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時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時在人們記憶中的痕跡已經所剩無幾。一個在美國生活過幾年的四十多歲的男人告訴我，他父親生於一九〇〇年，還記得比利時人徵收的橡膠稅，還記得砍手的酷刑。一個女人說，她祖父把白人傳教士帶到村裡，讓他保護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講述這種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為「進步人士」。有很多三十歲以下的人，他們掙脫了叢林，來到金沙薩，當上了教師或行政人員，他們說，他們從未從自己的父輩或祖輩那裡聽到過關於比利時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學任職的男老師說：「比利時人給了我們一個政權。比利時人到來之前，我們沒有政權。」另一個人說，他從他爺爺那裡只聽說過班圖人的起源：他們從查德湖向南漫遊，穿過剛果河來到一片「無人的」田野，只有一群侏儒住在那裡，侏儒是一種「原始人」，他們把侏儒趕到深山老林裡去了。對很多人來說，過去是一片空白，他們自己的記憶開始的地方就是歷史的起點。很多人記得村莊裡的孩童時代、學校，然後就是——獨立帶來的動盪。比如這個來自班頓杜的男子，他是「農民」的兒子，是他們村子裡第一個接受教育的人，對他來說，新世界是在一九六〇年突然降臨的，當時，剛果分裂武裝力量計程車兵開進了他們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士兵，我害怕極了。那些人裡面沒有軍官，他們虐待女人，殺了一些男人。他們在找白人。」

一位校長告訴我，在殖民時代，學校裡教的剛果歷史是從十五世紀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來開始的，然後就跳到了十九世紀，跳到了傳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時人。而現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寫的那樣，把非洲人還給了非洲，然而這部歷史也同樣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長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幾個偉大的王國。扎伊爾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導論》就屬於這種情況。官方發行的《扎伊爾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過了葡萄牙人、傳教士和阿拉伯人，簡單提到了幾個大多無時間可考的非洲王國之後，直接跳到了剛果自由邦的建立。敘述的語調平平淡淡，中規中矩，提到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絕對權力時的語調，跟說起古非洲國王的權力時別無二致。只有論及獨立運動時，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過去消失了。書中羅列的事實並不足以讓人們獲得歷史感。在一個少有變化、叢林與河流壓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種過去變得觸手可及，它能夠更好地回應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們祖先生活過的美好時光」。

在納加利馬山（以前的斯坦利山）的總統公園，衛兵穿著裝飾性的制服，大門上裝飾著銅質的牌匾（這些牌匾是現代非洲拙劣的藝術品：它們脫離了原來的宗教或法術目的，變成了刻意追求異域情調的表象派美術，它們矯揉造作、意義空洞，是一種雙重的模仿：非洲藝術在模仿自己，同時也在模仿那些從非洲藝術中汲取了靈感的西方藝術）；在這座山上，有一處修建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殖民者墓地。

墓地依山而建，墳墓排列成整整齊齊的梯田，柏樹和鳳凰木是它們的屏障。這些先驅者俯瞰著激流，肅穆地安歇著：山下黃褐色的河水看上去異樣地紋絲不動，遇到岩石便泛起白色的浪花，白色的浪峰卻永不移動，發出永恆不變的水聲。普通的職業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傳教士、代理商、鍋爐製造商、汽船船長、教士、警官。只有伯納德夫人沒有任何職業。這裡埋葬的並不全是比利時人，有些是挪威人，還有一位傳教士是英國人。

在某種帝國主義的敘述中，這些人都帶有英雄色彩。然而在一八九〇年，這片墓地即將啟用之際，正在穿越剛果的約瑟夫·康拉德卻不這樣看他們。在康拉德的眼中，作為進步前哨站的守軍，這些人頭腦過於簡單，在家鄉，他們只是群體的一部分，他們依賴群體，他們在非洲擁有的力量就像當年的羅馬人在不列顛擁有的力量，他們的「崛起只是對手太弱小而帶來的意外斬獲」，而他們「對國土的征服」也因為一種理念而萬劫不復，「那不是矯揉造作的姿態，而是出自一種理念，以及對這種理念不帶私心的信奉。」

