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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穆蘇克羅位於象牙海岸水汽充沛的森林深處，是黑非洲的一個奇蹟。它曾經是個小村莊，當年的它也許像西非叢林裡的其他村莊一樣，遍佈著住上兩年就會爛掉的茅草屋。但亞穆蘇克羅也是這個地區的部落酋長的駐地，在法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直接統治之下，酋長的權威——道德、靈性與法術的權威——並未被人遺忘。
那位年邁的老人現在仍然是酋長，他接受過法國教育，成了法國人所說的「殖民地」醫生，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法國出品，但終歸算得上醫生。後來，他成了一位政治家、一位抗爭領袖。隨著一九六〇年的獨立，改換了面貌的叢林重新回到了它的人民手中，酋長也從此成為象牙海岸的統治者，一直到今天。
他把國家治理得不錯。他任用法國的技術人員、顧問和管理者，在天然礦產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僅僅憑著熱帶雨林和土地資源，就締造出了一個富裕之邦。象牙海岸已經富裕得需要從周邊的非洲國家引進勞動力，那些國家要麼經濟落後，要麼秩序混亂。外來勞動人口的增長跟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水平相當，整個國家的居民總數已經從一九六〇年的三百萬增長到今天的九百萬。首都阿比讓，當年那個在鹹水湖淤積的、臭烘烘的黑淤泥上悄然興起的碼頭，如今已是西非名列前茅的大港。深入內地一百五十英里，在一條不會讓法國人丟臉的公路盡頭，總統的故鄉——亞穆蘇克羅——也已經改變了面貌。
總統的故居其實已經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整個村莊——茅屋（如果還有的話）、公地以及近乎神聖的仲裁樹——都被圈進了新修的總統宮，掩藏在綿延幾英里的高高的宮牆後面。
宮殿側畔有一片人工湖，湖中放養著烏龜和食人鱷，這些具有圖騰和象徵意味的生靈都是屬於總統的。亞穆蘇克羅以前沒有鱷魚，誰也說不清這些鱷魚到底有什麼含義。但鱷魚會讓所有的非洲人立即想到危險，想到集總統與酋長職位於一身的領袖對他的權柄那深信不疑、神秘莫測的把握，那權柄超出了人類的屬性，彷彿是從大地中散發出來的。
酋長的權力和智慧已經讓亞穆蘇克羅周圍的森林消失了。曾經的非洲田野、未經開墾的公地和雜亂的林木，如今已經是整整齊齊的機械化種植園。芒果、鱷梨和菠蘿的種植區動輒幾平方英里，所有的果樹都排成整齊的直線。非洲人平常看到的大自然都是雜亂不馴的叢林，因此直線在他們眼中充滿了美感。據說，在非洲的這個地區，耕地歸使用者所有，叢林則不屬於任何人。幾年前，亞穆蘇克羅周圍的種植園被贈給了國家，在那之前，它們都是總統的私產。
總統的構想一向很宏偉，而他對亞穆蘇克羅的規劃格外宏偉。他希望它躋身於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都市行列。這裡的土地都平整過了，環繞著未來都市的大道也已經修好，路面像機場跑道一樣寬闊。誇張、奢侈的現代樓群拔地而起（其中不乏設計得很出色的建築），矗立在荒郊野外一片鏟光了植被的土地上，等待著被充分利用。
為了吸引遊客，這裡修建了一個風景宜人的高爾夫球場。球場迄今為止維護得很好，頑強地抵擋住了長勢迅猛的叢林的侵蝕。修建高爾夫球場是總統的主意，儘管他自己並不打高爾夫。高爾夫球進入他的腦海時，他已經很老了，他便以慈祥的領袖風範，號召他的全體子民——象牙海岸六十多個部落的每一個人——打高爾夫球。為了接待來訪的客人，這裡修建了一座十二層高的總統酒店，是法國索菲特的連鎖酒店。酒店宣傳冊是在法國印製的，銀灰色的封面透著王者氣派。「追蹤總統烏弗埃－博瓦尼的故園蹤跡，」宣傳冊上寫著，「發現明日非洲的超級現代構想。」
兩種思想並行不悖：超級的現代夢想也可以為古老的非洲服務。這其中依然有著法老遺風，透出一抹遠古世界的色彩。遠離高爾夫球場和高爾夫俱樂部，遠離總統酒店的游泳池，遠離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現代浮華，矗立著人工湖畔的總統宮。光光的宮牆把總統的祖村和仲裁樹圍了起來，不讓普通人看見；宮牆外，每天都有人用生肉飼餵總統那帶有圖騰意味的鱷魚。人們可以到這裡來觀看。然而通往亞穆蘇克羅的路途相當漫長，沿途那片植被斑駁、地廣人稀的曠野也令人望而生畏，只有駕車的人才能輕輕鬆鬆地來到這裡，而這部分人往往都是外來的訪客和遊客。
喂鱷魚的儀式每天下午在明媚的陽光下舉行。湖邊圍著轎車和衣著鮮豔、端著相機的遊客。這些鱷魚是聖物，一定要為它們獻上活的貢品：一隻雞，這是儀式的一部分。這種獻祭的元素，這種對權力與殘酷的徐徐展示，令觀者不安，但這正是它想要達到的效果，它彷彿把黑夜與森林再度帶到亞穆蘇克羅之夢跟前。
對於一個外來者來說，無論他持有怎樣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非洲在他眼中經常呈現為嬗變中的狀態，她似乎總是處在馬上就要變成另外一種東西的臨界點上。因此，非洲總會勾起一個人的希望、雄心、沮喪和惱怒。就連象牙海岸取得的成就也讓人感到焦慮：這種成功會持久嗎？非洲人有能力從法國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手中接過他們為非洲人建造的一切，並讓它們高效運轉下去嗎？
當一個人來到亞穆蘇克羅這樣的地方，他的焦慮就會變得尤為強烈，他會覺得這一切都不太真實。在這裡，你瞥見了一個非洲的非洲：非洲在她自己眼中——無論歷史上發生過多少事件，無論近年來呈現出多少世俗的輝煌——永遠是完滿的，永遠是取得了高度成就的，爆發著自己的力量。
這種「完美非洲觀」本不應該令我驚訝。與之類似的宗教情感當年就像陣陣迅疾的風，鼓動著加勒比地區的很多奴隸起義。在加勒比地區各種教派的組織當中，完美非洲觀長盛不衰，同時也感染了當地的政治。黑加勒比地區最近興起的很多政治運動都帶著非常純粹的非洲的一面：對非洲千年復國夢充滿狂喜的嚮往。
新大陸的種植園充斥著來自西非的奴隸。但是當我來到象牙海岸時，我並沒有特別想到這一點。我來這裡的原因要簡單得多。世界太繁複了，我們只能把各式各樣的東西分裝在大腦不同的小隔間中。我想來西非，是因為我從未來過這裡，我想看看曾經的法屬殖民地，想看看一個非洲國家如何能在黑非洲的混亂中脫穎而出，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政治成就和經濟成就。非洲人的勝利、非洲的法國，這些迷人的想法把我帶到了這裡。
「非洲的法國」是我個人的幻想，它來自我對法語的熱愛，這是一箇中學男生的特別的愛，它是英屬特立尼達女王皇家學院的教師們在我心中點燃的，這些教師很多是黑人或黑人混血，他們都深深地喜愛法語，而且在他們心目中（他們從來沒有明說，但處處都在向我們暗示），法國是一個相容幷包的國家。非洲的法國：我想象著法語從優雅的非洲人嘴裡講出來，我想象著身材高挑、裹著頭巾的女人，就像馬裡女人和剛果女人，我想象著紅酒和熱帶的林蔭大道。
然而，在象牙海岸的溽熱中，午餐時分的紅酒讓人昏昏欲睡，而且這裡的紅酒大多是玫瑰紅酒，產自摩洛哥；西非的法國人跟西非的英國人一樣破落，帶著刺耳的口音；阿比讓的商業中心小小的、乾巴巴的，絲毫沒有林蔭大道的影子，只有黎巴嫩人開的商店，這裡一片那裡一片，躲在新建的高樓大廈投下的陰影中，訴說著不久之前那個更為乏味的殖民城鎮的故事；這裡沒有林蔭大道的幽靜，只有「時髦的」非洲人街區傳來的非洲話的嘈雜聲。除了這些，這裡也像很多前殖民地一樣，矗立著嶄新的國際酒店，散發著與周圍的事物毫不相干的、既有的光輝。
在高爾夫論壇酒店的游泳池周圍，法國商人和技術人員小乳房的妻子們赤裸著上身在曬日光浴，長著黑色和橙色花紋的蜥蜴在四周爬行。非洲要等到夜幕降臨之後才會到來，她是以卡巴萊舞的形式到來的：這不是非洲人居住區的夜總會里的非洲，而是官方讚許的「文化的」非洲：來自森林的、帶有準宗教或法術意義的舞蹈，如今在風景宜人的花園裡上演，女人哼唱著歌謠翩翩起舞，舞臺的燈光撫弄著她們袒露的豐滿的乳房。
我並沒有真的以為我能在非洲找到一個法國，那只是我的幻想。我沒有料到的是，在象牙海岸，法國和非洲仍然像是兩種截然分離的東西。這讓大都城阿比讓呈現出來的成功景象更加令人費解：在城市的大馬路上，方向指示牌處處顯示著法國的痕跡；市中心矗立著摩天大樓；這裡有大學校園和高爾夫球場；工人居住區四處蔓延，雖然凌亂，但並不貧窮；人種混居（非洲人和歐洲人）的中產階級居住區為數不少；政府修建的公寓鱗次櫛比；巨大的港口和工業區在運轉；暮色中，已經被汙染了的熱帶鹹水湖湖面反射著高峰時間「濱海大道」上穿梭往來的車燈。
「這難道不是很美妙嗎？」一天傍晚，一個美國使館的人望著此番景象對我說，「他們僅僅憑著一點咖啡、一點可可就做到了這一切。」
他們用看似很少的東西創造了財富，而且分享、利用了這筆財富。但象牙海岸的繁榮已經退潮了。咖啡價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可可價格下跌了一半，前來開採石油的人正在離開象牙海岸，去往非洲其他的法語國家。人們現在有些不滿；有人開始對這個國家的法國人數量之多表示抗議。但這個國家畢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非洲的這個角落，這個國家仍然保持著秩序，僅憑這一點，就讓人覺得是個奇蹟。
這個國家周圍的地區要麼一片混亂，要麼一無所有。在文盲和貧困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利比亞，數位前任政府官員在海灘被槍決了，沒舉行任何儀式，從那之後，利比亞就一直被軍隊統治著。（新聞報道在讀者的腦海中喚起了一幅怎樣的畫面呵：度假場景中，驚慌失措的人穿著西裝或睡衣，身穿制服的人端著槍，遠處傳來大海的濤聲。）幾內亞，以前也和象牙海岸一樣是法國的殖民地，她本來有可能比象牙海岸還要富庶，但現在已經陷入了瀕臨崩潰的、殺人不眨眼的暴政統治，該國死囚牢中的「黑伙食」已經臭名昭著：他們既不給犯人吃的，也不給喝的，讓犯人活活地衰竭而死。迦納，一九五七年獨立的時候比象牙海岸富裕得多，人們受教育的程度也高很多，機構也很健全；而如今，頻繁的政變已經讓迦納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勞動力大量流出。
