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洛根，」我這樣寫道，「我，洛根·蒙斯圖爾特，住弗洛雷斯別墅，巴西大道，蒙得維的亞，烏拉圭，南美洲，地球，太陽系，宇宙。」這是我寫下的第一段文字——更準確地說，是我寫作的最早記錄和寫作生涯的開端——我把這段文字寫在一本一九一二年用的靛藍色袖珍日記簿的扉頁上（日記簿至今尚在，其他紙頁卻是空白的）。那年我六歲。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覺得奇怪，我最早寫下的文字竟然並非母語。喪失熟練使用西班牙語的能力大概是我快樂童年的最大遺憾，否則它應堪稱完美。今天我勉強可用西班牙語來交流，但我的西班牙語錯漏百出、語法幼稚，與我在生命最初九年憑直覺脫口說出的流利語言已無法相提並論。人早期的語言能力是如此不牢靠，而大腦又是那麼不假思索地輕易放棄了它，這可真怪。我是真正意義上的雙語兒童，換句話說，我以前說的西班牙語跟烏拉圭人說的沒什麼兩樣。
烏拉圭啊，我的故鄉，它在我的腦海中只留下了非常短暫的印象，如同我曾經無意識會說的日常西班牙語一樣。我還記得這樣一幅畫面：一條寬闊的棕色大河，遙遠河岸的樹叢茂密得像西蘭花，河上有條窄窄的小船，船尾坐著一個人。小船順流而下時，船舷外的小馬達在渾濁的河面捲起奶油般的輕柔水波，所經之處蕩起的漣漪使得水邊的蘆葦也隨之搖晃點頭；船開過以後，一切又慢慢靜止。我是船上的人，還是岸邊的看客？這是我小時候釣過魚的尼格羅河的一段，還是我的靈魂在時光中旅行時的想象，如船行流水的航跡那般轉瞬即逝？但我不能說，這是我可以確定時間的最早記憶，因為那最早的記憶，得追溯到一九一四年六月盛夏的一天，那天我看見了我的導師羅德里克·普爾的私密部位。我倆去埃斯特角野餐，他赤身裸體從大西洋的海浪中走出來，我則用好奇的目光偷偷觀察著他割過包皮的短粗陰莖。當時我八歲，羅德里克·普爾從英格蘭來到蒙得維的亞，幫我做進入聖阿爾弗雷德英語預科學校的準備。能裸泳的時候，就裸泳，洛根，這是他那天給我的建議，從那以後，我便一直努力踐行。總之，羅德里克割過包皮，而我沒有——這也許能解釋我為什麼會那麼認真地觀察，我猜，可它無法解釋為什麼那一天會如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在那一時刻之前，我遙遠的童年過往全是模糊紛亂的影像，沒有確定的時間和空間。我也希望我能記得一些更有趣的事，更有詩意的事，更能與我後來的生活主旨相關的事，可我就是不記得——而我只能保持誠實，尤其是在這本日記裡。
我十五歲開始寫日記，雖然斷斷續續，但持續了一輩子，日記最初內容的缺失算不上什麼重大損失。毋庸置疑，和幾乎所有私人日記開頭的宣告一樣，我的日記一開始應該也表達了要徹底地、毫不動搖地說真話的決心。我大概發了誓，要保持絕對的坦誠，絕不能因為這種坦誠所揭露的真相而感到羞愧。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鞭策自己，我們這些寫日記的人？我們是害怕內心總有墮落的風險，總有粉飾遮掩的衝動嗎？我們生活中真的有些東西——有些所做、所感、所想——是我們不敢承認的嗎？即便是對我們自己，即便是在絕對隱秘的私人日記中？不管怎麼說，我肯定，我是發了誓要說真話的，全部的真話，諸如此類的，我認為這裡的文字足以佐證我的態度。我有時表現很好，有時不那麼好，但我抵制了一切美化自我的企圖。