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梅勒競選時總是穿一身標準的深藍色西裝。競選接近尾聲時，他把頭髮剪短了。離選舉日還有一個多星期的時候，梅勒助選團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鬚髮。年僅三十歲、體格健壯的競選執行官剃光了小絡腮鬍，其他人的連鬢胡也剪短了。憤怒的年輕的脖子光鮮而整潔，樸素的黑領帶收攏了敞開的襯衣領口。讓執行官剃掉絡腮鬍子的第一道指示來自梅勒本人。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貫徹完畢，在競選的最後一週，有三四天的時間，候選人和他的團隊的關係變得有些疏遠。
「這裡一直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一個剃了鬍子的年輕人說。
他們仍然忠於指揮部，但他們說，他們效忠的物件是這次競選運動，是他們的事業和理念。他們不像以前那樣總是說「諾曼」，而是改說「候選人」，他們說起「投票日」就像說起「自我犧牲日」。以前釘著標語「準備迎接諾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紅粉筆寫了一句辱罵梅勒的髒話，不過寫得有些羞羞答答，沒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只用了縮寫。
競選指揮部（去年這裡是參議員尤金·麥卡錫的競選指揮部）在一間積滿了灰塵的大屋子裡，這間屋子在哥倫布廣場一座破舊建築的三樓，樓下有兩三家咖啡廳和一個桑拿浴房。電梯時好時壞，還是繞過牆角走樓梯比較安全，樓層的過道上有時候扔著一袋袋的垃圾；紐約有些地方就像加爾各答，只是比加爾各答有錢。指揮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板分成一間間辦公室，隨著競選的進行，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隔板一個接一個地塌掉了。這裡的傢俱很少，只有木板桌、舊摺疊椅和影印機；牆上、地上、桌子上，到處都是列印過的紙張。
來助選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動。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年輕姑娘，她們揹著鋁合金架撐起來的嬰兒背兜，裡面放著自己的孩子。這種時候，你會覺得這裡就像個嬉皮士營地，帶著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滿足的獻身感。在梅勒與大家疏遠的那幾天裡，這種私密感消失了；助選人員就像一群業餘演員在一部低成本的電影裡面刻意表演沮喪情緒一樣，聚集在僅剩的一道隔板後面，擠在一張桌子周圍，在幾個啤酒罐的幫助下，努力讓記者覺得他們在酗酒。他們以前對記者不屑一顧，但現在開始歡迎他們了。
這次競選始終讓人覺得模稜兩可，在專業與業餘、政治化與反政治之間搖擺不定。「其餘的傢伙都是笑話。」梅勒的一枚競選徽章上印著這句話。但現在你會覺得，這種疏遠也許只是為了掩飾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兩週前，紐約的一位作家（絕對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訴我，梅勒的競選會像戈德華特一九六四年的競選一樣自取其敗。梅勒像戈德華特一樣，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體會為他們喝彩，但那只是衝著他們的特殊身份。用不了多久，梅勒就會痛苦地發現，沒有誰真的拿他的競選當回事兒。隨著競選的進行，情況會越來越糟；最後，無論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會令人信服，梅勒自己只能落荒而逃。
事情的發展並不像這位作家預言的那樣。但梅勒此舉的確是在他聲譽正隆時進行的一場賭博。梅勒總是抱怨媒體對他的報道很不充分，但其實關於他的報道很多，而且也越來越嚴肅。選舉那天，四萬一千名在冊民主黨人把選票投給了他。四萬一千，對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銷量；對於只當了七個星期政客的梅勒來說，則稱得上一次凱旋。藍西裝、巡遊、握手，梅勒的直覺是對的：展現旺盛的精力、遵循競選的正統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於梅勒樹立起嚴肅的競選形象。
