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在玩什麼，小子？」

「沒玩什麼。」

「滿口謊言的小兔崽子。」

「利平絕對是真心誠意想要改變信仰，」我說，「其實我覺得，他發現你才真是讓人失望呢。我在想要不要給主教寫封信，說說你在教導方面的失職——」

哎喲，聽到這句話，他氣炸了，他威脅說要找「蜥蜴」告我的狀。我全程保持嚴肅虔敬的表情。我把這事告訴本和彼得後，他們再次誇我「堪稱偉大」。我們都認為這事好笑極了。

爭吵過後，我們在車站等待回艾比的公共汽車時，霍頓挽著一位年輕女人走過來——相當漂亮的年輕女人。我說「早上好」，他朝我投來一貫輕蔑的眼神，並未將我介紹給他的情人。我看著他們繼續週日散步，看到霍頓和女人在一起還挺奇怪的；不知為何，我一直覺得他是性冷淡。

（1924年）3月4日

本說他一直在偷偷調查範德普爾，看有沒有可能要挾他。然而據他所知，那人是清白的，對英俊少年也沒什麼明顯的興趣。我考慮能不能讓小蒙塔古為我們獻身，但本明智地建議，要謹慎——不要帶壞了小孩子什麼的。接著，我想出個絕妙的主意——不是要挾他，而是收買他。我可以收買範德普爾，讓他假裝受傷，這樣第一隊裡就會有空位給我了。可我們得用多少錢去誘惑清白的範德普爾呢？我委託本當我的中間人。

母親的信帶來了好訊息：露西將和我們一起去奧地利做短途旅行。母親建議我們自娛自樂，去「攀爬高山」。她是什麼意思？

（1924年）3月7日

終於。我被選為第二隊的鉤球隊員，參加明天對陣沃爾科特隊的比賽（弗德患了流感）。本一直在打探範德普爾的情況，發現他並不富裕（原來，他的父親只是位大律師的文員），但本還是認為，只有重金才有可能打動他。多重的金呢？我問。五畿尼吧，本估計。完蛋了：哪怕我們倆把錢加起來，也湊不到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我得給父親寫信，問問能不能借點錢，但我得想個有說服力的正當理由。轉念想想，還是寫信給母親吧。

（1924年）3月8日

不知怎麼回事，我們竟然以64比0大勝沃爾科特隊，創下學校紀錄。他們的隊伍好像因為水痘的爆發減員不少，只能找些不合格的體弱者來替補。這是場大快人心的勝利，我差點還得了分，可就在球線前被三四個人拉倒了。第二隊在學校春風得意、趾高氣揚。弗德說他下週六就能恢復了，可只有傻瓜才會改變目前這支風頭正勁的隊伍。

露西寫信說，她去奧地利的前提條件是我必須明白我們之間的「浪漫幻想」已經終結。我給她回信，不情願但又帶著愉悅的愁緒表示同意。等她去了那兒，一切就會不一樣了。斯卡比爾斯和農夫女兒的情事進展之順利，簡直讓人氣得發瘋，但也給我壯了膽，鼓了勁。露西必將是我的。

讓我隱隱驚訝的是，我發現自己的思緒越來越多地轉向了下週六的比賽，我發現我很期待它——我們將主場對戰哈羅公學。我一定不能再丟掉我的布林什維克精神了。

（1924年）3月11日

本和我將我母親寄來的郵政匯票兌現了五畿尼（願上帝保佑她：我說的是我想給露西買一份特別的生日禮物），我們在馬亨萊餐館先犒勞了自己，喝了茶，吃了鳳尾魚吐司。本說範德普爾只願意放棄一場比賽，但他想看看是誰願意出這麼高的價碼。「他懷疑是你，當然了。要不，他也可能以為是弗德那混蛋，我猜。你一定得跟他見個面。」他說得對，我不得不承認。順便說一句，我們和哈羅公學以9比9打平了；而我們的第一隊卻以3:27潰敗——我感覺我的幸運星正冉冉升起。

本跟我說，他一畢業就去巴黎——他好像在什麼美術館找到了工作，他想當經紀人。我感覺到嫉妒的刺痛：也許本是對的？也許我們才是傻瓜？去大學浪費三年時間，推遲正常的成年生活。那三年，依我看，說不定跟高中生活一樣令人沮喪……

真正的好訊息是，克拉夫開始懷疑彼得和苔絲的親密關係，正想方設法將他們分開。彼得最近三次去農場，都忙著切甜菜飼料，或是類似的枯燥的任務（他兩隻手都起了可怕的水皰），壓根兒沒看到可愛的苔絲來打擾他或補償他。本和我心裡偷著樂，但我承認，這種心態反映出我們的陰暗。

稍後。第二次預考後，我去福斯特找到範德普爾。他臉色蒼白，長著難看的圓鼻頭。我們討價還價了一會兒，我成功把價格壓到五英鎊。

「一場比賽，提醒你，就一場。」他不斷重複這句話，把五英鎊放進口袋。接著，他疑惑地看著我：「為什麼這件事對你這麼重要？」

「我父親快死了，」我很自然地說，「他是……蘇格蘭橄欖球隊的。他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我進入第一隊。傳承他的衣缽之類，在他臨死之前。」

