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件力不從心的事。

我發現我對我的老師並不瞭解。

曾經有一位評論家說沈先生是「空虛的作家」。沈先生說這話「很有見識」。這是反話。有一位評論家要求作家要有「思想」。沈先生說：「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義。」這是氣話。李健吾曾說：「說沈從文沒有哲學。沈從文怎麼沒有哲學呢？他最有哲學。」這是真話麼？是真話。

不過作家的哲學都是零碎的，分散的，缺乏邏輯，缺乏系統，而且作家所用的名詞概念常和別人不一樣，有他的自己的意義，因此尋繹作家的哲學是困難的。

沈先生曾這樣描述自己：

我就是個不想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的人。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不願問價錢多少來為百物作一個好壞批評，卻願意考查它在我感覺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匯在運動中，在靜止中，在我印象裡，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顯然卻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和。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換一句話說，就是我不大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卻絕不是所謂道德君子的感情。（《從文自傳·女難》）

這段話說得很美。說對了麼？說對了。但是隻說對了一半。沈先生並不完全是這樣。在另一處，沈先生說：

曾經有人詢問我：「你為什麼要寫作？」

我告他我這個鄉下人的意見：「因為我活到這個世界裡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全人類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這點情緒同宗教情緒完全一樣。這點情緒促我來寫作，不斷地寫作，沒有厭倦，只因為我將在各個作品各種形式裡，表現我對於這個道德的努力。」（《籬下集題記》）

沈先生在兩段話裡都用了「傾心」這個字眼。他所傾心的物件即使不是互相矛盾的，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只有把「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和「德性」統一起來，才能達到完整的宗教情緒。

沈先生是我見過的唯一的（至少是少有的）具有宗教情緒的人。他對人，對工作，對生活，對生命，無不用一種極其嚴肅的，虔誠篤敬的態度對待。

沈先生曾說：

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讚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這種人也許野一點，粗一點，但一切偉大作品就只這類人有份。（《籬下集題記》）

沈先生又說：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相信「生命」。寫《沈從文傳》的美國人金介甫說：「沈從文的上帝是生命。」

沈先生用這種遇事端肅的宗教情緒，像阿拉伯人皈依真主那樣走過了他的強壯、充實的一生。這對年輕人體認自己的價值，是有好處的。這些年理論界提出人的價值觀念，沈先生是較早地提出「生命價值」的，並且用他的一生實證了「生命價值」的人。

沈先生在文章中屢次使用的一個名詞是「人性」。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們也許嫌它式樣太舊了，形體太小了，不妨事。

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習作選集代序》）

「人性」是一個引起麻煩的概念，到現在也沒有扯清楚。是不是隻有具體的「人性」——其實就是階級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即人類共有的本性？我們只能從日常的生活用語來解釋什麼是人性，即美的、善的，是合乎人性的；惡的、醜的，是不合人性的。通常說：「滅絕人性」，這個人「沒有人性」，就是這樣的意思。比如說一個人強姦幼女，「一點人性都沒有」。沈先生把「優美」「健康」和「不悖人性」聯絡在一起，是說「人性」是美的，善的。否定一般的、抽象的人性的一個惡果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壞，而被破壞得最厲害的也正是「人性」，以致我們現在要呼喚「人性的迴歸」。沈先生提出「人性」，我以為在提高民族心理素質上是有益的。

作者「汪曾祺」的其他小說

《慢煮生活》《受戒：汪曾祺小說精選》《邂逅》《汪曾祺小說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