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迷路了，只得停下來，這次停在一群穿制服的學生旁邊。我們只好問路，或者說，德傑吉只好問路。他從車窗裡面向外喊，問術士的家在哪裡。同樣，沒有誰對我們的問題感到迷惑和驚訝。一個正在匆忙趕路的男人停了下來，他不僅告訴我們那座房子在哪兒，還要給我們當嚮導，彷彿他真的哪兒也不打算去。他坐上了司機旁邊的座位，馬上變得很開心，為哪怕能搭乘這麼短的一段路而興高采烈。
我們要拐進去的那個路口沒有標記。這是一條穿行在荒地中間的小路，沿著它，經過一道樹木和灌木結成的參差不齊的屏障，我們來到一個村莊：生活場景出其不意地出現在眼前，剛才從公路上經過時，你會以為這裡只有一片叢林。村子裡面好像根本沒有路，我們直接向房子駛去，汽車在房子中間拐來拐去。一座土院子通往另一座有垃圾的土院子，一家的後院就是另一家的前院：灶火，柴堆，夯結實的黑土臺上放著灶具，穿著各種服裝的小孩、男人和女人，這是農村閒散的下午生活。
一兩分鐘以前，我們還在壯觀的公路上，沿著設計合理的直路和輕鬆的彎道行駛。而一轉眼，我們已經置身於一個古老而紛亂的世界，這個村莊是森林深處的定居點的一種變體。我們繼續在房子之間行駛，有好幾次，我覺得轉不過這個拐角了，一定得停車，但車子一直也沒有停。
隨著我們向村子裡越走越深，德傑吉變得越來越緊張，他突然說：「你換過錢了嗎？給我幾張一千法郎的鈔票。這樣會好些，一千法郎的鈔票。」
我的錢放在褲子的側兜裡。我坐著，不能把鈔票一張一張地抽出來。於是我把賓館裡的銀行給我的錢直接拿了出來：一沓一千法郎的鈔票，一共十張。
德傑吉說：「那是一萬法郎，是不是？給我一萬法郎。」
但是他前面跟我說過，給術士五千法郎就可以有一次體驗。
繼續往村子深處走讓我感到不自在，這個村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頭。此時，德傑吉和計程車司機讓我覺得特別沒有把握，他們在每一件說好的事情上都變卦了，於是我決定放棄這次旅行。
我對司機說：「回阿比讓，回賓館。」
在房子之間開車讓他覺得很刺激，很享受。聽到我的話，他在一戶人家的院子裡調轉車頭，非常帥氣地揚起很多塵土。然後，我們彎彎拐拐地向著來時的那片荒地和柏油路往回走，一路顛簸著回到了那條路上。
就在這個時候，德傑吉喊道：「停車!」
司機踩了剎車。德傑吉的身子向前衝了一下，然後又衝了一下。他說：「我感到內疚。」他開始在座位上前後搖晃。他又說：「我感到內疚。」
司機看看德傑吉，又看看我。去村子裡找術士，還是回阿比讓的賓館？
我說：「賓館。」
我們把搭車的人放下——他高高興興地下了車——繼續向公路駛去。我們開出了一英里多，視野中只有叢林、公路的黑色路面和下午炎熱的光芒。
德傑吉激動地說：「術士那裡的一切開銷由我來付，由我來付。」
沒有人跟司機說話，但他把車子開到路邊停下了。
德傑吉說：「你讓我感覺很差。你讓我感覺很差。」他的眼睛紅了，汗水從前額湧了出來。他又開始搖晃，我以為他要抽風了。
他說：「你看到我現在出汗出得多厲害，你以為我在騙你。你讓我覺得很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了你。我向你要錢，只是為了保護你。那個術士如果看到一個歐洲人把那麼多錢一下子拿出來，就會要很多錢。這就是我向你要那筆分成十張千元鈔票的一萬法郎的原因。」
計程車司機用他一貫的冷靜態度對德傑吉說：「不管怎樣，我收費不變，你明白。他都得付我的賬。」
我說：「賓館。」
我們一言不發地往回開，後來，德傑吉開口說：「明天，明天到鎮上去。我帶你去找鎮上的一個術士。他不會專門為你做什麼，但他會表演，你可以免費看。」
他跟著我走進賓館大堂的時候，把前面的話又說了一遍。
我覺得自己很傻，我已經精疲力盡，而且感到悲哀：那條造價高昂的公路，那些整齊的直路和彎道；那個有著古老叢林的骯髒和它的術士的村莊；德傑吉的信仰，他那些誇張的情感，他變化多端的人格……集這些事物於一體的非洲，讓我感到深深的憂傷。
沒有文明，德傑吉前一天說過，每個人都會成為黑巫師。
8
是黑人並不等於就是非洲人，也不等於你可以在非洲人當中找到你的人群——很多嫁給非洲人的西印度群島女人發現了這一點。這是珍妮特告訴我的。西印度群島的女人，無論她來自哪個黑人支系，都喜歡把家裡收拾得井井有條，她們發現非洲人很髒。然後就是跟非洲人的家人相處的問題。阿爾蕾特告訴我的故事：非洲家庭為男人找個非洲妻子，送她到男人家裡去，如果他不接受她，就威脅著要給他下咒。珍妮特聽說過幾個大同小異的版本。
如果是白種女人嫁給了非洲人，事情就會容易一些，珍妮特這麼認為。因為白種女人知道她的婚姻裡包含著異域的元素，這本來就是吸引她們的一個原因。西印度群島女人卻帶著她們自己的種族認同觀，以為在非洲能夠找到雙重保障。
珍妮特自己是黑人。她的家庭從蓋亞那移居到了英國，她在英國長大。她很幸運地擁有美貌（高挑，苗條，修長的脖子），也擁有美貌帶給她的保障。她沒有關於「歸屬感」的焦慮。她幸運地擺脫了蓋亞那獨立後的政治泥潭，談到自己時，她儼然是一個「來自英格蘭」的人。她是跟著她的英國丈夫菲利普來到象牙海岸的。菲利普的大部分職業生涯在非洲度過，他的名言是：在他們的跨種族婚姻中，珍妮特是英國一方，而他是非洲一方。
一天，我們先在一家簡陋但很有名氣的海濱餐廳吃晚餐（菲利普和珍妮特很喜歡在餐廳吃飯），然後又來到他們位於阿比讓市中心的公寓喝咖啡，他們寬敞的客廳裡擺著從倫敦habitat買來的黑漆傢俱。就在我們吃晚飯、喝咖啡的時候，菲利普向我講起了他是怎樣來到非洲的。
在蘇格蘭，他從學校一畢業就「發現」了汽車。他對汽車著了迷，想成為一名賽車手。但他很快就發現，駕車一分錢也掙不到。於是他報名參加了一個教師培訓專案，那是英國政府一個致力海外發展的部門組織的。培訓生被送到了東非，東非對菲利普的吸引力不僅僅在於那裡的陽光和悠閒的生活，還在於那裡有著名的汽車拉力賽：東非遊獵賽。
菲利普這屆培訓生有四十人，可以分成四種型別。第一種型別的人大約有十到十二個，他們來非洲是想讓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第二種型別只有幾個人，他們的家庭非常富有，他們是被慈善理念召喚來的。還有一些人來非洲是為了擺脫個人煩惱，擺脫感情糾結。第四種型別，也是人數最多的一種，是為了陽光和悠閒的生活而來。菲利普屬於第四種，在非洲堅持下來的正是他們這群人；其他人大多數在第一年就垮了，放棄了非洲。
菲利普去了烏干達，但那裡很快就面目全非。前陸軍中士伊迪·阿明奪取了政權。一天，菲利普正在坎帕拉一家英國人開的小餐廳吃午飯，阿明徑直走了進來，沒有任何儀式。他的到場引起了一陣騷動，當他說他要為在場的每個人埋單時，更是把大家的興奮推向了高潮。菲利普說：「所以我可以說，阿明請我吃過午飯。」阿明另一次突如其來的出場是在一次英式橄欖球比賽上，烏干達代表隊正在參賽。他站在路虎後座上觀看比賽，高喊：「加油，烏干達！」後來，他請全體球員喝了啤酒。這就是他早期的風格，軍人風範，氣度恢弘，深受外僑的喜愛，跟他取代的部落政客截然不同。然後，他變得比部落政客還部落政客，血洗了烏干達。
一九六六年，我在烏干達待過幾個月，烏干達當時正在經歷一次更早的政變。我向菲利普問起一些事情，菲利普說：「你當年認識的很多年輕人應該已經被殺了。」
這就是菲利普工作過的非洲。各種事件推著他向前，一項合同接著另一項合同，從一個國家來到另一個國家。他說起烏干達的時候很平靜，這種平靜是他通過自我訓練獲得的。他仍在努力，以便讓自己達到一種更加包容的姿態。這時候，我覺得，珍妮特對非洲的漠然態度讓他產生了一絲感慨。
這些非洲國家，無論他們的政治有多麼恐怖，他們都發自內心重視教育，菲利普說。這讓他做的一切有了意義。在英國，他說，人們不再重視教育。有一次，他在合同的空檔期去到倫敦一所綜合學校教書。學生那種無知而且無所謂的態度讓他大吃一驚。一個男生被足球俱樂部的合同衝昏了頭，沒有接受任何教育就離開了學校。菲利普仍然喜歡英格蘭。如果不在那裡工作，英格蘭仍然是個好地方，那就不在那裡工作吧。他和珍妮特想在倫敦買棟房子，正在跟人談價錢：他有那棟房子的照片。
他成了一名外僑，一個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往來於大洲之間的人：想到還有另一邊可去，每一邊都變得可以忍受了。
德傑吉的表現——正是菲利普把德傑吉介紹給我的——並沒有讓菲利普感到驚訝。他從一開始就擔心德傑吉會「漫天要價」。菲利普當時的工作正是在他服務的跨國組織中對付那些「漫天要價」的非洲政府高官，只不過他對付的都是天文數字。那些非洲官員火速趕到阿比讓，一開口就是幾百萬。有個辦法可以對付他們這種漫天要價，同時又不傷和氣，菲利普說。你問他們問題，不斷問，問得越來越實際，那些官員最後無言以對，就會冷靜下來。
我們所在的公寓位於一個地勢較高的住宅區的高處。象牙海岸的熱帶雨水在混凝土牆和客廳的金屬窗框之間找到了一個縫隙，汙染了牆面。這讓珍妮特很心煩。她說：「這裡缺少維護。」我覺得，在被汙染的牆面上，我看到了菲利普第一次開車帶我觀賞阿比讓的盛景時說的某句話的註腳。他說：「非洲無孔不入。」當時我還不瞭解他，我以為他是一個為非洲事業而奮鬥的人，我以為他的話是一種讚許：非洲減弱了工業文明的殘酷，讓它變得富有人性。但他的意思其實就是珍妮特說的：這裡缺乏維護。
