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果，曾經的比利時殖民地，如今是一個叫「扎伊爾」的非洲王國。有些扎伊爾人會告訴你，這個聽起來毫無意義的單詞來自十六世紀，是當地語言中「河流」一詞的葡萄牙語變體。這就好比這種情形：臺灣人為了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重新啟用當年的葡萄牙名字「福莫薩」。剛果河現在改叫「扎伊爾河」，扎伊爾也是當地貨幣的名字，這種貨幣幾乎一文不值。
這片土地上現在有三個扎伊爾：國家、河流和貨幣。在這裡稱王的那人以前叫約瑟夫·蒙博託，他的父親是個廚子。但約瑟夫·蒙博託受過教育，在比利時殖民統治時期，他還做過一段時間的記者。這個國家一九六〇年獨立的時候，三十歲的蒙博託在當地共和軍擔任中士。共和軍後來變成了剛果國民軍，蒙博託當上了上校和指揮官，經歷了獨立後那幾年的譁變、叛亂和分裂之後，一支傘兵旅始終對他忠心耿耿。一九六五年，身為將軍的蒙博託掌握了政權，隨著他在軍隊和國家中逐步建立起秩序，他的舉止風格也發生了改變，變得越來越非洲化。他拋棄了「約瑟夫」這個名字，改叫「蒙博託·塞塞·塞科·庫庫·恩關杜·瓦·扎·邦加」。
當將軍的時候，蒙博託喜歡穿軍服拍照。今天的蒙博託·塞塞·塞科則喜歡穿他自創的衣服。通過他的表率作用，這種服裝已經成了扎伊爾的宮廷服裝。他的服裝是標準兩件套的精緻版。上衣有高高立起的寬闊翻領，紐扣從上面一直扣到下面，袖子可長可短。領帶基本被禁止，被圖案誇張的領巾所取代，胸部的口袋裡還要放一條跟領巾匹配的手絹。在非正式場合——置身於人民中間的時候——蒙博託喜歡穿印著花朵圖案的襯衫。在公開場合，他總是頭戴一頂豹皮帽，手執一根精心雕刻的手杖。
帽子和手杖象徵著他的非洲酋長地位。只有酋長可以殺死豹子，手杖上則刻著富有象徵意義的圖案：兩隻鳥、一隻蛇形動物和一個肚皮鼓脹的人。我遇到的扎伊爾人沒有一個能說清這些象徵的含義，一位老師乾脆假裝不知道手杖上刻著什麼。他說：「我們都喜歡那樣的手杖。」但在當地的一些紋飾中，人像的肚子之所以脹鼓鼓，是因為其中包含著物神崇拜。扎伊爾人都承認，蒙博託的手杖就是酋長的權杖。當酋長讓手杖離地時，他身邊的人可以發言；當酋長把手杖放在地上時，大家都應該安靜下來，由酋長宣佈他的決定。
官方新發行的手冊《扎伊爾指要》售價不等，街上的書販開價四紮伊爾（八美元），最低兩紮伊爾能買下來。手冊在解釋憲法和總統那幾乎不受制約的權力時，引用了孟德斯鳩關於政權功能的論述。官方日報《埃利馬報》則表達了關於政府的另一種觀點，一種非洲觀點。「在扎伊爾，我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了對他人的自由的深深尊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非常重視調節，人們習慣於磋商，也就是習慣於討論，討論是人人擁有的權利。」
就這樣，孟德斯鳩和祖先被調節到了一起。而且祖先的做法其實很先進，問題只在於找到正確的措辭。「磋商」說到底是一種「對話」，酋長奉行的法則就是通過對話來實行統治。然而當酋長開口，當酋長讓他的雕花手杖落地時，現代的對話便停止了，祖先的非洲便開始接管一切。酋長的話無可置疑，《埃利馬報》不時地用各種方式提醒「反革命」分子記住這一點。
