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初，伊夫林·沃曾深入位於西班牙大陸美洲的英屬蓋亞那內地旅行。當時那裡有三個蓋亞那，楔在委內瑞拉和巴西之間，分屬英國、法國和荷蘭。英屬蓋亞那是其中最大的一個，面積為八萬平方英里，約與大不列顛相當，但人口僅有五十萬。其中大多數——主要是東印度人和非洲人——生活在大西洋沿岸，也就是大種植園所在的地方。只要從沿海殖民地向內陸走上幾英里，就會看見南美的荒原，一直延伸回巴西：闊葉林、美洲印第安人的村莊、佈滿巨礫的河流和瀑布。然後是無樹的紅土大草原，巨大的紅色蟻丘聳立其上，棕櫚樹標示著偶爾出現的淺溪的流向。
在沃的《一把塵土》一書中，被背叛的主角在英國經歷了種種苦痛的掙扎，那片沒有樹的大草原正是他忘懷過去的地方；而他在那裡遭遇的，是孤絕的一種恐怖形式：他被統治當地的一個盎格魯－美洲印第安部落的頭領囚禁在幾乎無人的大草原上，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大聲朗讀狄更斯的作品。
蓋亞那一直是一片充滿幻想的土地。這裡是黃金國的所在，也是瓊斯鎮公社的舊址。但沃的幻想作品最不同尋常的是，在這本書出版兩年之後，一個來自蓋亞那沿海種植園的年輕人開始了一段旅程，將與沃筆下主角的命運形成一種呼應。
一九三六年，十八歲的切迪·賈根帶著五百美元離開蓋亞那，去美國留學；他的祖父母是從印度遷來的契約勞工，在沿海種植園工作。他在美國的華盛頓、紐約和芝加哥整整待了七年，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留學期間，他做過各種工作：最後他成了牙醫。在他的美國時光接近尾聲時，他娶了一位美麗的美國女人。他也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覺悟。
當切迪·賈根於一九四三年返回蓋亞那時（他的美國新娘很快就追隨而去，讓他的家庭大為震驚），他已經是一個有著固定政治理想的人。無論他怎樣看待自己的印度教、印度以及蓋亞那出身，無論他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怎樣的歷史和社會困惑，這一切都已浸沒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剩餘價值和普遍階級鬥爭的觀念中。那樣一個願景已經足夠了。在五十年間，就像是沃筆下人物的一個化身——經歷戰爭的結束、德國和日本的重新崛起、歐洲各帝國的萎縮、黑非洲的瓦解、冷戰的出現與消失、歐洲共產主義的終結，經歷蓋亞那自身的獨立（獨立後guiana被改拼成guyana，但這其實並沒有歷史和詞源的依據）——切迪·賈根一直在坐等屬於他的時刻來臨。
幾乎從一開始起，「被壓迫的煉糖工人就是他的後盾。」這是他的自傳《被審判的西方》一九六六年東德版封底的用語。再過將近五十年，這些工人（或他們的後代）多多少少還在那裡。對這些人被凍結在舊有的角色中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的，也許正是切迪·賈根的那種純粹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他很早就已功成名就。一九四七年，他成為英屬蓋亞那殖民地立法委員會最年輕的立委。一九五〇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組建了人民進步黨。這是蓋亞那的兩個主要族群——非洲人（這是他們在蓋亞那的稱謂），奴隸的後代；東印度人，他們取代了非洲人在種植園的地位——之間非同尋常的聯盟。一九五三年，該黨以壓倒性優勢掌權。看起來賈根將會成為新世界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第一任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五六年後才會崛起）。賈根和他的妻子珍妮特開始名聞遐邇。英國的流行媒體一度把他們當作魔鬼的化身，用以填補伊朗的摩薩德（把伊朗的石油收歸國有）和埃及的納賽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兩大新聞熱點之間的間歇期。