「不出一百年，」在《進步前哨》（1897）裡，康拉德讓這些頭腦簡單的人中的一個這樣說，「這裡也許就會出現一個城鎮。這裡會有碼頭、倉庫、兵營，還有——還有——檯球室。文明，我的孩子，美德——所有的東西，應有盡有。」而這種文明，這種定義得如此精確的文明真的來了；然後又消失了，就像消失的斯坦利城別墅，就像消失的威尼斯城堡夜總會。「產業、衣服、漂亮的地毯——那種用力一抖就會展開的地毯」：這是《黑暗的心》（1902）的敘述者的話。「不；你想要的是具體而周詳的信念。」

今天到這裡來的人——他們往往是坐飛機來的——跟當時那些人別無二致。他們帶來了貨物、交易、技術和同樣易朽的文明，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他們不是先鋒，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待下來。他們在夜總會出沒（夜總會現在都起了非洲名字），引得妓女們圍著默林酒店團團轉（妓女現在都穿著非洲服裝，因為非洲女人穿外國服裝是違法的）。就這樣，非洲再度變成了危險之地，在驅逐與沒收的威脅中，深入非洲的文明前哨站又運轉了起來：晚餐時分，兩個老頭子在和平咖啡館炫耀他們叫來的年輕妓女，那些姑娘只有十四五歲。老頭子們，這是他們品嚐年輕血液的最後機會：金沙薩的大門也許明天就會向他們關閉。

「每個人到這裡來都是為了錢。」人們從不掩飾自己的憤世嫉俗，而且焦慮的情緒讓它變本加厲了。在獨立的扎伊爾，憤世嫉俗的非洲人像是外國人的同謀。他們也想要「產業、衣服、漂亮的地毯」：開著梅賽德斯，挽著體態豐滿的妓女，穿著筆挺的西裝，配著得體的手絹和領結，端著鑲金邊的杯子，桌上擺著鍍金的筆架，一隻手上戴著碩大的金錶，另一隻手上戴著金手鐲，在到處都是瘦小男人的土地上挺起意味著財富的大肚腩。然而，這些非洲人在合謀和模仿的同時，還帶著另外一種情緒：對模仿物件的怨恨——那些人據稱已是遺老遺少。

西蒙所在的公司規模很大，已經被國有化了，西蒙現在是經理。（外國僑民仍然在公司工作，但那只是出於實際考慮，西蒙並不介意。）西蒙來自叢林，他這麼年輕，這麼成功，為什麼要對以前的經理耿耿於懷，將他斥為遺老呢？這麼說吧，有一天，那位經理瀏覽著工資單說：「西蒙的稅沒有繳夠。」

西蒙（他有一個正式的非洲名字）這種人的心思很難捉摸，即便是會講非洲話的比利時人也這樣說。西蒙只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才開口，他沒有能力主動發起任何一種談話；由於他的自尊，由於他對自己產生的新感覺，整個世界再次向他關閉了；他像是在閃避。他對前任經理的怨恨，一定有著比他說出來的原因更深的原因。慢慢地，實情浮出了水面。通過他對其他問題的回答，通過他對「本真性」的信奉，通過他對外國人看待非洲藝術的態度的反感（對他而言，非洲藝術是活生生的，他覺得金沙薩博物館非常荒謬），通過他私底下對自己家居生活的非洲式安排（他開著汽車返回自己的家居生活），真實情況漸漸浮出水面：在這個不真實的模仿的世界中，西蒙感到漂泊不定，精神緊張。

外來訪客跟西蒙這樣的人——受過教育，賺錢不少——在一起時，會感到眼前這人既脆弱又遲鈍，而且非常危險。因為他們心中充滿了怨恨，這種怨恨跟他們的雄心壯志似乎是矛盾的，而且他們永遠也無法為這種怨恨找到令自己滿意的解釋，它每時每刻都有可能轉變為掃除一切、摧毀一切的渴望，這是一種非洲的虛無主義，這是當原始人清醒過來，發現自己被愚弄、被冒犯之後，爆發出來的狂怒。