據說，蒙博託的非洲名字的後五個詞指的是非洲酋長必須具備的勇猛的男性生殖力：他是一隻不會放過任何母雞的公雞。但這些詞也許只具有象徵意義。因為身為酋長的蒙博託已經跟他的人民「結了婚」——《塞塞（蒙博託）的婚姻》是一首革命歌曲——而且就像祖先經歷過的美好時代一樣，酋長總是心繫子民。酋長和人民的婚姻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更具法律意義的解釋：酋長跟他的人民有一紙「契約」。他通過現代的國家機關來履行契約，但部長和委員只是酋長的「協作者」，是「連線權力和人民的臍帶」。
酋長、與人民締結婚姻的領主、掌權者，蒙博託的角色越來越多。他還是「純正扎伊爾革命」的領導人、國父，以及全國唯一政黨——人民革命運動黨——的創始人和主席。因此他的自我命名就像他自創的服裝一樣，把古老的非洲跟進步的、新鮮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就像多美男裝（在金沙薩的商店裡賣一百六十紮伊爾，合三百二十美元）搭上一條領巾和配套的手絹就可以變成純正的扎伊爾國服，蒙博託的非洲酋長地位也可以用一堆舶來的花哨理念進行包裝。
他是公民、酋長、國王、革命家；他是非洲的自由鬥士；他受到祖先魂靈的庇佑；他還像某位偉人一樣，就自己的思想出版了一本書（蒙博託的書是綠皮的）。他佔據了意識形態的各個位置，其王權基礎不容置疑。他統治著國民，榮耀無比，他就像中世紀的國王，讓人既愛又怕。他控制著他一手建立起來的軍隊。在金沙薩，他仍然睡在軍用帳篷裡。剛果自由邦時期，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擁有整個剛果，剛果自由邦的很多專制法規經由比利時的殖民行政體系傳遞給了現政權——一八八八年規定礦藏全部歸領主所有，一八九〇年規定所有的空地歸領主所有，一八九一年規定地上產出的所有果實歸領主所有——這些法規如今都被當成古非洲的社會主義傳統繼承了下來。因此，今天的蒙博託就像當年的利奧波德二世一樣，擁有整個扎伊爾。
去年十一月，穆罕默德·阿里在金沙薩對陣喬治·福爾曼，阿里贏了。但在扎伊爾，這場比賽的勝利者是蒙博託。現在，體育場外面仍然掛著巨幅的廣告牌，法語下面的英語寫著：「兩個黑人在黑人的國家、黑人自己組織的賽事中搏擊，全（世界）都在觀看，這是蒙博託主義的勝利。」這場盛事及其聲勢無論在當時是多麼令人歡欣鼓舞，等到一月中旬我抵達扎伊爾時，都已經煙消雲散了。我到的不是時候。酋長做派的蒙博託又丟擲了驚人之舉。兩週前，蒙博託跟他的協作者磋商了兩天後，決定發動一場「激烈的革命」。每個人都緊張起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蒙博託把外國人（主要是希臘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擁有的企業和工廠全部收歸國有，然後把它們交給扎伊爾人民。一年過去了，很多企業已經被洗劫一空，瀕臨破產，現在蒙博託決定把所有企業再收回來，託管給國家。然而什麼是國家？誰是國家？沒有人說得清楚。而「新人民、更忠誠的人民」指的又是什麼？蒙博託操持著純粹的革命語言，似乎在向每個人發出威脅。他說，以前統治剛果的三百個比利時家族，如今已經被三百個扎伊爾家族取代；全國進口的賓士車比拖拉機還要多；整個國家三分之一的外匯收入被用來進口國內可以出產的食物。
面對新興的扎伊爾資產階級——酋長本人一手製造出來的資產階級——酋長向他們正式宣戰：「我給他們的選擇一清二楚：凡是熱愛人民的，都應該把每一樣東西上交國家，都應該來追隨我。」在這種新情緒中，酋長威脅著要採取更多措施。他威脅說要關閉電影院和八家夜總會，他還威脅說要禁止任何人晚上六點之前在公共場所飲酒。
