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格瑞那達是在美國入侵那裡十七天之後，也就是機場對民航重新開放之後的三四天。真正的戰鬥早已平息。島上的約七百名古巴人已被圍捕並遣返，一併被送走的還有四十二具古巴人的屍體。由一千二百多名士兵組成的人民革命軍（pra），也就是格瑞那達的革命軍隊，已經瓦解。革命軍大部投降，其餘的正在被追捕。
美國的心理戰部隊——這是特種作戰中心的一個分支，後者又是特種行動司令部的一個部門——（按照他們上校兩天後的說法）「已經轉入了對平民事務的處理」。現在他們正在準備海報，其中一張採用黑白兩色印製，用了五種不同的字型，質量粗劣，像西部片的廣告。「前pra計程車兵，你們腐朽的領袖已經投降，他們知道抵抗是徒勞的……」
機場因為直升機群的起降而喧鬧不堪，黑色的機身顯得十分陰險。四周到處是身著笨重作戰服的海軍陸戰隊員；卡車和吉普車上塗有迷彩，有一些還架著機槍；各處還有帳篷和偽裝網。航站樓的一扇門上有一個古巴航空的標誌，有人幽默地在上面畫了一道粗粗的黑線，在標誌下面潦草地寫下：八十二空降師第二營。
在辦理了格瑞那達的通關手續後——從法律上說，當前的情勢含混不清——美國海軍陸戰隊還設了一道檢查崗，他們手上已經有了一份列印的名單。而在幾步之外，在海關的櫃檯處，又出現了非軍方官員——一個高個子格瑞那達黑人海關關員身著淺藍色襯衫，上面隱約印有gucci字樣。
距離機場幾百碼的地方，電視上的場景似乎正在重演：在雨後潮溼的路邊，持槍的海軍陸戰隊員在押送五六個分散的黑人，他們脫得只剩下內褲。其中一個留著拉斯特法裡運動的「駭人長髮綹」。亂髮、裸體和狂野的外表是拉斯特法裡運動的風格特徵；但這個被俘的男人此刻看上去格外丟醜。這些人是pra嫌疑人。他們極有可能是被格瑞那達人告發的：在幾乎所有格瑞那達人看來，革命和革命軍已經變得很是可憎。這些俘虜正被押往機場，從法律上說，他們只是「被拘押」的人。那些黑色直升機中的一架將載著他們，越過森林覆蓋的山崗，飛往位於西南沿海的美軍大本營。那裡設立了一個拘押中心，用於審訊和甄別嫌疑人。美國記者像雪貂一樣，四處為每天一次或每天兩次的報道搜尋素材，剛剛才發現了這個中心，或者應該像新聞釋出會上那樣稱它為「這個設施」。
山上的公路蜿蜒狹窄，一路上有許多盲彎。至少有兩輛被美國人接管的古巴大卡車出了車禍。蕨類植物和野香蕉的葉子在火山岩的峭壁上爛漫地生長。一品紅（在這一帶叫聖誕花）盛開著，還有平凡的木槿；一種叫作龍吐珠的野草在樹籬和電線杆跟前播下一叢叢粉色的花簇。
這裡的房屋矮小，建在木樁或低矮的混凝土柱子上，傾斜的屋頂用瓦楞鐵皮製成。更老的房子是木製的，有一些按照法屬加勒比風格建造，有著經過雕飾的山牆、頂窗和百葉窗。房子周圍有一些植物，看上去像灌木叢，其實是一塊塊的種植地：可可，紫色的豆莢徑直生長在黑色的樹幹和小樹的枝條上；西柚、鱷梨和芒果；大葉的麵包果和熱帶栗子；車前草、香蕉和肉豆蔻。這裡沒有大片的地產。只是加勒比的農村而已。
在公路沿線散佈的房屋裡，在路旁土路上的吉普和卡車裡，海軍陸戰隊員顯得很放鬆，但仍然保持著警覺。在一個交叉路口處設有路障。
計程車司機倫諾克斯說：「我很好奇。我聽說他們今天要攔車搜捕。」他平靜地說；他已經習慣了大事件。
一個海軍陸戰隊員沒有揮手叫我們停下。他半蹲下，把緊握的左手推向我們的車。富有戲劇效果。似乎小村子裡的所有小孩都站在旁邊看熱鬧。有一個陸戰隊員是黑人，有一個是華人，有一個看上去像是拉美人。他們問了一些問題，搜查了行李，還搜查了車。路邊的一個電晶體收音機音量被調得非常大，後來有陸戰隊員叫一個男孩把它關掉了。
