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根·蒙斯圖爾特在一九二四年的米迦勒節學期，進入牛津大學耶穌學院。日記從接下來那個學期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與此同時，弗朗西斯·蒙斯圖爾特去世後，他的妻子梅塞迪斯賣掉伯明翰的房子，搬到倫敦的南肯辛頓區，並在薩姆納買了一幢五層樓、帶露臺的白泥灰排屋，對它進行了頗具風格的裝修。彼得·斯卡比爾斯也來到牛津，進入貝利奧爾學院，至於本·利平，則按照他一直說的那樣，去了巴黎的美術館工作，學習如何成為經紀人。
1925年
2月24日，星期二
去貝利奧爾和彼得共進午餐。貝利奧爾的食堂比耶穌學院的食堂好太多了；有三種乳酪，還有面包、燕麥餅乾和啤酒。不知為何，我有種奇怪的沮喪感。我覺得，大概是因為彼得如此毫無保留又不加批判地愛著牛津以及牛津帶給他的一切，而與此同時我卻發現這裡令人窒息、叫人失望。他還收到了本寫來的信——我嫉妒地想，為什麼本給彼得寫了信，沒給我寫？
我去國王學院聽了關於憲法改革的演講，沒聽清楚，白白浪費了時間。從貝利奧爾出來的路上，我遇到昆奈爾，他告訴我他在寫一本關於威廉·布萊克的書。我沒有告訴他，我也在寫一本關於雪萊的書。為什麼沒說？難道是擔心這樣會顯得我自以為是、自命不凡嗎？昆奈爾出版過一本詩集，但並不意味著他的雄心壯志比我的更高階。我真的必須努力了；至少，要表現得自信：這樣隱藏鋒芒簡直可悲。
2月26日，星期四
勒梅恩對我寫的關於加富爾和義大利統一運動的論文讚不絕口，邀請我參加他著名的週六午宴。斯蒂文斯好心提醒我，我明天要參加點名，不然又有可能被禁足。這個地方太像中學了：一所能抽菸喝酒的中學，但不管怎麼樣還是中學。
2月27日，星期五
週五晚上，「榮軍院」很安靜，安德森太太還沒有喝醉，所以認出了我。她給我做了一盤鵝肝醬三明治，我讀著報紙，喝了一瓶乾紅葡萄酒。卡塞爾和他的兩個朋友走進來，問我要不要玩四人橋牌，可他們已經半醉了，我決定最好還是找個藉口躲開——他們玩的賭注太高，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後。
去電影院（「超級」影院），把戴安娜·韋爾的《落日旋律》看了第三遍。她目前是我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回家路上，我匆匆走進瓦德厄姆學院，和迪克·霍奇喝了威士忌——我越瞭解他，就越喜歡他大方的個性。
2月28日，星期六
我很喜歡勒梅恩的「聚會」，對此我自己也隱隱覺得驚訝。聚會上有一些年輕的大學老師，有一個從倫敦來的記者（沒聽清他的名字），還有十來個他親自挑選的本科生。勒梅恩家在班伯里路。我們都聚在客廳（神秘的勒梅恩太太沒有現身），從那兒可以逛到大藏書室，俯瞰向下傾斜通往查韋爾的屋後草坪。藏書室裡已擺好了食物：冷餐切盤、土豆沙拉、甜菜根之類的。還有乳酪、蘋果派和奶油。幾個廚房女傭端著萊茵白葡萄酒和乾紅葡萄酒的瓶子四處遊走。我們把自己的盤子裝滿，或站著吃，或坐在扶手椅上吃，或坐在小圓桌周圍吃——非常隨意。感覺有點像在參加小型婚禮，勒梅恩正是忙碌老練的主人，他來往周旋，讓大家走動起來，為他們引介彼此，或是以恰到好處的評論引出話題——「啊對了，託比，你在羅馬待過一段時間呀」或是「洛根對奧里爾的新房子有個頗有爭議的看法」。一開始，我感覺還有點拘謹生硬，不過比正式的晚宴（比如鮑勒的沙龍）好多了，酒越喝越多，勒梅恩施展著魅力，你會發現，你很快就和幾乎每個人都見了面、說了話。
而且聚會上還有女人！一個來自薩默維爾的女老師和兩個本科女生。勒梅恩把我介紹給其中一位，但我沒聽清她的教名：叫什麼福瑟吉爾來著。我請她再重複一遍。
「蘭德。」她說。
「蘭德？是什麼的簡稱嗎？」
「不是。就叫蘭德。」
那就是蘭德·福瑟吉爾了。她說她在唸「現代鉅著」，其實就是哲學、政治學加經濟學。她嬌小玲瓏，劉海極短，和她寬大的額頭並不相稱。她有雙橄欖綠的眼睛，眼睛裡充滿好奇，她抽起煙來顯得既好鬥又賣弄。
