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內容性

語言的文化性

語言的暗示性

語言的流動性

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最初提到這個問題的是聞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寫過一篇《莊子》，說他的文字（即語言）已經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認為這是說得很對的。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樣，可以剝下來，扔掉。世界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往往有這樣的說法：這篇小說寫得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們不能說這首曲子不錯，就是旋律和節奏差一點；這張畫畫得不錯，就是色彩和線條差一點。我們也不能說：這篇小說不錯，就是語言差一點。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使讀者受到感染，小說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說的語言。小說的語言是浸透了內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們有時看一篇小說，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為語言太粗糙。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是有文化的。胡適提出「白話文」，提出「八不主義」。他的「八不」都是消極的，不要這樣，不要那樣，沒有積極的東西，「要」怎樣。他忽略了一種東西：語言的藝術性。結果，他的「白話文」成了「大白話」。他的詩：「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實在是一種沒有文化的語言。相反的，魯迅，雖然說過要上下四方尋找一種最黑最黑的咒語，來咒罵反對白話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書的後記裡寫的「時大夜彌天、碧月澄照，饕蚊遙嘆，餘在廣州」就很難說這是白話文。我們的語言都是繼承了前人，在前人語言的基礎上演變、脫化出來的。很難找到一種語言，是前人完全沒有講過的。那樣就會成為一種很奇怪的，別人無法懂得的語言。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歷」，是有道理的，語言是一種文化積澱。語言的文化積澱越是深厚，語言的含蘊就越豐富。比如毛澤東寫給柳亞子的詩：

三十一年還舊國，

落花時節讀華章。

單看字面，「落花時節」就是落花的時節。但是讀過一點舊詩的人，就會知道這是從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裡來的：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落花時節」就含有久別重逢的意思。毛澤東在寫這兩句詩的時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詩，但杜甫的詩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詩的成句就會油然從筆下流出。我還是相信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多讀一點古人的書，方不致「書到用時方恨少」。

這可以說是「書面文化」。另外一種文化是民間的，口頭文化。有些作家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戰爭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讀到較多的書。有的作家是農民出身。但是他們非常熟悉口頭文學。比如趙樹理、李季。趙樹理是一個農村才子，他能在廟會上一個人唱一臺戲——唱、表演、用嘴奏「過門」，念「鑼經」，一樣不誤。他的小說受民間戲曲和評書很大的影響（趙樹理是非常可愛的人。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懷念他）。李季的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是用陝北「信天游」的形式寫的。孫犁說他的語言受了他的母親和妻子的影響。她們一定非常熟悉民間語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間故事的。中國的民歌是一個寶庫，非常豐富，我曾經想過一個問題：中國民歌有沒有哲理詩？——民歌一般都是抒情詩，情歌。我讀過一首湖南民歌，是寫插秧的：

赤腳雙雙來插田，

低頭看見水中天。

行行插得齊齊整，

退步原來是向前。

這應該說是一首哲理詩。「退步原來是向前」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目前的一些經濟政策。從「人民公社」退到「包產到戶」這不是「向前」了嗎？我在蘭州遇到過一位青年詩人，他懷疑甘肅、寧夏的民歌「花兒」可能是詩人的創作流傳到民間去的，那樣善於用比喻、押韻押得那樣精巧。有一回他去參加一個「花兒會」（當地有這樣的習慣，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幾天「花兒」），和婆媳兩人同船。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她們一路上沒有說一句散文——所有的對話都是押韻的。媳婦到一個娘娘廟去求子，她跪下來禱告，不是說：送子娘娘，您給我一個孩子，我給您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而是：

今年來了，我是跟您要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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