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路易松是寶石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局勢崩潰之前，他一直是人民革命政府的部長和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央委員會內部，他常常被批有小布林喬亞作風；在最後一刻，他想發動人民製造麻煩，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進了監獄。美國人入侵之後，他被美軍拘押在鹽岬，關了一天。出人意料的是，後來美國人又來找他。這一次——他認為純粹是一種心理騷擾——他們只扣留了他八小時。我們的會面是在他這次獲釋之後。

他三十二歲，來自農村，有著純粹的黑人血統，塊頭不大。他是一個建築商的兒子，職業是教師。他住在西海岸的一個村子裡，去那裡要經過一片看起來未經耕作的土地。他的房子位於一條石頭很多的小道上，這條路不在海岸主幹道上方，在一條山谷上方，旁邊有一條奔騰的河流。山谷幽暗，避開了傍晚的陽光。儘管周圍的環境很有氣象，用混凝土修建的房子卻很簡樸，屋外有樓梯通往頂樓。

夜幕突然降臨。停電了，我們傍著燭光，在樓下簡樸的客廳裡交談。

路易松身上沒有入時的東西。他保留了他的出身帶給他的誠摯和單純。在這附近，路易松家是出了名的：他父親的叔叔在一九〇〇年上了中學，是格瑞那達最早接受正規教育的黑人之一。路易松的父親生於一九一八年。他從村裡的木匠和泥瓦匠開始做起，上了相關的課程之後，成了一個受過培訓的建築商。帶著這樣一種自我完善的衝動，路易松的父親對當時的黑人運動產生了興趣。他喜歡上了馬爾庫斯·加維「回到非洲」的觀點；屋裡有一張加維的照片。

難道加維不是騙取了黑人捐給這個運動的錢？那沒有打擊到路易松的父親嗎？

路易松說：「村裡的人認為那是反加維分子和美國政府的欺騙性宣傳。加維代表的不只是種族問題的探求。他代表的是反殖民鬥爭。」

在加維之後，格瑞那達又出現了一位名叫馬利修的政治家，他宣揚西印度聯盟的概念。「馬利修最後成了一個貧民。」路易松說。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巴貝多工黨的格倫雷·亞當斯。

「我父親後來開了一家商店，就在這個房子所在的地方。店裡成了大家討論問題的地方。近六十歲時，他又嘗試在村裡開展成人教育。」當時是蓋裡統治時期。路易松的父親一開始支援蓋裡，但在一九六〇年和他決裂了。「蓋裡的主要支援者是農民工，但他從沒有為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做過什麼。蓋裡從不會試著去理解社會發展的程式。」

「你父親會這麼想嗎？」

路易松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說：「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時候，我可能就得出了這個結論。」

那時喬治·路易松十八歲，已經深深地捲入政治當中。他起步時很年輕，從事的是青年工作，「各種人道主義形式的政治」。然後一九七〇年的黑權運動贏得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認同。他沒有出國留學，而是繼續做著一名普通教師；他沒有想過結婚。「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結婚。新寶石運動的許多成員都和我一樣。對我們來說，那在七十年代初幾乎成了一項使命。」黑權運動不只是一個名稱。「關注種族問題的黑權運動在格瑞那達持續了兩年。一九七三年初發生了一件富有戲劇性的小事。我們要派人去參加第六屆泛非洲大會。在大會召開前一個月，我們聽說蓋裡要去。」蓋裡的看法是，他，蓋裡，是一個黑人，而且是他在格瑞那達開創了黑權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他的話沒錯。「這讓我們意識到，黑權運動要面對的不是黑人問題，而是政治和全部觀念的問題。」

在此期間，自我完善的過程仍在繼續。路易松和他新寶石運動的同事們在學習之中。學習，還有「學習」這個概念，對這些誠摯的年輕人來說非常重要，他們的學習似乎主要是關於政治問題的。「直到兩個月前，我們還會進行集體學習。最廣泛的主題。我們的學習一開始相當廣泛，但在過去的六七年間，我們讀的主要是社會主義文獻。」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也就是獨立前後，新寶石運動和蓋裡的人進行了艱苦的戰鬥。運動的領袖在一九七三年受了重傷——博物館裡還保留著他那件染血的襯衫；一九七四年初領袖的父親被殺了。新寶石運動發生了變化。「一九七三年時，我們是一個平民運動。到一九七四年年末我們認定擁有一個明確的觀念對我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事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摒棄了過去的「人道主義政治」。他們的學習把他們引向了社會主義，在那之後社會主義圈定了他們的學習範圍。「我們想要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那些可怕的邪惡。我們承認我們必須考察許多國家。古巴，理由顯而易見——這個國家在那個程式中停留了二十年。我們還考察了葉門和寮國。」