等我們再次上路，我把剛才混亂的經過整理清楚，才弄明白收音機是那個男孩開啟的，播出的音樂很快就變成了西班牙語節目，是給那個看起來像拉美人的陸戰隊員用的——他問了我一些瑣碎且毫不相干的事情——用來評估我對西班牙語的反應。心理戰，特種作戰。所有這些搜查程式都事先演練過。美國人仍然在格瑞那達搜捕古巴人。
汽車開始下坡，穿過潮溼的、長滿蕨類植物的森林保護區，向著西海岸駛去。革命的象徵——白色田野上的紅色圓盤——出現在沿途的牆上和籬笆上。在首都聖喬治附近，革命標語牌越來越多，並且沒有被塗掉。有些標語是關於「生產」的。在農村，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宏大的詞，一個奇怪的詞。它從來也無法擁有革命所賦予它的那種含義，而總是代表著那些統治者的權力。
在格瑞那達這個擁有八十五平方英里國土和一萬一千人口的國家，革命就像它所引發的美軍入侵一樣，是一種強加給人民的東西，同樣地富有戲劇效果，同樣地不成比例。
一九七九年三月，「新寶石運動」通過一次政變上臺時，絕大多數格瑞那達人都為之感到高興。埃裡克·蓋裡統治這個島太久了。蓋裡出身簡單，一九五一年組織了一次大罷工。憑著這種方式起步，他很快就作為貧窮黑人的拯救者贏得了政治權力，並且緊抓不放。在掌權期間，他變得時髦起來。他富有，優雅，愛穿白色西裝；據說甚至曾有白人女性為他傾倒。住在格瑞那達那些小房子裡的鄉下窮人理解這一切。他們覺得蓋裡的勝利是黑人的勝利，因此也就是他們的勝利；他們熱愛他，一次又一次地投票讓他執政。是蓋裡領導格瑞那達走向了獨立。
但這些年來，就像其他加勒比的小島上這種型別的民眾領袖一樣——蓋裡漸漸變成了一個令人恐懼、又有幾分古怪的黑人酋長。在一些國際場合，他談論ufo；在國內，他用大黑幫對付反對者。在後殖民時代的加勒比地區，蓋裡越來越令人尷尬和憎惡——這樣看待他的，正是曾經在蓋裡身上看到過希望的那些人的後代。
新寶石運動始於一九七二年，代表了格瑞那達第一代受過教育的人。運動的領袖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他在英格蘭完成了學業。蓋裡的統治被這個由年輕人和受過教育的人組成的運動推翻了，這一事件受到了人民加倍的歡迎。新寶石運動藉此受歡迎的時機，把革命——從來沒有進行過選舉——帶給了格瑞那達。這完全是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古巴成了格瑞那達的盟友，帝國主義成了格瑞那達的敵人。
黨的宣傳家稱革命為「revo」或者「derevo」。
isonlynowiseeinghowdisrevogoodfordepooranahdamsorryitditn'tcomebefore.直到現在我才看到，這是一場有利於窮人的革命。我很遺憾它沒有早點發生。
人民的語言，音形一致的拼寫——黨通過這樣的手段來讓其教條中更晦澀的部分變得易於接受：讓許多集會和「團結」遊行顯得更具民間風味；讓舶來的社會主義統治和人事機構——黨的組織部、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大量「群眾」組織、軍隊和民兵——讓所有這一切顯得像是嘉年華，屬於格瑞那達和黑人，屬於「derevo」。