「你在幹什麼呢？」她問。
「快無聊死了。」
「那我就不耽誤你的時間了。」
「不。」我急忙說。我被她深深吸引了。「我的意思是說在牛津這兒：我受不了這個地方。我是念歷史的。」
「哎呀，原來是勒梅恩年輕的新星。好吧，我也不喜歡牛津，現在你覺得安慰了吧。」
她說她感覺自己像住在女子監獄或女兵營房。她提到她的父親是個畫家（顯然我應該聽說過他的名字），他們家住在漢普斯特德。我告訴她，我正在寫一本關於雪萊的書。我們交換了名片。
「耶穌學院。」她念道。
「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喝杯咖啡，哪天。」
「要是我能甩掉我的陪護人的話。」
現在想起她，我發現她確實很迷人。那雙奇異的眼睛絕對讓人魂牽夢縈。
（事後補記。為什麼要寫雪萊？我現在也不太記得了。我在中學念過那些抒情詩，和大多數少年人一樣，我以為我讀懂了。我記得自己還讀過拜倫的情婦特蕾莎·圭喬利的一段語錄。她是在雪萊去世前不久，在比薩和他認識的，她形容他個頭非常高，微微駝背，頭髮略帶紅色。他皮膚很差，她發現，但他的禮儀舉止無可挑剔。我想，正是這短短的描述鼓舞了我——它向我展示了一個我不認識的雪萊。雪萊突然變得真實了——他不再是大眾印象中古怪的金髮天才——我想更瞭解他，而當我對他有了更多瞭解後，我想把我的雪萊作為更準確真實的版本向世人呈現。無論我隨後寫的這本書有多少缺點，但沒人能說它對主人公的刻畫是理想化、情緒化的。還有，雪萊英年早逝——去世時才二十九歲——偉大天才的早逝也總能吸引年輕的作家。）
3月3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彼得打來電話，顯然是出了什麼狀況。他不肯說原因，只讓我跟他一起騎車去艾斯利普。我把憲章運動的論文放到一邊，找出我的腳踏車。
*
到了艾斯利普後（騎了不到一小時——我們踩得很賣力），我們直接去了酒吧。彼得坐著，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那半品脫啤酒上的泡沫，表情像是剛剛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
「有什麼壞訊息嗎？」我終於開口了。
「苔絲在這兒。」
「苔絲？這兒？哪兒？」（人真正震驚時就是這麼說話的。）
「就在艾斯利普。她租了間小屋，在沃特佩裡一家託兒所工作。她離家出走了。」
「我的天哪。」
「我該怎麼辦？她說她愛我。」
「她當然那麼說。你一定要明白，彼得，女人……」
「我也愛她，洛根。至少我認為我是愛她的。我想娶她，不管怎麼樣。」
這話我沒法回答。我們離開酒吧，沿小路走向一排樸素的茅草頂小屋。彼得敲響其中一間的門，苔絲開了門——苔絲·克拉夫，上一次我見她還是在靈福德的「羔羊與旗幟」，那彷彿是一千萬年前的事。小屋裡乾淨整潔，傢什物件少得可憐：壁爐裡燃著火，有幾把椅子和一張橡木桌子。苔絲見到我似乎很高興，用力地和我握手。
「見到你太開心了，蒙斯圖爾特先生。知道你和彼得也在這兒，就在路的那頭，我感覺牛津就沒那麼陌生了。」
我堅持讓她叫我洛根。她走到小廚房的水槽邊沏茶去了。
「什麼聲音？」我說。到處都是窸窸窣窣的抓撓聲。
「這個地方鼠患成災。」
彼得說，她是上週來的，安頓好之後，買了幾件傢俱（我猜樓上應該還有一張床），在貝利奧爾的門衛那兒給他留了張字條。「她跟房東說我是她哥哥。」他說。
「哦，別人很容易相信的呀，」我說，「學校要是聽說了這件事，你知道會怎樣。學監會瘋掉的。」
「買了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后，她就只剩一週的房租錢了。所以，我預先付了三個月的房租。」
「你比阿爾弗雷德·達根還差勁，」我說，「他們會以為你養了個情婦：‘你們聽說過斯卡比爾斯嗎？那個在艾斯利普養情婦的貝利奧爾學生。’」