金沙薩有一個比利時人規劃出來的原住民城區，那裡的街道很寬，沒鋪柏油，路面坑坑窪窪，街上隆起的垃圾堆有時比那些塗著地中海顏色的小房子還要高，在奔放豔麗的芒果和雞蛋花的綠蔭中，到處可以看到學校裡的孩子在遊行，支援他們的酋長。《埃利馬報》每天都會報道其他地方的聲援遊行。還沒離開的外國人提心吊膽，國家搶走了他們的企業，有人仍然懷著一線希望，希望能得到一點補償，還有人在等著拿加拿大的簽證。那些發了財、身穿國服的扎伊爾人也提心吊膽，他們表情嚴峻，面對訪客非常緊張，動不動就冒火，一心只想證明自己的忠誠，證明自己身上「純正的非洲性」不輸給任何人。
然而，作為大權在握的酋長，他就應該讓人捉摸不定。酋長聲色俱厲，人民便誠惶誠恐；酋長髮發慈悲，人民便稱讚他寬宏大量。幾天過去了，人們在白天繼續喝酒，甚至早晨也喝；很多非洲人仍然在兩眼發紅、頭腦空白的狀態中度過整個白天（這種狀態往往令初來乍到的訪客迷惑不解）。夜總會和電影院也沒有關門。妓女們仍然在默林酒店周圍忙著做生意。看來在公共道德問題上，酋長總算發慈悲，放過了普通人。
但繃緊神經仍然有必要。沒過幾天，斧子就落到了酋長的很多「協作者」身上。酋長洗了一次牌，圍繞著他的權力圈子縮小了。掌管金沙薩的幾個扎伊爾人突然被解職，被打發到偏遠的叢林地區去傳播革命真理。《埃利馬報》催促著他們離開的腳步。
政治委員會委員再也不會像體制改革之前那樣了。就是說，再也不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公民，脫離人民的日常生活，開著賓士車在金沙薩走街串巷，對叢林裡農民的生活一無所知。新的政治委員將生活在人民群眾中間。他們將深入實地，他們的身份不再是主宰，而是農民。他們會跟工人一起工作，跟他們同甘共苦。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心聲，才能再次成為人民真正的孩子。
這是讓人心驚肉跳的語言。因為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最令他們提心吊膽的事情，他們有的靠官方的掠奪一夜暴富，有的是這個新國家的新人，以「非洲化、非洲尊嚴」的名義佔據著他們不能勝任的崗位，而且經常是什麼工作也不做，幹領著一份薪水。無論他們怎樣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純正的非洲性，唸叨祖先的舊制，他們無不心懷恐懼：害怕自己被趕回去，從金沙薩甜蜜的朽爛回到過去的叢林的朽爛，回到非洲。
然而叢林近在咫尺，城市外面就是叢林，無窮無盡的叢林。從金沙薩到基桑加尼的飛機要飛越八百多英里的森林，那些森林看上去仍然像是處女地。
想一想赤道省的分割槽專員最近在博蒙戈定居點的考察吧。博蒙戈位於吉里河畔，向南一百英里就是重鎮姆班達卡，姆班達卡以前叫「科基拉城」，是原來的「赤道站」，幾乎剛好建在赤道線上，位於剛果河（或者說扎伊爾河）從金沙薩到斯坦利瀑布河段的中點。專員一行從姆班達卡出發，乘汽船沿主河道上行來到魯本哥。他們在那裡改乘獨木舟，駛過二十英里長的魯本哥「運河」，進入吉里河。但那條運河的大部分河段只有六英尺寬，兩岸枝杈攔路，河道在有些地方只有十二英寸深，他們只好把獨木船外側的發動機收起來，改用手划槳。河上還有很多蚊子。
一到運河入口（《埃利馬報》的官方文章寫道），就有成千上萬只蚊子把你從頭到腳團團裹住，逼得你不停地活動……我們在魯本哥運河（毋寧說是魯本哥「水溝」）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我們經常下船進到水裡，以超人的力量幫助槳手把獨木舟從淤泥或樹杈裡拖出來。我們頭天夜裡九點半進入運河，第二天早晨九點才駛出運河，最後終於在十二點半到達博蒙戈，我們當時的慘相，最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心軟。我們在這裡不厭其詳地描寫魯本哥運河，並不是想讓人們打消取道運河前往博蒙戈的念頭，而是為了強調博蒙戈長期與外界隔絕、很少有人到訪的一個重要原因。