範德普爾相當感動，堅持要把五英鎊退給我——我當然接受了（不過我不會告訴本）。範德普爾向我保證，比賽前週五的那次訓練中，他會「扭到」腳踝或別的什麼地方。比賽的對手是昂德爾隊，他說，非常厲害的一幫人。「我還會提議由你代替我上場，不要那個鄉巴佬弗德。別擔心，蒙斯圖爾特，你父親一定會為你自豪的。」

我為什麼要撒這麼多謊？對母親、對露西、對範德普爾、對本……這正常嗎？我想，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撒這麼多謊嗎？我們的人生是否只是我們所有謊言的集合？（「人生」，就是謊言。）有沒有可能不撒謊又能正常生活？謊言是一切人際關係的自然基礎，是將我們獨立的自我縫合在一起的針線嗎？我要去壁球場後面抽支菸，思考更多偉大的想法。

（1924年）3月13日

雪足足下了十五釐米厚，所有的體育活動全部取消。報紙說倫敦天氣晴好——似乎只有倒霉的東英吉利下了雪。想到與昂德爾隊的比賽推遲了，我為何如此沮喪？我渴望走上球場——我一定是變成了一個真正熱愛體育的人。在迴廊裡，範德普爾悄悄走到我身邊，問我父親怎麼樣了。正要跟他說別多管閒事時，我突然反應過來。

「他能撐到嗎？」範德普爾問。

「撐到什麼？」

「撐到下週末啊，或是跟昂德爾隊比賽的時候。」

「我希望能撐到。母親說他只剩一口氣了。」

這麼說我有點愧疚，尤其是父親是真的病了。我擔心這麼說他就快死了，會不會變成對他的詛咒。可我又對自己說：這只是我的胡言亂語而已。言語怎麼可能加快或減慢疾病的程式呢。只是，今天晚上在宿舍禱告時，我還是為父親祈禱了，我真是個偽君子。霍頓要是知道了會怎麼嘲笑我啊：只想兩頭討好，跟所有懶惰的信徒一樣，總是習慣只在方便的時候才走一走信仰的流程。也許，我應該讓範德普爾拿回那五英鎊。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切如有神助。我們正在訓練時，我驚訝地看到揚格和巴羅史密斯從第一隊的球場跑來。「蒙斯圖爾特！」他們大喊。我天真地跑過去。範德普爾瘸著腿，他扭到膝蓋了：「你能不能參加明天的比賽？」「我一定拼盡全力。」我謙虛地說。「很好！」巴羅史密斯拍著我的肩膀說。能贏得他的肯定，我隱隱有些慌張。我之前忘了他也在第一隊——現在他不是芬尼亞叛徒了。

本和彼得似乎真心為我高興；而且對於我不屈不撓的堅持，我覺得，他們不止一點點欽佩。本發誓說，他將打破有生以來不看競技體育比賽的習慣，自願前去觀戰。彼得告訴我，他跟苔絲秘密見面了：她父親禁止他們有任何接觸（他，彼得，跟我說起這事時，眼淚都快掉下來了）。他覺得克拉夫看到他們倆牽手了。他瘋狂地說，他要在復活節假期住到諾維奇的寄宿家庭去，希望能和苔絲偷偷見上面。我們勸他千萬別犯傻。

至於本，他說凱茨比太太寫信給他，說可以取代多伊格為他進行私人輔導。「我認為她是在計劃誘惑我，」本說，「你們天主教徒真是些怪人。」她是什麼樣的人，你的凱茨比太太？我問他。「有點兒胖，總擦著粉，粉嘟嘟的，」他打了個冷戰說，「我寧願去雞姦小蒙塔古。」你知道嗎，我覺得他會同意的。我們愉快地說了半個鐘頭髒話。

（1924年4月20日）復活節星期日

裡傑巴赫溫泉

我跟母親說我手臂疼，這樣我就不用參加復活節禮拜了。她、父親和露西坐纜車去了山下的老鎮，那兒的教堂正等著這些虔誠的信徒。他們剛一離開，我便讓迪倫多福太太拿一瓶萊恩白葡萄酒來。我立馬感覺好多了——沒有比在週日早上十點半愉快地喝醉酒更美妙的事了——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開始接著記日記。

與昂德爾隊比賽的那天，兆頭好得不得了：天氣晴朗、陽光燦爛，微有薄霧，但霧午飯前便消散了。在更衣室，我幾乎聽不到隊長的賽前動員講話，只覺得腦袋輕飄飄的，像是血管裡充盈著太多氧氣。我把馬匹用的鎮痛膏抹在膝蓋和大腿上，穿著球鞋重重跺著鋪著瓷磚的地面，傻瓜似的朝隊友咧嘴笑。我們跑出去時，整個學校好像都站在邊線上歡呼；我覺得（我必須說實話，尤其是在自己的日記裡），我的心跳得那麼猛，簡直要炸裂了。