剛果獨立後爆發過一次這樣的叛亂。叛亂的領導者是前教育部長皮埃爾·穆萊萊，他帶領部隊長途跋涉，穿過整個國家，在斯坦利城駐紮下來，建立起恐怖政權。每個能讀會寫的人都被揪了出來，帶到小公園裡槍斃了；每個系領帶的人也被槍斃了。這就是一九六六年在鄰國烏干達流傳的關於穆萊萊的故事，那時候，叛亂平息已經將近兩年了（烏干達當時已經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信奉虛無主義的領袖浮出了水面：阿明帶領著一小股軍隊搗毀了卡巴卡的政權）。據說有九千人在穆萊萊的起義中喪命。穆萊萊想要什麼？他殺人的目的是什麼？那位在美國待過、四十多歲的非洲人笑了，他說：「沒有人知道。他反對每一樣東西。他想從頭來過。」關於穆萊萊的反叛，《扎伊爾指要》中只有含糊其辭的一行字。但穆萊萊的待遇和盧蒙巴不一樣，《指要》上印了一張穆萊萊的照片，而且是大幅的。照片上是一個面帶微笑的非洲人，牙齒中間有道裂縫。他穿著夾克，繫著領帶。

對約瑟夫·康拉德而言，斯坦利城——一八九〇年時，它還只是斯坦利瀑布碼頭——就是黑暗的心臟。在康拉德的小說中，這裡就是庫爾茨統制的地方。那個象牙貿易代表在荒蠻、孤獨和權力的包圍下，從理想主義墮入了野蠻，回到了人類最早的年代，他的房子周圍全是人頭，釘在柱子上。七十年後，跟康拉德虛構的故事相似的事件掠過了這道河灣。然而在這次事件中，那個「有著神秘莫測的靈魂，不懂得約束為何物，沒有信仰，也沒有恐懼」的人是黑人，不是白人；他已經喪失了神志，但不是因為接觸了荒蠻與原始，而是因為接觸了文明——那些如今長眠在納加利馬山上、俯瞰著金沙薩激流的先驅者們建立的文明。

蒙博託身上體現了非洲的所有矛盾，而且他似乎想通過王權的輝煌讓這些矛盾顯得高貴。無論他的非洲風格多麼考究，他仍然是個嚴重的非洲虛無主義者，只是他採取的手段並非流血。他是那個「年輕、但又閃耀著智慧與活力的」人——引自扎伊爾大學的出版物——在分裂與叛亂的黑暗日子中，「洞悉了問題的核心」，獲得了他特有的徹悟：對「本真性」的需要，「我擁有的不再是借來的良心、借來的靈魂，我不再說借來的語言。」他將讓祖先的道路與尊嚴再度發揚光大，他將會再造那個純潔而合理的世界。

「我們宗教的基礎是對造物神的信仰和對祖先的崇拜。」這是某一天一位部長對老師們的講話，「我們死去的父母還活著，是他們在庇護我們，替我們說情。」現在再也不需要基督教的聖徒了，再也不需要基督教了。耶穌是猶太人的先知，而且他已經死了。蒙博託是非洲人的先知。「這位先知讓我們從渾渾噩噩中甦醒過來，把我們的心智從異化的境地中拯救出來，他教會我們彼此相愛。」在公共場所，所有的耶穌受難像都應該被這位彌賽亞的肖像取代，就像在中國，到處都恭恭敬敬地掛著毛的肖像。蒙博託的光榮母親亞姆媽媽也應該受到尊崇，就像聖母瑪利亞受到尊崇一樣。

於是，蒙博託主義成了非洲的出路。非洲的很多舞蹈和歌曲都有其宗教起源，如今卻被正式稱作「活躍氣氛的成分」，開始為這種新教派服務；舞者穿的衣服都印著蒙博託像。舊的儀軌被吸收到新的儀軌中來，但它的舞臺不再是鄉村，而是電視臺的演播室、宮殿和會議廳，彷彿被賦予了煥然一新的尊嚴。非洲覺醒了！蒙博託在任何事情上都把自己當作非洲的替代者。一月底，蒙博託在金沙薩舉辦的「非美大會」（福特與卡內基基金會贊助）上說：「卡爾·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我尊重他。」但馬克思並不總是對的，比如，他在「殖民主義的積極方面」這個問題上就是錯的。「卡爾·馬克思的教導是面向他所在的社會，而蒙博託的教導是面向扎伊爾人民。」

