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

1923年12月10日

我們——五個羅馬天主教徒——正沿著車道從公共汽車站走回學校，我們剛做完彌撒。突然，巴羅史密斯和他的四五個野蠻人夥伴開始衝我們大喊「教皇狗」和「芬尼亞叛徒」。兩個三年級小孩哭了起來，我勇敢地反擊巴羅史密斯，我說：「那你告訴我們，你信什麼教，巴羅小鬼。」「當然是聖公會，蠢貨。」他說。「算你走大運了，」我說，「至少還有一個教會願意接受你這麼噁心的人。」大家鬨然大笑，包括巴羅史密斯長得像類人猿的同伴。我將我這一小群人團結在了一起，重新收回學校周邊的地盤，從此再沒遇到麻煩。

斯卡比爾斯和利平聲稱，我做了一樁堪稱偉大的壯舉，那次遭遇和反擊有趣到足以載入我們的《留言簿》（livred'or）。我辯稱，是否「堪稱偉大」仍有待商榷，因為當時巴羅史密斯和他的狗腿子是很有可能對我造成人身傷害的，但斯卡比爾斯和利平堅持己見。他就是頭豬！小蒙塔古當時也哭了，他可以做證。斯卡比爾斯和利平興高采烈地交給我獎勵（為了「堪稱偉大」，他們各貢獻出兩支香菸）。

第二次預考後我們喝茶時，我想到一個聖馬丁節學期的計劃。我說，坐等各種好事發生是行不通的，我們得主動行動。我提議，我們每個人都接受一個挑戰：另外兩人輪流為第三人設計任務，並將完成的過程（最好有見證人）記錄在《留言簿》裡。只有這樣，我堅稱，我們才能熬過艱苦卓絕的下學期；在那之後，我們就將進入最後衝刺：夏季學期一般比較輕鬆，應該沒問題。接著是拿畢業證書和參加獎學金考試，然後我們就自由了。當然，希望牛津會等著我們（至少是等著我和斯卡比爾斯；利平說他不打算在大學浪費三年時間，畢竟人生苦短）。斯卡比爾斯建議我們籌集資金，秘密印刷出版一本豪華限量版的《留言簿》，將艾比學院的種種罪行永久儲存下來。「或是作為給我們的下一代的警醒。」利平補充道。我們一致通過該提議，每人給新的「出版基金」存入一便士，利平已經開始考慮該用多重多密的紙張，以及皮革封面的壓花等問題了。

那天晚上在寢室，我在對露西的美好想象中手淫。本學期第一百二十七次。

（1923年）12月12日

霍頓—道斯老師把我寫的關於德萊頓的論文當作優秀範例，在高六年級的英語學生面前大加讚揚，這讓我十分尷尬又有點得意。「我相信，如果你們有人想找找靈感，蒙斯圖爾特會同意少收點費，給你們私下看看的。」他這樣說。（此言不善，我想：霍頓的個性是有點惡毒。可也許他只是察覺到了我過度膨脹的傲慢？）

一天結束時，他性格中溫和的一面會顯露出來。然而，當他在迴廊裡走到我身邊，我們一起朝教堂走去時，他在門口問我：「我們讓你轉變信仰了嗎？」我說我不明白。「這些聖公會的教條還沒有摧毀你的信仰嗎？」這是個奇怪的問題，我含糊地嘀咕著，說我還沒認真思考過。「這不像你啊，蒙斯圖爾特。」說完，他信步走開了。晚飯時，我問利平，他認為霍頓這是想幹什麼。「他想讓你成為和他一樣的狂熱無神論者。」利平說。我們以我看來有趣且不做作的方式，繼續討論信仰。我感覺，利平的頭腦很靈，只是他需要克服令人驚異的自滿。我問他，你既然是猶太人，為什麼不像我們天主教徒去做彌撒一樣去猶太教堂呢。我也許是猶太人，他說，可我是第三代聖公會猶太人。這些話對我來說晦澀難懂，現在，我明白我為什麼很少思考宗教問題了。那種不加批判的信仰是極其無聊的。所有偉大的藝術家都是懷疑論者。也許我應該把這個觀點寫進下一篇要交給霍頓的論文裡。他會滿意的。我們陸續走出食堂時，利平承認，他對小蒙塔古竟然生出一些激情。我說小蒙塔古就是個發育中的墮落禽獸——禽獸中的禽獸。利平放聲大笑。這正是我喜歡他的原因。

（1923年）12月18日

我在開往伯明翰的火車上寫下這篇日記，一種陰鬱又持續消沉的情緒在心中湧動。我惱怒地看到斯卡比爾斯、利平和學校似乎百分之九十的同學都登上了開往倫敦和南方地區的火車。本地人散了之後，我們還有大約二十人仍站在站上，等待不同的火車送我們去各自聲名狼藉的遙遠外鄉小鎮（這諾維奇車站，我突然想到，不正是無聊鄉村生活的典型代表嗎）。最後，我的火車終於來了，我在車尾成功找到一個沒人的隔間。旅行路上，我收穫了幾個同伴，不過，我一直坐著，邊埋頭寫筆記，邊偷偷觀察，隨著我和「家」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我的心也越來越沉重。高大魁梧的水手和他濃妝豔抹的情人，拎著硬紙板手提箱出差的商人，吃糖果的胖女人，每給她眼睛明亮、安靜沉默的小孩喂一粒糖，自己就要吃兩粒。好一場受刑。

*

稍後。我不在家時，母親的室內裝修進展依然迅速。她給我的房間貼了牆紙——未經我允許——焦糖般的深棕色，帶有模糊的銀灰色盾形圖案或紋章。難看透頂。餐廳被改造成她的「縫紉間」，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在花房裡吃飯，正值隆冬，寒冷徹骨。我父親似乎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種種改變。母親的頭髮和烏鴉翅膀一樣黑，我擔心她的舉止開始變得荒唐。還有，我們有了輛新車，阿姆斯特朗—西德利，它嶄新耀眼，從未開過，停在花園裡，用防水帆布蓋著。父親更喜歡坐電車上班。

在埃德巴斯頓走了走，百無聊賴，我在那些大房子和大別墅中，徒勞地尋找個體精神的痕跡。聖誕樹絕對是人類發明中最悲哀、最庸俗的東西。不用說，我們的花房裡當然也有棵巨大的聖誕樹，樹尖被玻璃房頂壓彎了。我臨時起意，去了趟電影院，看了三十分鐘的《狂熱新娘》。離開時心裡充滿對羅斯瑪麗·蔡斯的強烈慾望。感謝上帝，露西后天就要來了。這個假期我一定要吻到她，不然就去當和尚。

1923年12月24日

平安夜。露西說她想去愛丁堡大學學考古。我問，有女考古學家嗎？她說，啊，至少將來會有一個。她真美——反正在我眼裡是很美的——她又高又結實，我喜歡她的口音。儘管我想念她的長髮，但母親說，恰恰相反，她覺得露西的齊耳短髮「可愛得很」。