黨的機關很荒謬，但權力是真實的。四年半的統治期間，黨把格瑞那達置於「heavymanners」（緊急狀態）之下。這個片語是牙買加街頭俚語，被革命採用，成了其一整套嚴肅的滑稽術語的組成部分。manners，對革命及其領袖的尊敬，是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的禮儀。格瑞那達因而不能有選舉，不能有反對派的報紙：人民的意志就是這麼簡單。「tomanners」變成了一個革命的動詞。tomanners一個「反動分子」，就是給一個反革命一點教訓的意思：騷擾他，讓他丟掉工作，不經起訴或庭審就把他關進監獄。有數百人曾一度被關進監獄。庭審是一種「資產階級法律形式」，「革命」需要的只是人民的法律，heavymanners；只要用這兩個詞，就可以把法律的失敗變成卡里普索歌曲的主題。為了讓人民遵守禮儀，黨建立了一支軍隊，這意味著黨以某種方式僱用了那些人。
古巴為軍隊提供了武器。在鹽岬興建兩英里大型機場的也是古巴，這令美國和加勒比其他地區產生了警覺。
至少有兩百名「國際主義」工作者、社會主義者被召來協助革命。其中半數來自歐洲和美國，半數來自西印度的其他地區。格瑞那達的陌生人，在別人的革命盛宴上百般挑剔的客人，急於讓格瑞那達對社會主義的模仿儘可能地完整和純粹。於是處於革命時期的格瑞那達，有了對形式、組織、結構和委員會的執迷。格瑞那達甚至還有作協。革命接近尾聲時，一位來自美國的西印度訪客發現了一個疏忽。在格瑞那達，他說，他沒有發現文化宮；社會主義國家都有文化宮。於是格瑞那達又開始興建文化宮。
隨著模仿趨於完美，許多國家的忠實信徒也愈益興奮；格瑞那達革命在國外的宣傳做得非常好。小小的格瑞那達，一個落後的黑人國家，不僅爆發了革命，還湧現出了社會主義所有正確的形式。模仿似乎證明了理想的自然與正當。
隨後革命開始變味。它在社會主義陣營裡取得的成功太了不起，也太突然。在高層，中央委員會有一些分歧，有人要求分掌權力。有些人覺得領袖過分地迷失在他的國際名聲和出訪上；國內的革命開始迷失方向。
領袖閃爍其詞。他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有小資做派，但他真的不想下臺。畢竟是他造就了這場革命；人民忠誠於他。於是到最後，被用在數百名其他人身上的「manners」也被用在了領袖自己身上。他一些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把他軟禁在了家裡。
人民不喜歡這樣的處置。一週後，一群人衝進領袖家，釋放了他。情況混亂，內戰迫在眉睫。領袖和他的支援者來到位於喬治堡（當時叫魯珀特堡，以領袖父親的名字命名）的軍方哨所，向那裡計程車兵發表講話。革命軍事委員會——自危機爆發以來，是這個委員會在統治格瑞那達——向喬治堡派出了裝甲車。現場有人開槍，沒有武器的人群驚惶逃跑，不知有多少人被殺死——從十七名到一百名都有可能；領袖和五名前部長被處決。島上進入二十四小時戒嚴狀態，大約一週的時間裡，格瑞那達人民生活在人民革命軍的恐怖之中。隨後美國人就入侵了，格瑞那達前所未見的沉重「manners」被施加在每一個人身上。
美國人沒有找到革命的蹤跡。在之前的恐怖一週裡，革命突然消失了。美國人出於自身需要，按照至少兩年前就制定的一項計劃入侵了格瑞那達，發現自己被當成瞭解放者，還受到了歡迎。這座被入侵的島嶼，比凱列班的島嶼還要喧囂，到處都有告密者；鹽岬的拘押設施很快就關滿了人。
十八世紀時，西印度的蔗糖殖民地比美國殖民地更加富有。把奴隸煉的糖運往歐洲的船隻有時會運來作為壓艙物的磚塊和泥瓦。這些泥瓦和磚塊給老聖喬治街頭帶來了一種十八世紀的感覺；老聖喬治是一個小鎮，建在一座環繞內港的馬蹄形山丘的陡峭斜坡上。
