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遠望去，雅克·蘇斯戴爾像是兩個人。一個是流亡政治家，他的事業——阿爾及利亞即法國——已經被摧毀了；另一個是民族學家、學者，他以豐富的想象力闡釋了古阿茲特克人的生活，二十三歲就出版了第一本學術專著《墨西哥，地上的印第安》，這本書的書名你也可以理解成「墨西哥即印第安」。他在這兩條職業道路上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而且似乎會沿著這兩條道路繼續走下去。在過去兩三年寧靜的流亡生活中，蘇斯戴爾再度變成了一位多產的學者。幾個月前，《古墨西哥藝術》在英國出版了，被學界視為一部重要著作。而他才剛剛五十五歲，不會當一輩子政治流亡者的。

「寧靜」是蘇斯戴爾的原話，這是自他流亡以來發生的不曾料想的事情之一。他的流亡生活始於一九六二年，那段日子「陰鬱而險惡」，他東躲西藏，是報紙上的戲劇人物，涉嫌在義大利、葡萄牙、維也納策劃政治陰謀。

在他流亡早期，一個新聞記者在佈雷西亞的一家旅館裡發現了他的蹤跡，向義大利警察局舉報了他。當時他化名讓·阿爾伯特·塞內卡。給自己取這個名字讓他覺得「很有趣」。（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塞內卡在老邁之年，遭到「陰謀反叛尼祿皇帝」的指控，被皇帝賜死，自盡身亡。）但流亡生活很快就變得沒那麼「有趣」了。蘇斯戴爾被義大利驅逐出境。有一段時間，瑞士和西德拒絕他入境。一九六二年，有人企圖行刺戴高樂之後，法國政府的特工在整個歐洲活躍起來。一九六三年二月，前上校阿爾古在慕尼黑一家賓館的狂歡舞會上被綁架，他也是一個流亡者。第二天上午，他出現在巴黎，待在靠近巴黎聖母院的一輛貨車上，已經被打得不成樣子。從那之後，蘇斯戴爾從新聞報道中消失了。一年後，他在洛桑的一家賓館裡被捕，然後被瑞士驅逐出境，當時他用了一個更普通的化名：雅克·勒梅爾。

「針對我有過兩起暗殺或綁架未遂。第一次我不知道，第二次我知道。有人笨手笨腳地想要用十萬美金賄賂某個人，我們玩了幾天捉迷藏，然後，我把他甩掉了。」

現在壓力減輕了。雖然法國仍然向他緊閉大門，但他可以在國外自由行動了。據說，戴高樂將軍最近問候過蘇斯戴爾先生和太太，還通過一個雙方都認識的人向蘇斯戴爾夫人轉達了美好祝願。蘇斯戴爾夫人現在仍然在巴黎生活和工作，她也是研究阿茲特克文明的學者。一九三二年，她和雅克·蘇斯戴爾結了婚，當時他十九歲；他們沒有孩子。他們現在保持著聯絡；蘇斯戴爾承認了巴黎的傳言：阿茲特克語是他們的秘密語言，他們在電話裡（或者說他們以前在電話裡）用阿茲特克語交談。

去年三月的法國選舉中，蘇斯戴爾是他原來所屬的里昂選區的候選人。選舉會讓他獲得豁免。但如果他回法國從事競選宣傳，就會被逮捕。那個月份，一個旅客看到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奧利機場的禁入人員名單上。蘇斯戴爾把一盒演講錄音帶寄回了法國。他獲得了八千張選票，排第二。有些人認為，蘇斯戴爾應該回法國參加競選，坐牢不過是一晚上的事情。但蘇斯戴爾非常謹慎。儘管他現在已經開始接受採訪，也不再覺得必須要面朝賓館的大門坐著，但他仍然要求所有的採訪都必須通過他的律師來安排，而且所有的會談，他的律師都必須在場。這是他遭受的威脅的殘餘，自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他從巴黎飛往阿爾及爾的那一刻起，這種威脅就一直跟隨著他，他當時的目標是利用「阿爾及利亞即法國」運動讓戴高樂重新掌權。當時的報道稱，他躲在汽車後備箱裡逃出了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受到監視。