給斯卡比爾斯和利平寫信，對可能發起的挑戰提出建議。我還宣佈，下學期我們應該彼此以教名相稱，並著重強調，要公開這樣做。我簽下「洛根」的名字時，帶著革命者小小的激動喜悅：誰知道這些象徵獨立精神的壯舉會把我們帶向何方呢？我確信他們一定都會同意的。母親剛把頭伸進門來（沒有敲門）提醒我，父親的同事馬上就要來參加平安夜例行的雞尾酒會了：那些緊張又侷促的經理和副經理們只有一個話題，就是牛肉的裝罐及儲存。看來，漫長痛苦的聖誕彌撒就要開始了。再次感謝上帝有露西的存在。嫵媚動人、討人喜愛又難以取悅的露西。

1924年

1924年1月1日

凌晨兩點半，我喝醉了。徹徹底底爛醉如泥。必須在美好的記憶褪色和模糊之前，把它記下來。

我們去高爾夫俱樂部參加除夕夜舞會。母親、父親、露西和我。糟糕的晚餐（有羊羔肉）之後是舞會，樂隊倒是出人意料地好。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紅酒和果汁的混合飲料。露西和我跳了一種快步舞（利平給我上的那些又尷尬又昂貴的舞蹈課有了成效：我跳得很不錯）。我都忘了她穿上高跟鞋有多高了——我們的視線是平齊的。我們離開時，樂隊奏起探戈，母親領著父親在眾人的掌聲中走向舞池。

在可以俯瞰第一發球檯和第十八號果嶺的露臺上，我倆各抽了一支菸，簡要評論了乏味的場地、樂隊令人滿意的專業表演，以及晚上不合時令的溫暖天氣。接著，露西把她的煙扔到暗處，轉過身面朝我。我還記得，我們的對話是這樣的——

露西：我猜你現在應該想吻我。

我：啊……是的。可以嗎？

露西：我可以吻你，但我不會嫁給你。

我：露西，我還沒滿十八歲呢。

露西：沒關係。我知道你現在在想這件事。我就是想讓你知道，我永遠不會嫁人的。永遠。不會嫁給你，也不會嫁給任何人。

我什麼都沒說，我在想，她是怎麼知道我最秘密的幻想、最隱私的夢境的呢。於是，我吻了她，露西·桑塞姆，我的初吻女孩。她的雙唇很柔軟，我的雙唇很柔軟，那感覺……是一種肉感的柔軟，跟我在自己小臂內側或胳膊肘上練習過的吻差不多。我很高興——我們兩個人都參與了這個過程，都給了對方某種東西（恐怕這句話寫得不好，會讓人誤解），這種異己的意識很美妙。

突然，她把舌頭伸到我嘴裡，我覺得快要爆炸了。我們的舌頭碰在一起，我的舌頭觸到她的牙齒。突然我明白大家討論和女孩接吻的時候那些激動勁兒了。

我們在幾乎沒人打擾的情況下，吻了大約五分鐘後，露西說，我們該停下了。接著我們走回去，露西先進去，我等了一會兒，緊張狂喜又顫抖著抽了幾口煙才進去。高爾夫俱樂部裡的人都聚在樂隊演奏臺周圍，離半夜十二點只差三四分鐘了。我有點恍惚，到處都沒看到露西。母親招手讓我過去（實話實說，母親那天好看極了，我現在回想起來，那條紅裙子很稱她柔軟光亮的新頭髮）。我走到她旁邊，她牽起我的手，把我拉近，湊到我耳邊悄悄說：「親愛的，你是向表妹求愛了嗎？」她怎麼知道這些事的？女人們是怎麼看出來的？

現在，我上床了，享受著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愉悅——我夢到了甜美的露西。

（1924年）1月3日

奇怪，煩人，露西不讓我再吻她了。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太過了，太快了。」難以理解。利平和斯卡比爾斯給我回信，春季學期我們各自的挑戰開始成形。斯卡比爾斯寫信說，他和利平給我想到了一個「特別傷腦筋的」挑戰，我得「為有趣而艱苦的新學期做好準備」。

今天下午，我和父親打高爾夫，我並不想打，但他一反常態地堅持說我們應該出去呼吸點新鮮空氣。天氣很冷，狂風大作，第二球場其實只有我們兩個人。草地上有苔蘚，草很長。「果嶺在冬季特有的緊縮狀況。」父親說。我錯失了一記四十釐米的推杆，我們只好放上所有的球道球。我胡亂揮杆，發揮得極不穩定，父親卻一如既往地謹慎精準，「只求打出標準桿」，他輕鬆贏下比賽，八洞領先，六洞待打。我們邊打著最後六洞，邊聊著無關緊要的話題——天氣啦，有沒有可能再回一次烏拉圭啦，我打算申請牛津哪些學院啦，等等。我們悠閒地沿第十八球道朝俱樂部會所（我看到了露西和我接吻的小露臺）走去時，他突然停住腳步，碰了碰我的胳膊。

「洛根，」他說，「有件事你必須知道。」

我沒有說話，不知為何，我立刻想到了破產。我彷彿看見牛津漸漸消失，如同烈日下融化的冰雕。然而，父親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摸著自己的鬍鬚，表情嚴肅，我意識到他是在等我象徵性的反問回應。

於是，我接話道：「是什麼事，父親？」

「我身體不太好，」他說，「好像……我好像活不久了。」

我真沒用。這種情況下應該說什麼？我含糊地嘀咕著否定的話：肯定不會的；怎麼可能；一定還有別的辦法。可讓我更震驚的是，我竟然並沒有震驚：就好像他說的只不過是該找人來打理花園了。現在想起來，我仍不敢相信：對未來事實赤裸裸的宣告在當下的影響力卻很微弱；它潛在的真相讓人難以理解。就像是有人同樣嚴肅地對我說，在三十歲之前，你的頭髮會掉光，或是，你永遠不可能一年掙到超過一千英鎊。無論這些預言有多麼令人恐慌，當你站在那兒聽到它們時，它們對你不會有真正的影響，它們永遠都會是難以言喻的假設。這就是父親在宣佈他即將死去後我當時的感受，也是我現在的感受：它沒有意義。它對我沒有任何意義，除了他相當詳細地說起遺囑的事，說起他的小小財富，以及母親和我將繼續優渥的生活，衣食無憂。此外，他還說，我現在應當成為母親的支柱和安慰了。我低下頭，點著頭，但更多是出於順從而非真心。說完，他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乾燥又光滑，手勁出人意料地大。我們一言不發地走回會所。

今天晚飯前，我在晾衣櫃外面的樓梯平臺上吻了露西。她沒有反抗。我們舌吻了，這一次我還雙臂摟著，把她抱在胸前。她是個高大結實的女孩。當我想摸她的胸脯時，她輕而易舉把我推開了，可我看到她漲紅了臉，她很興奮，胸口劇烈起伏，喘著粗氣。我告訴她，我愛她，她笑了。我們是親表兄妹，她說，這是犯法的，我們這是亂倫。她明天就要回北方了——沒有她我怎麼活得了？

今天晚餐時，我看著桌子對面的父親，他從自己盤子裡切下大塊大塊的羊肉，送進嘴裡，用力嚼著——至少他的胃口似乎沒毛病。也許那個診斷過於悲觀了？他是個嚴肅謹慎的人，我的父親，以他的個性，完全有可能過分解讀醫生委婉的專業判斷。我的母親，我發現，卻似乎渾然不覺，她正跟露西聊得起勁，展示自己新塗的珠光指甲油。也許她並不知道？可如果父親想瞞著她，為什麼不跟我說讓我保密呢？

