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涯快結束時，在西北大學進行的一次體檢中，他的肺部查出一處陰影。他被送到了一家療養院。「那時候還沒有治療肺結核的藥。所謂治療就是乾坐在冷風裡。療養院由一些小屋組成，三分之二的牆是鐵絲網。在那裡你必須慢慢地走路，小心翼翼地做每一件事。我那時幾乎一文不名，療養院的女院長給我打了折。」六個月後，陰影消失了；關於那到底是不是感染都有一些疑問。也許，在美國度過了不堪承受的六年之後，他只是需要去休養，平靜下來。

珍妮特出去泡茶，端了茶和一些餅乾來，「曲奇餅」——在蓋亞那很少用這個詞，在這所房子裡這個詞就像是一種遙遠文化的餘韻。

喝茶的間歇，她談起我在將近三十年前曾經寫到過她。

「人們主要記住了兩個細節。你不會相信的。第一個是我塗腳指甲。」

我已經忘了這件事，忘了這個事實，也忘了我曾經寫到過它。

「我不知道那為什麼會讓大家那麼感興趣，」她說，「那時候每一個人都塗腳指甲。」

「每一個人。」切迪說。

她說：「我前幾天剛看過這本書。你提到人們談論的另一件事——這個我也查過了——是我當時在讀的書。」

這件事我也忘了。

「是科萊特的《天涯淪落女》。」

那應該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科萊特的浮誇和膚淺的感官虛榮，在一處如此遙遠的場景之中：泥濘的蓋亞那河流，老舊的內河汽船。於是，在我的頭腦深處，兩個細節一起帶回了一個印象，而不是一個概念——那是我和珍妮特·賈根在內地進行的一次旅行，當時她是衛生部長。

她說：「我前幾天在自己的藏書裡找過這本書。我想我手上再也沒有這本書了。」

這所房子，還有裡面的書籍和家庭照，給人一種安寧的感覺。想到這一點，想到賈根夫婦在海外定居的孩子，想到那段始於一九三六年的旅程，我想知道，在最個人的層面，切迪·賈根是否不能被稱作一個成功的人。

珍妮特發出了難以置信的聲音。

但切迪說：「在我們所取得的成就的意義上，在社會認可的意義上，我是一個成功的人。連我的敵人們也承認，我們在政治活動當中是正直的。」

珍妮特說：「寫作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滿足。他喜歡寫作。他喜歡向別人宣講。切迪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她講了一個故事，是他們在特立尼達乘船遊玩時的一段插曲。他們的尾掛馬達熄火了，水流在把他們的船衝向礁石和峭壁。她看不到希望，但是切迪保持著冷靜，搶修引擎，終於讓它又啟動了起來。

他說：「也許是我血液裡有一種病毒，政治的病毒。在我的政治活動中，珍妮特一直讓我走在道德的道路上。」

她說：「被人拍拍背加以鼓勵，感覺很好。」

他說：「她屬於美國第一代反抗者當中的一員。」她發出探詢的聲音，他解釋說，「第二代出現在越南戰爭時期。」

她說，她還記得在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的時候，她努力同黑人和中國人友好相處。「我心裡有一種衝動，想要向那些群體伸出手去。」

她與切迪的關係在她的家裡掀起了波瀾。

她帶著一種類似悲哀的神情說：「切迪從來沒有和我父親見過面。」

我問她：「你覺得自己勇敢或有原則嗎？」

「我那時只是年輕而已。」

她母親到蓋亞那來過一次。她逐漸瞭解了切迪，有一天她告訴珍妮特她喜歡他。「當然了，」珍妮特說到她母親後來對切迪的態度，「首相的頭銜也是有幫助的。」她用美語的方式發這個詞的音，把重音放在第二個音節上。她弟弟的事情總是更好辦。「但我告訴你，我弟弟拿回去的我的照片是我和瑪格麗特公主在一起時拍的。」她緊張地發出了似笑非笑的聲音。

此前，我一直以為世俗的位置對她而言並不那麼重要。現在我想，她也許沒有切迪那麼恬淡寡欲，在她心裡有一種憂鬱：漫長的奉獻和鬥爭，對這個國家的災難的忍受，最後並沒有像老式的道德寓言所聲稱的那樣帶來成功；事情最後變得很糟糕，理想全都煙消雲散了。但我覺得自己不能再去追問這個問題。

在切迪·賈根的自傳裡，他用了兩章，共二十五頁的篇幅講述自己最初二十五年的人生，一直講到他從美國回到蓋亞那。各種細節非常生動，敘事迅捷：每一件事情都以適當的方式加以展示，沒有虛張聲勢。但他的敘事也很繁複；讀者無法將其全部裝進腦中；他無法（並不比作為作者的他更好）把事情全部關聯起來。書的前幾章就像是甘地自傳的前幾章，尤其是像講述甘地在倫敦留學時期的章節；兩人之所以有這樣的相似性，和一個事實有關：這兩個同樣有著印度和印度教背景的人（年齡相差只有五十歲），以不同的方式與一種他們當時遠不能理解的經驗達成了和解。兩人如此透徹地寫下他們的早年歲月，以致他們的字句可以一再被研究。

