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金錢已經耗盡，庇隆主義仍然有能力把仇恨當作希望提供給人民。到最後，這也是阿根廷人為什麼會在無形中團結起來、召喚庇隆歸來的原因，儘管他的第一個統治時期結束於壓迫與災難，儘管他已經衰老，死亡將至。在他十八年的流亡歲月裡，阿根廷從一個政府折騰到又一個政府，而他卻以奇特的方式始終如一。他變成了典型的阿根廷人：和之前的伊娃一樣，和所有阿根廷人一樣，他是一個受害者，一個有敵人的人，一個懷有關於他人的痛苦的人。隨著歲月流逝，他的敵人成倍增長；他從前對阿根廷人的抱怨開始變得像預言一樣（「革命沒有理想可言」，「軍方在統治，但是沒有人服從」）；到最後他似乎終於變成了每一個人的敵人的敵人。
庇隆主義從來不是一種規劃，而是一種反叛。阿根廷三十多年來一直在反叛。阿根廷的作家有時會說，在歐洲找不到任何一個類似的國家。與之類似的國家是海地，在萬聖節奴隸起義之後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一個以類似的方式建造起來的、野蠻的殖民社會，同樣寄生於一種遙遠的文明，沒有能力自我更新，因為人唯一的行為模式是由奴隸制提供的，而要成為人，就只能抑制關於他人的痛苦，變得像主人一樣。
伊娃·庇隆點著了火。但她完全沒有改良的概念。她受過的傷太多，受的教育太少；過於從屬於她的社會；始終是一個置身於大男子主義者當中的女人。海地的皇帝克里斯托弗以無數的生命和金錢為代價，以硫磺山的英國要塞為藍本建造了拉費裡埃爾堡；硫磺山位於聖基茨的小島上，克里斯托弗就是在那裡生而為奴，繼而又被培養成裁縫的。於是伊娃·庇隆走進權力中心，銷燬了自己幼年時的檔案，卻從未走出童年的種種觀念，她所尋求的只是與富人比殘忍，比財富和風格，比誰的進口用品更多。她給予人民的——她正是在以人民的名義行事——是她自己以及她的凱旋。
是她的敵人促進了她的聖人化。一九五五年庇隆被推翻後，他們公開展示她的衣服，甚至包括內衣。她離世已經三年；但那場展覽（尤其是展出內衣）是阿根廷大男子主義者侵犯女性的一種形式；而人民，應該為他們第一夫人的奢華和普通感到震驚。這是一種虛偽的做法：這些侵犯者自己沒有更高的理想。他們展示伊娃童話般的財富，就一個出身貧窮的人而言超乎想象的財富，反倒為伊娃的傳奇增添了光彩。
去世二十年之後，她找到了自己的正當性。她那做過防腐處理的嬌小屍體——她身高五英尺二英寸，死時已羸弱不堪——現在安息在雷科萊塔國家公墓的杜阿爾特家族墓穴裡，那是布宜諾斯艾利斯上流社會的大墓地。模擬城鎮的大道用石頭和大理石建成，到處可見阿根廷偉人的名字，或者說，如果這個國家建設得更好，那些本可以變得偉大的名字。而現在，只能說那些名字屬於矯飾的、失敗的過去。這樣的正當性，這樣的尊嚴，是那個從洛斯托多斯來的女孩想要的一切；經過一場叛亂和政權的崩潰，她才實現了這樣的目標。
庇隆掌權的早期，她被視為聖人，現在的她已經超越了庇隆主義和政治。她是自己的教派，為信奉她的人提供庇護。在沒有可靠的制度、規則和法律，沒有世俗保障的地方，人們需要信仰和魔法。阿根廷的大自然會令人不知所措：在這片擁有高山和廣袤空間的土地上，人會有被遺棄的感覺。（沙漠、叢林、群山把北方省份拉里奧哈與大草原那更柔軟、但卻依然無邊無際的土地分隔開來：拉里奧哈城，古老之地，失落的希望，十六世紀在次安第斯的荒原上建造的城鎮，是繼墨西哥和秘魯之後，西班牙人為尋找黃金國而建立的又一個基地。）在廣袤的阿根廷，荒原似乎總是近在咫尺：人們是怎麼來到這裡，又是怎麼熬過來的？
在那片荒原上，生長著各種教派，它們給人一種古代世界的感覺。比如，有一個教派信奉一位叫ladifuntacorrea（已逝的科雷亞）的女人。不知何年何月，她曾經徒步穿越沙漠。她又飢又渴，沙漠裡沒有水：她死了。但她的小孩（也許是她在死前生下的小孩）被人發現時還活著，正在吮吸這個已逝女人的乳房。路邊現在有一些小小的紀念神龕，人們會在裡面留下水瓶。水將會蒸發：被已逝的科雷亞喝掉了——ladifunta correatomóelagua：簡單的奇蹟在無休無止地更新。
伊娃·庇隆現在也成了那樣一個人物，不再與時間或政治相關聯。人們在雷科萊塔的杜阿爾特墓穴前獻上祭品。石棺是看不見的，但大家知道它在那兒。我去的那天早晨，在黑色的圍欄上，有人用白色圍巾把潔白的百合系在上面；圍欄上還有一朵凋謝了的玫瑰，無以言喻地動人。在沒有保護層的地上，有一條裝在塑膠包裝裡的白色披巾。一位婦女帶了花來。她是人民當中的一員，身材矮胖，是那種飲食裡澱粉含量過高的人。她從遙遠的門多薩來，那是大草原的另一端。
（門多薩是安第斯山腳盛產葡萄酒的地區，那裡有許多歐洲進口的樹木，柳樹和懸鈴木，在南方明亮的光線和清朗的空氣中長得異常盛大；一側的風景總是被藍灰色群山的山壁所阻擋。但這裡不是真正的白雪覆蓋的安第斯：有一天雪頂會在非常遙遠的地方出現，似乎沒有支撐，像一抹淡淡的白色疊映在半空中，讓人對尺度產生新的理解；這樣的景象不僅會讓十六世紀時來到這裡的征服者嘆為奇觀，也會令印加人產生同樣的感覺；這些沒有馬車的印加人，把他們的統治疆域拓展到了如此遙遠的南方，直到今天門多薩的開墾者仍在使用他們的水渠。）
這位從門多薩來的女士有一個生病的女兒，一個痙攣性麻痺症（小兒麻痺症）患者：具體什麼情況不是太清楚。「hacequinceañoshicelapromesa.」（十五年前我發了一個誓。）那是一九六二年，伊娃·庇隆已經去世十年，而庇隆仍在流亡，沒有迴歸的希望；那一年人們以為伊娃做了防腐處理的屍體失蹤了。現在奇蹟發生了。屍體就在那兒；女孩的病也好到了能讓這位母親履行誓言的程度。
她把花放在地上，靜立了一會兒，對著圍欄和空蕩的墓穴沉思；然後她回過神來，神情輕快，準備離開。她說：「yacumpli.」我履行了誓言。
6阿根廷與血的理念
那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的阿根廷，軍政府正在與游擊隊進行一場「髒戰」，有一天我被警察帶下長途巴士，當作游擊隊嫌疑人拘押了幾個小時。
這是在這個國家的最北部——一個更為古老、更有熱帶氣息的阿根廷，位於大陸深處，仍然有著西班牙帝國的氛圍：安第斯山脈旁的寬闊山谷，連綿數英里的甘蔗林，居民都是印第安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顯然是一個異鄉人，在這樣的北方我卻可以融入人群。（有時還不僅僅是融入人群。之前有一次旅行途中，在科爾多瓦山的一座小城裡，一個看起來像是西班牙裔的中年人在咖啡廳裡對著我非常嚴肅地大喊：「你！你就像一個pistolero。」一個黑社會成員。）
這一次，我當時在殖民地古鎮薩爾塔逗留。一天早晨，我坐上巴士去胡胡伊，這個鎮子屬於北面的省，與玻利維亞接壤。剛出薩爾塔，車就停了，也許是到了省界上。身穿深藍色制服的印第安警察上來查驗身份證件。阿根廷人從小就受到訓練，會隨身攜帶證件。我什麼證件也沒有帶；護照放在薩爾塔的酒店裡了。於是，我的黑社會臉短暫地吸引了其他乘客（大多是印第安人）的目光，我被帶下了車，汽車開走了。
我和兩個警察一起走進路邊的白色混凝土簡易房（或者叫它小屋）。簡易房內外都很普通。裡面還有一個警察，站在齊胸高的櫃檯後面；在櫃檯靠他那一側的一張桌子上、他的手邊上，平放著一支黑灰色金屬殼槍。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
和我在一起的這些人很嚴肅。他們聽我解釋，但對我所說的沒多少興趣。他們彼此交談，然後又通過電話或無線電裝置詢問了另一個人的意見。過了一會兒，我被帶到——我不記得坐的是什麼交通工具，又是怎麼去的了：那天我沒有在筆記裡記下這個事件——另外一個地方，一座矮小的建築，獨立在灑滿陽光的叢林中。儘管看上去並不像，但那是一個警所或警哨。
把我帶到這裡的人離開了，就像開往胡胡伊的早班車一樣。薩爾塔開始顯得遙遠起來。我對時間的概念發生了變化；我學會了等待。我又一次詳細地解釋了自己的情況。警察做了筆錄，然後又開始打電話。這並不是輕鬆的事情，阿根廷的電話服務非常糟糕。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街道和美好時代的建築上方，架設著巨型蜘蛛網一樣的電話線，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印第安警察試圖從一千英里外的叢林連通那座蛛網密佈的城市。他不停地撥電話，有時說話，有時沉默。他同伴的視線一直沒有從我身上移開：現在他的眼睛在笑，他變得文明起來，等待著事態發展。
我坐在一條靠在光滑灰泥牆邊的長凳上，看著外面的叢林和光亮，用隨身帶著的菸斗抽菸。過了一會兒，我想去洗手間。他們告訴我，小建築裡沒有盥洗設施。眼睛在笑的警察指了指叢林裡稍遠的一處地方：我應該去那裡。他說：「如果你想逃跑，我會開槍打死你。」帶著那樣的笑意，他看上去像是在開玩笑；但我知道其實不是。
後來，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電話接通了：他們對我的描述沒有一樣出現在任何一份游擊隊名單上。我可以走了。帶著某種類似善意的口吻，年長的警察說：「是你的菸斗救了你，知道嗎，那隻菸斗讓我覺得你真的是外國人。」
這是一隻非洲菸斗，是十一年前我在烏干達買的，一隻坦噶尼喀產的黑海泡石小菸斗：我沒有注意到他們對它起了興趣。但在整個過程中，我一直相信我的外表、我糟糕的西班牙語和我的西班牙口音能夠證明自己。現在我才明白，對這些置身遙遠北方的印第安警察而言，阿根廷可能到處都是外國人。所以直到被釋放的一刻，擺脫了輕微的震驚以及失常的時間感後，我才開始意識到剛剛的情況有多嚴重。就在幾天前，我還在相簿曼城和一小群居民站在一起，圍觀那些雨衣下帶著機槍的警察登上沒有車牌的汽車。就像是鄉間別墅的打獵遊戲；但在相簿曼，髒戰尤其骯髒，相簿曼就在薩爾塔的南面。
我自由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兒，隱約覺得警察應該把我帶回他們拘捕我的地方，但我沒有跟他們提。他們告訴我路在哪邊。我朝著那個方向走，突然意識到自己還是沒有「證件」，可能會再度被捕。我回到小建築，想讓年長的警察給我開個證明什麼的。他立刻就明白了，我的請求似乎令他感到很愉快。他在桌前坐下，把一小摞印有抬頭的紙放進笨重的老式打字機，以令我驚訝的速度打出constanciapolicial（警察「證明」）。語言非常正式：茲證明攜帶者曾被拘留，但是「已恢復自由」，因為拘留他「沒有意義」（pornointeresarsudetención）。我帶著這份證明走到路邊等候。一個開著白色皮卡的義大利移民把我捎回了薩爾塔。
我放棄了在北方繼續旅行的想法。第二天，我啟程返回布宜諾斯艾利斯，幾天後就離開了這個國家。在接下來的兩到三週裡，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去阿根廷就是為了寫這篇文章。但我對文章的結構不滿意，於是又用了三到四周的時間進行修改，最後卻發現自己多少在以同樣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寫著同樣的文章。我感到困惑，把文章放到了一邊。