裁判投出硬幣，讓雙方隊長猜：我們猜錯了，得準備應對開球。我跑過球場，加入前傳的隊伍。我聽到本和彼得在邊線上尖叫我的名字，我自信滿滿地朝他們快速揮了揮手。

哨聲吹響，球被踢出，高高飛向空中，之後竟直接朝我落下來。我與其說是看到，不如說是感覺到對方前傳的進攻，我接到球還不到一秒鐘，第一批進攻的三四個人就朝我撲來。我剛來得及把球夾到右胳肢窩下，伸出左臂擋開對方大塊頭的第二排前鋒，他突然就飛到我頭上來了，他跌落下來，我趕緊縮頭，緊接著，昂德爾隊一整波前傳隊員都向我撞來。

我什麼也沒感覺到。裁判吹響口哨，我發現自己被埋在一堆身體下面。他們慢慢從我身上脫離，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帶球犯規，爭球進攻。」裁判說。我意識到球已不在我手裡。一系列的撞擊讓我喘不過氣來，有點兒神志模糊。很快，就只有我一個人躺在地上，我向上望，發現巴羅史密斯和其他幾個人都憂心忡忡地低頭看著我。這時，揚格（我覺得是他）說：「我說，蒙斯圖爾特，你的手臂還好吧？」我看了看：一點都不好——我的左前臂出現一個明顯的腫塊，皮膚底下像是有一隻高爾夫球，而且奇怪地失去了血色。有人扶我站起來，我用右手捧著左手肘，彷彿那是最易碎的晶瑩瓷器。接著，疼痛襲來，一波又一波，我感覺自己搖搖晃晃的，眼前開始閃現黃光和綠光。有人在喊把擔架抬來。我全部的意識似乎都收縮並集中在那根劇痛的前臂斷骨上。儘管疼痛難忍，但我還是清楚，我的橄欖球生涯從此一去不返了。

4月23日，星期三

露西和我昨天去了因斯布魯克，主要是應母親的要求，她為此給我們提供了豐厚的資金。天下著雨。我們坐在雨中潮溼的公園裡，頭上撐著雨傘，百無聊賴地聽軍樂團演奏史特勞斯的曲子。我渴望去維也納，可母親說路程太遠，一天時間不夠。我渴望去歌劇院聽華格納，看沃蒂夫教堂，再散步去科索餐廳。因斯布魯克很安靜，幾乎沒什麼汽車，只有馬車的嘚嘚馬蹄聲和嘩嘩的雨水聲。露西不苟言笑，格外沉默，我問她怎麼了。她說，跟一個手臂吊著繃帶的同伴，在陌生的新建小鎮裡閒逛，一點也不好玩。我抗議：這又不是我的錯，我說，我這副打扮又不是想要開啟類似絲綢馬甲或彩色貝雷帽之類的時尚潮流。「別人會以為我是你的護士。」她說。荒唐。真是個任性又難懂的女孩。

最後，我們決定去咖啡館躲雨，我們找到一家有玻璃遮雨棚的咖啡館，沒完沒了地一杯杯喝著咖啡。露西寫明信片，我則費勁兒地讀里爾克。我想學德語，可它似乎複雜得令人害怕；要是有什麼辦法，花最小的力氣，就能達到基本流利（我只有這麼高的要求）的程度就好了。也許我不是個語言學家……我突然生出對英國食物的渴求：小牛肉和火腿派，羊肩肉加洋蔥，果醬布丁。我們吃了塊蛋糕，決定早點回去。

在公寓，我們沒看到母親。露西和我走到療養院去接父親，他一整天都在這裡泡澡、搓洗，用海水沐浴。當他完成這些環節走出來時，會暫時給人一種他很健康的錯覺，甚至可以說是容光煥發，他的臉上有點點紅斑，雙眼閃閃發亮。不得不說，和上個假期時相比，他明顯瘦了很多，早上的時候，他顯得憔悴又疲倦。他幾乎無法入睡，他說，因為他的肺總感覺到奇怪的壓力。不過，他的胃口還不錯，他總是大口吃著迪倫多福太太準備的大塊芝士、火腿和黑麥麵包，似乎餓得不得了。

就在這時，我們看到奇怪的一幕。我們朝療養院的正門廊（它就像某個鄉下美術館的入口）走去時，看到母親也在那兒，可她身旁的臺階上站了個高個男人，那個男人穿著雨衣，戴著氈帽，他們有些急切地說著什麼。我們越走越近，他便離開了。母親看到我們這麼早就從因斯布魯克回來，顯然大吃一驚。她裝不出無動於衷的樣子。母親——憤怒，是有的，無動於衷，沒有。

「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她儘量壓抑著憤怒的情緒說，「你們去因斯布魯克就去了兩個鐘頭？真是浪費。」

「那男人是誰？」我問，必須承認，我還是挺大膽的，「醫生嗎？」

「不是。是。差不多吧，是的。嗯，呃，是個醫生。是。我請他給點建議。他很熱心。」

她的謊撒得如此拙劣，我們拼命忍住才沒有笑出來。稍後，露西和我說出各自的疑惑和直覺，我們一致認為，他應該是母親的仰慕者。我很高興地看到，發現這個小秘密後，露西的情緒有了好轉。我們在休息室裡玩多米諾骨牌，道晚安時，她允許我親了她（只准親臉）。