這個玩具般的鎮子上的大街和港口處在同一水平面：消防隊、菸廠、航空售票處、餐館和郵政中心。在山丘的最高處——山丘很容易看到，環顧四周就能發現——是捲入了最近的戲劇性事件的政府辦公樓。在西南方的海岬上，有一座綠頂的城堡，領袖和其他人就是在那裡被槍殺的。在海灣對面，有一座紅頂的房子，那是領袖被軟禁的地方。離那裡不遠是關押平民的監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前委員現在就被關在那裡。
山丘北端，也就是馬蹄頂部，是總督的豪宅所在。這所房子有寬大的陽臺，用石頭圍成，但沒有鋪設地磚；接待室有高大的門，高高的木製天花板製作精良，裡面還有鍍金的鏡子和手工製作的傢俱。總督是一個黑人，當過校長，現在是格瑞那達政權殘餘權威的化身；幾天後，他在這裡見證了他的新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就職儀式。這些委員宣誓效忠於伊麗莎白二世，並親吻了《聖經》。
格瑞那達的法律體系仍然是自大英帝國繼承而來。但那天最重要的見證人——除了記者和電視團隊——是八十二空降師的指揮官法里斯將軍，他身材清瘦，頭髮花白，身著軍服；還有一位身穿藍色西裝的是事實上的美國大使，也就是法里斯將軍的軍管當局的民事主管。
鎮中心簡陋的小博物館裡有一個玻璃櫃，裡面裝有九年前不列顛在格瑞那達獨立之際贈送的禮物：一套銀製的咖啡器具和二十四個韋奇伍德骨瓷咖啡杯，全都放置在天然色的粗製麻布上。
新寶石運動抵制過格瑞那達的獨立。他們害怕蓋裡會在獨立後的格瑞那達濫用權力。在一次抗議期間，運動的領袖和其他一些人曾被蓋裡的人暴打。在博物館的另一個玻璃櫃裡放有那場衝突的紀念物：領袖血跡斑斑的運動衫，還有那塊砸破領袖的頭、令他的視覺出現重影的石頭。
暴力的確來到了獨立後的格瑞那達。十年後，領袖被他自己建立的軍隊處決了。這一次沒有紀念物。領袖的屍體至今沒有找到。
這是東加勒比的雨季。拂曉時分，在聖喬治東面的山丘上，雨雲像煙一樣迅速升起。天空變暗了；雨傾瀉而下，滋養著十八世紀建築群之間碎石空地上的植物；天空又晴朗起來。傍晚時分，金色的光線失陷在起伏的山丘之間，被海灣折射出來，讓所有的建築都染上了玫瑰的顏色，與黑色的植物和東邊乳藍色的天空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黑色的直升機群掠過眼前的景觀，一如它們整日所為。它們在民用監獄上空盤旋了數分鐘之久。
「軍隊就是這樣，」一個美國記者說，「你以前沒和他們打過交道嗎？他們喜歡行動。」
讓人驚訝的是，有一個美國「國際主義」工作者還在島上。她叫米歇爾·吉布斯，來自芝加哥。美國軍方「邀請」她離開格瑞那達；她想走。她已經沒有任何動機留在格瑞那達。
她是一個迷人的女性，棕色人種，將近四十歲，有著苗條的身材和小小的胸部，腋毛沒有剃掉。那兩簇毛髮異常濃密，讓人很難不去注意。她說，她從一出生就獲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她的父母——母親是俄羅斯猶太人，父親是來自得克薩斯的黑人——都是共產主義者。
三年裡，黑人革命政權統治下的格瑞那達對米歇爾來說就是一處天堂。她感覺自己找到了歸宿，希望能夠永遠生活在那裡。她找到了一處公寓，位於風景怡人的懸崖邊一所重修過的老房子底樓，就在首相辦公室下面。九重葛掩映著面朝大海的客廳和環形的陽臺，把午後的陽光擋在了外面。這樣的環境對一個來自芝加哥的人而言，一定像是田園詩一般；米歇爾就在這裡為格瑞那達革命效勞，幫助提高教育水平，畫革命畫，寫作並發表革命詩歌（用手寫，然後照相排版）。
森林移動土地觀看貓在喵喵狗在汪汪革命啟程