然而就部落而言，迦納人、幾內亞人跟象牙海岸的一部分人很相近。部落和民族不受國家界線的約束。雖然象牙海岸自稱自由之邦，但它也是一個非洲國家，一個一黨執政的國家，有著它自己的個人崇拜：獨立時當上總統的人仍然在當總統，一直沒有卸任。象牙海岸的事業不是一日建成的，靠的是二十年來的經年累月之功。因此很顯然，它能取得這種非洲式的成功，其中一定有某種適合當地人的組織原則（它遠遠超出了總統的個性），某種容易把握、容易複製的東西。
象牙海岸人提供給外來訪客的解釋言簡意賅，他們已經向其他訪客解釋過無數次了：迦納等國開展的國有化運動是白領和律師的運動，他們迷信意識形態，想用外國的觀念一夜之間把非洲高尚化、非洲化；而象牙海岸的國有化運動要簡單得多，他們是農場主、農夫和村民的運動。
我到象牙海岸不久遇到了一位大使，他對這種解釋做了補充。他剛剛收到一條訊息：迦納又平息了一起政變。這兩個國家在獨立的時候就不一樣，大使說，氣候和植被是它們僅有的相似之處。迦納獨立後，民族主義者致力於建設「行政結構」；象牙海岸則致力於創造財富，從農民的耕作中創造出財富。象牙海岸不怎麼關心非洲化，他們修築公路，拉近了村莊與市場的距離。他們為農村提供服務和安保——安保非常重要。他們讓村莊不再與世隔絕，從而讓人們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成功了。現在，公路和旅館遍佈整個象牙海岸。即便是位於國家腹地的總統故里亞穆蘇克羅，距離阿比讓也只有三個小時的車程。
就這樣，我第一次聽說了亞穆蘇克羅。那是總統的故里，也許只是關心農業的政府將其從封閉狀態中解救出來的農耕村莊中的一個。
大使說話必須字斟句酌，他們的工作很特殊，他們必須過著符合特定儀式的生活。作為官員，他們對一個國家的看法不應該跟當地人相去太遠，因為他們必須跟當地人打交道。因此跟大使在一起，就和跟黑非洲的其他外國僑民在一起時一樣，一開始，他們都顯得模稜兩可。當他們說一些不得已要說的話時，聽上去都像是在否認或無視某些他們心知肚明的東西。外國僑民對非洲的非洲也許瞭然於胸，但他們不會在跟訪客第一次見面時就把這個非洲和盤托出。他們都是有工作、有技能的人；他們的工作是他們自尊的一部分，他們要呈現給訪客的非洲跟他們的工作息息相關。因此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是人之常情，並非沒有誠意。在非洲做某些工作、按照另一種文明的原則和技巧行事，這些舉動有時就像是在超然地踐行美德。很多外國僑民——那些在解放後的黑非洲留下來的人——成了真正的好人，而且不少人變得異乎尋常地孤獨。
菲利普是外國僑民，從他那裡，我第二次聽說了亞穆蘇克羅。菲利普是英國人，三十七八歲，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非洲度過的。他現在供職於一個非洲國家間組織，他的妻子是蓋亞那的黑人姑娘，非常美麗，來自一個在英格蘭定居的黑人家庭。很奇怪吧，菲利普說，在他們的婚姻中，非洲一方竟然是他，而英國這邊的珍妮特「來自哈德斯菲爾德」。
那個週末剛好是珍妮特的生日。他們準備星期天去海邊的大巴薩姆慶祝一番，那裡是僑民週末遠足的地方。我跟他們一起去了：汽車駛出阿比讓，駛過外來勞工簡陋的聚居區，駛過椰樹莊園——那裡種著成排的椰樹，椰樹的輪廓沿著排與排之間的空地構成了一道道狹長的景深——駛過一排排出售非洲小玩意和手工藝品的茅草屋，來到了殖民地的舊都：已經淪為廢墟的大巴薩姆——一八九九年，一場黃熱病肆虐之後，大巴薩姆被拋棄了。我們駛過混凝土牆和瓦楞鐵皮，駛過積著厚厚的塵土的街道，終於來到了海邊，來到了茅草屋頂下的星期天餐廳。在象牙海岸逗留了兩週之後，我發現，到大巴薩姆遠足是僑民生活的固定節目，是他們那單調乏味、刻板拘束的生活的一部分。
靠近阿比讓城邊的地方，公路變得非常寬闊，而且沒有中央隔離帶。特意這樣修的，菲利普說，這是為遊行準備的。
「就像亞穆蘇克羅，」菲利普說，「你應該設法去一趟，最好是晚上抵達，你會看到通明的雙排路燈，驚訝於自己身在何處。而到了早晨你會發現，你身在荒野。」
我們路過了一片低矮的兵營。這個兵營似乎已經駐紮了很久，他們隸屬於法國的海外軍團。他們很低調，菲利普說。他們到象牙海岸只是來受訓的。
我對他說：「這些非洲國家各有各的個人崇拜，待在這樣的國家，你覺得沮喪嗎？」
以我們的交往程度來看，這個問題問得太尖銳了。
他說：「每個地方都有個人崇拜。如果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福克蘭群島危機，我可以說這裡面也有嚴重的個人崇拜。撒切爾夫人讓自己變得位高權重。」
我問，他是不是真的覺得這是同一回事。
他的回答卻出乎意料地直截了當：「不。」很快，他又回到這個話題上來，像是在為自己和自己前面說過的話做解釋：「你必須理解，非洲人比較偏愛個人崇拜。這是他們能夠理解的東西，多黨和多頭只會讓他們困惑，我見過那種局面。」
第二天的使館午餐會上，大家談起了非洲人對權威的態度。我聽到有人說，總統已經覺察到國內正在滋生不滿情緒。出於寬仁和踐行正道的願望，他試行過「民主化」。象牙海岸只有一個政黨，選舉時一般也只有一份候選人名單；各選區的選民只需投票支援或反對黨的候選人就可以了。最近一次的選舉做了一些新的嘗試，選舉辦法規定，黨內任何人都可以出來競選任何席位。代表大會共有一百四十多個席位，有六百多位候選人參加了競選。百分之八十的老代表落選了，其中有些人已經當了二十多年黨代表。
某種形式的民主的確實行了，但在政治上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老代表們已經有了一群追隨者，已經成了長老。在非洲，一旦是長老，就永遠是長老，直到死去。被革除了權力的人不可能輕輕鬆鬆地回到村莊，再度成為普通的村民，因為他們已經顏面掃地。所以這次民主試驗損害了鄉村生活的凝聚力。選舉以來，電視上有無數節目在強調「調和」的必要性。「民主」，人民做主，這是外來的理念；而「調和」是非洲的理念——事實上，在某些村莊和部落，每年都會舉行專門的調和儀式，主持人是當地酋長。
就像很難免除長老或代表的職位一樣，總統也很難不再擔任總統（但在那天午餐會上，我們並沒有把這兩者聯絡起來），儘管他已經很老了，有八十歲了，也許是八十多歲了（沒有人知道他確切的年齡）。總統不能退位的另一個原因是亞穆蘇克羅的浩大工程。工程離竣工還遙遙無期，總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了。這就是為什麼儘管總統是個民主派，也反對部落主義，但仍然堅持要在他統領的伯爾羅部落中選拔他的繼任者。只有這樣，他才能確保（或者說「試圖確保」）亞穆蘇克羅的工程會在他死後繼續進行下去。
我聽到人們說，亞穆蘇克羅在飛速發展：從前的內地農村，現在已經道路四通八達，設施健全，極其寬闊的林蔭路在雪亮的街燈照耀下通向荒野；它已經是一座紀念碑式的城市，意在讓一位非洲的統治者永垂不朽。當我意識到整個工程的法老式的宏偉規模時，我開始擔心起它的未來。我想起那些古埃及的紀念碑，環繞著法老名字的紋飾經常被法老的後繼者毀壞得面目全非，而神聖法老紀念碑上的那些經過雕琢和打磨的石頭也會被砸碎，當成普通的石塊，隨隨便便地用在另一塊紀念碑上。而亞穆蘇克羅的非洲夢正在由來自另一種文明的人創造著：法國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們的技藝也很容易在這片大陸上銷聲匿跡。
就這樣，現代非洲取得的成功給我的第一印象打了折扣。在這裡，成功變成了統治者的非意識形化的個人崇拜的表達，統治者是掌權家族的族長；這種機制依賴於非洲人對權威的觀念。而這一切的基石是法術。
我最後之所以得出了關於法術的看法，依靠的不是秘密的資訊源，而是最公開的訊息途徑：報紙。
象牙海岸有一家日報——我只看到這一家——叫《兄弟晨報》，這份報紙每天都會在第一版的左上角刊登總統的一點「思想」。這些思想主要是關於發展和經濟的，頭版的主打文章也是這方面的內容。這份報紙也有體育版，但這些版面絲毫沒有沖淡報紙的嚴厲風格。報紙上沒有八卦，也幾乎沒有來自警方的任何報道。《兄弟晨報》呈現的是一個勞動中的國家，一個學習中的國家，甚至是一個在上夜校的國家。然而，在我來訪的第一週結束時，報紙上終於出現了一條真正的新聞。它在週末報的內頁上佔了兩版，內容顯然是當地一起家喻戶曉的聳人聽聞事件。
距離阿比讓十七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村莊，通往亞穆蘇克羅的寬闊的馬路從那裡經過，村裡一位教師的房子不時迸發出神秘的火光。一個讀者寫信給報紙，提出那棟房子周圍很可能有逸散的天然氣。但這封信不起眼地印在右側頁面的最底下，加上了一則標題：「一種科學的解釋」。而故事的主體——報道正文——說的卻是：十七公里的燃燒之謎已被破解。
解密人是基督教天體派的一個佈道者。天體派教徒早在受邀前來探秘之前——當時那位教師正在把大筆的錢支付給製作神物的人和穆斯林法師——就已經跟神靈溝通過了，他們「發現」惡靈是整件事情的根源。根據天體派教徒的說法，這類調查需要考慮兩個層面：神秘層面與人類層面。在神秘層面上是邪靈在作祟；在人類層面上則是一個被邪靈附體的人，這個人變成了縱火者。
天體派教徒憑著他們特異的稟賦，已經找到了這個人。邪靈一旦被發現，便立即處在了下風。那個邪靈已經去找過天體派教徒了，懇請他們不要干涉它，讓它繼續在象牙海岸秘密地幹這種邪惡的勾當。它想賄賂天體派教徒，但遭到了拒絕。然而天體派教徒還是跟邪靈展開了對話，他們問邪靈，為什麼要在教師的房子裡放火，那個邪靈沒有直接回答，只是「通過一種神秘的方式」說，它是房子的主人。這顯然是一種威脅，天體派教徒不打算再聽下去，立即命令邪靈不僅要離開那座房子，還要徹底地從象牙海岸消失。邪靈乖乖地走了。
現在，教師的家前門豎起了一個守護十字架，這個飽受折磨的人終於重獲安寧。天體派基督徒充分利用了他們的勝利，唯一令他們遺憾的是那位教師把很多錢花在了神物和穆斯林的法術上面。而他們這些基督徒，僅僅憑著對耶穌的信仰和幾根蠟燭就解決了問題。