專員不辭勞苦，立即開始工作。他向各種團體談到黨政一體化，談到遵守時間、精通業務和保持革命熱忱的必要性。第二天上午，他拜訪了埃貝卡區的一家煉油廠，這家煉油廠於一九七一年被廢棄，如今在一位外國顧問的幫助下重新開工了。下午，專員發表了反對酗酒的講話，並敦促人們提高產量。第二天，他拜訪了一家咖啡種植園。扎伊爾的咖啡種植園以前主要是希臘人在經營，博蒙戈的這家種植園在一九七三年實行了國有化，交給了一個扎伊爾人。這份分配下去的資產經營得並不好：勞工已經五個月沒有拿到工錢。勞工在抱怨，專員在傾聽；但專員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沒有記錄下來。專員每到一處都會敦促大家為了自己的自由和福利，不折不扣地踐行蒙博託主義的原則，每到一處都會敦促大家提高警惕。然後，專員把魯本哥、博蒙戈、埃貝卡留給了成千上萬只蚊子，返回了自己的指揮部。《埃利馬報》認為，這十五天考察的英勇之舉值得用半個版面來報道。
博蒙戈雖然與外界交通中斷，但它距離剛果河（或扎伊爾河）的幹流其實只有二十英里。整個國家的公路網因為缺乏養護而癱瘓，扎伊爾航空公司的國內航班很不穩定，到了一九七五年，剛果河仍然是這個國家的高速公路。然而汽船在這條河上通航已經將近一百年了。一八九〇年，還沒有成為作家的約瑟夫·康拉德乘著以木柴為燃料的比利時「國王號」汽船逆流而上，航行的速度是三小時八英里，而且汽船每晚都會停駛，讓來自食人生番的伐木工上岸睡覺。船上的康拉德也許在想：此時，他正在慢慢進入未經觸控的黑暗之心。然而康拉德的研究者諾曼·謝里在查證了大量記錄之後，在《康拉德的西方世界》中指出，早在康拉德旅行的時代，剛果河上游就已經有十一艘汽船在通航。
現在河面上跑的仍然是汽船，只是比利時人的otraco公司已經被扎伊爾人的onatra公司所取代。水路已經勘察清楚：白色標誌釘在岸邊的樹上，有人定期清理河道兩旁的樹枝。在康拉德的時代，上行的航程需要一個月，如今縮短到七天，下行的航程也從兩週縮短到五天。當年的汽船碼頭今天都變成了鎮子，但它們的角色一如既往：貿易的前哨站。而且一九七五年的汽船航程仍然像是一次穿越蠻荒之地的旅行：一千多英里的水路，目之所及，只有青翠、平坦、近乎一成不變的國土。這片廣袤的國土很少被外界觸碰，在這裡，非洲生活依然完好無損，依然是如此簡單、如此千篇一律，只有船上的旅客從中間匆匆穿過。
汽船在比利時人手裡時，非洲人需要憑優等公民證才能坐頭等艙，持三等票的非洲乘客只能坐在駁船裡，由汽船拖著跟在後面，跟汽船保持一定距離。現在，駁船直接跟汽船船頭捆在一起。駁船有兩層三等艙，船身已經很久沒有刷油漆，到處鏽跡斑斑，十分破舊，船艙裡填塞著忙亂的院落生活：捆好的山羊和裝籠的雞跟乘客擠在一起。汽船上的一等艙乘客在他們的艙門外面睡覺、吃飯，四周瀰漫著濃郁的、熱烘烘的烤魚和烤猴子的味道。
豪華艙的價格是頭等艙的兩倍，已經被船上那個汗流浹背的服務員當成了儲藏室，裡面放著他的掃帚、水桶和抹布，他總是很警惕地向這裡張望，因為這裡也是他用來藏食物的地方。比方說，他會在這裡藏上半磅蔗糖，他把糖倒在河水煮的一鍋茶裡面，然後把茶水藏在衣櫥裡，到晚上才拿出來。他跑到客艙外面挨個敲打、刮擦艙門，直到裡面的乘客放他進去。