但英屬蓋亞那不是伊朗，也不是埃及。一九五三年的英屬蓋亞那只是一塊殖民地。在任僅三個月，賈根政府就被英國政府解散，殖民地憲法被懸置，英國軍隊被派駐進來。在這樣的壓力下，人民進步黨的非洲派和印度派迅速分裂了。蓋亞那的非洲人和印度人數量幾乎相當。雙方都保持著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但在這些話語之下，蓋亞那的兩大族群又回到了更為本能的種族主義道路上。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一年，印度人的選票又把賈根送回權力中心。但在一九六四年，非洲人的黨——在美國的幫助下，期間還經歷了嚴重的種族騷亂——贏得了獨立前的選舉。自那以後，通過一系列被操縱的選舉，切迪·賈根和他的印度追隨者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直到一九八四年，蓋亞那一直走在一種馬克思主義－非洲式的道路上，並且變成了一個「合作共和國」。最近六年來，蓋亞那開始偏離「合作式」原則，但現在這裡已經變得和東歐的任何地方一樣糟糕。
非洲人控制的政府接管了每一個重要行業：比如鋁土礦和大米；政府只為它的支援者們提供工作或創造工作機會。於是這個政權同時也是一種種族暴政；大大小小的腐敗進而有著種族主義的扭曲因素。在這個國度，每一樣事物都在腐爛，每一樣事物都在貶值。越來越多的錢被印製出來；在這個種族主義的國度，一度與特立尼達等地區的貨幣相當的蓋亞那貨幣，已經變得近乎一文不值。進口受到管制，許多物品被禁。各種族的蓋亞那人開始渴望他們從小就吃的一些簡單又便宜的食物——新不倫瑞克沙丁魚、加拿大面粉、加拿大煙燻鯡魚和鹹魚。在鄰近的特立尼達人過著富足生活之際（這是七十年代的石油繁榮帶來的），蓋亞那人過著匱乏的生活。蓋亞那人開始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離開祖國，先是印度人，然後是其他種族的人；他們去往特立尼達、加拿大和美國。現在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蓋亞那人居住在國外。
首都喬治敦曾經是全世界木製結構的城市中最為美麗的一個（向內地走幾英里就能看見大闊葉森林），已經斑駁褪色，衰敗不堪。在破舊的城裡、一條大道的盡頭，現在豎起了一座氣派而有諷刺意味的「合作共和國」紀念碑：一座類似非洲人的巨像，胳膊很長，顯然正在跳舞，他的四肢上刻有似乎來自神秘主義的象徵圖案。據說這座以非洲人再度覺醒為寓意的雕像的紀念物件是卡夫——一七六三年在蓋亞那發生的一次奴隸起義的領袖；但有些黑人相信，無論雕刻者的意圖是什麼，這座雕像也與為蓋亞那的黑人領袖福布斯·伯納姆施行的某種巫術有關。據說伯納姆最後把他的馬克思主義與巫術融為一體，並且還聘有一位巫術顧問。
在喬治敦的植物園裡——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出於實驗和學術的目的，英國在帝國各處修建了許多這樣的園林——還有另一處紀念建築，旨在紀念伯納姆先生的統治。這是在伯納姆先生一九八四年去世後為他修建的陵墓。這座建築形同蜘蛛，中亭低矮，通往外面的柱廊是用混凝土築造的托架，看起來就像蜘蛛的腳。建造者本想對合作共和國締造者的遺體進行防腐處理，永遠地向後人展示，就像列寧那樣；但是出了差錯，遺體在處理之前就腐爛了。
這一切發生時——種族主義的暴政，經濟的崩潰，還有巫術——切迪·賈根端坐在他的黨的領袖位置上，始終在那裡，以更為純粹的道路堅守者的身份等待著被召喚。對他的支援始終來自印度人，但他從不認為自己只是一個種族領袖。在非洲人的壓迫最為嚴酷的時期，他支援任何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立法動議。因此，在有些人看來，正是他理想的純粹性，使得他既在反對他的支援者的利益，也在阻礙他自己的政治成就。
現在他七十二歲了。隨著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消失，以及在蓋亞那發生的事情對美蘇兩國變得不再重要，即將到來的選舉也許會是自由的：也許切迪·賈根終將贏得選舉。但現在實在是非常艱難的時期，利率達到了百分之三十四，蓋亞那的一塊錢只相當於一美分，有實力的外資都在避開蓋亞那。一個理性的政府能做的只是逆轉在過去二十五年間進行的國有化。所以如果賈根掌握了權力，他最後很可能會失敗，或是毀掉自己的傳奇形象。