4月25日，星期五

一早上都賣力地推著輪椅上的父親，走在裡傑巴赫溫泉的街道上。只有一隻手能使上勁，還挺難控制輪椅方向的。父親竭盡所能推動輪子，但我讓他住手，要是他所有的力氣都用來幹這個了，那一開始讓他坐上輪椅還有什麼意義呢。我把他推到郵局旁邊的小廣場上，給他念上週三《泰晤士報》上的文章。天氣不冷，他裹得嚴嚴實實，可我每次抬頭看他，他都好像凍得臉色發白，很不舒服的樣子。

我時不時問他感覺怎麼樣，他的回答永遠不變：「好極了」「好得很」。我的情緒從無法言喻的悲傷變成極度的煩躁。悲傷的是，他的兒子，我，竟然要用輪椅推著他到處走了；煩躁的是，他這樣消耗我寶貴的時間本就是理所應當的。只是，我對他的憤怒不會持續很久。我們剛到這兒時，他給迪倫多福太太送了一份富利工廠產品大禮包，有肉罐頭、鹹牛肉、凍火腿之類，當時，我就對父親特別生氣。我跟他說，父親，我們又不是來出差的推銷員，沒必要把富利的產品傳遍歐洲吧。別裝腔作勢了，洛根，他就回答了這麼一句，我頓感羞愧。後來我跟他道了歉——他對我就是有這樣的影響力。

母親讓我帶父親出去「好好逛三個鐘頭」，我們回到公寓時，母親又不在。「她一上午都在外面，」露西說，「你們剛走，她立馬也走了。」有人給父親端來湯，喝完湯，他自己費力地爬上樓梯睡午覺了。我心裡第一次冒出可怕的預感，他也許再也不能完全恢復了，我氣自己，為什麼一直以來沒有多替其他人想想，為什麼沒有考慮他們的感受。

我是在公寓的起居室寫下這篇日記的，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我聽著留聲機播放的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舒緩的慢板總能讓人平靜下來。細思其中的靜謐之美，我發現我在思考為什麼露西對我的態度會變成這樣，不能說是冷冰冰的，但確實不溫不火。在從因斯布魯克回來的火車上，我想牽她的手，她把手縮了回去。可五分鐘之後，她又興致勃勃地聊起來（關於她父親的新愛好：鱗翅目昆蟲），彷彿我們是最要好的老朋友。但我不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情人。

4月26日，星期六

父親又恢復了療養院的日常流程，在滾燙的泥漿和幾十升硫黃水裡泡澡，天知道還有什麼。露西早飯後來到我的房間，出乎意料地說她制定了一個計劃——我們忠實地遵照執行了。我們告訴母親，我們要坐火車去朗斯，那裡正舉辦當地的節慶（至於是什麼節日，我們沒有細說：哪怕是阿爾卑斯山民的皮短褲節，母親也不會關心的）——母親認為這個主意好極了。我們讓領班的服務員兼事務總管弗朗茲駕著小馬和馬車，送我們去車站。到車站後，他剛一離開，我們便坐纜車又回到山下的老鎮。

我們在一家能看到公寓的紀念品商店裡等著，假裝挑選明信片，足足挑了半個鐘頭，母親才出現。她穿著精緻華麗的貂皮外套（「你看！」露西小聲說），戴著有面紗的帽子。她匆匆走過療養院，走進赫希金匠酒店。露西和我給了她五分鐘，才悠閒地晃進大堂。我們幾乎一眼就看到了她，她坐在住客休息廳的盡頭，身影被盆栽的棕櫚樹遮去一半。她在扶手椅上向前俯身，跟我們在療養院外見過的那個瘦高男人說話。

露西喊來服務生，悄悄指了指那個男人。「能不能請你告訴約翰遜先生，我來跟他見面了。」她說。服務生立刻糾正她：那不是約翰遜先生，他說。那是普蘭德蓋斯特先生，從美國來的。露西為自己的錯誤道歉，我們便離開了。

我得說，我對母親的行為保持著一種奇怪的淡漠；露西狡猾地打探到普蘭德蓋斯特的名字，這倒更讓我印象深刻。然而，我必須接受事實——露西也拒絕承認其他任何解釋——那就是，在我父親生病期間，他的妻子竟跟仰慕者交往起來了。

4月29日，星期二

今天坐著吃午餐時，我看著父親慢慢嚼著迪倫多福太太做的一大塊烤小牛肉。他發現我在看他，不自覺地露出帶著歉意的微笑，彷彿做了什麼錯事。我突然替他感到一陣心痛，熱淚潤溼了眼眶。母親陷入停不下來的瘋狂狀態，跟露西大聲爭論著。不知為何，她們竟然在爭論圓點花紋的問題。母親宣稱，任何一個超過十歲的人都不應該穿帶圓點花紋的衣服了。「除非是用人或舞女。」她說。這話很刺耳，因為露西正穿著一件黃色的圓點襯衫（我覺得，她穿著很漂亮）。母親繼續宣傳，圓點也適合馬戲團的小丑。父親又看了我一眼，眨眨眼睛。突然，我知道他將不久於人世了。

