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馬戲團，」後來，當班寧把《紐約時報》折起來，給梅勒看那篇報道時，梅勒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字，也不喜歡那棟樓。」

「那棟樓很糟糕。」班寧說。

「我們在那裡籌了多少錢？」

「兩三百塊。」

「不值得。」

「我跟美聯社的人聊過了，」班寧向梅勒解釋出席會議的記者為什麼那麼少，「他們辦公室裡有一張清單，‘這些是我們今天上午要去採訪的事件’；還有另一張清單，‘這些是我們今天上午不去採訪的。’我們在明天的同一時間召開另一次記者會，那樣就可以檢驗他們了。」

我開始注意到班寧的戲劇化風格，也許來自他接受的外交官訓練——他在美國外交部工作過一段時間——也有可能是他在後來的廣播工作中養成的。（「到今天我也說不清楚，」競選之後，他告訴我，「政治和作秀，哪個是我的最愛。」）

第二天，大約有三十名記者出席了會議。那位經紀人姑娘穿了件奶油色的衣服。《時報》派了一名男記者，《郵報》也派了一名。頭天晚上，電視上有很多關於梅勒競選的報道——當這些訪談安插在新聞節目當中，出現在電視機的小小螢幕上時，它們顯得如此輕鬆自然，獲得了一種額外的、與眾不同的現實性——但梅勒仍然在抱怨。

「我們不得不通過威逼利誘，才能在報紙上贏得一小塊版面。他們竭力想讓我們的競選顯得滑稽可笑，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做到了。我們一路上犯了一些錯誤，掉進了他們的手掌心。」

梅勒的脾氣更壞了，玩笑也開得少了。他看上去有些疲倦，而且有攻擊性，失敗寫在他的臉上。但那也許都是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非常多變，情緒也轉換得飛快。

兩小時後，在他的華爾街集會上，當他站在老財政部大樓臺階上的華盛頓雕像腳下時，他又完全變了一個人。現在他繫好了外套的扣子，雙手一會兒插在褲兜裡，一會兒放在外套口袋裡，他顯得趾高氣揚，就像一個剛剛穿上比賽服的躊躇滿志的拳擊手，對臺下的觀眾充滿了信心。觀眾在寬闊的臺階上一排排地散開，臺階下面那條著名的狹窄街道也擠滿了人。音響效果很糟，什麼也聽不清，佈雷斯林發出的威脅——「公園大街的槍聲」——也沒有人聽到。但集會的氣氛很好，戲劇效果極佳。

如果一個外國人剛好在那一刻來到華爾街，如果他腦子裡裝滿了從電影上獲得的美國印象，他會覺得眼前這一幕充滿了他所熟悉的魅力。他會覺得臺上那個人集各種美國傳奇人物於一身：拳擊手、警長、壞人、暴徒，甚至還是個政客。這是因為當時的佈景：這座著名城市中的著名街道、周圍的建築、飄揚的旗幟、華麗的演說，還有華盛頓雕像所代表的歷史。這種魅力也來自梅勒本人，來自他對這座城市的感受，或許，來自他對這個特殊瞬間的感受。

然而競選結束一週後，當我跟梅勒談起這次華爾街集會時，他的記憶反而很模糊，競選的細節、具體的場景和言辭都變得不再清晰。

「你不是在以作家的方式運轉，你不會去注意人們穿什麼衣服；你只感覺到他們的眼睛，感覺到他們的反應。那種感覺更像是一名演員。」

華爾街集會的第二天，在參加了更多會議、發表了更多演講、出席了更多儀式、面對了更多提問、做出了更多回答與陳述之後，梅勒說：「我變得越來越無趣：中正平和、嚴肅持重、索然無味，我變成了一個政客。」

梅勒在競選指揮部裡，穿著一件長袖襯衫。沾滿灰塵的窗戶向外推開，那天下午是雷雨天氣。他剛剛接受了一次二十分鐘的「深度」電視採訪，這也屬於競選活動中的一種浪費：這次精彩的訪談和本週的各類活動加在一起，在週六的電視新聞中只能佔據大約五分鐘的時間。