他說那不是真的；此時此刻，在這個慵懶的季節，在富麗堂皇的酒店中，在鮮花和地毯的烘托下，當蘇斯戴爾中斷談話，去檢視葡萄酒單，或者向殷勤的服務生要一包中醇players香菸時，所有那些驚心動魄的歷險都顯得不那麼真切了。為了讓服務生聽得懂，他調整了自己的發音。他可以講一口輕鬆流利的英語，他可以把英語說得既複雜又口語化，偶爾夾帶幾個法語單詞——éveilleur，acharné——那是因為在英語中沒有現成的對應詞。

照片總是會突出蘇斯戴爾的凝重，突出他的雙下巴、堅毅而寬闊的嘴和無框眼鏡，還有那雙審視一切的眼睛下方的黑眼袋。而我眼前的這張面孔卻非常生動，他的眼睛和嘴唇經常流露出幽默的神情。他精通葡萄酒，而且津津樂道，他會很確切地告訴你：「我知道那個葡萄園。」「我認識那個莊園主。」他讓我們注意他抽的香菸，那是players牌香菸，這背後有一段小故事。一九二七年，蘇斯戴爾在里昂的一次英語作文競賽中得了獎，獎勵是去倫敦遊玩兩週。他住在克拉彭公園附近。他經常坐地鐵，他在地鐵站的售貨機裡買了他的第一包香菸，是players牌的，從那以後他就一直抽這個牌子。

他的姿態就像一位大學講師，他知道自己的聲譽，不會讓談話偏離自己的領域。「如果你對他沒什麼可說的，」他的律師說，「他對你也沒什麼可說的。」蘇斯戴爾對空頭理念不感興趣，他談話時總顯得像是有備而來，這種特點絕不僅僅是因為流亡而產生的。他讓人覺得，他在很早以前就完全接受了自己——也許發生在他早熟的青春期——他感興趣的領域是由他的經歷決定的：他的學者身份、墨西哥時期、二戰、阿爾及利亞。到了今天，他似乎仍然能夠懷著好奇心去探究他過去的經驗，他在不斷地處理著、提煉著自己的經驗，讓它們在既有的界限之內不斷擴充套件。這種方法既不是學者的，也不是政治家的，而是兩者的結合；它接近於小說家的方法：把自我中心主義變成一種藝術，從遠遠望去毫無關聯的碎片當中，創造出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外人無法參透的整體。

比方說players香菸。蘇斯戴爾意識到它們聯絡著自己的青春期，聯絡著他早年優異的學習成績，聯絡著他到倫敦的第一次旅行，還有埃爾金大理石雕。在那兩個星期裡面，他把很多時間花在大英博物館，在那些石雕中間徜徉。它們令他嚮往雅典，然而直到去年春天，在流亡的寧靜歲月中，他才得以成行。他被征服了，希臘遺蹟的規模比他想象得要宏偉得多。它們還帶給了他另外一種驚喜。他一直喜歡羅馬遺址，但現在他發現自己更喜歡雅典遺址：羅馬建築太粗魯。那次旅行幫助他進一步澄清了關於美國以及歐洲的「外省化」的幾個觀點。這些觀點直接來自他作為學者和政治家的經驗。

歐洲已經「外省化」了，因為她撤出了非洲的「廣闊空間」。文明不僅有空間上的邊界，也有時間上的邊界；這次撤出就像羅馬撤出達契亞和不列顛，是「老年的第一個徵兆，老年的第一條皺紋」。羅馬同化了高盧；法國本來也應該同化非洲。然而法國卻屈服於去殖民化的「偶像」，屈服於資本主義的重商壓力，任憑黑非洲的低等文化演變為可鄙的獨裁力量治下的亂象。

「他們會用盡法國人留下的最後一臺拖拉機，最後一顆螺絲釘，最後一把小茶匙。然後，就像在的黎波里塔尼亞發生的事情一樣，他們會讓山羊在以前種麥子的地方吃草。」

真正的去殖民化應該是同化的完成：所有的人都享受同等的權利，同等的發展水平。但這種可能性被拒絕了，它太難以實現了。

法國失敗了，她從地中海的彼岸退回來，退回自己「六角形」的領土上。但法國的退卻不是因為戰敗——軍事上，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打贏了——而是因為衰落，因為布林喬亞的自私，因為週末，因為夏日和冬日的假期，因為種族主義：法國人不願意接受這樣的願景：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非洲人、阿拉伯人、柏柏爾人、馬爾他人、西班牙殖民者和希臘殖民者有一天也可以變成法國人。