就這樣，十七公里的故事有了一個大團圓結局。這是一個道德說教故事，就像《兄弟晨報》的很多內容一樣，整個故事帶著循循善誘、撫慰人心的味道。邪靈被一股更強大的力量擊潰了。不僅僅是一個鄉村教師的心靈重獲了安寧，整個象牙海岸也得到了一次淨化。
《兄弟晨報》沒有提到誰被附體了，也許是出於法律上的慎重，更有可能是出於對邪靈的忌諱。記者只給了一些暗示：那個被附體的人經常出入那座房子，跟教師的家人很熟，為教師做很多事情。《象牙海岸星期日》雜誌用了兩頁圖文特稿來報道這件事情，登出了教師和他兩位妻子的照片。被附體的人有沒有可能是其中一位妻子呢？兩位妻子看上去都無精打采的，跟那位無精打采的教師一樣，不同的只是她們兩個都形容消瘦，而教師有點胖。黑巫術和邪靈的出現似乎讓這三人都見識了一下什麼是地獄。黑巫術不是鬧著玩的，事實上，《象牙海岸星期日》的封面文章講的就是真正的宗教與黑巫術、好法術與壞法術之間的鬥爭。
外國訪客看到阿比讓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便聯想到非洲的發展與成功。但阿比讓位於非洲，在非洲人的意識中，這個世界的安全也通過另外一種方式獲得了保障。政府控制下的媒體傳遞著撫慰人心的訊息：非洲隧道的兩端都有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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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門旅行，是為了發現其他的意識狀態。在這場認識的歷險中，如果我所到的地方，人們都過著拘束的生活，這說明我的好奇心還部分地受制於我的特立尼達殖民地背景。我選擇的地方，無論它們顯得多麼陌生，都跟我業已知道的東西有一定的聯絡。一旦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滿足，一旦一個地方再也沒有出乎我意料的東西，這場認識的歷險就結束了，我就會焦灼不安地想要離開。
我的好奇心是一個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種學者或記者的好奇心。因此當我旅行時，雖然我只能讓我所發現的東西牽引著我，但我同時又彷彿生活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中，隨著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相交織、一起事件為另一起事件拉開帷幕，我也從一無所知走向豁然開朗。這場認識的歷險也是人性的歷險：我只能跟從意氣相投的召喚。我不用勉為其難；沒有哪個發言人是我必須要見的，也沒有哪個人是我一定要採訪的。通過我慢慢喜歡上的那些人，我最能找到我想要的、對一個地方的理解。在象牙海岸，我主要在外僑中間走動，他們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我通過他們的眼睛，通過他們的各種各樣的經歷，打量著這個國家。
特里·施羅德是這些外僑中的一員，他是美國大使館的公共事務官員。他年近五十，是個身材瘦削、相貌英俊的單身漢，有著讓女人既著迷又覺得不可接近的憂鬱氣質。他準備早早地從外事職位上退休，象牙海岸是他的倒數第二站，而且他在這裡的任期馬上就要結束了。對我說「一點咖啡、一點可可」的就是特里，他讚歎象牙海岸取得的經濟成就，但他對它的非洲的一面也有自己的感受。
也正是特里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告訴我，象牙海岸住著一位著名的非洲聖人，他已經很老了，他是總統的靈性顧問。這位聖人也樂得為其他事情擔當顧問，特里希望我能見見他。但那位聖人不幸「住院」了，我在象牙海岸逗留期間他一直沒有出院。這位聖人名叫阿馬多·漢培特·巴，他以前擔任過大使，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個重要機構的成員，但他在象牙海岸的聲譽都跟他的靈性造詣有關，因為他精通數字命理，對其他玄奧秘傳的東西也頗有研究。特里跟他比較熟，可以去醫院探望他，特里總是稱他為「漢培特·巴先生」〔「漢培特」的發音跟「humpty」（矮胖墩）相去不遠〕。漢培特·巴來自象牙海岸北邊的馬裡，他是穆斯林，但非洲宗教在他心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伊斯蘭教是我的父親，非洲是我的母親。」據特里說，這是漢培特·巴的名言之一。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在非洲，當一位老人死去時，一座圖書館也隨之燒燬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特里還跟我說起一個人，他在研究當地的鄉村巫醫（或者說是藥劑師）。巫醫裡面有些人確實掌握了某種知識，能夠用非洲的方法治療非洲人的神經症，他們也瞭解草藥和毒藥。他們對毒藥諱莫如深，他們掌握的毒藥知識讓人害怕，這構成了他們的一個力量來源。
談起毒藥，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加勒比群島。在舊時代，奴隸種植園不斷有「新黑鬼」（這是他們的稱呼）補充進來，這些黑人就來自象牙海岸這類地方，毒藥是奴隸和奴隸主面臨的特殊恐怖事件之一。奴隸中總有會使毒的人；在種植園的奴隸中間，隱藏著一個地下的非洲世界，裡面通常能找到一個儲存了好些毒藥的人；而一個復仇心切的奴隸會做出很恐怖的事情。一七九四年，特立尼達西班牙港的科布倫茨莊園有一百名奴隸中了毒，莊園主被迫放棄了這份產業。一八〇一年，流亡的德·蒙塔龍貝男爵買下了這座莊園，投毒的人又開始活動了，在男爵擁有這份產業的第一個月，他投入莊園的一百四十個「熟練」奴隸損失掉了一百二十個。
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主對非洲法術的恐懼不亞於毒藥。奴隸制依賴於奴隸的服從，依賴於奴隸接受自己該受奴役的邏輯。然而一位擅長說服別人的法師能夠喚起非洲人的本能，他們會讓其追隨者覺得白天工作的世界不真實，會讓平常比較順服，甚至是忠誠的奴隸起身反抗。因此法師一旦被指認出來，就會被施以酷刑。在特立尼達和馬提尼克，他們會被活活地燒死。
法術與毒藥，在群島舊文獻的描述中，它們顯得像是絕望中的武器，在那個時候也許的確如此。然而在象牙海岸，它們是一個依然完整的世界的一部分。象牙海岸官方弘揚的非洲文化雖然有時顯得只是吸引遊客的題材，但其實也是非洲宗教的一種表達。即便是旅遊紀念品商店出售的面具，即便是高爾夫論壇酒店游泳池旁邊上演的舞蹈，其中仍然包含著某種敬畏感，散發著廣為施行的法術的光暈。這裡的人知道另一種現實，他們輕鬆自如地生活在一個充滿了靈性與神靈的世界裡。
特里·施羅德介紹我認識了阿爾蕾特。阿爾蕾特是個黑種女人，來自馬提尼克。她的法語優美而清晰，讓我心中那個中學男生對法語的愛一下子完全復活了。她四十歲左右，身材高大，待人極其友善，毫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知識，她將讓我弄懂這個國家的很多事情。她在巴黎遇到了一個象牙海岸人，跟他結了婚，在象牙海岸一住就是二十年。但她現在已經離婚了，她的前夫去了加彭，那是法國在非洲的最新領地，盛產石油，遍地黃金。阿爾蕾特在阿比讓大學的藝術系工作。她一個人住，在外國人社群中有很多朋友，我覺得她害怕孤獨。她是一位外僑——在象牙海岸，外僑有白人也有黑人。
馬提尼克，法國，說法語的非洲：一條清晰可見的環環相扣的生活軌跡。若是在以前，當我身處地域逼仄的特立尼達，從黑人老師那裡學習法語、傾聽他們對法國文化之開放與自由的讚歎時，我會覺得阿爾蕾特的生活之旅非常浪漫。但是當我醞釀我的象牙海岸之行時，我並沒想到，法屬西印度群島人正在沿著迂迴的路徑返回非洲。就這樣，除了我自己能聯絡上的人，別人也開始幫我介紹其他人。象牙海岸變得不再像我想象中的那個國家。
我們是在歌德學院贊助的一次鋼琴演奏會上遇到阿爾蕾特的，歌德學院是西德大使館的文化機構。特里之所以去參加那場音樂會，部分原因是為了支援一個外交同行：外國使館舉辦的文化晚會往往吸引不到很多來賓。象牙海岸人富有、成功，享受著外國勞工的服務——總的來說已經厭倦了外國人，很難調動他們的胃口，特里說。特里自己舉辦文化晚會的時候會先安排一頓晚餐，希望人們用過餐後會留下來，但這一招並不總能奏效。外國文化太外國了。美國人在象牙海岸舉辦過的最隆重的活動是美國海軍波特蘭號的來訪：就在不久之前，美國人用無與倫比的登陸艇演習了一場對離岸島嶼的襲擊。
特里帶著一絲傷感的驕傲說：「那場演習讓象牙海岸軍方開了眼界。」
阿爾蕾特住在一座院子裡，裡面是一排排的政府公寓。我們開車去接她，沒接到，就去了歌德學院。她已經在那邊的花園裡等我們了，一個身材高大、棕黑色皮膚的女人穿著一襲亮閃閃的白色長裙，在燈光和樹影中顯得有一絲淒涼。她在嚼著什麼；她總是在緊張地嚼著、吮著糖果，或者在吃著什麼東西。他們已經把她公寓裡的水給停了，她說。她對賬單有異議，拒絕付錢，他們就把她的水給停了。現在她輪流到幾個朋友的家裡用浴室。（她為水的事情搏鬥了幾天，但最後還是付了賬單。）
鋼琴獨奏會的聽眾是白人。歌德學院為說法語的非洲獻上的鋼琴家是個阿爾薩斯人，他有一個法國名字。他以前為歌德學院做過非洲法語地區的巡演，在當地獲得了知名度。他高挑細瘦，半帶微笑，腳穿笨重的黑皮鞋，有著一雙白皙而有力的大手。每當掌聲響起，他便起立鞠躬，從演奏臺上小心翼翼地走下兩級搖搖晃晃的活動臺階，然後輕快地走到大廳盡頭，彷彿再也不回來了，但他只是在陰影裡面等上一會兒，便再次向演奏臺走來，走上搖搖晃晃的臺階，再鞠一躬。結束的時候，他走回來了兩次，演奏了兩首加演曲目。
阿爾蕾特用法語說：「我跟特里打賭，這裡只會出現十張黑人面孔。但我錯了，只來了三個。」非洲人不喜歡文質彬彬的音樂，阿爾蕾特說。他們只喜歡非洲夜總會的音樂。非洲學生即便到了巴黎，也只想找那種音樂來聽。但不管怎麼樣，她說——她隨著她講的法語節奏搖著頭，承認她自己在今晚的獨奏會上也有些坐不住——鋼琴家今天選了一些難懂的曲子。