事情有其另外一面。在非洲，菲利普說，感到沮喪的人都是比非洲人更關心非洲的人，或者說，這些人關心的角度跟非洲人不一樣。在象牙海岸，維護好殖民時期留給這個國家的東西真的是件好事嗎？模式的好壞真的有定論嗎？
他本來是為了陽光和舒適的生活來到非洲的，但如今非洲成了他思辨的起點。他變得越來越能體察事物，如果他一直待在英格蘭就不會如此；他變得更有見識，更加寬容。僅僅因為待在非洲，他變得對工作格外認真，和我遇到的其他外僑一樣。他成為了一個好人。
然而，人必須知道自己做事情的目的，人在非洲尤其需要。然而在非洲——就像我跟巴斯比談話之後感覺到的——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9
早晨，我接到一個名叫艾博尼的人從賓館大堂打來的電話，他從巴斯比那裡聽說阿比讓來了個作家，便跑來見見這位作家。艾博尼自己是一位詩人。
我下樓去見他。他是個性格開朗的年輕人，有著王室那般的外表。他的臉就像一尊貝南銅像，他的衣著也帶有王室風度：一頂圖案鮮豔的無簷帽，一件昂貴的非洲短褂。他說，他的帽子和短褂都是從沃爾特買來的。他家裡僱的是沃爾特的勞工，他從小就喜歡他們的服裝。
他說他當過記者，但後來放棄了，因為在象牙海岸，新聞工作就像吸菸：有害健康。他喜歡這個玩笑，講了兩遍。但他對自己那段記者經歷有些含糊其辭。他說他現在是政府公務員，在環保部門任職。他寫過一篇報告，論及象牙海岸在環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但報告遞上去之後就石沉大海，十二個月了，毫無訊息。所以他現在只是每天去辦公室，時不時地寫點詩。
他說：「關於非洲的行政系統，我形成了一套理論，但它比較複雜，太長了，來不及講給你聽。」
他大老遠跑來看我——我住的賓館離市區比較遠——是因為他喜歡交際，他想練習英語，也因為他作為一名詩人和知識分子，希望試試他的觀點。
我請他喝咖啡，他給了我一顆柯拉果，這是非洲人友誼的象徵。我小口咬著那顆髒兮兮的紫皮堅果，苦苦的。他有滋有味地嚼著果子，把嚼幹了的皮屑吐到左右兩邊，嚼到最後，他用手指把嘴裡剩的渣子取出來，放進菸灰缸。
他問我為什麼會來象牙海岸。我說因為這裡的成功和法國化。
他說：「查理曼大帝不是我的祖先。」
我覺得在哪裡聽到過這句話，並不只有艾博尼這麼說。他又開始講其他的觀點。「法國人治理國家就像管理豬圈一樣。他們以為，人活著只是為了吃喝拉撒睡。」所以法國殖民者培養出來的人都是布林喬亞。布林喬亞？「布林喬亞想要的是安寧和秩序。布林喬亞可以適應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只要他們能過上安寧的日子。與之相反，英國殖民者培養出來的是企業家。」企業家？「企業家想要改變事物。」企業家是革命者。
對立，平衡：他重視思想的美感而不是確實性。我覺得我捕捉到了他受過的法國訓練的痕跡。我開始跟他討論他關於布林喬亞和企業家的觀點，但他並不熱衷於此。他開玩笑說，那只是一種想法。
他又拿起了一顆柯拉果，他的短褂口袋裡面有一把，他說：「非洲人跟自然和平相處，而歐洲人想征服自然、統治自然。」
我熟悉這種觀點。我從馬來西亞一個年輕的穆斯林激進主義者嘴裡聽到過類似的話：西方浪漫的生態理念就像加強的收音機訊號，到達了一個遙遠的、沉睡的世界，又反彈了回來。但這個觀點也是艾博尼不願意深入討論的。
艾博尼說：「我十三四歲去上學的時候，第一次見到白人。那時候，我第一次發現了種族優越的概念。非洲孩子從小就被訓練不能直視長輩的眼睛，那是不敬的舉動。而在學校裡，法國老師認為這標誌著非洲文化的偽善。」
這個故事的要點是什麼？
艾博尼說：「因為這個，我認為我的法國老師是劣等的。」
我感覺到，這個包含著出其不意的勝利的種族故事，曾經博得過一個外國聽眾的同情。結果我發現，那個外國聽眾是個來自斯堪的那維亞的女記者，她讓艾博尼大為傾倒。現在她在西班牙，艾博尼熱切地請求我——他說了兩三次——去找她，向她轉達他的問候。
艾博尼說：「我父親送我去上學的時候，你知道他對我說了什麼嗎？他說，‘記住：我送你去學校不是為了讓你變成白人或法國人，而是送你進入一個新世界。’就這些。」
我覺得，在艾博尼眼中，他已經做到了。他比德傑吉更輕鬆地穿梭在不同的世界之間。艾博尼說他沒有錢，也沒有汽車。他從政府那裡領的工資還不夠他付房租。他是騎腳踏車來賓館的。但我覺得他很放鬆，他的人格很完整。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怎麼到達這個位置的，他喜歡他所看到的各種新奇景象。在他散亂的觀點背後並沒有真正的焦慮。至少可以說，他不像那些關心非洲的浪漫的局外人所希望的那麼焦慮。對非洲的看法、語言、詩歌、跟外國人見面——這些全是他盡情享受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法國文化激發下生成的知識分子角色的一部分，也是他欣然邁入的新世界的一部分。
他騎著腳踏車離開了。過了一會兒，我乘計程車去一家坐落在城市盡頭的海濱餐廳。這家餐廳不在工業區和港口區，這裡的午餐和法國風範通常物有所值，也值得讓人冒著正午的酷暑穿過擁塞的交通和人群趕到這裡。然而今天卻並非如此。
整個午餐的狀況用「倒霉」都不足以形容。前一天還無可挑剔的侍者今天擺出了一副遊手好閒、心不在焉的樣子。上菜很慢，而且錯漏百出，有些菜的份量少得讓人無話可說，等賬單拿來的時候，賬單也算錯了。今天一定是有什麼人沒來，也許是那個法國或歐洲經理。不光是良好的服務隨著他一起消失了，整個餐廳的概念也消失了。所有精心組織起來的東西都垮了。侍者們——都是象牙海岸人，這裡的工作報酬很高——好像才一天工夫就忘記了他們為什麼在這裡做著這些事情。他們的臉似乎也變了。儘管他們仍然穿著印花背心，但他們已經不再是侍者了。他們的面孔和姿態散發出不同程度的部落權威的風度。我看到的是一些在村子裡有分量的人物：巫醫、草藥師，還有一些也許是戴著面具跳神聖舞蹈的人。真正的生活在那裡，在村莊的神秘裡。而餐廳這套虛假而莫名其妙的規矩，都只是裝腔作勢——我多少開始這樣打量起這裡。
艾博尼的父親告訴過他：「我送你去學校不是為了讓你變成白人，而是送你進入一個新世界。」
而新世界存在於別人的頭腦裡。把這些人挪走，他們帶來的那些並非顛撲不破的理念也會隨之消失。技能是可以教的，但非洲人對新世界的信仰非常脆弱，對他們來說，完整、真實的生活存在於另一個神靈出沒的世界。
就這樣，在紛擾的思緒中，在紀念象牙海岸獨立的公眾假期裡，我終於和吉爾·舍曼一起出發，前往總統的故里亞穆蘇克羅。
10
公路先是穿過一片土質鬆軟的綠野，然後是一片片不可再生林，這些森林裡砍下的硬木推動了象牙海岸初期的經濟發展。（重型卡車載著原木在路上奔跑，原木非常粗，每輛卡車只能載兩三根，最多四根，都用鎖鏈捆著，固定在車上。它們的下一站是阿比讓一個泛著油汙的小水灣，巨大的原木堆在轉運碼頭上，碼頭周圍是熙熙攘攘的工人的住處；碼頭上，原木會再一次被捆起來，在空中搖擺一兩下，蕩入輪船的貨艙，或者來到光禿禿的甲板上。那些輪船的船身上寫著陌生而遙遠的名字。）整個國家井然有序，運轉正常，貨幣一路蔓延，來到叢林居民手中，村民也蓋起了混凝土房子。在我們中途逗留的小鎮上，居然有一座蹩腳的現代賓館。
我們行駛了一百五十英里（路邊很規則地用公里標註著里程），來到了亞穆蘇克羅。汽車開始爬坡，來到坡頂上，一條機場跑道般的道路赫然出現在乾乾淨淨的荒野，路燈整整齊齊地排列在大道兩側。遠處矗立著十二層高的總統酒店大廈，兩塊八角形的石板立在樓頂一側，石板之間夾著屋頂餐廳，就像一塊切了角的巨大的三明治。我們向酒店駛去，經過一片片園林景觀，駛過一座座花園，穿過白色大理石修築的入口，來到了酒店大堂。大堂裡裝飾著紅色和巧克力色的大理石，大理石柱的斜切角上鑲嵌著鏡子。大堂裡的椅子裹著藍綠相間的軟裝，散發著劇毒的意味，讓人心神不寧。
他們分配給我的房間富麗堂皇，但洗手間的五金件都有些鬆動。房間裡很冷，冷氣開得太厲害了。我關掉了中央空調，但在我逗留期間，房間裡的寒意一直沒有散去。大窗戶是密封的，玻璃非常厚。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一個巨大無比的游泳池，休閒椅沿著環繞泳池的寬敞步道擺成了一個大大的圓圈。
游泳池過去，在修建得較早的總統酒店之外（亞穆蘇克羅從來沒停止過發展），是一片公園綠地，那是一片在非洲叢林中創造出來的綠地。那就是那座著名的高爾夫球場，球場內種植著各式植物，景觀十分優美：一雙外國人的眼睛從非洲人熟視無睹的叢林中看出了潛在的優美景色，並且把它呈現了出來。在我眼中，遠處的霧靄一如剛果河畔熱氣蒸騰的霧靄。但亞穆蘇克羅比沿海地區涼爽，遠處的薄霧其實是乾燥又帶著涼意的沙塵風，它在這個季節從撒哈拉沙漠一路吹過來。
