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共和黨大會的每一項議程都以禱告起頭（在升國旗唱國歌之後），以祝福告終。每個場合邀請的都是不同的牧師。最後的祝福是在里根先生髮表了接受提名的演講之後，由克里斯韋爾博士主持的。
克里斯韋爾博士是達拉斯第一浸禮教會的牧師，在達拉斯非常有名。之所以這麼說，不只因為他是一位強有力的佈道者，也因為他的教會以及教會的建築群位於達拉斯市中心，隨著經濟的繁榮，那些建築現在的價值已經達到了兩億美元。金錢在哪裡都受到尊重，但在達拉斯則被視為是神聖的；人們把在房地產業取得的成就與某種類似神恩的東西——在神的土地上信神所得到的回報——聯絡在一起。在達拉斯，（記者是一些樂於服從的人，對其他記者也亦步亦趨）我每天都會讀到一篇關於特拉梅爾·克羅的文章或專訪。他是當地的房地產大亨，修建了許多有著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和酒店。我一次次讀到，特拉梅爾·克羅的身家有十億美元。克里斯韋爾博士還達不到那個級別，但是他讓自己獲得了雙重榮耀：在共和黨大會上主持祝福儀式，而特拉梅爾·克羅只能致開幕詞並提供資金。
大會結束後的那個星期天，大多數代表和媒體已經離開，教堂裡又回到了幾乎全是達拉斯人的景象，克里斯韋爾博士在宣講「白色寶座前的審判」。他的佈道詞以動態的方式——就像電影或戲劇的臺詞——顯示在他的紅磚會堂外面。會堂很大，是正方形的，除了彩色玻璃以外，看起來很普通，裡面坐滿了人。
像我這樣遲到的或是沒有預訂位子的人，都站在後面。到了必須跪下的時候，我和大家跪在一起，四周全都是在低頭祈禱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很難繼續在我的謝爾頓－達拉斯酒店便箋本上記筆記。
唱詩班身穿殷紅色的長袍。和里根夫人第一次出現在會議大廳時一樣，克里斯韋爾博士穿了一件白色的（也可能是米色的或另一種顏色非常淺的）衣服。顏色的反差對電視拍攝會有幫助。在教堂長椅之間的過道上，有一臺攝像機。這次禮拜儀式會通過電視直播，在節目單上（上面還附有「決心卡」）有提示說，禮拜的錄影帶可以在教堂的「聯絡部」獲得。
克里斯韋爾博士在為他的審判主題作鋪墊，他談到同性戀問題。他的語言很率直。不委婉，無反諷，也並不幽默。自始至終，他都非常誠摯。他在講臺上走來走去，有時還會短暫地（身著白色西裝）把臉轉向身穿紅色長袍的唱詩班。
「我們一生都在嘲笑神的話……並且讓社會和文化向女同性戀、雞姦者和同性戀敞開大門……現在我們要面對這可怕的審判……艾滋這種疾病和罪惡……」
艾滋病，在共和黨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以那樣一種雷霆般的聲音被說了出來！但如果你思考一下，這個話題並沒有那麼不合適。艾滋病有一種奇怪的、聖經式的東西（儘管克里斯韋爾博士並沒有強調這一點），它擊倒雞姦者和特定的黑人，寬恕其他所有的人。
「神就像他的法則一樣！」克里斯韋爾博士怒吼道，「到處都有法則。火的法則，重力的法則。」
在討論了關於審判和法則（對「法則」的兩種不同認識並行不悖）的觀念之後，克里斯韋爾博士又談起了卡爾·馬克思。在這場佈道儀式上，卡爾·馬克思的位置是十九世紀的無神論者。克里斯韋爾博士提到了馬克思生平的一些年份，但很少說到他的學說：在這個會堂裡，卡爾·馬克思只是一個名字，而那就足夠了。卡爾·馬克思沒有死，克里斯韋爾博士說（至少這是我對他的話的理解：其中的神學對我來說有點難以理解）。卡爾·馬克思仍然活著；只有到了特定時日，卡爾·馬克思才會死去。
「那個特定時日將會在時間、歷史、文明……終結之時到來。整個宇宙將會化為大火……當主來清理這人世，淨化這人世時，這個人世間下面的大洞穴，所有的東西，都會化為可怕的火焰和憤怒……神將在世界終結之際到來。」
一種美妙的宇宙觀，神將在世界終結之際到來：這幾乎不可想象。更難想象的是，會堂裡的許多人將被以某種方式從宇宙的虛無當中拯救出來；任何人都有得救的機會。你可以從填寫節目單上的決心卡開始；就像在酒店的早餐卡上，在你選定的早餐服務時間旁邊打鉤一樣，在決心卡上列有儀式的各時段，你要在讓你覺醒的時段後面打鉤。關於宗教拯救和決心的理念就是如此平凡而普通。
很多人和我一樣，來這裡是為了聽克里斯韋爾的佈道，我們沒有打算留下看唱詩班的演出以及新教友的入會儀式。