5月16日，星期五

艾比學院

今天在霍頓表揚我向耶穌學院做的歷史課演講時，我覺得他比往常更加傲慢了。他自吹自擂的態度讓人以為這個機會是他花錢替我弄來的，就像以前有人在軍隊裡花錢買個官職一樣。我跟你說了吧，耶穌學院適合你，我說了吧？他滔滔不絕，彷彿幫了我天大的忙。我不帶一絲笑意地說：「沒有您，我確實做不到，老師。非常感謝您，老師。」我想他懂我的意思了。為表歉意，他邀請我下週日去他的小屋喝茶，並保證說要告訴我更多關於勒梅恩的事。

彼得進貝利奧爾的事定了，在牛津我至少會有一位同學了。體育活動時間，我們跑進小樹林抽菸，放鬆一下。我們都覺得，本如此堅定地不讀大學有些奇怪，也有些可惜。聽著，我說，在巴黎和牛津之間選，我認為我也不會猶豫太久的。我們認為本一定有些私人收入，但我們也算不出有多少。顯然不是太多，否則他壓根兒不需要去找工作。「只夠吃穿開銷吧。」彼得感傷地說。想到有一天要賺錢謀生，現在的我們還覺得有些遙遠，但一致表示，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艾比。我說，我以後大概會去學校當老師，我又問彼得他的夢想是什麼。「成為著名的小說家，」他說，「就像麥克·阿倫，或是買得起遊艇的阿諾德·貝內特那種。」這讓我多少有些吃驚。彼得想當作家？我的腦子轉不過來。

夏季學期似乎長得沒完沒了。後來，我才意識到，我們的「挑戰」是多麼令人振奮，它們改變了學校生活的無聊和平庸。霍頓借給我一本詩集，是艾略特的《荒原》，他建議我認真看看。裡面有些相當優美的句子，其餘的內容就很費解了。我要是想找用詩寫成的樂曲，我會找魏爾倫，謝謝。

5月17日，星期六

在軍營裡，託澤中士憤怒到駭人的程度，看起來像要爆炸了一樣，在練兵場上衝著我們大吼大叫。我們對託澤頗為好奇——我們覺得他很滑稽——我們利用一切機會，問他關於戰爭的問題以及他到底殺過多少個德國人。他總是在具體的數字上含糊其詞，讓人覺得應該有好幾十個。但顯然，他連前線都沒靠近過。今天我告訴他，我去奧地利度了假，公寓的總管家卡爾也打過仗——「是跟英國軍隊作戰的」。

「那和啤酒的價格有什麼關係，蒙斯圖爾特？」

「我的意思是，一想到你們可能在無人區的兩邊面對面見過，我就覺得好笑，長官。」

「好笑？」

「你可能朝他開過槍，他也可能朝你開過槍。」

「又或者，」本插嘴了，「在你進攻德國防線時，你們可能還碰過面。」

「我才懶得理他呢，我跟你說。那些該死的德國佬。」

「你會狠狠教訓他的，是不是，長官？」

「當然了。」

「你一看到他，就會把刺刀刺進他的肚皮，是不是，長官？」「我會竭盡所能的，利平。」

「要麼殺人，要麼被殺，長官。」

這樣的玩笑我們可以也確實在一直繼續著，結果就是託澤很喜歡我們，給我們安排的都是輕鬆的活兒。只是今天他處於混亂狀態，因為晚間的訓練馬上就要開始了，他卻發現我們都是一幫不負責任的人（艾比要跟聖埃德蒙德學院較量）。本說，惡作劇不夠用了：我們得謀劃一場值得紀念的破壞行動。

5月19日，星期一

我騎腳踏車去了格萊普頓。天氣很熱——夏天的那種熱，不過，在什麼地方又有一層春日的清新氣息依舊徘徊著。我們坐在霍頓家屋後花園的躺椅上，曬著太陽，吃著海綿蛋糕，喝著茶。我對霍頓的蛋糕大加讚賞，問他是在哪裡買的。他說是他自己烤的，不知為何，我覺得他沒有說謊。他問我，我對《荒原》有什麼看法，我說我覺得它有點做作。他覺得很有意思。他又問我，我更喜歡什麼樣的詩，我告訴他，我最近在讀里爾克的詩——德文的。「你覺得那就不做作了嗎？」他說；緊接著，他又道了歉。「我很期待看到你自己寫的東西。」他說。我問他，他是怎麼知道我想寫作的，他說他猜的。然後，他承認，是勒梅恩把我在面試中說過的話告訴了他。

「無論你寫了什麼，都可以給勒梅恩看，」他說，「他會跟你說實話的。這是你在剛開始寫作時最最需要的——實話。」

「那你呢，先生？」我突然自然而然地說，「我能給你看嗎？」

「啊，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中學老師，」他說，「等去了牛津，你就會把我們都忘了的。」