晚餐過後，露西和我玩起數字遊戲，母親和父親聽著留聲機播放的音樂，父親抽著他每日例行的雪茄。母親離開房間時，我跟上她，問她父親是否一切安好。

「他當然很好。比十頭牛還結實。為什麼這麼問，洛根，親愛的？」

「我覺得他今天打高爾夫時看起來有點累。」

「聽我說，他又不是年輕人了。你贏了他嗎？」

「沒有，其實是他輕鬆贏了我。」

「哪天他要是打高爾夫輸給你了，親愛的，我才會開始擔心呢。」

就是這樣，現在，我坐在我奇醜無比的棕銀色間雜的臥室裡，因用來判定健康狀況的著名的「高爾夫測試」而獲得寬慰。走廊另一頭，露西躺在她的床上——她在想我嗎，我想，就像我在想她一樣？我覺得我是真的愛她，不僅是因為她的美麗，更因為她的坦率和堅強的性格，她比我堅強多了。也許這正是我被她深深吸引的原因：我敏銳地察覺到自己的弱點和缺陷，我感覺我需要露西的堅強來彌補——來幫助我茁壯成長，幫助我實現我知道自己能夠實現的一切。

（1924年1月下旬）

噁心的學校，噁心的天氣。我分別諮詢了斯卡比爾斯和利平——不好意思，應該是彼得和本——我們會在第二次預考結束後去喝酒時，向彼此宣佈挑戰的內容。

霍頓—道斯今天下午歷史課後把我叫去，問我打算申請牛津的哪些學院。我告訴他，應該就在貝利奧爾學院和基督教會學院之間做選擇，他朝我露出嘲諷的笑容，建議我兩所都不要去。可斯卡比爾斯正在申請貝利奧爾的獎學金呢，我提醒他。當然，你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霍頓說。接著他補充道，但從戰略上說，這不是申請牛津獎學金的正當理由。他默默地看了我一會兒，接著用筆朝我的方向戳了好幾次，彷彿要做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決定。

「我看你應該去特爾街的那些學院，」他說，「不要去寬街，也不要去高街。」

「這些地方都是在哪兒啊，老師？」我問。

「它們都是牛津的街道，蒙斯圖爾特。是的，我認為你很適合在特爾街那些漂亮的小學院裡安頓下來——比如埃克塞特，或林肯學院。不然，即便耶穌學院也好。我有個老熟人在耶穌學院，能幫得上忙——是，那些學院才是理想的選擇。貝利奧爾和基督教會學院不適合你，蒙斯圖爾特，不，不，不，不適合。你相信我。」

他用這種居高臨下的煩人語氣繼續說了一會兒，他說他會和「蜥蜴」談一談，還說林肯、埃克塞特和耶穌學院都有非常「容易申請」的獎學金和助學金，他認為我完全可以申請到。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除了最著名的那些學院，我搞不清牛津還有什麼學院，我也只在十二歲時去過牛津一次。不管怎麼樣，霍頓對我如此關注，我現在不確定我到底是該為此高興還是煩惱——他竟然會關心別人的前程，這太不尋常了。我是不是，成了他最愛的學生？

稍後。挑戰來了。他倆簡直就是流氓惡棍，斯卡比爾斯和利平——他們對我做了那樣的事，配不上我們之間以教名相稱的親密關係。請注意，我們給對方想出來的點子讓我們自己都大吃一驚。這個學期肯定會非常有趣，少不了笑料。還有一件事也很明確：我們對彼此都太瞭解了。總之，那些挑戰如下——我得把我的留到最後說。首先是本·利平的。斯卡比爾斯想了個主意，我立刻表示熱烈贊同。利平——這個猶太人——必須成為羅馬天主教徒，而且更妙的是，他還得讓別人都認為他是牧師的合適人選。我們告訴他這個主意時，他簡直是，說得委婉點，震驚得無以復加。「禽獸，」他說了好幾遍，「絕對是禽獸。」

至於給斯卡比爾斯的挑戰，是我想出來的，不是利平，但利平很快也看出其中的奧妙。我們學校旁邊有個家庭農場，我們經常路過，偶爾也會進去（是我們課外活動尤其是生物課活動的一部分）。農場主叫克拉夫，他有個女兒（還有兩個魁梧的兒子）。我們有幾次看到這女孩在農場周圍走動——拎著水桶、趕著牛群——我們想她應該是克拉夫家的孩子。她的模樣大概十九或二十歲，是個壯實的小個子姑娘，滿頭濃密的棕色捲髮，她徒勞地試著把它們藏在頭巾裡。我們給瘦高、害羞、內斂的彼得·斯卡比爾斯的任務就是勾引她，終極考驗則是一個吻，且要有人見證。我們跟彼得說的時候，他哈哈大笑——但實話說，他的笑聲聽起來像頭正在遭受折磨的驢子發出的恐懼嘶鳴——他拒絕接受挑戰，理由是這是個變態的玩笑，不可能完成，又危險，甚至可能犯法。但我們毫不心軟，他只得不情願地接受了。

接著，他們告訴我我的挑戰，我感覺我內心深處也冒出了同樣的吶喊：「不行！」「這不可能！」「不公平！」我的任務是在學期結束前為學校贏得橄欖球比賽。我不僅要成為第一隊的成員，還得在其中大放異彩。

關鍵在於，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是，我們這幫人最討厭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了——這也正是將我們聯合並聚攏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斯卡比爾斯來說，體育是個大難題，因為他完全、徹底地不適合運動——他四肢不協調，身體又虛弱——他連把球踢向穀倉都做不到，更別提踢進穀倉門了。我和利平則小心裝病，在這所熱衷體育的學校裡，躲避著最可怕的噩夢：利平是偏頭痛，我是背痛。這樣一來，在橄欖球方面，我最多就是每週代表本宿舍隊伍在校內聯賽上踢一場球。我的位置是右翼：要是運氣夠好，整場比賽下來，我都不會碰到球或弄髒膝蓋。

我現在坐在這兒，想象著彼得和本也正思考著各自的任務，心中突然冒出強烈的小小悸動。這實際上正是這些挑戰的目的呀：我們必須把學校生活這最珍貴的倒數第二個學期變得更刺激、更有意義。誰知道我們將會為《留言簿》提供多少美妙的素材？

（1924年1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晚上，「蜥蜴」把我叫到他的書房。他用大玻璃壺喝雪利酒，花了差不多十分鐘想要點燃他最大的一支菸鬥——他應該是在菸斗裡塞了有兩個拳頭那麼大的一團菸草。等到菸斗點燃後（空氣被煙霧染成藍色，他用某種小刀樣的器具壓緊菸草時，火星四濺，菸絲冒出濃濃氣味），他說霍頓跟他說了牛津的事，他——「蜥蜴」——認為我應該努力爭取耶穌學院歷史系的格里福德·萊斯·鮑溫獎學金，為此，他又問我有沒有威爾士血統。我說據我所知沒有，可我父親那邊有蘇格蘭親戚。「啊，很好，」他說，「你們凱爾特人好像很團結。你應該沒問題的。」他真是個討厭又固執的老東西。