客艙的窗簾沒有窗簾環，窗簾掉了下來。「情況不妙。」服務員說。很多燈泡都不見了，而且永遠也不會補上，但牆上空的燈泡座可以用來掛東西。衛生間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是變質的河水，像是未經過濾；汙漬斑斑而且漏水的洗手盆被從牆上拽了出來；鍍鉻的毛巾架永遠空著，人們已經忘了它們是幹什麼的；地板上的洞都補過了，就像補獨木船上的洞一樣，他們用的材料是像淤泥一樣的東西。馬桶的水箱在不停地流水。「情況不妙。」服務員說，彷彿在說著生活中一個不可挽回的事實；然而在一個天色陰沉的下午，當氣溫達到華氏一百度，當豪華艙的窗戶被密封起來，空調系統也壞掉的時候，他連這句話也不說了。
酒吧的櫃子空空如也，只放了三瓶烈性酒。啤酒的狀態永遠是「售罄」，但整條船上到處都是醉眼惺忪的非洲人，船上那位管家更是從一大早開始就醉醺醺的。船上當然有啤酒，但任何服務都要給服務員一點「甜頭」才能得到。這是非洲人的汽船，一切都得按照非洲人的規矩來。汽船的經營方式已經做過調整，這樣才能適應非洲人的需要。頭等艙的甲板上放著兩艘救生艇，乘客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救生艇的載荷。然而汽船並不只是運載乘客的渡船，它還是一個流動的市場，對於很多河畔居民來說，汽船仍然是他們所知道的唯一來自外部世界的東西。
這艘汽船從基桑加尼（以前叫「斯坦利城」）順流而下，駛往金沙薩，中間只停靠本巴、利薩拉和姆班達卡，但它一路都在為兩岸的叢林提供服務。一離開基桑加尼，便進入了叢林的世界。城鎮消失了，破敗的瀑布旅館、海關棚屋、錨在一起的三四艘生鏽的駁船依次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羅馬天主教堂也消失了，然後是一大片廢墟、幾棟河邊別墅，綠色在眼前鋪開：竹子和厚厚的野草探出河堤，土壤現出紅色，光滑的水面映著綠草紅土的倒影，天空經常佈滿暴風雨的陰雲，釋放著電光和隆隆雷聲，彷彿遠處傳來的炮聲，天地間泛著銀色的光。風雨襲來，綠色的堤岸變得模糊，水面泛起波紋，倒影消失，河水泛起了泥沙。叢林顯得生機勃勃，但這些灌木永遠也不會長高，永遠也不會長成森林。
不久，定居點進入了視野：拔光了草的土褐色院子裡搭著低矮的棚屋，茅屋頂和棚壁的顏色跟泥土一樣，地上的草被拔光是因為害怕裡面藏著蛇和兵蟻。男孩子向汽船游過來，享受他們一週兩次的興奮時光。和往常一樣，做買賣的獨木船應聲而出，划船的人嫻熟地把船撐到行進的汽船邊上，把獨木船跟汽船捆在一起，順流而下數英里，卸下船上的貨物（都是叢林出品）：藤椅，用樹幹挖成的研缽，還有裝在碩大的搪瓷盆裡的菠蘿。也許是因為戰爭，也許是其他原因，這裡很少看得到男人，划船的和做買賣的都是女人，或者是女孩子。
她們賣完東西，就開始買東西。汽船前部，不斷有水從二等艙廁所的鋼地板上溢位來，廁所過去一點就是船艙旁邊的狹窄過道，有小孩兒在那裡隨地大小便，負責洗衣、做飯、吸塵等雜活的姑娘們在小心地互相抓著身上的蝨子，空氣中瀰漫著鹹魚、糞便、油煙和鐵鏽混合在一起的潮溼氣味，留聲機在播放音樂，船上的貨攤就浸淫在這一片擁擠和嘈雜中間：這裡賣剃鬚刀片、電池、藥片、膠囊、肥皂、皮下注射器、香菸、鉛筆、寫字本和布匹。這些都是叢林所需要的外面世界的東西，她們費那麼大勁兒，就是為了弄到這些。做完買賣，獨木船從汽船上解開，在黑暗中逆流而上，劃過幾英里長的、沒有燈光的水路。
