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鐵門的屍體
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像博爾赫斯那樣勾勒一個故事：
獨裁者被推翻了，過半人民歡欣鼓舞。是他讓監獄擁塞，國庫空虛。和許多獨裁者一樣，他起初做得不壞。他想讓他的國家變得偉大。但他自己並非一個偉大的人；而這個國家大概也無法變得偉大。十七年過去了，這個國家依然缺少偉大的人；國庫依然空虛；人民處在絕望的邊緣。他們開始回想起，獨裁者曾經夢想讓這個國家變得偉大、回想起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經慷慨饋贈窮人。獨裁者在流亡。人民開始呼喚他的迴歸，而獨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獨裁者的夫人。她熱愛窮人、憎惡富人，她年輕美麗。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為她死於獨裁中期，死時仍然年輕，而她的遺體一直奇蹟般地沒有腐爛。
博爾赫斯說：「我可永遠也寫不出這樣一個故事。」
在被剝奪公民權利並流亡十七年後，七十六歲的胡安·庇隆在被稱為鐵門的馬德里郊區向阿根廷軍人政權宣佈媾和條件。一九四三年，陸軍上校庇隆積極鼓吹激進民族主義，發展成為阿根廷的一股勢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兩次選舉中獲勝，成為掌控阿根廷的獨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沒有正式職務，卻和他一道執掌政權，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為她花費重金做了防腐處理，現在，她的屍體停放在鐵門，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軍隊推翻僅一年之後，庇隆在巴拿馬寫道：「我擔心某些奸猾的人將控制阿根廷。」現在，阿根廷在歷經八任總統之後（其中六任是軍人），正處於一場沒有哪個阿根廷人能夠完全解釋的危機之中。國土像印度一樣廣闊，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盛產牲畜、穀物和巴塔哥尼亞石油，並且在安第斯山脈擁有富饒的礦藏，這個強大的國家卻無法解釋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懷不滿，突然間人人又幾乎都成了庇隆主義者。其中不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捨過的工人階級，有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還有年輕的中產階級。在這些年輕人父母的記憶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竊賊。
比索已經跌入地獄：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兌換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時期以來，通脹率一直穩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現在已躍升至百分之六十。銀行的儲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當通脹到達這樣一種爆發階段，只有做火災保險才能賺錢。保費上漲，索賠減少。當物價一週周飛漲，不知為何很少發生火災。
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就是一場夢魘。籌措資金幾乎不可能；就算籌到了，如果你要買房子，拖延一週就可能讓你多支付兩三百美元（許多商人更願意用美元進行交易）。工資、物價和匯率：人人都在談錢，有經濟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購買美元。很快，甚至連遊客也感染了這種歇斯底里。兩個月內，一間酒店客房的價格從七千比索漲至九千比索，一包煙從六百三十比索漲至八百二十比索。貨幣只能小額兌換；必須時刻關注市場行情。比索對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這是公眾過度恐慌，還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猶豫不決就會損失金錢：比索又反彈到了一千一百。博爾赫斯的翻譯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將結束，「你會覺得」，他說，「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消耗在了兌換所裡。有些下午，我會像別人逛商店一樣去逛兌換所，只是為了看一看匯率。」
政府不時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漲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卻跟不上物價的上漲。大使夫人說：「這段時期，我們已經能夠計算出漲薪的間隔和漲價的間隔。」大家都在兼職，有時還會做三份工作。每個人都沉迷於賺更多的錢，同時又會趕快把錢花出去。大家都在賭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區的保守城鎮門多薩，賭場也是顧客盈門；賭客多是來自工人階級，月薪一般只相當於五十美元。週四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處都有人排隊等著兌現足球彩票。足彩每週開一次獎，是全國矚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勞工贏得三億三千萬比索的鉅獎，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機。在門多薩曾經發生多起騷亂，軍隊被迫逃離。而在接下來的一週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支游擊隊殺死了他們在十天之前綁架的一個菲亞特公司的經理。就在同一天，游擊隊在附近的工業城市羅薩里奧設下埋伏，殺死了第二軍軍長桑切斯將軍——這位將軍有著好施酷刑的惡名。血債血償：軍隊中有一夥人因此想要撕毀與庇隆的協定，並阻止定於來年舉行的選舉。但是巴拉圭人的幸運讓所有會談的氛圍都變得明朗起來，樂觀的態度重又出現，人們的神經也鬆弛了。小小的危機過去了。
游擊隊仍在實施襲擊、搶劫和爆炸；他們偶爾仍會進行綁架，偶爾也會殺人。游擊隊員是一些來自中產階級的年輕人，有些是庇隆主義者，有些是共產主義者。搶劫了那麼多銀行之後，各個組織變得富有起來。根據我所掌握的資訊，去年在科爾多瓦，一個學生加入庇隆主義游擊隊，每個月可以獲得相當於七十美元的報酬；律師則可獲得三百五十美元。「你可以通過他們的摩托車、他們的囂張、他們的炫耀來認出那些年輕的庇隆主義游擊隊隊員。就像詹姆斯·迪恩那種型別。非常瀟灑。」另一個獨立見證人這樣描述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見的游擊隊員，「他們反對美國。但其中一個在一家美國公司任高層。他們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誰。他們把自己看作是某種漫畫書上的英雄。白天是辦公室裡的克拉克·肯特，晚上是帶槍的超人。」
一旦做出決定（三十一歲的女人說），你的感覺就會好起來。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支援革命，他們現在感覺好多了。但有時他們就像小孩，看不見太多未來。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去看電影。他差不多三十三歲。我們看的是《薩科和萬澤提》。結束時他說：「我為自己沒有成為游擊隊員而感到羞恥。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我覺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謀。」我說：「但你沒有暴力傾向。游擊隊員必須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豐富。你必須唯命是從。如果不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條。」而他又說：「你不覺得羞恥嗎？」
電影製片人說：
我認為在馬克思之後，人民對歷史充滿了自覺。殖民主義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們認為自己在這一程式中擔當了某種角色。這和完全沒有歷史觀同樣危險。人民因此而變得非常虛榮。他們生活在一種智識的蠶繭中。從他們那裡拿掉行話和革命理念，大多數人的頭腦將變得空空如也。
游擊隊向著北方去尋求靈感。自一九六八年巴黎運動以來，有人一直夢想把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擊敗「人民」的敵人。游擊隊簡化了阿根廷的種種問題。和北方的校園與沙龍里的革命者一樣，他們找到了自己的敵人：警察。於是在智識水平不那麼穩定的南方，北方的社會－智識遊戲變成了可怕的現實。數十名警察被殺害。警察則以恐怖來回應恐怖。他們和游擊隊一樣實施綁架和殺戮；他們實施酷刑，主要針對生殖器官。一個被警察關押的囚犯從視窗跳了出來，媒體只用了豆腐塊大小的版面報道這件事情。一些人被捕，隨後又被正式「釋放」；他們有時會再度出現，有時則不會。一天早晨，街上發現了一輛被燒燬的廂式貨車，裡面有兩具炭化的屍體，他們是兩天前從家裡被強行抓走的。「我們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國家？」其中一個人的遺孀問道。但是第二天她變平靜了，撤回了對警察的指控。有人「拜訪」過她。
「朋友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暴行，」諾曼·迪·喬瓦尼說，「這讓人噁心。但這裡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我妻子的表兄是游擊隊，」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時說，「他在羅薩里奧殺了一個警察。八個月前，他失蹤了。他死了。」關於這件事，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們談起了別的事。
傍晚時分，在商業步行街上，有時會有穿著長筒靴和黑色皮夾克計程車兵牽著阿爾薩斯犬巡邏：狗的尾巴貼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後掠。雪佛蘭警車在霓虹閃耀的街上不停游弋。到處都有帶著機槍的警察。還有身著瓦灰色制服的騎警，戴著藍色頭盔的反游擊隊摩托車隊，以及那些穿著裁剪精良的西裝、突然出現的年輕人——他們從沒有牌照的車裡跳將出來，他們是便衣警察。再加上軍隊的amx坦克和雲雀直升機，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武裝力量，也真的發揮了威懾作用。
就好像政權的力量現在只被用於維繫政權的存在，法律與秩序自身變成了目的：這是阿根廷貧瘠與荒蕪的一部分。人民非常勇敢；他們實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們死去。但這些都是分散的、不為人知的事件，媒體的報道讓它們變得更加模糊不清——這些媒體雖然自由，但卻並不能勝任其職責，似乎無法從它們所報道的事件中找到規律。也許媒體是對的，在阿根廷幾乎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新聞，因為國家並沒有發展，也沒有什麼事情得到了解決。這個國家似乎在和自己玩遊戲；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蟻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種種事件，充滿了危機和死亡，但生活只是在原地打轉，一年的結束總是和開頭一模一樣。即使是桑切斯將軍的死也沒有引發危機。他徒勞地實施酷刑，徒勞地死去。他只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卻沒有在身後留下痕跡。事件總是比人更重要。現在似乎只有一個人有能力改變歷史，就像他過去那樣。而他正在鐵門等待著。
衝動讓我們的敵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寫道），並且摧毀他們……（推翻我的）革命沒有目標可言，因為它只是一種反應……軍人掌握了政權，但沒有人真正服從他們。政治亂局正在逼近。經濟被交給一些小職員治理，一天天變得更糟……社會秩序受到無政府狀態的威脅……這些獨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們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最終將迷失在一條沒有前途的道路上。
庇隆的迴歸，或者說庇隆主義的勝利，已經為人們所預見。據估計，阿根廷人已經將六十到八十億美元轉移出國。「人民並沒有捲入，」大使夫人說，「你要記住，誰要是有錢，誰就不是阿根廷人。只有沒有錢的才是阿根廷人。」
即便擁有如此多的財富與安全感，即便出逃計劃已經擬定，即便置身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北區舉行的雅緻晚宴，衝動仍然會闖將進來。「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緊拳頭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再也沒有生活了。每個人都在用指尖緊緊摳住生活不放。這個地方死了。有時我吃完午飯就上床去，一直躺著。」年老的管家戴著白手套；房間裡所有的護牆板都是在世紀之交從法國進口的。（這些阿根廷貴族是多麼輕快，他們的安穩生活又是多麼短暫。）「街道被挖開，燈光黯淡，電話無人應答。」大麻（最後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過去了，情緒沒有改變。「這裡從前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一個偉大的港口。那是二十年前了。現在它被搞砸了，寶貝。」
而那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那些更好的人，他們並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卻處在極其嚴重的焦慮之中，唯恐會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個人生命中最具創造性的歲月被荒廢掉，或是因為一場對他們並無好處可言的革命，或是因為一段血腥的獨裁統治，又或者只是因為混亂。通脹和比索的暴跌已經讓許多人處境困窘。這個國家最傑出的漫畫家門基·薩巴說：「我們看著電視上月球都更容易。但我們不瞭解玻利維亞、智利甚和烏拉圭。原因？錢。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集體性的瘋狂。因為從前在這裡總是很容易賺錢。現在我們被孤立了。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冬季仍會在五月到來，隨之而來的，是在科朗劇院上演的歌劇。標價二十一美元的交響樂門票很快就會售罄。但這片土地最為珍貴的神話，財富的神話，已經被奪走：財富曾經十分巨大，以至於阿根廷人會告訴你，有時殺掉一頭牛，只是為了吃舌頭，而南美大草原上的遊客可以隨便殺牛吃牛，只要他把牛皮留給地主就好。溼潤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層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饒的阿根廷，如此幸運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總人口不到一百萬，布宜諾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里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盤。隨後，在不到一百年前，經過六年的大屠殺，印第安人被追擊並滅絕；大草原開始奉獻它的寶藏。偷竊而來的、血腥土地上的廣袤牧場，突然出現了一群充滿嫉妒之心的殖民貴族。加上充當勞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總人口達到了八百萬。移民主要來自西班牙北部和義大利南部，他們不是來做小業主或拓荒者，而是來為大牧場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服務的。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港口城市也是為大牧場服務的。龐大而繁榮的殖民經濟以牲畜和小麥為基礎，同時又與大英帝國聯絡在一起；城市無產階級像大牧場貴族一樣突然出現；一個完整的、突然出現的人造社會被強加給這片平坦的、荒無人煙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博爾赫斯在一首題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話》的詩中這樣回憶無產階級在城中的蔓延：