切迪·賈根的黨總部所在的自由宮是一座白色的木製結構老建築，坐落在一條類似集市的街道上。我去那裡和他會面。他頭髮花白，戴著眼鏡，但是很精幹。他身著藍灰色的短袖旅遊裝，顯得腰有點臃腫，但就一個七十二歲的人來說，他的身材非常棒；我感覺到這對作為政治家的他來說非常重要。
他說自己沒有什麼病：自一九六六年以來，他每年都會去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檢查身體。他毫不遲疑地說著一些現在已經顯得老派的用語，於是在自由宮樓上這個小小的房間裡——這裡有安樂椅、咖啡杯和各種檔案，透過開著的門，可以看到裡間的辦公室掛著一張鑲框的黑白印刷品，上面印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畫像——無論外面正在發生什麼，這裡好像什麼也不會改變。
我想知道，他在一九六四年之後是怎樣熬過來的，他利用了哪些內部資源，又為什麼沒有像他的許多追隨者那樣放棄。他似乎不明白我的問題，而是談起過去，談起他的運動的開端，還有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偉大歲月。他說話時帶著舊日的活力，談吐是學院式和公共會談式的；他用長長的手指列舉要點，努力說出完整的句子，裡面全是事實、姓名和引用。
他把一九六四年之後的二十六年濃縮成簡略的描述。隨後，在回答他自己提給自己的一個問題時，他說人們經常問他為什麼沒有進行「武裝鬥爭」。他叫外面辦公室的人給他拿一些檔案來。檔案拿來後，他找出一份處理蓋亞那赤字問題的檔案。這是一張髒兮兮的紙，兩面都印了字，是用古舊的「複製機」影印的，帶著複製墨水刺鼻而油膩的氣味。圖表不易辨認，顯示出蓋亞那的赤字從一九六五年的四百二十萬蓋亞那元上漲到了一九八八年的十三億零九百萬元。他想說明的是——像是在講述一箇舊日政治戰略的組成部分——和「你肯定會輸掉的」武裝鬥爭相比，讓政府用自己的鉅額赤字拖垮自己，是一種更好的做法。
他的妻子在門口探頭張望。上一次見到她，是三十年前的事。我記憶中的她，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性。三十年的時光彷彿讓她一下子變了模樣。我一開始看到的只是她灰白、濃密的頭髮，她衣服的顏色：黃褐色和黑色；底色是在蓋亞那或加勒比不常見到的外來顏色。她的臉變瘦了，臉部以下變得豐滿和鬆弛了，穿的是寬鬆褲；她的皮膚也變鬆了。但是她的眼睛、她輕快的嗓音（在蓋亞那待了近五十年，仍然是美國口音），還有她緊張的笑容，開始與我記憶中那個年輕的女人重合在一起。
她說起兩個孩子和五個孫子孫女。她的兒子現在四十歲，住在芝加哥，也就是他父親曾經留學的地方。她的女兒住在加拿大。
一九六一年，珍妮特·賈根在蓋亞那以「外國白人女性革命者，美國猶太激進分子」而著稱。現在人們說她變得保守了。一個以前的政治對手說：「她發福了，但是別告訴她是我說的。」
蓋亞那是我以作家的身份旅行去到的第一個地方。那次旅行是一個研究專案的組成部分，是關於加勒比和南美的歐洲殖民地的研究。我當時二十八歲，是一個單純的旅行者；我很快就發現，無論新鮮的景緻以及人在旅途帶給人多麼強烈的興奮感，一段旅程也並不會必然變成書頁上的敘述文字。
作為一個政治觀察者，我既缺少把握，也缺乏自信。我以為在這樣一種寫作型別裡，必須去信任人。我把自己作為作家的種種懷疑擱到了一邊，因為它們屬於另一種文學形式。於是，與我對五十年代末的非洲或黑人種族運動的真實感覺相比，我在書裡寫得更為浪漫。我聽任自己按照別人的說法去看待這個運動，並將其當作一種救贖。這場運動充斥著花言巧語和氾濫的情感，並且還有兇殘的成分，但我壓抑了自己對這些現象的恐懼。
在喬治敦和蓋亞那的其他一些地方，我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與賈根夫婦一起度過了一些時光，那時切迪·賈根是殖民地首相，珍妮特·賈根是衛生部長；但儘管如此，我卻從未允許自己相信，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比英國工黨的那種社會主義有更多的內涵。
福布斯·伯納姆一九六一年是反對黨領袖。他機智、喜歡惡作劇，皮膚黝黑、光滑，步履雖已沉重，但仍然有著聰明的優等生風度。他的性格就寫在臉上，寫在他的體格之中：我感覺他是一個耽於聲色的危險分子，一個既受過傷害、又被寵壞了的人，心裡充滿了復仇的渴望，但我卻從未允許自己依據這樣的感覺寫下任何文字。