他說，他發現政治是個苦差。睡眠成了他夢寐以求的東西，現在他明白了，為什麼睡眠就是政客們的性愛。「應該對‘當政客’這件事情做一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這完全是動嘴的事情，只有最最處在口唇期的人才能適應。我覺得我的舌頭就像是河馬的舌頭。這完全是舌頭和嘴唇的功夫，對我來說太陌生了，跟我作為作家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我以前覺得，我一旦把一樣東西說出來，就沒辦法去寫了。我會走出門去，構思一篇文章。等我回到家，當我妻子問起我的想法時，我是不會說的。這就是我覺得我沒辦法把這次經歷寫成一本書的原因。」

「你覺得他怎麼樣？」舒瓦茨曼後來問我。

有時候，梅勒會在集會結束後向他的團隊提這個問題，他的隊員也經常這樣問他們認識的記者。這就是魅力的包袱：梅勒的隊員要求他永不失敗，哪怕是跟記者的片刻交談。

「星期五會很好玩，」班寧說，「他要去雅佳特賽馬會。」

「好玩？」我說，「你是說那天沒有競選活動？」

「那裡會有七萬人。」

特快列車把人流從曼哈頓和布魯克林送到了雅佳特。火車站臺跟車廂的地板齊平，遊客暢行無阻地從車廂湧進站臺，又如潮水般淹沒了搭著遮陽棚的通往看臺的坡道，直到他們走出遮陽棚，來到陽光下，對稱分佈的人流才變得散亂起來，他們穿過海洋般開闊的閃閃發亮的大停車場，奔向兩美元的入口。梅勒和他的團隊先是站在搭著遮陽棚的坡道上（通往五美元的入口），後來站在太陽底下，對著洶湧的人流：專欄作家佈雷斯林在這裡比梅勒更有號召力；梅勒穿著一條方格褲子和一件運動上衣，靦腆地微笑著；梅勒的妻子，一位身材嬌小的演員，身穿一身素淨的橄欖色外套，已儼然成為競選團隊的一分子。

人群打著轉兒繞過他們。但就像平緩溪流中的鵝卵石一樣，競選團隊給人流帶來了擾動，圍繞著他們泛起了水波：短暫的握手，簡短的交談，一小群人聚集起來，這些足夠上鏡了，還能錄下一點畫外音。「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人呢，我想見見他，他支援二元錄取制。」「你想贏，沒門兒，你這個無賴！」然後，梅勒的人馬穿過五美元的入口，乘扶梯去中央廣場，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撞見了一個年輕人，他和我一樣掉隊了，他在解放新聞社工作。他鬚髮濃密，一副嬉皮士的打扮，滿腹委屈的樣子。那天早晨，他好不容易擠上了競選車，可到現在跟梅勒一個訪談也沒做成。他把他跟班寧的談話筆記拿給我看。

「班寧：聽著，我們需要你們這些新左瘋子的報道，就像我們需要在腦袋上挨個槍子兒……要想在這座城市裡獲勝，你必須從各種稀奇古怪的地方拉選票……他需要左派的支援就像需要來一次狗屁大出血一樣。」

我們一起穿過人群，尋找競選隊伍。「梅勒提出的理念跟現在的美國政治沒有什麼不同，」解放新聞社的年輕人說，「他提出的只是陳規舊例的扭曲版本。」

淺綠色的跑道中心擺滿花卉，拼成了各種圖案；遠處，噴氣式飛機在永遠籠罩著煤油煙霧的肯尼迪機場一架接一架地起飛。

「問題在於，梅勒視自己為存在主義英雄。在美國，當知識分子對某種行為皺起眉頭時，存在主義英雄就會說：‘這個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們必須用自己的行動來製造戲劇。’梅勒製造了這起令人興奮的事件，卻沒有分析這個世界為什麼枯燥乏味。他說：‘世界枯燥乏味，但如果我把自己投入進去，它就變得有趣了。’」