現在，災難已經過去三個多星期了，她仍然有一些頭暈目眩。她說，大家「在精神上處在震驚之中」；他們感覺「被自己人背叛了」。說起美國的入侵，她說大家「因為不用再對情勢負責而舒了一口氣。」而她自己現在只想走得「遠遠的」。
被當作一種理想賦予她的共產主義，讓她經歷了一種近乎神秘的個人探求。在格瑞那達，她找到了自己想要和需要找到的東西；儘管米歇爾的部分詩歌是在斥責某個似乎脫離了革命的人，並不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她那些關於格瑞那達的詩歌是抽象的，比黨的宣傳口號好不了多少。她那些關於底特律黑人生活的詩歌更加個人化，更加具體，出奇地粗糲，許多鋒芒轉而刺向內部。在美國，抱有那樣的理想是一種痛苦：在她的詩歌裡到處都可以覺察到一種類似厭倦的東西，一種對在美國的鬥爭生活的厭倦。米歇爾有一首稍長的詩是自傳性的：
警察如此憤怒地看著我們三個：特德，黑人寶拉，白人還有我自由地在一起
米歇爾是聽到她母親出事之後、在格瑞那達寫下這首詩的。她母親七十二歲了，在美國被街頭的小偷槍殺。小偷也許是黑人，但詩裡並沒有提到這一點。
母親之死的反諷意味和米歇爾在格瑞那達的理想破滅的反諷意味一樣。她的生活之所以充滿反諷，也許是因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不看」的方式。她的格瑞那達屬於她個人；她在格瑞那達的地位和她以為的並不一樣。並非所有革命者都那麼看重她。她有一種強烈的美國人看待自我的意識；她的詩，她的畫作，還有她平常的舉止，都讓她顯得太過自我拔高。她和其他國際主義者一樣，被認為是到革命中來「度假」的人，是有著美國式理想的人，是更關心抗議而非權力運用的人。
離開格瑞那達後，我遇到一位來自西印度另外一個地區的國際主義者，她認為米歇爾甚至有可能是cia特工。這位西印度女性一度還認為她自己丟了工作，也可能是因為米歇爾在革命中的庇護人耍弄陰謀詭計，把工作給了米歇爾。
革命生活——在米歇爾的畫作中被描繪成了田園詩——聽起來有一點殘酷無情。領袖及其助手們的想象是，一個經過淨化的民族得到正確的領導，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但高層以及高層下面的人，總是會有不和，會有各種人物的衝突，以及人的衝動帶來的戲劇，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管理者們不想向人民坦承的事情。
有一個完全屬於格瑞那達的故事，講的是一個落後的島上社群被受教育程度稍高的人綁架後，投入到一場浮誇革命的種種形式之中。另一個凌駕其上的故事，是美國人的故事——入侵格瑞那達的美軍的故事。美國記者所關心的，是後面這個故事。
記者們並不喜歡在位於鹽岬的拘押設施所看到的景象。回到酒店，他們說起固定在地面上的八平方英尺的監舍，用pvc（聚氯乙烯）覆蓋著，還有四英尺高的門簾。讓他們擔心的是，軍隊的人對這個設施如此滿意，急於炫耀。也許這個設施是事先設計好的？也許入侵格瑞那達只是在為入侵尼加拉瓜做演習？
記者們的人道主義擔憂是真誠的，但其中也混合了新聞人的職業本能。格瑞那達是一個更大的美國故事中的一個小的組成部分；對軍方的不信任是優秀記者的必備意識。在格瑞那達，這種不信任非常普遍。美國記者感覺他們被排除在入侵之外，並將此視為對他們個人的冒犯。
「這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一位攝影師說。而軍方仍在以一種小而惱人的方式取得勝利。他們日復一日地從野外的帳篷裡遷入，佔據了記者的工作酒店。他們挖出海邊的沙子，用以充填沙包；在草地上放置沙包和一種新型的帶刺鐵絲網；還在椰子樹之間停放架有機槍的卡車。在早晨被酒店員工當作客人對待的記者到了晚上可能會發現，一個緊張的哨兵問他口令是什麼。海軍陸戰隊裡也有女性。有時候只有當一個女性在夜裡喊「不許動」時，這個事實才會被揭示出來。