unacigarreriasahumócomounarosaeldesierto.latardesehabíaahondadoenayeres,loshombrescom#note_5">[5]，是人們騎馬玩樂的地方。一片棚戶區，街道上沒有鋪磚石，有幾條發黑的、汙穢的小河溝，但房子是磚砌的，有時還建有二層：一片安居樂業之地，有超過十五年的歷史，還有商店和各種標牌。這裡居住著七萬人，幾乎全是印第安人，他們來自北方以及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神情茫然，顯得有點愚笨；於是你會突然間意識到，你並非身處巴黎或歐洲，而是在南美洲。在這裡負責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團」的成員。他身著黑色皮夾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風格過於簡單，正在隨著擴音器裡傳來的阿根廷歌曲震動。先前有人悄悄告訴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許是身邊朋友的改換讓他變得虛榮了起來。他當然是庇隆主義者，他說他的所有印第安信眾都是庇隆主義者。「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義。我可以和你談庇隆主義談上五年，但你永遠不會聽明白。」
但我們能不能試一試？他說庇隆主義不關心經濟增長；他們拒斥消費社會。但他不是剛剛還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內地令許多人失業，而他的棚戶區每走一個印第安人，政府就會再送來兩個？他說他不打算浪費時間和一個美國人說話，有些人只關心國民生產總值。他離開我們，笑容滿面地朝著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衝了過去。河上吹來的風很潮溼，混凝土房子的溫度降了下來，我想走了。但和我一起來的人很不安。他說我們應該再等等，告訴神父我不是美國人。我們就在那兒等神父回來。神父窘迫不已，解釋說庇隆主義真正關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長。這樣的發展已經在古巴和中國發生過，這些國家都朝工業社會背轉身去。
有人這樣向我介紹他們：這是一群「民權」律師。他們很年輕，衣著時尚，那天早上開會是為了起草一份反對酷刑的呼籲書。頂樓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蕩蕩的；來訪的客人都會從貓眼裡被審視一番；每個人都在竊竊私語；屋裡瀰漫著香菸的煙霧。密謀，危險。但是有一個律師轉而注意到我被邀請共進午餐，午餐時——他喜愛昂貴的美食——他明確地表示，他們所抗議的酷刑不能等同於庇隆時期的酷刑。
他說：「如果正義是人民的正義，有時一些人會做出過度的事情。但最終來看，重要的是正義應該以人民的名義來行使。」誰是人民的敵人？他的回應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國內的同盟。統治寡頭、資產階級寄生蟲、猶太復國主義，還有左翼那些替歐洲列強賣命的‘偽軍’——我們用‘偽軍’泛指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似乎是一份完備的名單。誰是庇隆主義者？「庇隆主義是一場革命的民族運動。一場運動與一個黨派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們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庇隆主義者就是任何稱自己為庇隆主義者並且像庇隆主義者一樣行事的人。」
這位具有強烈反猶傾向的律師，自己就是猶太人；他來自一個反庇隆的中產階級家庭。一九七〇年，他在馬德里遇見庇隆，感到眩暈不已；引用庇隆的話時，他的聲音都在發抖。他當時對庇隆說：「將軍，你為什麼不對這個政權宣戰，讓自己成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義者的領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場民族運動的指揮。我必須指揮整個運動，以最全面的方式。」
「並不存在內在的敵人。」工會領袖笑著說。但他同時又認為，酷刑會在阿根廷繼續存在下去，「沒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決於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誰。若是一個作惡者，沒問題。但若是一個想要救國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酷刑不只是電擊。貧窮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有人告訴我，他是庇隆主義工會領袖裡智識最高的一個。他非常守時，辦公室整潔有序，辦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張庇隆青年時代的大照片。
第一次庇隆主義革命是以財富的神話、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話為基礎進行的。現在財富已經消失，庇隆主義就像是貧窮的一部分，是抗議、絕望、信仰、男子氣概、魔法、靈性和復仇。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沒有了庇隆，歇斯底里將會變得無法控制。沒有了軍隊，法律與秩序的那些毫無生氣的守衛者，還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義，將會分崩離析，陷入上百起亂戰之中，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敵人。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義。」庇隆的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報的頭版，這是一份擁護庇隆主義的報紙。於是，通過一種陰險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號。在口號把活的問題變成抽象問題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託派分子說，「必須打倒布林喬亞，建立工人政府。」）在口號要與口號鬥爭到底的地方，人民沒有理想，只有敵人；只有敵人才是真實的。自從西班牙帝國分裂以來，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夢。
伊娃·庇隆是金髮還是黑髮？她生於一九一九年還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鎮，還是四十公里之外的胡寧？哦，她把自己的黑髮染成了金髮；她生於一九一九年，卻說是一九二二年（並且還在一九四五年銷燬了自己的出生記錄）；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過的，但自那以後一直在否棄這個小鎮。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不用到她的自傳《我生活的意義》中去找原因。這本書以前是阿根廷學校的規定讀物，裡面沒有一點事實或真實的日期；作者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後來抱怨說，庇隆的官方機構對他的書做了太多篡改。
於是真相開始消失，而傳奇與真相併無關係。在紀念伊娃·庇隆的彌撒上，有許多學生到場；但她的一生不是人們探討的主題。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磚砌成的，只有一間屋子的房子漸漸衰朽，沒有標誌，也幾乎無人造訪（儘管有個女人記得曾有一些拍電視的人去過）。這所房子現在屬於隔壁車庫的老主人（車庫裡有兩輛車，其中一輛是沒有引擎的福特t型車），被用作儲物室。平坦的屋頂長出了青草，在屋後的天井上，起皺的鐵皮屋頂已經坍塌。
在阿根廷，只出版過一部伊娃·庇隆的傳記。本來計劃出兩卷，但出版商破產了，第二卷沒能出版。如果伊娃·庇隆現在還活著，也只有五十三歲。在活著的人當中，好幾百人認識她。但只用了兩個月我就發現，關於她，除了已經廣為人知的事情，很難再找到其他什麼線索。人們篡改記憶，要麼稱頌她，要麼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絕談論她。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經被成功掩埋。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經佚失，只剩下了傳奇。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嘯，在天主教大學授完課之後，博爾赫斯對我說：「我們當時覺得整件事都應該被忘掉。如果報紙保持沉默，今天就不會有庇隆主義了——庇隆主義者一開始對他們自己感到羞愧。我在公眾面前絕對不會提到他的名字。我會說‘逃犯’、‘獨裁者’，就像詩歌會避用某些詞一樣——如果我在詩裡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詩都會散架。」
這就是阿根廷的態度：壓制和忽略。庇隆時期的許多紀錄已被銷燬。如果今天的中產階級年輕人是庇隆主義者，而學生們唱起獨裁時期的老歌：
庇隆，庇隆，你是多麼偉大！多麼善良又強大，我的將軍！
如果連無度的獨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為過去已被探究，紀錄已被篡改，而僅僅是因為許多人改變了他們對那個公認傳奇的態度。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阿根廷沒有歷史。這裡沒有歷史檔案，只有塗鴉、爭辯和學校的教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身著白色罩衫的學童被定期帶到五月廣場上，繞著卡維爾多大廈參觀獨立戰爭的遺址。這是一場光榮的戰爭；這是一場孤立的戰爭；無論是在教科書上，還是在公眾的頭腦中，這場戰爭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全無關係：法律的淪喪，搜捕敵人，無休無止的內戰以及黑幫的橫行。
另一天傍晚，博爾赫斯說：「阿根廷的歷史就是脫離西班牙獨立的歷史。」在這樣一種歷史觀裡，庇隆的位置在哪裡？「庇隆代表的是對土地的爭奪。」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種東西？「很遺憾，我必須承認他是阿根廷人，一個屬於今天的阿根廷人。」博爾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來到了阿根廷，那時這個國家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博爾赫斯用他對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對祖國曆史的思考。和許多阿根廷人一樣，他抱有一個關於阿根廷的觀念，凡是不符合這個觀念的東西都會被否棄。而博爾赫斯是阿根廷最偉大的人物。
這是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一種對待這片土地的態度。魔法在阿根廷事關緊要，這個國家到處都有女巫、魔法師、術士和靈媒。但是我作為訪客必須忽略阿根廷生活的這一面，因為我被告知，這些都不是真實的。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大牧場，但是我這個訪客不能去具體某一家大牧場，因為它並不典型。但魔法存在，並且在發揮作用。是的，但那不是真實的。那個也不是真實的，那個也不是，那個還不是。於是整個國家都在談話中被消解了；我發現自己被引向了類似牛仔古玩店那樣的地方。這個阿根廷裡一個阿根廷人也沒有，更不用說我的那些導遊了；但那是真實的，那就是阿根廷。「我們基本上都熱愛這個國家，」一個英裔阿根廷人說，「但我們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我們中有許多人現在因為幻想而飽受折磨。」大家一起拒絕睜眼去看，拒絕去和這片土地和解：一個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會，因為種種神話而充滿缺陷和贗品。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歐洲人；許多阿根廷人變成了歐洲人，他們屬於歐洲。這片土地原本是他們財富的來源，現在卻變成了他們的度假基地。對這些阿根廷－歐洲人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馬德普拉塔成了他們度假的城市，只有某些季節他們才會在此生活。在兩次大戰的間歇，巴黎有一個阿根廷人社群，人數穩定在十萬。那時比索還是比索。
「許多人認為，」博爾赫斯說，「在這裡本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國人取得勝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國人曾兩次襲擊布宜諾斯艾利斯）。同時我會想，成為殖民地真的有好處嗎——如此僻遠而沉悶。」
但在阿根廷做一個歐洲人，就是在以最為有害的方式做一個殖民者。這是寄生蟲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歐洲的成就與權威據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這麼做的——是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我小時候在特立尼達，以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於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會的二流地位。
還有阿根廷的財富：英國人的鐵路把小麥和肉類從大草原的各個角落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再從那裡運往英格蘭。這裡沒有拓荒者，沒有艱苦卓絕的建國神話。這片空曠的土地極其平坦和富饒，資源無窮無盡，也是一片無限寬容的土地。diosarregladenochelamacanaquelosargentinoshacende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製造的麻煩，神會在夜裡加以解決。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繼承一個魔法的、虛弱的世界。這裡的財富和歐洲性掩蓋了一個農業社會的種種屬於殖民地的現實，這個社會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沒有創造出什麼，不需要偉大人物，也沒有創造出偉大人物。「這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有一天諾曼·迪·喬瓦尼氣惱地說。自博爾赫斯往下的每一個人都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八百萬人口。駭人的小市民雜居區肆意向外擴充套件，卑賤、單調、沒有意義：但這只是一個小鎮，被殖民地的疑慮和惡意所吞噬。如果人們覺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實的，那麼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就都有所欠缺，滿懷欺詐之心。門多薩的一位服務生說：「阿根廷人不工作。我們做不了任何大事。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瑣碎無益。」一位藝術家說：「這裡幾乎沒有職業人士，我是說知道自己人生目標的人。沒有誰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從事某一項職業。正因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敵人。」
camelero，chanta：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詞。camelero的意思是「大話王」，一個其實什麼也不能兌現的人。有個人說要帶我去一個大牧場，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飛機去，他就是一個camelero。chanta則是指什麼都可以出賣的人，沒有原則的空心人。自總統往下，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被某個人斥為chanta。