事故時有發生（就在這次航行中，跟汽船捆在一起的一艘載客獨木船翻掉了，一些從叢林返回金沙薩的學生失蹤了）；晚上，汽船的探照燈不斷地掃射著兩岸。蛾子在燈光下顏色慘白，河面上的水葫蘆也呈現出白花花的顏色：這種水生植物一九五六年在剛果河上游出現，隨即蔓延而下，一發不可收，它那肥厚的綠葉形狀像百合，灰粉色的花朵宛若野生的風信子，呈現出妖冶的美麗。它的繁衍速度非常快，可以在水中形成一座浮島，讓其他植物在上面生長，它會纏住汽船的螺旋槳。即便汽船照行不誤，即便再也沒有戰爭，這些水葫蘆也會把河畔居民囚禁在叢林的遠古生活中。
早晨，又一批獨木船出現了，船上載著新鮮的貨物：一盆盆埋在溼潤的黑土裡的鼻涕蟲、新鮮的魚、還有猴子。有燻好的猴子，也有炭烤的小猴腦，還有剛剛殺好的猴子，有灰猴，也有紅猴，它們的尾巴尖被撕開，撕開的尾巴翻上來，纏住它們的脖子，繫牢，它們就這樣被捆著，被人抓著尾巴從獨木船上拎出來，獨木船上載著成箱成籠的死猴子。眾人無比興奮，猴子是非洲人的美味，在金沙薩賣六紮伊爾（合十二美元）的猴子在河上三紮伊爾就能買到。
在顫動的鋼鐵甲板上，那些猴子有時候看起來像是活的，彷彿還在呼吸。風吹拂著它們的毛髮，紅猴的臉有的倒向這邊，有的歪向那邊，像是心滿意足地沉入了深深的夢鄉，它們的前爪鬆鬆地握著，有的向前伸著。汽船的尾部，較低一層的甲板上生起了一堆篝火，燒烤開始了：死猴子臉部朝下，衝著篝火，皮毛被燒得無影無蹤。在船頭，山羊和母雞中間有一隻溼漉漉的幼猴。它被拴得牢牢的，它可能是某個人的寵物，也可能是他的晚餐（第二天，救生船上出現了一隻猴子的顱骨，骨頭被剔得白白淨淨——有人開了一個非洲玩笑）。
就這樣，日復一日，汽船運載的市場一路前行，只在本巴、利薩拉和姆班達卡稍作停留。在幾個經停碼頭上，可以看到兩層樓的比利時殖民建築：赭石色的混凝土牆，白色的拱門，紅色或綠色的瓦楞鐵皮屋頂。岸邊，竹子漸漸讓位於棕櫚，長在低處的棕色棕櫚葉子拂動著泛黃的河水。岸上沒有真正的森林，高大的樹木都死了，白色的樹幹和光禿禿的枝條兀立在低矮的綠色灌木上方。更低矮的植被有時零星出現，有時鋪展開來，在你眼前湧出一片綠草叢生的熱帶草原，在午後溼熱的空氣中顯得奄奄一息，非常詭異。
河道變寬，河中開始出現小島。然而這片非洲腹地並非荒無人跡，這裡總能看到土褐色的、拔光了草的院子，院子裡搭著土褐色的棲身之所，棚屋周圍散佈著小塊田地，種著玉米、香蕉或甘蔗；而且船上的人一喊，總有做買賣的獨木舟應聲而出，來到船邊。將近日暮時分，太陽在熱騰騰的霧靄中顯現為一輪橙色的圓球，倒映在河中，河水夾帶著紅色的礬土，在陽光下變成了一條橙色的水帶。只有當汽船和駁船駛過時，這寧靜的橙色倒影才在船頭激起的漣漪中潰散。太陽落下的時刻，河水有時會在紫羅蘭色的天空下變為紫羅蘭色。
這是一片有人居住的荒野。非洲人用非洲的方式使用著這片流域的土地：焚燒、養護，然後將其拋棄。它看似荒蕪，但人們都知道它物產豐饒；它野性難馴，就像一隻猴子。灌木和枯樹一直到金沙薩的外圍才消失。泥土和礬土蔓延九百英里後才讓位於火成岩，大地才開始出現丘陵，出現一些突兀的斷層，而地表卻變得平滑，光禿禿的，只有低窪的地方長著植物，給地表帶來幽深的色彩。
「今天種，明天收」：基桑加尼人這樣形容這個地方。但這片能養活整個大洲的廣袤的綠色大地，卻幾乎連自己也喂不飽。在金沙薩，肉和蔬菜都需要從別的國家進口。儘管政府已經嚴令禁止，雞蛋和橙汁還是從南非來到了金沙薩；奶粉和瓶裝奶則來自歐洲。叢林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一個叢林密佈的地方，組織化的農業根本無從談起。