同時，梅勒的競選始終都帶給人智識上的愉悅。穿過所有的重複與簡化，梅勒的話總是透著真實。他從未喪失妙語連珠的天賦，他的很多評論聽起來都像警句。「匿名令人生厭。」「只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為，犯罪率就會持續上升。」「為了讓越來越多的壞政府待在臺上，你們需要越來越多的警察。」結果，他在直接採訪中表現極佳。他回答問題時，總像是先用舌頭碰一下上牙，彷彿那裡藏著一塊口香糖，然後出人意表地丟擲回答，他總是思維敏捷，一語中的。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處理和組織經驗的能力（「你始終都在撰寫那部關於自己的小說」，他事後告訴我），每時每刻都經得起檢驗。
「如果你能獲得民主黨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黨對手是誰？」
「馬奇。他說他是保守主義者，我稱自己為‘左翼保守主義者’。我們會就‘保守主義的原則是什麼’進行一場精彩的討論。很多人自稱是‘保守主義者’，而實際上是右翼反動派，跟保守主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下一個問題。這是梅勒在最後一次新聞釋出會上的應答，那時他已經厭倦了辭令。
在後來的非辯論形式的電視競選聯播中，梅勒的表現最為乏力，競選聯播中，每個候選人輪流演講一分鐘。在這個環節，政治家們大獲全勝。雖然他們也在運用語言，但他們似乎並不在乎語言，他們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語言；他們毫不掩飾地讓觀眾知道，他們確實想得到權力，而且他們知道權力是什麼。而梅勒的語言是梅勒的一部分。作家與政治家的雙重身份讓他背上了雙重負擔，他這場賭博極具個人性，又極具公眾性，但其荒謬之處在於，對任何一個角色不負責任都會給他帶來災難，而很多人已經在預言他的災難的到來。
他的理念很宏大——紐約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問題是異化，徹底的政治重組是唯一的希望：紐約市應該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財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權的行政區可以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構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頓不再有汽車（輕軌環繞著整個城市州），提供免費的公共腳踏車，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執行，「除了鳥兒，天空中沒有任何東西在飛。」
梅勒的競選綱領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識分子宣言，他一開始採用的宣傳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紐約時報》發表了一段冗長沉悶、雙關語連篇的編者按以示支援；羅列了《邁阿密與芝加哥之圍》、《夜幕下的大軍》獲得的獎項；宣佈了一項百萬美元的著書合同——一本關於阿波羅登月的新書。
第一次競選會議在格林威治村舉行，知識分子與社會人士混雜在一起，整個活動亂成一團。媒體獲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寫《大軍》。一個錯誤的開局——梅勒後來承認了這一點——但這是一個作家的錯誤開局：一本新書的開頭往往像是上一本書的重複。緊接著，競選的風格變了。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東西：一個政治議題。從那一刻起，梅勒的競選成為了真正的政治活動，獲得了實質性的內容。