兩年後，我又看了自己當時寫的東西，發覺寫得還不錯，於是就想弄明白自己當初為什麼困惑。就好像在當時，是作家的某種直覺讓我把那天的感受保留給自己，不要在文章裡暴露出來，哪怕只是以間接的方式。後來，還是在那一年，我開始寫一部長篇虛構作品，故事被設定發生在中非的一個國家。寫到一定時候，我把自己在阿根廷的感受，甚至包括胡胡伊叢林裡孤絕的警哨，都轉移到了我的中非故事裡。寫完的時候，胡胡伊帶來的不快從我的意識裡消失了；我把它忘掉了；儘管這個事件標誌著我在阿根廷五年間歇旅行的結束，儘管此後十五年間我再也沒有去過阿根廷，在我對阿根廷的記憶裡並沒有在胡胡伊度過的那一天。
但是，就像區域性麻醉的效果消失後，下巴的感覺會恢復一樣，過了十年，那部非洲小說自動脫離了我的記憶，我再也不能確切地記起書中所記述的細節——以前我可以背誦出來——在胡胡伊度過的那一天重又回到我的記憶裡。沒有了那一天所帶來的震驚，還有那種讓我一直保持鎮定的失常的時間感，再想起當時我竟然如此接近那場骯髒的髒戰時，我感到很不舒服。數千男女在那個時期被處決。酷刑就是家常便飯，它就在那個年輕警察散發笑意的眼睛裡。幸好我的非洲小菸斗在年長的警察腦子裡喚起了一絲懷疑。那一年年底，在我深深地沉浸在我的中非小說之際，我戒了煙，把那隻菸斗和所有其他的菸斗都收了起來。
我從不認為阿根廷游擊隊有足夠正當的動機。有些游擊隊員是左翼，有些是庇隆主義者，鼓吹迎回腐敗而衰老的庇隆；有些想要庇隆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與反美主義的混合體，但是不要庇隆。有些我認為完全沒有理想；有些則純粹是黑幫。一九七二年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時，他們對我而言是一種神秘。他們是受過教育、有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也許是世紀初歐洲移民大潮以及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之後、第一代完整地受過教育並有社會地位的阿根廷人。然而他們剛剛開始獲得特權，就——在我看來——試圖顛覆自己的世界。是什麼在驅動他們走向他們的事業？其中應該有模仿的因素，還有不想在六十年代的政治潮流中落伍的願望。「他們想在這裡把美國學生的口號變成現實」——一個女人在一九七二年這樣對我說，她的侄子參加游擊隊，被警察殺死了：與他想要追上的美國學生相比，這個年輕人對待革命的態度更加嚴肅。另一個年輕一些的女人告訴我，她的一個朋友是這樣下定決心的：「沒有成為游擊隊員，我感到羞愧。」
另一個因素是阿根廷人看待革命的舊觀念，他們認為革命遠不只是動盪與混亂，而總是意味著可以終結一個政治爛攤子，從頭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漫畫家薩伯特是這樣說的：「每當一個總統被廢黜，他們都會升國旗，唱國歌。」英文報紙《布宜諾斯艾利斯先驅報》的編輯羅伯特·考克斯說：「一有政變，每個人都會很興奮，第二天早晨走路的時候，腳下如有春風。」
在一位義大利血統的電影製片人看來，這種對革命的看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以及血腥的獨立戰爭時。他並不認為這很可笑：他認為其中蘊含了「阿根廷關於血的神秘理念」。我當時認為這是一些大詞，但在這個國家待了一段時間後，我覺得這種說法多少可以解釋阿根廷人對於酷刑的迷戀。
動身前往阿根廷之前，我收到過關於酷刑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資料。但我在阿根廷見到的一些人並不像他們自己宣揚的那樣狂熱；有些人似乎對我如此嚴肅地看待這個問題感到非常驚訝。一位年輕的託派律師用一種「事情不過如此」的態度說：「在這裡酷刑相當重要。」他留意到我認為他的口吻太隨便時，有一點惱怒，像大人厭煩地鼓勵不聽話的小孩那樣對我說：「只有工人成立政府，布林喬亞倒臺，酷刑才會消失。」一位庇隆主義工會領袖坐在一間設施完備的辦公室裡，用他聞名遐邇的柔和而理性的口吻說：「一個沒有酷刑的世界是一個理想的世界。」酷刑將會繼續，但是分為好的酷刑和壞的酷刑。壞的酷刑是人民的敵人實施的；好的酷刑則是當懲罰的時刻來臨時，他們將從人民的保護者那裡得到的東西。
這是一九七二年，幾乎每個人都是庇隆主義者，而人民在怒斥軍方的壞的酷刑，並對他們所期待的、庇隆回歸後的好的酷刑保持著沉默。
羅伯特·考克斯說：「你可能會被愚弄。你可以為某個人發起一場運動，據說這個人是警察製造的無辜受害者。然後在他的墓旁，這個犯下種種暴力罪行的人將會得到極大的讚頌。」
即使存在著模仿的因素，阿根廷關於游擊隊的觀念與巴黎和美國的學生戲劇也少有共同之處。如果說，阿根廷的革命也許並沒有絕對地容納神秘的血的理念，其中也蘊含了這樣一個理念：對站錯隊的人應該進行身體上的懲罰。高尚的政治原則遭遇到這種更為簡單的理念，它表達的是個人的義憤，個人的不和，血的世仇：首先要否定他人的理想，然後再否定他的人性。
在一八八〇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或許還有暴露的陰溝和未經鋪砌的街道。當時的人口是三十萬。到了一九一五年，也就是「沙漠征服」之後，其時大草原印第安人已被滅絕，他們廣闊的領土被搶奪，歐洲的移民大潮也已結束，這座城市的人口達到了一百五十萬；美好時代的巴黎城已經建成，建築師和工程師的名字被篆刻在石頭上，或是被鑄成金屬字鑲嵌在高大門廊的一側。那時的優雅街景幾乎都沒有留存下來。僅僅過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庇隆的革命開始了；又過了二十五年，游擊隊出現了。
到了一九七七年，游擊隊幾乎全部被消滅了。現在，十四年過去了，在這座有著多年疏於管理跡象的城市裡，我去找裡卡多討論那場運動。裡卡多曾經是一個同情游擊隊的人。
他住在市中心的一座公寓裡，那片破敗的街區建於一九一四年之前。公寓的風格屬於那個年代，僕人有專用的門道，住在狹小的蝸居里。前面的房間是淺色的，後面的房間顏色非常深。裡卡多沒有僕人。他像一個在老公寓裡宿營的人。一層層的塗料讓天花板、框緣和壁腳板的細部變得很粗糙。
他四十出頭，通過上學這個途徑躋身中產階級。他似乎仍為這個國家近來的歷史所困擾，並且至今沒有穩定的職業。他和游擊隊員是同一代人，事實上，他的母校曾經出過一些更重要的游擊隊員。他知道他們，並不熟識：那時他十五歲，他們十七歲。
那所學校叫布宜諾斯艾利斯國家學院，非常有名；裡卡多說，那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學校。學校是耶穌會會士在十八世紀創辦的，在他們被逐出西班牙帝國之前，一直由他們在管理。「現代阿根廷創立的時候，一個法國人根據當時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教育理念重組了學校。」一九六六年，裡卡多在學校裡游完泳，聽到一些高年級男生在更衣室裡唱「法西斯的讚歌，墨索里尼的讚歌。」「他們對待這件事情相當認真。」其時正值軍方又一次接管政權：在庇隆革命帶來了民粹主義和經濟亂局之後，阿根廷內在的、反覆發生的衝突仍在繼續。
裡卡多開始明白，他將在阿根廷進行一場戰鬥。另外一件事情也對他進行了政治教育。「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阿根廷有一場叫‘天主教行動’的運動。那是教會內的一個軍事組織。有兩個‘天主教行動’的神父是我們學校的顧問。他們住在距學校僅兩個街區的地方。庇隆主義左翼城市游擊隊就是受了這兩個神父的影響才發起的。其中一個被稱為穆希卡神父。幾年後，在一九七四年，他被泛軍事力量殺死了。」
我說：「我在一九七二年遇見過穆希卡。我不知道他那麼重要，還以為他是非常虛榮的人。」
裡卡多說：「虛榮在這個故事裡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班牙語裡有一個詞soberbia，確切的意思不是‘自豪’，更接近‘傲慢’的意思。穆希卡就有這樣的soberbia。他來自一箇舊式阿根廷家庭。誰都知道這個，而且他確實住在好地段。但有時傲慢與羞恥是兩兄弟，或者說傲慢與負疚。許多參加了我們正在談論的這場運動的人都有一種負疚感：他們對之感到負疚的，是他們的家族在某種版本的阿根廷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個時候，這種歷史觀非常流行。」
二十歲時，裡卡多設法離開阿根廷去國外旅行了幾個月。
「我離開了這個國家，在一艘貨船上工作，找冒險，找麻煩，想要形成自己的個性。」一九七〇年五月，他到了巴黎。剛到那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撞見了一場騷亂。「那些人在慶祝一九六八年五月的運動，一邊是騷亂者，另一邊是警察。那樣的情形讓我非常驚訝。」這讓他對自己在阿根廷的憤怒、挫敗感以及被動性有了更多的意識。不久後他在報紙上讀到庇隆主義左翼城市游擊隊綁架（隨後又謀殺）前總統阿蘭布魯的訊息。阿蘭布魯就是廢黜庇隆的那位阿根廷將軍，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間擔任總統。
回到阿根廷的他發生了很大改變。軍方仍在掌權，而他準備好了站到游擊隊一邊。
游擊隊想要什麼？
我的問題似乎讓他很驚訝，他說：「消滅軍隊。像我們這樣的邊緣國家非常清晰地接收到了北半球發出的思想訊號。那個詞就是‘解放’。古巴是眼前的例子。智利的解放正在進行中，阿連德領導下的智利。越南也在進行中。」
但既然他們想要消滅軍隊，又為什麼要在國外大肆抱怨軍隊想要消滅他們？
已經過了那麼多年，他所有的仍然是復仇的衝動，在這樣的衝動下，對立的一方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他說：「他們用的槍是用納稅人的錢買的。他們還在非法實施酷刑。他們實際上是流氓，受到政權保護的流氓。」
「流氓」，軍方也用這個詞描述游擊隊。
但是不管裡卡多對阿根廷軍隊的感覺如何，他隨後對庇隆主義左翼游擊隊起了疑慮。他們想讓四十年代的革命者庇隆回歸，但庇隆現在已入暮年，身邊圍繞著一群騙子。
「他們對庇隆的看法並不準確。還有一點我也難以接受：他們說自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但他們和工人階級幾乎沒有接觸。」但他並沒有立刻放棄游擊隊，「他們不是想要愚弄你。我認為他們是一些誠實的人。我信任他們，因為我瞭解他們。與此同時，他們還取得了成功。他們從無到有地建立了一個組織，他們藐視警察和軍隊，而且他們還在那兒。所以他們一定有正確之處：他們沒有失敗。面對那樣的成功，我所有的只是我在智識上的疑慮，那似乎並不是特別要緊的事情。」