另一個被反覆使用的詞是「平庸」。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視為平庸。這是伊娃·庇隆用來罵人的字眼之一。在她看來，阿根廷的貴族總是很平庸。她是對的。數年之間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貴族氣派的殖民地的神話，再沒有人為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話、其他觀念來取而代之。
2博爾赫斯與虛假的往昔
談到作家的名聲，博爾赫斯曾說：「重要的是你在別人心目中創造出的關於你自己的形象。許多人認為彭斯是一個平庸的詩人。但他代表了許多東西，人們喜歡他。那樣的形象，就像拜倫的形象，最終也許比作品更重要。」
博爾赫斯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憂鬱的詩人；精通西班牙語的讀者尊敬他，認為他是一位表達直率、文風質樸的作家。但在英裔美國人看來，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寫過寥寥幾篇極短、極神秘的故事——這樣的名聲既誇張又虛假，以致遮蔽了他的偉大成就。他或許也因此而未能獲得諾貝爾獎；等他虛假的名聲消散時——這樣的名聲一定會消散——他的傑作很可能也會隨之消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博爾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澀。他的詩作容易讀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風格的。過去五十年間，他的主題一直保持不變：他的軍人祖先、他們陣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時間，還有老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寫過大約十幾個成功的故事。其中有兩三篇是直截了當、甚至有點老派的偵探故事（有一篇發表在《埃勒裡·奎因神秘雜誌》上）。有些故事以一種相當電影化的手法處理布宜諾斯艾利斯在世紀之交的下層生活。匪徒被賦予史詩般的地位；他們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戰，有時他們也會逃跑。
其他故事，那些讓批評家瘋狂的故事，本質上只是智力玩笑。博爾赫斯選取一個詞，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遊戲。他說，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僅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毀、充滿活力，永遠活下去，那麼結果會如何？他的答案是——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種可以設想的經驗都會在某個時刻降臨在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刻呈現出每一種可以設想的性格，而荷馬（隱藏在這個故事裡的英雄）在十八世紀甚至可能會忘了他寫過《奧德賽》。也可以選取「難以忘懷」這個詞。假定一樣東西真的難以忘懷，連一秒鐘也無法忘掉；假定這件東西來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幣。拓展這個想法。假定有一個男人——噢，不，他只能是一個男孩——什麼也不能忘掉，他的記憶將因而不斷膨脹，他生命裡每一分鐘的那些無法忘懷的細節將會不斷地進入他的記憶。
這就是博爾赫斯的一些智力遊戲。他最為成功的非韻文作品，同時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許只是一個純粹的玩笑。故事題為《關於科學的精確性》，本來只是十七世紀一部遊記的摘要：
在那個帝國裡，繪圖技術如此完美，以至於一個省的地圖覆蓋了一整個城市的空間，而帝國的地圖又覆蓋了一整個省。時間流逝，人們發現這些巨幅地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於是繪圖師學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國一樣大小的地圖，每一點都能夠相互對應。後來的世代對地圖研究沒有那麼在意，認為這麼大的地圖笨重累贅，不無輕視地任其經受日曬雨淋。在西部荒漠，至今還能發現一些地圖的殘片，在為偶爾出現的野獸或乞丐遮風蔽雨；在全國其他地方，再也沒有留下其他的地圖學遺蹟。
這既荒謬又完美：準確的戲仿，古怪的想法。博爾赫斯的謎題和玩笑會讓人上癮。但它們是什麼就是什麼；它們並非總能支撐對它們所做的種種形而上學的解釋。但這對學院批評家很有吸引力。博爾赫斯的有些惡作劇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學問——有時這些惡作劇也會消失在這些炫耀之下。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爾也會使用巴洛克風格的語言。
《環形廢墟》——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講述一個做夢的人發現自己只存在於別人的夢裡——是這樣起頭的：nadieloviódesembarcarenlaunánimenoche。直譯就是：「沒有人看見他踏入那一致的夜晚。」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四年來一直在全天翻譯博爾赫斯的作品，他是講英語的國家裡、宣傳博爾赫斯最賣力的人。他說：
你可以想象圍繞「一致的」這個詞人們寫下了多少文字。我帶著兩種譯法去見博爾赫斯：「周圍的」和「圍繞的」，對他說：「博爾赫斯，‘一致的夜晚’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片語沒有任何意義。如果可以說‘一致的夜晚’，那為什麼不說‘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讓我震驚。他說：「迪·喬瓦尼，這只是我不負責任的寫作手法的一個例子。」最後我們的譯本用了「圍繞的」，但有許多教授不喜歡失去他們的「一致的夜晚」……
有一個女人寫了一篇關於博爾赫斯的論文，收錄在一本書裡。她一點也不懂西班牙語，用了兩種相當平庸的譯本作為論文根據。她的論文很長，大概有四十頁，文中的要點之一是，博爾赫斯的文筆非常拉丁化。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爾赫斯只能寫拉丁化的文字，因為他用的是西班牙語，而西班牙語是拉丁語的一種方言。她立論的時候沒有詢問任何人。最後她大喊「救命」，而你漸漸上升，看著那座宏偉的摩天大樓在流沙中沉沒。
一九六九年，迪·喬瓦尼和博爾赫斯一起到美國去做巡迴演講：
博爾赫斯是一位紳士。當人們走上前來告訴他，他的故事的內涵到底是什麼——畢竟，他只不過是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會聽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謝謝你！你豐富了我的故事。你給了我一件很棒的禮物。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來到x地——比如說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麼多路，就是為了找到這樣的、關於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多年來，在講西班牙語的地方，博爾赫斯一直享有極高的名望。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題為《自敘隨筆》，說在一九六一年獲得福明託獎之前——他那一年六十二歲——他「實際上一直默默無聞」——不僅在國外是這樣，在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是如此。」這樣的誇張讓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援者感到沮喪；有些人會說，隨著他聲名漸增，他也越來越「不負責任」。但博爾赫斯一直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在博爾赫斯只屬於這個小鎮時，他的有些話並不讓人討厭，但是如果外國人在排隊等著和他見面，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博爾赫斯的軍人祖先以及他們的死亡無疑曾一度讓整個社會感到榮幸，讓它擁有了一種歷史感和完整感。但博爾赫斯宣稱那是一種私人的光榮，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專橫的態度。在小鎮上做名人並不容易。
博爾赫斯做了很多次訪談，每一次都很雷同。他讓提問顯得無關緊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說，他是在播放錄音；他在表演。他說西班牙語是他的「厄運」。他批評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場殖民戰爭，但是他把舊有的種種問題與阿根廷的一種更簡單的偏見混淆在了一起，這種偏見針對的是來自西班牙北部的貧窮落後的移民。他針對大草原印第安人講的一些笑話既有失風度，又陳腐。之所以說有失風度，是因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這些印第安人已經被系統地滅絕了；但博爾赫斯的態度又在意料之中，只有讓受害者變得荒唐可笑，這樣大規模的屠殺才變得可以接受。他談到切斯特頓、斯蒂文森和吉卜林。他談到古英語，因為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學術話題而滿懷熱情。他還談到他的英國祖先。
這是一場奇特的殖民表演。他的阿根廷歷史是他身份的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這樣向大家展現的；他歸根結底是一個愛國者。他尊重國旗，在國家圖書館，他的辦公室（他是館長）陽臺上，飄揚著一面這樣的旗幟。國歌讓他感動，但與此同時他似乎又急於宣稱自己有脫離阿根廷的傾向。博爾赫斯的表演針對的似乎是他在校園裡的新聽眾，並且在很多方面對這些英裔美國人加以恭維，但博爾赫斯的態度卻是舊式的。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仍然記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幾天、九年的獨裁統治行將結束之際，博爾赫斯給英國文化協會的女士們做了一次演講——在無數的主題中他選擇了柯勒律治這個主題。博爾赫斯說，柯勒律治寫下過一些英語詩歌——「esdecirlapoesía」（也就是說詩歌）——中最好的詩句。這四個詞在舉國歡慶之際，就像是對阿根廷靈魂的一次無端攻擊。
諾曼·迪·喬瓦尼講述了一個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負責介紹我們的是一位來自相簿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這個場合向聽眾指出，軍隊實施鎮壓，關閉了相簿曼大學。博爾赫斯完全沒有注意介紹人的發言，直到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才醒轉過來。有人說起介紹人之前的發言，博爾赫斯突然間大發雷霆：「你有沒有聽到那人說了什麼？他說他們關閉了相簿曼大學。」我問他為什麼這麼生氣，他說：「那人在攻擊我的國家。他們不能那樣談論我的國家。」我說：「博爾赫斯，你說‘那人’是什麼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從相簿曼來的。而且他說的是真的，軍隊關掉了大學。」
博爾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讓他的外表顯得愈加獨特。他穿著講究。他說自己是中產階級作家，而中產階級作家既不應該是花花公子，也不應該過於隨意。他謙恭有禮；和托馬斯·布朗爵士一樣，他也認為紳士就是努力少給人添麻煩的人。「但你應該去托馬斯·布朗爵士的《醫生的宗教》裡找答案。」他平易近人，願意在冗長的訪談裡重複他在其他訪談裡已經說過的話，他這樣的態度，似乎是把「中產階級關於謙遜的理想以及紳士的風度」與「作家的孤僻以及他專注於寫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從他讓別人稱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後）這種孤僻的一些跡象。有特權用「豪爾赫」稱呼他的人（他們讀成「喬吉」），也許不超過六個。他讓其他人都稱呼他「博爾赫斯」，不加「señor（先生）」。他認為「señ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而只稱呼「博爾赫斯」顯然讓人有距離感。
甚至那篇五十頁的《自敘隨筆》也沒有暴露他的孤僻。那就像是另一篇訪談，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他一八九九年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師的兒子，祖先是軍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時比索還很值錢，歐洲的物價水平低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全家在歐洲逗留：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來，就像是在一次訪談裡一樣。文章很快就變成了一位作家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的文章，他講述了他讀過和寫過的書，參加過的文學團體，創辦過的雜誌。他的生活卻不見蹤影。他四十歲左右一定經歷過一場危機，但在文章裡卻幾乎沒有提及：那時他的家庭虧空嚴重，他在從事各種新聞報道工作；他的父親死了，他感覺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擔心（自己的）心理是否還健全」；他在市圖書館當助理，作家身份在館外廣為人知，在館內卻無人知曉。「我記得有一個同事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這個名字，讓他驚訝的是這個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漫長而極其不快樂的九年，」他說；但他只用了四頁紙講述這個時期。博爾赫斯的孤僻開始顯得像是一種禁忌。
undiosmehaconcedidoloqueesdadosaberalosmortales.portodoelcontinenteandaminombre;nohevivido.quisieraserotrohombre.
下面是馬克·斯特蘭德的譯本：
我被允許獲知一個凡人所能知曉的事情。整個大陸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沒有生活過。我想成為另一個人。
這是博爾赫斯論愛默生；但也可以是博爾赫斯論博爾赫斯。在《自敘隨筆》中，生活的確不見蹤影。於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須到他的作品中去尋找，在博爾赫斯這裡，也就是他的詩歌。如他自己所說，他漫長的一生中探索過的所有主題都已經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詩集裡。這本詩集於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內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費贈送。
在這些詩裡，他的軍人祖先在戰鬥中瀕臨死亡。在這些詩裡，只有二十四歲的他已經把對光榮的沉思轉變成了對死亡、時間以及個人生活的「珍寶」的沉思：
...cuandotúmismoereslacontinuaciónrealizadadequienesnoalcanzarontutiempoyotrosserán(yson)tuinmortalidadenlatierra.
下面是w.s.默溫的譯本：
……當你的生命成為前人的化身後人便是（現在也是）你在塵世間的不朽。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博爾赫斯的生活停止了；接下來將只有文學與他為伴：對詞語的關心，無止境地嘗試留住、而不是背叛種種情感，對一種如此獨特的往昔的情感。
今天，我是我自己，我也是他，那個死去的人，他的鮮血與名字屬於我。
這是諾曼·迪·喬瓦尼翻譯的一首詩，寫於第一本詩集出版之後四十三年：
soy,perosoytambiénelotro,elmuerto,elotrodemisangreydeminombre.