鋼琴家和德國文化參贊站在門口向賓客道別。鋼琴家整潔、緘默，身穿黑色西裝。參贊有著藝術家式的隨意風格，戴著一副大大的圓框眼鏡，圓腦袋上留著一頭長長的紅髮。他為晚會的成功感到高興。這次晚會開銷不菲，他對特里說，畢竟是一場高水準的音樂會。阿比讓的歌德學院一年只能舉辦一次這樣的活動。這位鋼琴家本來要去迦納的阿克拉，但是——參贊做了一個外交官的聳肩動作，儘管我們都知道迦納的事情，但他不好評論。
音樂會之後，阿爾蕾特和我去了特里的房子。那是一座單身漢的房子，客廳很大，而且裝飾得很正式，特里的很多文化晚會都是在這裡舉辦的。客廳裡擺著來自東方的紀念品——特里曾經在東方供職——還有一些非洲的面具和其他器物。特里為我們拿來了紅酒，然後下廚給我們炒雞蛋。
阿爾蕾特向我談起了法國人。她喜歡法國文化，她說。但她討厭法國人的禮節。她指的是法國人在社交禮節上刻板拘泥，最喜歡在「正確的杯子、正確的餐具、恰當的紅酒」這些問題上小題大做。對於那些小家子氣的法國人來說，尤其是在阿比讓這樣的地方，這套繁文縟節就像是道德原則一樣不容違背。法國人對食物也過分痴迷。法國食物是法國神話的一部分，但阿爾蕾特對此並不欣賞。當你從國外回來，他們只知道問你：「mange-t-onbienlà?」（那裡的東西好吃嗎？）對這樣的人你怎麼欣賞得起來。
阿爾蕾特說，在象牙海岸，法屬西印度群島人（加勒比人）的行為方式一如法國人。他們瞧不起非洲人，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文明人、是法國人，他們期望非洲人仰視他們。「但他們失望了。」西印度群島人弄錯了；非洲人不會仰視任何人；對於居住在象牙海岸的一部分西印度群島人來說，這裡的生活讓他們心裡充滿了壓力。
因此，儘管阿爾蕾特對非洲人和夜總會音樂有些微詞，但她還是把自己跟法國人和某一類法屬西印度群島人區別了開來。而且很顯然：儘管她的非洲婚姻以失敗告終，儘管她現在形單影隻，但她心中仍然對非洲一往情深。
我們的晚餐是雞蛋、黑麵包和紅酒，談話轉向了阿馬多·漢培特·巴，那位聖人，總統的靈性顧問。
阿爾蕾特的眼睛閃閃發亮，她說：「他是個偉人，是非洲的偉人之一。」
特里手裡多出一本阿馬多·漢培特·巴的小冊子《一個穆斯林眼中的基督》。十九個月前，聖人曾經送給《紐約時報》的弗洛拉·劉易斯一本這樣的小冊子，並用顫抖的手給她簽了名。
那天晚些時候，我在這本小冊子上讀到了漢培特·巴的數字命理計算，他運用了乞靈術和其他宗教法則證明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本質上的同一性。
漢培特·巴將自己描述為「一個進行對話的人」。小冊子最後一章講的是象牙海岸總統，他說，總統在處理國務之餘，經常跟他就靈性問題進行長談。一天，他請總統講個故事——比方說，他從非洲長老那裡聽來的傳奇——故事的寓意在於兄弟般的愛。總統便對他講了一個故事。
「亞穆蘇克羅宮廷中有個俘虜，他負責孩子們的教育。他很喜歡我，給過我很多建議，對於我這樣一個要被培養為酋長的人來說，那些建議必不可少。但首先我應該宣告，在伯爾羅部落中，‘俘虜’像是一個標籤，而不是現實情況。那人雖然是奴隸，但他作為人的價值並不因此而被剝奪。」
總統小時候正是從這個奴隸（或俘虜）那裡聽到了一個令他終生難忘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從前有個農民，有一年，他獲得了好收成，於是帶著他的稻穀去趕集。稻穀賣得很好，賣完稻穀之後，他就在市場上閒逛。一個商人的攤子上擺著一把漂亮的刀，農民看到就喜歡上了，把刀買了下來。農民很珍惜這把刀，為它做了個鞘，還在鞘上鑲嵌了珍珠和貝殼。一天，當他修剪樹木的時候，被這把刀割傷了手指。在疼痛中，他把刀扔在地上，厲聲詛咒它。但緊接著，他又把刀撿了起來，擦乾上面的血跡，放回掛在身旁的刀鞘裡。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個農民為什麼沒有把那把不知感恩的可惡的刀扔掉？這是因為愛，那個農民愛他的刀，故事的道德含義就在於此。
這就是亞穆蘇克羅宮廷的俘虜對將要成為酋長的男孩講的故事，總統把它告訴了漢培特·巴，漢培特·巴又把它印在了自己的書裡。
奴隸制，「俘虜」，這是非洲的習俗，仍然延續至今，就像毒藥和巫術。但這個沒頭沒尾的小故事想說明什麼呢？怎樣把對一把刀的愛詮釋成兄弟之愛呢？這其實是一個關於權力與調解的寓言，它來自一位老總統、一位老酋長。權力是酋長的獨斷權，但一位遵循傳統做法的好酋長也會訴諸調解的做法。壞人被趕到了一邊；但他們曾經是好子民，曾經發揮過作用，也博得過酋長的喜愛；酋長會記起這些，於是會原諒他們。
一位仁慈的統治者，一位希望與被統治者情義相通的統治者，這是漢培特·巴想呈現給讀者的酋長，作為符合非洲理想的領袖，酋長在人們的心目中變得非常有魅力，非常打動人心。我略微進入了阿爾蕾特眼中的非洲世界。
3
特里的助理將為我安排亞穆蘇克羅之旅，阿爾蕾特則會安排我認識一位老師。他是象牙海岸人，在大學的民族社會學研究所工作，他開設了一門有爭議的課程「鼓意學」：訊息鼓的科學。與此同時，我一直在找一個能帶我去十七公里的嚮導，最近有邪靈在那裡作祟，一位中學老師的家裡不時地爆發出神秘的火光。
漸漸地，這幾件事情都安排得有了眉目，我的日程排得滿滿的，而且豐富多彩。在度過了最初的日子、收穫了零零星星的印象、經過了半正式會見和初來乍到的禮節之後，我開始探索這裡的主題和這裡的人，開始生活在自己小小的小說裡。
菲利普——就是那位英國外僑，他的妻子是蓋亞那人，他們帶我去過大巴薩姆的海邊，那是外僑週末遠足的路線——有一天在我住的賓館留了一張字條。他找到了一個象牙海岸小夥子，他願意帶我去十七公里，還願意向我一般性地介紹非洲的法術。這個小夥子擔任過這種嚮導，他曾經幫菲利普的同事接觸過隱修士中間的法師。他現在失業了，目前象牙海岸的就業情況不好，即便是象牙海岸人找工作也難。
第二天早晨，我們三個人——菲利普從辦公室出來，當我們的介紹人——在阿比讓市中心的一間邋里邋遢的小咖啡館見了面。
小夥子樣子不錯，體格健壯，腰身細長而結實。他有一張非常精緻的非洲面孔，五官的輪廓十分鮮明，他的皮膚非常黑，顏色勻整，沒有一點斑痕或深淺的變化。他很注意著裝，襯衫是熨過的，非常整潔。我只能看到這些外表的特點，從他那熱烈的眼神中，我看不出那是聰慧、遲鈍、巴結，還是潛伏的惡毒。他叫德傑吉，來自比提部落，是象牙海岸的第二大部落，僅次於總統的部落伯羅爾。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討論開銷上，對這次旅行可能會發生的每一筆費用進行估算。我們要僱一輛計程車，德傑吉會去安排，他認識一個人，他的車比賓館的計程車便宜。村長那裡要用一點錢，還要花幾筆小費，再就是德傑吉的服務費——他說他要提前到村子裡去一趟，讓村民做好準備。
德傑吉的身子向前探著，越過了塑膠桌面上的咖啡杯，一副鬼鬼祟祟的表情。對於每一項開銷，都很難讓他說出一個確切數字，就連他自己的服務費，他也不肯說個準數。每提到一筆開銷，德傑吉的臉上就會掠過一絲心不在焉的、煩躁的倦意。菲利普彬彬有禮地追問他，從來不讓他沉默得太久。現在必須設定一個上限了，菲利普用英語對我說。否則到了付錢的時候，德傑吉有可能會「漫天要價」。最後，所有的費用算下來大概是兩到三萬當地法郎，也就是三十五至五十英鎊。德傑吉說，等他跟村長和計程車司機談好之後，第二天會打電話告訴我最後的數字。
德傑吉說自己是個信徒。他指的是他相信神靈，相信法術的力量。他說，他之所以肯做我的嚮導，是因為他想讓我也成為信徒。
我問他，我是外國人，這會不會給我們這次訪問帶來麻煩。他先說不會，然後又說會。我是印度教徒，是不是？印度教徒也以擅長法術著稱，物神術士會把我當成競爭對手，向我隱瞞一些東西。如果是歐洲人就容易多了，就像菲利普這樣的人，儘管菲利普的膚色和我的是一樣的。
他最後這句話很出人意料，因為菲利普和我的膚色根本不同，但對德傑吉來說是一樣的。他仍然在用部落人的眼睛看世界：只要不是非洲人，就同屬於另一種膚色。
我請他把他的全名寫給我，他先寫了自己的姓，最後寫的是他的法語教名。當我說起他的法文名字時，他皺了皺眉，用寫字的手輕輕做了個撣拂的手勢。這個名字無關緊要，他說，只用於各種證件。
第二天，他打電話到賓館前臺留言：十七公里會面的事情已安排好。他來到賓館之後告訴我，司機的費用定在一萬八千法郎。我還聽明白了，他說——他的話非常含混難懂——還需要兩千法郎作為小費。計程車司機是村長的弟弟，他說。要為村長準備一瓶威士忌：酒在非洲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價值」。
看起來他提出的價格沒有超出我們說好的上限，於是我請他進酒吧，敲定我們的交易。
在賓館光線幽暗、氣氛「私密」的酒吧裡——酒吧里布置著金屬鑲邊的薔薇木傢俱，黑色的pvc座套裝飾著鉚釘——他就像在城裡的咖啡廳一樣從容自若，或者他只是對周圍的環境不敏感。他呷著啤酒，就像在咖啡廳裡喝咖啡一樣悠閒地喝喝停停。然後，他又現出鬼鬼祟祟的神情，前傾著身子，說話聲音變得輕柔，熱切地望著我。
這個國家的發展已經走了上歧路，他說，自上而下地走上了邪路。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沒有回答，只是繼續著自己的話題，他說大學已經「飽和了」，這裡只有一所大學，錄取條件非常苛刻。現在有很多人失業了。人們來到阿比讓，染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這是他們的不幸。這個觀點我第一次從他嘴裡聽到，為什麼說是他們的不幸？他壓低了聲音，彎腰靠近我說——彷彿希望我能領會他所說的話的全部重要性——他已經忘記了怎樣跳舞，忘記了怎樣跳他的部落和民族的舞。他在他們村子裡跳過舞，但到了阿比讓，他就跳不出來了。
我問起了他的家庭情況。他說他有九個姐妹，八個兄弟。他說他父親是農場主，是為象牙海岸創造了財富的農場主中的一個，他有兩三個妻子。現在他們家所有的孩子都在阿比讓，德傑吉住在一位叔叔家裡，那是他父親的兄弟。這位叔叔是機械師，有兩個妻子和十三個孩子。