我也從未想到——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我和伯納姆以及賈根有著相同的出身——這兩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真的會推翻整個社會。我當時看到的，是我以為我應當看到的，是我更樂意看到的。在這一點上，我和蓋亞那人民是一樣的。
馬丁·卡特是蓋亞那五十年代初的覺醒時期的詩人之一。在他看來，蓋亞那的大多數困惑來自對語言的誤用或誤解。「社會主義」這樣的詞彙來到蓋亞那，既沒有歷史，也沒有羅伯特·歐文、蕭伯納和威廉·莫里斯那樣的人賦予它們各種各樣的含義。每個蓋亞那人都會根據讀過的書去對社會主義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並非總能夠相互理解。不是每個人都把社會主義看作是經濟體系。「一個社會主義者只需要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友善的人。對社會主義的這樣一種理解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這裡的人普遍看法。今天，情況已經不一樣了，因為與社會主義相關的每一件事情都出了問題。」
馬丁·卡特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梵學家米西爾是來自德梅拉拉河西岸的婆羅門，也是切迪黨黨員。那是在一個叫弗裡登胡普的地方——巧的是，那裡的主人是約翰·格萊斯頓，也就是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父親。在喬治敦和整個第三世界，切迪一直在把英國共產黨給的小冊子分發給黨的同情者。在這些小冊子裡，有一本叫《資本主義世界》。那應該是在一九五三年的選舉之前。
「切迪在西岸發起了一次公開集會，梵學家米西爾擔任會議主席。與會人數眾多。梵學家——他應該在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但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容光煥發，因為眾多的與會者，也因為切迪·賈根的到場。
「他告訴與會群眾，在介紹切迪之前，他想先告訴他們一件事。他對他們宣稱：‘他們創造了一種叫作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它就像桑寄生屬植物一樣，只要用手抓住你，你就再也無法甩開它。’鳥在吃了一種果實之後，在樹上清理鳥喙，樹上就會長出桑寄生屬植物來；這種果實當然是桑寄生屬植物的果實——沿海的人都熟知這種植物。
「那就是梵學家米西爾的全部發言。會場的群眾騷動起來，因為他們明白，梵學家想要告訴他們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壓迫性的東西，也就是說，種植園的全部經驗可以用兩個詞來總結：資本主義+社會。梵學家米西爾自己也再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表達。他瘦削高大，是一個熱情的人；與切迪關於卡爾·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專題演講相比，他關於桑寄生屬植物的說法傳達了更多的東西。」
於是，在這樣的分析裡，在梵學家米西爾所用的混雜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晦澀習語之間的某個地方，蓋亞那的種種現實被歪曲或失落了。合作共和國糟糕的鬧劇一面開始蓄勢待發。
切迪·賈根在四十年代有一個同事叫西德尼·金，是一個非洲人村莊的老師。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脫離了賈根的黨派。後來他作為非洲人起了一種轉變。「印度人有著光榮的文明，而這裡的非洲人只有自傷自憐的感覺。」作為他試圖發起的「非洲命名運動」的一部分，西德尼·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尤西·克瓦亞納。