一直遭受種族問題困擾的ccny（紐約市立學院）制定了一項二元錄取政策：將一半的錄取名額留給來自弱勢社群的學生。政策一齣，引來了軒然大波。弱勢社群意味著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猶太學生會因此而受損；錄取標準會降低。所有的市長候選人，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站出來反對，只有梅勒和他的「競選夥伴」支援這項計劃。一開始帶有娛樂色彩的競選，現在讓有些人覺得危險了。「這裡的猶太人認為梅勒是罪人」，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區的助選人帶給我們的訊息。民意測驗表明，二元錄取政策的反對與支援比是八比一；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氣向人們解釋五六次，為什麼看似不負責任的事情其實是合乎邏輯的，並且有其社會必要性。一週後，ccny做出了讓步：只為弱勢社群保留四百個名額，而不是一千五百個。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而梅勒的競選證明了自己的嚴肅性。
早些時候，梅勒會這樣評價他的競爭對手：「如果我不曾發誓決不使用髒話的話，我就會說，華格納整個就是一口袋賣不出去的東西。」這是來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後來，他這樣說華格納：「他是樹林裡的一根領隊的竹馬。」這樣講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內涵。競選之夜，梅勒雖敗猶榮，歡呼的人群簇擁著他從競選指揮部出來，穿過第八大道，上了車。他們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親歡呼，她們兩個都參與了助選。一位重視家庭的政治家：到了這一步，這場競選已經變得非常正統。
三週前，梅勒對一位電視記者說，參加競選就像寫一部小說。兩者需要同樣的信心，也面臨著類似的創作難題。「你的大腦每時每刻都在運轉。作家處理著一個世界，他要讓它達成最後的解決；而那個世界也在改變他。當作家寫完一部小說時，他也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
如果說梅勒有什麼政治基礎的話，那就是他的作家魅力。但他的魅力也構成了他的障礙。
在格林威治村獨立民主黨俱樂部的年度宴會上，兩位發言人曾經跟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和已故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共事過。麥卡錫、肯尼迪，這兩個名字不僅對左派、抗議者和自由派具有魔力，對於那些認定自己在智識上卓爾不群、因而滿足於失敗的人，也具有同樣的效果。「我認識一個人，他支援過十四個必敗的候選人。」一位來自萊剋星頓大街民主黨俱樂部的訪客這樣告訴我。梅勒會落選，但這位萊剋星頓的客人還沒打算承認梅勒有資格成為他的落選人。梅勒倡導的理念不錯，但他的美國魅力屬於另一個領域。
梅勒的身材線條柔和，仍然很結實，還沒有到「身不由己地發福」的程度（梅勒的話）。他為一篇競選文章忙了一整天，略微有些疲勞，表情生動的臉上流露出一絲厭煩，一雙藍眼睛閃閃發亮。格林威治村民主黨俱樂部的餐前雞尾酒會上，梅勒無疑是眾人矚目的焦點。
「我跟梅勒先生談過了，」一個四十歲的女人說，（她的領口沿著緊繃的開叉緊身衣一路低開。）「他說我可以乘宣傳車跟著他，他所到之處我都想去。」陪她前來的人挽著她的胳膊，不置可否地微笑著。
梅勒的競選執行官班寧給出了當晚各項活動的節目單，所有的活動要到午夜才結束。
那個女人猶豫了一下，選擇了晚宴。
十九歲的學生、梅勒的助選隊員舒瓦茨曼對我說：「她剛才也許告訴梅勒，她是一個自由作家，正在寫一篇專題報道。我們經常碰到這類人。看那邊那個經紀人姑娘，她更像我心目中的作家。她個子高了點，但仍然是我的型別。」
那位經紀人姑娘一頭金髮，皮膚曬成了棕色，一身火紅的毛衣顯得很酷，她剛剛加入梅勒陣營，也在寫一篇專題報道。後來在車上，她拿出了筆記本。
「你為什麼沒有去越南，梅勒先生？」
「我不想被殺掉。」
「我在越南待了兩年，我沒有被殺掉。」
「那是一場恐怖的、令人髮指的戰爭。我也許應該為它做點什麼，我也許應該讓自己被殺掉。」