（1924年）1月25日

初步行動。下午休息時間，我們三個去了家庭農場。學校鼓勵男生去農場「幫把手」，當然，是在克拉夫（他是個嚴肅陰沉的人，嘴裡有一半牙齒是棕黃色的）認為有需要的時候。他在院子裡迎接我們，並直率地說，一月份沒什麼需要幫忙的事，不過，我們既然問起了，倒是可以幫他打掃耕馬的馬廄，因為他的苔絲去諾維奇看牙醫了。

苔絲！我們拿起鏟子和叉子時，都快忍不住笑出來了，我們被帶到馬廄，這裡有六匹巨大的夏爾馬，正跺著腳，嚼著東西，甩著尾巴。克拉夫剛走，本和我便溜了，留下相思中的彼得等待美麗又神秘的苔絲回來。

（1924年）1月28日

今天上午希臘語課上完後，我去找了第一隊的揚格，我儘可能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問他校隊最近的表現怎麼樣，有沒有什麼弱點。我這個臭名昭著的布林什維克分子竟然會問出這種問題，這不免讓他有點驚訝，但他的回答倒很直率。「我們的隊伍就是問題，」他陰沉地說，「我們爭球的陣容今非昔比了，尤其是前排的。去年的人都走了，你知道吧？」我同情地點點頭。那後排的呢？我問。「唉，人選太多，」他說，「都挺有天分的。」

依我看，我這個挑戰幾乎是不可能完成了。要為學校贏得比賽，我必須在第一隊中獲得一席之地；而從邏輯上說，這又意味著，我首先要在第二隊中獲得一席之地，一切順利的話，我才有機會被選中。然而，目前我還只是蘇塔宿舍隊伍中心不甘情不願的右邊鋒，這支隊伍在宿舍聯盟排行榜上只排到倒數第三。很明顯，我想成功只能耍點計謀。

利平顯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痛苦的軍訓開始前，我們分享一支香菸以平復心情，他開始抱怨起他的挑戰，說我一定得幫他的忙。我同意了，但作為回報，我說我也需要他幫忙，於是，我們握手達成協議。我們都認為斯卡比爾斯的任務是最簡單的。他在家庭農場已經樹立起積極打掃衛生的形象（「多虧了我們。」利平精明地說），雖然他還沒見到迷人的苔絲（她從牙醫那裡回來之前，他就不得不離開了），但他們一定會碰面的；碰面之後，一切就看他的了。

1924年1月29日

下午茶之前，我有兩節課的空閒時間，我問「蜥蜴」我能不能坐公共汽車去格萊普頓見見多伊格神父，諮詢一個「宗教問題」。「蜥蜴」立馬同意了，真是個噁心的老頭。我在學校大門的公共汽車站等車——今天天氣惡劣，寒冷刺骨，從海上來的冷風斜雨中夾著小雪——就在這時，霍頓開著車停下來，問我要去哪兒，說他可以送我一程。結果，他竟然就住在格萊普頓，他把我送到教堂門口，指著他在主街上的房子給我看，邀請我辦完「教堂的事」後去他家喝茶。

我告訴多伊格神父，我有個「猶太教」的朋友想轉信天主教時，他喜出望外的樣子簡直有些噁心。我說，這件事一定要絕對保密，要是這個男生的父母發現了……就會怎樣怎樣。多伊格簡直喜不自禁，他讓我叫這個男生給他打電話，他會安排私下指導，絕對沒有問題，他倍感榮幸，深知責任，如此等等。多伊格真是個相當不修邊幅的傢伙——好像總是沒剃過鬍子的模樣，拿煙的那隻手的指甲被尼古丁染成了難看的黃色。

對比之下，霍頓則是整潔乾淨的典範。他家是一幢狹小整潔的小屋，窗外是一座細長整齊的花園。前廳裡是一排排書架，所有的書脊排列整齊，如同列隊行進計程車兵，完全平齊，分毫不差。書桌上的所有東西也都整整齊齊的：吸墨墊、裁紙刀和筆架。壁爐裡燃著熊熊火焰，霍頓換上羊毛開衫，沒有系領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沒系領帶。

他請我喝茶，吃水果松餅和熱黃油吐司，有三種果醬可選。我欣賞起他的畫——主要是水彩畫和乾點蝕刻畫——我看著他的一些珍本書籍，說起我的最近一篇論文（關於《李爾王》的），我對它相當滿意，但他卻很迂腐地給它打了個「ab加問號」的分數。接著，我注意到壁爐架上有個黃銅炮彈殼，上面刻著精緻複雜的圖案。我問他在哪兒買的，他說是朋友送的，那位朋友是他在翁弗勒爾附近一家基地醫院認識的受傷的法國士兵。他繼續說著，我從上下文得知，當時他也正因某種創傷在那裡接受康復治療。

「哦，原來你參戰了啊，老師。」我說——我輕鬆起來，我承認。

「是的。我參戰了。」

「在哪裡？哪個軍團？」

「我不想多說，希望你不要介意，蒙斯圖爾特。」

所以，就是這樣了——他的語氣很突兀——茶點時那種親密無間的感覺因此大大削弱。這時氣氛變得正式，有點冷冰冰的，我說，我得去趕四點半的公共汽車回艾比赫斯特，他送我到門口。從小小的屋前花園裡，我可以看到聖詹姆斯教堂的尖塔。

「今天去教堂很奇怪。」他說。

「我有點私事要見多伊格神父。」

他狠狠瞪著我，我不知道這次我又說錯了什麼。

「你是個很聰明的孩子，蒙斯圖爾特。」

「謝謝你，老師。」

「你相信你的上帝嗎？」

「我覺得是的，老師。」

「我從來不理解，一個真正聰明的人怎麼會相信上帝。或是神靈。都是胡說，明白吧——完全是胡說。你哪天一定要來跟我說個明白。啊，你的公共汽車來了。」

奇怪的人，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他並不是性冷淡，因為他算得上英俊帥氣，霍頓，也很自信。非常自信。太過強硬了，真的——也許原因就在於此。因為在我看來，做人要能妥協。霍頓—道斯先生有時候似乎太過冷酷無情了。

我一回來就收到好訊息。露西寫來了信，利平又告訴我，他跟我們校隊隊長比徹姆談過了——我可以在下一場比賽中爭球。做鉤球隊員。好戲開始了。

（1924年）2月2日

斯卡比爾斯終於見到捉摸不定又妙不可言的苔絲。他們一起為一匹即將參展的夏爾大馬做準備——給它擦洗、給馬蹄刷清漆、給鬃毛和馬尾編上緞帶什麼的，一整個下午都在一起。那麼，她到底什麼樣？我們問。真的很害羞，彼得說。我們提醒他，我們對她的個性不感興趣，我們好奇的是她的身體。「哦，她挺嬌小的，」他說，「我比她高一大截。她的頭髮超級卷，她覺得很不好意思，總把頭髮藏在帽子和頭巾裡。據我觀察，她的胸部相當豐滿。還有，她喜歡咬手指甲，咬得肉都露出來了。」然而，他們似乎對彼此頗有好感，她邀請他再去農場喝茶。

