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裡有別人一堆堆高低不一的演講稿，但就是沒有關於格里爾的或者他本人的。他是後來才增補的演講人。
我說：「我猜明天報紙上會有他的演講稿。」
她說：「未必。」
的確如此，我在一家達拉斯的報紙上看到了格里爾，但是沒有找到他的演講稿。記者們既忙碌又順從，知道什麼該忽略掉。
第二天，美國第三十八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來到了大會現場。報紙上充斥著半是欽羨、半是惡毒的報道，說他在七十一歲的高齡收入豐厚，甚至超過了他那十萬美元的總統退休金。但是福特先生已經失去了右翼的歡心，（根據另一家報紙的報道）這也是ncpac（全國保守主義政治行動委員會）選擇在那一天舉辦得克薩斯募捐宴會，作為他們的「全美支援里根英雄會」專案的一項活動的原因。宴會的門票一千美元一張（媒體人士如果獲准參加，則是免費的），將在納爾遜·邦克·亨特的t環大牧場舉行，那裡距離達拉斯二十九英里。
邦克·亨特，一個人怎麼可能抗拒這個名字？這是一個試圖壟斷白銀市場的人；一個攜天文數字的財富進入黃豆和賽馬領域的人；一個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十億石油資產、並將其增值為二十億的人；一個如同其兄弟和姐姐，財富多到難以想象的人。
我和一個來自新澤西的年輕作家安德魯成了朋友。安德魯是開著一輛用六百五十美元買的舊車來達拉斯的；坐在這部沒有空調的車裡，我們向西駛出達拉斯，在溫度高達一百多華氏度的高速公路上，以六到三十英里的時速衝進熾熱的陽光之中。一路上有許多和我們一樣去往達拉斯郊外鄉下的車。其實那裡算不上鄉下。達拉斯－沃思堡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機場之一；一架接一架飛機拖著黑煙，彷彿排成兩隊，有規律地從炎熱的赭色天空下降到我們的視野中，飛機上的燈光突然就開始閃爍起來。高速公路上的通勤車流發出嘶嘶的響聲，四周的天空也在轟鳴。
安德魯曾帶著北方人的興奮說，亨特的大牧場有自己的高速出口。那的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你只是左轉下高速而已，有一個交通警察在對面的車道阻攔車流。草地青翠，在炎熱中讓人訝異；圍欄被漆成了白色。第一批助工就在裡面（還有最外圍的安保人員）：身著黑褲子和白襯衫的年輕男子，有些還戴著黑色或白色的棒球帽。
遠處有一座白色的大帳篷。我們的車駛向那裡。按照一定間距排開的低矮樹木讓這裡顯得更像是個果園，而不是景觀公園。我們把車停在離帳篷不遠的地方，走下車來。這次宴會安排了專門的「代客泊車」服務——一千美元一張門票，當然要有這樣的服務。身著黑褲子和白襯衫的年輕男子負責把車開到遠處的停車場去，然後再跑著回來——跑著回來，就好像這也是禮節的一部分似的。
安保人員對我們進行了安全檢查。我們把媒體通行卡掛在脖子上；年輕的ncpac幹事（他們自己的主辦方銘牌固定在襯衫口袋上，是用一種貼上紙做的）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這場宴會——該如何描述它呢？一個騎在白馬上的牛仔在笑，但又不是朝任何一個人笑，他不停地轉動著一個小套索，一會兒向上，一會兒向下。一個女牛仔跨騎在另一匹馬上。在「西部」打扮的酒吧裡，女孩和槍手在賓客間穿梭。人們騎在馴化的長角公牛身上拍照。從一個開放的帳篷裡傳出音樂和歌聲，是西部鄉村音樂。有一些排檔提供得克薩斯和墨西哥風味的食品。在開闊的地方，有人在烤牛排，油滴落進放在青草地上的一個長長的黑盤裡。有些人坐在一輛驛站馬車裡，駕著車繞著小圈；那不是真正的驛站馬車，也不是古董，是重造的。在另外一處，有一輛篷車，沒有套馬，停在那裡，顯然是一輛真的古董車。有三四個印第安人身穿滿是羽毛的傳統服裝，站在賓客中間，等著有人給他們拍照。