這時，苔絲端著茶回來了，我們便開始漫無目的地東拉西扯。原來，苔絲現在在這裡自稱苔絲·斯卡比爾斯。過不了幾天，整件事就會大白於天下的。不過房租才一週一英鎊，彼得完全負擔得起。還有，苔絲竟然比我們倆都大——她二十二歲了。她穿著藍色印花裙，坐在火邊，顯得格外漂亮。彼得說他只要等到年滿二十一歲，就可以叫她父親「去上吊」了。真是一番豪言壯語。他完全昏了頭：這件事太有趣太浪漫了，不應該發生在彼得身上。晚上，我遲遲未睡，給本寫了封長信，告訴他這一激動人心的新進展。
3月18日，星期三
和蘭德·福瑟吉爾在卡德納喝咖啡。她穿的天鵝絨外套很稱她的眼睛。我們有點不自然地聊起墨索里尼和義大利，我尷尬地發現，她的見聞比我廣博多了——她觀點鮮明，還知道很多特別的細節；我的觀點則好像直接來自《每日郵報》的社論——至少是那些我費心看過的。我給自己找了個藉口，我想起她是學政治的，可事實就是，我的頭腦在牛津腐爛了，因為沒完沒了的喧鬧鐘聲而變得麻木遲鈍了。我欠了布萊克維爾書店十八英鎊買書錢，欠了霍斯七十三英鎊做衣服的錢，欠了學院十英鎊膳宿雜費，天知道酒商還要找我討多少債。迪克·霍奇邀請我復活節跟他一起去西班牙，我心動了。他說我們只要十英鎊就足夠了，所有的東西都很便宜，坐三等座就更省錢了。也許我應該等到夏天再去。我倒是更想去倫敦——畢竟，它對我而言基本還是陌生的。
4月10日，星期五
南肯辛頓，薩姆納
母親改裝了房子。外面，新刷的白牆閃閃發亮。裡面，刷著清漆的牆壁、窗簾和各種濃烈鮮亮的材料讓人看得眼淚汪汪。她為我把頂樓裝飾齊當：我的臥室和更衣室是深焦黃色的，掛著翡翠綠的窗簾，我還有個小客廳，裡面的色調是相反的。我們有個管家，叫亨利，有個司機（還有了輛新車），叫貝克，有個廚子，叫赫塞爾汀太太，還有兩位（年紀較大的）女傭，分別叫塞西莉和瑪格麗特。母親有個貼身侍女，叫恩卡納茜歐。她們彼此用西班牙語尖利地大聲說話，顯然弄得其他僕人不知所措。很明顯，我們是富裕的：父親說我們將衣食無憂，他沒有說錯。
而我，也第一次真心懷念起父親在我生活中溫柔且低調的存在。今天是復活節前的星期五，母親問我想不想去布朗普頓聖堂參加彌散，我拒絕了。父親下葬的那一天，我的信仰，如果有，也已經同他一起進了墳墓。雪萊說得對：在我們這個世界中，無神論是絕對必要的。我們作為個體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依靠人類精神所提供的資源——向一個或多個神靈求助只是一種假象。那還不如對月長嘯呢。
今天晚餐時，母親宣佈她會在週一去巴黎，要去一週，也許是十天。我說，搞了這麼多室內裝修，她是該休個假了。
「我要去見個朋友，」她帶著可怕的矜持說，「是我認識的一位美國紳士——普蘭德蓋斯特先生。」
啊，鼎鼎大名的普蘭德蓋斯特先生，我想，但我裝作一無所知。
「這個普蘭德蓋斯特先生是誰？」
「我希望你們能成為朋友。」
「你要希望什麼我都不能阻止你，母親。」
「別讓我為難，洛根。他是個很好的人——和藹可親。他在投資方面給了我非常好的建議。」
我說我期待與他見面。也許這些僕人、所有這些浮誇的裝飾都是普蘭德蓋斯特先生精明理財的結果。我問她，她不在家時我能不能邀請迪克·霍奇來家裡住。她沒有反對。
4月18日，星期六
母親還沒回來，迪克·霍奇還住在我家，不過今天他和我都很難受。昨天晚上，我們去皇家餐廳喝香檳。接著又去阿爾罕布拉宮看錶演。看完後，我們在50-50俱樂部喝了更多的酒——這次喝的是白蘭地——還跟兩個妓女說了話。迪克在她們面前很坦誠——那場面相當滑稽。
迪克：多少錢？
第一個妓女：這得看我們要做什麼，是吧？
迪克：我想知道你們的收費。
第二個妓女：你以為我們是什麼？計件工人嗎？
迪克：我要是不知道吃飯的價格，就不會坐進餐廳，是不是？
她們很快厭煩了我們，走掉了。迪克跟我說，他去過馬德里的一家妓院，那次的經歷他「完全不敢寫信告訴家裡」。回到家，我找出波爾圖葡萄酒，我們坐著喝到很晚。我抽了半支雪茄，我想，那正是我今天早上感覺如此奇怪的原因。迪克問我，我有沒有吻過男生。我坦白說，我對男生沒有興趣。他說，他在學校（哈羅公學）吻過十幾個男生，可又補充說，那是因為他別無選擇，每個人都有渴求的物件。我跟他說了露西的事，他似乎很受震動。「我不想要沒有愛的性。」這是我記得的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4月20日，星期一