離開有空調的會場到外面去，你會再次感受到這個教會的資產規模，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克里斯韋爾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儘管高樓的陰影讓街道看起來很涼爽，你也會再次感受到達拉斯華氏一百度的高溫。
大多數時候，你受空調的保護，不會暴露在高溫下，僅僅因為陽光或天空的色彩才注意到它。但高溫會不時像這樣將你包圍，一種稍縱即逝的感受，並不會引起不快，與四處的空調環境形成鮮明對比，提醒著你，你生活在氣泡當中。
達拉斯的酒店、商店、住所和汽車裡到處都有空調。大會中心更是如此，室內極其涼爽，比室外溫度要低三十度。到處都是空調的達拉斯在我看來像是一項驚人的成就，是一個大願景的產物，是最好的、也是最具人性的美國人的處世之道：金錢和應用科學創造出了一個優雅的城市，而這裡的生活曾經非常粗野。
然而在這個由高科技創造的城市裡，克里斯韋爾博士在宣講最後的火；他同時還是這裡的一個人物。而持續超過一週的大會傳遞的訊息是，在古老美國的信仰和虔誠之中容納美國的奮鬥和成就，這並沒有什麼矛盾之處。在他們的虔誠對面，是無神論和同性戀，兩者可以被歸總在一起。
共和黨人所信奉的原教旨主義已經超出了宗教範疇。它對整個世界進行簡化，把許多不同型別的焦慮混合在一起：學校、毒品、種族、雞姦、俄羅斯，這還只是舉幾個例子；而它給出的，最簡單也最含混的解決方案是：美國主義，對美國主體性的強調。在黨綱檔案裡擬定了關於實務的條文，然後就再也沒有下文。除了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關於外交事務的演講，純粹的政治討論非常少。美國主義是大會主題，時而目中無人，時而多愁善感，就如同里根先生接受提名的演講一樣。按照共和黨的政治解釋，原教旨主義不只是一種消極的東西，而是和里根先生一樣富有格調。共和黨人「pro-life」。這本是反對墮胎的意思，但在這一週裡，這個片語開始被賦予另外一種隱喻的含義。「pro-life」就是要充滿活力、歡快並且樂觀，遠離另外一邊的陰鬱和悲慘，那些人只會談論問題和稅收。
並非所有與會共和黨人都是基督徒。亞洲人有一個專門的組。據說在達拉斯－沃思堡地區有兩萬印度人；按照亞裔美國人組宣傳冊上的說法，印度教對美國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解釋對移民和東道主都具有啟發意義。
印度人為了追逐「夢想」而移民美國：在這片「機會」的土地上徹底實現他們的潛能。他們來追逐夢想、願景和幸福，來追求卓越……最近幾年間，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從「綠卡持有者」變成了「公民」，從而能夠全面地參與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程式當中。他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美國作為他們的karmabhumi——因果（karma）或行動之地。
把得克薩斯視為因果的劇場——特拉梅爾·克羅會怎麼看待這種說法？但這其實不過是克里斯韋爾博士原教旨主義的印度教版本，而透過這個印度教的版本，可以從新鮮的角度看待某些事物。抓住經濟良機和好運不只是一種政治行為，也是一種宗教行為，是領受一個人的「業」。在這樣的背景下，宗教作為一種政治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利己主義，並且還能夠贏得掌聲。
到會的記者有數千人之多，其中一位對我說：「開大會就像吃自助餐。在會議大廳外面有無數活動。新聞辦公室（媒體運作中心）每天都會發布一份四頁紙的日程表，列出大約五十個活動：新聞釋出會、代表會議、早餐、午餐、派對、著名人物、時尚人物、古怪的組織和特殊利益集團，全都在爭奪大家的注意力。例如，第一天早晨最好去做什麼？不是有人說，有一家雜誌贊助了一場去參觀達拉斯漂亮住宅的活動？或者可以到大會中心，經過安檢，去聽得克薩斯小姐唱國歌，然後聽特拉梅爾·克羅的老套致辭？或者——這個活動就在我下榻的謝爾頓－達拉斯酒店舉行：