至於本，他給多伊格神父打了電話，神父告訴他，為了絕對保密，他就不要去格萊普頓的教堂了，他們將在本方便的時候，去一位教徒的家裡碰面——那位教徒是凱茨比太太，她正好就住在艾比赫斯特。於是，本與多伊格神父及羅馬天主教的第一次接觸便定在下週六下午，凱茨比太太家的後花廳——離今天還有一週。

與此同時，我參加了第一場以鉤球隊員身份上場的橄欖球比賽。

那天下午潮溼陰冷、細雨濛濛，蘇塔隊將在東南球場對陣吉福德隊。雙方球員不情願地脫去外衣，懶懶地為開球做著熱身運動時，我發現，我們的隊伍仍跟往常一樣，都是些懶惰的怪人、愛好運動的笨人以及無可救藥的無能之人。在寬闊運動場的另一頭正進行另一場比賽，例行的加油喊聲和絕望叫聲從溼漉漉的草坪上隱隱傳來。我們這邊只有一位觀眾，惠特先生，他是我們的助理舍監和理論上的院隊教練，我們開球后，他在邊線上咆哮、尖叫，像在指導盃賽決賽。兩支隊伍差勁的程度不相上下：運球運掉，阻截失敗，罰球沒進。半場時，比分是蘇塔隊3分，吉福德隊0分。

我慢慢適應爭球的打法，主要就是追著球滿場狂奔（上半場我連球都沒碰到過一次）。這種牛群般的亂跑時不時會被口哨聲打斷，這時，我們就要列隊準備擲界外球或爭球進攻。兩支隊伍面對面，然後糾纏在一起。我們變成一隻三十二條腿的人體甲蟲，拼了命地要把那個橢圓形的皮球扔出來。我認識我左右兩側的後援：大概是叫布朗和史密斯（實際上，應該是小史密斯，大史密斯是班長）。布朗總是渾身泥濘，他熱愛體育，永遠不知疲憊，充滿活力；小史密斯則跟我一樣，是個裝腔作勢的無賴——他臉上的痤瘡相當嚴重。爭球的感覺很奇怪，彷彿進入怪異的黑暗洞穴：那麼多腦袋和臉孔，貼得那麼近，各種奇怪的氣味和呼吸，奇怪的臉摩擦著你的臉，手臂拽著你的大腿，你的屁股被人又推又頂，耳朵裡迴響著漫無目標的指令，拿到球的爭球前衛尖叫著（我猜，應該是對我）：「準備，蘇塔！朝右！朝右！等一下！來了，一，二，三！」接著，又溼又髒的球落到我的腳邊，我得衝出去，用腳後跟將球傳出再帶回，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周圍的每個人都在呼哧、推搡、咒罵著。這不是體育，我心想：把左翼孤獨冷寂的隔離區給我吧，我在那裡至少可以看看風景和天空。

接下來，球要出爭球區了。叫喊聲和指令聲越來越遠，我們螃蟹般的互抱隊形隨之散開，大家四下張望，看球到了哪兒，再費力地追上去。我必須承認，比賽即將結束時，我陷入絕望：我全身泥濘，又髒又累，壓根兒就不知道分數是怎麼變成9:9的。

這時，我們這半場發生了一件事——中衛往前一踢，對方後衛接球失誤。混亂中，球過了線，被防守側的球員壓住。哨聲響起，裁判下令在二十五碼線上進行一次反攻。我仔細研讀過規則手冊，我知道鉤球隊員的職責之一便是對抗二十五碼反攻踢的球員，我得竭盡全力把他撲倒，並分散他的注意力。於是，我朝對方的二十五碼線跑去，我的鞋子重得好像深海潛水員的腳蹼，我重重地喘著粗氣，全身上下每個地方似乎都在冒著滾滾汗流，包括肩膀和裸露的膝蓋。我現在仍然不知道當時是什麼在驅使著自己，反正當我看見他們的前衛衝上去要接那個落地球時，我與他同步向前撲了出去，我徒勞地高舉雙臂，希望至少能打亂他的步伐。我的策略見效了：他沒踢好，球踢得又低又重，而不是高高飛出，球以極快速度砸到我的側臉，足足反彈出去二十米，離敵人的球線很近了，我們一名比較靈敏的中衛衝進去，一把抓起球，門柱下進球得分。持球進攻射門轉換——五分——蘇塔隊勝利，14比9。

我的側臉火燒火燎。還記得有一次，母親因為我淘氣扇了我耳光，結果就是跟現在一樣，臉疼得一抽一抽，火辣辣的，眼淚都出來了。那隻傷痕累累的溼皮球在我左臉和左眼上方的額頭那裡留下刺痛的紅腫印記：我覺得整張臉都快熔化了，肉像在被針扎、被火燒。

人們——當然，是我的隊友們——都拍著我的肩膀和後背。小史密斯對著我耳朵大喊：「你這瘋子，你這瘋子！」我們贏了，是我無意的阻截帶來了勝利：不知為何，身體的疼痛神奇地減輕了。就連叼著菸斗、稀疏的發縷正隨風狂舞的惠特也大喊：「幹得漂亮，蒙斯圖爾特！」

稍後，我衝過澡，換了衣服，臉上的紅腫變成微微發熱的粉紅。正要去找夥伴們時，我碰到了小蒙塔古。「幹得好，蒙斯圖爾特。」他說。「什麼幹得好，你這噁心的騷貨。」我回答（我得承認，我的語氣相當刻薄）。「哎呀，」他說，「你的攔截呀。大家都在說呢。」

我的「攔截」……原來，神話和傳奇是這樣誕生的。我帶著一種發現了絕對真相的小小成就感，意識到我前路的方向。現在，我明白了，我進入第一隊併為校隊贏得比賽的唯一可能途徑就是，我必須毫無顧忌地踢，粗野蠻勇地踢，放開膽子地踢。我越是拋開理智，越是冒著失去生命和手腳的風險，我就越能夠被大家認可，被大家讚頌。我要做的就是像個不要命的瘋子去踢球。

1924年2月5日

母親來信宣佈，蒙斯圖爾特一家將去奧地利過復活節，準確地說，是去裡傑巴赫溫泉，父親要在那裡接受水療。「他有點貧血。」母親在信裡寫道。這讓他瘦了不少，而且很容易疲勞。看來他現在是正式生病了，這不再是他和我之間的秘密了；可是，天哪，什麼是「有點貧血」？

本昨天和多伊格神父進行了第一次會面，據他描述，會面「相當詭異」。可在我聽來，本口中的多伊格倒是很符合他的作風，他對這場可能的勝利滿是掩飾不住的得意，卻並不在意是否能解答年輕的利平對宗教的疑惑。他們每週在凱茨比太太家至少見一次面。本說，多伊格發現他是一個普通猶太人時，無法掩飾極大的失望。聖公會的人不算什麼。至少，他對本說，你看起來還像個猶太人。我想，他大概以為本會是那種留著大鬍鬚、長卷發在耳邊晃盪的猶太教士吧。本覺得，他的挑戰能輕易完成了，因為多伊格已是迫不及待。我們一致同意，我的任務才是最艱鉅的。

