還在外套口袋裡。被偷的地點是佩納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戶外走廊的牆上，走到一處朝外伸出去的陽臺上，照了一張南邊阿拉比達群山的風景照。我拍完照片，回來時發現外套沒有了。我在城堡到處走動，仔細檢視每位遊客，還有在外面公園裡的人，什麼都沒找到，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人。這是個謎，也給我造成了極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領事館，解釋了我尷尬的處境。今天下午，他們將給我簽發臨時護照。我給我的銀行發電報，讓它給我寄點錢來。
稍後。以下是事情的經過。
我去了領事館（在下菲瑞蓋爾大街上），他們讓我在接待室等著——這裡有幾把木椅子、一張桌子，桌上擺滿過期的期刊和幾份上週的《泰晤士報》。門開了，我抬起頭，以為是工作人員，結果看到一位年輕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種電光火石般的效應——一定是出自我們內心深處隱藏著的某種返祖式的交配慾望吧。只需一眼，你就會想：「對了，就是這個人，這就是我命中註定的那個人。」你身體的每道直覺似乎都在唱著和諧的頌歌。是哪些因素的組合讓你產生了這樣的感覺？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轉動的腳踝，還是纖細的手腕？……我們禮貌地朝彼此微笑，兩個陷入官僚體系困境的外國人。我翻開報紙，從報紙上方細細地打量她。
第一眼看去，她的臉又長又細，顯得很堅毅。眉毛彎彎的，修過，也畫過，她還抹了口紅。她的頭髮濃密而蓬亂，介於淺棕和深棕之間，太陽穴和額頭上有幾縷天然的金髮。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頭髮，然後一整天都不再理會它。她穿著亞麻套裝，淺綠色的，很時髦。她從手袋裡拿出一盒煙，還沒等我拿著打火機湊上前，她就自己點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機會來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開啟自己的煙盒時，領事館的秘書走進來說：「蒙斯圖爾特先生，你現在可以去見領事了。」我走進領事辦公室，迷迷糊糊簽收了我的臨時護照。出去時，我又鑽進接待室，可她已經不見了。
我感到一種無法解釋且毫無道理的恐慌和擔憂。我跑回去找到秘書，問她那個年輕女子去了哪兒。去見另一位工作人員了，她回答。原來，她和父親在駕車旅行時出了交通意外，她父親受了傷（一條腿骨折），所以涉及複雜的保險問題。我回到接待室等著，將門半掩，方便觀察外面走廊裡的情況。
看到她從一間辦公室出來，我便儘可能裝作隨意的樣子走了出去。我微笑著，卻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麼。她衝我皺著眉頭，畫得完美無瑕的彎彎眉毛擰成一團。
「你該不會是洛根·蒙斯圖爾特吧？」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運氣——她竟然是我的讀者。
「我猜就是。」接著，她露出只能說是譏笑的表情，大踏步從我身邊經過。我跟著她下樓，走到街上。
「稍等片刻，」我說，「你怎麼認識我？我們見過面嗎？」
「當然沒有。不過我碰巧知道，你沒有十畿尼是不會到倫敦來的。」
我成功說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館。我點了杯葡萄酒，她點了礦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她是英國廣播公司談話節目部門的秘書，職責是預約嘉賓；他們曾想邀請我去談一談「歐洲繪畫的新趨勢」，結果得知了我的出場費用。全部門的人都覺得太荒唐了，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