而且當時還有種種的興奮：行動本身帶來的興奮，秘密會議帶來的興奮，警察出現時四散逃跑、按照預先制定的計劃在另外的地方再度集合的興奮。但是他對城市游擊隊的疑慮仍在增加。
「當我們走在人群中，他們有時——事實上每次都會——為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豪。」綁架與謀殺，搶劫銀行。意識形態並非總是一清二楚。城市游擊隊說他們自己是庇隆主義者。那他們又為什麼要謀殺庇隆主義工會領袖魯奇？「那是一件讓他們不自在的罪行。他們很難告訴人們是他們做的。」
一九七〇年的巴黎給了消極而沮喪的裡卡多一種理念，關於行動的可能性的理念。但是阿根廷的各種衝突並不像巴黎的慶祝騷亂那麼有序，並且受到嚴格的管制——警察在一邊，學生在另一邊，事後各自回家去。阿根廷充滿了含混的仇恨，這些仇恨不總是能簡化成一些原則。阿根廷要血腥得多，到處都在發生真實的謀殺。裡卡多感到自己正在陷入道德和政治的泥潭。他還沒有做過什麼大事情；在那方面他沒有妥協；他還有可能脫離游擊隊。
他說：「阿根廷讓人有太多夢想。等到夢想破碎的時候，人們的反應就是憤怒和尋找負責的人。許多游擊隊員都是移民的孫輩。軍人也是。雙方的很多人有親戚關係，因為這基本上是一個特定社會階層的內戰。他們並非大地主；也不是工人階級。他們所期望的是一種特定的、基於教育的社會發展模式，而他們開始感覺到，因為種種原因，大門正在關閉。」
現在很難想象，在世紀初曾經有一段時期，阿根廷以其富饒而空曠的土地、被其征服的「沙漠」和大草原的全部財富，認為自己可以和美國並駕齊驅；而且阿根廷吸引的是同樣的歐洲移民。但阿根廷是個騙子；它從來都不是一片屬於拓荒者的土地；它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殖民地農業經濟體，圍繞一些大牧場建設而成。阿根廷不需要拓荒者，只需要勞動力。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美國，移民的孫輩玩兒革命，其實只是要在一個開放、富裕和多面的國家裡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在阿根廷，同樣也是那一代人，有著多少相同的祖先，他們的反抗更加不計後果。
反抗有其宗教性的一面。關於這一點，我想要了解更多。有天一大早，裡卡多帶我去見一個七十年代的倖存者。我們在那個人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的辦公室見了面，上班時間還沒到。電梯壞了；那些於世紀之交裝設的護牆板黯淡無光。和裡卡多的公寓一樣，這個建於一個奢華時代的商業套房像是正有人使用的宿營地。
我們去見的人是一個塊頭很大、四十多歲的胖子。他身著褐色西裝，要說裡卡多散發著憂鬱的氣息，他給人的則是笨重和沉悶的感覺。他在光線黯淡的辦公室裡做著一份沉悶的工作；他有一張白皙的、無表情的臉。很難想象他拿槍的樣子。
他的談話從一開始就很抽象。
他說：「圍繞一個人對他人的關切去建立一種生活方式，併為之做出見證，這種觀念並非天主教獨有，左翼的傳統中也有。」
他的天主教教義來自他的出身背景。在他上學的公立學校裡，流傳著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左翼的種種理念，他發現自己的天主教本能與左翼理念十分契合。具體來說，是哪些理念？「新人的理念，革命作為一種身份的理念，以革命對抗不公的觀念。既然在猶太教－基督教文化中，愛你的鄰居是一條誡命——這意味著神在他人之中——那麼我就不能對這個人的悲慘境地無動於衷，而且我還不僅僅是指他在物質上的悲慘，還包括他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悲慘。這是福音書的教導。它在那樣的時刻與左翼意識形態相吻合——切·格瓦拉，新人，古巴的革命傳統，馬克思主義革命傳統。新人是一種文化態度。它指認、反對並譴責盛行的文化。」——這些詞語就這樣湧出：西班牙語的音樂效果能夠誘使人使用冗餘的詞語，以及更多帶有音樂感的詞語——「而那種文化被視為一種統治的手段。」
他的天主教和新人信仰如此龐大而抽象，我想知道他把它們縮減成游擊隊的行動，都經歷了哪些階段。這些行動非常明確；有時候，它們顯得——甚至在像裡卡多這樣的人看來——像是出自一種神秘的敵意。
他並沒有給出我想要的答案。他說：「那就像是一個改宗的過程，以一種政治的方式進行的改宗。而且發生得非常快。你獲得了一種視野，看到你可以改變歷史，而歷史並不會沿著固定的道路發展。我決定獻身。我放棄了我的工作、家庭和社會生活，開始做我必須做的事。你還會發展出一種清晰的集體歸屬感，這是一個全新的集體，不同於父母所給予的那個集體，儘管我的家庭很寬容，也很支援我。」
「獻身的理念包含了人身危險的理念。很簡單。如果你在做正確的事情，你就會認為你是正確的，並會因為你所做的事情而受到尊重。在特定的行動層面上，你試圖應對的，是你自己的苦悶和孤獨。但在我這裡，最重要的不是行動本身，而是通過行動獲得的自尊。我獲得自尊，是因為我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我說：「這是一種宗教態度。幾乎和教士一樣。」
身穿褐色西裝的男人說：「是的。」
裡卡多對我說：「你覺得這很奇怪嗎？這是因為你不是基督徒。他的心理狀況與這種文化傳統有關。」
堅實的大理石臺階上響起了腳步聲，一個女人走進外面的辦公室：一個秘書，正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身穿褐色西裝的男人說：「我們的天主教教養把我們培養成了鬥士。那就是事情的發端，就在奉獻與紀律的理念裡。」隨後，又有人走進辦公室，裡卡多和我準備走了，他站起來說：「事情的結果有時候是一種反常的東西。」到最後，他好像終於承認了降臨在他那理想之上的混亂與不幸。
我和裡卡多走到街上，他說：「這個人，」裡卡多是在中立地使用這個詞，「把他自己當作一個失敗的人、當作失敗的一代中的一員呈現給了你。」
然而我希望自己能讓他講得更具體一些。也許是因為理想失敗得太徹底，他不想談論真實的人和真實的事件。但也有可能他的抽象代表的是他的思考方式。他努力遵循的生活原則屬於他自己，他必須堅守這些原則。這些原則讓他起而行動（protagonism，主角，這是他用的詞），而行動的方式是其他人設想出來的，他信託這些人；對他更高的理想而言，這些行動只是偶然。
裡卡多和我在一家學生咖啡廳裡喝咖啡。
裡卡多說：「當我有機會接近他們的時候，那些嚴密的觀念吸引了我。我們因為缺乏嚴密性而付出過慘重代價。」
我們走出咖啡廳，外面的大道非常寬闊：這座建於世紀之交的城市曾經有過宏大的目標。阿根廷生產的巴士狹小而吵鬧，在交通訊號燈之間發出刺耳的聲音，吐著黑色的煙霧漸漸遠去。在美好時代的建築上方，無數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盤踞著——這些黑色電話線所從屬的電信系統在一九四五年被庇隆以昂貴的價格收歸國有，那時他的革命才剛剛開始，自那以後，與其說這個電信系統是公共設施，不如說它是電話維修工人勒索的工具：黑色的大網彷彿自城市的肺腑旋出，懸掛在城市上方，象徵著近半個世紀以來革命的掠奪與浪費。
七十年代的游擊隊，是受過教育的男性與女性，是移民的孫輩，他們在延續著庇隆的革命。二十年來，他們（通過他們挑起的鎮壓，以及繼鎮壓而起的一切）可以被視作這個國家愈加貧瘠和停滯的原因。
那條大街上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沉迷於金錢：不僅僅是為了謀生，而是要維持金錢的價值。一個星期不照管你的錢，你就會失去它們。近二十年來，始於庇隆時期的通脹在一路高漲。一九七二年，銀行打廣告說年息百分之二十四，我為之感到興奮；自那以後，通脹有時達到了每月百分之百；現在，官方採取了新的銀根緊縮政策，稱通脹為每月百分之四。
談到七十年代的游擊隊，裡卡多說：「只有部分知識分子牽涉其中，但他們全都遭到了攻擊。在當時，做知識分子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鎮壓的規模在日益擴大。」就如同在阿根廷有好的酷刑和壞的酷刑一樣，在裡卡多看來，取決於你站在哪一邊，在阿根廷也有好的戰爭——游擊隊的戰爭，以及壞的戰爭——軍隊的「鎮壓」。「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只能逃走，這個國家直到現在還在為此付出代價。」
他開始把自己的憂鬱投射到他對未來的想象之上。他說，有一天會有更多的游擊隊。他們不會再像七十年代的游擊隊那麼「優雅」，會更像秘魯的「光輝道路」（senderoluminoso）游擊隊，因為鮮血與憤怒而充滿活力。
「七十年代的游擊隊試圖找到某種道德立場，某種高於敵人的道德優勢。「光輝道路」則放棄了這種努力。他們不再扮演好人。這裡也可能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你現在坐火車到郊區去，在那裡接觸一些人，你都不知道怎麼讓他們融入未來的社會。你無法把他們設想成人類。他們是印歐混血。」來自古老的印第安北部的人。「他們像蘑菇一樣在那些郊區裡冒出來。」
裡卡多說的是真的：在那些郊區，這座巴黎之城似乎正在變回當初的南美大地。
「他們自己的封建體制，他們父母所從屬的那個體制，不再要他們了。那個體制不再容納他們，或是讓他們感到滿意。在這個城市的資本主義體制裡也沒有他們的位置。所以他們生來就是不法之徒。「光輝道路」式的游擊隊對這種人具有某種吸引力。有些宗教群體也同樣如此。順便說一句，這是一種重要的新現象：電視上那些美國傳道者開始到這裡來了。」
一九七二年遇到穆希卡神父時，我不知道他是游擊隊的資助人之一。我現在能肯定，帶我去見他的丹尼爾知道這件事。丹尼爾很希望我與穆希卡見面；但他只告訴我穆希卡是「第三世界教士運動」的成員之一，而且來自阿根廷的上層階級。丹尼爾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產階級商人；即使在那時，他對穆希卡的理想所投入的關注也令我感到奇怪，這揭示了游擊隊在一九七二年對社會的滲透程度，那時庇隆還沒有迴歸，事情還沒有變得那麼骯髒，而游擊隊在社會的內部運作，並且——儘管街上有警犬，街角有帶著槍的警察——確實是在保護人民。
穆希卡在位於巴勒莫區的villamiseria（印第安棚戶區）主持一座教堂。巴勒莫相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而言，就像是倫敦的肯辛頓公園，或者巴黎的布倫園林。巴勒莫有一座很棒的公園。（還有相當數量的公共愛國雕像：就這裡的歷史而言，和巴黎太像了。公園就坐落在牧場主－軍閥羅薩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地上，他在獨立之後幾年開始掌權，以非常粗暴的方式統治了阿根廷近四分之一世紀，直到一八五二年才結束。）