寫了一首詠歎失去信仰的斯賓塞體詩。不是很好。但我很喜歡這句：「當信仰死去，我們必須為天空塗上色彩。」

1924年2月11日

斯卡比爾斯、我、雷西、裡杜特、桑達爾和託希爾一起坐火車去牛津參加獎學金考試。其他十一名同學去了劍橋——劍橋的學院一直很喜歡艾比的男生；可我們在夢幻尖塔之城的命運便是未知的了。彼得和我故意在火車上逗留到最後一刻，就是想和其他人分開。下車後，我們僱了小馬和輕便馬車（更像是大馬和運貨馬車），送我們和行李去各自的學院。我們在寬街下了車——寬街，我得學著這樣叫了——彼得去了貝利奧爾，我則提著箱子在特爾街遊蕩，尋找耶穌學院。結果，我找錯了地方（這些學院為什麼不把名字掛在大門外？），林肯學院態度粗暴的看門人給我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耶穌學院既不令人振奮，也不叫人失望：它有兩個還算優雅的小四方院和一座相當不錯的小教堂。可無論是多麼壯麗的學院，在二月細雨霏霏的潮溼午後，看起來也不可能很漂亮——四方院炭灰色的建築正面被雨水打溼，幾乎變成了全黑，草坪的草很長，沒修剪過。有人帶我去了我的房間，然後去食堂用餐。這裡似乎有很多留著大鬍子的年齡較大的本科生，別人告訴我，他們是退伍老兵，在軍隊服完役後進入大學。我從學校溜出來，去貝利奧爾找彼得，結果發現那裡大門緊鎖。看來，這是我在牛津的糟糕開頭：這裡似乎是個陰鬱、骯髒又封閉的地方。我不得不痛心地說，我感覺我在艾比只怕都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耶穌學院，還有這些成熟的男人，沒有讓我產生任何共鳴——這些人就像叔叔，叼著菸斗，穿著粗花呢套裝，滿臉鬍鬚。也許利平說對了：我們為什麼要把生命中寶貴的三年浪費在這種地方呢？

（1924年）2月12日

一整個上午和下午都在答歷史考卷，答得似乎不錯。我回答了關於帕默斯頓第二政府、法國大革命和沃波爾金融改革的問題（無聊且很晦澀的內容），我自認為很好地表達了自己。下午考試結束後，我被叫去見歷史科的勒梅恩老師——他的門上寫著「勒梅恩」。這就是霍頓提過的「朋友」了。他一看就很爭強好勝的模樣，身體敦實，蓄著鬍鬚，他打量我的眼神只能用既嫌惡又有點好奇來形容。

「霍頓說，我們不管怎麼樣都應該接收你。」他說，「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應該接收你，艾比男孩？」

我嘟囔了幾句陳詞濫調——牛津啦，名校啦，倍感榮幸啦，光耀門楣啦——可他打斷了我。

「你快保不住了。」他說。

「保不住什麼？」

「我對你僅存的一點好印象唄——這還是因為詹姆斯。你為什麼想來牛津讀歷史？說服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麼了，也許是感覺到已經失去了一切，也許是因為勒梅恩傲慢的冷漠，更不用說他對我明顯的嫌惡，總之，我不管不顧地說：「我才不管什麼歷史呢。我想到這倒霉地方來的唯一原因是這裡能給我時間——寫作的時間。」

勒梅恩哀嘆著，把頭往後一仰，撓起鬍鬚。

「上帝啊，饒了我吧，」他說，「又是個要命的作家。」

我想走出去，但最終決定奉陪到底。

「恐怕是的。」我突然大膽地說，「請你別指望我會道歉。」

他不為所動，什麼也沒說，只是疲憊地看著我，接著開始翻閱我的考卷。

「哦，好吧。」他倦倦地說，「你可以走了。」

稍後。斯卡比爾斯告訴我，他見到了三個老師，甚至還跟貝利奧爾的院長厄克哈特本人握了手。要這麼說，我也在勒梅恩的辦公室待了大概五分鐘呢。依我看，我的牛津求學生涯只怕連起跑線都到不了。在我來這兒之前，父親寫信說，富利工廠的基層管理崗位隨時都給我留著。我想我寧願割腕。

（1924年）2月13日

彼得和我在河邊找了家酒館，我們喝了啤酒，吃了麵包和乳酪，才坐火車回諾維奇。彼得的面試結束時，導師握了他的手，說期待九月和他再見面。而我早上看見勒梅恩走過四方院時，他的視線掃過我，好像完全沒有認出我來。

在回程的火車上寫下這篇日記，以對抗越來越壓抑的心情。裡杜特和託希爾在玩金拉米紙牌。彼得在睡覺，自信滿滿地睡著。要是我不能進入牛津，我該做什麼呢？和本一起去巴黎？進父親的公司？這都太他媽令人喪氣了。感謝上帝，我們頗有遠見地為自己安排了本學期的挑戰：說起來簡直丟臉，但目前我生活中唯一一件能讓我興奮期待的事便是明天和歐康納隊的比賽。揚格說他可能來觀戰。這會是我邁出的第一步嗎？

（1924年）2月14日

斯卡比爾斯和放蕩的苔絲牽了幾分鐘手，當時，他們吃過午飯，正走在某處的小路上。彼得說是她先牽的，可他什麼別的也沒敢做，他們走到臺階邊後，她就只能鬆手了，就是這樣。我說，這是個很好的兆頭嘛，以後再有這樣的機會，應該好好利用。

我們在牛津時，利平與多伊格進行了第二次會面（他說凱茨比太太真的很有魅力），但並不順利：他說他認為多伊格開始懷疑他了。「為什麼？」我說，「他現在迫不及待地想讓你轉變信仰啊。」「我覺得問題在於我沒有疑問。」本說。於是我告訴他，他只需要找些疑問出來，就萬事大吉了。可他想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疑問，他說；他壓根兒不知道一個可能皈依羅馬天主教的人應該疑惑些什麼，他讓我給點建議。我覺得，質疑聖餐變體論未免太明顯了，說受難和煉獄之類的也許更保險。煉獄一直都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得想個主意，想個教義中的有趣觀點來安撫多伊格，讓他開心。

我自己的挑戰也取得了真正的勝利。今天下午，蘇塔隊在聯賽中對戰歐康納隊，揚格和布羅德里克（他也在第一隊）來觀戰。整場比賽乏善可陳，快到下半場中場時（我們以11比3領先），我還什麼都沒做，突然就有人把球傳給了我，我一接到球，就被阻截剷倒，摔到了頭。我應該昏迷了片刻，因為眼前變黑了，等我恢復知覺時，比賽已轉移到球場另一側歐康納隊的球線那邊。

我站起來，突然感覺噁心作嘔、虛弱無力，就在我站起來的時候，歐康納隊飛奔回來，爆發了一次反攻。整個前傳的隊伍朝我咚咚衝來，一邊前進，一邊運球。我們的後衛（一個名叫吉爾伯特的弱不禁風的傢伙）試圖撲住那個球，當然沒有撲到，這樣一來，我成了最後的防線。