我們是在得克薩斯，這裡的高溫和景觀曾讓第一批定居者驚歎不已。一輛驛站馬車的平均時速是多少？六英里還是八英里？鐵路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建造的——當時火車時速能否達到十五英里？但是這場西部風格的宴會並不是對往昔的慶祝，它更像是一場「演出」；按照ncpac四處散發的宣傳冊上的說法，其實這就是一場演出，一場由一位專家和一家極其成功的公司（另一本非常全面的宣傳冊專門介紹了這家公司）共同導演的演出。影院和電視已經將往昔吞噬，這次宴會也許是為那些——像喜歡西部片一樣——喜歡這樣一個說法的人舉辦的：作為愛國者，他們喜歡西部片。而這種電影式的翻版西部正在被拍攝下來，準備在某個地方的電視上播放：演出巢狀著演出。一座裝有電視攝像機的紅色吊車不時在我們頭上伸展上升，背後是壯麗的落日景象。天空中有幾架輕型飛機：有人說也許是來赴宴的客人，正在降落。
另一邊，在遠離紅色吊車、電視攝像機、宴會和白色帳篷的地方，坐落著牧場的大房子。這所房子位於一塊略微隆起的土地上，四周樹木環繞，看起來平淡無奇。納爾遜·邦克·亨特和他的妻子正在從這座看起來平淡無奇的房子裡走出來，電視節目組和一些旁觀者走在他們前面，他們也許不只是賓客，也許是政治盟友，也許是被納入私密社交圈的人。節目組——攝像師、音效師和記者倒退著走路，和螃蟹一樣——讓行進的隊伍保持隊形和莊重感。出席宴會的人看到這樣的情形時，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氣，就像是見到了聖人或皇室成員。而他的家庭、財富和冒險經歷的確讓納爾遜·邦克·亨特稱得上是一個傳奇人物；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誰能和他相提並論。而他就在這裡，在他自己的牧場上，為了一個他認為美好而虔敬的事業，擔當著半個東道主的角色。
很難聽清楚他在對電視記者說什麼。他說話的聲音很柔和，似乎在斟酌用詞；只有兩三次我聽到了「保守」這個詞。他似乎在對保守主義事業的發展表示滿意。
那天在《達拉斯新聞晨報》的「自畫像」調查表上，他把「貪吃」列為自己最大的惡習（他顯然愛吃冰激凌）；但是與倫敦報紙上刊登的、他在「白銀案」時期的照片相比，現在的他瘦了很多。他說自己最喜歡藍色；此刻他的確穿了一件淺藍色的襯衫，領帶是皮革的，並不比鞋帶厚，但是在最上面的紐扣處，領帶沒有打結，而是支起了一枚銀質硬幣，也許他這是在以開玩笑的方式影射「白銀案」。他說話時半帶笑意。他妻子站在他身旁，顯得非常矮小，一直在笑，似乎對這樣的場合感到非常滿意——無論是宴會、賓客還是事業都令她滿意。她彆著一枚馬蹄形鑽石胸針——就這一點奢華的痕跡，幾乎像是一個小小的玩笑（和她丈夫的銀質硬幣相映襯）；這枚胸針和她的笑容一道，就像是送給我們這些賓客的禮物。
然後他們又和他們的媒體隊伍一道向前走，經過了身披亮麗羽毛的俄克拉荷馬印第安戰士（bluehail酋長和他的部屬），經過了複製的驛站馬車和馴化的長角公牛：邦克·亨特夫婦在行進的過程中顯得非常和善與熱心公益，他們代表的是金錢、好運、石油、土地、工作、回報、上帝以及老派的做事方式，體現了一種把複雜的美國品德變得非常簡單的能力——現場的燒烤和宴會的用意正是要頌揚和保衛這樣的品德。
有人召集大家去晚宴現場。是敲鐘還是抽響鞭，我不記得了：召集的方式是西部式的，不尋常的方式，是這場昂貴活動的民俗演出的組成部分。巨大的帳篷裡坐了近兩千人，裡面安裝了空調（五百噸的空調裝置是由休斯敦移動空調公司專門運來的，這是一家為煉油廠提供製冷裝置的公司），真是不可思議。出席晚宴的約一千七百名賓客受到了嫻熟的款待（晚宴是由達拉斯的美食家多蘿西·貝里設計的）。
祝福儀式由傑裡·福爾韋爾主持。他是原教旨主義浸禮會傳道者，右翼的宗教明星，第二天還將在大會引介里根夫人之後主持祝福儀式。那天傍晚早些時候，福爾韋爾跨騎在那頭得克薩斯長角公牛身上，供周圍的人拍照。此刻，他站在帳篷裡的講臺上，燈光照射著他，一臺臺電視攝像機在運轉；他走進宴會的美國精神之中，又讓他自己的宗教精神籠罩住了整個現場。他徑直向神籲請：「這個傍晚奉獻給您。」得克薩斯人的叫喊聲在「阿門」之後響起。這些叫喊聲並不是要褻瀆神聖。這些人有著真正的謙卑之心（是有所成就者的大謙卑，而非失敗者那種沒有價值的謙卑），讓自己站在神那一邊，抨擊一切不虔誠之人事，一切對這樣的場合構成威脅之人事。