在寫下第一本詩集之後，除了對古英語詩歌的發現，再也沒有什麼主題能讓博爾赫斯進行如此強烈的沉思。即使是苦澀的庇隆統治時期也同樣如此，那時他被「請」出了圖書館、去集市上檢查家禽和兔子，於是他就辭了職。還有他晚年那段短暫而不幸的婚姻也是如此，無法激起他強烈的沉思。好些雜誌都曾關注此事，這現在也仍然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閒聊話題。還有他與母親長期共同生活的經歷，同樣沒有令他產生強烈的沉思。現在他的母親已是九十六歲高齡。
「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共和國成立一百週年的時候，我們把阿根廷視為一個高尚的國家，堅信其他國家會成群結隊而來，與我們交好。現在，這個國家走在糟糕的道路上。我們正在受到威脅：那個可怕的人要回來了。」這就是博爾赫斯談論庇隆的方式，他不想提到他的名字。
我受到無數次的人身威脅。甚至我的母親也遭到了威脅。他們在午夜過後，凌晨兩三點，按門鈴把她吵起來，用異常粗魯的聲音——你會把這樣的聲音與庇隆主義者聯絡起來——對她說：「我要殺了你和你兒子。」我母親問：「為什麼？」「因為我是庇隆主義者。」我母親說：「說到我兒子，他七十歲了，眼睛其實都瞎了。但是說到我，那你可得抓緊。我都九十五歲了，你還沒有殺我，我就有可能死在你手上。」第二天早上，我對母親說，夜裡好像有電話鈴響。「是做夢嗎？」她說：「只是一個蠢貨。」她不僅機智，而且勇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在這樣的政治時局下。但我的祖上是軍人，我想我應該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博爾赫斯的第一本詩集叫《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他在自序中說，他想要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頌揚這座日益擴大的新城市。「就像那些羅馬人，他們會在穿過樹林的時候低語‘numeninest’，‘這是一位神的居所’，我的詩行這樣宣稱，陳述著街道的奇蹟……每一天，這些地方都在一點一點變得神聖。」
但博爾赫斯並未讓布宜諾斯艾利斯神聖起來。我這個訪客看到的城市不是詩中的城市，而西姆拉（一個像布宜諾斯艾利斯一樣的人工新城）在那麼多年之後，仍然是吉卜林筆下的那座城市。吉卜林努力觀察一個真實的城鎮，而博爾赫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屬於他私人的，是一座想象中的城市。現在這座城市日漸衰敗。在博爾赫斯居住的南面，一些老建築倖存下來，一併存留的還有它們威嚴的前門和衰頹的院落，每間院子都鋪有不同的地磚。但更常見的是，內院被鎖了起來；許多老建築被拆掉了。在這座市民氣的移民城市，如果在僑民建築師的想象之外，優雅真的存在過，那麼它也已經消失了；現在剩下的只有雜亂的景象。
在國家圖書館，博爾赫斯辦公室的陽臺上，插著一面白藍相間的阿根廷國旗，斜伸在墨西哥街的上方，因為塵土和煙燻而顯得骯髒黯淡。想一想，這也許已經是這一帶最漂亮的建築了，一百二十年前，也就是匪徒－獨裁者羅薩斯統治時期，這裡曾被當作醫院和監獄。帶尖頂的圍牆，高高的鐵門，碩大的木門，這一切仍然有著美的蹤影。但在內部，牆壁剝落；中院的窗戶已經破損；再往裡去，一個庭院接著一個庭院，走廊裡晾曬著衣物，臺階碎裂，金屬的旋轉樓梯上堵塞著垃圾。這是一間政府辦公室，屬於勞動部的一個部門：這樣的情形講述的是一個停止運轉的政府，一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一個未曾真正成功的國家。
四處的牆上塗寫著暴力標語；游擊隊在街上活動；比索貶值；城市充滿仇恨。嗜血的標語不斷重複著：羅薩斯正在歸來。這個國家在等待新的恐怖。
numeninest，這是一位神的居所：詩人的符咒沒有奏效。軍人祖先在戰鬥中死去，但那些微不足道的戰鬥和徒勞無益的死亡沒有帶來任何東西。只有在博爾赫斯的詩裡那些英雄才居住在「史詩般的宇宙裡，高高地坐在馬鞍上」：「alto...ensuépicouniverso.」這是他的偉大創造：阿根廷作為一片神奇的土地，一個完整的史詩世界，屬於「共和國、騎兵隊和清晨」（lasrepúblicas,loscaballosylasmañanas），屬於過去的戰鬥、被締造的祖國、被建立的偉大城市和「一條條街道，它們往昔的名字不斷出現在我的血液中。」
這是藝術的想象。然而博爾赫斯從他創造的這個神奇的阿根廷出發，經由他的英國祖母，走向了他的英國祖先，並經由他們走向了他們「黎明時分」的語言。「人們告訴我，我現在看起來像英國人。年輕時我不像英國人，那時我更黑一點，自己感覺也不像英國人，一點也不。也許是閱讀讓我感覺像英國人。」儘管博爾赫斯自己不承認，在他後期的故事裡，北歐人的主題反覆地出現，他們在荒涼的阿根廷土地上日漸墮落。蘇格蘭的格思裡變成了混血兒gutres，他甚至連聖經也不記得了；一個英國女孩變成了印第安野蠻人；一個叫尼爾森的族群忘記了自己的來處，像動物一樣生活，遵循著嫖客似的獸性的性準則。
博爾赫斯在我們第一次會面時說：「我不寫墮落的人。」但另外一次他又說：「那些從本質上去思考歐洲和美國的人豐富了這個國家。只有文明的人才會如此。高喬人的頭腦非常簡單。一群野蠻人。」我們談起阿根廷的歷史，他說：「有一個模式，一個不太明顯的模式。我自己見樹不見林。」後來他又補充道，「那些內戰現在已經沒有意義了。」
那麼，不管博爾赫斯承認與否，他也許還發展出了一種與藝術想象相平行的、對現實的附帶想象。而現在，現實無論如何也無法再被否認。
五月中旬，博爾赫斯到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去住了幾天。蒙得維的亞是他兒時住過的城市之一，是一座適於度過「漫長而慵懶的假日」的城市。但是現在烏拉圭這個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和阿根廷一樣已經破產——用一個阿根廷人的話說，成了「一個形同諷刺畫的國家」——並且在戰時的財富耗盡之後，讓自己陷入了四分五裂。蒙得維的亞是一座正在打仗的城市；游擊隊和士兵在街頭作戰。有一天，博爾赫斯還在那裡，有四個士兵被槍殺了。
博爾赫斯回來時我見到了他。他在一個漂亮女孩的幫助下走下天主教大學的臺階，看起來更脆弱了，雙手更加容易發抖。他蛻去了那種活潑的訪談風度。他充分地意識到蒙得維的亞的災難；他感到痛苦。蒙得維的亞是他失去的又一樣東西。在一首詩中，他因為「蒙得維的亞的清晨」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而感激「因與果的神聖迷宮」。現在蒙得維的亞和布宜諾斯艾利斯以及阿根廷一樣，只在他的記憶裡，在他的藝術中，還保留著可親的形象。
3蒙得維的亞的神風敢死隊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
烏拉圭今年的利息降了。去年在圖帕馬羅危機達到頂峰之際，你可能需要付百分之六十的利息才能借到錢。利息需要提前支付，並且立刻從貸款中扣除。於是你借了一百萬比索，離開銀行時就只剩下四十萬比索。這樣的交易還算是不錯的，因為在一年之間，比索對美元的比價跌了一半，而通脹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二。
現在局勢沒有那麼瘋狂了。圖帕馬羅城市游擊隊已經被消滅，他們有約五千人，大多是城裡人，來自經濟狀況惡化的中產階級家庭。軍隊——他們實際上是農村人，來自中產階級下層——掌控了局勢並實施軍管。利息降到百分之四十二，稅也降了；今年的通脹率被控制在百分之六十。「這裡的物價不只是每天在漲，」一位商人說，「它們每晚都在漲。」
但直到前幾天他們還在告訴你，在烏拉圭你可以看到修路工在露天燒烤牛排午餐；烏拉圭的比索被稱作金比索。一九五三年三比索能換一美元；現在則需要九百比索。
「我父親一九五三年買了一座房子，從抵押銀行貸的款，利息是百分之六。最後到了一九六八年，他每個月仍然在還三十比索的房貸。」三十比索：十二美分，十便士。「你也許覺得這很滑稽，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悲劇。我們的議會拒絕對按揭還款重新估價——政客們不想失去選票。於是每個人都擁有了免費贈予的房產，但他們毀掉的是子孫後代。」
法律現在已經做了修改。利息和薪水一樣，與生活費用指數關聯在了一起；抵押銀行近來向存款人支付百分之五十六的利息：百分之七是真正的利息，百分之四十九是通脹「補貼」。
帕拉特尼克先生是一位廣告人，負責抵押銀行的宣傳事務，軍政府也找到他，讓他協助平息全國的事態。讓左翼和極右翼厭惡和警惕的是，帕拉特尼克先生看上去似乎沒有失敗的跡象。他迄今為止並沒有讓自己或是政府成為笑柄。一次又一次，在電視上，在阿根廷肥皂劇中間插播的廣告裡，在關於政府規劃的談話之後，希望以挑戰的方式到來：tenga confianzaenelpaís,ypóngaleelhombroaluruguay，字面意思是：要對國家有信心，用你的肩膀托起烏拉圭。
但近來在烏拉圭，要想不冒犯人是件很難做到的事情。《新黎明報》是一份新右翼青年團體（「家庭、傳統、財產」）辦的週報，他們發表了一篇文章，猛烈地抨擊帕拉特尼克先生；人到中年的帕拉特尼克先生要求編輯和他決鬥。他讓自己的教父母去《新黎明報》辦公室下戰書，但是編輯沒有接受挑戰。《新黎明報》團體無關緊要，但現在，和蒙得維的亞的許多商人一樣，帕拉特尼克先生也開始隨身帶槍了。
這樣的防備並無必要。軍隊目前掌控著局面，並正在發起攻勢；逮捕和審問仍在繼續；游擊隊在蒙得維的亞大肆綁架的日子結束了。去年的蒙得維的亞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地方，現在它比布宜諾斯艾利斯更為安全；有些更容易成為勒索目標的美國經理跨過普雷特河，從阿根廷搬到蒙得維的亞，住進了位於主廣場的維多利亞廣場酒店的紅磚塔樓。在廣場中央，有一座烏拉圭國締造者阿蒂加斯的騎馬銅像。
政府大樓位於廣場一側。有哨兵穿著十九世紀的制服，但也有荷槍實彈的真士兵。在廣場另一側，司法宮矗立在碩大的環形地基上，修了六年還沒有修好。野草在混凝土橫樑上生長，蔥鬱而平整，就像是種上去的一樣；混凝土立柱上沾染了從鐵支撐杆上落下的鐵鏽。
蒙得維的亞是安全的。但這個國家的財富已經耗盡，而在富裕的日子裡，其政府大樓是用大理石、花崗岩和青銅建造的。立法宮那些奢華的木製品，圖書館那些從地板通往天花板的鑲嵌飾物，全都是在義大利製作的，據說還是裝在紅木箱裡運過來的。而那隻不過是五十年前。現在這座宮殿已經毫無用處，持槍計程車兵做出小小的手勢，示意過路的人保持距離。
五十年前，人們還沒有在海上進行建設，最時尚的地方是普拉多公園：那裡有宏偉的房子，一些哥特式的裝飾性建築和寬大的花園。現在那裡只有部分割槽域有人照管，一度聞名遐邇的玫瑰園已經成了野園。在橋上，美好年代的獅身人面像已經黯淡，橋外有一條長長的車道，被桉樹、梧桐和冷杉所遮蔽，一直通向普拉多酒店。酒店看上去仍然完整，帶有綠色的步道、有欄杆的露臺以及一座仍在噴水的噴泉。但是鋪有瀝青的前院已經開裂；燈柱和花盆是空的；宏偉的黃色建築——樓中央刻著「julesknabarq1911」——已經廢棄。
就某些區域而言，蒙得維的亞是一座鬼城，它的新富人的顯赫派頭仍然是新的。這是一座到處都是雕像的城市，那些大衛像、威尼斯的科列歐尼雕像的複製品，用青銅精心闡述著歷史場景。但上面銘刻的字母已經掉落，無人更換；每一處街角的公共時鐘都已經停擺。中間的梧桐樹並不古老；高高的雕刻門仍然敞開著，通往擁有精緻天花板的大理石通道，這些天花板看起來仍然是新的。但商店裡沒有多少東西；人行道已經碎裂；街上也到處都是叫賣巧克力、甜點和其他小東西的小販。倖存下來的三四家不錯的餐館——在一座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裡——並非總有肉類食材；麵包的部分原料是高粱。
即使沒有牆上的標語：停止迫害薩薩諾，軍隊在迫害塞雷尼，打倒獨裁，圖帕馬羅游擊隊背叛小偷下流胚，婊子圖帕馬羅游擊隊，我這個訪客也知道，我置身的這座城市發生了看不見的災難，就像在童話裡一樣。一座在瞬間建成的美妙城市，幾乎剛剛才建成，就又被摧毀了。
「這個國家越來越悲哀。」藝術家說。他的倖存之道是孤僻地生活、工作，並假裝烏拉圭在別處。他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也不讀報紙。如果不看那天早上的《國家報》，除了足球，他還會錯過什麼？一架飛機被劫持到玻利維亞；五百名中學生被勒令停課；軍事法庭指控五名「極端分子」——其中有三人是大學生——犯有「陰謀反對憲法罪」。
以前，烏拉圭還很富有的時候，政治是各色人物的事情，軍隊幾乎還不存在。現在財富已經耗盡，這個小國，它的面積幾乎和英國一樣大，但只有不到三百萬人口，它把自己撕成了碎片。