我很想聽德傑吉講講他的家庭生活，但他想談的是法術。在阿比讓有一些象牙海岸人，他說，他們的衣著打扮都是現代的，用法國口音說著語法正確的法語，他們跟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聯絡，他們說自己不再相信非洲的神靈。但這些人不願意回村子，因為他們害怕巫術。在內心深處，這些說法語的非洲人仍然是信徒。
德傑吉的話我不能完全聽懂，不光是語言的原因。也許是我忘記了他的單純，被他的開場白（「這個國家走上了歧路」）誤導了，我一直試圖在他的談話中尋找的東西——一種態度，一種深思熟慮之後的立場——也許並不存在。也許，這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流落在阿比讓街頭的失業村民只是對這個國家「自上而下」的發展感到由衷的困惑。也許，作為我的探訪法術之旅的嚮導，他只是想激起我對法術更大的興趣。
4
我來象牙海岸之前，有人告訴了我一些名字，其中一個是喬治·尼安高蘭－博夫。關於這個人，我的筆記上寫著：「人類學家，可以在大學的民族社會學研究所聯絡到他。大約五十五歲，‘鼓意學’世界級專家，研究部落裡擊鼓交流的形式。深諳非洲藝術，收集的阿善堤秤砣堪稱一絕。」
他聽起來很是個人物。當人們把當地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給到我時，作為過客的我經常不好意思去登門拜訪，我對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就是這樣。但我向一些人問起了他，我很快發現，博夫先生的學術地位頗受爭議，如果說他稱得上世界級的鼓意學專家，那是因為這門學科正是他開創的，就連「鼓意學」這個詞也是他發明的。作為大學課程，鼓意學和非洲哲學一樣備受爭議。有人覺得，鼓意學和非洲哲學是否存在都是個問題。
在大學工作的阿爾蕾特認識尼安高蘭－博夫和他的秘書。他的秘書是個說法語的西印度群島人，我的加勒比同胞。一天上午，這位女士打電話給我，她的聲音清脆悅耳，但她的法語跟阿爾蕾特不一樣，我不太能跟得上，尤其是在電話裡。她的名字是安德蕾，在電話裡我聽明白了：她的上司尼安高蘭－博夫先生還在美國講學，但我不妨到大學裡去取一下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鼓意學著作，新印的書那天早晨剛剛送到了辦公室。
校園很大。一些工人坐在一棵樹底下——小樹周圍的雜草都已經給磨光了——他們把民族社會學研究所的樓指給我看。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磚房，已經有些風化了。進去之後，掛著一串名牌的走廊上，小小的「博夫」名牌赫然映入眼簾，讓我覺得精神一振。走進那間小小的辦公室，先看到一幅宣傳鼓意學課程的大海報，又看到一幅印著阿善堤金秤砣照片的海報，這一切讓我感到興奮。
那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秘書安德蕾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棕色皮膚的女人，是阿爾蕾特的朋友。她很友善，但跟阿爾蕾特不一樣，她沒有阿爾蕾特的活力、高大和溫柔。她身材瘦削，兩個鏡片遮蓋著一雙勞損的大眼睛，小卷發緊緊地攏在腦後，挽成一個小小的髮髻。她穿著一件淺藍色的毛線開衫和一條厚厚的彩格呢半身裙。辦公室裡開著空調。她的著裝風格——受人尊重的法國風格，受人尊重的西印度群島風格——宣告她不是非洲人。她包裡的毛線活也在宣告這一點。她穿的那件藍色開衫也許就是她自己織的。她說——那天上午，她在辦公室裡顯然無事可做——她不喜歡讓手閒著。
現在，她的法語比電話裡更難懂了。因為是面對面，她加快了語速，提高了嗓門，發出涓涓細流般的聲音。她的話我有一半沒聽懂，我本來就不好的法語在對方毫不加以照顧的情況下變得更糟了。
她的辦公桌就在窗邊，上面放著毛線活。她把不在場的上司的大辦公桌指給我看，它緊挨著走廊的牆，桌子後面是一把寬大的塑膠靠背轉椅。她讓我感覺到了這個小房間的空曠。
但她這裡有上司的書。她拆開褐色的包裝紙，給了我一本大開本的平裝書《鼓意學導論》。封面上印著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照片，他坐在一個露天的鼓樂儀式上（臺上有麥克風）。他身材魁梧，有酋長風範，身披非洲棉布衫，正半閉著眼睛傾聽鼓聲。此刻，他對我來說變得真實了，他不再只是一個人名加一門名稱古怪的學科，他的辦公桌在我眼中也變得更有個人色彩。擺在他桌子上的那些小小的銅器確實很美，就像牆上那幅海報裡的金秤砣一樣。
有一個圖案在這些秤砣上反覆出現，它可能是一個表意符號，也可能是度量單位，這個圖案是「卍」，或者說接近於「卍」。我問安德蕾，這些秤砣有沒有可能源自印度。我沒有把話說清楚，她只回答說，這些秤砣非常非常古老。海報上也是這樣說的，這些東西非常古老，它屬於非洲，是非洲文明的證明。為非洲文明提供證據——我開始感覺到，對於安德蕾為之當秘書的那個人來說，這就是他的事業。
安德蕾上午的工作已經做完了，她把毛線活放進手袋，鎖上了辦公室。她說她會陪我走到有計程車的地方。當我們走在學生中間時，她說，我應該每天吃一片氯喹，有備無患。這是預防瘧疾最好的辦法。我有過這樣的打算，但一直沒有做。她說她可以跟我一起坐計程車去一家她認識的藥店。我們來到校園邊上的一家藥店，那位藥劑師可能是歐洲人，也可能是黎巴嫩人，介紹氯喹的用法時，他一味地對著安德蕾說話，而不是我。
現在接近中午了，正好是午餐時間。我把安德蕾從她的辦公室帶出很遠了，但她不介意。她喜歡有人做伴，而且我是阿爾蕾特的朋友。她說她知道市中心的一家餐廳。
當我們乘計程車駛出公寓街區，來到濱海大道時，安德蕾大致指著一個地方說：「我母親住在那裡，她會用紙牌算命。」
我假裝沒有聽到。
「我母親是個寡婦，」安德蕾說，「她用紙牌算命。你應該懂這個，你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都是看星相的。」
她說，她的發音第一次這麼一清二楚，就像是在上語言教學課，「ma…mère…lit…les…cartes.」（我母親看紙牌算命。）
我一邊任由計程車漸漸駛離她母親看紙牌算命的地方，一邊說道：「真是一種不錯的天賦，一份好職業。」
安德蕾尖聲說道：「我母親是受過正規培訓的護士。」
我思忖著：安德蕾和她母親，這兩位西印度群島的女士是怎樣千里迢迢地從瓜德羅普來到象牙海岸的呢？我問：「你跟你母親住在一起嗎？」她的嗓門提高了，充滿了抑揚頓挫，她說沒有。一家子住在一起，那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而法國人，她指的是像她這樣的法國人，都是分開住的。我問她為什麼會來象牙海岸。她說她在巴黎遇到了一個象牙海岸人，他們結了婚。他們來到象牙海岸生活後，他們的婚姻就破裂了。
她指引著計程車來到市中心那家餐廳，那是一棟大房子，像個穀倉。餐廳的門敞開著，門外立著漆繪的選單牌。「這裡挺乾淨的。」安德蕾說。我們進去之後——餐廳裡的人還不多——她又說：「這裡不是挺乾淨的嗎？」這裡還不錯，而且居然有個打著領帶的黎巴嫩人在一張餐桌前飛快地吃著東西。他埋著頭，外套放在椅背上，像是去趕赴一個商務約會。但餐廳裡燉肉和其他菜的味道太濃了，即便大門敞開著，裡面仍然煙熏火燎。我不想待在那裡，安德蕾失望了。
我們乘計程車來到一家賓館，這是我唯一知道的地方。這裡是市區較為溼潤的區域。賓館坐落在一條商業街上，街道兩側種著熱帶杏樹，樹上長著圓圓的葉子。街上有黎巴嫩人開的布料店，有擦鞋的小男孩，還有衣衫襤褸的非洲人，這些人很可能來自其他國家，他們懶洋洋地在開裂的人行道上坐著、躺著，散發著汗味。一個非洲人頭戴白帽，身穿穆斯林長袍，正在進行正午的祈禱。他跪在地上，向前彎著身子，沉浸在恍惚的狀態中。
這家賓館屬於一個二流的連鎖品牌，在經營者的努力下實現了浮華與偽劣的混合。安德蕾見到後卻感到興奮。她說：「價格不菲。」她的舉止也立刻提升到跟她對賓館的看法相一致的高度。她出錢付了計程車司機小費：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我們在餐廳剛剛坐下——我們的位子靠著玻璃牆，俯瞰著高速公路，遠處是黝黑的溪流和往來的船隻——她就對著穿制服的服務生擺出一副苛刻的法國做派，慢條斯理、細緻入微地問起跟選單有關的問題。
服務生不買賬。他習慣了跟歐洲夫婦、商人（這裡有幾個日本人）和退隱獨處的人打交道，在這種不能指望有優質服務的地方，只要稍微善待他們一點，他們就會感激不盡。服務生誇張地皺起了眉頭，安德蕾對此視而不見。她精挑細選了一番之後，點了她要的東西。我點了一份煎蛋餅。安德蕾臉紅了，她說她點的東西太貴了，堅持要換，服務生在旁邊一直等著。最後她定下來要豬腿肉配薯條。
她現在有些不安，服務生一離開，她就開始說話了，語速非常快。她說她過得不容易。她陷在了象牙海岸，再也回不了故鄉——她指的是法國，指的是西印度群島的瓜德羅普，很多年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後，如今從各種意義上說，它都太遙遠了。她在大學裡每個月掙九萬法郎，相當於一百五十英鎊。六年前，她幸運地得到了現在這份工作。在那之前，她在託兒所當老師。「不太好。」她說。
她嫁給了她在巴黎遇到的一個象牙海岸人，來到象牙海岸四年後，他們的婚姻結束了。她丈夫的家人拆散了他們，她說。法國女人，像她這樣的法國女人，如果跟象牙海岸人結了婚，就應該一直待在法國，她說。在象牙海岸，象牙海岸人的家人能夠破壞兩個人的婚姻。
服務生來上菜了。他有些自鳴得意，因為他用兩隻胳膊端著六個盤子，像是特意在向安德蕾展示他的法式餐廳服務風格，既然安德蕾對他擺出了那樣一副法國做派。安德蕾沒有回應他的微笑。她板著面孔，懷疑地打量著他的一舉一動。結果——就像是在安德蕾目光的判決下，他註定要證實小家子氣的法國人的看法：非洲人就是笨手笨腳——他把一隻盤子弄掉了。那隻盤子不是我們的。當他垂頭喪氣地回來清理地毯上的濁物時，安德蕾已經在優雅地吃她的豬腿肉配薯條了。她先把一片豬腿肉放在盤子的一邊，然後開始吃其餘的部分，彷彿她不會去碰那片擱在一邊的豬腿肉。但是到了最後，盤子裡的東西全都不見了，包括薯條、豬腿肉和果凍。