巴勒莫棚戶區大約已存在十五年之久，隱藏在不易發現的地方。你可以開車穿過寬闊、喧鬧的大道而不見其蹤影。它就在河邊，出人意料地龐大而實在，並且富有生活氣息。一旦你走進它，就會感覺自己離開了巴勒莫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裡的居民來自遙遠的北方，來自薩爾塔和胡胡伊；丹尼爾說，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是從玻利維亞來的。車道沒有鋪過柏油，泥濘不堪；小小的建築低矮擁擠，但它們是用磚築成的，不時還能看到兩層的小樓。傍晚剛至，這裡一片繁忙景象，柔和的燈光像城裡其他地方一樣昏朦，看上去並不太壞；要是在印度，這樣的阿根廷棚戶區也許可以算作是一座小城裡繁榮的商業區。
穆希卡的教堂是一座沒有供暖的大簡易房，混凝土結構的。上面沒有明顯的宗教標誌，至少我不記得有；教堂內部各處也沒有基督教的東西。教堂在播放音樂：一首用擴音裝置播放的阿根廷歌曲，歌裡也沒有提到上帝或宗教。
穆希卡就在他的簡易房裡，看上去很是這裡的一分子。他塊頭很大，忙碌、嚴肅、皺著眉頭；身著黑色皮夾克，胳膊和胸膛被凸顯出來；頭髮濃密，有一雙憤怒的眼睛。丹尼爾以前就見過他，立刻現出敬重的神情，一聲不響，凝視著這位了不起的人物。穆希卡很高興有人尋訪他；但我覺得他有點像個演員，而且——為了在丹尼爾面前證明自己——將會找我的麻煩。
我很快就給了他找我麻煩的理由。我問到「第三世界教士運動」。他帶著一點嘲諷的口吻說，他「碰巧」也是一個庇隆主義者；隨後他又補充到——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嘲諷，最後又帶上了一點憤怒——作為一個庇隆主義者，他並不像有些人那樣關心經濟發展。
我問他棚戶區有多少人。他拐彎抹角地回答說，走掉一個，就會再來兩個。我追問他具體數字。他說幾年前只有四萬人；現在則有七萬人（丹尼爾告訴我的是三萬人）。穆希卡說，因為政府部門的蠢行，印第安人在內地沒有工作可做，所以才會不斷地從北方南下。
我想知道他是怎樣讓這個觀點與他作為庇隆主義者對經濟發展的拒斥相調和的。我不是在爭論什麼。一九七二年的阿根廷令一個外來者感到困惑；我當時也不知道什麼是庇隆主義。
穆希卡被激怒了。他說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想浪費時間和一個norteamericano（美國人）交談。他轉身離開丹尼爾和我時，表情從憤怒變成了上層階級的和藹可親（就好像要向我們展示我們到底錯過了什麼）；他走向一個戴著黑帽、神情驚惶的玻利維亞家庭。那家人沒有一個高過五英尺，剛剛走進混凝土簡易房。身著皮夾克的他張開雙臂，就好像要把他們全部壓向他的胸膛。
如果當時我知道——丹尼爾已經知道這件事——穆希卡與游擊隊有關聯，我也許會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交談。於是我以為自己與這位「第三世界教士」的會面結束了。而且，簡易房裡又冷又潮溼。那是五月末，正是阿根廷的冬季；在昏朦的燈光下，從普拉特河來的晚霧正越來越濃。穆希卡的音響裝置播放的阿根廷歌曲聲音也真的很大。我告訴丹尼爾，我們應該走了。他看起來不大高興。他更像是站在穆希卡那邊，而不是我這邊。他說我至少應該再待一會兒，告訴神父我不是美國人。我覺得要是不照丹尼爾說的做，就會破壞他在穆希卡那裡的信譽。於是我就等在那裡。穆希卡和玻利維亞人說完了話，他們走到一張長凳前溫順地坐下，低頭望著水泥地板，在稀薄的霧氣中祈禱。
丹尼爾身著大衣，站著不動，凝視著穆希卡的背影，對我說：「去告訴他。」
我走過去對穿著皮夾克的後背說：「神父，我不是美國人。」
他轉過身來，很是窘迫。他的目光變柔和了，但後來，隨著我們重新開始交談，我問了一些關於庇隆的問題，他憤怒的態度又回來了。
他說：「只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義。」庇隆主義者不僅僅是我遇見過的中產階級：巴勒莫棚戶區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庇隆主義者。「我可以跟你談上五年，你仍然不會理解庇隆主義。」
他解釋說，庇隆主義同時有卡斯特羅主義和毛主義的成分。在毛的中國，他們拒絕工業社會，更關心「人的精神成長」。卡斯特羅主義也是如此，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也含有類似的目標。但敵人還在那裡。他一一列舉出他們（那些身著黑衣的玻利維亞人此時仍在他的聖所裡祈禱）：寡頭統治集團、軍方，還有通過經濟手段操控阿根廷的美帝國主義。這些敵人正在吸乾這個國家。
從把「人的精神成長」這種抽象概念當作目標出發（於是無論做了什麼都可以被原諒），穆希卡毫不費勁就跳到了敵人的概念，某個就在那兒的人，還有非常具體的肉刑的概念。在這個問題上，穆希卡就像我遇到過的一位信奉庇隆主義的猶太律師，他幾乎可以按照亞里士多德的方式來歸類阿根廷人民的敵人。「從根本上講，」律師說，「這些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我們國內的同盟。這些同盟包括：寡頭統治集團、布林喬亞附庸、國際猶太復國主義和左翼偽軍。所謂偽軍我是泛指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敵人小名單，如果你把幾份名單放在一起，那麼差不多阿根廷的每一個人都是某個人的敵人。
丹尼爾妻子的一位女性朋友有一份種族主義名單。有天晚飯時她對我說：「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北歐血統、更多來自歐洲的人——我不是說波蘭人——就好了，如果我們有更多的德國人、英國人和荷蘭人就好了，他們可以更新和改善我們的種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羅薩里奧我們有長得好看的種族。但北方人是純種印第安人，他們不好看。他們很矮小。真可怕。」
這個女人自己的群體也在一個男人的種族主義名單上，這個男人的祖先來自愛爾蘭的偏僻之地——在十九世紀，他的祖先沒準是牧羊人或者挖掘工，一大早就要出門。他現在只說西班牙語，在一所省立大學工作。他對阿根廷的禍患在何處絲毫沒有疑問。有一天在圖書館，他低聲給我講述了沙漠的征服者、前總統羅卡的故事。羅卡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看到一整船的義大利移民。「我可憐的國家，」羅卡說，「等到你被這些人的後代統治的那一天，那將是一個悲哀的日子。」現在，這個不像愛爾蘭人的愛爾蘭人用富有穿透力的西班牙語低聲說，那個日子已經到來了。
「在阿根廷，」薩伯特一九七二年說，「有一種正式的、針對每一個人的種族偏見（unperjuicioracialintegralcontratodos）。今天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是一種集體的狂躁。因為這裡以前總是很容易賺到錢。這裡有一種說法：等你再也吃不到牛排（所謂的bifedechorizo），最終的革命就會到來。」
這個移民社會正在被原子化，而阿根廷正在變得沒有脊樑，就像西班牙的奧爾特加·加塞特在二十年代初所寫的那樣。完全不同的民族，奧爾特加寫道，匯聚到一起來，不僅僅是為了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更是為了明天能夠一起做些什麼。這樣的希望是建立一個移民國家所必需的，在阿根廷卻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日益加深的玩世不恭和道德淪喪。
我見過的那個年輕電影製片人給這種玩世不恭下了清晰的定義。「我自己是義大利人，但在這裡發生的我不喜歡的事情，很多我都認為和義大利人有關——對各種事情袖手旁觀，最後又從中漁利。這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態度，但是我想，當你利用自己的懷疑傾向，在各種事情當中謀利之時，你就成了一個玩世不恭的人。」
沒有玩世不恭的態度，就會失去某種庇護，就會感到痛苦。詩人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感受到了這種痛苦。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時期。其中一些人在獨立戰爭中與西班牙作戰，又在隨後的歷次內戰中參與作戰。博爾赫斯生於一八九九年，他還記得童年時，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座偉大的新城是如何建成的。他的早期詩歌講述的是他的祖先、死亡，還有國家的締造。他在一九七二年說，他年輕時是一個阿根廷愛國者，比他的父親還要愛國。「我們被教導要崇拜阿根廷的一切事物。」
但在他剛四十出頭的時候，發生了庇隆主義劇變；這個幾乎還未建成的國家又開始走向崩潰。博爾赫斯在庇隆時期受到了羞辱；他被迫放棄了自己在市圖書館的普通職位。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庇隆主義游擊隊在城裡活動，武裝警察在街上巡邏，而庇隆即將歸來。博爾赫斯處理阿根廷歷史上這個新轉折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忽略它。他說，僅僅是庇隆這個名字都太下流，不能在公眾當中提到，「就像一個人在詩歌裡避開某一些詞語一樣。」他的作品是他的安慰，「我們可以期待特洛伊式的結局。」
一九七二年，他在獻給作家曼努埃爾·穆希卡·萊內斯——這是穆希卡神父的一位遠親——的一首短詩裡，流露出一些悲哀的意味。穆希卡·萊內斯住在科爾多瓦山區的一個小鎮上，在那裡過著英國鄉間別墅式的生活。他的大房子陰鬱、陳設精美，坐落在一個潮溼的小山谷中，有著史蒂芬·坦南特在威爾特郡的威爾斯福德莊園的某種氛圍。征服沙漠行動，還有阿根廷在十九世紀末的驚人擴張，為許多古老的殖民家族帶來了財富和教育，甚至還有某種古老的歐洲風格，他們同時還產生了這樣一種觀念：阿根廷已經建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公共雕像就是在以正確的方式慶祝這一成就。
在一首一九三四年用英語寫成的詩裡，博爾赫斯這樣寫道他的祖先的公共雕像：「我把我的祖先獻給你們，我的已逝者，那些活著的人用青銅所表彰的亡靈。」如今，在一九七二年，博爾赫斯寫給穆希卡·萊內斯的詩是這樣結束的：「曼努埃爾·穆希卡·萊內斯，我們都曾擁有一個祖國——你還記得嗎？——我們又都失去了它。」
manuelmujicalainez,algunaveztuvimos
unapatria—recuerdas?—ylosdoslaperdimos.