美德本身就是一種回報。有人伸手幫助邦克·亨特登上講臺，他隨後宣佈，宴會吸引到了一千六百五十位付費賓客，而不是他和ncpac一開始所期望的四百多。扣除成本費用，帳篷裡的賓客在這個傍晚為ncpac的「全美支援里根英雄會」捐助了一百多萬美元。
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坐在我們媒體這一桌的一位中年攝影師變得異常興奮。沒有朋友或同事與他隨行，他需要找人說話。他在暗黑色的桌子對面說：「我拍了一張傑裡·福爾韋爾騎在長角公牛身上的照片。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拍到這樣的照片。我還拍了一張邦克的照片。邦克走在路上，看到草地上有一個叉子。他彎下腰來。他彎下腰來，拾起叉子，放進口袋裡，然後說：‘這就是省錢之道。’」
偉大的一筆，這個故事已經變成了傳奇。
正是在這樣一種成功和集體自得的氛圍中，現場放映了ncpac的電影《羅納德·里根的美國》。我們這些坐在媒體桌的人是反著看的。銀幕就放在我們面前，把我們和那些百萬富翁分隔開來。
電影一開頭有約翰·韋恩的幾個鏡頭。影片讓他看上去像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物，幾乎可以說是歷史人物，而不只是一位現代演員。影片要告訴觀眾，所有像韋恩這樣積極向上、努力工作、為這片土地奉獻生命的人，都是英雄。其中潛藏的意思是，在里根先生身上，韋恩精神復活了。在里根先生從政早期，他的演員生涯也許是一件令他尷尬的事情，但現在卻成了他的優勢。美國精神已經成了保守主義者的理想；而最急於表現這一精神，最理想化、也最多愁善感的（右翼的任何理想都很需要這種多愁善感），是漫畫書（《美國的社會公正》），是低階別影院裡放映的電影。
如此驚人的財富和權力，如此驚人的科學和組織，被如此鋪張地用在得克薩斯宴會的一夜演出上。在開車回達拉斯的路上，路旁的景象看起來如此閃亮。但是成就越大，允諾越多，想到這一切都有可能煙消雲散，就更加令人痛苦。正是懷著這樣一種對危機的預感——保守主義者的多愁善感的另一面——埃德·詹金斯第二天上午在謝爾頓－達拉斯酒店的ncpac會議室發表了他的演講。
安德魯和我是一起去的。我們和埃德·詹金斯聊了起來，時間尚早，而他又是那裡唯一一位成年人。他非常熱情、開放而且迫切希望能幫助他人。他離開堆滿文獻的櫃檯，和我們一起圍坐在一張圓桌邊上。在我不安地提出要求之後，他甚至關掉了《羅納德·里根的美國》的聲音——前臺附近似乎一直在播放這部電影，也許是為了吸引路過的人進來。
埃德·詹金斯，三十二歲，在保守主義聯盟全職工作，這個聯盟是ncpac內部的組織之一。ncpac的主席也是保守主義聯盟的全國總裁。保守主義聯盟（call）有一個叫「全美生存聯合會」（ncas）的專案，正在運作「人權與國家生存計劃」（hrnsp）。埃德·詹金斯談話的焦點是hrnsp；還有準備好的宣傳資料袋，讓我們對這個計劃有了「基本的瞭解」：「美國政府必須停止向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政府提供技術、信貸、金錢和安全保證，以避免他們侵犯人權及犯下其他針對神和人類的罪行。」
談及call，埃德·詹金斯這樣說：「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並把它趕回去。我們認為共產主義不應該存在。我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像我們一樣自由。」他們尤其對美國把高科技出口到俄羅斯感到擔心。
然而這場運動開始的時候更為簡單，甚至只關注國內事務。「call是七年前成立的，以前叫‘保守主義者反自由立法聯盟’，去年改了名稱。其宗旨是與肆意的自由化立法進行鬥爭。」埃德·詹金斯這句話主要針對的是busing問題。「美國人民不想要busing。」busing讓許多家庭過得很糟糕；埃德·詹金斯有一個妹妹儘管搬到了離她丈夫工作的鎮子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地方仍然在被busing折磨。