「軍隊凌晨四點來抓我。在監獄裡，他們在刑訊室裡放流行音樂，我被強迫並腳站立十小時。然後我又被上了‘潛水艇’刑。我的腹部被重重打了一拳，頭被按在水裡。他們現在是專家了。但他們也有出事故的時候。然後我又被要求站起來。我癱倒的時候，他們用刺刀戳我的襠部。」「潛水艇」只是「軟」刑。被電棍擊打的人不會談論他們的經歷。
阿根廷的每一個人，無論左右，現在都知道——六十年了，太晚了——問題始於何處；問題始於那位名叫巴特列的總統（發音是bajhay）。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巴特列訪問過瑞士之後，開始在烏拉圭強行實施福利國家的構想。
那時的烏拉圭有錢。出口肉類和羊毛讓她變得富有；比索與美元不分軒輊。「那時候，」銀行家說，「我們在國外每賺一美元，就有八十美分的盈餘。這片土地提供的盈餘——雨水、氣候和大地。」這片土地可以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印第安人在十九世紀被滅絕了。普拉多公園裡有一座紀念碑，紀念的是烏拉圭最後四個沙魯阿印第安人；他們被送到巴黎的人類博物館展覽，最後死在那裡。
退休金、工人的各種福利、婦女權利：巴特列月復一月地向農村人口頒佈各種開明的法律。烏拉圭突然間就成了南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現代國家，有著最為開明的法律；蒙得維的亞變成了一座大都市，到處都是雕像。
薩伯特是一位漫畫家，他在八年前離開烏拉圭，現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工作。他說：「烏拉圭是一座大牧場。只有像巴特列那樣的誇大狂才會認為那是一個國家。現在的烏拉圭還是一座大牧場，牧場上有一座城市，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成形的蒙得維的亞。創造性在那時就消失了。在那之前，這個國家的智識一直在發展。在巴特列之後，一切都成形了。」
一位信奉社會主義的教師態度更為浪漫，他為昔日的高喬人感到悲傷。他說：「巴特列不應該出生在一個牧人的國家。他去了歐洲，瞭解了各種各樣有趣的觀念，於是就四處尋找可以運用這些觀念的國家。因為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他就將其發明了出來。他發明了產業工人這個概念，把人們從鄉村帶到城市。人們過去常常坐在樹商陸下喝喝南美茶、看看綿羊，這並不壞，這很美妙。可二十世紀不希望我們這樣生活。他發明了產業工人的概念，接著又發明了社會法則，然後是官僚體制——非常糟糕的東西。我不確定這些發明為何會導向腐敗和不公，但事實就是如此。」
商人說：「烏托邦是一個人所能經歷的最壞的事情，他三十歲就會變老。那就是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事情。」
銀行家說：「所有生產設施都是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利用已有的英國投資建造的。此後所做的事情非常少。有一家電廠是在一九四五年修建完工的，是新增的最重要的建設成就。沒有新公路，也沒有新橋樑。這個國家就像一個靠退休金生活的人。」
隨著新政權的建立，這裡有了新的榮耀。英國鐵路工人引入的足球運動成了烏拉圭人的狂熱喜好。薩伯特說：「我們的僻遠被我們的足球運動所證明，這是一項與現實無關的偉大成就。一九二四年在巴黎、一九二八年在阿姆斯特丹，我們兩次奪得奧林匹克冠軍。一九三〇年在蒙得維的亞、一九五〇年在里約熱內盧，我們又兩次奪得世界盃冠軍。於是我們就想：如果我們是世界足球冠軍，那麼我們一定是所有事情的世界冠軍。」
大足球運動場建於一九三〇年（立法院建於同一年）烏拉圭獨立百年紀念之際，坐落在以巴特列命名的公園裡，至今仍吸引著眾多的人群。報紙仍舊會將一半的新聞版面用於報道足球，但足球運動已經隨經濟下滑而衰落了；現在，水平更高的足球運動員一旦成熟，就會被賣到更富有的國家去，就像牲口一樣。
在烏拉圭有很多關於官僚體制的笑話，它們都是真實的。全國的勞動力只有一百萬多一點，其中有二十五萬是政府職員。pluna是烏拉圭的航空公司，過去有一千名僱員和一架能飛的飛機。國有石油公司ancap的人會在開門之前就趕往辦公室，因為僱員的數量比座椅更多。
一九五八年，公共衛生部聘用了一萬五千名新職員。一九五九年，公共設施部每六個公務員中就有一個信差。電信部的公務員分為四十五個等級。沒有什麼事情能通過郵件完成，必須親自造訪。服務拖沓，但散佈在信差和在休息室打盹的警犬之間的公眾並無怨言：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其他部門的職員，有的是時間。
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況：政府辦公室就像是公眾和職員的俱樂部，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社群，工作與閒暇交織在一起，每一個人，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依靠政府的津貼生活。但是烏拉圭的經濟仍然依賴肉類與羊毛；蒙得維的亞容納了全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卻只是一座虛假的大都市。政府部門的臃腫始於十三年前國家還很富有的時期，掩蓋了失業問題和都市生活的無意義。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但有太多的人從中受益：整個國家已經被引向這場針對其自身的陰謀。「每個人都只想著養老金。」商人說。即使是左翼針對軍政府的抗議口號有時也謹慎而務實：pazsalariolibertad（和平、薪水、自由）。
電信部門那個穿著藍色尼龍外套的女孩每個月大約掙一百二十美元。十一月到三月是夏季，他們從早上七點工作到下午一點。然後會趕赴第二份工作，或是到海灘上去。蒙得維的亞是沿著海灘建造的，所有向南的道路都結束於白沙與海灣。
這裡就是烏拉圭人定期失去所有危機意識的地方，是行動的意志被削弱的地方：海灘近在咫尺，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從蒙得維的亞到達度假區，在那裡的松樹與沙丘間，坐落著許多普通人的度假屋；還有埃斯特角城——虛假大都市的衛星度假城，烏拉圭的經濟災難之一，其主體是在五十年代利用抵押銀行的貸款修建的。
每一個人都反對巴特列運動，但六十年過去了，烏拉圭的每一個人都是它造就的。他們只知道度假這種生活方式，其崩潰讓他們困惑不已。「從精神上講，」記者說，「我們覺得自己退步了。」精神上？「我不喜歡持續地處在壓力之下。」他擁有兩座房子，但必須做兩份工作，一份是在政府部門任職；他的妻子也在做兩份工作。汽車很貴，因為要徵百分之三百的稅。一輛全新的大眾汽車價值八千美金，連一輛一九五五年產的羅孚汽車都賣三千五百美元。「我們不會有進步。但誰又在進步，美國？要跟上美國佬的步伐，太消耗人，壓力太大。請原諒我的表達，我們這裡沒有那種狗屎玩意兒。」
但是汽車價格高昂。
「我可以用一句話給你講講烏拉圭，」我到達蒙得維的亞的第一晚，建築師對我說，「最後一輛美洲虎是在一九五五年進口的。」
這些都是退步的症狀，它們合力造成了烏拉圭人精神上的痛苦：蒙得維的亞沿著海灘延伸，需要使用汽車。沒有汽車，這座城市的大片土地就只能被廢棄，就像普拉多公園一樣。他們的全部度假生活，他們不久前還為之十分自豪的現代化成就，都依賴於烏拉圭從那些「壓力」更大的國家進口的消費品——他們把兩代人的才華都浪費在了臃腫的政府機構中——而他們從未學會怎樣生產這些消費品。
蒙得維的亞的老爺車：一九五五年之前出產，雪鐵龍、莫里斯和奧斯汀迷你車、三十年代出產的福特和雪佛蘭，還有其他現在已經被棄用或取代的品牌：霍普莫比爾、威利斯－奧弗蘭公司的惠位元車、道奇兄弟、哈德遜，這些車並不像乍看上去那麼好笑，它們是度假生活的一部分。這個國家處在圍困之中。最日常的東西是用卡車從阿根廷走私進來的；現代文明的供給即將耗盡。
烏拉圭人說，他們是一個歐洲民族，他們總是背朝著南美的其他國家。這是他們的彌天大錯，是他們失敗的一部分。習慣於富有的生活，使得他們在深刻的意義上成了殖民者，雖受過教育，智識卻一片空白；他們成了寄生在他人文化和技術之上的消費者。
圖帕馬羅游擊隊是一些破壞者。他們沒有計劃；他們就像那些為了炫耀自己而故意對潛在的敵人發起挑釁的人。最後他們招惹了軍隊，很快就被消滅了。「圖帕馬羅游擊隊不是一場革命的開端，」薩伯特說，「他們是巴特列運動最後的低語。他們是弒父者，在以一種神風特攻隊的方式作戰。在今天的烏拉圭，每一個人，無論他喊的口號是什麼，都是弒父者或反動分子。」
沒有中間道路可言。政治態度越來越簡單粗暴；不站邊是不可能的。十月的最後一個週六，一個工程系的大學生在製作炸彈的時候把自己炸死了。軍隊關閉了大學——在那之前大學一直是獨立的——並且逮捕了所有人。弒父者或反動分子，左翼或右翼，每一邊現在都能在另一邊找到他需要的敵人。每一邊都為另一邊指派了一個毀滅性的角色，而且和智利的情況一樣，人們會漸漸變成他們的角色。
能走的人都走了。在有著粉色圍牆的外交部後門那裡，他們排著隊申領護照，那裡以前是桑托斯宮（建於一八八〇年，大廳的噴泉池是用一塊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據說十月的時候，人們在那裡通宵排隊。有一天在卡拉斯科機場，有人在牆上用粉筆寫道：「elúltimoquesalga queapaguelaluz.」（「最後離開的人把燈關掉。」）
4墓地後面的妓院
一九七四年五月至七月
按照阿根廷一些古老的先知書上的預言——我常常聽人說起這些書，但從未見過——庇隆將在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廣場被他的追隨者絞死。但庇隆去世時，他的傳奇依然完好無缺。「murio」（他死了），這條標題佔據了《編年史》的半幅頭版，這家報紙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很受歡迎；報道根本無須說出死者的名字。
他終年七十九歲，在第三屆總統任上已有九個月；他的傳奇已經持續了近三十年。是這位軍人打破等級制度、動搖了阿根廷舊有的農業殖民社會；是他明確了誰是窮人的敵人；也是他建立了工會。他把一張殘暴的臉賦予這片野蠻之地，這個到處都是大牧場、馬球場、妓院和廉價僕人的地方。無論是他早期統治時的無能和掠奪，一九五五年他被推翻之後長達十七年的流亡，還是他去年勝利迴歸之際暴徒所進行的殺戮，他在任最後幾個月的失敗：這些全都未能摧毀他是唯一革命者的這個傳奇。
失敗是顯而易見的。庇隆無法控制他在二十年前締造的這個阿根廷。他指明社會的種種不人道，卻又讓這個必須完成的任務顯得像是不負責任：他無法把被他破壞了的社會重新組織起來。也許，重新組織社會的任務超出了任何領袖的能力，無論他多麼富有創造性。政治反映的是一個社會和一片土地的境況。阿根廷是一片掠奪來的土地、一片新的土地，到二十世紀才真正有人居住。這裡仍然是一片會被掠奪的土地；這裡的政治也只能是掠奪的政治。
阿根廷的每一個人都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到最後，庇隆只能親自為政府的規劃提供擔保，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言辭而已。到最後，他只剩下了名字，他的存在處於一切之上，在以他的名義行動的人民之上，在比索的升值與貶值以及未來的暴跌之上，在派系鬥爭、每天都在發生的綁架以及游擊隊的槍戰之上，在關於高官的掠奪傳聞之上：他處在阿根廷之上，那個他曾經讓其殘暴與狂熱變得神聖、並加以利用的阿根廷，那個他回來拯救的阿根廷，那個現在被他拋在身後的阿根廷。
他已入暮年，他可能並未意識到，他回國、恢復個人名譽的理由更多是為了他自己。他與軍隊達成了和解，正是這些軍隊曾經剝奪了他的軍銜。他與教堂達成了和解，在第二次擔任總統期間，他曾經與之進行過戰鬥：他死的時候，手中將會握著教皇保羅給他的念珠。流亡歸來的他變得更為溫和，甚至愛進行哲學思考，對拉美的生態學、環境和聯合問題有了很多想法。（「到二〇〇〇年，我們要麼統一，要麼就被統治。」）但這些想法與他的追隨者的焦慮以及國家的權力鬥爭相去甚遠。後來他似乎終於認識到，這個國家已經不再受他控制。