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另一位穆希卡，巴勒莫棚戶區的「第三世界教士」，這個為阿根廷歷史的負疚和（裡卡多所說的）舊觀念贖罪的人，被槍殺身亡。他也在某個人的名單上。此時庇隆已經歸來；他已入暮年，死亡將至。他轉而反對幫助他迴歸的游擊隊；於是到了最後，他和他那些糟糕的廷臣帶回來的庇隆主義和二十年前一樣嗜好掠奪和謀殺。有那麼一兩天，也許是一週，不會再長了，一些海報登出了被殺的穆希卡的名字。這很難說是一種榮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牆上塗滿了各種不同的名字和口號。這些牆面是一種持續的公共喧鬧聲在視覺上的對等物。阿根廷有太多的烈士，太多的敵人；革命的種種起因已經變得無法破譯。
兩年後，軍隊會再次奪取政權。他們會撕掉所有的海報，粉刷所有的牆面，他們將開始殺死游擊隊員。一年之內他們就消滅了各種各樣的運動；這座城市的白牆——昔日的塗畫仍然隱約可見——將會講述被根除的一代，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像他們的庇護人穆希卡一樣，把高尚的宗教和政治理想轉換成了阿根廷－西班牙式的簡單理念：關於敵人、肉刑和鮮血的理念。
十四年後，我又去了薩爾塔。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飛往拉里奧哈，在那裡坐上巴士，兩天裡翻山越嶺，穿越寬闊的甘蔗谷。
一九七二年，博爾赫斯，這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告訴我，他和薩爾塔人在一起，感覺就像是和外國人在一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博爾赫斯說，一個高喬人是來自平坦大草原的騎手，而在薩爾塔，一個高喬人則是山中的騎手。不同的地形，不同的歷史：布宜諾斯艾利斯靠它的大西洋港口生存，而薩爾塔和阿根廷所有的北部地區則是來自秘魯和太平洋的移民的殖民地。
這是怎樣的路途啊，從西班牙到加勒比，通往太平洋的水陸運輸線，再從那裡到秘魯，再往南走！薩爾塔處在一條帝國之路的末端，兩個多世紀以來，西班牙一直保護著這條路線，確保它的安全暢通。西班牙讓人感覺難以想象的遙遠。然而站在薩爾塔的主廣場上——按照西班牙的習俗，這個廣場在一五八二年的一天之內就修建完畢——會有一種強烈的關於西班牙、西班牙帝國以及西班牙征服的感覺襲來。一座政府建築有著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巴黎風格；一九四一薩爾塔酒店的住客主要是假日遊客，酒店有一種精心營造的「殖民地」氛圍，講述著庇隆上臺之前舊阿根廷最後的時光。但廣場上幾乎每一樣事物：大教堂，鐘樓拱廊人行道，高大而富麗的綠色花園，全都在講述著西班牙。用於紀念建城四百週年的並非歌頌阿根廷的紀念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更為自信的時期也許有可能如此——而是萊爾馬公爵的半身雕像。是他，置身於遙遠的西班牙，下令在這裡為一座城市奠基。無論歷史在別處如何發展，無論西班牙當前的狀況如何，西班牙在這裡仍然至高無上。
那是復活節，中央花園的柱子上綁著的擴音器傳來教堂裡的歌聲，但聲音並不是非常大，一個女人的聲音，孤單，純粹，似乎在為這青翠的花園增添著福祉。這片綠色如此豐富而深邃，彷彿在向周遭放射涼爽的綠光。人們坐在長凳上，沐浴在這綠光中，又或是行走著，又或是買賣著東西。有人站在教堂的臺階上；有人走進去站在裡面。教堂外觀普通，聖壇上閃耀著光華。你得向前走上好遠，穿過站立的人群，才能看到有著純粹聲音的女人。她是一位年輕的印第安修女，身材矮小，頭上包著頭巾，現代式樣的修女袍下襬垂落在她那雙弓形腿的膝蓋下，一個人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講述西班牙的奇蹟，還有薩爾塔的服務生和其他人身上的西班牙禮儀，一看到那位年輕的、以自己的方式與世界和諧相處的印第安修女，一個人就會令人對西班牙征服的那種持續的殘忍產生一種相反的判斷。
北方總有一種東西在提示人們，那種十六世紀的殘忍在二十世紀末仍然存在：在甘蔗地裡，在印第安人的面孔上，在印第安人的房子裡。黃金與奴隸，封賜制度，西班牙國王把印第安人「封賜」給臣民，這就是西班牙人最初從秘魯南下的驅動力。
在阿根廷後來的歷史中也存在著殘忍。高喬人的民間史詩《馬丁·菲耶羅》（第一部分，1872）的主題其實就是殘忍，這部史詩是阿根廷最接近民族詩歌的一部作品。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這部書的有些版本用羊皮做封面，被當成紀念品出售。在阿根廷人的想象中，這首詩——作者是何塞·埃爾南德斯（1834－1886），此外我們對它一無所知——是對一個更美好、更純潔的時期的回憶，那時的高喬人還是自由人，馳騁在沒有圍欄、無邊無際的大草原上，而這片土地有著光明的前途。但是詩中的阿根廷儘管顯得很狂野，真實的阿根廷卻已經是一個腐敗而不公正的地方。高喬人英雄其實只是一個逃亡中的人，處在印第安和阿根廷的野蠻行徑的夾縫中。他時刻都處在被抓丁的危險之中——他的報酬被搶奪，又會因為小過犯而被鞭撻——被強徵去前線與印第安人作戰，去為他人贏取土地。
《馬丁·菲耶羅》與幾個月後出版的一部俄羅斯冒險小說有一個相似之處，這部由尼古拉·列斯科夫創作的小說叫《心醉的流浪者》（1873）。列斯科夫（1831－1894）與何塞·埃爾南德斯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的傳奇故事創作於俄羅斯的擴張時期，講述的是一個單純的俄羅斯人，處在俄羅斯和韃靼人的野蠻行徑的夾縫中。列斯科夫在講述有力量的故事時寫作水平最高；他最好的故事也是他最為痛苦的故事；他對宗教的執迷表明他的深層主題是俄羅斯的殘忍。列斯科夫的心醉的流浪者成了韃靼人的俘虜，就像高喬人馬丁·菲耶羅成了大草原印第安人的俘虜：他們都是置身地獄的人，都不再有多少可以回憶的東西。《馬丁·菲耶羅》的第二部於一八七九年出版後，真正的「沙漠征服」立刻就來了。在這場征服中沒有英雄壯舉；在鐵路和雷明頓步槍的幫助下，羅卡總統只用了六次戰役就消滅了大草原印第安人。一片廣闊的新領地，平坦、肥沃、不長樹木，從未被用於耕作，被幾個人所瓜分。這些世代貧窮的人從不知道人的需求是可以削減的，他們就像第一次西班牙征服時的人一樣，在發財的良機到來時，在自己心裡發現的彷彿只有無盡的貪婪。移民從歐洲被運來，在這片被征服的「沙漠」上勞作，卻不能定居；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座新的巴黎城被建造起來。「巴黎」不屬於所有人：新公寓樓裡那些黑暗、窄小、讓人蒙羞的「女傭房」仍然在昭示阿根廷新財富的一個重要理念：其他人活該貧窮，什麼也不要分給他們。那些人為了自己和他們的牛羊，索取天空和被征服的「沙漠」的地平線，給予其他人的東西卻非常之少，什麼也沒有給予。
一九七二年，人們因此而滋生的憤怒仍在流淌。一個在草原小鎮長大的記者說：「我看到他們欺詐那些按小時計酬的工人——他們把鍾往回撥。」真讓人難以置信，但人們經常講這種故事。我聽說在庇隆上臺前，住在那些小屋子裡的女傭從來沒有一天能休息；有些人的報酬只是食宿。還有傳言說，工人階級和印第安人被禁止在上層階級居住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北區走動。
這些事情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是為了讓憤怒不致減退的傳說。但有時我會想，它們到底是不是隻是傳說；舉一個例子，在一個重要的外省城鎮裡有一間油膩的廠房，地上都是泥土，我在那裡看到這樣一個標語——那是一九七二年，伊娃·庇隆去世已經二十年，游擊隊正在鼓吹庇隆的迴歸——「為人效命，忠於職守。在任何合適的場合都要恭敬地談到他。記住：一盎司忠誠等於一磅智力。」據說此語出自聖馬丁，他在阿根廷被尊為「解放者」——帶領這個國家脫離西班牙統治的勝利者。
這樣的態度，這種對簡單服從的要求（所提供的回報又非常少），彷彿把一個人帶回到遙遠的過去，越過《馬丁·菲耶羅》描繪的開拓地暴行，一直追溯到像羅薩斯那樣的軍閥所施行的暴政（博爾赫斯說他常常把被處決者的頭顱支起來展示，「以儆效尤」）；甚至還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征服時期。在追溯阿根廷的種種態度——憤怒和反憤怒，行動和反行動——之際，你總是會追溯至西班牙征服時期，就如同追溯原罪一樣。
對這樣的憤怒加以利用，是庇隆所具有的稟賦或天才。憤怒不僅來自歐洲移民和他們的孩子——他們大多數是工人，有些受過教育，少數人是企業家——那不僅僅是這些歐洲人的憤怒，也是北方那些無依無靠的印第安人的憤怒，是無依無靠的cabecitasnegras（黑頭）的憤怒：這些黑頭所在的地區根本得不到新富人的資助。庇隆把「黑頭」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參加遊行示威。他刺激民眾的憤怒，使其變成了民族的傷口；這個傷口仍在化膿，然而庇隆及其廷臣（他們擁有阿根廷前所未見的財富和風度）和舊時的任何寡頭一樣掠奪成性，同時又通過國有化以及行賄受賄，讓金錢和奮鬥失去了價值。
我今年和一個來自英裔阿根廷社群的人談了一次，一九七二年我曾經和他交談過。當時庇隆回歸運動正在進行，他說：「我開始感到徹底的迷茫。不管庇隆代表的是什麼，他把我對他的情感全都摧毀了。一切都可能隨時改變。在這裡誰來掌權你根本沒有發言權。於是到最後你就成了綿羊。你失去了對政治的信任，對軍方的信任，什麼也沒有剩下。」現在——那些人已經不再構成威脅——這個人帶著一種類似同情的情感談到游擊隊。他說：「這個國家的大多數正常人都想槍斃上層那夥人。你看，那些人誰也沒受到懲罰；你一旦到達權力頂峰就安全了。游擊隊很容易利用這種挫折感。」
這就是情勢所造成的陷阱，博爾赫斯在髒戰開始前四年所預言的特洛伊式結局：受過良好教育的游擊隊一代，移民的孫輩，只有通過汲取阿根廷－西班牙舊有的鮮血與敵人的觀念，才能堅持教育告訴他們的那些善良的抽象觀念——人的精神成長，新人與不公的對抗。
在《馬丁·菲耶羅》的一些詩節中，高喬人偷聽到地方法官與另一個人的談話，他們謀劃通過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來發財。實際的戰鬥要由被強徵計程車兵來進行；當高喬人聽到關於「定居計劃、公路，掃射掉幾千人」（proyetos/decoloniasycarriles/ytirarplataamiles）的談話時，他的心都「驟然縮小」了。高喬人認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大草原也許很快就會變成「一片沙漠，除了死人的白骨之外一無所有」。
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裡也有類似的情節。這部小說講述的是比利時在大西洋另一邊的剛果進行的帝國擴張，其中提到的事件就發生在《馬丁·菲耶羅》當中的事件發生二十年後。康拉德的敘事者深入內陸去掌管一條內河汽船，他去到剛果河上的一個破敗的貿易站，和十六或二十個黃金國探險隊的比利時人待在一起。周圍到處都有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人們變得衰弱，漸漸死去。但比利時人沒有注意到這些。
「唯一真實的感覺是被派往一個貿易站的慾望，在那裡弄到象牙，然後從中抽傭。他們只為這一件事情而密謀，彼此中傷和仇恨——但是如果真要他們抬起一根小指頭——噢，算了吧……他們交談……不計後果卻缺乏剛毅，貪婪卻不夠大膽，殘忍卻沒有勇氣；整個這一群人沒有一點遠見，也沒有絲毫嚴肅的意圖，他們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要讓這個世界運轉起來，需要有這些品質。」
敘事者被引向對工作理念的反思。問題在於道德觀念的缺席。「不，我不喜歡工作。我寧願懶散度日，思考所有那些可以做的美事。我不喜歡工作，沒有人會喜歡，但我喜歡蘊含其中的東西，在工作中可以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的現實——你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的——其他人永遠無從知曉的東西。」