「這個國家有一群人在逃避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在不自知的情況下發起了這個運動。我當時知道我會去私立學校上學，我還記得我父母那種不顧一切的勁頭——他們是在努力逃離一種東西。」
我認為安德魯不是保守主義者。但是當埃德·詹金斯說起busing問題——與hrnsp以及俄羅斯人的話題相去如此之遠，但我們又可以從中看到埃德·詹金斯的政治道路的邏輯，對他這樣一位不願擂響種族之鼓、甚至不願承認種族衝動的理想主義者來說就更是如此——在埃德·詹金斯說話的過程中，我看到安德魯儘管有著作家的冷靜、甚至還有學院背景，卻表露出同情的神色，並且在做出回應。安德魯來自新澤西，完全理解埃德·詹金斯所談論的問題。
埃德·詹金斯繼續說道，正是因為busing問題，人們才開始把他們的小孩送到教會學校去上學。也正是因為busing問題，宗教原教旨主義才變得可敬起來。
於是，十六年後，這裡的情勢出人意料地證實了埃爾德里奇·克利弗在《冰上的靈魂》中寫下的話：「在民權運動的鬥爭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廣泛的全民共識……新右翼狂熱追求的，就是要侵蝕並破壞這一共識，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讓這種共識得以誕生的那些問題和情境已經不存在了。」
埃德·詹金斯說：「應該說，此前，原教旨主義者對政治並無興趣。人們對他們的看法是，在這個國家他們並非一種重要的力量。但你也一定得明白，新右翼運動不只是一種原教旨主義運動。它屬於所有人。但原教旨主義運動是新右翼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不是原教旨主義者，但我非常尊重他們。
「我自己屬於新教聖公會。這是美國的主流教會之一，但我後來離開了，原因是我在那裡聽不到宗教的聲音。我聽到的是我們的牧師在怒斥我們的政府、社會的不公，還有越南戰爭。他會告訴我們，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我們計程車兵正在殺戮婦女兒童。當時我有三個姻親兄弟在越南，有兩個再也沒有回來。
「這裡的變化非常富有戲劇性，非常微妙。我認為美國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信奉的自由主義為今天的右翼創造了權力基礎。
「就像我剛才說的，我脫離了教會，因為我的牧師認定宗教必須成為社會運動。那些主流教會，比如新教聖公會，實際上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如果一個原教旨主義教會牽涉進某種政治事務，那他們就是一群瘋子。而如果是主流教會在——用我們的錢——把牧師派到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鎮、去捲入暴力事件，那就是出於社會公義，而非出於政治動機。」
安德魯和我沒有做任何提示，埃德·詹金斯開始說起他的家族史。這是他坦率性格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在回應我們對他的興趣。
「我父親非常保守。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倫城長大，家裡非常貧窮，祖輩來自愛爾蘭或威爾士。我母親家有一些德國和荷蘭血統。我父親或許是最典型的美國人。他靠勤工儉學讀完高中和大學，經常同時做三份工作。他之所以去讀新聞專業，是因為上不起醫學院。但他後來又回去就讀，終於成了一位醫生。那是在他二十七歲到二十九歲期間。起初他一無所有。他在五十七歲時因為過度勞累去世，但他完成了兩件他立志要做的事情。不只是成為醫生，而是要盡力成為最好的醫生；另外一件事情是確保不讓他的孩子再重複他的遭遇。他會給我們講故事，他的母親也在場，說起他在發育時一週也許只能吃一次肉——他那時還只是一個孩子。因為家裡太窮，我父親——我不想說營養不良——得不到足夠的維生素和食物，也因此一生都非常瘦弱矮小。」