上午十一點，新聞釋出會，理查德·維格里和霍華德·菲爾普斯。主題：「自由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是否太軟弱？」嘉賓：前黑豹成員，埃爾德里奇·克利弗
埃爾德里奇·克利弗！他是六十年代末的著名人物：他曾經承認自己強姦過多位白人女性，在監獄裡待過好幾年；他是黑人穆斯林；也是《冰上的靈魂》（1968）的作者，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書，更像是札記彙編，其中充滿了非同尋常的暴力情緒，回應著那個時代的氛圍。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國待了幾周，聽到有人說，克利弗有一天會死在與fbi的槍戰中。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克利弗先後去了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尋求政治避難；在國外，他開始思鄉，於是又回到了美國，此時的他已是重生的基督徒。
今年早些時候，我在巴黎遇到一個人，他在六十年代末的革命時期拍過一部關於克利弗的重要電影。這位電影人認為，那個一度有過榮光的時期，現在看來只是一個充滿謬誤的時期。而克利弗自己現在也成了共和黨大會穿插的娛樂節目的一部分——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這似乎是一種大沒落。更讓人感到悲哀的是，到會議室後，我發現那裡沒有聽眾；克利弗也不是那裡最重要的人，他坐在第二排的最右邊，有些人似乎不知道他是誰；提問的記者沒有幾個，他們對其他來自平民保守稅團（populistconservativetaxcoalition）的人更感興趣。
這個黑人現在如此平凡，如此安全，而有人曾預言他將作為革命者在鋌而走險中死去。此前我只在他更早期的一張照片上見過他。他現在四十九歲，幾乎已經禿頂，所剩無幾的頭髮是灰色的。在他的眼睛裡和顴骨上，有一種類似中國人的平和；他看上去非常有耐心。他的眉毛很細，像是用鉛筆畫的弧；半睜半閉的眼睛一片祥和。
講臺上的演講者正準備結束自己關於自由主義者的演講。「他們不是對共產主義軟弱……他們是被共產主義軟化了。」演講者是一個身著深藍色西裝的大塊頭，他腰下鬆弛的肉令他顯得不那麼結實。講臺上標有「謝爾頓－達拉斯酒店&塔樓」，以備有人拍照用：歸根結底，每個人都有要推銷的東西。在演講者的右邊有一面美國國旗，從一根杆上垂落下來；國旗旁邊有一臺行動式銀幕。
演講者隨後讓他的一位同事講幾句話——他是cia的前僱員，小個子，他的話多少隻是在重複前面的人已經講過的話——「埃爾德里奇」的話。克利弗終於站了起來。站在cia僱員旁邊，他顯得很高大。現在的他大腹便便，甚至有一點鬆軟。他那藍色襯衫的衣領是白色的，長長的暗紅色領帶垂落在胸前。那種有格調的感覺讓人感到放心。
有人問到他的政治野心。他說自己想進入伯克利市議會。然後有人不免又問到他對福利制度的態度。他的答覆顯得疲憊，給人一種同樣的話已經重複過許多次的印象：「我之所以強烈反對福利制度，是因為它讓人民成為依賴聯邦制度的寄生蟲……我想看到黑人被納入經濟體系之中……福利制度是通往社會主義的踏腳石，因為它告訴人民，政府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多少就是他演講的全部內容。關於社會主義和福利制度的陳述，似乎這就是人們對「埃爾德里奇」的全部期待。很快就有人宣佈這次會議結束了。工作人員準備著再重來一遍。和在展銷會上一樣，表演一次又一次重複，其間夾雜著推銷商品的吆喝。
國旗旁邊的銀幕上又開始放映《你站在誰一邊》這部電影。這是一部關於美國戰後的衰落和困惑的影片。一個現代的聲音在講解一九四五年拍攝的一部老新聞片的片段：麥克阿瑟，重光葵，日本投降。克利弗離開了黑暗的角落，頭髮灰白，平靜地靠在一面牆上。兩三個記者上前去和他說話。但這個人展示出的那種全然的單純使得記者只問了一些已經被問過了的、了無新意的問題。
克利弗的性格有很多層面，但此刻，在一個正式的公共聚會上，他人卻無法用幾個簡單的問題解拆那種性格。要找到那個人，必須去讀他的書，寫於一九六八年的《冰上的靈魂》。這本書比我記憶中的印象更為動人和豐富，那個有很多層面的人就在書裡：他對宗教持續不變的感情，他對拯救的關注（作為羅馬天主教徒，作為黑人穆斯林，然後作為革命者）；他想要找到自己的共同體，這種需要不斷把他引向種種簡單的解決方案；他對自身變化的覺知；他的政治精明。