她又談起了她在象牙海岸的生活。她不經常坐計程車，她說，太貴了。因此總的來說，我今天算是在款待她，於是我決定盡這個餐廳所能好好地款待她。
我問她喜不喜歡乳酪。卡芒貝爾軟酪和瑞士乾酪？她問。我說是的。她說她特別喜歡卡芒貝爾軟酪。她不喜歡山羊乳酪嗎？喜歡，但是卡芒貝爾軟酪更精美，而且也是一種價格不菲的東西。
她以她不容置疑的態度把服務生召喚過來——她對他剛才的事故沒有流露出一點同情，這種漠然一下子消滅了他那略帶粗魯的對抗氣焰——她問，有沒有各式乳酪，有沒有備選的花樣，有沒有乳酪托盤。服務生說有。他開始介紹，安德蕾打斷了他，命令他把乳酪托盤拿過來。現在他承認了她的權威，當他把托盤拿來時，她變得非常嫻靜，彷彿在獎勵他的順從。她只取了兩小塊卡芒貝爾軟酪，儘管就她的盤子來說，她可以取四倍的量。
她說這裡的卡芒貝爾軟酪不錯。其實不怎麼好。我熱情地讓她再來點甜品，她順從了。她召喚服務生，讓他把甜品托盤也拿過來。她沒去過國外，她說，邊說邊慢條斯理地吃著她點的那塊顏色蒼白的蘋果餡餅。她沒有去過周邊國家，迦納、利比亞、幾內亞，都沒去過。她沒錢去旅行。
賬單拿過來時，她優雅地做了一個要付賬的表示，拿出錢包，開啟，彷彿裡面裝著什麼秘密。我讓她把錢包收起來。然後——在賓館吃完這頓拙劣造作的法式布林喬亞午餐之後，法國的優雅和西印度群島混血兒的優雅來到了她身上——她說，她希望有一天去我的國家拜訪我。
我們坐計程車回去。安德蕾說她想在教堂下車。而教堂對她來說，至少在當時的情境下，只是一個地標。安德蕾那位會用紙牌算命的寡母住在教堂附近，而且是一個人住——就像法國女人應該做的那樣。
在非洲明亮的陽光中，這裡顯得如此的幽靜。這陽光一如加勒比的午後日光，但是對於離開了瓜德魯普和巴黎、只剩下象牙海岸的安德蕾來說，故鄉是多麼遙遠！
公路沿著鹹水湖蜿蜒，穿過半外交性質的開發區，來到高爾夫論壇酒店，酒店對面是開發了一半的高爾夫球場，球場裡面保留了幾棵樹幹粗壯的猴麵包樹，提醒人們這裡曾經是熱帶森林。酒店花園裡，孩子們在泳池周圍嬉戲，供他們玩的有假山、肚子空空的塑膠大象和水滑梯，胸部扁平的女人在池水邊光著上身曬日光浴。身穿褐色制服的非洲保安在幾個守護點上坐著。湖邊，在一個像是湖灘的地方，白沙被人為地堆起，堆到了混凝土的地基上，地基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兩三英尺高，這就是汙濁的鹹水湖輕輕拍打的堤壩。變質的水面上長著一種小小的、綠色捲心菜一樣的植物，有著鬍子般稀疏的根。這些水生植物向著有遮擋的地方彙集，在船舶的背風處，在混凝土的牆根邊，織成一片片鮮活的綠色小地毯，在水面上搖晃著。
我發現，尼安高蘭－博夫先生在《鼓意學導論》中特別提到了安德蕾：面對一位苛刻而固執的上司，她是一位盡職盡責的合作者。這種敘述讓他顯得很有魅力。翻過致謝部分往後看，我發現「鼓意學」這個詞其實是尼安高蘭－博夫先生自己造出來的。他試過其他詞：tamtamologie，tamtalogie，tambourinologie，tambourologie，tambologie，attangbanologie。但全都放棄了，因為這些詞聽上去都像是在強調擊鼓的藝術，而不是把「訊息鼓」當成對部落歷史與傳統的記錄，從而進行研究。訊息鼓模仿並保留了古代歌詠中實際用到的詞：那些歌詠就是昔日的非洲文獻。關於訊息鼓的真知就像阿善堤秤砣中的藝術和算術元素一樣，為非洲賦予了古老的文明，歐洲人和殖民者認為這種文明並不存在。證明它的存在就是尼安高蘭－博夫先生的事業，就是從瓜德魯普和法國遠道而來的安德蕾所服務的事業。
當我再次見到阿爾蕾特時，我告訴她，安德蕾的法語我很難聽懂。阿爾蕾特說這正是她所擔心的，安德蕾的話比較難懂。安德蕾有點緊張，但她有一雙非常靈巧的手，會織毛衣，還會編掛毯。她母親是個很好的通靈師，會用紙牌算命，總能說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阿爾蕾特說，安德蕾第一次婚姻失敗後，在象牙海岸又結了一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精神失常了，這件事情影響了她的健康，其實，她母親就是為了照顧她才來到象牙海岸的，她母親以前是護士。她們不住在一起，但在一起吃飯，安德蕾每天跟她母親一起吃中飯和晚飯。
才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聊了安德蕾的情況之後又聊了別的——阿爾蕾特又告訴我，安德蕾第二個丈夫是在做政治犯的時候發瘋的，他遭到了毒打。
我們聊天的地方是象牙酒店，特里·施羅德跟我們在一起。象牙大廈並不只是一座酒店，這裡面有酒吧、餐廳、商店、彈球機遊戲區、保齡球道和溜冰場（溜冰場的冰暫時除走了，場地被重整成一個足球場），這是阿比讓的一個開了空調的奢華的遊樂場，人們喜歡在晚上進來，沿著長長的走廊看看逛逛。這裡的冷氣開得特別足，很多人的穿著都是有備而來。
外面，在溫暖的空氣中沿著酒店門前的車道奔跑、追趕剛到的汽車的是妓女。這是阿爾蕾特告訴我的。（我沒看見她們，沒有人追我們的車。）這些妓女是農村來的姑娘。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學生妓女，她們把這份職業當成娛樂，而不是出於真正的需要。女大學生不跟男大學生睡覺，她們跟政府裡的人睡覺，他們身居要職，送得起配得上女大學生的禮物。窮學生都留給了阿比讓的女中學生，因為男生只有助學金，所以一個女中學生往往同時給兩三個男生服務，每週跟每個男生睡一兩次，月底結賬。
這種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非洲人相信，在男女關係中，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阿爾蕾特說。他們既不尋求、也不指望忠誠的性關係。因為不忠而離婚，會被認為是小題大做。在婚姻中，最重要的關係是家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當嫁給象牙海岸人的西印度群島女人——就像安德蕾，就像阿爾蕾特自己——來到象牙海岸後，會發現自己深陷泥淖。她們的男人說了聲「再見」就走了。
加勒比女人在巴黎會被矇蔽。當一個男人說他來自酋長家庭，家中擁有眾多奴隸和僕傭時，這些女人會為他傾倒。西印度群島的女人有著她們自己關於愛情的想法，當非洲男人向她們表白、甚至求婚時，她們以為的含義，那個男人從來沒有想過。流落到象牙海岸的西印度群島女人既沒有部落，也沒有家；她的非洲丈夫會毫無愧疚地對她們說「再見」。如果一個象牙海岸男人把外國妻子帶回家，他的家人就會為他選一個非洲妻子，把她送到他家裡。他如果不接受非洲妻子，他的家人就會給他施加詛咒。這個男人非常害怕詛咒（也很害怕毒藥），一般都會屈服。
這就是阿爾蕾特的故事。生活在非洲，她說，會讓一個人所有的理念和價值觀都遭到質疑。這是好事，她又說。於是我再一次注意到，阿爾蕾特說的有些話像是在批評非洲，但最後你會發現，那些根本不是批評。在阿爾蕾特心目中，非洲重新教育了她、塑造了她。雖然同為外僑，但她的孤獨有別於安德蕾的孤獨。
5
吉爾·舍曼是特里·施羅德的助理，他在幫我安排去亞穆蘇克羅的旅程，他有天寫信來，說他找到了帶我去那裡的最佳人選。那人就是易卜拉欣·基塔，他是總統在殖民時期的政治盟友的兒子，他和總統的關係很密切。總統希望看到人們在象牙海岸打高爾夫，易卜拉欣·基塔便全身心地投入了這項事業。他很喜歡打高爾夫，是高爾夫聯盟的主席，也是亞穆蘇克羅那座著名的高爾夫球場的負責人。據說，總統把亞穆蘇克羅的開發工作全面託付給了他。他會定期坐著他那輛極其寬敞、車速很快的梅塞德斯去亞穆蘇克羅，他是帶我去那裡轉轉的最佳人選。
可是，當我在吉爾·舍曼那裡遇到易卜拉欣·基塔時，他好像不知道要帶我去亞穆蘇克羅這回事兒，一句也沒提，其實，他整個晚上都沒怎麼說話。他的國際語言是法語，不是英語。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四十歲左右，因為長期打高爾夫而練就了一副運動員的體格（他那天晚上因為打球已經很累了），他的膚色和相貌有點像西德尼·波蒂埃。他妻子艾琳那天晚上跟他一樣寡言少語。易卜拉欣·基塔是穆斯林，艾琳的沉靜可能是非洲穆斯林的一種謙卑。她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非洲人。她在迦納出生，她的父輩來自西印度群島，她孃家的姓氏是巴斯比：他們是來自巴貝多島的黑白混血，說英語，屬於中產階級。
那天晚上她弟弟跟她在一起。他也是在迦納出生的，現在住在倫敦。他對記者工作和非洲的出版業感興趣，目前正在象牙海岸出短差。他是個有魅力的男人，蓄著絡腮鬍，三十多歲，皮膚是棕色的。他的舉止結合了倫敦和西印度群島中產階級的風格。他聰明活潑，性格開朗。那天晚上我大多數時間都是在跟他聊天。
他的家庭故事非常感人。一九二九年，他的巴貝多籍父親在英國取得醫生執業資格後，決定到非洲來工作。他屬於最早一批從英屬西印度群島來到非洲的黑人職業人士。二十年代，黑人在個人領域每取得一點進步，都只會讓他更強烈地感覺到種族剝削。英帝國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廢除了奴隸制；但是在西印度群島的英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已經被英國棄之不顧，因為已經毫無價值——黑人和白人的種族態度從那以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二十年代，黑人職業人士感到非常孤立，哪怕是在自己的社群當中。
巴斯比醫生做的事情，很多像他這樣的黑人只是嘴上說說，很少付諸行動：他決定回到非洲，為非洲服務，儘管非洲本身也是殖民地。他去了黃金海岸。那是英國統治的地區，就在法國統治的象牙海岸旁邊。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去世。
一九五七年，黃金海岸獨立了，成了迦納。恩克魯瑪掌權，然後倒臺。在迦納獨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整個國家成了一片廢墟。巴斯比醫生的孩子現在都已經移居國外。