埃德·詹金斯並不瘦弱，但他多少遺傳了他父親的小個子。
安德魯有部分俄國血統，他問：「你的祖父呢？」
「只要能找到活做，他就在工廠做工。我祖父是美國第一支橄欖球隊的球員。他去世的時候非常窮。那些最早加入球隊的人賺不到錢——那時的一場冠軍爭奪賽，贏球的球隊每個球員只能分到五美元。」
從某一角度來看，這是在一片富饒的土地上發生的關於貧困的故事；在許多國家這也許會激起人們心中的憤怒。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又是一個關於奮鬥向上的故事：祖父是工人，父親是醫生。這也是埃德·詹金斯的看法。「美國人一出生就開始獲得這樣一種觀念：任何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理想去奮鬥，只要他們擁有願望和意志，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這就是美國的美好之處。我還記得鄰居家的小孩因為各種事情惹上麻煩，被家長打屁股。在我們家裡無論是誰，最糟的事情就是不盡全力，不管是割草還是學習。」
安德魯說：「你會因為這個被打屁股？」
「是的。」
我問他：「你父親是哪一年去世的？」
「一九六七年，就在我快滿十六週歲的時候。我父親反對政府的做法。他覺得我們的政府正在創造一個福利國家，在他看來，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委婉說法。除此以外，他覺得我們的政府在向共產主義者讓步。他相信共產主義者想要統治全世界。在去參加大會之前，他一直是一個戈德華特共和黨人。他把我也帶去了，那一年我十二歲。」
所以埃德·詹金斯不僅從小就接觸到了正式的政治活動，在他的家庭取得成功之際，他還接觸到了危機和動盪的概念（新的恐怖取代舊的恐怖），以及剛剛把握一個世界、旋即又被奪走的概念。
「我感到政府正在摧毀美國的機體，摧毀讓美國得以偉大的一切。」
但那個美好時代、那個安全時期是什麼時候？
「人們有時問我，誰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總統。有人說是肯尼迪。我不這麼看。儘管我的看法可能會讓我顯得狹隘，但我還是要說，是泰迪·羅斯福。他是一位戰士，一個頑固的人。他幾乎可以說是美國的銷售員。美國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去證明這一點。他的一些品質也是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所推崇的品質——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傾盡全力。關於泰迪，你可以這樣說：當他承擔起一項任務時，他總是帶著熱情、帶著對生活的愛去完成它。他熱愛生活。他熱愛美國。」
埃德·詹金斯原本打算為保守主義聯盟工作了一年，結果一待就是四年。這在經濟上是一種犧牲，但他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他必須這麼做。「就像我父親擔心他的孩子們一樣，我也擔心我的孩子們。」
安德魯被埃德·詹金斯打動了，比他自己預想的還要感動。「右翼的很多人都會這樣講述貧窮和奮鬥的故事。」
安德魯是對的。「早年的貧窮」是那天傍晚的兩場大會的演講主題。參議員多梅尼西講述的是他貧困的父親在新墨西哥開雜貨店的故事。浸禮會牧師希爾先生是一個黑人，他講述的是自己一九四七年睡在達拉斯的一個豬圈裡的往事。新聞網路沒有播出關於豬圈的演講，讓一些人難過不已。這樣的演講能在政治上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組織者在大會期間向與會者分發了多份刊物，《總統聖經記分牌》是其中之一。據說（有多個來源相互印證）其目的是披露總統和副總統對於諸多問題的看法，包括墮胎、同性戀、女權、戀童癖、色情作品、核裁軍和校園祈禱等問題。正如這些問題全都被視為「聖經」問題一樣，它們似乎都成了「對與錯」這個大問題的不同方面，需要的只是一種特定的信仰。