比利時人在其殖民統治的最後二十年，一度想發展非洲的農業，但卻一敗塗地。汽船上有個姑娘是老師，她還記得那段不明智的、徒勞無功的嘗試。一天，一位作家在《埃利馬報》上說，農業必須「工業化」，但採取的方法不能像「以前的殖民者及其追隨者所宣揚的那樣」。比利時人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們太照搬理論，太脫離農民，他們把農民一概視為「無知的」、「愚昧的」。這位作家認為，扎伊爾就像中國，只有以傳統的方法為基礎，才能建設健康的農業。機械不是必需的，它們不一定全都跟土壤相適合，比方說，拖拉機經常導致土壤貧瘠。
兩天後，《埃利馬報》刊登了另一篇文章。作者說，這個國家的農業人員開墾的土地面積很少，產出也「微不足道」，這不是什麼秘密。必須採用現代機械，朝鮮的專家馬上就要來這裡向我們傳授經驗。文章配著一張大幅的拖拉機照片，向讀者允諾著未來。
關於農業的問題，就像關於許多事情、甚至是關於政府的原則問題一樣，讓人感到困惑。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身後那片廣袤的叢林。但叢林仍然是叢林，有著一整套按照它的邏輯建立起來的生活。在遠離礦區、遠離衰敗城鎮的地方，比利時人離開的時候，大地仍然像他們到來時一樣，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aperireterramgentibus」，向諸國敞開。在金沙薩的火車站，紀念碑已經面目全非，花崗岩上的浮雕口號卻留了下來。這條鐵路從大西洋一路鋪到金沙薩，運載著奔走於金沙薩的激流之外的另一種蒸汽交通工具，剛果就是這樣被開啟的。紀念碑豎立於一九四八年，是為紀念鐵路通車五十週年而建的。
但這條鐵路現在主要用於貨運。這座帶有城郊風格的小車站仍然豎著「金沙薩東」的站牌，但現在，很少有旅客會乘火車抵達這裡，走出站臺，步入碼頭後面沿著剛果河南岸修建的雙向林蔭大道，步入昔日帝國的輝煌。車站外面的轉盤裡面，國王阿爾貝一世的雕像已經被搬走。通過仍在銷售的舊明信片可以知道，雕像中的國王穿著制服，佩戴著遮陽頭盔和寶劍；雕像基座側面的銅製銘牌也被敲掉了，只剩下銘牌上方的一點裝飾，看上去像是香蕉葉子；泛光燈也已經被砸爛，電線裝置被扯了出來，已經生鏽；整座紀念物只剩下兩根高高的磚砌立柱，就像兩根立在被遺棄的剛果版亞壁古道盡頭的柱子。
站廳裡，時間表的框子已經變形，裡面空空如也，金屬框裡面的玻璃也不見了。然而，在車站的院子裡，走過一扇扇無人看管的敞開的門，一件真正的殘骸出現在眼前：一座生產於一八九三年的火車頭，這也是執行在剛果鐵路上的第一個火車頭。它立在一片光潔的砂石上面，周圍種著巴豆，旁邊有兩棵旅人蕉。火車頭小巧玲瓏，是為窄軌鐵路設計的，車身裝著低矮輕巧的鍋爐和高高的煙囪，車廂是敞開的，顯得古香古色；整個火車頭看上去依然完整。車頭上標著「第1號」，旋渦花飾上鐫刻著十九世紀比利時工業擴張時期的赫赫有名的字號：約翰·科克里爾－瑟蘭有限公司。
在金沙薩，知道這個火車頭的人並不多。它之所以能倖存下來，也許是因為它跟很多比利時遺物一樣，已經是個廢物了——就像棄置在庫房平臺上的那臺半塌的叉車；就像火車站院子裡另一臺被洗劫得更徹底的叉車，生鏽的叉齒像是要爛掉了，栽倒在塵土裡，像兩顆金屬做的長牙；就像那臺獨輪割草機，被扔在火車站外面的公園裡，公園早已荒蕪，有些地方被踩磨得露出了泥土，其餘的部分卻長滿了雜草。這臺割草機現在成了一個小男孩的財產，他注意到有個陌生人在窺伺，就上來主張他對這臺機器的權利，他嫻熟地駕著割草機飛跑，揚起一路塵土，生鏽的刀片呼呼作響。