迪克今天早上離開我家去加拉希爾斯了。我讓貝克開車送我們去國王十字車站，我感覺對他突然生出強烈的喜愛（迪克，不是貝克）。我覺得，能有一個除了本和彼得之外的好朋友是件好事——一個不知道我中學時是什麼樣、只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樣的朋友。可當他穿過檢票口，登上火車時，他甚至都沒有跟我握手：他揮了揮帽子，說了句「回農場去嘍」，便再也沒有回頭望一眼地走了。
迪克，他確實讓我困惑。他有著深刻而敏銳的智慧——例如，他聲稱自己憎惡莎士比亞——可這種智慧似乎又總與他毫不妥協的直率相矛盾。天知道他跟我母親會怎麼說話。正是他的絕對坦誠吸引了我，我瞭解自己，所以也很容易理解自己為什麼會被這種特質吸引。可迪克·霍奇在洛根·蒙斯圖爾特身上又發現了什麼呢？如果他離開時的態度是某種暗示，那答案一定是乏善可陳。
母親發來電報，說她明天從巴黎回來。普蘭德蓋斯特先生將與她同行，但會入住海德公園酒店。
5月22日，星期五
彼得和我騎腳踏車去艾斯利普，跟苔絲一起喝茶。多麼神奇，這件風流韻事竟然還沒被大家發現：彼得的父母、大學的老師，還有艾斯利普的好居民們。一個原因在於苔絲的託兒所離小鎮夠遠，所以不會有什麼流言蜚語。在託兒所，她只是個住在艾斯利普、很會種植花草的乖女孩。她不上班時，艾斯利普的人很少見到她，自然也不會生疑。她按時付清賬單，據大家反映，鄰居們都很喜歡她。她在牛津讀書的「哥哥」偶爾來訪，也未引起任何非議。彼得告訴我，假期期間，他們倆一起過了個長長的週末。像夫妻一樣生活，他說（細節無須詳述）。他對她的愛是無窮無盡的。
小屋看起來很漂亮，乾淨整潔，花園裡綻放著各種鮮花（我一定要了解一下這些花的名字——這方面的無知讓我有點煩惱。我如果能認出十幾種樹，那認花應該也不難）。地板才刷過清漆，鋪著一張張小地毯，窗戶上掛著鮮豔的窗簾，壁爐前有兩把扶手椅和一個小梳妝檯。只是，彼得承認，花在苔絲和這間小屋上的開銷讓他手頭頗為吃緊，並找我借了十英鎊暫渡難關。
我們喝了茶，吃了一堆又一堆鳳尾魚吐司。苔絲親切可人，熱愛戶外活動的她比以前顯得更可愛了，我覺得。彼得出去買香菸時，她告訴我，她不知道人生還是否有可能快樂過現在了。除了眼前擁有的一切——她在託兒所的工作、她的小屋和彼得——她對生活別無所求。這多叫人羨慕啊！也許這就是答案——也許這就是找到真正滿足感的辦法——在有限的範圍內，過好自己的生活。設定合理的目標，樹立可以達成的志向。但不是我們所有人都能做到，唉。
6月3日，星期三
勒梅恩昨天晚上在米特雷的一處私邸為艾斯梅·克雷及其丈夫舉辦晚宴。場面相當盛大，勒梅恩一定破費不少。我覺得，勒梅恩很想讓他的圈子比鮑勒和厄克哈特的圈子看起來更高階更世故，希望它的範圍能超越牛津和學術圈，不僅僅只有刻薄的同性戀和滴酒不沾的知識分子。他的其他一些朋友開車從倫敦趕來，我猜我能受邀就該倍感榮幸了。艾斯梅·克雷是來王室進行《安東尼和克萊奧佩特拉》的彩排的（「天哪，我最討厭那部劇了。」我把我受邀赴宴的事告訴迪克時，迪克這麼說）。
蘭德·福瑟吉爾也出席了宴會——她一身黑，戴著閃閃發亮的鑽石飾品，頭上插著小小的羽毛頭飾。她化了妝，看起來完全不一樣了。她將我介紹給艾斯梅·克雷（她是她們家的朋友），我跟她聊了很久。我像小孩一樣顫抖著，能跟這位美貌又著名的女演員說上話，我太激動了——我真是可笑。我穿著新的晚宴服，白色的雙排扣馬甲，感覺自己很時髦，也很熱。我幾乎沒注意我們吃了什麼——我的視線無法從蘭德身上轉開——可我鬱悶地發現，她坐在勒梅恩身旁。
後來喝咖啡時，我問她想不想跟我一起去榮軍院喝雞尾酒或香檳，可她提醒我，她該回學校了。