格瑞那達海濱酒店，也就是以前的假日酒店，現在是八十二空降師的總部。酒店一翼的部分房間在戰鬥時遭到了轟炸；但不論在哪裡，美軍的轟炸都異常精確，酒店仍處在正常運轉當中。心理戰新聞釋出會在花園旁邊的露天餐廳召開，在那裡只能依稀看到遠處的鐵絲網，嶄新錚亮，還沒有被海風所鏽蝕。服務生像士兵一樣身著齊整的制服，在為午餐佈置檯面。
《邁阿密先驅報》的記者想了解心理戰中一張海報的情況，海報上有人民革命軍指揮官的照片。「照片上他裸露身體，只圍著浴巾坐著，身後有一個海軍陸戰隊員。你不認為這是在侮辱人格嗎？」
上校每說一句話都在表達一個要點：「我們到達那裡時，他能用的只有那個。或許他們正在檢查他的衣物；或許他正在洗澡什麼的。他不想把床單披在肩膀上。照片表明他沒有受傷。士兵之所以出現在照片裡，是要表明那名指揮官的俘虜身份。」
這是一個完整的回答。但美國記者的主要興趣集中在特種作戰中心上。這對他們來說顯然是新事物。他們想知道中心的基地在哪裡，任務是什麼，組織結構又是什麼樣的。
「指揮官是誰？」
「盧茨候晉准將（brigadier-generalpromotable）。l-u-t-z。」
如同想要記下每句話的大學一年級新生，記者們忠實而潦草地記著筆記。然後有人開始疑惑起來。
「候晉，這是他的名字嗎？」
「這個詞的意思是再過幾天他就會晉升為少將。」上校笑著說，「抱歉用了一個軍事術語。」
那麼如果適當地加上標點，指揮官也許是布里格迪爾·盧茨（將軍、候晉）。
早晨的重要新聞釋出會是在聖喬治城一所老式的小住宅裡召開的，房子在港口上面的山丘上，位於一個十字路口旁邊。這裡是老式的西印度城市街道，社會成分混雜。奴隸主和奴隸曾經並排生活在一起；貧民窟——一些擠在一起、沒有陽臺的棚屋——與貴族氛圍可能只隔著一個院子或一所房子。為配合格瑞那達擁有一所西印度大學的謙虛要求，這所房子（在門口有一座本地現代雕塑，大廳裡有一幅本地油畫）已經進行過改造，現在又被改造成了新聞中心。門上釘著手寫的提示紙片：「電報」，「會議室」。在一個房間裡的綠板上用粉筆畫出了傷亡情況表。kia，wia，陣亡；負傷：美國，18和113；古巴，42和57；格瑞那達，21和280。
會議所在的演講大廳正對著房子後面的牆。沒有多少新情況。大多數提問關心的是拘押設施和傷亡人數。死亡人數有爭議：核查本地太平間獲得的數字更高一些。有些記者變得咄咄逼人起來。軍方發言人，一位是黑人，一位是白人，保持著冷靜。黑人發言人不時說：「你想讓我拿那個？」或者：「好的，我會拿那個。」「拿」顯然成了術語，意思是核查一下。
大學圖書館館員站在原來那座房子裡，從視窗往這邊看。窗戶直接朝向演講大廳的主席臺；那些旁觀者就像是伊麗莎白時代劇院包廂裡的觀眾，又像是從體面的距離圍觀後院口角的西印度中產階級。
對於死亡人數的爭執實際上是關於軍隊釋出假訊息的爭議，也是美國軍方與美國媒體在格瑞那達持續爭執的一部分。雙方都表現出職業的驕傲。死亡這一可怕事實就像是又一個故事，而格瑞那達自身只是一個背景。
兩天後，記者與軍隊之間的相互憎惡達到了高潮：在海軍陸戰隊夜間設定的一處路障處，美國一家著名報紙的記者表現出參加晨間新聞釋出會的做派，結果被戴上手銬，強迫坐在地上。
重要嫌疑人被關在聖喬治的民用監獄裡。不那麼重要的——被懷疑是人民革命軍成員的——則被關在鹽岬的拘押設施裡，那裡位於西南方向，要在蜿蜒的路上走幾英里，經過海灣和灌木林才能到達。