「這些地方與格瑞那達不是有著顯著的差異嗎？」

「我們想考察一些地方，那些外在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框架和帝國主義的施捨的地方。我們還必須考察一些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

路易松無法充分解釋他們是如何完成這宏大的最後一躍的——他將其作為事實說出來，是某種不言而喻的東西。但是他的政治道路相當清楚。在這個村莊裡，整個世紀都有像路易松這樣的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受到黑色救贖這個概念的影響。頭腦簡單的人把這個救贖的概念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概念；這個簡單的概念創造了像蓋裡這樣的人，他們為了讓自己始終保持救世主的地位而壓迫人民。社會主義吸收了這個種族的概念，將其淨化，滌除了其中固有的腐敗成分。社會主義在滌除了種族問題之後，讓人有了成為人的自由。而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只是學習和忠誠的實踐，是把種種正確的形式給予格瑞那達。

但社會主義和其他信仰一樣，信徒中有力求純潔的人，也有狂熱分子。「正如有人所說，革命在我們面前破產了。是我們自己毀掉了革命。」中央委員會的一些人出於革命純潔性的需要，要求實行集體領導，軟禁了領袖，並派軍隊去鎮壓民眾——這些人「瘋了」。「他們追隨的路線是空想主義的、唯意志論的，沒有科學基礎，也沒有群眾基礎。」

「唯意志論？一意孤行？」

「我說的唯意志論是指自私自利。」

即使在災難發生之後，路易松學過的社會主義仍在賦予他語彙去解釋一切。他的房子被洗劫。人民轉而反對革命，但他仍在為革命感到悲傷。「我處在一種深深的反思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只能停留在他的學習把他帶去的地方。他無法再回到「人道主義政治」，也就是在沒有社會主義指導的情況下，格瑞那達的種種簡單的種族觀念。他無法忘掉他所獲得的世界觀，他無法再讓自己縮小。

《大革命，小國家》——這是一部講述格瑞那達革命的古巴電影。但在人民革命政府統治的四年半期間，他們鮮有作為。

在古巴的幫助下，他們在鹽岬建起了大型機場。他們建立了一支軍隊和一支民兵隊伍。他們不斷與反革命鬥爭，一度挖出了一個由二十六個人組成的反革命團伙。他們通過各種新型的、效率低下的政府組織，為他們的支援者提供庇護。他們召來兩百名國際主義工作者。他們粉刷標語。這就是錢的去向——錢被用在了各種表格上，用在了黨的官僚體制、安保、展覽以及權力的展示上。

島上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影響；人們生活在對「manners」的恐懼之中。但在權力的最高層，在中央委員會里——美軍入侵之後查獲的會議記錄披露了一切——存在著無能與困惑。

在這座農業島上，農業獲得的投入卻非常少，儘管各處的標語牌上寫著「生產」字樣，儘管格瑞那達的大片閒置土地被蓋裡政權沒收，然後多少又被棄置不用。教條阻礙了行動：褒獎效率最高的農夫，就是在農村褒獎階級觀念，而政府的最終目標是創立合作社式的農莊。社會主義的教條還在以其他的方式與人民的天性相沖突。例如，窮人家的年輕人其實並不想去田裡幹活，儘管他們樂於種植大麻。另外還有「不良少年、草根少年」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用小心翼翼的、無階級性的語言提出來的——政府對他們什麼辦法也沒有。

新的大詞被創造出來，用以表達舊有的態度：有人發現，格瑞那達的工人被「經濟主義」的子彈打得渾身是洞——他們只想要錢，在賺錢與工作之間看不到「概念上的聯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有時瀰漫著教室般的氛圍：語言的技能，一種新的運用詞語的方式，似乎成了其自身的目的。

「群眾」集會的參與者在減少。中央委員會一次又一次地討論同一個問題，幾乎沒有什麼發生了改變。有一次甚至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某些重要的標語沒有被粉刷出來；下面人的藉口是沒有塗料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在開會時常常疲憊不堪，也不為議題作準備；有一次在會上，幾個委員竟然睡著了。會上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議程，這種社會主義的儀式似乎帶來了很多愉悅。