「我們女生可不能在牛津學壞——不像你們男生，」她直直地看著我說，「在牛津，任何麻煩事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她把一口煙噴向天花板。「對你們來說，什麼都沒關係，」她繼續說，「可他們就像老鷹一樣看管著我們。」我說了幾句沒用的話，什麼真可惜啊，太荒唐了之類。接著，她說：「所以，你為什麼不來倫敦看我呢？」她給了我她父母家在漢普斯特德的地址。
她是個奇怪的年輕女子，蘭德，我對她有強烈的性衝動，而且我認為她也知道這點。
6月4日，星期四
我的雪萊傳記進展順利——寫了超過一百頁了——可歷史課我就完全顧不上了。勒梅恩說，我的上一篇論文沒有用心，連平均水平都沒達到，他提醒我，學校給我獎學金是有目的的，不是白給。我想給我的書取名「思想的想象」。昆納爾告訴我，他已放棄他的布萊克傳記。
母親寫信來說，她要去紐約——和普蘭德蓋斯特先生一起——去「鞏固她的美國資產」。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睡著……
在青紫色苔蘚的蔭涼處，
我們年輕的伊歐涅柔軟而白皙的雙臂，
那時，也和現在一樣，緊緊環在我潮溼的黑髮後……
（雪萊，《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
這些詩句在我腦中迴響時，我只想到蘭德。「柔軟而白皙的雙臂……」瘋狂的性渴望，對她裸體的陰暗幻想。對錶妹露西的心思如今是陳年舊事了。
6月19日，星期五
榮軍院的狂歡夜。迪克和我在泰晤士河邊的「展鷹」餐廳吃晚餐——慶祝學期結束，相互道別。回來時，我們在伊夫勒路上攔了輛計程車，去榮軍院來杯睡前小酒。在賓客名簿上寫上迪克的名字時，我聽到無比喧譁的鋼琴聲、笑聲和叫聲。我問安德森太太是怎麼回事。她已酩酊大醉，她裙子的肩帶從肩上滑落，露出難看的內衣。
「有幾個年輕先生打扮成了女人。」她說。
實際上，我們走上去時，只看到兩個「女人」，我認得其中一個是烏多·馮·席勒，卡塞爾的德國朋友。卡塞爾也在那兒，打扮成了狩獵高手，他解釋說他們剛剛去了伯福德附近的化裝舞會，但因行為不端被主人的父親趕了出來。他邀請迪克和我加入他們的行列，不知為何，我們同意了。迪克接手彈起鋼琴（彈得相當好），大家點了更多的酒，事情的發展越來越糟。
烏多——不得不說，他戴著假髮、穿著禮服裙的模樣還挺漂亮的——把我帶進圖書館，那裡正在進行脫衣撲克的遊戲。我沒有逗留。一個男人赤身裸體地走來走去，挺著勃起的陽具，為大家斟酒。我轉過身，回到鋼琴周圍唱歌的人群中時，一個小個子、醉醺醺的金髮男人抓住我的胳膊說：「給我個吻吧！你讓我想起了我一個已經離世的朋友。」於是，我吻了他，他把舌頭伸進我嘴裡，就像露西那樣，還抓住我的陽具。我使勁推開他，他撞到了壁板，表情有點震驚，還有點病態。「你得到我的吻了，」我說，「你還想怎麼樣。」烏多目睹了這一切，我離開時，他鼓起了掌。
（事後補記。一九六六年。我越來越確信，那個金髮的年輕男子正是伊夫林·沃。）
6月21日，星期日
今天去漢普斯特德，見到了蘭德和她的家人。我有點擔心，我之前從沒見過名畫家（她父親叫弗農·福瑟吉爾，以生動的野獸派英國風景畫而聞名）。我憂慮我該穿什麼。母親建議我穿上「漂亮的粗花呢套裝」，可天氣太熱了。我真希望我有身棉布套裝——但我總不能現在跑出去買一套吧。我能讓貝克去哈羅德百貨公司或陸海軍消費合作社看看能買到什麼嗎？荒唐。去年我買了那麼多衣服，肯定能找出件合適的吧。
稍後。最後，我穿了有淺褐色口袋的夾克和條紋襯衫，繫了蝴蝶領結（艾比學院第一隊的領結）。蘭德開啟門後哈哈大笑：她說我像個下了班的旅行推銷員。是很滑稽，我說，擠出一聲冷笑，確實覺得自己打扮得過於隆重了。蘭德穿著寬鬆的罩衫和燈籠褲，光著腳。她帶我穿過房子，來到屋後露臺，這兒有一棵大無花果樹，站在露臺上，可以俯瞰斜坡草坪、荒地，以及遠處巨大而模糊的城市，這一切在正午的陽光下都顯得朦朦朧朧的。無花果樹下襬了張桌子，整個場景很迷人。三四條看不出品種的狗懶洋洋地在周圍晃悠。