高爾夫球場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在某種意義上堪稱完美。它意味著驚人的工作量，但它畢竟只是一道風景：放眼望去便盡收眼底，很快就讓人覺得不滿足。經過一百五十英里的旅途之後，在亞穆蘇克羅的佈景中，這種規模的華麗景象只會激起你更大的胃口：來訪者開始進入這座城市締造者的雄心和狂想。這裡有一條非常寬闊的主幹道，一個市場和幾個工人定居點，這些就像一個真正的小鎮，附著在總統的造物上。但來訪者總是很快就把已經建好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開始不斷注意到牆上的裂縫，注意到地面上修補的痕跡和塵土飛揚的空地。而且，如果不打高爾夫，你在這裡就無事可做。
這裡還有總統的鱷魚，餵食時間是五點鐘。總統宮有點遠，位於一條大道的盡頭，必須要開吉爾·舍曼的車過去。在剷平的土地上，在下午耀眼的光芒和空曠中，一切都像被放大了。宮殿的圍牆延綿不絕，牆外有一片湖水。湖水中間有一條堤壩，堤壩上修著鐵欄杆，兩側種著新長成的椰子樹，一直通向宮殿的大門，身穿醬紫色短褂的總統衛兵守衛在那裡。來訪者的車都停在堤壩上，大多數車是白色的。
堤壩兩側的湖水裡都養著鱷魚。我們一下車就看見了一條：一開始只在渾濁的湖水中露出兩隻鼓鼓的眼睛，不仔細看很難注意到，接著，它那長滿尖刺的脊背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水面。我們一陣驚呼，一個非洲人（從他那從容閒適的姿態來看，有可能是個官員）說：「ilestpetit.」只是個小不點。然後，我們發現水面上到處都是眼睛和長滿尖刺的背，那些尖刺很像猴麵包樹上的凸起。
堤壩一側是石砌的壩體，形成了一個延伸到水中的斜坡。壩體上有很多鱷魚，都是小鱷魚，它們一動不動，眼睛亮亮的，但好像什麼也沒看見。它們一律張著嘴巴。從每隻鱷魚的下頜看進去，只看到一個大大的空洞，裡面是淺淺的黃色和粉色，形狀出人意料的簡單，裡面出人意料的乾淨、乾燥。蒼蠅從張開的嘴巴飛進去，又飛出來。堤壩另一側沒有石砌的壩體，只是佈滿沙子的堤岸，沙上留著一道道鱷魚尾巴留下的痕跡。一些白色的羽毛散落在沙子裡，好像是雞的羽毛。岸上有一些鱷魚，它們的顏色和沙子很接近，從遠處很難注意到它們。
餵食員已經到場了，他開著一輛灰色的路虎，路虎停在堤壩上。他讓人一眼望去就覺得很特別。他非常高，非常瘦，頭戴一頂無簷帽，身穿一件印花長袍。有個官員跟他在一起，這人的身材要平常一些，身上穿著灰色的短袖遊獵裝。餵食員一隻手拿著一把又薄又長的刀，另一隻手提著一個錫罐或者說是錫桶，裡面放著一些肉。那是心和肺，吉爾·舍曼告訴我。那些肉都是淺粉色的，還帶著一點動物的血管。
餵食員在鐵欄杆上弄出叮叮噹噹的響聲，然後把肉扔了出去。趴在石砌壩體上的鱷魚動作笨拙而緩慢。它們必須側著長長的嘴巴，抵住平坦的築壩石，才能把肉叼起來，側翻的身子露出淺黃色的腹部。扔到背上的肉，它們就夠不到了，掉進石縫裡面的肉它們也吃不到。有時候，它們好像搞不清肉落到了哪裡。
餵食員向外扔肉時，身邊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官員咂著嘴，輕聲喚著鱷魚，彷彿在對小孩子說話：「avalez，avalez.」（吞下去吧，吞下去吧。）
過了一會兒，堤壩另一側的儀式開始了。養在這邊的鱷魚，年齡和體形都要大一些，它們的皮膚黃黃的，長長的嘴巴凹凸不平，拖著笨重的肚子，牙齒合攏時，就像一條長長的縫得歪歪扭扭的傷口。
這時候，高個子餵食員拎起了一隻黑羽雞的兩個翅膀，在空中慢慢地上下搖晃著。雞發出的驚恐叫聲漸漸衰弱，脖子變得不聽使喚，軟軟地耷拉下來。兩隻老鱷魚像是早已習慣了這個儀式，在沙灘上湊到了一起，等待著。又有一些肉扔了下來，鱷魚們狼吞虎嚥地吃掉了，只剩下掉在背上的那些。烏龜也從水中浮上來，湧到岸邊來吃肉。一隻小鱷魚銜著它的肉，飛快地游到湖中的小沙洲上，不受打擾地吃著、嚥著。然後，餵食員把那隻雞朝兩隻老鱷魚扔了出去。兩隻鱷魚張開的嘴巴「啪」地合上了，眾人倒吸一口涼氣。但餵食員沒擲中，兩隻鱷魚也沒挪窩。那隻暈頭轉向的雞撲騰著翅膀，在恍惚中恢復了幾分知覺，飛奔到沙堤的盡頭，快到堤壩上了。
身穿印花長袍的高個子餵食員沒有讓那隻雞逃掉。他縱身躍過欄杆來到沙堤上——他唯一的防身之物就是身邊那把細長的刀——他不慌不忙地走過鱷魚，來到雞旁邊。雞沒跑，餵食員把它抓住，翻過欄杆回到了路邊。穿灰衣服的官員又敲打起欄杆，召喚著那兩隻等待中的鱷魚，擊打聲中，拎著雞翅膀搖晃的一幕又上演了。雞又被拋了出去，鱷魚嘴巴又合上了，雞又逃跑了。但這一次，敲打鐵欄杆的聲音把一隻更大更老的鱷魚由水中引到了沙地上。老鱷魚的長嘴巴尖已經殘缺不全，牙齒沾滿汙漬，而且顯得老朽。餵食員把雞軟塌塌的脖子放到鐵欄杆上，開始放下手中的刀。我沒有看下去。
人群發出的喊聲告訴我，雞又被扔出去了。等我轉過身去，雞已經變成了一隻鱷魚（不是最老那隻）嘴邊的羽毛模糊的殘渣，鱷魚那張無底洞一般的嘴彷彿在微笑，幾根黑色的羽毛從下頜兩邊齜了出來，空洞的圓眼睛似乎泛起了一絲喜悅的光。一會兒工夫，整隻雞就被吞下去了，只有下顎裡還殘存著一攤肉漿。儀式結束了，頭戴無簷帽、身穿漂亮長袍的餵食員提著錫桶向路虎走去，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一場公開展示王權的儀式就這樣在總統宮那高大而單調的圍牆外面上演。圍牆後面是樹林，就在那片樹林中間的某個地方，坐落著總統的祖村和古老的仲裁樹。那個地方已經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聖地，也許會有一些更私密的儀式在那裡舉行，不對公眾開放。易卜拉欣·基塔，那位高爾夫球手，總統的寵兒，據說被總統委以亞穆蘇克羅發展重任的人，他見過宮牆內的景象，但他那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妻子卻沒有。
易卜拉欣本來要帶著我在亞穆蘇克羅轉一轉，但未能成行。然而他做出了一項慷慨且出人意料的安排：他讓他的哥哥代替他，帶著吉爾·舍曼和我四處轉轉。他哥哥一早就來到了總統酒店。他是個醫生，比易卜拉欣略矮，線條更為柔和，一頭灰髮，戴著眼鏡，舉止中透著自信，那是來自有聲望的西印度家庭的職業黑人特有的自信。
基塔家族來自鄰國幾內亞，他們在象牙海岸多少算是避難者。那天早晨，醫生在總統酒店那大理石雕砌的大堂裡向我們講述了他在一九六四年從幾內亞逃出來的故事。有人給了他一個暗示，他用一條假訊息騙過了一位官員，大清早駕車穿過了邊境。回想當時的出逃，基塔醫生仍然唏噓不已，幾內亞當年的恐怖仍然讓他噤若寒蟬。在一九六四年的幾內亞，像他這樣的人——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社會精英——居然會被隨手抓去，要麼像宰牛一樣殺掉，要麼被關在牢房裡，沒吃沒喝地等死。這就是幾內亞著名的「黑伙食」。
就在國界這一邊，在這樣的天氣裡，在你所目睹的人群當中，存在著這種非洲的王權。基塔的故事讓亞穆蘇克羅、讓鱷魚象徵的酋長權威或王權顯得愈發不可思議。那天早晨跟基塔醫生一起駕車出行，我發現我很難不被總統的雄心打動：他渴望按照他所知道的最高標準來建設、來創造。
他那富麗堂皇的風格具有宗教意義。就像在有些社會里，農民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神，亞穆蘇克羅不遺餘力地追求物質輝煌正是為了凸顯王權的神性，而神性是王權的保障。亞穆蘇克羅就像金字塔和吳哥窟，但後兩者都是對統治者來生的關照，除開自身，沒有其他目的。而亞穆蘇克羅卻要成為一座生氣勃勃的大都市，它將成為統治者對人民——西非叢林的人民——的一項浩蕩恩澤，它就像喂鱷魚的儀式一樣，既證明著他統治的權力，又證明著他統治的公正。
沿著一條空蕩蕩的寬闊大道開出很遠，我們來到一所大學，或者說是高等教育中心。教育中心環繞著一座純裝飾性的拱廊，拱廊跟主建築是分開的，跟主建築一樣高，貼著棕色的馬賽克。寬敞的人行道連線著主建築的四個部分。這裡有一個奧林匹克水準的游泳池（已經透露出無人照管的跡象），有學生宿舍，還有教職員工的房子。沿著大路再向前走一小會兒，矗立著一棟跟剛才的建築配套的教學綜合樓。
大學裡現在有多少學生？有人說六百，有人說六十。
大都會亞穆蘇克羅在等待著充分利用。但它是外國人建造起來的，是花錢進口來的東西，一所大學的現代建築並不單單是物質材料做的能夠耐久的紀念碑，它們更像是機器的零件，容易生鏽。新世界存在於別人的頭腦中，技能是可以習得的，但非洲人對新世界的信仰很脆弱。等總統不在了，外國人也紛紛離開（有些人巴不得他們離開），非洲人對新世界的信仰還會存在下去嗎？或者，非洲人又會受到另一種現實觀的入侵？