「也許你說得對。」我說。我心裡並不這樣想，可霍頓總能帶出我這樣的情緒。他慫恿你，又突然打擊你；他看似讓你進入了他親密關係的圈子，但又會當著你的面狠狠關上門。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太多次，我早就料到了。於是，我說了些狠話想讓他明白。可他又只是笑了笑。

門鈴突然響了，再回到花園時，他帶來一個女人，是上學期我在公共汽車站看到和他在一起的那個女人。她很漂亮，膚色黝黑，眉毛又彎又粗。他介紹說她叫辛西婭·戈德伯格。

「這是洛根·蒙斯圖爾特，」他說，「我們對他期望很高的。」

她熱情地打量我，接著，朝霍頓轉過身。

「詹姆斯！你這樣說會給別人造成很大的壓力，」她說，「我這輩子大概會一直在報紙上找他的名字。」

「蒙斯圖爾特需要點壓力。」霍頓說。

「駱駝的背被壓斷時，他就是這麼說的。」我補了一句。

聽到這話，他倆哈哈大笑，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開心得可笑，又覺得自己很老練，能讓這兩個成年人笑成這樣，彷彿我跟他們是平等的，我突然對霍頓以及他對我奇怪又疏遠的興趣生出一股暖意。也許他做得對：這是導師與他學生建立良好關係的唯一途徑——有鼓勵，有刺激，有考驗，但一切必須是真誠的。

辛西婭·戈德伯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天哪。霍頓去拿雪利酒時，她遞給我一支香菸。我差點鼓起勇氣接過來，可還是拒絕了，我向她解釋了學校的規定。

「你們不準男生抽菸嗎？」霍頓回來時，她問，「可憐的洛根說學校不允許他抽菸。」

「其實可憐的洛根抽得夠多了。給你——」他遞給我一杯淡雪利酒。他舉起酒杯表示祝賀，並解釋說是為了我在耶穌學院做的演講。我們碰了杯。辛西婭嘲諷地眯起眼睛說：「聰明。我明白了。」

那天下午真是段奇妙的時光。霍頓點燃菸斗，辛西婭抽著香菸，我喝了三杯雪利酒，我們聊東又聊西。黃昏的夕陽從後方照亮蘋果樹的新葉，讓它們變成亮晶晶的青檸色，雨燕開始在我們頭頂俯衝盤旋。辛西婭·戈德伯格是音樂會上的鋼琴演奏家——「還在奮鬥中，所以很窮。」她說。我發現她的美很深刻，讓人心緒澎湃——她很聰明，精通世故，又才華橫溢。哎呀，有辛西婭·戈德伯格的世界多麼美好！我越來越嫉妒霍頓——他了解她，她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是情人嗎？他們可能是情人嗎？）她還記得我們的邂逅嗎？可能，什麼都不記得了。誰？蒙什麼？哦，那個男生呀。男生。天哪，我必須儘快開始真正的生活了，在我死於無聊和沮喪之前。

5月23日，星期五

彼得有幾周沒見到甜美的苔絲了，他終於想出一個交流的方法。他們把寫給對方的紙條藏在舊門柱一塊鬆動的磚頭後面。他還想安排一次約會，離艾比學院越遠越好，我們一起想主意，都覺得最好就約在晚間演習期間。根據託澤的安排，演習的地點在靈福德周邊的樹林。本問了住在赫靈厄姆的學校園丁，他說靈福德有家不錯的酒吧，叫「羔羊與旗幟」。彼得在門柱裡留了紙條，讓苔絲在六月四號晚上九點半去「羔羊與旗幟」和他見面。彼得還邀請我們同行——我覺得他客氣得過了頭，不過隨他吧。

昨天晚上學校裡有話劇表演，我忘了說。演的是《狐狸》——拙劣至極。卡塞爾說他將進入基督教會學院——也許牛津的生活不會那麼差勁了。

5月29日，星期四

託澤中士給我們安排了夜間演習最悠閒的崗位，願上帝保佑他：我們六個人只要守護好艾比學院防線左翼通往靈福德支線鐵路上的訊號箱就行了。指揮這片地區的是克勞赫斯特—喬伊斯（下士），還有斯溫頓學院的兩個五年級學生——本認為他們都挺好對付的，但我有點擔心克勞赫斯特—喬伊斯——他對軍事似乎過於熱情，我感覺他不會那麼容易被收買。想偷偷溜走只怕沒那麼容易。

今天在軍營，託澤簡直是怒火沖天。艾比學院要保衛好假想中的彈藥庫，而聖埃德蒙德則要設法奪取它。託澤被分配到防守的位置，他頗感失望，他不斷重複著一句像是自己編出來的格言：「最佳的防守是進攻。」他堅稱，攻擊性巡邏將是艾比的秘密武器；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把他們阻截在儘可能遠的地方，靠都不讓他們靠近。