坐在前座上的班寧轉過身來，談起他的競選計劃，梅勒向前探著身子，兩個人開始討論走訪選民的計劃以及在東區酒吧里拉票的策略。梅勒不想去酒吧拉票，因為那意味著要麼你會在一個地方喝很多酒，要麼你會妨礙一個想喝酒的選民喝酒。
那位經紀人姑娘說：「你認為你有充足的政治履歷嗎，梅勒先生？」
梅勒向她轉過身來，微笑著說：「作為一個結了四次婚的男人——把這個記下來——我敬告政客們，永遠不要憑你的履歷競選。」
在她奮筆疾書之際，班寧談到《生活》刊登的一篇有關梅勒競選的文章：「星期三登了四頁，星期四變成了三頁，到星期五隻有一頁半了。」
梅勒說，那位作者一定很難受。「這就是《生活》快破產了的原因。」
「人們說，」班寧說，「《生活》快破產了是因為他們為你那篇登月的文章付了太多錢。」
梅勒笑著對經紀人姑娘說：「也許他們現在想用這個辦法來懲罰我。」
「也許，」姑娘說，「我應該激怒你。梅勒先生，你為什麼總是滔滔不絕？」
梅勒陣營吸引的就是這種型別的專題報道。
我們到了下東區。梅勒親切地稱之為「倖存區」：破敗的紅磚房，逼仄的小商店，髒兮兮的櫥窗，偶爾會看到一兩間空屋。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東城改革民主黨俱樂部裡，一個坐在臺階上的人問道，「你為什麼會姓梅勒？」
「我是立陶宛的猶太人，」梅勒語氣堅定地說，「父母都是。」
這是一間不大的會議廳，一側鑲著壁板，上面裝飾著klm海報、彩旗和星條旗。大約有四十名聽眾坐在金屬摺疊椅上。
「從你們的神情來看，」梅勒說，「你們不是一個溫和的民主黨俱樂部。讓我們提問題吧，我看得出，第一個提問的人將要遇到的麻煩不會比我小。」
有人問起第五十一個州的問題。「你認為紐約州州長會允許你和其他人分裂出去嗎？」
「我們都知道是什麼讓一段不和睦的婚姻破裂——一位聰明的猶太律師。而我承認我是紐約市最聰明的猶太律師。」
這種氛圍沒有持續下去。一個女人問及ccny的事情，她身邊坐著一個身穿粗呢外套的男人，可能是她的丈夫，他們兩個看上去都像教師。「你幹嗎不把他們全送進哈佛，讓他們接受真正優等的教育？」這是猶太人的反擊，她說的「他們」指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你知道，你表達的只是你的偏見。哈佛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才那麼說。」
「我們就當哈佛一文不值——」
「你在歪曲她的話！」那個男人喊道。
「大學對於教育的作用，就像《紐約客》對於文學。一個小器官，卻起著大作用。」聽眾的笑聲消除了緊張的氣氛。「請原諒我離題了，任何人都不應該信任一個喜歡跑題的演講者。」他對那個男人說：「你意識到你說話時帶著不滿？」這個詢問來得很直接，語氣非常柔和。
「是的。」那個男人說。他的回答像是條件反射，語氣像是在認錯。
片刻的寂靜：定睛望去，這對男女比他們一開始給人的印象要老一些，是他們的激情和得體利落的「樸素」衣著，讓他們乍看上去顯得年輕。
這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梅勒說（他在充分利用這個時刻）。但大學做出一些調整總好過大學被徹底地毀掉。如果黑人以前不曾遭遇那麼多背棄，如果他們以前獲得了更多的機會，那麼「現在的黑人就會像其他人一樣卑鄙而醜陋」，他的惡作劇就像是憤怒的另一種表達；他在故意破壞會場的氛圍。
「你讓孩子們為此付出代價！」那個女人喊了起來。
「讓他講完！」
「孩子們將會，」梅勒說，他的聲音壓過了維持秩序的聲音，「擁有一段跟黑人一起上學的令人振奮的生存體驗。」
發言到此為止。觀眾席上出人意料地爆發出一陣掌聲，梅勒風度翩翩地走下講臺，張開雙臂，攤開雙手，像一個準備衝鋒的摔跤手。
下一站是籌款活動，地點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個叫「電子馬戲團」的地方，名字不錯。藍色、紅色、紫色，霓虹燈的綵帶反射在像是貼了鋁箔的樓梯和走廊的牆壁上，穿過這霓虹的魔幻世界，我們來到一個寬敞的白色大廳，裡面擠滿了年輕人。這群人都是梅勒的忠實擁躉。然而獨自一人站在麥克風前的梅勒卻顯得有些惱怒。「你們到這裡來是看我工作的，像現在這樣就行了嗎？」觀眾提的問題都太體貼了。「當我們勝利時，我們非常關心……」但這裡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問題。在這裡，似乎是出於安全感，梅勒任由自己皺眉、沉默、等待著挑釁。「好了，聽著，我比在座大多數人都保守，我會為你們的社群工作、支援你們，但並不意味著我贊同你們。」