他這樣評價切迪·賈根：「我認為他在文化上有問題。如果他是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哪怕只是在年輕的時候，他就會擁有一個更可行的、更人性化的參照系。但在摒棄了帝國主義和與其文化相關聯的所有成就之後，他與另一個大都會——蘇聯攪在了一起。他對這個大都會的理解，全都來自它自己的說法。於是在他的頭腦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須放在另外那個大都會的文化之中加以解釋。一旦那麼做了，他就會感到自己是正確的。
「當伯納姆在一九七一年開始引進社會主義時，兩個種族的人都開始表達他們的沮喪，說他們一點也不想聽到這種東西。對賈根來說，這並不重要。他當即發表了一個宣告，稱整個蓋亞那都投票贊成社會主義。一些人投給了他，一些人投給了伯納姆。而這裡的政治從來都是按種族劃分陣營的。」
在一九六四年的種族騷亂時期，尤西·克瓦亞納與伯納姆結成了同盟，但他和伯納姆的關係隨後也破裂了。
「事實上是伯納姆引入了奴工。他在‘希望種植園’引入了強迫勞動的做法，那是一個位於東海岸的椰子種植園。你僅有的權利是購買極少量的日用品。你甚至不能像奴隸時代那樣用勞動來交換物品，而必須用錢購買。在休息日你作為奴隸什麼也得不到。在‘希望種植園’裡，他凌駕於眾人之上，騎馬、喝酒，款待自己的朋友。一九七七年，為了瓦解煉糖工人的一次罷工，他把打字員、辦公室職員和各種職業人士派到甘蔗地裡去種地。他們沒能成功，還把耕種弄得一團糟。他們根本不懂這個。」
我說：「然而黑人愛戴他。」
「愛戴他？七十年代中期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一九五〇年他從英格蘭回來，蓋亞那人非常欽佩他，因為據說他擁有淵博的學識，演講也很華麗。我認為他的演講其實很空洞。」我甚至認識一些喜歡聽他講話的印度裔蓋亞那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產階級非洲人的英雄。花了很長時間農村的非洲人才開始接受他——他們不喜歡律師。
「伯納姆政府的腐敗在一九七一年開始敗露。每個人都知道，政府的社會主義是一場騙局。有些人認為伯納姆證明了‘社會主義的意思就是由領袖對人民進行統治，並把自己的腰包裝滿’。這樣的現象一再在東歐出現。
「伯納姆死時，他的資產據說有一百萬蓋亞那元。當時蓋亞那元對美元的匯率是四比三十。這讓蓋亞那人大笑不止。他們說，那數百萬元是伯納姆死時腰包裡的錢。他的死是一種解脫，是街頭巷尾的笑料。在布魯克林，有人舉辦了幾場慶祝宴會。這裡則放了兩天假，在此期間喝酒的場所不允許營業，因為那樣歡慶就太明顯了。
「葬禮後第二天，我走在喬治敦的街道上，每個人都知道士兵在頭天夜裡把屍體運走了。他們找來防腐師，在城裡的一家殯儀館對屍體做處理。我認為那些防腐師是從莫斯科來的——媒體是這麼說的。全體蓋亞那人都唾棄對伯納姆的屍體進行防腐處理這個想法。一位非洲裔女士告訴我：‘他死了。他必須下葬。’他們在媒體上宣稱，他們要對他進行防腐處理，讓他的屍體無限期地保留下去，並在陵墓裡永久展示。於是屍體在別處停放了一年——那是充滿流言蜚語的一年，關於屍體的流言蜚語。有些人發誓說，屍體根本沒有進行防腐處理，腐爛得太嚴重了，沒辦法再做防腐，送回來的只是一具蠟像。製作蠟像的是英格蘭的一家著名蠟像館……叫什麼來著？」
「杜莎夫人蠟像館？」
「有人說那是杜莎夫人蠟像館的作品，不是伯納姆的屍體。他們說起他，就像是在說一個被埋葬了兩次的人。」
從體型上看，尤西·克瓦亞納並不符合我的想象，我是根據他的非洲名字和不安分的政治活動史來想象的。他成為素食主義者已經有四十多年，身體消瘦，敏感脆弱，看上去像禁慾者，他用長長的手指做出優雅的手勢。看外表，他像是拜占庭藝術作品中的宗教人物：長臉，在兩叢高高的灰褐色頭髮之間，是高高隆起的前額，尖尖的鼻子，深深的紋路從鼻子延伸到下巴，勾勒出下巴的形狀。他的長脖子佈滿了皺紋，細小的摺痕疊著細小的摺痕。
我問他，現在是否已經把自己的非洲轉向看成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說，他是否還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先是大笑，然後又嘿嘿地笑。「我還在思考這個問題。」他猶豫著舉起一隻手，給我看他「非洲」短袖上衣——他現在習慣於穿這種衣服——有其實用的一面：袖口有一圈整齊而透氣的褶邊。