現在的來訪者都是從恩吉利機場來到金沙薩的，機場在市區東邊幾英里遠的地方。扎伊爾不是一個適合遊客休閒觀光的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干擾太多了——到這裡來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而如果他是個穿著民族服裝的黑人，那麼他一定是前來參加會議的某個代表團的成員，現在有很多會議在扎伊爾舉辦。一條公路從機場延伸出去，一路經過用法語和英語寫著蒙博託語錄的黃黃綠綠的巨幅廣告牌，經過剛果河（土著城的貧民窟就在南岸），經過比利時人建在綠茵花園中的別墅，來到市區和洲際酒店。另一個方向則是一條安靜的六車道高速路，大約有二三十英里，通往位於納西爾鎮的「總統領地」。
納西爾像一個度假勝地，裝飾得十分浮華，但已經隱隱透露出衰敗的痕跡。身份顯要的訪客在這裡下榻、開會，相當數量的黨員也得以在此一嘗奢侈的滋味。穆罕默德·阿里去年在這裡受訓。今年一月，朝鮮的雜技演員和聯合國的人曾在這裡下榻。這裡有安裝著空調的平房、極其寬敞的會議室、奢華的休息室和游泳池。這裡還有一箇中國人管理的示範農場。納西爾帶著新總統的風格，是官方眾多奢華建築中的一座。那些奢華建築都是酋長的庭院，最近幾年在日益凋敝的首都冒了出來，一舉確立了總統的權勢和非洲的卓越。為接待國家首腦而新修的宮殿裡，浴缸是鍍金的——向我透露內部資訊的人來自另一個非洲國家，他在那裡住過。
就這樣，比利時的遺蹟正在慢慢消退，就像那座面目全非的紀念碑一樣破敗不堪。《埃利馬報》用了半個版面報道赤道省的分割槽專員在博蒙戈的為期十五天的訪問；然而斯坦利，這位在馬塔迪港和金沙薩之間築起公路的剛果公路先驅，卻被推下了榮譽的王座。博物館裡，比利時館長保留著一個巨大的鐵製車輪，那是當年在那條公路上奔跑的馬車的輪子，它訴說著多少歲月的艱辛！但如今，斯坦利山已經改叫納加利馬山，而且變成了總統公園。俯瞰激流的斯坦利雕像也被手執長矛、身材高大的土著無名氏雕像所取代。在基桑加尼的瀑布旅館，這座鎮子以前的名字「斯坦利城」還殘留在一些瓶瓶罐罐上。殘破的咖啡杯現在被用來裝蔗糖和奶粉，等到這些杯子被拋棄的時候，這個名字也將一起消失。
比利時人的遺蹟正在被擦除，正如阿拉伯人的遺蹟已經被擦得乾乾淨淨一樣。阿拉伯人曾經是比利時人在剛果東部的競爭對手，一個阿拉伯人還擔任過斯坦利瀑布碼頭的負責人。但現在還有誰會把剛果跟十九世紀的阿拉伯帝國聯絡在一起呢？一個巴提特拉小夥子還記得，他的祖輩為阿拉伯人抓過奴隸，後來比利時人來了，招他們入伍，他們便站到了比利時人這邊。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小夥子現在是大學生，主攻心理學，他和扎伊爾的很多年輕人一樣，密切關注著獲得國外獎學金的機會。他的女朋友屬於另一個部落，以前，那個部落的人是販奴者獵取的物件，而現在，販賣奴隸的故事讓她覺得很好笑。
叢林迅速生長，漫過了曾經發生過重大事件和重大騷亂的地方。叢林已經掩埋了阿拉伯人規劃過的城鎮、種植過的果園，就像獨立後的幾年動盪歲月中，叢林掩埋了tshopo瀑布旁邊的斯坦利城的時尚東郊。比利時人拋棄了自己的別墅，非洲人來了，先是住在裡面，然後開始把東西拆走，別墅裡的五金件、電線、木料、浴缸和洗手盆（這兩樣東西都可以用來醃木薯）被洗劫一空，只剩下砌地板的磚石。到了一九七五年，一部分殘垣斷壁還留在那裡，已經顯得相當古老，就像雜草叢生的龐貝古城出現在熱帶，珍玩與裝飾都不見了，只有威尼斯城堡夜總會的遺蹟可以讓人隱約想見當年那些居民的文化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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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