我非常熟悉那個進監獄的埃爾德里奇，但那個埃爾德里奇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我在某些方面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陌生人。你也許會覺得這難以理解，但是監獄裡的人非常容易失去自我意識。而如果他經歷過種種極端、複雜和不受約束的變化，到最後他就會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在這片充滿了對立和紛爭的土地上，那些真正關心美國黑人復興問題的人，一直在無休無止地應對那些走到了自己對立面的黑人知識分子……
在某種意義上，新左翼和新右翼都是黑人革命的產物。在民權運動的鬥爭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廣泛的全民共識，這種共識擁有足夠的智慧和道德去拒斥右翼。這種共識矗立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國家和混亂局面之間，是美國最寶貴的財富。但是有些人鄙視這種共識。
新右翼狂熱追求的，就是要侵蝕並破壞這一共識，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讓這種共識得以誕生的那些問題和情境已經不存在了。
一九六八年的「新右翼」變成了一九八四年的新右翼運動，克利弗就是後者的一員。來達拉斯之前，我對這個新右翼運動一無所知；而我所瞭解到的東西讓我感到困惑。新右翼運動就像到處都是空調的達拉斯一樣，是現代技術的產物，而其創立者理查德·維格里和特拉梅爾·克羅一樣，是一個不同尋常、視野寬廣的得克薩斯人。
維格里從事的行當是直郵募款。他為一些保守派的客戶服務——基督教領袖保守讀書會、反赦免逃兵協會和美國步槍協會（這份客戶名單是弗朗西絲·菲茨傑拉德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紐約評論》上列舉的）。後來他意識到，對於那些為小眾的或古怪的保守派事業捐助的人，可以鼓勵他們去捐助其他的保守派事業，並最終參與到更大、更有成就感的保守主義活動中去。他把郵件列表、計算機和天分都用上了；他找到了這個國家的保守主義核心，而他的計算機可以列出其中的人物。就如同岩石、甚或得州的墨綠色大理石的小孔洞裡可以噴湧出石油一樣，在維格里的懇請下，金錢也會從保守的美國基層噴湧而出。他成了搶手人物，政治家們必須對他大獻殷勤。
維格里是在謝爾頓－達拉斯的會議室舉行新聞釋出會（「自由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是否太軟弱？」）的明星。記者們想要看到和聽到的，不是克利弗，是維格里。但我不瞭解維格里過去的榮耀。我離開的時候，帶走的是克利弗給我留下的印象，還有一份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保守主義文摘》。這是維格里的雜誌，在裡面我沒有發現實質性的內容。它就像一份傳道雜誌，不斷重複著同一個理念，因此顯得冗長乏味（並且在智識上讓人尷尬）。而且在這份雜誌上，維格里的名字似乎和保守主義的資訊同等重要。
事實上，很難避開維格里這個名字。印著出版者的地方用的是這個名字；這份雜誌是「維格里傳媒的刊物，該傳媒是維格里公司的一個機構，公司總裁是理查德·a.維格里。」封面的內頁印有配圖廣告：「每日廣播評論，由理查德·a.維格里主持。」有七個地方提到維格里的名字。在雜誌刊載的內容裡，有一篇兩頁長的文章是理查德·a.維格里寫的，還有一封兩頁長的信，作者是出版者理查德·維格里；封底在為一本書打廣告，書的作者理查德·維格里預測將會爆發一場反對「精英統治」的革命，並預言將會出現一個新的「民粹」黨。廣告中列出了這本書（《建制與人民的鬥爭》）的一個主題：「怎樣運用自由主義的修辭，將其與保守主義的理念融會貫通。」
我猜想，這就是埃爾德里奇重新進入大眾視野的地方。