這幾乎是一種宗教理念，就像是黑暗殖民地的對立面。只有在有著合理的自由和合理的創造性的社會里，才會產生這種關於人的可能性的高貴理念。它與第一次西班牙征服背後的理念相對立，與「沙漠征服」背後的理念相對立。這樣的理念也許曾驅使一些移民前往阿根廷，就像驅使一些移民前往美國一樣；但阿根廷是會讓被它吸引來的人失望的。
在阿根廷，道德理念的缺席還有其他後果。「沙漠征服」所帶來的巨大財富並沒有全部遺留下來。阿根廷人會告訴你，阿根廷的上層階級總是處在變化之中。一個來自舊家族的男人在一九七二年說：「在秘魯你有真正的貴族。他們的傳統已有兩到三百年的歷史。如果你提起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間的阿根廷貴族的名字，今天在阿根廷已經沒有人知道他們。他們的後代都是很孱弱的，整個局面都在崩潰。」一位在舊家族的後代中罕見的工業家這樣說：「你必須記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美好時代的外表之下，我們擁有的是跳探戈舞的男人。今天跳探戈舞的男人已經接管了阿根廷。」
這一年我去了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南部的一個大牧場。在桉樹和路邊的其他樹木以及水坑的外面，平坦的褐綠色草地向後一直延伸到地平線，似乎要吞沒牲畜的頭和腳，把它們縮減成它們背部那些黑色或黑褐色的條紋。這一大片「被征服的沙漠」老早以前就不再屬於最初擁有它們的家族；而自那以後它曾兩度荒廢，一次是在大蕭條時，後來經歷了戰時的繁榮，在庇隆時期又再一次荒廢。一九六〇年，繼承了這片土地的人發現自己甚至沒有足夠的錢維持自己的住宅。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決心致力於產業的建設，終於讓這片土地起死回生。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
「我們隔壁有一個西班牙舊家族，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是這一區最大的地主，可能老早就從羅卡那裡獲得了土地。現在他們沒有錢頻繁去歐洲玩。他們沒有能夠適應環境。也沒有改變生意的結構。他們仍然擁有房子，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裡仍有社交生活，而他們也試圖在那裡經營各種事務。他們通過拋售一點資產才生存下來。我知道有一所大房子，四十個房間，現在只有一百三十公頃的土地作為其經濟支撐。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老夫人不肯賣房，儘管她連熱水都沒有。大房子裡有漂亮的浴室，裝有可愛的水龍頭，是二十年代由一位英國建築師按照裝飾派的風格設計的。大多數房間都佈滿了蜘蛛網，屋頂到處都在漏水。」
蘇珊娜就來自那樣的家庭，一個失去了很多財富的家庭。她嫁給一位中產階級職業人士，到現在仍然認為自己做了一件大膽的事情。她的舉止仍然顯示出她的出身：安全感、自豪感以及奇特的天真。她不清楚她的家庭到底是如何失去土地的。她不認為庇隆和這件事有任何關係；她的丈夫後來告訴我，蘇珊娜的家庭在庇隆上臺時驚慌失措，聽取了糟糕的建議，把土地變賣了。
蘇珊娜說：「發生在我家的事並不是源自庇隆。事情還要往回推。父親十八歲的時候——那應該是一九三〇年左右——想去上學。他想做建築師。父親很有魅力，非常害羞，又極其有禮貌。一種非常脆弱的性格。他去找他的繼父談這件事，繼父建議他不要上學，說：‘為什麼要上學？’在他繼父看來，如果你有優雅的舉止，那就夠了。過了不久我父親又想去上學。這一次他想學法律，他的繼父又對他說：‘為什麼要上學？’於是我的父親就沒有上成學。」
「你知道，我父親也是這麼看的：如果你有優雅的舉止，那就夠了。錢很重要——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你還必須有優雅的舉止。如果你到我父親家裡，用得體的方式打招呼，適時起身，適時坐下，恰當地說話，並且欣賞我父親的傢俱和銀器，對他來說那就夠了。我必須告訴你，優雅的舉止有時仍會令我目眩。我們的舉止非常莊重。小時候，我們有時會被叫去客廳，於是我們就進去打招呼。但是如果不是直接問我們話，我們就不說話。如果在我們坐著的時候有人進來，我們必須站起來。有時我們去飯廳和父親、母親以及其他賓客一起用晚餐，我還記得在這樣的時候我會想：‘多麼美好的人，多麼優雅的舉止。’但是我們沒有那麼美好。沒有哪個女兒學會了做什麼事。你知道，即使是現在，她們還在談論從前的時光——不用做事的時光。那些日子她們可以去歐洲旅遊，帶回可愛的紀念品。但是她們不談做事的日子。」
這並不是在這片新土地上紮根的阿根廷貴族的唯一缺陷。他們說西班牙語；他們的種種態度和更深層的文化都是西班牙式的。那種不工作、不談錢的理想也是西班牙式的。（就像一九七四年我在拉里奧哈的一家咖啡廳遇到的一位中年紳士，他的小指頭指甲有一英寸長，那也是西班牙式的。我們都很空閒，他開車載著我在鄉間轉了半天。他的指甲表明他是一個悠閒的人：指甲是半圓筒形的，像堅硬的角，上面有紋路，呈黃色，非常髒的牙齒的顏色，看上去讓人莫名地厭惡。）但是西班牙以落後著稱，從那裡來的貧窮移民在阿根廷被統稱為「gallegos」（加利西亞人）。
蘇珊娜說：「我父親的優雅舉止讓人嚮往‘紳士’的理想。這些舉止被認為是英國式的。父親所受的全部教育都以英格蘭為理想。我父母去歐洲的時候，從來不去西班牙。西班牙是——」蘇珊娜做了一個輕蔑的姿勢。對西班牙的輕蔑蘊含了對講西班牙語的阿根廷的輕蔑。「他們不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感到自豪。他們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他們說este país，‘這個國家’，而不是‘我的國家’。他們會說：‘這裡的人很糟糕。’而不是：‘我們很糟糕。’我丈夫說，這裡的很多問題都和那種‘這個國家’的態度有關係。」
也許，阿根廷的上層階級如果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們的貴族，他們會尋求與庇隆這個出自這個國家的人和解；這個國家也許就不會因革命而開始四分五裂。
我問蘇珊娜，她父母的莊重舉止有沒有禁慾主義或一種保護性儀式的成分，那種使得他們能夠忍受艱難時世的東西。我表達得不太清楚，蘇珊娜以為我在問她的家人對待他人困苦的態度。她說：「不。十一月，我們的夏天來到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熱，母親會指著我們公寓後面的廉租房說：‘想一想他們。’但我從不覺得她真的在意那些人。」
弄明白禁慾主義的意思後，蘇珊娜說：「母親非常講究章法（estructurada）。他們把她造就成了那樣。我年輕的時候，以為媽媽對什麼事情都有辦法。但有一次她家裡出事，她一下子就垮了。她沒有真正的內涵。」
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浪費的土地，這裡彷彿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實則已經廢墟遍佈，建築和人的廢墟。和新世界的眾多土地一樣，和蓋亞那以及加勒比群島一樣，阿根廷大草原似乎已經吞噬了自身的歷史；這是一處湮沒之地。大草原印第安人已經湮沒無聞，高喬人也是如此。那些非洲人，西班牙時期奴隸的後代，也已經湮沒無聞。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阿根廷，在《馬丁·菲耶羅》中，他們還十分活躍：黑人和黑白混血兒，男人和女人，衣著時髦，不容忽視，講著高喬人的西班牙語。在世紀初的第一個十年，那時博爾赫斯還是一個小孩子，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還能見到黑人。
博爾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說：「小時候如果看到黑人，我不會回家講。我不知道我們的黑人出了什麼事情。我們家並不富有。我們只有六個奴隸。」他在一首詩裡提到，他們家在城裡的房子有奴隸宿舍。「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祖先來自非洲。他們講的是一種抑揚頓挫的西班牙語，發不了r的音，會讀成l。但他們不會被人另眼相看。事實上，黑人和別人一樣，是‘克里奧爾人’（criollo）——大移民潮之前的阿根廷舊殖民地人。他們在這裡做廚師或女傭。你會把黑人當成城裡人。許多精銳的步兵團都是由黑人組成的。我的一個了不起的叔叔帶領手下在蒙得維的亞和西班牙人拼刺刀，那應該是在一八一五年或一八一六年，所有計程車兵都是純種黑人，來自城南這邊靠近國家圖書館的地方。」那也是我們談話的地方。一九七二年的博爾赫斯正在擔任館長，工資因為通脹而縮水，月薪只相當於七十美元。
故而，非洲人曾經為了阿根廷的獨立而戰。如果不是博爾赫斯告訴我，我不會想到：一百年後他們的後代魔法般地消失在新一批來自歐洲的人群中，現在沒有誰還記得他們。
在民族與民族的融合當中，北部舊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曾遭受磨難。他們在經濟上一度依賴秘魯——那是在獨立之後，在毀滅性的內戰之後，博爾赫斯的一首詩所說的「利劍、危險與嚴厲的禁令」（laespaday elpeligro,lasdurasproscripciones）——他們必須轉向南方。他們一度處在一條始於西班牙的漫漫帝國路的盡頭；後來，至少是在鐵路修建之前，他們處在一條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漫漫坎坷路的盡頭。他們出產的東西很少。這個地區再也不是經濟要地；人民終於從世界的邊緣跌入一片蠻荒之中。
他們依靠南方政府的救助生活。於是他們留了下來。據說拉里奧哈全省（其首府建於一五九一年）都依靠政府過活。錢並非只是作為救濟金髮放給大家：他們必須替政府工作。期望得到公眾支援的政客總是熱衷於增加公務員崗位。盧里亞先生是一位律師和地方誌專家，他告訴我，在一九八三年——也就是軍政府下臺那一年——和一九八七年間，拉里奧哈政府僱員的數量增長了三倍以上，達到四萬四千人。對於這個總人口只有約二十五萬人的省而言，這個數字相當地大，而且自那以後又增加到了五萬五千人。
這些政府職位並非真正的工作。公務員們無所事事，定期不勞而獲，就好像舊時的西班牙之夢成了真——職位和作為「封賜」的印第安人幾乎一樣美妙，人們也曾一度渴盼這樣的「封賜」。但與賞賜同時到來的是一種西班牙－阿根廷式的殘忍。無事可做，但大家必須上班；整個工作日必須待在政府辦公室裡，這些辦公室和他們在理論上是有關係的。部門老闆或頭頭隨時可能下令查崗，或是進行planillavolante（突擊點名），然後在薪水冊上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必須立刻答到。
盧里亞先生說：「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它在拉里奧哈造就了我稱之為‘無聊文化’的東西。」他對他的用詞感到滿意：laculturadel tedio。「因為這些人每天有七個小時被迫處在絕望之中，假裝在做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工作。」每天下班的時候，盧里亞先生說，這些公務員「疲憊、灰心、厭倦又憤怒」；然後他們的家人也會感覺到他們每天累積的無聊情緒。「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看的，但這是一座悲哀的城市，沒有靈魂，沒有主動性。」
盧里亞先生是懷著感情說這番話的。他自始至終都屬於拉里奧哈，祖上有部分印第安血統。在他看來，拉里奧哈這片土地屬於十九世紀的軍閥，還有那些強悍而勇敢的人。政府職位和無聊文化敗壞了人們的精神；他們現在甚至都不瞭解自己的歷史。盧里亞先生說，政府進行了三次努力，想把公務員安排到工業園裡去從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到那裡去工作的人總是會流回政府機構，儘管後者的薪酬更低。盧里亞先生說：「他們寧願選擇疾病。」