在加勒比的奴隸種植園，非洲人生活在兩個世界裡。白天的世界是白人的世界，夜晚的世界是非洲人的世界，是精靈、法術和真正的神靈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白天受盡屈辱的衣衫襤褸的人，在他們自己和周圍夥伴的眼中變身為國王、黑巫師、草藥師，變成了連通著大地真正的力量、擁有無所不能的權力的人。一個白天的奴隸、夜晚的國王，到了晚上，人們不讓他做任何事情，他們會用擔架抬著他四處巡遊。（一八〇五年，在一次對奴隸「造反」的審訊中，奴隸國王享受的具體待遇為局外人知曉。）在局外人和奴隸主看來，非洲人的夜晚世界就像是一個模擬的世界、一個小孩子的世界，就像一場狂歡。但對非洲人來說，無論他們自己在白天怎樣取笑它，那都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它把白人統統變成了魅影，把種植園的生活變成了一種幻像。
這種雙重現實的某些元素也存在於亞穆蘇克羅。現代大都會和總統的恩澤屬於白天的世界，屬於建設和發展的世界。而喂鱷魚的儀式則訴說著大地直接貫注給總統的權力，是夜晚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不斷地消解著白天的現實。一種理念對抗著另一種理念。因此，儘管有著高額的開銷、大量的勞動和了不起的雄心，在這場現代的法老夢之中，仍然包含著深深的矛盾。
那些鱷魚，我到象牙海岸之前從未聽人說起過。然而自從我見到了它們，就不斷地聽人說起。我聽到的每件事情都為它們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我聽說，一名宮殿警衛在堤壩旁邊的沙灘上被鱷魚咬死了。一條鱷魚在沙灘上下了蛋，警衛不知道，他從那裡路過，鱷魚衝上去，咬住他，把他拖進了水裡。還有一個故事，講的是一個村民，他從鐵欄杆邊上跌進了湖裡，被一隻鱷魚咬得血肉模糊，就像那隻血肉模糊的黑羽雞一樣。這是意外嗎？還是說，那人是被推下去的，被迫當了祭品？有些人確實是這麼認為的。還有一種看法認為，那人是自願獻祭的，他相信（也許是受到了脅迫）只有這樣，才能將自己的村子中從邪惡手中拯救出來。
因此，這些鱷魚——一群端著相機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鱷魚——並不只是供遊客觀賞的風景。它們身上帶著法術與權力的氣息，而這正是整個場面想要達到的效果，儘管這裡的一切都像是刻意擺出來的：寬闊的大道，整齊的燈柱，人工湖（毫無疑問是用現代的挖掘機挖出來的），鐵欄杆，配槍的總統衛士。還有穿著長袍的餵食員和跟他在一起的穿灰色套裝的官員——當我回想起他們，我感到這兩個人特別令人不安。那位官員朝鱷魚微笑著，向它們咂著嘴，彷彿他跟它們很熟，彷彿它們站在他一邊。
但這一切的象徵意義仍然撲朔迷離，讓人心慌意亂。喂鱷魚的儀式難道是古埃及大地崇拜的殘餘？難道是古埃及的大地崇拜經由蘇丹傳到了黑非洲？古埃及傳下來的一份著名的莎草紙卷中，一個女人身穿沒有任何裝飾的白袍，披散著頭髮，向鱷魚鞠躬，女人和鱷魚都在一條代表著大地的水平線上，水平線下方畫著波浪花紋，在埃及藝術裡，波浪代表著水。或者，這些鱷魚的象徵意義其實很簡單：鱷魚是水中最強悍的生物，所有的人都怕它，它很長壽，睡覺時睜著眼睛。而母雞又代表什麼呢？是敵人嗎？或者代表了輪迴？就像有些人說的，鱷魚作為權力的化身，每天都被賦予了新生？也許，其中蘊含的概念都是無法言傳的。
在市區外，我們遇到了另一種秩序，另一種權力：總統農莊。總統農莊綿延數英里，幽暗而雜亂的熱帶森林已經被平坦的、陽光長驅直入的田野取代，田野上種著一排排的芒果、鱷梨和菠蘿。所有這些土地，總統是怎樣得到的？他把那些未經利用、無人認領的森林變成了自己的土地嗎？還是說，作為酋長，整個部落的土地都歸他所有？那天上午，沒有人聽得懂我問的這幾個問題，但答案已經不重要了。兩年前，總統把他的莊園贈給了國家。農莊就像亞穆蘇克羅一樣，是一種恩澤，是未來的一個樣板，同時也是統治者宗教祭品的一部分。
亞穆蘇克羅的大清真寺加倍地呈現出宗教的莊嚴肅穆，立刻彰顯了統治者對治下穆斯林的姿態，這也是他對神性的另一側面的供奉。這座清真寺是一座方塔，在細部上夠精緻，有人告訴我，這是北非的風格。在非洲的這個地區，關於「伊斯蘭教是什麼」的主張都來自北非。北非，法國。這位追求物質輝煌的非洲統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黑非洲之外。它構成了亞穆蘇克羅悽楚動人的一面。清真寺遠離寬闊、空曠的大道，坐落在一座光禿禿的大院子裡，暴露在陽光和沙塵風中。和亞穆蘇克羅的其他建築一樣，它似乎——也許是一種錯覺——也在等待著充分利用。你會覺得它像一具空殼，在那草木不生、缺乏熱情的院子裡，你很有可能把它當作一處廢墟。然而它的規模相當宏大，而且是觀光景點之一。
我們在高爾夫俱樂部吃了一頓過點的午餐，款待我們的是易卜拉欣·基塔和象牙海岸的一位銀行家。易卜拉欣在球場忙了一天，有些疲倦，說話不多。俱樂部的建築風格很奢華，帶著歡快的國際格調。選單是用法語寫的，這種過了頭的雄心反而弄巧成拙；侍者們都穿著制服。亞穆蘇克羅也許只是一個遊樂場、一個旅遊景點。然而，我們這些到這裡來的人正在實現著總統對他的祖村的宏大願望。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我們都處在他的宗教的懷抱中。在這座都市另一角，一個多小時之後，喂鱷魚的一幕又要上演了。
回阿比讓的路上有很多車：人們紛紛從村莊返回另一個世界，那些村莊對於他們，就像亞穆蘇克羅對於總統一樣神聖。公共假期就要結束了，那天是象牙海岸獨立二十二週年紀念日，到處插著喜慶的彩旗，白色、綠色、藏紅色，還有那位身材非常矮小的慈祥老人的彩色肖像——那位一直以來的統治者。
11
我在阿比讓遇到了一箇中年人，他是歐洲人，一輩子都在非洲工作，已經在象牙海岸住了好多年。他工作的地方在內地，乾的是粗活，沒多少技術含量。他的社交生活很少。他說起非洲時直截了當，不像我遇到的其他僑民那樣含糊其辭。他說：「你在阿比讓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歐洲人一走，一切都會煙消雲散。」
非洲，他說，仍然被法術統治著。在內地，如果酋長或當地的重要人物死了，他的僕人和妻子們都要為他陪葬。如果僕人在殉葬的時候逃跑了，就會懸賞要他的腦袋。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經常有小孩失蹤，失蹤名單登在報紙的訃告版上。那個版面有一套隱晦的用語，暗指特定型別的死亡。中毒而死會被說成是「得急病死了」，如果說一個小孩失蹤了，人們可以推斷他是被用來獻祭了。在內地，如果要舉行葬禮或者其他獻祭儀式，花十萬法郎就可以買一個人頭，還不到二十英鎊。不久前，在這個歐洲人工作的地方，一個重要人物死了，需要好幾個人頭，因為死者的地位很顯赫。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終日，足足有三個星期，那個歐洲人管理的工廠沒有人敢去上晚班。在歡迎酋長或重要人物的特定儀式上，人們一定要用鮮血來給酋長或重要人物洗腳，一般會用雞血或牲畜的血。但如果要向酋長表示最高的敬意，就一定要用人血來給他洗腳，一個充當祭品的人的血——一個小孩的血。然後人們會把那個小孩吃掉。
我相信這人的話。他喜歡住在非洲，他從來沒在其他地方工作過，也不知道怎樣在其他地方工作。他直截了當地談論非洲，是因為他接受了非洲的方式。他不想貶低非洲，以便讓自己顯得很有見地。但他在接受非洲的同時，也讓自己跟這片大陸和它的人民保持著恰當的距離。對他來說，這也許恰恰是僑民生活的魅力所在：非洲讓他強烈地感受到了自己。
沒過多久，我又從一位年輕的美國律師口中聽到了這類僑民故事。這位律師為一家國際律師事務所工作，被派駐到象牙海岸。他有時候會去扎伊爾出差，扎伊爾也就是以前的比屬剛果。扎伊爾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間的繁榮早已遠去，律師說；但那裡的僑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印度人、希臘人、黎巴嫩人。他們已經離不開那種生活方式了。他們喜歡生活在非洲的邊緣，就彷彿生活在他們自己文明的盡頭。他們知道怎樣在那個國家過活，他們也喜歡那種「知道怎樣過活」的感覺。有些人過得很好，有些人結局很差，而大多數人就只是那麼過著。
前不久，這位律師到扎伊爾去為一個死去的美國老人整理遺產清單。那個美國人三十年代來到比屬剛果，在那裡經歷了所有的事情：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剛果獨立、內戰。他最後幾年是在金沙薩一套一居室的公寓裡度過的。他的身家大約有一百萬美元，但他身後留下來的個人用品非常少：兩套西裝、四條長褲、兩三雙鞋。他沒做過大事，也沒經歷過任何冒險。他做的都是簡單的小生意，主要是房產交易。他從來沒花自己掙到的錢，那些錢就這樣無人問津地躺在銀行戶頭上，躺在股票賬戶上。他一直待在剛果，因為他已經離不開那裡的生活。
這位年輕的美國律師沒打算向我描述外僑生活的魅力。但我想它差不多是這樣的：置身非洲，做非洲人中間的非非洲人。不適和危險都會讓人更鮮明地感覺到自己，感覺到自己每天都處在個人的戲劇中，這也許是安安穩穩地生活在家鄉的人永遠也體會不到的。非洲以不同的理由召喚著人們，每個來到這裡並且留下的人都有著自己的非洲。