里根先生在《記分牌》裡得分不太壞。在他當上總統之前，有一次一位記者問他：「州長，你生活裡的榜樣是誰？」里根先生說：「哦，這太容易回答了。那個來自……」看了《羅納德·里根的美國》里約翰·韋恩的那些鏡頭，還有對里根先生演員生涯的著重刻畫，你也許以為里根先生會說：「那個來自拉勒米的人。」但他說的卻是：「那個來自加利利的人。」說來也怪，在大會這一週的時間裡，這兩個人似乎並無二致。瀰漫整個大會的懷舊情緒——舊美國、舊信仰、西部（或西部片）、老電影和老明星——讓兩種信念走到了一起，而且幾乎沒有瀆神的意味。里根先生把他的三種角色：演員、政治家、老派基督徒，融匯在一起，讓自己變成了一個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他是人們諸多需求的答案；在複雜多變的右翼，有許多人在他身上實現了自己的想象。他是一位演員：演員可以沉默寡言，但仍然寓意良多。
週三，在希爾先生（以盛氣凌人的、浸禮會的風格）做完關於豬圈的演講之後，會議中心放映了一部關於里根夫人的影片。片中的她在為一塊紀念她父親的牌匾揭幕；她父親是外科醫生；她似乎在啜泣。裡面還提到了她的演藝生涯。弗蘭克·西納特拉唱了一首關於南希的歌。里根先生動情地說：「我不知道沒有她我會怎樣。」最後他們走下斜坡，走進了一片樹林。
燈光亮了，掌聲響了起來。我們驚訝地發現，放映這部影片並不意味著里根夫人就不出場了。影片放映過程中，里根夫人被接到了會場，此刻她正站在講臺上，身著白衣。更令人驚訝的是，後面的大螢幕上播放的不是里根夫人的大幅照片，而是里根先生在特拉梅爾·克羅的阿納托爾酒店房間裡的即時場景。里根夫人朝著大螢幕揮手。有一兩秒鐘，里根先生似乎有點困惑，但隨後也揮手回應。這是天倫之樂的偉大時刻。這就夠了，這就是代表們所需要的。現在里根先生只需要出場就可以了，那將是我們在最後一天的節目。
在他的演講中，和政治有關的部分他只是在重複其他人說過的話。最後富有詩意的部分，也就是關於「希望的春日」那一部分，與其說是演講、是詩與語言的事情，不如說是一部簡短紀錄片的梗概，描繪的是一個多種族的、地貌多變的美國。於是，在這場盛會達到高潮之際，和那麼多場演講一樣，其核心空空如也。總而言之，那種關於宗教和美國精神的懷舊情緒似乎只是暴露了一種智識的空缺，而大會所用的那種計算機語言只是揭示了這些政治人物想象力的貧乏。「似乎」——儘管大會安排了禱告和祝福儀式（最後的祝福儀式將由克里斯韋爾博士主持）——「似乎靈感已經枯竭，似乎不會再有巨大的希望、宗教、喜悅的歌曲、智慧以及比喻。」
這些話是愛默生說的，說的是英格蘭。《英國人的性格》發表於一八五六年，是愛默生對自己在一八三三和一八四七年兩次英國之行的記述。他感到當時的英國儘管擁有至高無上的霸權，卻已經在走向衰落，而英國的智識生活正在被關於權力、金錢和正當性的過度意識所窒息。「他們在低下的水平上運用每一種才能。」愛默生寫道，「也許可以說，他們在一種次意識中生活和行動。」在達拉斯華麗的外表下我也感覺到了類似的東西。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權力」，而這種權力似乎太輕巧了：國家權力、個人權力和新右翼運動的權力。和愛默生在英格蘭時一樣，我走在達拉斯的會議大廳裡，如同「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沒有什麼能在這裡生長出來。」
（馬維達譯）
美國得克薩斯州第三大城市。
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美國最大的本地和長途電話公司，建立於1877年。
猶太人中的一個特別階層，是老師，也是智者的象徵。
為平衡黑白學童比例，用車接送外區兒童上學。
西奧多的暱稱。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