我問那位年輕人，那位醫生的兒子，他對迦納的事情怎麼看？他給了一個不是回答的回答。他說，那是迦納必須要經歷的。但在一九五七年——當象牙海岸還很貧困的時候——迦納很富裕，擁有受過教育的國民，社會體系也很健全。這些為什麼都被揮霍殆盡了？是不是因為恩克魯瑪——因為他的種族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因為他的狂妄自大、鋪張浪費？
他不合邏輯的回答令我驚訝。恩克魯瑪領先於他的時代，年輕的巴斯比說。領先？巴斯比說：「你讀過恩克魯瑪的書嗎？你應該讀讀他的書。」就是說，他的偉大之處存在於他的文字裡，而不是他的事業裡？恩克魯瑪，巴斯比說，有著關於非洲大陸的宏圖遠略。他無限地超越了部落領袖的視野。他向讀者展現出一幅非洲宏圖，他的構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革命性；這就是在獨立後，他那麼誇張地搞建設，讓整個國家都破產了的原因。恩克魯瑪為黑人的尊嚴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你可以去問任何一個美國黑人。」巴斯比說。
吉爾·舍曼就是美國黑人，但他也許出於外交技巧，沒聽到這句話（他正在跟易卜拉欣·基塔說話），我也沒去問他。
黑人的尊嚴——我想跟巴斯比繼續探討這個話題——這種理念是不是已經過時了？非洲獨立了，加勒比的黑人島嶼也獨立了。黑人是不是可以去為其他事情奮鬥了？
巴斯比說：「舊的理念也許最終會證明是最好的理念。」
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只是始終如一的種族激情。他忠於父親的事業，五十年過去了，世界已經改變，這項事業已經變得像一種宗教。無論現在面臨著怎樣的災難，黑非洲一定能夠取得勝利。世界，他說，仍將轉向非洲。文盲很快會成為英國和其他西印度群島國家的問題，世界將會發現非洲之道中蘊含的價值。他給我講了一個非洲故事，類似於一個寓言。故事講的是一個農耕社群和一個航船社群，他們彼此輕蔑，但通過某種儀軌的安排，雙方都保全了自己的驕傲，相安無事地生活在一起。非洲能為世界提供的就是這類解藥。
他住在英格蘭。作為記者和出版商，他需要以英格蘭為基地。但這個重要的事實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對事物的看法。我問他，他希望非洲怎樣。他說，他希望非洲發展。但不是象牙海岸這種型別的發展：他尋求的是能讓非洲人保持自己靈魂的發展。他講得再清楚不過了。也許是針對資本主義的一些政治反對意見阻擋了他的視線，他沒有看到，法國理念和非洲理念在象牙海岸仍然是多麼涇渭分明；他也許沒有意識到，非洲世界仍然是多麼完整。再也許，他家族的事業在他身上已經變成了一套沒有可能實現的關於「純粹非洲之道」的宗教理念。
他去跟易卜拉欣·基塔說話，跟他商量我的亞穆蘇克羅之旅。我已經在跟其他人的聊天中得知，基塔（因為打球的疲勞，他此時已經精神恍惚了）說，當你習慣於駕駛波音707之後，你就沒辦法用塞斯納載客了。這是我獲得的表明基塔知道我們要去亞穆蘇克羅這件事情的第一個訊號。而這個訊號傳遞的訊息是：基塔不能帶我去。梅塞德斯的輪胎出了問題，顯然不能讓他開著一輛對他來說只相當於賽斯納的汽車送我去亞穆蘇克羅。
真可惜，輪胎壞了，巴斯比說，間接向我道出了壞訊息。易卜拉欣是個很棒的司機，他開著那輛梅塞德斯，兩小時可以跑一百五十英里。但易卜拉欣從奈及利亞弄來的備胎質量不好。這個級別的梅塞德斯需要一種專用的輪胎，易卜拉欣只好讓人去德國訂了。
易卜拉欣·基塔、艾琳和她弟弟一行離開了。吉爾·舍曼說，他準備自己開車送我去亞穆蘇克羅。那天晚上剩下的時間裡，我又聽到一些跟梅塞德斯有關的談話，還聽到人們說基塔夫婦是多麼好的人。
安德蕾、阿爾蕾特和年輕的巴斯比——非洲向他們每個人都發出了召喚，他們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非洲。巴斯比繼承的事業是種族救贖，他對非洲的神秘信仰是他所需要的。但那是一項個人事業，它來自另一片大陸、另一個過去，來自另一種觀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而德傑吉這樣的人，那個要帶我去十七公里看神秘火光的嚮導，仍然只知道神靈和部落。在種族意識上，德傑吉還很單純。
6
十七公里就在通往亞穆蘇克羅的公路邊，位於土質柔軟、地面崎嶇的鄉村，遠離「時髦的」阿賈美非洲人居住區和工業區。根據德傑吉的說法，計程車司機是我們要拜見的村長的弟弟。計程車駛離了主城區，我們在城鄉結合帶的一家酒鋪門口停下買威士忌，按照德傑吉的說法，這是我們必須送給村長的。
酒鋪是個簡陋的單間房，只有最基本的陳設，甚至透著質樸的氣息：幾個貨架，每個貨架上都擺著幾瓶特定牌子的酒（像是樣品），釘著一個價格標籤。店員是個年輕小夥子，神情泰然地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桌上光溜溜的，只有一小疊擺放得整整齊齊的過期的《兄弟晨報》。我們沒買威士忌，德傑吉挑了一瓶售價三千一百法郎的杜松子酒，合五六英鎊。店員用一張《兄弟晨報》把酒瓶裹了起來，德傑吉小心翼翼地接過了瓶子。
這裡土質鬆軟，地上像是沒有石頭。樹長得比較高，樹冠稀疏，枝幹裸露——都是椰樹、棕櫚和樹幹粗壯而枝條很短的猴麵包樹。它們並沒有挨在一起，在地平線上形成一道低矮的植被線，我的視野裡只有東一塊、西一塊的枝幹裸露的垂直景觀。
我們離開汽車道，駛上了一條沒鋪瀝青的紅土小路，路兩旁都是綠色的灌木。看來，我們終於來到了真正的農村，但路上總能看到橙色的阿比讓計程車顛簸而過。過了一會兒，我們經過了一片金屬板搭起來的棚子，那是存放香蕉的地方。十七公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村莊，它只是阿比讓邊上的一個定居點。這裡沒有茅草屋，只有混凝土房子。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顯然是沿著以前的村路修的，垃圾堆讓路變得更窄了，而且彎彎曲曲的。我們一路上都能看到計程車來來往往。
我們開車穿過一個香蕉種植園，香蕉樹種成一排一排，黑色的地塊之間挖了深深的排水溝，長出來的每串香蕉都裹著起保護作用的藍色塑膠袋，藍色不是一種自然的顏色，非常觸目。另外一些地塊上，採完香蕉的樹被砍倒了，只剩下褐色的樹樁，新的吸根正從鬆軟的香蕉廢料中長出來。我們看到的是讓象牙海岸變得富有的深耕農業的一角。
我們最後來到一個村子，村子裡有一條寬敞的、沒鋪瀝青的主幹道。這裡的平房都是用混凝土建的，牆體是漂淺了的地中海色，灰撲撲的。很多小孩在街上跑來跑去，揚起陣陣塵土。我們在主幹道上停下，下了車，走進兩棟混凝土房子夾著的過道——駛過這段半叢林狀態的道路，我突然覺得像是來到了一個鎮子的貧民窟——從後門走進一個房間。我們已經在村長家裡了，這個房間是他的接待室。
房間裡，臨街的窗戶旁邊擺著一套笨重的塑膠軟包的扶手椅。豌豆綠色的牆面，因為人們的倚靠和磨蹭，有些地方顏色晦暗，有些地方在反光。牆上掛著幾張帕茨紙鑲邊的照片，像是很隨意地掛上去的。房間裡有個高高的開架書櫃，擺的全是基督教方面的書。村長是個有信仰的人，但他不是牧師，而是福音傳教士。
他從另一個房間走進來，一個高挑的中年人，戴著金邊眼鏡，腕上有一塊大大的數字金錶，腳上穿著橡膠涼鞋，他的腳踝受傷了，裹著一大截白色繃帶。他身穿一件巧克力色的印花衣服，這讓他的膚色顯得很難看，他的膚色也給衣服帶來了同樣的效果：衣服顯得死氣沉沉，而且不太乾淨。這是非洲人對織物的審美趣味。
德傑吉神色凝重，板著面孔，手裡拿著用報紙裹起來的杜松子酒。村長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了片刻，就不再看它。我們在窗邊的椅子上坐下，德傑吉把酒瓶放在椅子上，放在自己的身後。
街上有人通過敞開的窗戶衝著屋子裡面叫喊。窗戶的轉軸裝在窗框上方，好多張小孩的面孔擠在向上推開的窗戶和窗臺之間，好奇地嘰嘰喳喳，村長一邊跟我們說話，一邊不時地停下來，衝著那些孩子喊，讓他們走開。
很多成年男人從後門進來，站在房間裡，他們離一張桌子比較近，桌面上隨意地放著報紙和其他東西。進來的人裡面有些上來給村長錢，村長像是心不在焉地把鈔票垂直地攥在左手裡，一邊說話，一邊用拿錢的手打著手勢。當他開啟雙腿，把兩腿間的衣服拍平時，深藍色的短褲時不時地會露出來。
冒火光的房子讓這個村子有了名氣，他顯然為此感到高興。但他說，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作為一名基督徒和福音傳教士，他不相信黑巫術的力量。（他椅子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張照片，他穿著西裝，正在接過一張文憑或證書，那是他被任命為福音傳教士的場景。）村子裡以前沒出過任何問題，他說，既沒有神靈顯靈和奇幻的事情，也沒有邪靈的蹤跡。然後，學校院子裡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一位老師——阿里克先生——的房子開始冒火了。毫無疑問，這是一起靈異事件。
這件事情當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作為村長，他展開了調查。他發現，阿里克先生有兩個妻子。不久前，他給了每個妻子四萬法郎，約合七十英鎊。但第二個妻子認為自己得到的錢比第一個妻子少。這就是村長髮現的情況，到這時，案情似乎已經真相大白了：「激發」火光的就是第二個妻子，或者是她體內的邪靈。這種事情太簡單了，解決的辦法有好幾種。
班熱維爾住著一位先知，那裡是以前的法國殖民者定居點，離阿比讓不遠。那位先知非常有名，還有一個自己的小教派。村長去徵求他的意見。他製作了一種白色的粉末送給村長，讓村長把粉末抹在那位心懷不滿的第二個妻子的腳上，保證能摧毀邪靈下在她身上的任何法力。
村長照做了，第二個妻子現在是正常人了。但是阿里克先生的房子仍然在冒火光。這時問題變得非同小可，引起了每個人的關注。穆斯林修士和其他法師都被請來一試身手，備受折磨的阿里克先生花了大把的錢。他獻了祭品，但什麼效果也沒有。然後，基督教天體派的一個福音傳教士來了。基督教天體派是一個新的教派，他們來自迦納，到象牙海岸只有三年時間，正急於確立自己的地位。村長決定讓這個天體派傳教士試一下。