存在主義，這是一個我開始慢慢理解的梅勒詞彙，它能夠解釋我對梅勒競選的很多感覺，能夠解釋它的魅力與含混。這個解放新聞社的記者只有十九歲，但美國年輕人的影響力已經不再讓我感到驚訝。

「最嚴重的問題是，如果梅勒失敗了，人們不會說，是紐約運轉失靈的腐敗政治體系擊敗了他；人們會說，那是他個人的失敗。作為一個有分量的人物，他將失去一個暴露美國政治的不民主本質的絕好機會。」

不難看出班寧為什麼不願意讓他跟在身邊。可現在，這位解放新聞社的記者特別想見到班寧，他把一個衝好的膠捲忘在競選車上了。

我們遇到了一個電視臺的攝影記者。我問他，對今天的競選活動作何評價。

「噢，我們會把它放大。」

「這是你們的官方政策嗎？」解放新聞社的記者問。

「我們放大每一樣東西。」

在一家餐廳外面——梅勒正在裡面慢條斯理地吃午餐——我們看見了班寧，他顯得輕快而幹練。他對我們視而不見，小鬍子幾乎都沒翹一下。

「他討厭我。」解放新聞社的記者說道，低下頭去看自己的磨砂皮軟靴。

我希望有人陪我一起回曼哈頓。於是我把我的一些筆記給了他，而且成功地說服他別再想那個衝好的膠捲。回去的火車上擠滿了小夥子和姑娘，他們的皮膚在海灘上曬得紅紅的。梅勒團隊裡的每個人都在談論社會弊病。然而在外來遊客眼中，再也沒有哪座城市比紐約更充滿歡樂，更井井有條。《紐約時報》用三欄文字報道了梅勒的跑馬場之旅，還配了一張照片：這就是我們那天下午巡遊的實況。

「這場競選的特別之處，」指揮部裡的一位姑娘說，「在於它具有極其迷人的誘惑力。」她二十四歲，身材瘦削，尖尖的鼻子小巧玲瓏。「來助選的小夥子全都跟諾曼一樣。他們都有著龐大的自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很精彩，他們每時每刻都是那麼不可思議地充滿活力。換了別人根本做不到。」她來自新澤西。「我必須離開那兒，因為我在那裡就像個怪胎。我就像是……」她嘆了口氣，茶色的金邊眼鏡後面，眼睛睜大了一些，「嗯，一個社會主義者。」競選結束後，她準備為美軍抗議組織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說我這麼做是因為我有一個兄弟在越南，那就未免太理想主義了。我這樣做其實更像是，嗯，上癮了。」

「我不知道‘做自己的事情’這個概念怎麼變得那麼神聖起來。」競選結束後，班寧對我說，「我不知道這是美國做派，還是僅僅因為年輕。我知道當權派多麼卑劣。我欠了兩萬美元的債——好吧，就算是一萬五。但也許我不像其他人那樣感到幻滅，也許每個人都太一本正經了。注意一下麥卡錫型別的年輕人跟我們這裡的肯尼迪型別的年輕人的區別。肯尼迪型別的人想要的是勝利。而具有麥卡錫傾向的人不僅痴迷於失敗的事業，還痴迷於‘失敗的事業’這個概念。他們只想發表一通宣告，然後以正確者的姿態袖手旁觀。‘我知道什麼是錯的，我是高貴的人。’我才不買他們的賬。」

麥卡錫型別、肯尼迪型別、新左派、上癮的、被梅勒迷住的、被競選迷住的（高音喇叭、帶麥克風的汽車、不乾膠貼紙），形形色色的人，即便有梅勒這個典型的英雄人物在統領，眼前這一切仍然不免令人驚奇：整個競選隊伍居然能夠團結一致，而且看起來很專業，絲毫不顯得緊張吃力。