兩年前，阿根廷仍由軍方統治，每個人都是庇隆主義者，連毛派的牧師和託派的游擊隊員也是。庇隆，或者說他的名字，把所有想要終結軍政府的人聯合在了一起。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庇隆開始執政，就必須把真正的庇隆主義者和「滲透者」甄別開來。而這個作為民族領袖歸來的人，這個負責調停庇隆運動各衝突派別的「指揮」，和昔日的庇隆一樣，又一次開始搜尋敵人。有些敵人在左翼，就在那些幫助他重掌權力的游擊隊中間。有些敵人在右翼。幾個月過去了，有很多人被認為是「正在破壞當前的政治程式」。半官方的《領導者》每週都在確定新的敵人。如此多的敵人：到了最後，在庇隆的言辭中，人們探測到一種無助的、憤憤不平的語調，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推翻之後所寫的著作中也流露過這樣的語調。
六月十日，庇隆夫人，也就是副總統，發表了一篇講話（第二天這篇講話將以整版廣告的形式刊登在各家報紙上），談到投機者、囤積居奇者以及其他「扼殺這個國家的人」，稱他們要為物品的短缺和物價的高企負責。她說，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她想知道這個國家是不是辜負了庇隆。六月十一日，洛佩茲·雷加，庇隆的前秘書、同伴和占卜師，現任社會福利部部長，發出了更為明確的聲音。他告訴一群省長：「如果庇隆將軍在使命完成之前去國，他不會獨自離去。他的妻子，還有你們卑微的僕人，會陪同他一起離開。」
雷加說，庇隆不可能面面俱到，人們也不應該有這樣的期望。「公平政治的哲學不只是喊一喊‘庇隆萬歲’，而是要用心體會這種哲學的含義，也就是說，我們全都應該毫不遲疑地向著偉大而輝煌的目標前進，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擁有一個幸福的國家。」沒有意義的言辭——我已經盡我所能譯好這段話；但在明確了誰是敵人之後，這也許成了定義庇隆主義的唯一方式。
夫人講話了，秘書講話了。第二天庇隆自己也講話了。在一個會議上，他本來要談其他事情，卻突然宣佈說，他已經受夠了，心情沮喪，如果得不到更多支援，他願意把政府交給自認能做得更好的人。
工會立刻做出了反應。他們要求成員舉行罷工。在我所在的科爾多瓦山，公交司機甚至不知道罷工原因，也不知道罷工範圍；他們只知道，作為經受過罷工洗禮的工會成員，公交在中午之後必須停運。結果大家發現，罷工僅限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在五月廣場上，迅速湧入了大量工會成員。庇隆向與會群眾致辭，並贏得了歡呼；他宣稱自己感到滿意，人們認為他根本無意自作自受、離開這個國家。那天傍晚內閣集體辭職，有一兩個部長在訪談時心情沉重。看起來，至少有些人的背叛行為將會曝光，有些人頭將會落地。但沒有人人頭落地，庇隆重新任命了整個內閣。
這是一樁奇特的事件：精心策劃、效果驚人，卻又完全沒有了下文。各家報紙頭一天全是關於危機的報道，稱整個共和國都處於緊急狀態，第二天卻又佯裝什麼也沒有發生。阿根廷的報紙就是這樣。這是庇隆最後一次蠱惑民心，也是他最後的政治繁榮。沒有人知道——如果幕後的確有陰謀——疾病和死亡是否終結了某種新動向，這種動向本來將會澄清新政府的目標與計劃。這是人民所期待的。沒有人知道阿根廷正在發生什麼；有人開始覺得，也許什麼也沒有發生。
這樣的神秘並非只屬於庇隆，它同樣也屬於阿根廷，這裡的政治現實充斥著掠奪和掠奪造成的仇恨，長期以來一直被花言巧語所籠罩。這些花言巧語誰也騙不了。但在一個政府從來就不開放、智識資源又很稀缺的國家，通常只有政權的花言巧語能存留下來，對國家的狀況加以解釋。阿根廷擁有一個有教養的開放社會所需的基礎設施。這裡有報紙、雜誌、大學和出版社；甚至還有電影業。但這個國家卻仍然不瞭解自身。大街小巷以總統和將軍的名字命名，但這裡卻沒有歷史分析和寫作傳記的藝術。這裡有傳奇和古老的浪漫故事，卻沒有真正的歷史。這裡只有年鑑、統治者名錄和編年史。
馬里亞諾·格隆多納是阿根廷最敏銳的政治評論員。他常上電視做節目，據說家世良好。五月末，一份暢銷的插畫週刊《人民》訪問了格隆多納，讓他分析過去一年的種種事件：一年之間，作為民族運動的庇隆主義解體了，一年之間，敵人被搜捕和驅逐。《人民》認為格隆多納的觀點非常重要，用了整整五頁版面加以報道。
格隆多納說，要理解阿根廷的歷史，必須將其分解為不同的時期。一八一〇年獨立以來共有七個時期。大致上就是七個共和國：必須認為阿根廷有著法國式的歷史，一部拉丁史。拉丁心理以原則的方式發揮作用；它耗盡一組原則之後，就通過突變轉向一組新的原則。盎格魯－撒克遜人更加務實，沒有對自己的原則做出定義。他們因此而免於陷入混亂；但同時他們也無法享受到「那些一切都被重建的壯麗時刻」。
阿根廷歷史上的第五個時期從一九四五年延續至一九五五年，也就是庇隆時期。第六個時期從一九五五年延續至一九七三年，是軍政府時期，也是排斥庇隆主義的時期。第七個時期始於一九七三年，是各種機制復興的時期，也是庇隆主義迴歸的時期。這最後一個時期儘管還僅只一年，卻讓人十分困惑；但如果把它劃分成etapas（階段），事情就會更為清楚一些。庇隆和許多獨裁者一樣，生活在「階段」之中。庇隆主義首先必須尋找權力，這是「微笑」階段；然後為權力而戰，這是戰鬥階段；然後很明顯，在奪取了權力之後，進入執政階段。許多庇隆主義者停滯在第二階段，也就是戰鬥階段；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必須被清除的原因。
格隆多納的分析並沒有追問人民到底是在以糟糕的方式行動，還是在被以糟糕的方式對待。在庇隆主義者執政的一年間感到挫敗的人，只是不理解阿根廷的這種時期與階段的劃分。其中有些人把不同的階段完全弄混，就像那位被庇隆提名從而成為總統的牙醫，他隨即被視為叛徒並解了職。
一旦人們理解了，一個階段自身由偉大的日子組成，那麼在這一年發生的其他費解的事情也就變得清楚起來；也有一些顯然很混亂的日子，可以被劃分為時段（fases）。「我們習慣了這種時期與階段的模式……未來還會有其他的時期和其他偉大的日子。我深信這一點。我們對這個時期所能提出的要求只是，它應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這就是格隆多納結束訪談的方式：用一句阿根廷式的花言巧語總結了這一年殘酷的權力鬥爭。在一個局外人看來，機敏而熱情的格隆多納身上有一種奇特的超然：他就像是在談論一個遙遠的國家。很難根據他的敘述去想象，在街上仍然有人被殺，被綁架，就在六月份軍隊仍然在相簿曼與游擊隊作戰，而報紙會在「游擊戰」的總標題下報道頭一天的游擊隊戰事。格隆多納羅列事件時，流露出一種超然的態度，一種無意識的玩世不恭。在他看來，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比權力鬥爭好不了多少。在這裡似乎並不存在更高的善。而更讓人警醒，更能揭示阿根廷實情的，是這樣的羅列被提供給《人民》的讀者，就好像他們是對更高的善一無所知的人一樣。
於是庇隆和他的傳奇逐漸變成了年鑑裡的故事。這個傳奇現在受到景仰；隨著時間流逝，它肯定會為人所痛恨。但傳奇本身不會改變：它是人們無法繞開的東西。在阿根廷，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也許一個民族只有學會了以另外的方式閱讀自己的歷史，不再接受掠奪政治，才能夠讓自身免於庇隆末年的徒勞無益。
但書面史就是帶著政治印記的歷史。而政治反映的是人與土地。有些阿根廷人覺得他們的國家應該擁有比庇隆更好的領導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遭到了庇隆末年宮廷政治的羞辱和貶損：庇隆是衰老的大男子主義者，伊莎貝爾是他的配偶和副總統，洛佩茲·雷加是有權勢的秘書－占卜師——蘇丹、蘇丹王后和大總督。
庇隆之所以是庇隆，是因為他如此切近地觸動了阿根廷。他直覺地把握到他的追隨者的種種需求：他進行破壞的地方，常常也是他取得勝利的地方。第二次擔任總統期間，他發動對教會的戰爭，走得太遠了；但那是他作為人民領袖所犯的唯一一個錯誤。他揭示出一個國家無產階級移民的生存現實，使其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而這個國家的婦女雜誌仍然被神話所主宰，講述著大牧場上的「古老」家族、馬球以及浪漫故事。他向這個國家展示出其被遮掩的半張印第安面孔。他運用自己的權威讓這個國家接受自己的女人，先是伊娃，後是伊莎貝爾，一個是演員，另一個是卡巴萊舞女，兩人都來自外省；女人被視為大男子主義者的玩物，他卻讓她們變成了這些男性的統治者——這個社會一直被墮落的大男子主義所主宰，女人被認定應該待在妓院裡，他卻通過自己的這些行為施行了一種最為粗略的正義。
但庇隆仍然是一個奇怪的人：他頻頻談論這個國家的偉大，但在他自己那裡，在他的運動當中，他又頻頻指出祖國的弱點，並且揭示出這些弱點是難以補救的。
飛機掠過烏拉圭青翠的大地——這片土地一度十分富饒，現在卻與阿根廷一樣，變成了混亂與悲傷之地——又掠過寬闊的、巧克力色的拉普拉塔河口，降落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的埃塞薩機場。在河口南面黃褐色的平地上，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白、灰色建築近乎突兀地聳立著：這座城市有著無法形容的規模，近乎隨意地坐落在一個空曠大陸的最邊緣，旁邊就是寬廣而泥濘的河面。在飛機上能夠看到一切：盛大的河口，兀立著的八百萬人的城市，廣闊、平坦、空曠內陸的邊緣——這片偏遠的南方之地有著簡單的地理環境和簡單的歷史：歐洲人滅絕了印第安人，佔領了這片土地。他們不是移居：如果是移居，建造的城市會更小，並且可能會在印第安人的內陸繁衍生息。
阿根廷迄今為止還沒有關於高貴的印第安人的神話。種族滅絕的記憶距今太近了，仍然是一件在年鑑上用一兩句話就打發掉的事情。在阿根廷，人們對大草原印第安人的嫌惡成了一種完全的本能：阿根廷人害怕其他國家的人把阿根廷視為印第安國家。年老的博爾赫斯經常告訴給他做訪談的外國人，阿根廷的印第安人不會數數。在我認識的一位四十歲的藝術家看來，大草原印第安人「就像草一樣」。
以這座大城鎮為起點，許多條高速公路向著四面八方延伸，穿過曾經屬於印第安人的內陸。城鎮頑強地存在著；低矮的、箱子一樣的磚房沿著高速公路的道旁蔓延數英里。土地終於清爽起來；很快就看得到平坦的大草原，高天、遼遠和空曠讓人反應遲鈍。這裡過去不生長樹木。但在無人耕種的富饒土壤上，現在樹長得很快，偶爾有高高的桉樹掩映著公園和大房子。這片土地上到處都在使用軍人的名字做地名，是這些將軍從印第安人那裡奪走了土地，並且以一種難以想象的貪婪把像郡那麼大的土地、莊園以及大牧場變成了戰利品。
那時候，帝國主義者在幾個大陸上大肆侵略。在羅卡總統系統地滅絕印第安人的同時，比利時人正在開啟美麗新剛果的大門。約瑟夫·康拉德見識過比利時人的作為，並在《黑暗的心》中捕捉住了他們的狂熱。「他們的談話是卑鄙海盜間的談話；不計後果卻缺乏剛毅，貪婪卻不夠大膽，殘忍卻沒有勇氣；整個這一群人沒有一點遠見，也沒有絲毫嚴肅的意圖，他們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要讓這個世界運轉起來，需要具備這些品質。」這些話也適用於描述阿根廷的狂熱；它們蘊含了阿根廷的那項偉業的氣氛和道德虛無，這項偉業世代相傳，一直通向今日的失敗。
龐大的私有行業已經分割開來，但是大牧場仍然非常大，規模仍然超乎想象。大牧場以機械化方式運作，無需多少勞動力；牧場的景緻仍然空曠，杳無人煙。一些小鎮坐落在大草原上，看上去有些脆弱，只能滿足最基本的需求：令人昏昏欲睡的夜總會，作用是讓已經把話說盡了的人一起再待幾個小時，什麼也不說；妓院，進一步簡化了世界；車庫。遠離高速公路的地方令人生出一種荒涼感。土路寬闊而筆直；樹木稀少；平坦的土地一望無垠。在這裡，人對距離的感知變得不正常起來：幾英里之外的事物彷彿十分切近——一個馬背上的大牧場工人，一片樹叢，一個土路的交匯處。如果沒有了鳥，荒涼就會變得十分徹底；這些鳥數量眾多，體形通常很大，色彩俗麗，凸顯出這片土地的陌異以及人煙的稀少。在大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每天早晨都能看到死去的棕色貓頭鷹。
這是一片需要耕耘的土地，並無美景；無論是電影、文學、藝術，還是定居於此的社群，都還沒有將其神聖化。我聽一個從南美其他國家來的銀行家說，阿根廷的土地仍然只是商品，是一種投資，是預防通脹的手段。疏遠它不會讓人心痛。阿根廷的財富就在土地之中；這片土地解釋了河口處的龐大城市。但這片土地沒有成為誰的故鄉。故鄉在別處：布宜諾斯艾利斯、英格蘭、義大利或西班牙。許多阿根廷人說，只有在可以離開的前提下，你才能住在阿根廷。
阿根廷靠著鐵路和羅卡總統的雷明頓步槍締造而成，至今仍然儲存著殖民地的結構和目標。奇怪的是，從這個國家創立的方式以及隱含的人際關係來看，這裡就像是西班牙帝國在十六世紀的殖民地，兩者有著同樣的貪婪和內在弱點，同樣的紛爭傾向，同樣的猜忌與貧瘠。obedezcoperonocumplo，我遵命，但我不服從：這是十六世紀的征服者或官員的態度，和他們簽訂契約的只有西班牙國王、而非國王的其他臣屬。在阿根廷，人們不與其他阿根廷人簽訂契約，而是與富饒的土地、寶貴的商品簽訂契約。起初就是這樣，後來也不可避免一直如此。