然後，在見到了亞穆蘇克羅和鱷魚、聽到（並且相信）了人頭的事情之後，我度過了一個糟糕的夜晚。我夢見自己站在屋頂上，也許是在一座橋上。腳下的材料——好像是玻璃，或者是透明塑膠——開始消熔，似乎是從邊緣開始熔化的。我問，這座橋會有人來修嗎？回答是沒有。建好就完事了；我站的屋頂或橋是容易崩塌的。那麼，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過去嗎？回答是能。橋是安全的，我可以過去。在我的夢裡，這一點是最關鍵的，因為我不會再從那裡走第二次了。
鹹水湖的晨霧中，阿比讓的建築散發著陰險的氣息：它們是統治者權力的證明，是法術的造物，因為所有這些堅固的鋼筋混凝土都像我夢中那座橋一樣，危險而且易朽。
12
安德蕾——阿爾蕾特的朋友，也來自西印度群島——從大學裡給我打來電話。她留言說，她的上司喬治·尼安高蘭－博夫，那位鼓意學專家，已經從美國回來了。美國有些大學開設了「黑人研究」課程，尼安高蘭－博夫先生時常去那些大學訪問。
當我走進民族社會學研究所那間小辦公室時，我看到了一個身材魁梧、膚色黝黑的人，他坐在大寫字桌後面的轉椅裡，把椅子塞得滿滿的。如果他不在，只有安德蕾一個人坐著織毛衣，這間辦公室就顯得像個寡婦。他有著酋長的體魄，胸脯非常厚實，肚子上的脂肪堆起了褶皺，淺灰色的短袖運動衫遮掩不住他的大塊頭。他的法語雖然有口音，但清晰而準確。他的姿態是授課的姿態，法國學院風格的授課姿態。二十年來，他一直在發表社會學論文。我記的筆記上說他五十五歲了，但他看上去要年輕十歲。
他的時間很緊張，因為他現在該去上課了。但他還是向我概括地講了一下鼓意學研究背後的理念。最早來到西非的歐洲人不懂非洲人的語言，所以他們雖然看到了很多，也錯過了很多。他們對訊息鼓的理解就是錯的。訊息鼓的鼓聲並不是在邀請人們參加宴席，也不是在向叢林傳遞「白人來了」的訊息。在西非，鼓的作用要重要得多。非洲人認為，最早出現的並不是語言，而是鼓。非洲人說：「元初有鼓。」擊鼓以及隨著鼓聲吟唱是一門代代相傳的特殊技藝。鼓模仿人的語言，一個訓練有素的歌手能夠在一段鼓聲中重新發現一首詩、一段咒語、一篇部落史、一個凱旋或戰敗的故事。
鼓是神聖之物，象徵著國王、部落和國家。為了證明他的觀點，尼安高蘭－博夫先生開啟他的書，給我看一些著名的部落鼓的照片。一面鼓上掛著很多下頜骨，一面鼓上掛著人腦，那是敵人的腦子，都用皮裹著。鼓對部落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另一張照片上是伯羅爾人的王室大鼓——kwakla鼓，上面糊著眾多犧牲的血。有些鼓太神聖了，不允許擺在地上。書上有一張最近的照片，那是民族社會學研究所的人拍的：在一個擊鼓唱歌的典禮上，一張大鼓放在一個人的頭上。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那個人是奴隸。
那個據說是奴隸的人肌肉發達，顯得有些滑頭。他之所以顯得滑頭，也許是照相機的緣故，他正在用眼角餘光看照相機；也有可能是因為鼓的重量和他頭頂上喧鬧的鼓聲（一個目光炯炯的小老頭站在頂鼓人的後面，正在用鼓槌盡情地敲擊）；也可能是因為其他人——長者和表演者——都可以把他們非洲衣服的左邊卸下來，露出左肩，而他這個頂鼓的人卻必須袒露胸膛，一邊用左手扶著鼓，一邊用右手把衣服提到腰上。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覺得這張照片非常有意思。他顯然很享受這類典禮，它們來自非洲久遠的過去。雖然在趕時間，他還是向我仔細講解了那張照片，並且告訴我：「如果那個奴隸讓鼓掉下來，他就會被殺掉。」
我說：「殺掉？」
「是的，不過，」他對剛才的話進行了限制，「那是在以前。現在他們可能會殺掉一頭牛或其他牲畜。」
「村裡還有奴隸嗎？」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以授課的姿態對我說：「有兩種奴隸制。在母系社會，奴隸被吸收進部落，他們為部落繁衍後代。在父系社會里，奴隸就是……奴隸。現在當然沒有奴隸了。但是……」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微笑著，重新挺起胸膛，酋長和藹大度的風度降臨到他身上——「村民沒有辦法隱瞞祖上的出身，村裡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人或那個人是某個奴隸的兒子或孫子。」
有人走進辦公室，可能是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學生。那人告訴他學生們正在等他，已經等了半個小時。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站起來，跟我約好了幾天後會面的時間——他想放鼓樂的錄音給我聽——然後就去上課了，他今天要講的是非洲文化的某個方面。
我在阿比讓餐廳用的晚餐。餐廳的法國女主人性情溫柔，身材高大，衣服上飾滿花邊，她的眼神如夢似幻，又帶著威嚴。她讓我覺得我必須小心翼翼。身穿制服的侍者對她和她的意見都畢恭畢敬，一絲不苟地執行著這棟房子裡的儀軌。大的球形玻璃杯是用來喝葡萄酒的，葡萄酒只能用這樣的杯子喝：我終歸還是不夠小心。後來，我又在高爾夫論壇酒店觀賞了「非洲之夜」：在游泳池邊上的小瀑布花園餐廳裡，七個袒露著豐滿胸部的姑娘隨著鼓聲翩翩起舞。阿比讓總是存在著兩個歌舞昇平的非洲：法國的非洲和非洲的非洲。而後者比人們以為的要真實得多，根深蒂固得多。
安德蕾坐在靠窗的書桌前織毛衣，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坐在他的轉椅裡，整個場景散發著近乎家居的氛圍。（文學的影響力、法語的影響力有多深啊！我把安德蕾視為法國人，有那麼一瞬間，我覺得她就是巴爾扎克筆下的人物，儘管我知道這種想法在這幕場景中有多可笑。）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仍然穿著那件灰色運動衫。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很大的錄音機，已經做好了放音準備。但關於鼓的情況我已經聽得夠多了，我希望他談談葬喪習俗。我以為這個話題會有些敏感，結果這個話題讓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再樂意不過了。非洲傳統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讓他著迷，而且他對它們的態度完全只著眼於精確地描繪。他似乎不認為要對非洲的這些事情進行判斷或者辯護。
當地一個大種植園園主死了，他的外國勞工嚇得紛紛逃走了。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就像講滑稽故事一樣講起這件事情。「他們驚慌逃竄。」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用一隻手在另一隻手上擦了一下，形容那些人跑得多快。
非洲的葬喪習俗，他說，和古埃及一樣。他們相信，人死後會繼續過著他們的塵世生活。所以一個男人死了，就需要他的妻子和僕人跟他一起去。有些妻子和僕人懂得這一點，接受這種命運。對於那些不想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埋掉的妻子和僕人，有庇護村來收容他們。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在一個信封背面畫了一張草圖：每個村子周圍都建有四個庇護村，分別位於羅盤的四個角上，離村子都不遠。但是，想去庇護村的妻子和僕人必須特別機警，他們必須在丈夫或主人死前離開。他們一旦成功到達庇護村，並宣佈受那裡的酋長保護，他們就安全了。但仍然不能說絕對安全，現在不是每個人都值得信任，總會有意外。這就是政府規定酋長和其他要人的葬禮一定要公開舉行的原因，也是電視和報紙上有那麼多關於葬禮的報道的原因。
幽靈世界的生活很可憐，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他說這話時充滿了感情，讓我感到驚訝。一時間，他忘記了他的翩翩風度，忘記了他的授課姿態。死人要有錢才能生活，死人沒有衣服，沒有錢去買衣服，他們在受凍……尼安高蘭－博夫先生扯了一下自己的灰色運動衫。死人沒有吃的，在捱餓，這個大塊頭男人做了一個用手指往嘴裡送飯的動作。幽靈世界的生活太悲慘了，所以非洲人沒有辦法真心相信基督教描述的死後生活。在非洲人看來，好生活就在此時此地，就在塵世間。此生的終點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終點。