所有的文明都消亡了，有一天，它們的遺蹟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沒有模式，也沒有目的。但黑格爾的那套鬼話卻告訴我們：世界的歷史就是世界的正義，堅韌不拔的人必須不停地鬥爭。不訴諸行動的理念都是幻夢一場，而沒有「意識形態導向」的行動只是虛無主義者的投機行為。

所以，在進入流亡的寧靜階段、壓迫有所緩解之前，「學者－政治家」蘇斯戴爾一直被禁錮在他的雙重身份的牢獄中。政治家只是蘇斯戴爾的一部分，如果把他的政治觀點跟他的經歷拆分開來，他的觀點就會被那些想從中尋求安慰的人簡化和利用。就像一九五八年的戴高樂，蘇斯戴爾也可以在任何人的心目中意味著任何東西。

所有姓蘇斯戴爾的人應該都可以追溯到蘇斯戴爾一帶，那是塞文山區的一個小村莊，現在大約住著一百個人，很多人姓蘇斯戴爾。雅克·蘇斯戴爾出生在蒙彼利埃，在里昂的郊區長大，那裡近乎農村。他從未見過自己的生父，他十歲時，母親改嫁了，繼父是個汽車修理工，是個「大好人」，前不久才退休。這是個新教家庭。雅克·蘇斯戴爾是家裡唯一的孩子，這個家庭一度有一位祖父和三位姑媽，其中一位姑媽負責持家。一戰期間，他母親在郵局工作，後來有了一份坐辦公室的工作。「我們不是流氓無產者，但我們是無產者。」

當年是他的班主任——「一個大好人」——告訴蘇斯戴爾太太，她兒子不應該滿足於初中文憑，而應該去上高中。從此，在他和後來幾位老師（蘇斯戴爾記得每一位老師，他們都是大好人）的一路幫助、指引和安排下，蘇斯戴爾在十七歲那年參加了獎學金考試，踏上了通往巴黎和巴黎高等師範的道路，三年後，他通過了高階教師資格考試，並且獲得了民族學文憑。「當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已經參加過十二次競賽。我不擅長數學，但其他科目我都是第一名。」在巴黎期間，獎學金無法滿足他的全部開銷，他便充當影子寫手，代人編輯了一部傅立葉選集，代寫了一些偵探小說；他還給人上課。

他一直博覽群書，他的閱讀興趣很早就確定了。他喜歡讀自然史和歷史；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喜歡讀羅馬帝國在第三世紀的衰亡史，被「那輝煌而可怕的奇觀」吸引；一旦讀過儒勒·凡爾納的故事，他就喜歡上了關於旅行和異域風土人情的書。他在巴黎遇到了三位傑出的民族學家，於是他的思想很自然地轉向了民族學。保羅·裡韋特是三位民族學家中的一位，他原先是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後來去了民族誌博物館當館長。蘇斯戴爾在人類學博物館上半天班，浸泡在他所研究的民族工藝品中間。在他眼中，它們全都是藝術作品，而不是稀奇古怪的古董；通過它們，他覺得自己跟製作者聯絡了起來。他產生了一種近乎宗教的感受：最博大精深的研究莫過於對人的研究。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新喀里多尼亞的幾個舞者來到了巴黎，蘇斯戴爾跟他們共度了一個晚上；在他的記憶中，這次相遇是一項殊榮，是他的好運的一部分。

那時候，他對大洋洲的各民族特別感興趣——大洋洲人第一次訪問法國是在一九四五年，當時蘇斯戴爾是戴高樂的殖民地部長。但保羅·裡韋特在一九三〇年去過墨西哥後，對奧托米部落產生了極大的熱情，當時對這個部落的研究在還非常少。裡韋特說，有個法國文化傳播團體在墨西哥活動，只要蘇斯戴爾獲得了高階教師資格，就可以派他去墨西哥。於是蘇斯戴爾把興趣轉向了墨西哥。裡韋特說到做到，一九三二年八月，教師資格考試的結果出來了，十月，蘇斯戴爾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登上了開往墨西哥的輪船。