我不會為了掩飾判斷的失誤而刪減什麼（「日本永遠不敢無端攻擊美國的」）；不會為了顯示自己沒有的智慧而添油加醋（「我不喜歡希特勒先生的小鬍子」）；更不會狡猾地插入一些內容，以示我的先見之明（「要是有辦法安全控制原子的能量就好了」）；因為那都不是寫日記的目的。我們寫日記，是為了記錄不同自我的集合——它構成了我們每一個不同的人。我們可以把自身隨時間的發展想象成展示人類進化史的圖例。你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樣的：最開始，是毛髮蓬亂、指關節粗大、在地上覓食的類人猿，接著慢慢進化到直立行走、毛髮減少的原始人，最後才是毛髮褪淨、赤身裸體、驕傲地抓著石斧石矛的高加索人種。所有介於其中的發展次序都呈現為一種無可避免的程式，由此指向這一肌肉發達的理想形態。可是，我們人類的生活並不是這樣的，一部真實的日記會向我們呈現更騷亂、更無序的現實。發展的不同階段是存在的，但它們混亂、對立、隨機重複。不同自我在這些紙頁上爭奪焦點；眉毛連在一起的尼安德特人用肩膀擠開揮著斧頭的智人；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用腳絆倒滿身文飾的土著人。一切毫無章法；永遠不會有符合邏輯和認知的發展過程。真實的私密日記深諳這個道理，不會試圖設定任何秩序或層級，不會試圖評判或分析：我即所有這些不同的人；所有這些不同的人即我。
每個人的人生既平凡也不凡，是這兩種類別各自的比例讓人生顯得有趣或無趣。我於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在烏拉圭蒙得維的亞，海灣邊一座被海水環繞的城市，而烏拉圭則是一個被夾在強壯阿根廷和酷熱巴西之間的小國。有時，它被戲稱為「南美洲瑞士」。而即便共和國有著漫長的海岸線，三面環水——被大西洋、普雷特河遼闊的入海口以及寬廣的烏拉圭河環繞——但將它與瑞士那個內陸國家做類比是恰當的，因為烏拉圭人對航海有著強烈的牴觸，這個事實總讓我覺得暖心，因為我的內心是介於熱衷航海的英國人和熱愛陸地的烏拉圭人之間的。我的天性忠實於遺傳基因，是絕對分裂的：我愛大海，可我只愛在海灘上看著它；我的雙腳必須始終站在岸上。
我父親名叫弗朗西斯·蒙斯圖爾特（生於一八七一年）。我母親名叫梅塞迪斯·德·索利斯。她聲稱自己的祖先是十六世紀早期第一個踏上烏拉圭土地的歐洲人——胡安·迪亞茲·德·索利斯。不幸的是，他和他探險隊的大部分成員很快就被查魯亞印第安人殺死了。沒關係：這樣一來我母親荒唐的吹噓也就無從證實了。
我父母的相識源於我母親憑藉一口流利的英語當上了我父親的秘書。當時我父親是富利和卡多金鮮肉公司烏拉圭加工廠的總經理。他們最著名的產品是富利精選牛肉罐頭（「富利精選」：我們英國人，都在人生某個時期吃過富利牛肉罐頭），但他們的主要業務其實是將冷凍的牛畜體從烏拉圭的巨型凍肉工廠出口到歐洲——工廠既是屠宰場，也是大型冷凍倉庫，位於蒙得維的亞以西幾千米的海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富利並不是烏拉圭最大的凍肉廠（最大的是位於弗萊本託斯的萊姆科凍肉廠），但它盈利頗豐——這多虧弗朗西斯·蒙斯圖爾特的勤勉和堅韌。一九〇四年，三十三歲的父親在蒙得維的亞漂亮的大教堂迎娶了母親（母親比他小十歲）。兩年後，我出生了，我是他們唯一的孩子，他們以我爺爺和外公的名字為我取名洛根·貢扎果（但爺爺和外公都沒能活到看我一眼的時候）。