我感覺我當時還有點暈乎乎的，因為，在我的感知中，一切發生得似乎那麼精準又合乎常理地緩慢。我看見歐康納隊的前鋒大部隊轟隆隆地襲來，我感覺到我們的隊員急匆匆地跑回來想要收回失地。一個大塊頭、黑頭髮的粗野男子率領著歐康納的衝鋒線，他過於急切地踢著自己面前的球，我突然無比清晰地知道該怎麼做了。我設法拖動雙腿，向前跑去，就在他正準備對著球再踢一腳時，我撲到球上面，將它抱住。

我聽到咔嚓聲，但沒感覺到痛。我把球抱在胸前，任由一副副身體重重壓到身上。口哨吹響。歐康納隊的大塊頭前鋒（霍普金斯？皮尤？萊科維奇？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啜泣著，哀號著——他的腿斷了，很嚴重：襪子以下本該是直的右脛骨此時出現了一個扭結。還有血，我很快意識到，我的臉上也在流血。我掙扎著站起來，裁判用他的手帕想幫我止血，還急慌慌地派人去喊擔架員來抬走傷員。比賽中止。

今天晚餐時，我走進宿舍，奇怪的歡呼聲霎時響起，我頭上纏著繃帶（縫了四針）。讓同學們心生敬畏的並不是我受的傷，而是我在無意中給對手造成的傷害。不是「他眼睛上有好大一道傷口」，而是「他弄斷了那個人的腿，直接斷掉了」，這成了我臨時榮耀的象徵。大家再一次就我的瘋狂、我一心求死式的表現，以及我像是想犧牲在橄欖球場上的勁頭愉快地開起玩笑。

晚餐後，揚格來找我：我傷一痊癒，就能去參加第二隊的訓練了。我簡直不敢相信，兩場比賽就能讓我在橄欖球賽場上走這麼遠，不過，我做到了；也許校隊正需要一個瘋狂的鉤球隊員。然而除了揚揚自得，我心中也冒出隱隱的擔憂：我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迅速樹立起瘋狂、勇敢、自我毀滅的名聲，到目前為止，我唯一的勳章就是這道相當嚴重的傷口，可一想到如果繼續承擔這一特殊職責，我在未來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傷害，我不免忐忑起來——現在，我沒法表現得害羞且理智了。利平歡樂地預測我各種可能的悲慘命運——脊柱斷裂、深度昏迷、耳朵被人扯掉，等等。只是對我來說，我知道自己必須堅持下去。我會獲得成功：我會贏下這場挑戰。

1924年2月21日

露西寫給我的信不是抽象得怪異，就是無聊到令人發瘋。我給她寫信，說起我們在聖誕節發生的事以及在高爾夫俱樂部的那個晚上，她給我回信，囉囉唆唆地寫了她某天晚上去聖吉爾斯大教堂參加格里高利聖詠會的事。我回信時，最痛苦又最誠心誠意地寫到我是如何想她，又是如何憎恨我在這學校的生活，可她回覆我的卻是她以後想當考古學家或哲學家的詳細計劃，這次她還冒出個新主意——當獸醫。

本·利平說，他關於煉獄的新疑問在多伊格那裡產生了神奇的效果。他們一整個下午都在討論，他——本——如果一輩子都過著渾渾噩噩、乏味且罪孽的生活，那他死後將會在煉獄中待多久。他說，他發現我的教派「相當奇特」；在如此複雜怪誕的宗教背景中長大，我看起來還頭腦清醒，他對此頗為吃驚。是的，我說，這就和拋球雜耍一樣，是不是？霍頓一定會為我驕傲的。

一週後就是我的生日——我馬上十八歲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離開學校，在牛津開始全新的生活。我感覺，在離開這個地方之前，我不能再製定任何計劃了；在這裡的幾年如同一段令人厭倦但最終無用的學徒期，只是在為將來的真材實料做準備。實際上，這些挑戰證明了我——我們有多無聊。這個系統對聰明的年輕人而言是最邪惡、最摧殘的教育方式（對那些愚昧、落後的年輕人說不定效果不錯）——我猛地意識到，我在這裡被迫做的那些事裡，有五分之四完全是浪費時間。若是沒有新朋友的陪伴，那這些英國文學課、歷史課，以及偶爾與學校更睿智的人物（霍頓）的接觸——還有我父母為之承受的學費——都會讓我深感這是場舉國醜聞。

母親寄來包裹——我訂的書：波德萊爾、德·昆西、麥克·阿倫，還有巧克力和一根六十釐米長的拉美辣腸。別忘了，洛根·貢扎果·蒙斯圖爾特，別忘了你與眾不同的傳承。香腸很美味，很辣，加了很多辣椒和大蒜，讓人無法抗拒。我在小教堂裡啃著香腸片，感覺大蒜那可怕的臭味正沿著長椅飄散。我的傷口癒合得很快：我馬上就能重返橄欖球場了。只是留下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傷疤。

早上去過小教堂後，彼得和我有兩節課空閒時間，我們去了艾比赫斯特，在馬亨萊餐館裡喝茶吃烤餅。熱乎乎的烤餅加上黃油和果醬，還有什麼比這更美味？要是哪天無法享受這種愉悅，那就標誌著我的靈魂有一部分已經死了。店裡空蕩蕩的，只有幾個本地的老太太聊著自己的拇囊炎和關節炎。彼得告訴我，他覺得自己愛上了迷人的苔絲。我沒有迎合他：這可是個測試，是個挑戰，我說，是冷冰冰的、客觀的，我們絕對不能把感情帶進來。可彼得痴痴地說起她甜美的個性、她天生的性感以及她結實豐滿的身體，還有他們在一起默默刷馬時，他彷彿與她融為一體的奇怪感覺。我深入刺探了一下。原來，她在馬廄幹活時喜歡穿男人衣服：騎兵斜紋布褲加側面有彈力的高幫靴，外套裡面還有褲子揹帶。他說個不停，我看得出，刺激他的是女孩化身馬廄少年這個畫面，恰恰是沒有性誘惑的氣氛讓他覺得興奮。我把這些話告訴他，他似乎不知所措了。「你們就是倆勞動力，」我說，「在她眼裡，你是幹農活的好手，是個馬倌，跟她是平等的。你要是任由事態這樣發展，你們還怎麼做情人？」

這時，他坦白了，又或者說，他只是漲紅了臉，大聲地喝著茶。「她讓我吻她了，」他說，「在我們幹完活以後。說實話，是苔絲主動的。她讓我摸她的胸脯，但只能在刷完馬以後。」

「請你不要對我說謊，彼得，」我說，「真丟人。」他表示抗議，我從他的神態中感覺到，他沒有說謊。他向我發誓，他說的一切都是真的，這正是他愛上她的原因。「她很勇敢，與眾不同。」他說。我心中滿是又酸又苦的嫉妒。哦，你贏得了挑戰，我對他說，恭喜你。你現在只需要想個辦法讓本和我見證你們的戀愛就行了。他嚴肅地點點頭：把這些都告訴我之後，他似乎真的如釋重負。實際上，他又像是完全茫然了，他在和農民女兒的這段奇怪戀情中迷失了。後來，本和我就這件事故作老成地好好笑話了他一番，只是我清楚，本是很驚訝的——還有點惱怒——就跟我一樣。這種事，這種神奇的好運，不應發生在彼得身上——它應該發生在我們身上。不過我們一致認為，我們應該為他感到難過：可憐的老彼得·斯卡比爾斯突然要直面性事了。也許我們幫了他一個大忙。