例如，在賈根的書裡，有一個奇怪的段落，講的是回到蓋亞那之後，他在「認同」上存在種種困難。「這裡沒有政黨……有一陣子我玩板球，很快又迷上了橋牌。我花了無數個小時在打橋牌和閱讀相關讀物上。但這些絲毫也不能讓人滿足……我想要讓自己認同的，是我周圍那個冷酷的現實世界。」

我和馬丁·卡特談到這個問題。他知道賈根的書，但卻沒注意過玩橋牌這個主題——橋牌與對認同的尋求以一種奇怪的方式被並置在一起。他說，橋牌在那個時期對切迪·賈根來說是有用的，可以打發一個夜晚，給他一種社交生活的幻覺。

但是當我接下來在自由宮遇到切迪·賈根並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說自己當時所尋求的認同是政治上的；這對一九四三年的他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他已經變得比殖民地更為複雜。在種植園這一背景之上，他又增添了對甘地、尼赫魯以及印度自由運動的瞭解；還有他在美國時的激進化，他對於獨立戰爭、羅斯福（他是印度獨立的支援者）和新政的種種看法。他在蓋亞那開始打橋牌只是為了「娛樂」；他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是因為那是他的風格。「無論做什麼，我都會全力以赴。」（的確如此，後來翻閱他的自傳時，我看到有一次在芝加哥他很認真地——就像他父親在蓋亞那一樣——試圖通過賭博贏錢，甚至還讀了《怎樣賭馬》這樣的書。）

他說：「珍妮特和我之間總是有一種差異。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她可以拋開一切去讀一本小說。我卻會把工作帶回家去做。」

儘管在美國期間他已經變得激進，但直至回到蓋亞那，他才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文獻。「一九四三年，珍妮特來到這裡，給我帶來了《列寧小型文庫》——幾本小小的書，小冊子。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馬克思主義文獻。然後，我開始像當年讀橋牌書那樣瘋了似的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完《列寧小型文庫》，我又讀了《資本論》，這些閱讀幫助我對社會發展有了全面的理解。在那之前，所有那些各式各樣的鬥爭——印度人、黑人、美國人——都只是互不相干的經驗。閱讀了馬克思主義文獻之後，我發現它們完全可以通過社會經濟體系來加以理解。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書中對婦女問題進行了考察。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讓我對工人階級的鬥爭有了全新理解：不僅是他們遭受了剝削，還有他們是如何被剝削的。

「這讓我感到興奮，一種智識上的興奮，因為一個全新的世界朝我開啟了，一種對世界的全面理解，這讓我之前在美國的種種經驗變得統一起來。歧視——如果你不能把這個體系當作整體看待，你就只能看到歧視。」

他也把這種新的觀察方式用於處理印度傳統。「我在小時候習以為常的印度文化的種種習俗——在美國我完全地脫離了它們。於是就文化層面而言，我當時更像尼赫魯。作為在美國的留學生，甘地和尼赫魯是我生活的典範。甘地是一個戰士，尼赫魯也是。他們造就了我。」

他既不知道、或許也無法承認，但造就他的也許還有他的印度教種姓出身中的某種東西。它就在那裡，在他的自傳當中。他十五歲到喬治敦去讀書時，在好幾個印度家庭借宿過。他能支付的錢不多。第一個家庭把他當作僕人：他們讓他去市場買東西、洗車，甚至——儘管他是皇后學院的學生——割草餵羊。他換了一個家庭，結果更糟糕。他們屬於剎帝利種姓，也就是武士階層，只比婆羅門低一級。這家的一個女兒嫁給了婆羅門，整個家庭都急於表現得能配上對方的高貴門第。他們不讓切迪睡在床上，而要他睡在地板上，因為賈根這個姓屬於庫爾米種姓，也就是耕作者的種姓。

切迪·賈根在自傳裡說，他只是從他母親那裡聽過種姓制度的種種問題。但實際上，庫爾米是一個有趣的種姓。英國人在上世紀為印度的各個地區編撰了地名詞典，或者叫地名手冊，其中不僅講到了庫爾米的農業技能和勤勞，還講到了這個種姓好鬥的本性。有些地區的庫爾米堅稱他們不是低階種姓，說自己的祖先是拉其普特人和剎帝利。現在，大家只要一提起切迪·賈根的父親，就會提到他強健的體格；那天早上在自由宮，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是一個留有神氣的拉其普特鬍鬚的男人——就是這樣的鬍鬚給馬丁·卡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蓋亞那做印度人和庫爾米，意味著以雙重的方式被「包圍」，即使在遭遇美國帶來的種種挑戰之前就已經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消除了這種「包圍」，讓他們變成了普遍而抽象的人。可以這樣說，切迪·賈根作為他父親的兒子，已經準備好了迎接這樣的光輝。

切迪·賈根說：「對階級鬥爭的發現，對社會階級劃分的發現——全都來自我閱讀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我的出身給了我一種階級偏見。對我來說，階級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