這位傳教士對這件事有著很敏銳的看法，他觀察著那座屋子。他發現，到了晚上，有個隱形的小女孩在那座房子裡自由地進出。搗鬼的就是這個小女孩，沒有別人。早上，天體派傳教士把學校院子裡的所有小女孩都叫到一起，他直接走到那個在夜間隱形的小女孩身邊，她就是那個心懷不滿的第二個妻子的女兒。她坦白了，她的故事簡直難以相信：她媽媽在自己的法力被先知的白色粉末摧毀之前，把它轉到了她身上。
盤踞在十七公里的邪靈不是一般的狡詐，黑巫師的法力居然可以傳遞，正是這一點把大家都給難倒了，這也是為什麼這起事件引起了公眾的各種猜想。
小女孩的腳上也塗了粉末，她和她媽媽被打發回她姥姥的村子了。慎重起見，另一個妻子也被送回了孃家的村子。從那以後，村長說，就再也沒有出過事。
村長手裡攥著鈔票，一邊思考一邊說：「我告訴你，在這件事之前，村裡沒有過任何麻煩。但我覺得我也應該告訴你，我們這一帶確實出沒著一些眾所周知的基尼。」基尼就是妖怪，就是精靈。「你們過來的時候，注意到路上的一個急轉彎了嗎？在靠近香蕉種植園的地方。有些基尼就在那個拐彎的地方，是一些很小的母雞。」他用兩隻手大概比畫了一下。「不是小雞，而是很小的母雞。如果司機見到它們，就一定會發生車禍。」
我想知道那對被送回村子的母女怎麼樣了，她們還是黑巫師嗎？有可能還是，村長說。神情一直比村長還要凝重的德傑吉說，回到村子裡——遠離了好先知和天體派基督徒——那些白粉的威力可能就沒有了。一個人是怎樣變成黑巫師的？那種可怕的才能會在一個人很小的時候傳到他身上。它有可能傳到任何人身上，跟這個人是否邪惡沒關係。
德傑吉說：「離開了文明，每個人都會成為黑巫師。」
這是德傑吉對一個失去了理性和規則的混亂世界的想象，我認為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隨後又覺得，當德傑吉說到「文明」時，我不確定他指的是什麼。我們上次見面時，他反對「自上而下的發展」。他思念他的鄉村生活，思念他的民族舞蹈，他相信物神崇拜。他說的「文明」就是那些古老而真實的事物的總和嗎：有組織的社會；正確的膜拜；能夠通過法術讓社會免遭惡靈的肆意侵蝕？或者，德傑吉的意思要簡單得多？難道，當著村長這位政府官員的面，他只是在複述政府的「發展」大計？
是村長拿他的杜松子酒的時候了。他拿起報紙裹著的酒瓶，隨意地開啟一半檢視了一下標籤。他那張疲倦的、操勞過度的臉上閃過一絲滿足的表情。然後，他跟我們聊起了一般的閒話，彷彿是為了答謝我們的禮物，跟我們額外聊一會兒。他發了點牢騷，說他地裡的活兒現在很難僱到勞動力。大家更願意給白人和大公司的外國人幹活，那些人當然給得起更高的工資。
房間另一頭的桌子上擺著的正是那份報道冒火房子事件的《兄弟晨報》。德傑吉想要那張報紙，村長很和藹地給了他。我們坐上計程車，準備親眼去看看那座房子，村長已經允許我們前去，早些時候走進村長接待室的一個小夥子陪著我們。德傑吉在車上讀著那份報，不停地用手指摸著紙面，彷彿報紙上的字是凸起來的。
德傑吉搖了搖頭，發出短促的、心領神會的笑聲。他說：「這些天體派基督徒絕對是在利用他們的成功大做宣傳。」
那位教師的房子是一群低矮的混凝土平房中的一座，房子的外牆都塗成了赭石色。這個如此平淡無奇、又如此名聲在外的定居點仍然是個過日子的地方。然而就在這正午的生活中，有著一種神秘的氣息。校長的房門敞開著，前屋好像沒人。敞開的房門外面，一個木製十字架牢牢地豎在地上，大約三英尺高，上面嵌著金屬做的基督教天體派的耶穌受難像。
這個定居點的每座房子後面都有一個敞開的用來做飯的棚屋。棚屋和房子之間，鬆軟的紅土上留著掃帚掃過的痕跡。鋁鍋下面，木柴在石頭中間燃燒。一個小女孩在掃那些溼漉漉、髒兮兮的垃圾，掃帚是用長長的椰樹枝做的。幾英尺開外，一個女人把一隻小碗放在地上，正在用搗槌碾裡面的茄子；不遠的地方，有一坨小孩拉的整整齊齊的大便。
到處都能看到小孩。有幾個小孩在一張印著紫色圖案的草墊上滾著玩，德傑吉把我們官方向導的話翻譯給我聽，說他們就是那個教師的孩子。但嚮導說得不對，或者是德傑吉誤解了。教師的孩子是個憂鬱的小傢伙，他孤零零、一動不動地坐在灶火旁邊，像個小老頭。眼淚把他沾了灰塵的臉給弄花了，眼裡還噙著剛剛湧出來的淚水。黑巫術不是鬧著玩的，它讓整個家庭陷入了一場災難。這個小男孩現在由教師的妹妹照看，教師的兩個妻子都被送回孃家的村子了。教師的妹妹蹲在灶火旁邊，她身穿綠色的非洲衣裙。等她站起來，我才發現原來她也只是個小姑娘。
做飯的棚屋後面，地勢突然隆起了一截，上面種著香蕉和其他的樹。有一些垃圾一樣的東西零零散散地扔在那裡，那是教師家裡被火烤壞了的東西：烤壞的衣服，烤壞的傢俱。我感到失望，我本來以為能夠看到更強的火勢留下的證據。但總歸還有這些烤壞了的小物件擺在這裡展覽，儘管它們都是遭人嫌棄的邪惡之物。在這裡，神秘事件依然新鮮，它那已經成為傳奇的殘骸還近在眼前。
這排房子的盡頭，幾個女人和女孩子湊在一個做飯的棚屋裡，她們為了稍微吸引一下我們這些訪客的注意，正在鼓勵一個小孩跳舞。她們哼著歌，拍手笑著，看看小孩，又看看我們。有幾個片刻，那個蹣跚學步的小孩突然踏著腳，邁起了柔緩的舞步：他的雙腳是那麼靈巧，雙腿是那麼靈動，而他那孩童的臉龐卻帶著憂傷和空洞。女人和女孩笑了起來，小孩又跳了一小下舞。這都是為了我們，然而當我們揮手作別時，那些女人並沒有抬手回應我們。
我們開車在這一帶轉了一下。這片叢林，或者說這片像是叢林的地方，有些讓我感到驚奇的東西。教師家所在的定居點四周（包括十字路口周圍）有一些建築，看上去像是研究所，而且有很多歐洲人在這一帶活動。我表達了我的驚訝。我們的官方向導（他是前任村長的兒子）嫌我少見多怪，尖刻地對我說了幾句話，就像是在對一個外國人兼蠢材講話，然後他一直沒有恢復和顏悅色的狀態。我們在主幹道上把他放下，那是開往亞穆蘇克羅的汽車道。他那身黑色的非洲服裝讓他在我們視野中很快變成了一團黑影，他昂首闊步地向公路對面的鎮子走去，立刻消失在人群中。
7
我跟德傑吉的交易到最後變得很糟，這要怪我，我給了他太多錢。他說過，他需要兩千法郎作為小費。我沒弄明白，這筆錢，不到四英鎊，是他自己收的低廉的服務費。我把這筆錢給了他，又給了他六千法郎（也就是十英鎊），作為他的服務費。他的眼睛鼓了一下。我第一次見他做出了一個激烈的、或者說不夠文雅的姿勢：他把我遞給他的鈔票一把抓了過去。然後，他的背稍微拱了一下，彷彿在抓錢的一剎那被逮住了似的，他興奮地顫抖了一兩秒鐘。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給我打電話，說他下午過來，他要帶我去班熱維爾見一個著名的物神術士。
他來了。當我下樓去賓館大堂見他時，他說他早晨忘了告訴我，每體驗一次，術士要收一萬五千法郎。我說我不想體驗，只想跟術士說說話。德傑吉說，那可是一種了不起的體驗。術士可以用刀子把自己的手劃傷，然後讓傷口癒合。
德傑吉說：「花一萬五千法郎，術士會給你三次體驗。」
「一次多少錢？」
「大概五千就夠了。」
我們走到賓館前院。這次他沒事先找好計程車，我還以為他已經找好了。他讓我坐賓館的計程車。他跟一個司機站在外面，兩個人開始商量，他們商量了好一會兒。德傑吉的情態變了，不再神色凝重，身體放鬆了下來，變換著姿勢倚在計程車上，他笑啊，聊啊，就像街頭遊手好閒的人。我從視窗望出去，催他快一點。德傑吉很隨意地笑著，彷彿跟我很熟，他讓我等著。
最後，他和司機終於上了計程車，我們出發了。司機沒有打表，我以為這表示去班熱維爾的價錢已經談好了。其實並沒有，因為開出一兩英里後，司機提起了這個話題。他對我說：「你們從班熱維爾回來，叫計程車沒問題。」我問德傑吉，費用方面是怎麼定的？德傑吉說，司機要一萬法郎，而他跟司機說一千。我認為他的意思是，最後的價格應該差不多在中間。
我說：「我們能找到回來的車嗎？」
德傑吉說：「在班熱維爾很難叫到計程車。」
他開始談物神術士的法力。還有一個術士比我們要去見的這個更有名氣，但他的要價是天文數字。那個術士能讓自己隱身，還可以穿門而過，對我來說應該是一次很好的體驗，但不值那麼多錢。
計程車司機打斷了我們，說了一陣子非洲話。
我問：「他在說什麼？」
德傑吉說：「他想要一萬五千法郎。」
「但這太荒唐了。」
「我也是這麼對他說的。我說五千去，五千回。」
「就是說，你接受了他一開始的報價，一萬法郎？」
「對。」
這個價格實在太高了，但現在不可能從車上下來了。現在是下午三點多鐘，天氣非常熱，而且自從開出了阿比讓，路上還一直沒見到其他計程車。我說：「告訴他，這筆費用裡面包含了一個小時的等候時間。」
最後好像終於談妥了。
前往班熱維爾的路上沿途都是長滿灌木土質鬆軟的小山包：前方的視野非常開闊，低處的天空在暑氣中變得朦朧。
德傑吉講起了物神。它們非常貴，他說。歐洲人往往都想弄到物神。我記起來了，在德傑吉眼中，我就跟歐洲人一樣。我說，我不想要物神，我只想跟術士說說話。
「是的，是的，」德傑吉說，但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話。「有些歐洲人，還有一些美國人，會為一件物神出價十萬法郎。」
計程車司機說：「聽著，關於我的費用……」
我說：「這事兒已經定了。」
德傑吉張開手掌，對司機做了一個「別出聲」的手勢。
班熱維爾出現在我們面前，低矮的山坡上零零散散地分佈著一些赭石色的混凝土建築。這裡像大巴薩姆一樣，是法國人在象牙海岸的早期定居點：這些退化的殖民地建築，這些混凝土牆和瓦楞鐵皮，標記著當年的帝國的盡頭。
德傑吉前面說，他已經跟術士說好了。但現在看來，他根本不知道術士住在哪兒。
我們轉彎開進一條土路，沒多遠，土路就變成了一條小徑。我們看到一個身材微胖的年輕人，他穿著一件橙色t恤，上面印著「班熱維爾」，我們向他問路。他心地很好，百分之百地樂意指引陌生人找到那位術士。
我們回到公路上。德傑吉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談起了這位術士做過的一個特別強大的物神，那是在上次選舉時為國民大會的一個代表做的。這個物神把支援對手的選票變成了支援那位代表的選票。那位代表以相當大的差額當選了，他的對手怎麼也想不明白，那些答應要投給他的選票到哪裡去了。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