「所以非洲的基督教是一種非洲化的宗教？」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我是基督徒，我是我們家族的第一個基督徒。但我信奉——深深地信奉——非洲的萬物有靈論。」
德傑吉，那個總的來說更簡單的人，幾乎說過同樣的話。
阿爾蕾特走進了辦公室。她嘴裡嚼著帶香味的口香糖，坐在安德蕾旁邊，跟她輕聲交談。安德蕾沉默著，她的「緊張」已經有所緩解，一件色彩迷人的外套正在從她忙碌的毛線針下面浮現出來。
我一邊聽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講話，頭腦的一個角落一邊在琢磨——在我去過了亞穆蘇克羅、見過了鱷魚、聽說了獻祭的人頭、做過了坍塌的橋樑和一切都在解體的夢之後，我又被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帶到了他的幽靈世界裡——我在琢磨，阿爾蕾特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走進這間辦公室，就像是在一本小說或一部戲劇裡那樣，就像是發生在另外一層現實空間裡一樣。後來我記起來了，阿爾蕾特和安德蕾不僅來自同一個國家，還是朋友；而且，是阿爾蕾特幫我安排了跟安德蕾和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會面；阿爾蕾特在這所大學工作。
如果此時此地就是非洲人關心的一切，就像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的那樣，那麼法術、神靈、幽靈為什麼會在非洲人的生活中佔據一席之地呢？我認為非洲人生活在兩個世界裡，這難道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或者，那種雙重現實只跟大西洋彼岸那群喪失了家園的奴隸有關係？
我嘗試著組織起一個恰當的問題。
我說：「對非洲人來說，歐洲人的世界真實嗎？他們在阿比讓建造的這座城市，非洲人覺得它真實嗎？」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回答深深地攫住了我，我決定把他的話逐字逐句地記下來，我請他們給我一張紙。安德蕾就像履行好客的家庭主婦的職責一樣，輕輕放下手裡的編織活兒，給我拿來三張嶄新的厚紙。
我寫下：「白人的世界是真實的。然而，然而，我們這些黑非洲人，我們擁有他們擁有的一切。」尼安高蘭－博夫先生指的是飛機、汽車、火箭、雷射、衛星。「我們在夜晚的世界擁有這一切，在黑暗的世界擁有這一切。」
就是說，今天的非洲人，和兩百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奴隸一樣，夜晚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裡。
阿爾蕾特還在嚼口香糖，但她現在被我們的談話吸引住了，因為安德蕾停了下來，幫我拿紙。阿爾蕾特的眼睛閃閃發亮，她說：「這些事情他們都是在晚上做的。」
非洲人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了歐洲人，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歐洲人即便有了火箭，他們能達到的速度也是有限的。而有些非洲人能夠把自己轉變成純粹的能量。這樣的人會跟你說：「讓我自己待一會兒。」他聚精會神地待上一兩秒鐘，等他回過神來，他也許就會告訴你巴黎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就那麼一小會兒，他已經去了巴黎，又回來了，他還跟巴黎的人說過話了。就這樣，一個人可以不用離開非洲就能見到遠在巴黎的兒子，而且可以跟他說話。但他們見面時不能發生身體接觸。身在非洲的人觸控不到在巴黎的兒子，因為人的肉身立足點只能保持在一個地方。
「他們有分身，」阿爾蕾特說，「他們把自己的分身派出去了。這就是他們不能觸控的原因。」
「現在村子裡就有這樣的人，」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他們每天晚上都會告訴你巴黎和俄國的新聞，而且那些新聞絕對不是他們從收音機裡聽來的。」
阿爾蕾特向我解釋非洲人的這種天賦，她談到了北方的多貢人，他們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識，尤其是關於天狼星的知識，據說他們可以接觸到地球以外的精靈。
就是說，世界到了晚上就會完全為非洲人而改變？
我明白，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意思是說「是」。「我們說，女人到了晚上比男人強大。」「你白天看到的趴在人行道上乞討的噁心的乞丐，在夜晚的世界裡卻是一個真正的權貴。」
辦公室的電燈滅了。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快活地喊了句法語：「災難！」
停電讓安德蕾想起她有個電話要打。但現在，她說，打不成了，因為停電了。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電話靠另外的線路工作。於是安德蕾放下手裡的編織活兒，開始撥號。那部電話雖然是靠另外的線路工作，但也出了問題。
圖雷先生手裡拿著幾張鈔票走了進來，他是民族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個頭不高，一身接近卡其色的獵裝看上去讓他有點軍人味道。他把鈔票遞給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時候，沒有任何禮節，而尼安高蘭－博夫先生也像十七公里的那位村長一樣，說話的時候一直把鈔票拿在手裡。
我問：「夜晚的世界從什麼時候開始？」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遲緩而莊重地說：「太陽一落山就開始了。」
阿爾蕾特說，在阿比讓的某些區域，電燈改變了夜晚的時辰，對夜晚的力量形成了干擾。關於這一點，阿爾蕾特和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展開了友好的爭論。我獲得的印象是，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在說，電對夜晚的世界毫無影響。
他接著講了一個故事，關於一個能把自己完全變成能量的人。殖民統治最黑暗的時期，他說，是二戰期間。彷彿他本人的創傷還在隱隱作痛，他把這句話又重複了一遍，加重了語氣：那是最黑暗的時期。阿爾蕾特贊成他的說法。那是強迫勞役的時期，非洲人被抓到法國人的種植園裡工作，就像獵捕奴隸的時代。
一個老人被抓了，他迷惑不解，不知道抓他的人想要什麼。抓他的人用皮鞭抽他。他說：「你們為什麼抽我？」他們說：「我們想讓你把這堆東西搬到內地的那個地方。」老人說：「你們想要的就是這個？就為了這個，你們要抽我？把這堆東西搬到那個地方去？好吧，如果你們想要的就是這個，那你們走吧。」他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的意思就是我說的意思。你們把我留在這裡，你們會得到那堆東西。」最後，他們撇下那個老人走了，覺得他是個瘋子，等他們到了目的地……
「他們發現那個老頭已經先到了。」阿爾蕾特說，她替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講完了下面的故事。她用她那雙明亮的眼睛看著我，隨著她自己說話的韻律輕輕地點著頭。
那個老人把自己的分身跟那堆東西一起送了過去，他把自己轉化成了純粹的能量。
這個故事也許是從兩百年前的加勒比奴隸種植園中傳出來的。白人是白天的造物，他們只是一些魅影，抱著荒謬可笑、虛幻不實的目標。而力量，大地的法術，它們屬於非洲人，而且歷久不衰；勝利屬於非洲人。但只有非洲人自己知道。
我向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問起亞穆蘇克羅的鱷魚和那些獻祭的活雞。
他在我眼中一直很有學者風度，他興致勃勃，性格溫和，富有激情，而且總是很坦率。但現在，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短暫的迷茫神色。他不太願意談論喂鱷魚的儀式，他說：「鱷魚屬於總統。」他又加了一句：「他喂他們。」然後又說：「阿比西尼亞的皇帝也餵養過一些動物。」
阿爾蕾特的眼睛閃閃發亮，她說阿比西尼亞的皇帝總把一個小動物帶在身邊，那是他的物神。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對此不置可否。他恢復了他的學者風範，說：「在非洲，王權有三種象徵。在平原上是黑豹，在森林中是大象，在水中是鱷魚。鱷魚是水中最強悍的生物，尾巴一掃就可以把人殺死，也可以，」尼安高蘭－博夫先生抬起手掌斜著揮向桌子，「把這張桌子劈開。」