我攪動腦中回憶的湯羹，希望有關烏拉圭的部分能浮上來。我看到那家凍肉廠——巨大的白色工廠，有石磚碼頭和高聳的大煙囪。我聽見成千頭牛哞哞的叫聲，它們在等著被宰殺、洗淨、冷凍。我不喜歡凍肉廠和它冷冰冰的大規模宰殺氛圍，那讓我害怕；我更喜歡我們的家和它枝繁葉茂的花園，我家的大別墅位於蒙得維的亞新城區時尚奢華的巴西大道上。我記得花園裡有棵檸檬樹，石磚陽臺上還有點點檸檬黃色燈光。磚牆裡有座鉛質噴泉，水從裸身小天使的嘴裡噴出來。那個小天使，我至今還記得，就跟雅各布·普賽的女兒一個樣兒，雅各布是富利大牧場的經理，牧場有十八萬畝，位於東方班達的平原地區，開滿了紫色的鮮花，是放牧牛群的地方。那女孩叫什麼來著？我們就叫她艾絲梅拉達吧。小小的艾絲梅拉達·普賽，你可以做我的初戀。
我們在家說英語。六歲起，我就去了三十三人城海灘的教會學校唸書，學校管理者是隻會一種語言的修女們。我能看懂英語，但在一九一三年羅德里克·普爾（他剛從牛津大學拿到古典人文學科的學士學位）來之前，我幾乎不會寫英語。普爾來全面接管了我敷衍潦草的學業，讓我做好進入英格蘭華威郡聖阿爾弗雷德學校的準備。英格蘭是什麼樣，我沒有概念，我的整個世界只有蒙得維的亞和烏拉圭。林肯羊、什羅普郡羊、漢普郡羊、羅姆尼沼澤羊，還有南丘羊——父親凍肉廠裡被定期屠宰的這些羊的品種便是祖國對我的含義。我還記得一件事。羅德里克給我上完課後，我們總會去波西託斯海邊做海水浴（在那裡，羅德里克只得一直穿著泳衣），我們會坐十五路或二十二路電車去那個度假勝地。我們款待自己的方式是點杯冰沙，讓他們送來大飯店的花園——花園裡繁花盛開：紫羅蘭、丁香花、橘子花、桃金娘，還有含羞草——到了薄暮時分，我們又坐上車哐當哐當地回家，回家後總會發現母親正在廚房朝廚師叱呵，父親則照例在露臺抽雪茄。
蒙斯圖爾特家族的老家在伯明翰，我父親生在那裡，長在那裡，那裡也是富利和卡多金鮮肉公司總部的創立地點。一九一四年，富利公司決定集中精力經營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羅德西亞的肉類加工廠，於是將烏拉圭的生意賣給阿根廷公司桑西尼納凍肉公司。父親被擢升為總經理，並被召喚回伯明翰總部。我們和兩千頭冷凍的安格斯牛一起，坐上「澤諾比亞」號，朝著利物浦啟航。我們登陸後一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當我回望山頂有城堡的圓錐形小山和山下美麗的城市，離開河水渾黃的普雷特河時，我落淚了嗎？大概沒有：我跟羅德里克·普爾住同一個船艙，他那時正教我玩金拉米紙牌呢。
伯明翰城成了我的新家。我用科隆的桉樹林、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和普雷特河無邊無際的渾黃河水，換來埃德巴斯頓一座漂亮的維多利亞風格的紅磚別墅。來到歐洲，母親很高興，她沉醉在總經理夫人的新角色中。我被送往聖阿爾弗雷德學校寄宿（在那裡，我很快獲得「拉丁佬」的外號，因為我的皮膚和眼睛都是深棕色的），十三歲時，我升入艾比赫斯特學院（一般被稱作艾比學院），完成了高中學業。這是一所頗負盛名的男生寄宿學校，只是算不上一流。一九二三年，我十七歲，我最早的日記，我一生的故事，由此開始。
註釋：
仿宋字型標出的部分，原文為西班牙語。——譯註
該序言可能寫於1987年。（原注。若無特別說明，本書腳註均為原日記注。）
富利凍肉廠每年要屠宰萬頭牛和不計其數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