大會期間，你幾乎可以就任何話題拿到「宣傳資料袋」，裡面有一篇或幾篇已經寫好的文稿：關於西南貝爾移動公司的電話系統；關於at&t的運營（「在大會中心兩百萬平方英尺的範圍內，佈設了六十多英里的電話線和五千多門電話，可以滿足四千四百七十位代表和候補代表、一萬至一萬五千位嘉賓以及一萬三千名記者在通話和資料傳輸方面的需求」）；甚至還有關於莫羅堅果屋（「源自一八六六年」）的文稿，他們負責為代表們提供由堅果和乾果組成的「穿梭什錦」，之所以用「穿梭」這個詞，是因為這種食品以前是供應給太空梭上的宇航員的。
大會開幕之前的那個星期六，在新聞釋出廳的入口附近，莫羅堅果屋（「在全國有二百六十多家專營店」）的副總裁卡羅爾·莫羅親自推著一輛裝有穿梭什錦（以及宣傳資料袋）的手推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場景：如此隨意的邂逅，如此體面的女士，感覺就像是撞見唐恩都樂的老闆（如果的確存在這麼一個人）在派發甜甜圈樣品袋一樣。
給我通行卡的人在回答我的諮詢時說（通行卡要掛在脖子上：會議大廳和媒體區裡的每一個人脖子上都掛著東西）：「樓上還有資料，你拿都拿不完。」的確，在媒體運作中心狹長的桌子上，資料一定有好幾噸重：不管有名無名，每一個人都有簡歷；每一件事情的報道；還有從星期一開始，還沒有進行的大會演講的副本。從電視監控器上，你可以看到會議大廳里正在發生的事情：無須親身見證活動。精力充沛的記者，藉著那些已經寫好的資料和at&t的設施，可以整天把各種報道傳回報社。
但照片和電視螢幕都不能給人親臨會議大廳的感覺。大廳規模之大讓人難以置信。屋頂上那些高高的、縱橫交錯的鋼樑讓我想起了倫敦、帕丁頓和滑鐵盧的鋼架結構火車站（在達拉斯的高速公路附近，有人在複製建於一八五一年的水晶宮）。但是這裡太大了：我無法信任自己對尺度的感覺。
講臺上的演講人看起來很小。但是在大廳後面，講臺上方有一個大螢幕，正在播放演講人不完整的影像（也許是頭和肩），比真人大了好多倍。在屋頂的鋼樑上掛著一些較小的螢幕，同步播放著大螢幕上的影像；擴音器放大了聲音。第一次走進大廳，一個人的現實感會被擾動；你走進了一個不斷複製和放大自身、從而讓其顯得格外重要的場所：就好像在這裡，時間——那正在消逝的一刻，被拉長了一樣。
一位拉比正在主持禱告儀式，他的虔誠似乎恰如其分。這樣的場合放大了人，讓現場有一種宗教感。不是作為沉思的宗教或是對神聖的個體經驗，而是作為一種文化本質的宗教；人與人的緊密聯絡與兄弟情誼超越了物質需求。人們之所以來達拉斯，不是為了政治辯論，而是為了這樣的宗教。這裡的規模和氛圍，還有超現實的環境，讓我想起五年前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大片有天篷的居住區裡見到的穆斯林傳教集會。我覺得，在達拉斯看到忙碌、虔誠的助工四處派發糖果或某種象徵性的聖禮食品，並不會讓人感到驚訝。
電視本身並不能真實地傳遞這裡的氛圍。但是在大廳裡卻有必要看一看電視上播出的影片，因為有些事情的動態只有通過電視螢幕才能瞭解。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演講前，電視上先播放了一部關於她的短片。里根先生在這部片子裡親自把她介紹給我們，說這位女士有著與果爾達·梅厄和撒切爾夫人相同的地位。這樣一個女性主義的角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媒體已經盡職地報道說，共和黨人要在那天傍晚公佈與「性別鴻溝」有關的一些東西。
影片結束後，樂隊進行現場表演；代表們歡呼鼓掌。掌聲富有節奏，熱情洋溢，就如同在宗教復興運動的聚會上一樣。標語牌——上面寫著「我們說的是珍妮，我們愛珍妮」，是一些志願者寫好後，由其他志願者放在代表座位下面的地板上的——在電視鏡頭前被舉起和揮動：影片與現實，人們所經驗的真實場景與放大的影像記錄，令人困惑地持續交錯著。
演講稿可以取閱，不過柯克帕特里克的演講本身要比稿子豐富得多。這位演講人有著對語言的敏感；在大會期間，這是唯一一次能讓人看到真正的智識在湧動的演講，那是一種比政治智識更豐富的智識，儘管其中也有著種種對現實的簡化。演講的主題是「美國需要對俄國人及其盟友採取強硬立場」。這個主題被惡毒地編織進對另一個黨的那些美國人的嘲弄之中：「但是那樣一來，他們就會搶先指責美國」——這種剋制的修辭一再被重複，獲得了與馬克·安東尼的「但是布魯特斯是一個可敬的人」相同的效力（還有節奏）。聽眾對這次演講的反應非常熱烈；第二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張精彩的照片，照片上的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在成功的瞬間容光煥發，意氣昂揚。