鱷魚很狡猾。它們特別討厭狗，如果你帶著一條狗坐獨木舟穿過有鱷魚的湖面或河面，就等於是自殺，鱷魚一定會襲擊你的獨木舟，把它掀翻。獵捕鱷魚的人會用死狗做誘餌。鱷魚不能在鹹水中生活，阿比讓的潟湖裡曾經有鱷魚，但後來潟湖挖了通往大海的溝渠，鹹水進來了，鱷魚就絕跡了。現在阿比讓沒有鱷魚了，但最近有報道說，有人看到了鱷魚。
象牙海岸的鱷魚：你聽到的越多，越是對它們充滿想象。看著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那些照片，你越來越容易相信，阿善堤金秤砣上的卍字飾也許是從簡化的鱷魚影像慢慢演變過來的：一種四肢齊全的動物，長著長嘴和尾巴，兇殘的尖嘴扭曲著、蜷曲著跟兇殘的尾巴絞在一起。
非洲的藝術，非洲的文明，非洲凝重的回應：在經歷了殖民時期的創傷之後，找尋非洲文明成為了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事業。在阿善堤的秤砣上，有著書寫與算術的發端。在鼓樂儀軌的唱詞中，有著歷史與哲學的起源。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辦公桌上擺著一臺體積龐大的錄音機。最後，他放了幾段他特別珍愛的錄音：開始是一首部落歌曲或民歌，然後是模仿語言節奏的鼓樂。這些鼓樂讓人讚歎。我開始明白，他致力研究的主題內容是何等豐富。我開始理解他的激情：想要把這些內容充分地呈現給非洲人、呈現給全世界的激情。
週末他要帶三十名學生去一個村子。酋長邀請他們去參加甘薯節，這是一個重要的節日，有些村子甚至會把聖鼓搬出來演奏。他週末要去的那個村子準備用牛來獻祭，也許會用五六頭牛。週末的鄉村之行讓他很興奮。這些古老的非洲儀式對他來說就像肉和酒。它們是他的過去、他的宗教和他的靈魂的一部分。他也是一個作家和學者，那些神秘的東西和非洲許許多多的事物，都在等待著他的筆、他的相機和他的錄音機。
可是，三十個學生一起到村子裡去？他們住在哪裡？怎麼安頓他們？
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說：「噢，那裡有一家旅館。」
我開玩笑說：「這麼說，你們很多時候都是待在野地裡嘍？」
他發出了酋長式的笑聲：「每時每刻，每時每刻。」
我跟阿爾蕾特一起離開了。她很欽佩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她看到通過她的介紹，我們交往地這樣融洽，她感到很高興。
我向她問起那些鱷魚：「它們到底是什麼意思，阿爾蕾特？」
她說：「沒有人知道，只有總統自己知道。」
我從其他人——有非洲人，也有歐洲人——那裡又聽到了一些關於鱷魚的說法。我聽說，在總統挖宮殿旁邊的人工湖、把鱷魚放進湖裡之前，亞穆蘇克羅根本沒有鱷魚。我聽說，負責照管總統的鱷魚的人是總統的妹妹，她沒結過婚。我聽說，鱷魚在陸地上比在水裡更危險；後來，我又聽到相反的說法。我還聽說，當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亞穆蘇克羅的鱷魚會用一種特殊的頭部動作來向總統示警。最後我覺得，阿爾蕾特是對的：這些令人恐懼的鱷魚就是要讓人覺得神秘，就是要讓人覺得它們是個謎，它們以及餵它們的儀式究竟代表著什麼，只有總統自己知道。
13
星期六，當尼安高蘭－博夫先生享受著甘薯節的時候，阿爾蕾特去了大巴薩姆。大巴薩姆是被拋棄的殖民地舊都，當年的一些殘垣斷壁還保留在那裡。有一個畫展在大巴薩姆開幕，參展的有當地的白人畫家和黑人畫家，還有一些海地畫家。畫展在一棟翻修過的殖民時期的房子裡舉行，那棟房子屬於一個法國人。阿比讓所有的文化人都去了，基本上都是外僑，有黑人也有白人。在外僑文化人的圈子裡，阿爾蕾特是個人物。星期天，阿爾蕾特又去了巴薩姆，參加另一個派對：外僑在週日舉辦的濱海游泳節目，其中包括在一家濱海餐廳吃海鮮午餐。
她容光煥發地從巴薩姆趕回來，因為她傍晚要帶我去喬基姆·伯尼家裡喝開胃酒，喬基姆·伯尼曾經在政府裡供職，擔任過部長。
伯尼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是阿爾蕾特的上司，她對他仍然保持著敬畏之情。在伯尼先生面前，阿爾蕾特一反常態地臉紅起來，她一直注意讓會面保持鄭重的氣氛。兩天後，我才從阿爾蕾特口中得知，伯尼先生曾經因為涉嫌陰謀反對總統而被判為政治犯，足足坐了五年牢才被總統赦免。
伯尼先生住在阿比讓的富裕街區：綠樹成蔭的街道，一棟棟高大的房子，一片片寬敞的街區。我們穿過一座大門，駛過一段車道，一棟現代風格的混凝土房子出現在眼前，房子前面停著很多輛汽車。伯尼先生走出門來迎接我們。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棕色皮膚，看上去有五十七八歲。他走起路來有點瘸，一條腿伸不直。他帶我們走上幾級臺階，從花園直接來到了會客廳。這裡全是現代風格的傢俱，玻璃和鋼鐵，每一樣東西都很協調。他關上鋁合金框的玻璃門，開啟了靜音空調。
另外兩位客人是一位象牙海岸醫生和他的法國妻子，他們都五十多歲。伯尼先生和他的象牙海岸朋友——那位醫生——是同一年去法國的：一九四六年。那位朋友在法國住了二十一年，住在圖盧茲，他的妻子就是圖盧茲人。相比於伯尼先生的棕色皮膚，他的皮膚應該算是黑色，他的塊頭比伯尼大一些。他妻子說，當他從圖盧茲回到象牙海岸時，他在法國度過的時間已經超過了他在非洲度過的時間。但他現在已經「重新融入了」他的家庭，每個週末都會回自己的故里。
他在那裡怎樣打發時間？他說，他照看家裡的田地。一到週末，他說，他就變成了種地的。他又用英語開玩笑說：「紳－士，農－夫。」但他不覺得跟非洲鄉村的生活方式有點疏遠嗎？還有伴隨著那種生活方式的宗教？他說，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說，他不信奉非洲宗教），然而在危機關頭——他帶著一點詼諧的語氣說——他發現自己還是會轉身向舊日的信仰求助。
我向伯尼先生問起總統的鱷魚。（當時我還不知道伯尼先生的政治遭遇。）他說，他的語氣不帶一絲敬畏，也沒有一絲猶豫，鱷魚是總統家族的圖騰。他自己家族的圖騰是黑豹。他解釋說：黑豹行為謹慎——伯尼先生用右手的手指比畫了一個姿勢——躍起時，它總是胸有成竹。
母雞也有可能是圖騰嗎？是的，醫生說。一個家族可以改變自己的圖騰嗎？不能，醫生說。不能，伯尼先生說，圖騰是繼承下來的，它來自遙遠的過去。
這就是伯尼先生的風格：直接、溫和、實事求是、不帶敬畏。在我遇到的人當中，他是第一個對鱷魚的事情做出直截當的解釋的人，同樣，他也是第一個理解了我對總統在亞穆蘇克羅的產業發出的疑問的人。有些土地本來可以屬於國家，伯尼先生說，有些本來可以屬於家族。總統他們家族的地位遠遠高於一般的村落酋長。他們是一個龐大的非洲王國的代理酋長，可以理解成當地總督。殖民地時期，他們的權力被削弱了。但現在他們在人民眼中恢復了往日的權威。
醫生和他妻子走後，我們的話題轉移到宗教上。在非洲，宗教是最根本的，伯尼先生說。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普通的現實世界；一個是神靈的世界。這兩個世界在不斷找尋對方。伯尼先生沒有說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但過了一會兒，在他的談話中，神靈的世界變成了超自然的世界。超自然的力量無法被忽略，他說。他父母去世前，他就做過有預兆的夢。
歐洲人是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必須得允許他們這樣。但因為他們只強調和發展人類屬性的一個側面，所以在非洲人看來，他們就像小孩子；有時候因為他們的天才，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問題兒童。這一點曾經讓他特別沮喪，當時他在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旅行，他看到人們被縮減成一個個單位，被當成純粹的經濟動物對待。這就是非洲人雖然在很多東西上依賴歐洲，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比歐洲人「年長」的原因。
開胃酒的時間其實已經結束；伯尼先生像阿爾蕾特期待的那樣慷慨，派了輛車送我們，我們駛出了門衛把守的大門，離開了那裡。
兩天後，我聽說了他的政治命運。這為他增添了一份莊嚴的色彩。這份莊嚴使得他對超自然世界的興趣讓我更加感到好奇。
伯尼先生談到的超自然的世界並不侷限於非洲。但是在非洲，你可以飛速地、輕易地進入其他世界。《兄弟晨報》上，政府對抗邪惡法術的戰爭仍在繼續，但這份報紙同時又在含糊其辭地宣傳：黑巫術只存在於象牙海岸的過去。有篇文章報道了比提人的做法。非洲的任何人——根據《兄弟晨報》的說法——都不可能是自然死亡，死亡總歸是因為某個黑巫師在作祟，遭到懷疑的人要經受可怕的審判，才能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們要穿上死人的衣服，吃「死人的羊肉」——用腐屍化的汁液浸泡過的羊肉。比提人認為，一般而言，往嫌疑人眼睛裡面滴gôpô樹的樹汁就可以真相大白：他們相信，無辜者的眼睛不會被gôpô弄壞。