「要有多‘攻擊’才算攻擊，長官？」本以恰到好處的熱情問。

「發揮你的主觀能動性啊，利平。」

「怎麼做？巡到我們位置前方一千米去嗎？」

「孩子，我們的目標是造成敵軍陣線的困惑。」

「這麼說，我們的攻擊性巡邏是越早與他們接觸越好嘍。」

「領悟得挺快嘛，斯卡比爾斯。」

我們繼續討論了一兩分鐘——既是為了幫助克勞赫斯特—喬伊斯，也是為了幫助其他人——我們要確保每個人都牢牢記住攻擊性巡邏的概念。

6月5日，星期四

一切順利得如有神助——當然，一開始是這樣。我們午飯後列隊，領到自己的步槍，每人十發空包彈。接著，身穿軍裝、一副衰樣的格里高利（他到底是怎麼當上上尉的？）對我們訓話，強調我們即將做的事情的重要性。「這不是遊戲，」他反覆強調，「你們很有可能哪天就被召喚去為國而戰。那你們在這裡學會的東西就能發揮大用處了。」接著，我們都被趕進靈福德森林。這裡混長著成片的橡樹和小榆樹，叢生著灌木和荒草，還有一些新栽種的針葉林。

訊號箱被放在支線鐵路高高的路基上，從那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邊的郊野，那也是聖埃德蒙德部隊可能進攻的方向。我們的任務是，如果看見聖埃德蒙德的活動，就立刻派人跑回基地報告，他們再派出攻擊巡邏隊進行阻截。克勞赫斯特—喬伊斯分到一副望遠鏡。

下午和傍晚天氣轉陰，變得涼爽。我們跟著一個經常在森林和遠處田野巡邏的人，在路基周圍晃盪（訊號兵用愉快又好奇的眼神盯著我們，還勤快地給我們煮了茶）。我們研究了分給我們的地圖，估算出從靈福德走路去「羔羊與旗幟」大概需要半個鐘頭。

七點半左右——暮色初降——拿著望遠鏡的本說，他在一片榆樹林的邊緣發現了動靜。克勞赫斯特—喬伊斯匆匆跑來，拿著望遠鏡張望。「什麼都沒看到啊。」他說。

「不會吧，有十來個人呢，」本堅持說，「我剛瞄到他們了。」

「我請求去偵察。」我說。

「你不能一個人去，」彼得說，「我跟你一起去。」

「我們都去，」本說，「我指給你看他們的具體位置。」

「等一下——」克勞赫斯特—喬伊斯感覺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

「我們不會發生衝突的，」本說，「我們先偵察，再回來報告。然後你就可以派這裡的小孩回去找格里高利了。」

「我才是負責這片區域的人。」克勞赫斯特—喬伊斯發起牢騷。

「你是在負責呀，克勞赫斯特，」我說，「可是別忘了，託澤說我們應該發揮主觀能動性。」

「功勞都是你的，」本說，「別擔心。」

於是，我們拿起步槍，穿過小道，滑下路基的另一側，朝樹林走去。剛一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我們立馬就繞了個圈，重新回到支線上——離訊號箱大約四百米——我們踩著鐵軌往下走，一直走到能看見遠處靈福德教堂的尖頂。我們的計劃是——為了解釋我們在夜間演習中消失，又或者，如果我們被發現了——就說我們在樹林裡迷了路，想回到大部隊去，結果夜色越來越暗，我們反而迷失得更遠了。我們把步槍藏在黑莓樹裡，又解開綁腿。我們都在外套裡穿著自己的襯衫，旅行背包裡還裝著領帶。但我必須承認，我們看起來還是有點奇怪：既不像士兵，也不太像普通民眾。不過，本說沒有哪個酒館老闆會質疑我們的裝束：我們肯定不像學生，而且也不可能是逃兵。我們讓彼得把他的外套扔了，好顯出一些差別來，接著，我們擠過樹籬，走上通往靈福德的小路。八點二十分，我們坐在了「羔羊與旗幟」的小桌旁。

這是家相當不錯的酒吧，「羔羊與旗幟」，不是太吵。我們吃了醃雞蛋和沙丁魚三明治，還喝了苦啤酒。我們中有人去吧檯再點東西時，總會引來幾個常客的異樣目光——我覺得，我們的卡其褲和大頭靴確實很有「軍隊」的樣子——但沒人問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店主問我們是不是和小布拉德蓋特的考古發掘有關，彼得非常聰明地回答，我們正是要去那裡幫忙，這樣我們的身份問題似乎得到解決了。

苔絲來得很早，九點還不到，她要了波特酒和檸檬。本和我去吧檯拿酒，好給這對情侶獨處的時間。等我們回來時，他們已經緊緊相依，手牽著手了。

這是我們和苔絲距離最近的一次，因為親眼見過她那樣溫柔地撫摸彼得，所以本和我根本無法掩飾自己對她的強烈好奇。她是個安靜的女孩，胸部豐滿，臉又白又方，上唇有半圈極淺的絨毛，我們還能看到她的小臂像絲綢般光潔。彼得介紹我們時，她很小聲地對我們倆分別說「你好」，她目光低垂，端莊羞赧。