她父親和一個朋友在畫室，她說，她給我倒了杯蘋果酒。她母親和她哥哥休會來加入我們，可能還有其他人。「這裡一到午餐時間，總是敞開大門。」她說，如同這是全世界再自然不過的事。她家很大，向四面八方延伸，修建年代並不久遠，到處擺著工藝美術品，可依我看，都帶著裝模作樣、矯揉造作的都鐸王朝風格——高高的盤旋上升的磚砌煙囪、鉛條玻璃窗、屋裡裸露的橫樑，還有大客廳裡的閣樓眺望臺。到處是畫作和奇怪的舊傢俱。很有生活氣息。我喜歡這裡，當然。這裡和薩姆納完全相反。
休·福瑟吉爾，蘭德的哥哥，穿著鮮豔的大紅色襯衫來了，沒系領帶。他又高又瘦，頭髮亂糟糟的，下巴突出。他剛剛讀完醫學院，所以應該有二十五六歲。我們相互介紹後不到幾分鐘，他就告訴我，他是個社會主義者。福瑟吉爾太太（「請叫我厄休拉」）個頭也很高——她神情淡然，像是想什麼想出了神，只把百分之七十五的注意力分給了在場的人。接著，老弗農出現了。他粗壯結實，滿臉紅潤，更像個酒店老闆而不是畫家。跟他一起的朋友叫亨利·蘭姆，我覺得，他也是個畫家。午餐時，蘭姆問我認不認識奧托琳·莫雷爾夫人，還有我有沒有去過加辛頓。蘭德說：「我覺得洛根不會喜歡加辛頓。」我不明白她何出此言，只好保持沉默。從這以後，蘭姆看我都帶著些許懷疑，好像我是個古板保守的人。蘭德，有時候真是氣死人。我們吃了烤牛肉冷盤、辣根醬、沙拉，可以選喝紅酒還是啤酒。為了表明我的古板，我喝了啤酒。
午餐後，蘭德和我帶著兩條狗去荒地散步。我們坐在樹蔭下的草坪上，分享一支菸。有那麼一刻，她往後躺著，張開雙臂，我感覺她在等我吻她；可不知為何，我沒有勇氣。這一天過得太壓抑了：她這一家人讓我不知所措。
於是，我說：「為什麼我不會喜歡加辛頓？我覺得我會啊。」
「哎呀，不會，你不會的。不管你其他方面是怎樣的，洛根，你反正絕對不是個勢利小人。」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勢利小人？」
她以一貫的專注眼神看著我。「我看得出來呀。我最恨勢利小人。我要是懷疑過你一秒鐘，就不會邀請你來午餐了。」
「我認為，我可能是個有智慧的勢利小人。」我說。
「好吧，那還可以原諒。那是智商問題，不是階級問題。社交圈裡的勢利眼是讓這個國家墮落的原因。總之，休是這麼說的。」
我們悠閒地走回屋裡喝茶。我們說好一起去看電影。現在想想，也許我在電影院可以吻她，在漆黑的影院裡，我就看不到她的那種眼神了。
7月24日，星期五
普蘭德蓋斯特先生來吃午餐。我漸漸開始喜歡他了——他瘦削、冷靜，總在思考。他對我禮貌得不可思議，對於我說的每句話他都要仔細斟酌，像是面對什麼深奧的哲學格言。「是的，現在絕對是涼快得不合時宜，洛根。」「確實，為什麼只有英國人吃羊肉時配薄荷醬呢？」我不可能生他的氣，可我怎麼也想不明白他到底看上母親哪一點了，也不明白母親又看上他哪一點了。
一封電報意外而至，接著是羅德里克·普爾打來的電話。我們約好下週一起午餐。我上次見他應該是十年前——在蒙得維的亞，我失去的家，我的故土。然後，我收到蘭德從康沃爾寄來的明信片。她在那兒做什麼？她為什麼沒跟我說？我們看電影的事怎麼辦？在她回來之前，我就要和迪克去西班牙了。真煩啊。
7月29日，星期三
羅德里克變時髦了。他長胖了，頭髮變少了，可仍然以那種懶洋洋又玩世不恭的態度看待這世界。我們去了夏洛特街上的星星餐廳——很不錯。他現在在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公司做編輯，負責學校教材和兒童書籍。「你要是沒親身經歷過，真不會相信童書作者有多麼狂妄自大。」他說。
他仔細打量了我一番，讓我在餐廳外的人行道上轉了個圈，才一起走進去。「嗯，你絕對是長進了，」他說，「而且，還相當不錯。」
我們先吃了牡蠣。「你的書寫得怎麼樣了？」他問。
「什麼書？」
「你一定在寫書，是不是？」
「是，我確實在寫書。你怎麼猜到的？」
「因為你十歲的時候就告訴過我，你想當作家。」
「我有嗎？」
知道這件事讓我隱約覺得開心：彷彿命運中的什麼東西得到了確認。又或者，我只是個年輕又多愁善感的傻瓜？羅德里克狀態很好。他說，我一定得把《思想的想象》投稿到斯普萊蒙特＆德魯出版社，不然他就再也不和我說話了。
8月3日，星期一