記者們來來去去，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好。負責安排巡遊的達斯汀告訴我，那位經紀人姑娘的文章發表了。「他們肯定刪了很多東西。」他說。偶爾有些報道語氣溫和地提到競選團隊內部的問題：一些海報貼得太草率，大家當眾吵了起來；一個業餘的藝術展沒有如期開幕，梅勒的妻子代替他去了，說了一些梅勒不會說的溫言善語。然後，班寧的絡腮鬍不見了。

投票日之前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指揮部迎來了最為陰鬱的一天。那天的原計劃是在哈萊姆舉辦一場集會。但那天早上，當地頗有聲望的黑人穆斯林克拉倫斯·27x·史密斯在電梯裡被槍殺了（紐約既是為歡樂組織起來的，也總是為戲劇組織起來的），梅勒取消了集會。指揮部裡，大家覺得梅勒太令人失望了，集會本應該如期進行。有人告訴我，他們已經僱了「頭髮」樂隊的全班人馬，那是集會的看點；而且只要花一百美金就可以請到一批黑人保鏢。

「別去惹班寧，別問太多問題，」有人告誡我，「他會像諾曼人一樣揍你。」

班寧沒系領帶，也沒穿外套，拿著一個啤酒罐，心情沮喪地扮著硬漢。他說，「一股政治死亡的氛圍」籠罩著競選。我問起接下來的日程安排。他模仿著我的發音說：「待在這兒吧，你會知道的。」他的聲音讓我吃了一驚，我第一次發現他有一副適合在麥克風上講話的好嗓子。

「並不全是因為諾曼。」那個新澤西姑娘說，「大家有目前的情緒，一半是因為所有這一切到下週二就全部結束了，每個人都不得不回到原來的狀態，沒有權力。其他一切都將照舊。在這段親密無間的時光裡，這些人成為你生命的全部，而這一切都將在六月十七日停止。這些小夥子在跟梅勒鬧彆扭，但他們還是會去參加會議。等梅勒去到會場，坦誠地說話，一切不滿都會煙消雲散，到時候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出來。這就是他們第二天還會來的原因。」

第二天，班寧不在辦公室。但達斯汀和他妻子在，還有另外一些人。吃完午飯，我們開車穿過雨霧，來到梅西百貨商店，據說梅勒在這裡向逛商店的人拉票，但沒有人知道確切的訊息。從車上望出去，只看到一些非常年輕的志願者在散發打溼了的宣傳單，他們不知道梅勒在哪兒。

結果是，梅勒和他妻子一開始在商店裡面，但後來保安讓他們到外面去拉票。

我們沿著大樓走了一圈，找到了他們。志願者姑娘們逢人便問：「您見過梅勒先生嗎？」梅勒夫婦在忙著跟大夥握手。梅勒看上去筋疲力盡、心事重重，只有一雙眼睛還在工作，他的頭髮剪短後，顯得更加灰白了。梅勒夫人一如既往地氣定神閒。「我是個演員，」她後來告訴我，「那次是我觀眾最多的一次演出。」一個盲人站在梅勒身邊，搖著一隻裝硬幣的綠色茶杯，敲著手裡的柺棍；他的眼瞼蓋住了凹陷的眼窩，那張毫無表情的臉活像一個木乃伊。

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場景，洋溢著笑容。梅勒夫婦在微笑；握過手的人也在微笑，他們等在一旁，綻開笑容，看著其他人依次上去握手。志願者姑娘們在微笑，我們都在微笑。

「真不錯，」達斯汀說，他的沮喪神氣一掃而空，「我們會贏的。」達斯汀一直是個肯尼迪型別的人。

梅勒上車時，把達斯汀叫了過去。一個志願者姑娘睜大了眼睛扭頭對我說：「我瘋了！」一分鐘以前，她還有些靦腆。「我愛他！他的書我全都讀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我愛他！」她在堆放競選徽章的桌子上重重地坐下。「我瘋了！」