他是在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初遇見珍妮特的。「就在我從療養院出院之後。我是在我們朋友的聚會上遇見她的。她的家庭在大蕭條期間曾陷入窮困，很快又走出貧窮，變成了中產階級。在韋恩大學，她把自己當成少數人當中的一員。吸引我的不僅是她異乎尋常的美貌，我們還有著共同的興趣——對受壓迫者的同情。我們很快就在一起了。她放棄了大學學業，開始接受護士培訓，因為她想去戰地服務。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遇到的——她是一個護理系學生。」

切迪離開辦公室去參加一個會議，過了一會兒，珍妮特又接著講他們的故事。我們在切迪辦公室外面的小房間裡，坐在低矮的安樂椅上。她用緩慢的語速說著，思考著。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在芝加哥一起長大的女孩，名叫海倫——舉辦了一個告別聚會，切迪也在。他和海倫的一個妹妹在約會。他那時非常英俊，當然了。和政治沒有任何關係，只是一個男孩和女孩的戀愛故事。」

我問她對蓋亞那的第一印象如何。

「有一點文化衝擊的感覺。那是在戰爭期間。我是坐水上飛機來的。我們在德梅拉拉河上著陸，然後直接去了穆蘭特港。當時的情形讓人震驚。他們不知道到底該怎樣對待我。我應該和女人們待在一起，但他們讓我坐在客廳的一張椅子上，和男人們待在一起。女人們坐在廚房的地板上。我想她們心裡肯定討厭我。她們本來希望切迪娶一個門第高貴的印度女孩。她們想念吵鬧的婚禮，如此等等。

「我要告訴你一件好笑的事情。我們想讓切迪年紀最大的姐姐因德拉妮接受良好的教育。於是我去了畢曉普學校——喬治敦最好的女校——「和女校長談了談」。她是英國白人，我告訴她，我想讓我的大姑子從伯尼斯來上學。她說沒問題，只要她有合適的資格。當我把因德拉妮帶去時，女校長很是驚愕。她以為我大姑子是白人，她說不行。於是因德拉妮就沒能進去。她進了中央高中，最後去了英格蘭學護士專業。現在賈根家大概有六個牙醫和三個驗光師。對女人來說那是一個好職業，她們能夠應付得了。」

我想到她從一九四三年就開始這樣生活，問她：「你喜歡那樣的生活嗎？」

「一點也不喜歡。」她發出了緊張的、聽起來很年輕的笑聲。「有時候過得非常痛苦。發生了那麼多糟糕的事情，我發現遺忘是活下去的方式之一。六十年代，我的狀況很可怕。有段時間我出不了門，去不了電影院和餐館，不能在公共場所做任何事情。我是替罪羊。我的性格不像切迪。我有一點陰鬱。

「但我覺得這樣的生活讓人興奮，非常有趣。在一種迥異的文化中生活。他們編造了很多關於我的可笑故事：愛模仿印度人，穿紗麗，一大堆的蠢事。我從沒有假裝成另一種人。許多人會說，因為我是一個印度人，我才有政治生命。我想，在這片土地上，一個異鄉人很容易被編織進各種神話，或是用漫畫加以諷刺。

「我最享受在報業工作。從政總要拋頭露面，我不喜歡。我一步一步成了記者。做一個從政的女人並沒有那麼容易。」

我想多瞭解一點她在美國的情況。

「最近我弟弟和我去了密蘇里州旅行。上世紀大多數時候，我父親家這邊的人都在美國。我們去看了位於密蘇里州莫伯利的那些墳墓。那裡幾乎已經沒有猶太社群，在墓地裡有極小的一塊地方，用石頭標出那裡是猶太人的墳墓所在——大多數墳墓安葬的都是我的家人。在我母親家這邊，我的外祖父母在本世紀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遷徙而來。所以世界是由那些背井離鄉的人組成的。」

她似乎不僅在談論她的祖先是怎樣遷徙到美國的，也在談論印度人是怎樣遷徙到蓋亞那的；談論切迪的祖母和年幼的孩子在一九〇一年乘坐「易北號」帆船來到美國；談論切迪一九三六年的美國之旅；談論他在一九四三年和她一起踏上的歸家之旅；他們的孩子在美國和加拿大定居——半是再度定居在那裡；還有七十年代以來，蓋亞那所有那些移民的人：切迪夫婦本來希望把革命帶給他們，但現在，他們把命運掌握在了自己手裡。

一九九一年

二〇〇二年附記：自一九六四年以來，美國一直在助長蓋亞那的選舉舞弊，到了一九九二年，它覺得自己可以發發慈悲了。切迪·賈根在一九九二年十月贏得未受操縱的大選，直到一九九七年三月去世前一直擔任總統一職；終年七十八歲。新的大選之後，珍妮特·賈根接替他擔任總統。一九九九年八月，也就是二十個月之後，她因為健康惡化而卸任。

（馬維達譯）

伊夫林·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國作家，知名作品有《舊地重遊》、《一把塵土》等。

加拿大東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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