八月的巴黎讓人喜憂參半：林蔭大道上游客如織、天氣炎熱，不過本和我吃飯的餐廳卻幾乎空無一人。飯後，我們在悶熱的夜色中，沿著塞納河畔漫步。本雖然看起來比我大十歲，可他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聽聽關於牛津的事和彼得與苔絲之間的糾葛。
他在一家規模雖小但地位頗高的美術館工作，奧古斯特·達德美術館，展品都很現代：格里斯、萊熱、平森特、布朗庫西和達克斯，等等；當然，也包括一切他們能弄到手的畢加索和布拉克的畫。本認為，我八月去西班牙簡直是瘋了，我的說辭（其實是迪克的說辭）無法令他信服，我說只有在極端的天氣條件下——比如炎炎酷暑或嚴寒隆冬時，人才能真正認識和體驗一個陌生的國家。
8月4日，星期二
在從巴黎去比亞里茨的火車上。我離開前，本非要讓我買一幅德朗的小油畫，還是沒有裝裱的。他幫我預付了七英鎊畫錢，說會把它打包寄到薩姆納去（我給母親發了電報，讓她把錢還給本）。我說了我真的買不起，我在牛津還欠了好多債，可他非要讓我買。相信我，他不斷重複著這句話，你絕對不會後悔的。這是我們的大好機會，他說，我們現在在巴黎，有這麼多的藝術家，手頭又還有點餘錢。他說話的口氣讓我堅信，他以後一定能賺到盆滿缽滿。我注意到，在他的名片上，他自稱「本尼迪克特·利平」——看來，不再是本傑明了。他問我怎麼這麼窮，我解釋說我是故意的。我只帶了十英鎊出來旅行——這又是迪克提出的條件。帶太多的錢，迪克認為，會讓你脫離所遊歷的國家。經歷一點困難、保持節儉的必要，甚至哪怕受一點折磨，都能讓你更貼近這個國家以及它的人民的靈魂。「我希望你不要被這個迪克·霍奇蠱惑了。」本說。這你不用擔心，我安慰他。迪克和他的家人在奧斯坦德呢——他為什麼要和我在比亞里茨碰頭？
8月5日，星期三
比亞里茨。迪克今晚遲些時候到。在此期間，我在這個宜人的海邊小城閒逛，購買最後的必需品。我們將輕裝簡行——每人一個背包，裝上幾本書、一大瓶古龍香水（我們不會有很多洗澡的機會，迪克說，但我們不能渾身臭烘烘的）、男士潤髮油（攜帶理由同上）、兩件替換的襯衫、幾條領帶、一雙平時穿的鞋子、替換的襪子和內褲，還有小心疊好的亞麻褲子，和我們將要穿的亞麻外套是一套的。我戴了頂巴拿馬草帽遮陽，迪克更喜歡貝雷帽。白天，我們可以穿著短褲和健步鞋旅行，到了晚上，我們又可以變成打扮得體的年輕紳士。
我們的計劃是沿小路步行穿過比利牛斯山脈，然後要麼走路，要麼坐公共汽車前往塞戈維亞。從那裡，我們坐火車去馬德里，接著向南朝地中海的方向，想在哪兒停下，就在哪兒停下。我買了個羊皮酒囊和一些又硬又肥的香腸，老闆向我保證可以存放很多天。從我們酒店的窗戶望出去，透過屋頂花園的縫隙，可以看到奶油般的白色海浪湧上大大的沙灘。這是旅行帶來的自由——一種淨化的、純潔的、拋開一切的感覺。牛津已成遙遠回憶，倫敦幾乎被我遺忘。還有蘭德——在無聊的康沃爾混日子的蘭德·福瑟吉爾是誰啊？
8月13日，星期四
我精疲力竭了，只剩一具軀殼。我至少瘦了六七斤，快被烈日烤焦了。塞戈維亞—馬德里—塞維利亞—現在又到了阿爾赫西拉斯。我在寧靜與孤獨中回想此次旅程。鬼知道迪克現在在哪兒。
一開始，我們還是很開心的。我在比亞里茨的車站見到了他，我們在舊港口旁的小餐館吃飯，吃完飯又繞著賭場逛了逛，但不敢進去賭錢。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坐上公共汽車，來到比利牛斯山山腳，開始沿小路步行。到了中午，我們停下休息，吃了麵包和乳酪，聊東聊西，都很興奮能夠置身山間，我也沒說什麼特別的——不，實際上，我們是在討論約翰遜的《詩人列傳》（迪克帶了這本書）——我說：「你知道嗎？約翰遜博士的貓就叫‘霍奇’。」
他極其怪異地看著我：「你想說什麼？說吧，都說出來。」
我笑了笑：「就隨便聊聊呀，天哪。」
他四下環顧，突然，他拍死手臂上的一隻蒼蠅，把手伸過來給我看。
「這隻蒼蠅就叫洛根。」
「別幼稚了。」我說。
「我要是像貓，那你就是被拍扁的蒼蠅。」
「我可沒說你像貓，你真是可悲又幼稚。」