切迪·賈根的父母都是年幼時從印度來到蓋亞那的。那是一九〇一年，他們坐的是同一艘叫「易北號」的帆船。兩人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種植園做工。切迪·賈根的父親不到十歲就開始做工；十四歲時已經是全天工作的砍甘蔗工；三十歲時他成了「driver」（就是工頭），一週能掙十先令，約合二點五美元。
切迪當時十一歲。三年後，他父親把他送到首都喬治敦的皇后學院去讀書；又過了三年，讓他帶著五百美元去美國留學。這些錢是賭博贏來的。作為工頭，切迪的父親和種植園的監工廝混在一起。他們大多是蘇格蘭人，喜歡酗酒和賭博。
切迪是十一個孩子當中最大的。一九四三年回到蓋亞那時，他在政治之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擔負起照顧兄弟姐妹的責任。他教育他們所有人。十一個孩子中，有三個成了職業人士，兩個成了護士，還有一個成了美髮師。
在馬丁·卡特的記憶裡，切迪·賈根的父親是「一個有著黑色的濃密鬍鬚的高個子男人。我還能清楚地記起那鬍子，還有他的身高——不管按哪裡的標準，他都是一個非常高的人。她的母親性情柔和，幾乎像是一個幽靈，異常消瘦。當我在四十年代末遇見她時，她給我的印象是她用盡了整個一生來養活孩子，只是養活而已。他們的房子坐落在科蘭坦海岸，非常簡陋，廚房在房子後面，做飯的地方全是土——我們稱之為‘牛嘴’。廚房和房子的主體是分開來的。」
關於切迪·賈根的出身，馬丁·卡特說：「他來自海邊的種植園，那裡從前叫‘狂野海岸’。一個從種植園來的年輕人，要面對的東西太多了，他沒有辦法輕鬆應對，尤其是在那些日子裡。與今天的情況相比，我們那時距離那些所謂的大都會中心更加遙遠。你可以想象」——馬丁·卡特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語——「在那樣的日子裡，一個年輕人的‘迷失’，他來自一個沒有文學傳統的地方。這讓他產生了種種僵化的態度，並且一直保持了下去。這樣的僵化影響了他的個人生活，同時又以一種強有力的方式把他帶回到他所出自的那種社會和社群。」
接下來與切迪·賈根的會面，我想要了解的是他的早年生活，尤其是他在美國的生活。一個週日的下午，他到酒店來找我，我們開車去他的住所。這所房子是一九六四年他離開首相職位後修建的，坐落在喬治敦城裡，是一所普通的新式兩層小樓，完全被籬笆包圍著，有一條狗看門。
我們在樓上坐下。午後的微風穿過兩邊洞開的房門。在陽臺的鑄鐵圍欄外面，花園一片青翠，種著芒果樹、椰子樹和香蕉樹。
一九三六年顯得異常遙遠。他的父母，帶著他們的種植園出身及半已消逝的印度生活方式，是怎樣看待世界的？遠行到美國和華盛頓，在一個蕭條和偏見充塞的時期去一所黑人大學（霍華德大學）讀書，切迪自己又有著怎樣的期許？他乘坐的船將在波士頓靠岸。這座著名城市的名字是否曾讓他感到興奮？
他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就如馬丁·卡特所說：那時的切迪沒有受過文學方面的教育，沒有什麼能幫助他去觀察、去理解，並讓事物各就其位。事情發生時，他只是簡單地接受而已。
他在霍華德大學唸書時必須勤工儉學；過了兩年，他獲得了去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讀書的獎學金。關於他的美國時期，他有很多故事；珍妮特——她在這個假日的午後身著黑色的寬鬆褲和寬鬆繡花上衣，濃密的頭髮近乎金色——鼓勵他講述這些故事。在華盛頓，他在一家為黑人服務的典當行裡打工，做的是裁縫的工作（他在蓋亞那時學了一招半式），把未被贖回的衣服補好，再拿去出售，每小時可以掙二十五美分。在芝加哥，他夜裡做電梯操作員。
他說：「西印度人總是比美國黑人更有成就，因為他們出身更好；其他人會帶著一點憎惡看待他們。總之，我們都被當成黑人對待。印度人擁有更高的社會認知度。在華盛頓，有些電影院黑人不能去，但是我可以。不過我從來也不去，因為我覺得自己和黑人沒有什麼兩樣。我同樣有被包圍的感覺，同樣覺得低人一等。我常常去條件較差的電影院，白人和黑人在裡面涇渭分明地坐著。一邊是黑人，另一邊是白人。我常常去和黑人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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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