然後會議大廳裡的演講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一位著名的黑人橄欖球運動員出來介紹了幾位奧林匹克運動員。這並非官方的安排，而是後來增補的節目；在介紹這位運動員時，主持人提到他個子很高（六英尺五英寸），還提到了相應的體重（我沒能記下來）。之後登場的是一些政治家，都很有名。儘管現場有音樂、掌聲和標語牌，他們的演講似乎全都很雷同，口吻雷同，連所用的僵死語彙也是雷同的。
霍華德·貝克：卡特－蒙代爾的組合給了我們兩位數的通脹；利率達到百分之二十一；外交政策就是任人發洩的沙包，經濟指數也非常糟糕。
凱瑟琳·奧爾特加：想一想，自從卡特－蒙代爾時代的通脹突破兩位數以來，已經過去了多久，百分之二十一的利率，糟糕的經濟。
瑪格麗特·赫克勒：我們現在走到了一個大十字路口上。我們可以在停滯與增長之間進行選擇，在天花亂墜的承諾和創紀錄的成就之間進行選擇。
貝克：今年的美國不是要在羅納德·里根和沃爾特·蒙代爾之間進行選擇，而是要在一個證明了自己能夠取得成功的團隊和證明了自己無法取得成功的團隊之間進行選擇。
赫克勒：對我來說很容易選擇。在羅納德·里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種特殊的、在神的指引之下的美國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把我父母從愛爾蘭吸引到了美國的海岸邊。
奧爾特加：我的美國同胞們，在合眾國新鑄造的一元硬幣上鑄有自由女神的側臉像，一九八六年，也就是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的中期，我們將會一起歡度這座偉大雕像的百年慶典。
這樣的場合或許就是這樣，這是慶典，是部落的宗教儀式，大家說了什麼並不重要（就像印度教的聖人，常常只要隨施功德，供人瞻仰，那就足夠了）。但這些演講如此缺乏個人色彩，如此相似，並不能讓演講者表達什麼。英語就像其他還有活力的文學語言一樣，總是在通過內部的典故豐富自身。如果不引經據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引用莎士比亞或欽定版《聖經》，引用眾多詩人、戲劇演員、導演、歷史學家或政治家中的一個，就難以運用這種語言。在一場戰時演講中，丘吉爾引用了詩人克拉夫的一句詩：「但是往西看呵，那是一片光明的土地。」克拉夫很快就被丘吉爾的名聲掩蓋，現在這句話成了丘吉爾的名言，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使用或曲解（現在也許主要用於反諷）。甚至撒切爾夫人也會化用（在她年輕時很有名的）克里斯托弗·弗賴伊的一部戲劇的劇名：「這位女士絕不回頭。」
在貝克、赫克勒或奧爾特加的語言裡，沒有什麼與之類似的東西。雷同的演講（或者非常近似）、雷同的口吻、雷同的性格（或者沒有性格）和雷同的語言：缺少弦外之音、已經被過濾過、了無新意；虛弱而僵死；計算機式的語言，有時會按照程式表現出激情，但卻不比廣告文案的油腔滑調更好。就好像在這個偉大的、把人放大的場合中心，有一種空洞，一種空虛。
關於這位在柯克帕特里克夫人後面登上講臺的黑人橄欖球運動員，我還聽到了一些傳聞。他名叫羅斯福·格里爾，是一位「電視人物」，一位「名人」。結束橄欖球生涯後，他在眾多職業中選擇了做裁縫。但在政治上，他的立場在另一邊。有人告訴我，羅伯特·肯尼迪被殺時他在場。所以他出現在共和黨的講臺上，被認為是一件轟動的事情；我認為，這解釋了他為什麼會在一開始顯得很笨拙。
聽完政治家的演講後，我想再去讀一讀橄欖球運動員的演講稿。（我沒有記筆記，各種資訊設施讓我變得懶惰起來）我後來去了媒體運作中心，就好像到了一個一切都會被錄下的天堂。
女孩笑著問：「什麼演講？」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