這裡沒有國王（儘管庇隆就像是國王，所有事情都以他的名義進行），但這裡有旗幟（國旗採用白藍兩色是為了紀念一位聖人，但阿根廷人被教導說，那是這裡天空的顏色）。那些感到土地辜負了他們的人揮舞著國旗：他們是城市工人，身著嶄新西裝的年輕人，成長為醫生和律師的移民後代。但這樣的愛國主義並沒有看起來那麼熱忱。這是未能取得成就的阿根廷，其最初的構想就有缺陷，沒有歷史，只有年鑑，因此這裡也不會有對過去、對傳統、對共同的理想、對阿根廷共同體的感情。每個阿根廷人都想要達成自己與這片神賜之地的契約；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被奇蹟般地清洗掉了，依舊杳無人煙。
這裡有許多阿根廷人都活在「這是一片富饒之地」的觀念當中。西北部有一個更古老的阿根廷，在那裡定居的西班牙人是從秘魯南遷而來。拉里奧哈城位於安第斯山脈的腳下，約四百年前由一個來此淘金的西班牙人建造而成。這是一座獨特的城市；這裡的人民植根於土地，有一半是印第安人。這座城市有一種完整性，在更新的阿根廷城市裡是找不到的，而在兩者之間，橫亙著大草原乾旱的平坦荒野；筆直的公路是黑色的，路沿因為滾滾沙塵而變得模糊不清，在巴士裡的旅客看來，荒野似乎被公路一分為二，直到天際。
但是在那條路的盡頭，在科爾多瓦山丘之間——進口的柏樹和柳樹在貧瘠的山坡上裝點出不規則的地中海式小塊樹叢——有一座最近修建的英格蘭風格的寄宿學校。這是一所成功的學校，設施精良；我看見校長時，他剛剛把一套精裝的世界最佳書籍放進了圖書館。
校長說，學校看起來也許不合時宜，但其宗旨並非培養英式紳士，而是為阿根廷培養紳士。週日早上有一場英式橄欖球比賽。科爾多瓦一所學校的人士正在造訪，學校的僕役在一個碩大的燒烤坑上燒製粗大的紅肉條。「就像盎格魯－撒克遜人發明出橄欖球那樣的運動一樣。」一位年輕老師說。他擺脫了倫敦的種種約束，在自由和夢幻的氛圍裡容光煥發，阿根廷的空曠能夠以非常怡人的方式讓剛剛到達的人陷入這樣的感覺。
那天早晨，年長的英國居民和退休人士在本地教堂裡為庇隆和王后祈禱。頭一天傍晚，他們聚在一家酒店裡，觀看了一場關於安妮公主婚禮的電影。
坐半個小時的巴士，就可以到達一座義大利－西班牙人聚居的農業鎮：低矮的房屋、碎裂的灰泥、裸露的紅磚、修剪過的樹木、灰塵、地中海式的色彩、黑衣女人、門廊裡的女孩和兒童。水是稀缺資源。這裡有一座大壩，但是兩年前開裂了。這裡的人種植棉花和橄欖，他們認為自己的鎮子很富庶。
從工業城市科爾多瓦——那裡出產汽車——到拉里奧哈城的十小時車程，就彷彿是一段穿越許多國家、許多時期、許多衰落的古代文化的旅途。古代文化衰落了，阿根廷卻沒有提供可替代的文化。它所提供的只有土地、廉價食品和廉價葡萄酒。它還為從科爾多瓦前往拉里奧哈的那些在路上的人提供食宿，還有一度看似「光榮的自由」的東西。它沒有為任何人提供祖國。以一種匪夷所思的反諷方式，他們成了帝國主義最後的犧牲品之一，這還不僅是庇隆所說的那種意思。
阿根廷是一個簡單的物質主義社會，一個簡單的殖民社會，是在帝國主義最為貪婪和墮落的時期創立的。它允諾安逸，以此來吸引人，它不提供其他的理想，也不提供新的人倫理念；它貶損和敗壞了被它吸引來的這些人。紐西蘭同樣也是殖民地，同樣有著從土著手中奪取土地的歷史，但其創立於帝國主義更早期，所遵循的原則也有所不同，於是也就有了不同於阿根廷的歷史。它為世界做出了一些貢獻；它只有三百萬人口，而阿根廷有兩千三百萬人口，但紐西蘭有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卻更多。
兩年前，我對阿根廷還不瞭解，一位學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交通高峰時間告訴我：「你會以為自己是在一個發達國家。」那時要理解他的反諷和苦澀並不容易。布宜諾斯艾利斯是這樣一座令人不知所措的大都市，要理解它是一座幾乎完全舶來的新城市，要理解它的大都市生活只是幻覺、是殖民地的模仿，要理解它寄生於其他國家、自身非常貧乏，都需要花一點時間。這座龐大城市興建時的意圖是為內陸服務，整個地被置放於大陸的邊緣。其規模不是由其自身的需求決定的，也沒有反映其自身的卓越。布宜諾斯艾利斯出於其興建時的本質，從來都無須成為一個卓越的城市：而這從來都是它的魅力之一。在舶來的大都市裡，存在著一個發達社會的結構。但人們的角色常常顯得像是模仿來的。在阿根廷，有那麼多的詞彙越來越沒有意義：將軍、藝術家、記者、歷史學家、教授、大學、導演、經理人、工業家、貴族、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有那麼多詞彙需要加上引號。要想真實地寫出這個社會，存在著一些特殊的困難；要想用小說的形式準確地描繪它，也許是不可能的。
被貶損到如此程度的人只剩下了對大男子主義的講求。有球場或賽道上的大男子主義，也有簡單打扮上的大男子主義：比如騎摩托車的警察，戴著墨鏡和手套，在風馳電掣間和警笛聲中揮著手，為官員的車輛開道。但大男子主義的實質其實是對女性的征服和羞辱，在這個貧瘠的社會里，這意味著簡單的人讓更簡單的人成為犧牲品。阿根廷女性沒有受過教育，也幾乎沒有什麼權利；她們被撫養長大，要麼早婚，要麼做家務。絕大多數女性沒有錢，也沒有掙錢的途徑。她們註定要成為犧牲品；她們也接受自己犧牲品的角色。
大男子主義無法造就出色的男人，因為每一個男人都被認定應該成為大男子主義者。性徵服是他們的責任，與激情甚或吸引幾乎沒有關係；征服也並非是通過陽剛之氣或任何特殊的才能實現的。在一個被掠奪的理念徹底主宰的社會里，從最富的人到最窮的人，大男子主義者的吸引力在本質上都是經濟性的。服飾反映的是大男子主義者的財富或「階級」，是一種重要的性訊號。錢包也同樣如此。大男子主義者的鑰匙是財產的象徵，必須展示出來。這樣的象徵很粗鄙，但這個社會本身就不精緻。一個巴士司機，一個不足道的大男子主義者，他把兩把鑰匙掛在右臀的皮帶上；一個「經理人」的鑰匙用很重的金屬環掛在皮帶上，右臀幾乎被金屬包了起來。金錢成就大男子主義者。大男子主義要求並且強制廣大女性進行非職業的賣淫；這是一個自己朝著自己嘔吐的社會。
大男子主義已經被制度化；有一個龐大的性產業在為這個制度服務。到處都有妓院，日夜不息。在泛美公路沿線排列著碩大的新建築，霓虹燈以及豔麗的觀感已經道出了它們的用途。在市中心雷科萊塔國家公墓——埋葬傑出人物的地方——後面，有一條大街上到處是高階妓院。這些妓院按小時計費。在這樣的地方，昏暗的門廳裡也許會有一盞紅色的聚光燈，照射在一座粗糙的青銅色婦女半身雕塑上：阿根廷的低劣藝術。每個女學生都知道妓院；她從小就明白，也許有一天她必須到那裡去找尋愛情，在彩燈和鏡子中間。
常規的性行為很容易用錢買到，對大男子主義者而言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有雞姦一個女人，他的征服才算完成。女人可以對此加以拒絕；這也正是妓院遊戲的目的所在，那種毫無熱情的拉丁冒險始於對「amor」（愛）的談論。latuveenelculo，我搞了她的屁眼：這是大男子主義者向他的圈子宣告勝利或否認被拋棄的方式。當代性學家通常認為雞姦並非反常。但在阿根廷以及其他拉美國家，雞姦女性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教會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的罪孽，妓女則視其為一種恐怖。把妓女拒絕的東西強加給她，同時又知道這是一種黑暗的性方式，阿根廷的大男子主義者——主要是那些西班牙或義大利的農夫後代——是在有意識地讓他的犧牲品名譽掃地。於是這些被貶損的人轉向大男子主義，進一步貶損自己，甚至用拙劣的模仿取代了性。
漫畫家薩伯特在一些類似格羅希的畫作中，提示了大男子主義這種病態的、半閹割的本質。前幾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演了一部新電影，大獲成功。《心碎的探戈》，以阿根廷作家曼努埃爾·普伊格的小說為藍本，由阿根廷最著名的導演拍攝。這部電影笨拙、表演過度、也未經打磨，講述了小鎮上一個身患結核病的大男子主義者的生與死。這似乎是一部漫無目的的片子，只是真實生活的編年記錄，導演沒有賦予其以結構。但阿根廷的觀眾卻為之潸然淚下：在他們看來，這個故事的悲劇在於一個大男子主義者註定到來的死亡，可憐的男孩來自卑微的家庭，只能通過艱難的方式、用自己的英俊相貌征服女性。
而在我這個外來者看來，悲劇在別處，在顯然無目的的輕舉妄動之中。作家或導演沒有暗示主角與他人有情感關係，也沒有對此加以評論：就好像在大男子主義者的社會里，人們已經忘記了人與人可以有更深一層的關係。那位大男子主義者去世後，他的一個女人做了一個夢：在褪色的色調中，大男子主義者身著漂亮的男子漢服飾，慢慢從墳墓裡升起，用他的雙臂托起她，和她一起飛過一間臥室的窗戶，把她放在床上。在這樣一幕戀屍癖幻想中影片結束了，觀眾淚流滿面。
走出電影院，經過排隊等候看電影的長長隊伍，看到擁擠的咖啡廳和酒吧的燈光，還有穿著喇叭褲的年輕人，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座亦步亦趨的、陌異的大都市。我感覺到了這些看上去如此健全的移民身上的欠缺和墮落，並且開始領悟和恐懼他們的暴力，他們農夫式的殘忍，他們對魔法的信仰，還有他們對於死亡的迷戀——報紙每天都在用被謀殺者的照片讚揚這種迷戀，這些死者躺在棺材裡，通常是游擊隊的受害者。
發生了種族滅絕之後，我們的地球有相當一部分被變成了荒原。阿根廷如此富饒，人煙如此稀少，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了兩千三百萬人口，其失敗是我們時代的一個謎。像馬里亞諾·格隆多納這樣的評論家把混亂的狀態分解開，把他們自己與「階段」關聯起來；通過談論阿根廷的法國式歷史，他們將會設法在種種不理性的行為和無足輕重的事件中尋找意義。但政治關涉的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人的契約。一個國家的政治只能是其人倫理唸的延伸。
作為民眾領袖，庇隆自己身上展現出了這個國家的許多弱點。我們必須看一看他——這個所有大男子主義者中最偉大的一個（沒有後代，據說沒有效能力）——所指示的方向：他指向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指向那些高階妓院。它們的百葉窗淫穢地閉合著，適切地矗立在墓地背後。
5恐怖
一九七七年三月
在阿根廷，殺人汽車——官方槍手乘坐的用以做事的車——的牌子是福特獵鷹。獵鷹在阿根廷生產，是一款結實的小車，外形普通，有數千輛在路上行駛。但殺人獵鷹很容易識別，它們沒有車牌。這些車，還有坐在車裡、身著便裝的人，招搖過市；人們有時會站在那裡旁觀。
幾周之前，在相簿曼北部城市的主廣場上，他們就站在那兒旁觀：獵鷹停在政府總部半環形的車道上，總部大廈是一座華麗的石頭建築，像十九世紀的歐洲別墅，但是在陽臺上和整潔的亞熱帶花園裡，有架著機槍的印第安士兵：最後我終於瞥見了制服、握手和敬禮，直到身著便裝的人——他們就像演員，在扮演去打獵的貴族，只是在他們的名牌（或冒牌）大衣下藏著機槍——走下寬闊的階梯，走進小汽車，不開警報器，慢慢地駛離了那裡。
官方終於明白了沉默的戲劇效應。沉默是恐怖的組成部分，那種要讓人感到恐怖的恐怖。
在阿根廷，風格是一件要緊的事情；漫長的游擊戰，儘管有真實的血和真實的酷刑，總有大男子主義和公共劇場的元素。從前，警察會帶著上膛的機槍在繁忙的交叉路口附近值守；夜裡，士兵穿著長筒軍靴、頭戴鋼盔，帶著阿爾薩斯犬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購物街上巡邏；偶爾會有反游擊隊的摩托旅出現，這是一種戲劇化的誇耀。那些日子裡，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私密的戰爭，一方是游擊隊，另一方是軍隊和警察。而現在，戰爭已經波及每一個人；公共劇場變成了公共恐怖。
除了坐在獵鷹裡的人，所有人的風格都被奪走了。游擊隊仍在作戰，但報紙被禁止刊登與他們有關的任何報道。報紙只能刊登重複乏味的官方公報，死了多少人，而且通常只能是內頁的小豆腐塊，就好像這些與其他新聞無關似的：某地，某時，何種情形，多少顛覆分子被殺死，多少男人，多少女人。這些公報被認為只披露了部分真相：有太多人失蹤了。
一開始，在庇隆復辟帶來了混亂與近乎無政府的局面之後，殺戮被認為是有利於經濟的。據說戰爭就是戰爭；游擊隊——他們現在就像私人軍隊，已經沒有了明確的目標——必須被連根拔除；經歷庇隆統治時期的放縱和腐敗之後，工會及其領袖必須受到訓誡。（工會成員再也不能免費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飛機到歐洲旅遊。這些招搖的外省大男子主義者要求機組成員對他們特殊關照：每個人都在晚餐後拿上一摞漫畫書和攝影小說，充當漫長夜航的消遣讀物，用戴戒指的手指在舌頭上沾上口水翻書。）另一個更為得體的阿根廷將會被創造出來；這個國家（就好像「國家」是一種經濟的抽象體，是某種能夠與這裡的全體居民分割開來的東西）將會再次出發。