他們創造出革命的機關，卻不知該拿它怎麼辦。機關創立了，社會主義應該隨之到來，但事情卻沒有發生。他們開始感到機關對此負有責任。於是，他們從俄國和古巴找來更多的社會主義專家，進一步扭曲了這裡的社會生活；到事情快結束的時候，他們又認為應當從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找來更多的教師，幫助他們進行黨的組織工作。

他們互相指責對方是小資產階級。他們還產生了另一種疑慮；這種疑慮——被抑制的疑慮，在不同時期以雜亂的措辭被表述出來——就像是舊日的種族焦慮重又萌生一樣。或許，格瑞那達人民和社會主義崇高理想究竟是不相容的。或許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來自外面偉大世界的人，會把他們視為「滑稽的角色」。

正是這種想要被人認真對待的願望，這種把人裝進理論框架的願望，引領他們走上了非同尋常的道路。革命政府與拉斯特法裡教徒之間產生了矛盾。在蓋裡時期，拉斯特法裡教徒似乎是站在革命一邊反對蓋裡，並且拒斥資本主義體制。但是革命到來時，拉斯特法裡教徒卻繼續固守他們的生活方式，拒絕去工作或把小孩送去學校；他們赤裸著骯髒的身體到處走動；他們吸食大麻，並且認為在有需要時去偷東西是合法的。

這樣的現象讓革命蒙羞。革命政府斷定有些拉斯特法裡教徒是反革命分子，是「反拉斯特法裡教徒」；有些人被抓了起來。有人建議把拉斯特法裡教徒關進勞改營，「實施嚴厲的管理並播放讓心靈平靜的音樂」。還有人建議在法庭上檢控拉斯特法裡「流氓」，送他們去監獄農場。無法在法庭上定罪的拉斯特法裡罪犯會被關在黑監獄裡，民兵將擔任「武裝守衛」，他們的「報酬優厚，並由黨代表領導」。於是，革命的驕傲以一種古怪的方式與沒有明說的種族驕傲相結合，讓中央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萌生了設立集中營的想法。

正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樣一種對純粹的、不帶感情的、無階級革命行動的期望，帶來了最後突然爆發的瘋狂：軟禁領袖，派出軍隊鎮壓民眾，處決領袖和其他部長（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成員）。革命軍事委員會認為他們做了正確的事情。菲德爾·卡斯特羅不友好的態度讓他們感到震驚，他拒絕以任何方式幫助格瑞那達對抗美國的進攻。根據後來發現的一份手寫便條，革命軍事委員會認為古巴人「針對在格瑞那達發生的事件，採取了個人的、而非階級的立場。」

格瑞那達革命，證明了自身，又摧毀了自身。

心理戰部隊派出一個海軍陸戰小組到農村的一個地方去執行攻心任務。

cbs的一個電視節目組和他們一同前往，我搭上了cbs的小麵包車。cbs的晚間新聞包含八九個錄製的故事，每個長約一百秒。cbs節目組的製片人希望能錄製一個這樣的故事。他手下有一個攝像師、一個女錄音師、一個記者（他有著深沉而富有權威的嗓音）、一個本地司機和一個本地嚮導。製片人會在那天晚上把一份指令碼電傳給紐約，如果紐約方面感到滿意，製片人就會坐上直升機，把片子帶到鹽岬，再坐飛機飛到巴貝多，在那裡做剪輯。

美國的軍事行動有著眾多側面，又有眾多的雄心壯志彼此依存。格瑞那達又一次變成了背景。

這次的慈善行動半是演習。陸戰隊所攜帶的物資主要是古巴的遺留物品：煉乳，有些罐頭已經壞掉了。儘管陸戰隊會去看望病人，他們帶的藥品並不是很多。

我們去了一個叫慕尼黑的村子，在一家雜貨店旁停了下來。周遭青翠溼潤，丘陵起伏。雜貨店門上的招牌寫著店主的名字卡利斯塔，說他是聖喬治一家公司的代理，那家公司專營「防腐和貨運」。店鋪裡能聞到醃魚、油和香料的味道。櫃檯後面站著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性，個頭很大，神情平靜，皮膚是棕色的。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一個棕色皮膚的男子對她說：「你看，如果你們全都乖乖的就沒事。如果你們好好過活，警察就不會來找你們。你們表現不好，他們就會來幫你們維持秩序。」他隨後匆忙上了他的廂式貨車，開車走了，像是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