「好啦！」他咆哮著，站起來。他完全怒不可遏了：「二十八號我們在阿維尼翁再見吧。」
說完這句話，他大步朝山上走去。我等了半個鐘頭，相信他會恢復理智，可他始終沒有出現，他似乎真的一去不返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他，他才是熟悉路線的人。於是，我只好沿原路折返，坐公共汽車回到比亞里茨。
從那以後，我開始坐火車旅行——三等座，迪克應該不會有意見的——我基本沿著我們計劃好的路線，穿過西班牙，一直往南。我四處參觀，看了教堂和清真寺，逛了宮殿和美術館，我總有些期待能遇到他，能看到他那頂貝雷帽下面笑容燦爛的臉，可他從未出現。我旅行時更像個不動腦筋的機器人，而不是充滿好奇的遊客；這不是我們這趟旅行的初衷，我感覺這樣的體驗已經變了質。可無論如何，我會在二十八號出現在阿維尼翁的倫敦飯店。明天我會出發前往巴塞羅那，從那兒去佩皮尼昂、納爾博納、阿爾勒，最後到達阿維尼翁。我發現一想到法國，我倒是很高興。來西班牙是迪克的主意。我還會再回這兒的，等我自己想來的時候，等機會適合的時候。本說得對——迪克怪異的要求和安排影響到了我。從現在開始，我只按自己的想法旅行。
8月28日，星期五
阿維尼翁。我在教皇宮對面的廣場吃了午餐，然後沿小運河散步到酒店。迪克果然在那兒，正在前臺登記。他的模樣如同出了意外：滿臉通紅，全是水皰和褪掉的皮。他以有力的握手和燦爛的笑容迎接我，絕口不提我們的爭吵。他告訴我，三天前的一個下午，他在沙灘上打了個盹兒，當時那個地方還很蔭涼。結果，他睡過了頭，陽光照過來，陰涼慢慢褪去。他的臉和膝蓋被嚴重曬傷，可他說，現在沒那麼痛了。我們明天就出發回家。我原諒了他孩子似的發脾氣——他已經得到足夠的懲罰。
9月8日，星期二
薩姆納
今天我在電影院吻了蘭德（電影是《旋轉木馬》）。我們的嘴唇只捱了一秒鐘，她便立刻推開我，噓聲呵道：「別再這樣了！」在凱特納斯餐廳，我們幾乎一言未發地吃完第一道菜。最後，我終於開口：「聽我說，我很抱歉。我只是很喜歡你，我以為你也喜歡我。」
「我是喜歡過，」她說，「我是喜歡。可是……」
「是還有別人吧。」我突然覺得自己很老練，我們像在演諾埃爾·考沃德的話劇。
「誰告訴你的？」
「我猜的。是誰？你在康沃爾認識的嗎？」
「是的。你這樣引著我說話，實在很煩人。」
我讓她把整個故事告訴我，聽著聽著，我開始覺得自己越來越壓抑，卻發現她越來越漂亮了。為什麼人生非要如此老套？那個男人叫波比（噁心）。波比·賈勒特。他的父親是盧卡斯·賈勒特爵士，議會議員。
「爵士？那我猜他是個準男爵嘍？」我有氣無力地說。
「是的。」
「現在我明白了：‘蘭德·賈勒特夫人’。是的，多好聽呀。那他長得帥嗎？」
「我認為可以這麼說。」
「有克洛伊索斯那麼帥嗎？」
有那麼一瞬間，我以為她要把吃剩的蛋黃醬朝我扔來，但她沒有，反而咯咯笑了。我也回以微笑，我們之間又恢復了之前真摯熱情的氛圍，但我還是很難過：很多女孩大概會憤然離席，或對我破口大罵，或惹出一場鬧劇，而蘭德卻覺得這很有趣——這正是我愛她的原因，我猜。好了，我把它寫出來了。而且我從沒想過，我會寫下這句話：我迫不及待地想回牛津了。
10月10日，星期六
耶穌學院
我今天真去找了基督教會的牧師，參加了彌撒，並做了懺悔告白，可來自四面八方的哀怨鐘聲（牛津怎麼會有這麼多要命的大鐘？）和陰暗潮溼又搖搖欲墜的房屋（雨下得很大）把我逼走了。實話說，我挺滿意這種雖經懺悔但並未擺脫罪惡感的狀態，我的罪孽都是我的，只是我的。
我偷偷加入學院的高爾夫球社。今天下午，我跟一個名叫派瑞—瓊斯的人在基德靈頓打了九洞高爾夫，那個人挺無趣的。雨停了，我輕鬆贏了派瑞—瓊斯，3比2。他說他認為我可以進入大學校隊。我說不定還能拿到藍色榮譽獎勵——還是淺藍色榮譽獎勵？這種能和勒梅恩說道的事兒，也許值得一試。
本邀請我一月去巴黎。雪萊和高爾夫將幫助我撐到那時候。今天晚上去貝利奧爾和彼得共進晚餐——再過四個月，他就二十一歲了。
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