達斯汀歡欣鼓舞地回來了：「他想開車隊去拉票。」達斯汀喜歡車隊巡遊。

過了一會兒，在沙利文街市上——這條街道兩旁是帶逃生樓梯的舊磚房，街道上滿是泥漿和垃圾，遠處有些小吃攤和玩具攤，旁邊坐著打著綁腿的義大利女人，正在炭火架上烤香腸——達斯汀和梅勒兩個人又湊在一起交談起來。

「瞧他們兩個，」達斯汀的妻子說，「頭髮剪成那樣，你不覺得他們倆看上去有點像嗎？」

星期一，在頭天出席了一次緊張而勞累的電視節目後，梅勒又精神抖擻地出現在投票前的最後一次新聞釋出會上。班寧也在，他的態度重新變得友善，他身穿西裝，又擔任起了排兵佈陣的角色。車隊的四輛車已經等在外面。一位德國製片人說：「在德國拍的電影已經完成了，上週六晚上放映過了。」有人告訴一個操外國口音的姑娘，媒體座位都是保留給紐約媒體的。梅勒、梅勒夫人和佈雷斯林坐在第三輛車上，班寧坐在裝了麥克風的第一輛車上，他負責演講。

梅勒、佈雷斯林、第五十一州，你們擁有一切，只差最好。

這是車隊的口號。據說這句話是一個黑人向梅勒建議的，班寧不喜歡，但他喊口號時喊得斬釘截鐵。車隊經過百老匯時，人們向車隊揮手、喝彩。而哈萊姆卻是一片寂靜，迎接車隊的只有它那陰鬱的孤僻，以及融為一體的俗豔與凋敝。在南布朗克斯，街上的廣告都是用西班牙語寫的，班寧展現出他的又一項才能，說起了西班牙語：「……後面的第二輛車，那輛敞篷車裡……」他的口音很純正，但行人沒有反應。車隊緩緩駛入車流，融入了穿行的車輛中。

梅勒在敞篷車上招呼了一下，班寧下車跑了過去，然後回來對我們說：「好了，我們到第五十大街、第六大道匯合，在時代生活大廈門口。我們光跟人握手就可以了，不搞車隊巡遊這種鬼玩意了。」班寧本來就不喜歡車隊巡遊。車隊打散了，幾輛車關掉了喇叭，靜悄悄地分頭奔回曼哈頓。

他們在時代生活大廈外面的宣傳活動效果很好。梅勒向人們描述他眼中的兩個紐約，滿懷激情地為弱勢群體代言。但最欣賞他的聽眾始終都是中產階級、受過教育的人和放浪不羈的文化人，他們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

指揮部裡準備了好多啤酒，電視臺的攝像機和監控屏已經安裝就緒。最後一道隔板也倒下了，房間盡頭搭起了一個講臺，後面的牆上貼著競選海報（它們已經是紀念品了，愛好收集的人已經揭走了一部分）。指揮部裡氣氛融洽，這是勝利的氣氛，對他們來說，不是倒數第一就算贏了。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班寧向我總結他的競選感受，「顯然，梅勒會在美國曆史上佔據一席之地。他要麼成為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要麼成為一位了不起的建設者。他能做的，顯然不只是寫一本《夜幕下的大軍》。」

傍晚，大廳裡的人多了起來：有媒體人士（電視臺的記者們板著臉，覺察到了自己對年輕人的妒意），有從各行政區趕來的志願者，還有些無意間闖進來的人。有個姑娘穿著一身半墨西哥、半印度的嬉皮行頭，坐在地板上，身前點著一根紅蠟燭。她弄錯了場合，也低估了人群的力量。那位新澤西姑娘跟一個黑人一起來了。班寧則出人意表地風度翩翩地圍著一條淡藍色的絲綢圍巾，他站在講臺上，彷彿聚光燈下的演員。他不停地喊話，讓大家安靜。競選結果傳來，一如大家所料。梅勒領先於眾議員席歐爾，得票率為百分之五到六。參選議長的佈雷斯林成績更好：得票率高達百分之十。大廳裡一片歡騰。