一個小個子年輕男人走過馬路，他裸著胸膛，頭上剛開始留起拉斯特法里長發綹。他說到大麻，然後又以為我是陸戰小組的一員，提議為我們做追蹤者。他只是在裝壞；他多少算一個體麵人，在山裡耕作一塊自留地，和其他農民一樣遭遇到各種困厄：肉豆蔻價格太低、交通糟糕，而且沒有用於儲藏易腐壞產品的設施。他說，卡利斯塔一家是這裡最大的家族，他們有很多肉豆蔻樹。路前面一座兩層高的樓房裡還住著一個有錢人；他在一樓經營一家舞廳，他還有一輛公共汽車。「他的現金更多。他們……」年輕人懷著敬意轉動眼珠，把頭偏向自信而平靜地站在櫃檯後的卡利斯塔夫人，「他們的麥芽汁更多。」

卡利斯塔夫人去了後面的屋子。下雨了，店鋪外面的雞糞被沖走了一些。一個赤腳的黑人女性自雨中走了進來，她容光煥發，未經梳理的頭髮佈滿灰塵；她的門牙掉了，穿著一件藍灰色的髒衣服。她對打雜的女孩說：「問一下卡利斯塔夫人有沒有做口袋用的布（clart）。」

「clart？」一個老人說，「clart？你現在得開始說揚基語了。你得說‘cloth’。」

「是啊，我們現在得說揚基語了。」

女孩回來了，「卡利斯塔夫人說沒有做口袋用的布。」

「沒有做外國口袋用的布？」外國口袋，外國小包，郵寄到海外的包裹。「她店裡不是有一些布嗎？」

但是貨架上的布太過精美了。

「好吧，」赤腳女人放棄了驕傲，說，「給我一個麵粉袋。」她指著玻璃櫃說，「讓我看看那盒餅乾。我不想買，呃，我想看一看。」她把餅乾盒拿在手上，「什麼？這個要三十五塊？」就好像她先前不知道一樣。以她那種貧窮女性不負責任的勁頭，她很樂意把錢揮霍在那可口的餅乾上，但即使是五毛錢對她來說也太貴了。她能做的只是這樣去表演，讓店裡避雨的人感到尷尬，村裡的這些人應該很清楚她的貧窮。

卡利斯塔夫人又站在了櫃檯後面。一個黑人陸戰隊員突然出現，粗野地問她：「這是你的店？」

他的口音很難懂，他也沒介紹自己，或是說早上好。她不知道該如何反應。

「老闆在哪裡？」

「他不在家。」卡利斯塔夫人終於說話了。

「什麼時候回來？」

「大概四點鐘。」卡利斯塔夫人看上去很擔心。

「我那時候已經走了。」

赤腳女人搶過話頭，對陸戰隊員說：「你可以和她說。她是卡利斯塔夫人。」

但這個隊員並沒有特別的訊息要傳達。他想說的只是心理戰演習安排他在這個階段說的話。他說：「我們會播放音樂，釋出一些公告。聲音會很大，還會有一個集會。」說完他就走了。

但是後來並沒有集會。那是在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心理戰小組在一個本地護士的引領下，已經探訪了很多家庭，對他們的健康狀況做了調查；cbs節目組一直跟著他們。

雨後，從雜貨店往下走的髒石子路非常溼滑。

「眼神不好，」一個老人說，「哦，眼神不好。」他聽說有健康調查，便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從我身後的紅路上走了過來，以為我也是小組的一員。但是陸戰隊沒有誰能治好他的眼睛，也沒有藥可以治好一位老婦人的神經緊張。她也把自己和房間收拾好了，等著陸戰隊來探訪。

「她有一次精神崩潰了，」她做建築商的侄子說，「去了醫院。今年到現在為止，她又復發了四次。她住在山上那所房子裡，情況變糟時，呃，我就把她帶下來和我一起住。她這裡發癢，那裡發癢，背也總是疼。」

這位老婦人因為疼痛已經有點半瘋癲，她舉起雙臂說：「我神經緊張，我這裡很疼。」

但是陸戰隊沒有可以治療她的藥。心理戰小組的醫生很難過；他說明天會再來看她。

心理戰小組受訓的地方是北卡羅來納州。來格瑞那達是他們第一次在外國人民中間執行任務。這裡的人民很友好，沒有什麼「攻心」的事情要做。心理戰遭遇的是真正的需求和真正的無助；這些人所受的訓練是讓他們扮演更為勇武的角色，所以他們沒有處置這些問題的手段。