除了必須去上班這個嚴酷無情的事實，以及突擊點名所帶來的持續恐怖，還存在著一些更為微妙的折磨和控制人的方式：提供工作崗位的人總是希望他們的權威被人感覺到。公務員分為二十四級。大多數人都是從六級開始；只有在郵局工作的人因為某種原因，一開始的級別更低。之後你就一路升遷。但因為大家無事可做，所以也沒有辦法評估工作質量。一切都取決於那些政客。他們必須感到志得意滿。你可以在牆上或是，遠遠地出城，在石頭或樹幹上塗上他們的名字，以此來讓他們感到志得意滿；選舉的時候，你得為他們助選，假裝精神抖擻，其他時候則總是要假裝充滿感激之情。如果你不這麼做，如果你認為自己無非是得了一份公務員的工作，那麼你就會面臨種種麻煩。
有一個女人在政府部門工作了十七年。其間她只從六級升到了九級，而她之所以能夠晉級，只是因為有一個政客在上任的時候，像君主大赦囚犯那樣，讓所有的公務員都升了三級。這位九級女士在拉里奧哈非常有名。有一天早上我甚至被人帶去她的辦公室見她：矮小而豐滿，未婚，但是有著滿頭秀髮，時刻準備著把她的故事再講一遍。作為九級公務員，她的月薪是一百二十美元。六級和十八級的薪水只差三十美元。她說，到二十級薪水才會大幅提高。但不管怎樣她總歸是晉級了。
九級女士抱怨的時候，有一位二十四級女士也在場。她很瘦小，儘管看起來營養不良，卻一點也不為自己的級別辯護。她有學位，她說，她的第二職業（可能是下午去做）是教授。作為二十四級公務員，她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是她要照料十六個弟弟和妹妹。
我們談話的時候，有一個面帶笑容、身著條紋襯衫的男孩在輕快地進進出出。我問及他的情況。他是一個特殊案例，一來就是十二級。他是怎麼做到的？沒有人知道；但是男孩就那麼笑著，走出房間，又再度進來，而其他人在談論錢、政客、通脹以及物價，九級女士則說她從未進過餐館。他們不能離開辦公室；他們是被看不見的籬笆圈起來的人：被禁閉，牢騷滿腹，但是又很膽怯，像是一群幽靈，在維吉爾所描繪的陰間等待著他們的宗教葬儀。
黃昏的時候，炎熱退散，白日的無聊爆發了：年輕男子們和女友騎在吵鬧的摩托車上，在主廣場周圍的街上拖著藍褐色的煙霧、一次次地兜圈，就像那些現在已經習慣了無所事事的人。
阿根廷吞噬了那些被它吸引而來的人；過去二十年格外地艱難。
豪爾赫是一位英裔阿根廷人，在一家大公司當經濟顧問。他在一九七二年說：「我們可能正處在一場真正的危機邊緣。」自從四十年代的庇隆時期以來，通脹率一般維持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但在那一年飆升至百分之六十；而這個國家的殖民地農業經濟從未真正變革過。這裡有工業，但其依賴進口，而進口又是靠農業出口支撐的。
豪爾赫說：「庇隆預見到了這個可怕的迴圈。他沒有啟動各種基礎工業的建設。他必須取得民眾的信任，所以他所做的都是虛浮的事情，進一步扭曲了經濟。當時的工業化是一種情緒化的反應；並沒有制訂出工業政策。」阿根廷的工業產品受到了保護；它們的價格相當於海外同類產品的兩倍；而一九七二年的平均月薪是五十美元。庇隆為工人做了很多事，但他們的工資跟不上庇隆的政策以及類似的種種政策所造成的通脹。
一年前，豪爾赫買了一套房子。價格上漲太快了，一個星期的猶豫不決就讓他多花了兩百美元——他那時的月薪是四百美元。但他的房子不到一年就增值百分之八十。到了一九九一年，也就是十九年後，這筆買賣更是顯得格外合算。
「我買房時在銀行做了十二年的按揭。房價是固定的，唯一會發生變化的是餘款的利息。從一九七三年開始，也就是約翰·桑迪（john sunday）回來那一年。」——約翰·桑迪是英裔阿根廷人對庇隆的教名胡安·多明戈（juandomingo）的翻譯——「通脹更厲害了，抵銷了債務。那麼買單的是誰？社會里的其他人，那些沒有借債的人。糟糕的是，過去的四十五年以來，通脹一直在穩定地上升，月復一月，沒有波動。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在如此長的時間裡面對這樣的通脹，還能夠支撐得住。這就像是用慢鏡頭播放德國在二十年代的經歷。」
「一九七四年約翰·桑迪死後，他的遺孀和她的占星師－巫醫上臺，事情變得完全不可收拾。一個前下士成了警察頭頭。通脹突然爆發。我還記得一件事：我付錢買了一件西裝——比方說花了相當於兩百美元的比索——裁縫為我量了尺寸。當時的通脹太厲害了，比索一個月之內就貶了一半的值。我覺得自己不能以這個價格從裁縫那裡拿回西裝，他也希望能夠忘掉這件事情。我們見面的時候從不談論這件西裝——按照今天的行情計算，它應該值十美分。」
阿根廷的衰落有一個奇怪之處，她沒有到達頂峰就已經開始衰退——衰退很大程度上發生在民主時期。一九八三年馬島戰爭之後，民主政體迴歸，衰退的加速剛好與之吻合。諷刺的是庇隆主義者和激進分子這兩大黨派都想以分產主義壓倒對方，但再也沒有約翰牛或山姆大叔來注入英鎊或美元。
「如果把當年的我們看作是大英帝國的非正式成員，在英國人的治理下事情是在運轉的。一九一七年我們的gnp相當於美國當年gnp的四分之三。我們有市場，有效率。我們有辦法：各種體制和技術。今天我們再也沒有這些東西了。
「你一定得記住，在阿根廷你見到的都是倖存者。其他所有人都在墓地或精神病院裡。通脹會讓你全力以赴。
「我們公司所處的行業，只能讓你賒四到五天的賬。要不然以我們的通脹水平，營運資金會損失殆盡。在我們公司，我們隨時有約一千兩百萬美元用於給批發商賒賬。你得讓這筆錢迅速回籠。如果你能把賒賬期縮短半天，那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回籠速度慢的公司，比如銷售耐用消費品的公司，很可能需要提供六天的賒賬期。如果你在造船，你必須賒出很多的賬，而你一年也許只能賣出一艘船。於是就像美國人說的，你其實是在一條糞溪上逆流而上。
「通脹的另一個消極影響是，你不再關心效率，甚至技術。今天的世界，效率是一切進步的秘密。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年間，你其實都最多能把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到四。以我們那樣的通脹水平，如果你看準投資時機和方向，你可以在一天之內就賺到百分之十的利潤。我們的行當平均十五天要向政府交一次稅。於是在這十五天裡我們必須儘量明智地投資。與考慮技術和效率這些長遠的事情相比，保護你的營運資金要重要得多——當然你會盡量兩者兼顧。
「所以阿根廷的資本投資甚至不夠衝抵資本損耗。一句話，當現在這座工廠陳舊到無法再繼續運轉，公司無法積累起足夠的資金購買新的廠房裝置。這是通脹的必然結果，而通脹是貨幣的疾病。你的錢在分崩離析，就像癌症一樣。你過一天算一天。當每天的通脹超過百分之一，你就只能這樣。你不再做出計劃。能撐到週末你就很高興了。而我就待在位於貝爾格拉諾的公寓裡，讀一讀關於古代板球比賽的書。
「我們現在人均要比一九七五年窮百分之二十五。真正在受苦的是那些你看不到的人——窮人、老人和年輕人。這些人在大火車終點站那裡被衝上岸。這個火車站與維多利亞和帕丁頓站出奇地相像，它們都是英國人建造的。阿根廷生活的漂流物——就像海的泡沫，這些人。我從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見過這樣貧窮的景象。」
豪爾赫就工商業所說的這番話也適用於農業：你一定得記住，在阿根廷你見到的都是倖存者。在阿根廷，他們要麼很大個，要麼就特別羸弱。
印第安人的土地讓四百家族產生了巨大的貪婪，他們繼而佔有了這片土地。然後在「沙漠征服」僅僅六十年之後，庇隆就出現了，他也認為這片土地擁有無盡的財富，並被自己對這些財富的慾念所驅使，大肆掠奪和懲罰。那時候，大地主都是牧民。佃農短租土地，輪作莊稼；在間歇期，地裡又種回苜蓿，用於放牧牲畜。庇隆來了，凍結了農戶的租約。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蘇珊娜家發現他們的稅比收的租還要高，於是在恐慌中拋售了產業。堅持下來的人過了幾年困苦的日子。對外貿易被國有化；國有壟斷企業把持了日用品的定價。政權在尋求利潤，需要與國外進行貿易往來。於是人們只能以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價格出售產品，有時甚至低於生產成本。農業生產在衰退。阿根廷在一九一一年的出口總額——主要是農產品——比一九〇一年還要低。阿根廷的外匯儲備已經在對鐵路及其他設施進行國有化時揮霍一空，為了支撐這些已經啟動的工業化建設，進口現在又在增長。這些進口只能由農業來支付，而人們已經不再對農業進行投入。於是通脹開始了，這片土地因此再也無法由小農戶進行耕種。
胡里奧種了三千英畝地。他不是來自那些擁有土地的舊家族。他較晚才轉向農業，是一個專注的人。六十年代，他接手了一處在庇隆時期已成廢墟的產業——在戰爭期間這裡曾繁榮而富有進取精神，是阿根廷最早使用拖拉機的地方。胡里奧從一家國有銀行貸了一筆錢。經理當然先是讓他等著，來來回回了好幾次，又要他提供各種計劃和宣告；辦事員喝著咖啡和飲料，對他視而不見，然後總是讓他去找別人。
「我們很幸運。我們這一切都是貸款來啟動的。要不然我們也沒法成功。貸款下來的時候我們已經危在旦夕：利息比通脹率還要低。銀行經理非常清楚他是在幫我們一個忙。」
起初為胡里奧帶來好處的通脹後來變成了讓他騎虎難下的「老虎」。
「嚴格地講，為了生存你必須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你必須拖後支付賬單。但現在所有的賬單都要用美元支付，拖延沒有任何好處。你必須進行多種經營，靈活處事。在高通脹下你開始大量進行易貨交易。你會遠離現金交易。比如說，我用小麥做了一筆交易，換回的是汽油和化肥。你計算出你得用四公斤小麥換一公斤化肥。我們現在把很多時間花在這樣的事情上。這是一種棘手的生意。你不想輸掉。重要的是要加入一個群體，讓懂行的人教你進行這樣的易貨交易。
「如果通脹維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我們就能按時拿到工資，就不會有什麼問題。我們的主要產品是牛奶，這對我們頗有助益。生產牛奶讓我們受到了一定的保護，其付款方式是這樣的：按周付百分之六十，百分之四十在下個月月末支付。但一旦遇到惡性通脹，你就真的會有麻煩。一九八九年，在阿方辛政府下臺前，我們連續四個月的月通脹率為百分之百，而我們的牛奶貨款是按月付給我們的，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一分錢也拿不到。當然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我們要支付的賬單，但我們仍然損失慘重。這樣的事情是你無法應對的。牛奶必須天天賣。如果你生產的是肉類或農作物，你可以存放在倉庫裡，用現金來交易。
「阿方辛沒有對惡性通脹採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在等新總統梅內姆接任。而梅內姆是以民粹綱領當選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會漲工資。
「這時候，買我們牛奶的一家公司進入了破產管理階段，這意味著我們六個星期以來供應的牛奶全都收不到貨款了。從那時起，我們開始要求買方按周結款。即使扣除損失的錢，我們也比那些總能收回貨款、卻是按月收取的同行情況更好一些。因為在惡性通脹中，要緊的是什麼時候收到錢。
「我那時真的很擔心。只有那一次。每隔十天就有一家銀行倒閉。每一個人都想把錢取出來花掉。」
通脹如此厲害，人人都變成了賭徒，人人都神經緊張地生活著。即使是那些以某種方式贏了的人也感覺到了衰竭和傷害。就像現在六十歲的圭，他一開始沒有資本，一步一步地掙脫貧困，把五千美元的退休金變成了價值十四萬美元的公寓。
六十年代，租金上漲，圭和他的家人搬了五次家，越搬條件越差。他決定買房子。在郊區他發現一套總價一萬五千美元的房子，感覺自己買得起。但他的公司卻不這麼想。他們拒絕為他提供購房按揭，而是提出在他離開公司的前提下給他一筆退休金。圭已經下定決心買房子，於是他拿了退休金——五千美元——離開了公司；他從哥哥那裡借了一點錢——兩千五百美元，然後又在哥哥的幫助下，從一家銀行貸了七千五百美元，四年還清。