她和彼得用旁人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急切地說話。從她的語調和語氣中，我感覺她很緊張——家庭農場上正醞釀著一場危機——無論他們在計劃什麼，顯然很緊急。本和我回到吧檯，點了第三杯啤酒。這時我已有了醉意。

「看看他們，」我說，「我簡直不敢相信。跟做夢似的。」

「一場噩夢，」本說，「彼得怎麼會跟這個村姑在一起？我們對他做了什麼，洛根？我們到底以為自己在玩什麼呢？」

我們忿忿不平地繼續說著，時不時四下張望一番，懶得在彼此面前掩飾自己的嫉妒。我看著彼得，看到他和他健壯的鄉下女孩手牽著手坐在那兒，我甚至生出仇恨的心情。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說。

本看了眼手錶。「十點差十分，」他說，「最好給學校打個電話，跟他們說我們迷路了。」

就在此時，酒吧門開啟，格里高利上尉和託澤中士走了進來。

6月6日，星期五

半小時後，我要去見「蜥蜴」。我們三個像囚犯般被隔離開來，各自被轉移到新的房間。我對自己的命運有種奇怪的漠然——實話說，我覺得我寧願被開除。本也是一樣：越早去巴黎越好，他說，他還邀請我跟他同行。只有彼得很震驚，一想到自己如果被開除他父親會有什麼反應，他就嚇得要死。

唯一幸運的是，苔絲沒有被發現。彼得一看到託澤和格里高利（他在酒吧替我們說了好話），便立馬從苔絲身邊跳開了，再說，他們永遠都想不到會有女孩跟我們在一起。他們怒不可遏：聖埃德蒙德不費吹灰之力便奪下了艾比的彈藥庫。

雪上加霜的是，我們找不到藏步槍的黑莓樹了，託澤一直惡毒地咒罵我們，直到格里高利讓他閉嘴。

帕克剛剛把他長鼻子的臉從門邊探出來，說「蜥蜴」現在可以見我了。

稍後。我在這件事情上要保持克制。我要趁著記憶還清晰的時候，把真相和事情發展的經過記錄下來。我永遠不能忘了這件事。我永遠都不能忘了發生過什麼。

我敲了門，被叫進去。「蜥蜴」站著，淒涼地望著窗外，猛抽菸鬥。我站在那兒時，他不停地噴著煙，我聽到他的嘴唇發出難聽的啪啪聲，像是火力不足的煤氣燈。

「我有壞訊息要告訴你，蒙斯圖爾特，」他說，依然望著窗外，「但我不會開除你，也不會開除利平和斯卡比爾斯。因為我要開除，就得把你們三個全開除。我不能只開除兩個，不開除第三個。」

「好的，老師。」我想說點大膽的話，說點無法無天的話，說點傲慢又滿不在乎的話，可我想不出該說什麼。

「我要告訴你的壞訊息，是我不開除你的原因，知道吧。」

他尚未開口，我已明白。

他轉過身。「我很遺憾地告訴你，你父親今早去世了。」

說完，那該死的臭雜種竟然打了我。用手杖打了十二下。他跟我說，這學期剩下的時間我都不得外出，而且我還要賠償丟失的步槍。說完，他開啟他的書房大門，讓我出去。他沒再多說一句同情的話。我希望他痛苦地死去，在地獄裡腐爛。

註釋：

芬尼亞運動始於19世紀50年代的美國和愛爾蘭，致力於爭取愛爾蘭脫離英國的統治。此處的「芬尼亞叛徒」，是對天主教徒的蔑稱。——譯註

彼得·斯卡比爾斯和本傑明·利平是洛根從學校時代起最親密的朋友。

每年9—12月的學期。——譯註

據已有資料，這本《留言簿》從未出版，也未能找到它的任何底稿。

露西·桑塞姆是洛根的嫡親表妹，比他小1歲。她的母親珍妮弗·蒙斯圖爾特嫁給了來自蘇格蘭珀斯的工程師霍瑞斯·桑塞姆。霍瑞斯·桑塞姆目前在孟加拉國鐵路部門工作，露西在1923年的聖誕節期間住在她的舅舅、舅媽家。

亨利·蘇塔（henrysoutar），洛根的舍監，60多歲，洛根和他的朋友們都不喜歡他，給他取了「蜥蜴」的外號，因為他臉上有很多皺紋和贅肉。

格萊普頓（glympton），聖詹姆斯羅馬天主教堂所在的小鎮，也是艾比赫斯特學院送天主教男生做彌撒的地方。離學校大概3公里。

指牛津。——譯註

聖餐變體論（transubstantiation），指麵餅和葡萄酒經祝聖後變成基督的體血，只留下餅和酒的外形。——譯註

托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ey，1785—1859），英國散文家、文學批評家。——譯註

麥克·阿倫（michaelarlen，1895—1956），亞美尼亞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譯註

畿尼（guinea），英國舊時的金幣或貨幣單位，等值於現在的1.05英鎊，即21先令。——譯註

阿諾德·貝內特（arnoldbennett，1867—1931），英國小說家、劇作家、記者。——譯註

《狐狸》（volpone），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劇作家本·瓊森的代表作。——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