蘇斯戴爾夫婦在墨西哥中部的奧托米人中間工作，他們還去了東南部一個叫拉坎都內斯（lacandones）的小部落。到了雨季，他們就去墨西哥城，他們在那裡被墨西哥的知識分子包圍，跟畫家裡維拉成了朋友。「那裡還帶著革命後的餘熱，人們普遍具有墨西哥歷史意識。我記得有人還組織過一次守夜，供奉阿茲特克古老的羽蛇神。而有些人認為印第安人的過去是血腥的、野蠻的，應該被遺忘，這些人裡面不乏印第安人的後裔。我當然站在印第安人這邊。但你既不能說墨西哥是印第安的，也不能說她是西班牙的。她就是她：印第安與西班牙的結合。」

按照蘇斯戴爾的描述，阿茲特克人的宇宙是脆弱的、不穩定的。世界毀滅過不止一次，因此還會再次毀滅。只有不斷地供奉人血，才能將破壞的力量抑制住。「用人獻祭從來沒有成為我理解阿茲特克人的障礙。我很早就被灌輸了人類道德的相對性。」在蘇斯戴爾的著作裡，用人獻祭是決意讓自己的世界存續下去的人們採取的一種悲壯而頑強的舉動。然而破壞還是降臨了。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二一年，西班牙人擊碎了正在成長中的文明的頭腦和心臟。蘇斯戴爾認為，如果沒有外來干預，阿茲特克人會將墨西哥帶入一個與日本明治時期相當的時代。然而奇怪的是，蘇斯戴爾在著作中很少表現出對這種破壞的憤怒，也很少流露出對夭折的發展歷程的遺憾。「西班牙人不得不那樣做。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有些西班牙人為記錄和保護這一切做出了努力，而且他們建立起的社會為印第安生活的復甦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這種墨西哥經驗——如此龐大，又如此完整：輝煌、破壞、衰敗、同化、新生——成了二十年後蘇斯戴爾面對阿爾及利亞問題時的思想來源，他設法將墨西哥經驗運用於阿爾及利亞：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方程式裡面，印第安人只擁有墨西哥；而現在加上了阿拉伯游擊隊，情況就大為不同，阿拉伯游擊隊可以依靠龐大的伊斯蘭世界，後者曾經差一點把整個歐洲都給掀翻。

二戰爆發時，蘇斯戴爾正在墨西哥參加一個美洲研究者的研討會，他是研討會副主席。他先乘一艘丹麥輪船抵達阿姆斯特丹，從那裡設法回到法國，加入了他一九三六年服過兵役的軍團。有幾個月，他無事可做。後來達拉第政府組建情報部門時，將他招募了進去。他被派回墨西哥，法國淪陷時，他正在墨西哥。他當時做好了當一輩子流亡者的準備。他想前往加拿大參加法國人組織的加拿大軍團，但英國領事館的一個朋友告訴他，有一個法國將軍正在倫敦籌建一個組織。蘇斯戴爾往倫敦發了電報，三天後，他收到了戴高樂的一名副官的回電。

他們請他在墨西哥逗留一段時間，組織當地的法國人支援自由法國運動。後來，他登上了一艘滿載紐西蘭人、澳大利亞人和未來的飛行員的輪船，來到英格蘭。「我們在利物浦靠岸時，接受了嚴格的盤問，好不容易才證明自己不是可疑的人。但在卡爾頓花園卻沒有遇到任何問題。巧得很，戴高樂的副官是我在里昂讀書時的校友。我當天就見到了戴高樂，兩三天後，我接到了共進晚餐的邀請。」然後，就像所有人後來發現的那樣，戴高樂的舉止總是帶著冷冰冰的正規禮節。戴高樂當時五十歲，蘇斯戴爾二十八歲，長達十八年的聯盟從此開始了。「今天，你仍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當年吸引我的那些了不起的品質，只是它們現在都被漫畫化了。」

蘇斯戴爾被安插在「國外事務」部門，再次被派往拉美地區。後來他去了倫敦，在解放委員會擔任國家情報委員。盟軍在北非登陸時，他當上了法國行動處的秘書長。他的職責是將自由法國的情報資源與維希總參二局的資源彙集到一起，後者在德國佔領了法國南部後逃到了北非；他的另一項職責是為法國地下抵抗組織提供物資。「我們的法國鈔票不夠用，最後，我們只好往外給孟戴斯－弗朗斯簽名的小紙條，承諾解放後償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間的冬天極其恐怖。很多你認識的人消失了，被殺或者自殺。那麼多生命白白地浪費掉了。我覺得法國地下抵抗組織熬不過下一個年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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