古巴人修建的大型機場就坐落在這裡。機場已經成了美軍大本營的中心，在計算機化的物資管理系統的幫助下，快速部隊在這裡建起了完整的軍事駐紮區，包括裝有空調的新型醫療帳篷，在十八個小時內就可以拆走。
經過格瑞那達的森林、山嶺和曲折的道路到達這裡，就像是進入到了一片空曠、到了另一個國度：一片由混凝土和佈滿疤痕的土地組成的平坦荒地，兩英里長的古巴跑道形成寬闊的水平條紋，一直通往地平線。附近有很多古巴的重型裝置。跑道沿線架設著鐵絲網。沒有完工的飛機庫是格瑞那達最大的建築物之一；儘管入侵已經過去三個星期，美國人和本地人仍在飛機庫外邊充填和堆砌沙包。垃圾車非常繁忙。直升機一如既往地在空中咔嗒作響。
關人的地方距跑道有一段距離，在一個垃圾焚燒場附近（就連垃圾看起來也是新的），四周環繞著一圈圈的鐵絲網，並且有陸戰隊隊員在守衛。用pvc覆蓋的監舍每個有八平方英尺大小（我們是這樣被告知的），像高高的箱子。它們一排排地矗立在地上，給人一種荒涼的感覺。但美國記者說這裡像貓鼬籠，似乎又太誇張了。
有些被拘押者會在那天下午獲釋。我們就是來看釋放現場的。我們必須等待。雨不時在落下。來了一輛軍用卡車，把新垃圾傾倒在垃圾焚燒場裡，跟車的都是本地人。大院裡有一個陸戰隊員（可能是女性，另一種美國理想的勝利）在調校一挺機槍，她所在的位置也是即將獲釋的被拘押者集合的地方。
一輛民用舊車出現了。路障後面的陸戰隊員用槍瞄準了這輛車。車慢下來，小心翼翼地停好。一個黑人家庭走下車來：一個謙抑的男人，一個沒有樣子、悶悶不樂的女孩，穿的是褲子，還有一個更苗條、膚色更黑的女孩，身著亮麗的衣服，戴著紅白色的塑膠耳環，色彩和飾物與她的黑色肌膚形成了鮮明對比。
那個黑人女孩有著純粹的怨毒，是貧民窟長出的「咬人蟻」中的一個。她對我們說話，卻不正眼看我們：「他們用鐵絲網把我們圍起來。把公路圍起來。把海灘圍起來。他們現在把所有東西都圍了起來。」
她哥哥在裡面。她被准許見過他一面；她不知道他是否會在這個下午獲釋。他會獲釋：她看見他站在那些在牢房外排著隊的人群當中。她把我們給忘掉了。
遠遠看過去，牛仔褲、襯衫和草帽（其中一個被拘押者的手裡還拿著一面小小的美國國旗）給了這些將要獲釋的人一種嘉年華的氛圍。但靠近了看——巴士在營地外面短暫停留時，我們被准許上車看一看，並和這些人交談——這是一些令人不安的臉龐：革命軍成員的臉龐，他們仍然是一個團體，仍然在互幫互助：這不只是街上那些粗糲的臉龐，而是屬於這樣一些簡單的人：他們在小小的格瑞那達，曾經品嚐過權力的味道。我不是美國人。那盯視著我的眼睛仍然在放射著力量和信念。
蓋裡藉助於貓鼬幫和綠獸幫來執掌政權。新寶石運動則藉助其軍隊來執掌政權。就一個小島而言，格瑞那達的種族型別、口音、禮儀和教育水平都有著驚人的多樣性。也許格瑞那達這種兇殘的、秘密會社式的政治應部分歸因於這裡的地理環境，歸因於山嶺、森林和小村莊的種種限制。在這裡，人民不容易成長，而歷史又近在咫尺。蓋裡不僅僅是一個工人領袖：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支援者那種源自非洲的宗教情感。也許寶石（jewel;jointeffortforwelfare,educationandliberation首字母的縮寫）這個奇怪的名字是某種用於對抗綠獸的格瑞那達反制魔法。在這個黑色的漢賽爾與格萊特的世界裡，兩個運動的共通之處是他們所允諾的——蓋裡向一個原始的種族允諾，而寶石運動向一個受教育程度略高的種族允諾——「突如其來的種族救贖」的願景。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