1924年2月25日

第二隊與阿平厄姆隊的比賽。天寒地凍，東風呼嘯。我是多出來的人，負責跑邊線，並在中場休息時把切成四瓣的橙子拿上來。我猜，過去這短短幾周裡，我的成就已經相當驚人了（就連「蜥蜴」都來恭喜我，說「沒想到你對體育如此有激情」），然而跟往常一樣，我的主要情緒仍是失望。第二隊的鉤球隊員是個金頭髮的傻瓜，叫弗德，我確信，待時機成熟，我一定能取代他：他完全沒有我的衝勁和瘋狂的勇氣。可我取代他之後，還有第一隊，那裡的鉤球隊員叫範德普爾——他瘦小結實，擅長體育——同時兼任壁球隊隊長。這學期還剩下幾周，不知道我能不能比現在的位置更進一步，能不能取代一名真正的運動員——我甚至不知道這是否值得嘗試……一個恐怖的念頭冒出來：這會成為我以後的人生模式嗎？每份雄心壯志都遭到挫敗，每個夢想都胎死腹中？可略加反思後，我又意識到，我目前經歷的是所有有感知能力、正經受折磨的人都會經歷的，除了極少數、極少數的人：那些才是真正有天賦的人，是奇怪又罕見的天才；當然，還有那些格外幸運的笨蛋。

在我寫這篇日記時，彼得·斯卡比爾斯似乎完全應該歸入第二類人。他竟已確定好了「見證接吻」的具體地點。據他所言，這個吻將於後天在農場附近小樹林的騎馬道上進行——他會告訴我們應該在哪兒等待。相較之下，本和我就垂頭喪氣了：多伊格又變得戒備起來，堅持將會面地點從凱茨比太太家轉到聖詹姆斯的教區長家。本堅信，這只是一種考驗，多伊格的想法（據本所言，他這種想法簡直是顯而易見）大概是，如果本真是誠心誠意的，那換去教區長家也不應成為阻礙。

今天下午，霍頓告訴我，勒梅恩認為我「缺乏自信，但內心充滿魅力和智慧」。真是一派胡言：關於我的性格，我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失真的描述了。

1924年2月26日

本和我在第二道茶點時間後碰頭，匆忙趕去觀摩著名的「見證之吻」。彼得相當精確地指明瞭位置，我們找到了那條下陷的小路——離家庭農場不遠——它的左邊有被炸過的橡樹和長滿草的小坑。本和我躲在大約五十米外的高處，茂密的灌木叢沒有長樹葉，只長著討厭的荊棘，把我們遮得嚴嚴實實。我們裹著外套蜷成一團，分享一支香菸，想象彼得會如何開啟這情慾時刻。本照例帶了看歌劇用的小望遠鏡，所以我們看得非常清楚。我們說起各自的挑戰和令人失望的結果，但都一致認同，它們是值得嘗試的鍛鍊，至少為這個最無聊、最死氣沉沉的學期增添了一些生機。原來，凱茨比太太還邀請本去「喝茶吃蛋糕」了，而且不要和多伊格一起，這可就有意思了。

等了大概半個鐘頭之後，我們看見彼得和苔絲從小路那邊出現了。彼得把自己的外套鋪在草坪上，他們背對著被炸過的橡樹坐下來。苔絲摸出一盒香菸，他們各點了一支——我們能聽到他們模糊的隻言片語和苔絲低沉沙啞（很是楚楚動人）的笑聲。暗淡的日頭突然亮起來，冬日的風景有了田園牧歌式的恬靜。他們繼續說了一會兒話，但氣氛好像越來越嚴肅，笑聲也消失了；這時，苔絲脫下自己的外套，把手伸進彼得的口袋，要拿什麼東西。

原來，拿的是他的手帕，接著，正用望遠鏡窺探的本悄聲說：「我簡直不敢相信。她把他的褲襠解開了。」

我們搶著望遠鏡，每人只能看五秒鐘，本和我看到充滿渴求的苔絲把手伸進彼得解開的褲襠，掏出他軟軟的白白的陽具。接著，她用手帕把它包住，幫他手淫——整個過程似乎只持續了不到三十秒（彼得向後仰著頭，緊緊閉著眼睛）。結束時，彼得表情中的震驚多過狂喜。完事後，苔絲把他的手帕整齊地疊成五釐米見方的小厚塊，還給他，他只是把它放回外套口袋，想都沒想，看都沒看。然後，他們接了一會兒吻，往後一倒，在外套上躺了大約十分鐘，只是，本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們太震驚了，後來，我們也都承認，我們是太生氣了。我們氣自己給斯卡比爾斯想出這個挑戰（我們本可以把這樣的挑戰留給自己），氣他看似毫不費力地就完成了，而且還享受到了我們剛剛親眼見證的那種福利，如同享用聖代冰激凌上的那顆櫻桃。

我們先於他們離開，費力地擠過茂密的矮灌木時，他們還在彼得的外套上翻來滾去，相互撫摸，接吻擁抱。我們一致同意，斯卡比爾斯即便不是大不列顛最幸運的，那也得是全校最幸運的混蛋。

稍後。吃晚餐時，從頭到尾，彼得的臉上都掛著抑制不住的傻笑。他不停地俯身對我們說：「她摸了，真的摸了，還握在手裡。」我們各自給了他贏家應得的一英鎊，這會讓我本學期手頭愈發緊張（我大概會找本借點錢）。但本和我都覺得，我們應該堅持完成各自的挑戰，不是出於熱忱，而是要信守承諾。這不僅是個賭局，這整件事還有著更多哲學意義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我們陸續走出食堂時，彼得說他現在「絕對是愛上了」苔絲。我感覺噁心透頂。

1924年2月29日

本結束了他和多伊格在格萊普頓的會面，提早回來，他說多伊格把他趕了出來。我提醒他，我們說好要繼續完成挑戰的。「可彼得已經贏了，」他略帶倦意地說，「我不知道坐在那偽君子面前，聽他講什麼天使啊聖母以處女之身生下耶穌啊，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很難反駁，我認為。原來，是本總把討論的話題帶回牧師發誓禁慾這件事上，以及信守這種誓言到底有多難，才讓多伊格最終失去耐心，讓他馬上離開。本從頭到尾都在抗議，他說如果他真的感覺到上天讓他成為牧師的召喚，那他當然有權考察所有的優缺點。他說，多伊格發起怒來叫人害怕，他簡直是把他扔到了門外。

總而言之，我跟他說，我是無論如何都會堅持下去的，他現在既然沒事做了，說不定可以來幫我：這學期只剩下幾個星期，我還得打入第一隊，更別說表現完美、贏下校隊比賽了。他說他覺得我是個瘋狂的傻瓜，但如果我還想繼續，那我可以放心，他必定會全力以赴、毫不動搖地支援我。

（1924年3月2日）星期日

做完彌撒，我正要趁人不備從教堂偷偷溜走，多伊格找到我，把我拉到露臺的隱蔽處。

「怎麼回事，蒙斯圖爾特？」他說，顯然很憤怒，「你和你那個猶太朋友是怎麼回事？」

「你這麼說就不厚道了，神父。」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