就在薪酬像罪惡一樣被抑制的同時，阿根廷的銀行家－聖人們也在創造自己的通脹神話。他們為比索儲蓄提供百分之八的月息或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的年息，立刻讓許多阿根廷好公民又恢復了信心。多年來，這些阿根廷人一直在祈求比索的水能變成美元的酒。恐怖發生的最初幾個月裡，股票市場非常繁榮；有人一夜暴富；阿根廷似乎又恢復了本來的模樣。但現在，即使年息是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恐怖也離得太近了。
在恐怖之中再也辨識不出什麼模式。受到威脅的不只是游擊隊員、工會成員或是這個國家寥寥無幾的知識分子。任何人都可能被選中。酷刑成了家常便飯。甚至工人如果太不走運，在公寓裡撞見搜捕，也有可能被帶走，關上幾個小時，和其他人一起被折磨——整個過程已經完全自動化了：緊繃的眼罩，眼窩裡深陷的雙眼，頭罩，拷打，而電擊留下的灼痕要十八天才會消失；然後被扔在獵鷹的座位底下，不知被運往何處，釋放時還要經受變態的折磨：「我們要把你送去墳場……現在，數到一百再取下眼罩。」
現在的阿根廷，幾乎每個人身邊都有人失蹤、被捕，或是被酷刑折磨。甚至連軍人也會被叫去取回他們孩子的屍體，這還是他們戰友給的人情，否則屍體就會被銷燬或扔掉；有時這些屍體會在拉普拉塔河另一邊的蒙得維的亞被河水衝上岸，已經殘缺不全，腐爛不堪。有個女人收到一個鞋盒，裡面裝著她女兒的雙手。
對一些名人的逮捕仍然會根據特定的指控、按照法律程式進行。但除此之外就沒有法律了。人們被帶走，沒有人對此負責。軍隊讓前來探詢的人去問警察，警察又讓他們去問軍隊。一種特殊的語言被髮明出來：一位焦急的父親會被告知，他兒子的案子已經「結案」了。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誰在做什麼，又是為了什麼；據說現在只要出夠價錢，就可以讓任何一個人消失。
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處都是受到驚嚇和損害的人，他們發現自己再也無法站到哪一邊，現在只想逃跑；他們再也找不到繼續留在阿根廷的理由，並且終於認清了長期以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野蠻，那種他們之前視而不見的野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很安全，而阿根廷古老的誘惑也仍然存在：廣袤而富饒的土地、一夜暴富的可能、豐足的肉類產品，這誘惑體現在阿根廷人結束談話時頻繁使用的一句話之中：「todavíaaquíse vivemejor.」（還是在這裡過得好。）
野蠻，就在一座認為自己屬於歐洲的城市裡，在一片因為這座城市而為其文明感到自豪的土地上。之所以如此野蠻，就是因為這樣的看法：文明被當作一種遙遠的東西，由其他人魔法般地推動向前。將歐洲文明視為與任何一種智識生活都無關的東西，將歐洲文明等同於歐洲的商品和時尚。文明被當作可以購買的東西，那些有足夠多錢的男人或女人可以跨越大洋、隨時隨地獲取的東西。這種態度與一個新建國家的政客相去不遠，這樣的政客一邊糟蹋自己的窩，一邊又在國外、在有法治的地方搭建著一個金窩。
阿根廷的官方史是光榮的歷史：英雄們進行的獨立戰爭，歐洲的擴張，財富，文明。這也是博爾赫斯歌唱的往昔；但在他後期的故事裡，文化的衰落成了反覆出現的主題。
酷刑在阿根廷並非新事物。儘管國外的阿根廷人在反對某個政權的運動中，總是把酷刑當成該政權的首創來談論，阿根廷國內的所有組織都把酷刑當作阿根廷的一種制度，並且也接受這樣的狀況。
一九七二年，在一家風格優雅的外省酒店裡，一位西班牙血統的上流社會女士（仍然迷戀種族的純粹，仍然在進行西班牙舊日的戰爭）告訴我，阿根廷的酷刑始於一八一〇年，也就是這個國家脫離西班牙獨立的年代；這位中年女士在餐桌上頗有風度，喝著阿根廷的黃色香檳，講的英語帶有淑女學堂的口音，她說酷刑仍是必要的舉措，因為刑法太溫和了。「只有用最可怕的方式殺了人，你才會進監獄。‘我的客戶太沖動，’律師說。‘哦？’法官說，‘他太沖動？’那就不用坐牢了。」
一位年輕的託派律師看待法律的方式與此不同。他認為「大多數政府」都在使用酷刑，而且酷刑已經成了「阿根廷生活相當重要的特徵」。一開始廢除酷刑似乎並不在他的社會主義規劃的考慮之內，但接著他注意到了我的憂慮，用非常快的語速向我保證，就像在哄一個可以向其允諾任何事情的小孩：「隨著布林喬亞的垮臺」，酷刑會消失的。
但是我後來見到庇隆工會的一位高階成員——那是一九七二年年中，他與權力關係密切，正等待著庇隆回歸——他無法允諾任何事情。就像是在談論雨水，他說酷刑總會存在。正是這個人，嗓音柔和、理智、其時仍是被壓迫者的代表，他告訴我——在他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張巴黎地鐵交通圖和一張庇隆青年時代的照片——有好的酷刑和壞的酷刑。用酷刑折磨一個「作惡者」「沒問題」；折磨一個想要救國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也正是海軍上將顧塞提四年後的觀點，他是現政權的領導人之一，這番話是他一九七六年八月在聯合國為阿根廷的恐怖辯護時所說。海軍上將（他後來在游擊隊的一次襲擊中受了傷）說：「我所以為的顛覆來自左翼恐怖組織。右翼的顛覆或恐怖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國家的社會機體感染了一種疾病，內部遭到侵蝕，它就會產生抗體。這些抗體不能等同於細菌。」
昨日的抗體，今日的細菌；昨日的國家公僕，今日的作惡者；昨日的刑訊者，今日的被刑訊者。不管打的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旗號，阿根廷的意識形態其實相當簡單：侵害別人的行為就是對的，侵害我的行為就是錯的。庇隆身上最能體現出阿根廷人本色的時刻——在他的抱怨和道德義憤當中——是一九五六年他被軍隊推翻之後，出版了一本眼淚汪汪的書講述這次事件。這本書的書名為lafuerzaeselderechodelasbestias，直譯就是《力量是動物的權利》，也可以換成英語的習慣表達《叢林法則》。
庇隆在書中寫道：「這次革命並沒有理想可言，因為它只是一種反應，只是為了取消已經發生的事情，為了消滅庇隆主義，為了從工人那裡拿走他們贏得的權益。」如果庇隆今天還活著，他也許會用同樣的話指斥現政權。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政治蹺蹺板遊戲中，阿根廷的變化如此之少；所有的花招和謀殺都如此沒有意義。
殺人汽車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庇隆時期它們已經存在，那時庇隆與支援他重掌權力的游擊隊反目成仇。這些汽車在庇隆的遺孀和繼任者伊莎貝爾掌權時期變得更加嗜殺；那段時期，敵人之為敵人，越來越出於私人恩怨，而無法從政治上加以定義。直到有一天，伊莎貝爾不再掌權，庇隆主義的迴圈結束了。
事情經過很簡單。一天晚上，隱忍了很久的軍方劫持了總統專用的直升機；伊莎貝爾在奢華地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政府大廈往回飛的途中被告知，奧利沃斯郊區的總統府，她原本正在前往的地方，已經不再是她的家。按照官方的說法，這位前卡巴萊舞女和阿根廷首位女總統大哭了起來。她先是被帶到城裡的一座機場，然後又被押送到總統府收拾她的衣服。她試著說服那裡的家政人員站在她這邊，她以為他們隸屬於她，忠誠於她。但他們已經習慣了阿根廷總統的到來和突然離開，只是幫著她打了包。
這就是她的結局，這位出生在貧窮的北方省份拉里奧哈的貧窮女孩的結局。一九五六年遇見流亡的庇隆時，她正在遙遠的巴拿馬的一家卡巴萊舞廳工作。那時距庇隆被推翻已經一年，距伊娃·庇隆去世也已經四年。伊莎貝爾從未晉升為伊娃·庇隆的替代者，庇隆也從未因為和她的關係而遭到追隨者的指責。大男子主義的阿根廷無限地理解一個男人的各種需求，對於阿根廷人來說，伊莎貝爾不過是領袖身邊的新歡。而當她於一九七三年與庇隆一同回到阿根廷時，她的身份只是「和平大使」，「讓事物垂直的人」，用她的愛把阿根廷人團結在一起的女人；庇隆則是處理仇恨的人。
「perónconduce,isabelverticaliza.」（庇隆指揮，伊莎貝爾讓事物垂直。）這些詞在西班牙語和英語裡一樣令人費解；但這是一九七四年庇隆統治末期的口號之一，其時庇隆主義已經顯示出它只是空洞的言辭而已，而庇隆的統治以及他的宮廷就像是把他們迎接回來的那種歇斯底里的延續；官方印製的公告被人用噴霧劑塗抹掉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四處的牆壁就像是破舊的廣告牌。那麼多的公告，很快就會過時：總有新的烈士需要哀悼，（並且在一週內就會被遺忘：在庇隆時期的阿根廷，沒有什麼像上一週的政治公告那樣毫無生命。）那麼多的殺戮需要復仇：領袖總是試圖讓自己懸浮在集體的憤怒、怨尤和仇恨之上。
現在一切都沉默了。伊莎貝爾被扣留在南方某地，關於她的閒話越來越少；官方公佈了她的一張私人快照，看得出她在執政期間發胖了。她的統治集團成員大多已各奔東西。占星師洛佩茲·雷加——他是伊莎貝爾在巴拿馬做卡巴萊舞女時的經理，後來成了庇隆的秘書——出國了；現政府指控他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曾大肆貪汙。
與庇隆重新掌權聯絡在一起的政治醜聞，還有在他的統治以及伊莎貝爾的統治下的經濟醜聞，仍在被不斷提起。是游擊隊讓庇隆的迴歸成為可能；他們是庇隆運動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強硬臂膀。但他們真的全是游擊隊嗎？綁架和搶劫銀行——這都是為了他們的理想？還是有些游擊隊員與阿根廷的大企業攪在了一起？這一次，不要從土地和比索貶值的角度去想，而是要從理想主義和激情、真實的鮮血與酷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軍方喜歡乾淨的牆面；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牆面現在都刷得白白淨淨的。但四處的牆面上仍然看得到舊日的政治塗鴉，透過石灰幽魅般地顯現出來：一九七二年的「evitavive」（「伊娃萬歲」）；庇隆青年運動的徽章；庇隆在一九七三年的選舉口號：「cámporaalapresidencia,perónalpoder.」（「總統歸於坎波拉，權力歸於庇隆。」）還有一條晚近的標語高喊「cámporatraidor」（「坎波拉是叛徒」），從庇隆主義的角度出發，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朋友神秘地變成敵人，現在成了阿根廷被遺忘的歷史中無足輕重的一頁，一個幽靈的幽靈：在軍方粉刷的石灰之下所有被遺忘的歷史。
庇隆現在已經不太被談起。他死了；他最終辜負了每一個人；他，以及被他浪費的那些歲月，都可以忽略不計。在阿根廷，歷史與其說是記錄與理解的努力，不如說是對讓人不快的種種事實的習慣性篡改；這是一個遺忘的程式。為庇隆回歸而鼓吹和運動的中產階級政客和知識分子，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出人意料地轉向庇隆主義、從而讓庇隆主義甚囂塵上的人，現在紛紛迴避這個話題，或是矢口否認。
他們說，他們是想從內部改變這場運動；他們還說，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沒有庇隆的庇隆主義，這聽上去更像空想。但他們卻把流亡中的庇隆邀請回來統治他們；他們把他邀請回來，甚至連同他的占星師一道，因為他們想要他所能提供的東西。
在請人代筆的自傳《我生活的意義》中，伊娃·庇隆說她十一歲時就認識了貧窮。「奇怪的是，更讓我痛苦的不是窮人的存在，而是知道與此同時存在著富有的人。」這種關於富人的痛苦，關於其他人的痛苦，一直是庇隆主義對大眾的吸引力所在。正是這種簡單的衝動，而不是「民族主義」或庇隆的「第三位置」，點燃了阿根廷。
伊娃·庇隆在短暫的政治生涯中致力於嘲笑富人——掌握著阿根廷這片百萬英里土地上的絕大多數財富的四百個家庭。她嘲笑和傷害他們，就像他們傷害她那樣；她後來在民間的聖人地位讓她的破壞性事業有了一抹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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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