「那時候，像這樣的貸款通常必須在兩年內分期還清——根本算不上信用貸款。不管怎樣，事情就這樣了。我們有房子了。那是一所小得可怕的房子，我們都感到很羞愧。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們的房子處在這樣的區域：你只要走上幾百碼，就會從漂亮的區域走到窮人區，晚上一些人會穿著睡衣坐在人行道上。我們住在更窮的那一邊。
「然後我們走了一點小運氣。借錢給我們的銀行倒閉了。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事情很典型：一種阿根廷式的意外之財。於是我們不用再還從銀行借的那七千五百美元——但我哥哥相當於白撿了十五萬美元。
「我們決定搬離那所可怕的小房子。我們在較好的區域租了一間公寓，又把自己的房子以很低的價格租了出去，結果租客是一個很窮的人，不能按時交納跟生活指數掛鉤的房租。我還應該告訴你，那所房子所在的區以管理糟糕而著稱。他們會故意把你的所有稅稅單晚寄給你，讓你不得不交滯納金。這在阿根廷也很常見。你去交錢的時候，還得在一個街區長的隊伍裡排上一天。
「這就是我們決定賣掉房子的原因。然後更大的運氣又來了。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年，我們在阿根廷有過一段「蜜錢」（plata dulce，很容易賺的錢）時期，那時阿根廷貨幣的回報率達到了百分之三十，而美元變得無關緊要。工廠的停車場滿是工人的車，大家到邁阿密去旅遊，用手推車一車車地裝著電子用品回來。土地的價值在飆升，我們的小房子賣了六萬五千美元，比買的時候翻了四倍多——而且別忘了，因為銀行倒閉，原價有一半我們根本沒有付。
「然後我們以為自己落入了僵局。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十萬美元什麼房子也買不到——這樣的價錢會讓他們當面嘲笑你，你只能看一看兩居室的公寓，冰箱掛在臥室的牆上，因為廚房沒有地方了。我妻子家的房子以一百八十萬美元的價格待售。
「我們只能把錢用於投資。為了百分之三十的回報率，我們把錢存成阿根廷貨幣。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更高的回報率了，大量外資從國外如洪水般湧來。關鍵是要在崩盤之前拿到分紅，把錢變成硬通貨。我告訴你，你每天都會神經緊張地度過。每一分鐘你都會想，你做得到底對不對，因為只要一有風吹草動，那些外資就會撤離。幾天之間泡沫就可能會破滅，而你無時無刻不在忙著兌換貨幣。
「我們的時機抓得很準，在崩盤之前把錢換成了美元。崩盤發生在一九八一年一月或二月，阿根廷貨幣貶值了百分之十，接下來一個月又貶了百分之二十。整個泡沫就這樣破滅了。那些借錢為自己的工廠增添裝置的人損失慘重。
「我們把美元用於投資，又賺了一點，然後我們把賺來的一些錢又虧掉了：我們的銀行經理用我們三分之一的錢買了黃金。買入價是八百美元每盎司，賣出價是六百八十美元每盎司。但到最後，我們的錢仍然足以在城裡最好的片區買下我們心儀的房子。我們的房子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買下的，有三個星期——因為馬島戰爭——物價跌到了二十年來的最低點。那三個星期結束時，物價又漲了百分之六十多。如果我們猶豫不決，我們的錢就不夠買房子了。
「在阿根廷這樣的地方，你只能靠運氣賺錢。無論往哪個方向走都會有危機。於是你感覺不到未來。你不會為將來做任何打算。歐洲人那種把握未來的想法在這裡完全不存在。我常常在想，我是如何適應這些事的。另外如果你是給別人打工，你就無時無刻不覺得自己在被搶劫。如果你不用經歷這些事情，顧自去過自己的幸福生活，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一個讓人愉快的居住地。我猜想，這就是讓每一個人產生虛假安全感的東西。」
博爾赫斯在一九七二年說，他從來不看報紙。「那些事情讓我覺得悲哀。而且它們還特別瑣碎。」博爾赫斯可以那麼說——游擊隊每日的行動，警察濫用暴力，政客的花招，曇花一現的、與情勢相比微不足道的人物——因為對他而言，阿根廷是他已經失去的祖國。」
博爾赫斯當時說的話現在也有人在說，只是說的方式不同。我認識的一位女性說：「我們變得更蠢了。」她在一九七二年是庇隆主義者，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好像就在那個時候，或者稍晚一點，她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種種簡單的思想而充滿生氣，並且時刻準備宣講這些思想。現在，她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兩種「主義者」，忘記了——在普遍的虛弱之中——自己其實一無所是；再也沒有什麼政治體制可供嘗試了。像她這樣的女性現在又轉向了「靈脩」——報紙上每天都有講座和辦班的廣告。
讀書時就認識游擊隊領袖、並對他們的事業抱有同情的裡卡多，他為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然後又被毀掉的一代人感到悲哀。那幾萬「新人」是移民的孫輩，宗教和革命在他們身上相遇；他們現在應該有四十多歲了。在我們與前游擊隊員（他稱自己為被打敗了的人）見完面往回走的路上，裡卡多語帶悲哀對我說：「也許我們只能接受這樣一個看法：這不是一個有前途的國家（country）。我遇到的一些年輕人認為，阿根廷肯定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個民族國家（nation），這樣的想法可能會誘使他們去尋求新的冒險並達成錯誤的結論。」
和博爾赫斯一樣，裡卡多之所以說這些，是出於他自己的悲痛，出於他對哲學體系的需要，出於他對革命和正義行為的過時觀念。這些觀念已經隨博爾赫斯所預言的特洛伊式結局飄散；取而代之的，是種種新的、更為簡單的思維方式，而孕育它們的，正是那個結局的虛弱和疲憊。
我遇到的一位商人列舉了這些新的思維方式。阿根廷不再相信國外的敵人；不再相信自己是一個歐洲國家；也不再認為這片土地擁有無盡的財富。
這三個觀念是相互聯絡的：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場智識的革命。那種財富觀念是這個國家民間智慧的一部分。我一九七二年的筆記本上充斥著這樣的論調。「這個國家永不會沉沒。」「還是在這裡過得更好。」「阿根廷人在白天製造的麻煩，神會在夜裡加以解決。」那種財富觀念從西班牙時期開始流傳，在「沙漠征服」時期又一次重生，助長了牧場主的無度貪婪。這些牧場主以西班牙的方式看待這個國家的財富，將其視為不可分割的，必須讓儘可能少的人分享。這繼而又助長了庇隆及其繼任者的貪婪和掠奪，助長了他們的支援者的索取傾向。它摧毀了拓荒者的理想，通過勞動自我實現的理想，反過來將狡猾視為高貴。它助長了鮮血與革命的觀念，無休無止：只要再重來一次，再找出並殺死一個敵人，這個國家的財富將會像瀑布一樣傾瀉下來。
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為了繼續走下去，人們必須與這片土地訂立一份新契約。這也意味著必須與其他人訂立新契約，意味著一種新的政治生活。裡卡多曾經說，阿根廷讓人有太多夢想；現在這個國家前途渺茫。但是和穆希卡神父的革命願望一樣——他希望消滅人民的敵人，發展人類的精神——這樣的絕望也是一種抽象。在阿根廷，人們需要一些更簡單的立場，一種更簡單的道德。
有新聞稱政府正致力於穩定貨幣，有人對新總統的家庭生活說長道短，還有人在猜想庇隆做過防腐處理的遺體的雙手為什麼被切了下來，伴隨著這一切的，是關於北部城市卡塔馬卡的「沉默遊行」（lamarcha delsilencio）的報道。卡塔馬卡，十九世紀初的軍閥之國，現在極度貧窮，被一個強勢的家族所控制。一個年輕女子在卡塔馬卡被謀殺了。事情被掩蓋起來的方式讓當地人憤怒不已；那個城鎮自西班牙時期以來一直有威權統治的傳統，而現在大多數人（分為二十四級的政府僱員）的生活都有賴於當地統治者的庇護，但在一個修女的帶領下，人們發起了每週一次的「沉默遊行」抗議活動。參加遊行的人數在增長；其效應不可阻擋；聯邦政府不得不做出干預。強勢的總督辭職了；有人進了監獄。隨後遊行停止了；修女回到了修道院。在穆希卡神父和那些游擊隊員看來，他們自己是與不公對抗的新人，但他們從未有過如此勇敢的舉動，也沒有彰顯過更為深遠的政治和道德主張。也許自從西班牙征服以來，這裡的人民從未這樣表達過自己的立場。
卡塔馬卡在十七世紀末奠基，位於一個更古老的安第斯定居點的遺址上。這個定居點是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努力結果，當時距離秘魯被征服只過了二十年。最初的城鎮或定居點很快就被處境還沒有那麼悲慘的當地人摧毀了。它的西班牙名稱——因紀念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與瑪麗·斯圖爾特的婚姻（1554－1558）而得名——是londres delanuevainglaterra（新英格蘭的倫敦）。
一九九一年
（馬維達譯）
指1971年。
詹姆斯·迪恩（jamesdean，1931－1955），美國電影演員，他的主流形象較能代表他所處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垮掉的一代」）。
克拉克·肯特（clarkkent），美國最著名的超級英雄「超人」在地球的名字。
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巴黎西部的森林公園。
這位神父兩年後被無名槍手殺害，有一陣子被當作庇隆主義烈士大肆宣傳。（原注）
羅伯特·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蘇格蘭農民詩人，在英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專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文學推理雜誌。
國際出版人獎。1961年，六大西方出版社的社長在西班牙設立的一個文學獎項。第一屆分獲該獎的是賽繆爾·貝克特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福明託獎的名氣將博爾赫斯推上了世界舞臺。
賽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1772－1834），英國詩人和評論家，英國浪漫主義美學的奠基人之一。
烏拉圭首都。
蒙得維的亞最古老最著名的公園。
被認定為世上最好的大理石，廣泛應用於世界著名建築和豪宅。
阿根廷西部葡萄酒產區。
貫穿整個美洲大陸的公路系統。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島，全長約48000公里。
布宜諾斯艾利斯最古老的公墓，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十座墓地之一。
曼努埃爾·普伊格（manuelpuig，1932－1990），被譽為拉美文學「後爆炸」新一代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蜘蛛女之吻》。
埃克托爾·何塞·坎波拉（hectorjosécampora，1909－1980），1973年5月任阿根廷總統，正義黨第二副主席，他一直是胡安·庇隆的鐵桿心腹。
庇隆界定他的學說（庇隆主義）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作為第三位置的第三立場。
指《半生》。
18世紀中後期，160多位當時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編撰了一部《百科全書》，宣揚科學和理性，反對迷信和專制，這些人被稱為「百科全書派」。
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allende，1908－1973），智利社會黨領袖，1970年至1973年間任智利總統。
秘魯一個激進的游擊隊組織。
史蒂芬·坦南特（stephentenant，1906－1987），英國貴族，以「頹廢的生活做派」聞名。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