有個故事傳到了我耳朵裡，我不知道該怎樣看待它。阿比讓的碼頭上，一批從象牙海岸運往奈及利亞的貨物裡面有一個冷藏箱壞了，發出刺鼻的氣味。人們開啟冷藏箱，發現裡面是幾個割下來的人頭。獻祭用的人頭可以出口了，新技術在為古老的祭祀服務。這個故事是真的嗎？還是一個「外僑－非洲人」的玩笑？（在這樣一個故事裡，非洲人和外僑的幽默感可以相安無事。）我無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清楚這一點：大多數外僑都知道這類故事，包括所有那些關於投毒、殉葬、小孩失蹤的故事。他們知道非洲人的非洲，他們讓自己的生活跟這種認識相適應。但他們儲存在心中的非洲，他們呈現給訪客的非洲，是他們用各自的技巧處理過的非洲。
14
外僑一批一批地湧來。最近一批是來自紐約哈萊姆的女人，她們並不全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從一些人的口音可以聽出來，她們先是從加勒比的一些比較小的英語島國移民去了美國，然後才來到了這裡，這是另一條返回非洲的迂迴路徑。她們到非洲來，是為了傳播自己那套基督信仰。她們也把來非洲當成迴歸故鄉。她們令人不快，很多人胖得出奇，她們粗劣的裝扮就像是一種自虐，有些人帶著可怕的假髮，有些人長著又粗又短的腿，卻穿著下襬寬大的印花短裙。她們像是一群因為對長相的共同絕望而聚集到一起的女人。
她們也許下意識地以為她們是黑人，所以在非洲總算可以過關了。但非洲很殘酷：哈萊姆女士來到了一群目光敏銳的人群中間，他們會精確地判斷你的部落和社會地位，敏銳地評判你的體形儀態。也許，在一種方向相反的衝動的驅使下，她們又把自己視為美國人，認為自己比留在黑暗大陸上的人更先進。但在這一點上她們也被誤導了：象牙海岸人在他們自己的世界深處，對種族的看法有一種令人驚訝的單純，他們現在只是被太多外僑弄得麻木了，對外僑不太理會。無論哈萊姆女士懷著怎樣的動機，她們來到象牙海岸之後，都變得羞於見人。她們似乎從來不離開旅館。有時候，她們會逮住一個落單的侍者佈道；但一般情況下，她們都是一起坐在大堂，把她們的小冊子放在大堂的桌子上。
阿爾蕾特來跟我喝送別酒時，那些女士正坐在大堂，她們已經因為久坐而筋疲力盡，因為無所事事而沉默不語，但她們那令人窒息的亮相還沒有結束。我們沒有待在大堂，徑直去了酒吧。
阿爾蕾特的非洲同哈萊姆女士來到的非洲有天壤之別。我和阿爾蕾特剛認識不久時，她向我談起象牙海岸男人跟她這種型別的外國女人失敗的婚姻，她當時告訴我，生活在非洲、理解非洲的方式，就是讓你所有的既有觀點都變得不確定。她當時又說，這是好事。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中，她準備向我講講她學到的非洲方式。我們先是在酒吧，當黃昏籠罩著鹹水湖的時候，我們去了酒吧的陽臺。
她談到兩個世界，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這兩種現實觀讓非洲人顯得特別不關心物質環境。她在象牙海岸看到了這一點，她說。週末，有錢有勢的人會毫不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輕鬆地重拾他們的棚屋生活，他們是發自內心地喜歡棚屋生活。她問過從迦納來的人（那個國家正處在混亂中）：「你以前很富有，現在變窮了，你的國家也一團糟。你不焦慮嗎？」他們說：「昨天我們過得不錯，今天我們過得不好。事情就是如此。明天我們也許又變好了，也有可能沒變好。事情就是如此。」這是上面的世界的規律；而裡面的世界，另一個世界，仍然保持著完整。那才是要緊的事情。
我說：「就是說，如果發生了意外，阿比讓變成了廢墟，對你來說也不要緊？」
阿爾蕾特說：「是的，不要緊。人可以繼續以自己的方式活著。」
一些法國人從酒吧裡來到陽臺上，外面已經不熱了，光線變成了灰濛濛的赭石色。他們是一些商人，在旁邊的桌子坐下，從公文包裡拿出一些紙和資料夾，開始討論。其中一個人對阿爾蕾特產生了興趣，神情誇張地打量著她的腿和高大豐滿的體態。她背對著那個人，沒注意到這一切。她在說話，一邊說一邊吃著堅果和薯片。
在賓館的會議室裡，有人在開商務會議，很多白人坐在桌子後面，聽一個站在白板前面的人講話。白板上的一切只是幻影，他們正在為註定要消亡的東西制訂計劃。太陽在塵埃凝結的薄霧中下沉：沙塵風終於抵達了沿海。鹹水湖上一片霧靄，遠處的湖岸在霧靄中變得模糊，彷彿一片溫帶的景象。賓館一側的工地上，工程正在繼續，人們正在這片迅速崛起的區域建造新的房屋。
我說：「阿爾蕾特，你讓我覺得這個世界很不牢靠。你讓我覺得，我們賴以為生的一切都建造在沙上。」
她說：「世界就是沙子，生活就是沙子。」
我覺得她說的正是印度教的關鍵教義，印度教徒在危機關頭會感覺到那是真理：生命即幻像。但我的感覺是錯的：觀念都有其文化歸屬。阿爾蕾特的這種認識，她對兩個世界的感受，都是通過她對「奧理研究」和非洲法術的興趣而獲得的。這種認識來自她所崇敬的非洲部落生活：酋長擁有的赦免能力、一年一度的和解儀式、聖林中舉辦的成年禮：年滿七歲的男孩要接受三個月的考驗，通過這些考驗，他們將對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獲得新的領會。印度教「一切皆幻」的概念來自對「空無」的冥思。阿爾蕾特將世界視為流沙的看法，則來自她對一個優美地組織起來的社會的理解和崇敬。
她講得富有激情，飽含詩意。她一直在吃東西，隔壁桌上那個法國男人一直在看她的腿。
她非常敬重被奉為聖人的非洲智者，阿比讓當時就有這樣一位聖人，他住在非洲區特雷什維爾。他名氣很大，總統都想把他請過去。但這位聖人更願意住在現在的地方：特雷什維爾區一座簡樸的鄉村院子裡。他說，如果他住到了中產階級的科科迪區，需要他幫助的人就沒辦法去找他了。他們沒錢坐計程車，只好步行，而科科迪的看門狗會咬他們。
阿爾蕾特說：「前段時間，我回馬提尼克探望父母。感覺太糟糕了，安的列斯人真的有些病態。他們的生活就是一場夢。我告訴你發生的事情。我回非洲的航班——那是一個特別航班——延誤了兩天，我心急如焚。結果我媽媽很受傷害，她覺得我居然這麼迫不及待地要離開她。我愛我的父母，但我要離開馬提尼克的迫切願望超過了我對他們的愛。那裡的人頭腦狹隘，被自己的歷史給壓垮了。生活如此廣闊，世界如此廣闊，而那裡的人只要在政府部門裡有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就覺得此生足矣。他們自以為比非洲人優越。但他們的生活就是一場夢。」
我問起她對亞穆蘇克羅的看法。如果世界只是流沙，為什麼要建造那座巨大的城市？
她說：「總統想讓非洲融入現代世界。」
我認為她的意思是說，建造亞穆蘇克羅這樣一座城市，並不是要將它所代表的世界作為唯一的現實接受下來。艾博尼——那個詩人兼公務員——表達過類似意思。艾博尼的父親對他說過：「我送你去上學不是為了讓你變成白人或法國人，而是送你進入一個新世界，就這些。」
我們向賓館外面走去，在大堂裡從那些哈萊姆女士身邊經過。
阿爾蕾特說：「我們這裡有很多她們這種從美國來的人。黑人跑到這裡來讓非洲人改宗。她們就跟其他想幹這件事情的人一樣，把自己的靈魂疾病帶到了非洲。她們其實應該被非洲改宗，她們都是些瘋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七月
（翟鵬霄譯）
象牙海岸共和國，位於西非，舊譯「象牙海岸」。
作者寫作本文時首都為阿比讓，1983年，議會通過決議將首都遷往亞穆蘇克羅。
即馬爾維納斯群島。
馬提尼克島，位於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法國的一個海外省。
法國的海外省，位於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島中部。
西德尼·波蒂埃（sidneypoitier，1927－），美國演員，因主演《田野裡的百合花》獲得1964年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是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黑人演員。
阿比讓的一個行政區。
英國知名傢俱店。
烏干達首都。
指的是在貝南帝國皇宮（今奈及利亞境內）發現的一千多件銅像，是伊多人在13世紀製造的。1897年這些銅像大部分被英國人奪走，大英博物館收藏了兩百多件。
指迦納的沃爾特省。
原文為法文。
指安的列斯群島，西印度群島中除巴哈馬群島以外的全部島群。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