班寧說，整座樓都要塌了。「如果你們想死，不要讓別人跟你們一起死啊。」

他們是一群反叛者，在那一刻群情激昂。但他們也是美國人，把自己照顧得很周全，從來不會不計後果。人群開始漸漸散去。

將近子夜時分，梅勒、梅勒夫人和佈雷斯林來了，攝像機和聚光燈為他們一路開道。他們一邊握手，一邊走向講臺。

「很難說我們勝利了。」梅勒說。這是大家心領神會的玩笑，此時大家慶祝的正是這場勝利。「看吧，你們太棒了。我們以少勝多。我們的花費是華格納的十分之一，而我得到了百分之五的選票，華格納得到了百分之三十。所以我們的效率是他的兩倍。」他擅長惡作劇，重又變成了追隨者心目中的英雄。班寧站在我身邊，所有心結都在消散，正如新澤西姑娘說的那樣。

電視熒光讓顏色變得更加鮮亮，梅勒夫人顯得更美了，梅勒的眼睛現出最清澈的藍色，牆上的海報也熠熠生輝。這是一間狹長的大廳，講臺放在正中間，在攝像機的監控屏上，整個場景就像是一部拍攝得井然有序的電影裡的鏡頭。於是，最後這一刻的光輝與另一個時刻連線了起來：華爾街老財政部大樓臺階上那迷人的場景。

大廳裡的一個佈告牌沒有被人遺忘：「如果你對今年暑假的美軍抗議活動感興趣，請在這裡簽名……」下午的時候還只有四個簽名，而現在整塊板子都滿了。

一週後，我跟梅勒共進午餐。他去科德角住了幾天，頭天晚上剛剛看了弗雷澤對凱里的拳擊比賽，我們見面那天，他正在編輯一個電影劇本，再過幾天，他就要寫那些關於登月的文章了。「這個差事肯定會怪怪的，那些宇航員不想跟我談話，他們在寫自己的登月書。」寫作又重新佔據了梅勒的整個生活。

政治顯得很遙遠。但他對一種指責很敏感：有人認為他分化了自由派的選票，讓局面適得其反。他認為，投票支援他的人裡面，有很多人就算不投他的票，也不會去投其他人的票。他覺得他做得不夠好，最後一週，他丟了一些選票；他也沒有接觸到足夠多的選民。有些人跟他握過手，對他很友善，最後卻沒有投他的票，這讓他很吃驚。

他又一次對我說，做政治家的過程讓他變得乏味了。但現在他明白了，政治家講到「服務」時，他們是嚴肅的。一個政治家必須服務，必須時時刻刻把自己給出去，把自己給予支援者，給予公眾。這是他的弱項，比方說，當有人問他會不會清理掉他們街區的垃圾時，他沒辦法回答。他仍然忠於自己的觀點：紐約應該成為第五十一個州，權力應當歸於社群。但他覺得，換一個候選人，哪怕是一個非常乏味的人，也許會讓這些觀點在政治上走得更遠。

乏味，他頻頻說到這個詞。在競選過程中，梅勒似乎以否定的方式再次界定了他的作家角色。他無法評估這次競選的價值。「如果你沒當選，你能改變的東西只能說微乎其微。」也許你的一些觀點會留存下來，但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或者整個事件只是一時的新奇。也許四年後，下一屆選舉開始時，有人會說：‘還記得當年有個作家競選市長嗎？’」

一九六九年

（翟鵬霄譯）

暗指20世紀50至60年代的文化潮流「憤怒的年輕人」。

巴里·戈德華特（barrygoldwater，1909－1998），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被稱為「保守主義先生」。

《邁阿密與芝加哥之圍》與《夜幕下的大軍》均為諾曼·梅勒創作的非虛構作品，出版於1968年。

指梅勒的小說《裸者與死者》，出版於1948年。

1960年，梅勒在派對上醉酒後用刀刺傷了自己當時的妻子阿黛爾·莫拉萊斯。

此處，說話的人在玩文字遊戲，把候選人諾曼與歷史上的征服者諾曼人聯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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