下一項活動是向女性選民聯盟發表十分鐘的演講，地點在現代藝術博物館對面的公共圖書館。有些藝術系的學生正在博物館門口舉行反對洛克菲勒的示威活動：大家迅速交換了手裡的文本，宣傳單換宣傳單。緊接著，兩項事業合流了：梅勒的競爭對手之一巴迪洛和自己的團隊一起從圖書館走了出來，而梅勒正在自己團隊的陪同下走進圖書館，每個人手裡都拿著別人的宣傳單。
「我所到之處總看到巴迪洛的徽章，我覺得巴迪洛把你們都給釘牢了。」
「諾曼，諾曼，」巴迪洛的支援者說，「這樣講可不厚道。」
日程表的下一項是跟東區的民主黨人開會。回到俱樂部，只有助選團攝影師的妻子等在那裡，她穿著一件粉色的雨衣，扎著一條腰帶。她已經在人行道上等了很久，俱樂部的房門上著鎖。忙忙碌碌的助選團竟然走散了，現在又重新聚了起來。班寧讓我們趕快去參加東區民主黨大會，我們已經遲到了很長時間。
「這次巡遊效果不錯。」坐在第二輛車上的一個人說。
「我經常跟計程車司機聊天，」一個外國記者說（他在電子馬戲團加入了我們的隊伍），「他們聽說過《裸者》，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作者是誰。」
「我昨天在布魯克林跟一個猶太老頭聊天。我跟他說起梅勒，他說，‘不就是用刀捅自己老婆的那個傢伙’嗎？九年了，他的語氣就好像他剛剛在晨報上看到那則訊息。」
「可能他的報紙到得比較遲。」
他們又談起了那位經紀人姑娘。
「你覺得她是來真的嗎，當作家？」
「長得那麼漂亮，當什麼都行。不過她是追星族，只對大人物感興趣。」
我們趕到了東區民主黨俱樂部，還不算晚。骯髒而陰暗的大廳位於二樓，俯瞰著百老匯，牆上掛著羅伯特·肯尼迪的照片、年邁的尤金·麥卡錫的招貼畫和星條旗。聽眾大約有五十多人，來自不同種族，裡面有一些波多黎各人，還有兩三個黑人。梅勒的一個競爭對手還在講話。
「……我告訴你們，有一項立竿見影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講話的是眾議員席歐爾，他花了五十萬美元，最後在候選人提名選舉中墊底，排在梅勒後面。
梅勒走進大廳，他的頭髮現在都捲了起來。電視臺的鎂光燈聚焦在他身上，眾人轉頭，紛紛與他握手。
「……讓警察都從警察局裡走出來，擺脫日常工作……所有跟控制犯罪無關的職能……」
聽眾席上響起了掌聲，但不是為眾議員鼓掌，而是為梅勒。人們發現梅勒並沒有立刻走上講臺，掌聲便漸漸平息了。很快，眾議員在一片混亂中走出了會場，臉上帶著微笑，他是個有點內向的人。
聽眾是一群沉悶的人。因為他們很沉悶，梅勒只好使出渾身解數。他一上來用的是反諷。紐約市立學院被篡權了，他說，華格納市長几年前提到的共產黨人的陰謀得逞了。聽眾毫無反應。「我在開玩笑。」然後，他用愛爾蘭口音講了個愛爾蘭笑話。沉默。「好吧，我在這個俱樂部輸掉了。」聽眾笑了起來，氣氛放鬆了。梅勒講了二十分鐘，是整個晚上最好的演講。
早晨，《紐約時報》有一篇報道。
梅勒的「競選」重新整理了「格林威治村」的放映節
……首先，不管怎樣，在東村的搖滾大廳出席多媒體系列節目「電聲耳」最後一期的觀眾目睹了一場別出心裁的心理劇：《競選》，由諾曼·梅勒主演……電視臺的攝像機記錄著怪誕的一幕，梅勒先生號召把紐約市變成一個州……
海外媒體俱樂部裡，大家神情沮喪。那天上午，梅勒和他的競選搭檔吉米·佈雷斯林準備推出一篇關於住房問題的報告，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每日新聞報》一個記者也沒派來。佈雷斯林是一位很受歡迎的專欄作家，他是愛爾蘭人，一頭黑髮，身材魁梧，看上去脾氣暴躁，而且很兇。班寧帶來了一整箱報告影印件，但派發物件只有十五六個人：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記者（他們對梅勒競選的報道一直很賣力）、幾個外國記者和那位經紀人姑娘——她今天穿了一身綠衣服，電視臺的攝像機和燈光在她身上晃了幾下，她仍然很酷。梅勒讓一絲微笑浮現在惱怒的臉上。
一位記者請候選人評述一下紐約報紙的「操守」。
「一言以蔽之，」佈雷斯林說，「他們一個也沒來。只有等到公園大道響起槍聲，他們才會張開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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