吉普車上的擴音器播放了一種奇怪的（也許是「讓心靈平靜的」）瑞格舞曲，還有在熱帶嘈雜的雨聲中夾雜的鼓聲。事先錄好的宣告，半是威脅，半是施惠，反覆地播放著。探訪的風聲傳到了其他村子。卡利斯塔夫人的店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男有女，想要檢查「血壓」。

cbs節目組的人錄了很多場景，在雨裡拖著沉重的步子四處忙碌。攝像師滑倒了，摔傷了肘部（但是保住了他的攝像機）。這部片子如果能在cbs晚間新聞播出，將是美國人在這一天裡更大的成就。但如果沒能在晚間新聞播出，它就比這次心理戰演習更不重要。

在回聖喬治的路上，我們的車經過三個身穿白色襯衫和海軍藍裙子的女學生。其中一個喊道：「白——人！」那不是問候，而是一種描述，等同於一聲口哨，在友好的諷刺與挑釁之間迴旋，是一種對種族差異的確認。

心理戰部隊認為沒有必要塗抹或消除革命標語——除了上山通往喬治堡的那條小街上的標語。那裡是人民革命軍的殺戮之地。

那天發生的事情已經變成了傳奇。詳情眾說紛紜——幾乎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是目擊者或參與者；但基本事實是清楚的。當群眾把領袖從軟禁中解救出來時，他身體非常虛弱。他三天沒有進食了，可能是害怕下毒，也可能是古巴醫生給他注射了讓人脫水的藥物。他被發現時全身赤裸，被綁在床上。他無法行走。大家用車把他送去喬治堡。那裡計程車兵站到了他一邊；他母親讓人為他送來了三明治和橙汁。隨後革命軍事委員會派來了裝甲車。這是一個不完整的故事，但現在已成為傳奇，成了一個格瑞那達人受難的故事。

從喬治堡可以俯瞰內港的入口。城垛上架設著十九世紀的加農炮。軍隊的駐紮地是一座牢固的殖民時期的舊建築，有著與公共工程部類似的義大利風格，在人民革命軍建軍之前這裡是警察總部。美軍的轟炸精確而輕微：在綠色的波紋鐵皮屋頂上，有四個相鄰的洞。靠近院子的一側是監獄區，生鏽的鐵絲在一個小院子的上方蔓延，有三個水泥小牢房通往這個小院子。

這個監獄就是對反革命分子實施「manners」的地方。有些囚犯是拉斯特法裡教徒；可能有多達二十名教徒被關在那片小小的空間裡。官方用紅色模版印出的標語——紀律第一嚴守紀律我們寧死不做美帝國主義的傀儡——仍然和拉斯特法裡教徒混亂的（或許是吸毒後寫的）抗議標語混淆在一起：人若失去靈魂，就算得到全世界，他又能擁有什麼。

城垛附近到處都是垃圾：平整的革命軍制服被丟棄在地上，靴子，塞有填充物的箱子裡面裝的是俄製武器（箱頂上的清單是英文的），很多紙，很多文字。這支軍隊愛好學習。他們學習政治，學習防空武器的用法，還做了許多簡單的書面作業。軍營裡有更多的紙：數不清的書面作業，還有許多共產主義雜誌。

革命依賴於語言。它在一個層面上使用含混不清的大詞；在另一個層面上又有意誤用人民的語言。在這個地方，「學習」這樣一個概念——一個好概念，在大多數格瑞那達人的頭腦中，這個詞和自我完善是聯絡在一起的——被用來讓單純的人保持單純和服從。

「我的上帝，他們把槍對準了人民！」這是革命領袖最後錄下的講話中的一句。一張在槍決現場拍攝的照片上有裝甲車、軍用卡車和奔逃的人，還有位於喬治堡山腳的標語牌——後來被刷上了油漆——上面寫著：政治、紀律、戰鬥、有備就是勝利。

這場革命是一場言辭的革命。那些受過教育的新人，他們在社會中找不到任何參照系來評價自己，最終也幾乎不看重自己社會里的什麼東西，對他們來說，言辭顯得像是一種啟明，一條通往尊嚴的捷徑；他們無法適應社會；他們擁有的只是言辭。革命隨風而逝，在格瑞那達留下了一個關於謀殺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

（馬維達譯）

意為「一同為安寧、教育和解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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