在非洲做這樣的比較，一定得寡廉鮮恥。非洲人極度匱乏，而蒙博託主義卻深深地包裹在蒙博託王權的輝煌中：新宮殿群（基桑加尼那座印度王公風格的宮殿是從老印度居民納賽爾先生手裡沒收上來的），納加利馬山的總統公園（星期天，非洲人在那裡跟外國人一起散步，看到猴子便假裝覺得它們很好玩），納西爾的總統領地（只對忠誠的黨員開放，當汽船和駁船經過那裡時，船上的乘客競相觀望），出國訪問，數不清的照片，蒙博託為這個國家帶來的和平奇蹟，鎮子裡幾乎沒有警察——蒙博託的王權是如此輝煌，國王的話語是如此精彩（他聲稱自己是窮人的朋友、廚師的兒子、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以至於非洲的一切矛盾似乎都已經解決了，都已經被轉化為某種力量。

但矛盾依然存在，有時還會升級。扎伊爾的報紙會刊登一些跟科學和醫藥有關的文章。但一位醫生現在覺得他可以告訴人們，「當神和祖先願意的時候」，他就能給人治好病，他對一家報紙的記者說，不育症要麼是遺傳，要麼是被下了咒語。另一家報紙則報道了一個治病的術士，革命讓他有了自信，他說他有一個治療痔瘡百試不爽的藥方，是祖先「密授」給他的。農業必須現代化，人民的飲食水平必須提高；然而一位醫生以「非洲本真性」的名義警告人們，千萬不能用進口食品喂小孩，毛毛蟲和綠色葉子這類傳統食物是最好的。西方的工業化世界正在衰敗、崩潰；扎伊爾必須擺脫消費社會的瘟疫，擺脫隨著工業文明一起湧入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個人主義。而《埃利馬報》的一位高校撰稿人則宣稱：到了二〇〇〇年，扎伊爾將成為一個繁榮的國家，擁有大型城市，居民數量「也許會」達到七千一百九十三萬三千八百五十一人，擁有龐大無比的生產能力。到那時，西歐將進入「後工業」的衰敗階段；蘇聯、東歐和印度次大陸將會結成一個集團；阿拉伯的原油會枯竭；扎伊爾（和非洲）將迎來她的時代，吸引發達國家（顯然是那些還沒有衰敗的國家）的資金，引進全套的企業。

就這樣，這些借來的理念「殖民主義」、「異化」、「消費社會」、「西方的衰落」，成了為非洲的「本真性」崇拜服務的工具；一邊夢想著迴歸祖先的過去，一邊夢想著這個國家在未來奇蹟般的強盛，這兩種夢想已經結成了同盟。這種混合並不新鮮，也並不只發生在扎伊爾。這類幻想曾經激發了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反抗運動；在今天，牙買加的大學裡也有人認為，只有通過復歸非洲傳統，黑人才可能獲得救贖和力量。已故的海地人杜瓦利埃因為他的非洲性而受到黑人崇拜；一位作家說，黑人需要一段貧困時期來「淨化自己」，他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諷刺（他的觀點無意中與杜瓦利埃的話形成了呼應：「受苦是海地人民的命運」）；還有一些人，一些離烏干達的屠殺足夠遠的人，認為阿明的非洲虛無主義是非洲力量的明證。

這是精神錯亂，是絕望。《青年非洲》——金沙薩居然有賣，真是一個奇蹟——二月七日這一期上發表了非裔法國作家施度·拉明的文章，他分析了非洲幻想的自相矛盾，談到了「以過去為藉口」。他問，所謂的非洲性是否只是今天的非洲「君主」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而製造的「神話」？「在很多人看來，‘本真性’和‘黑人性’這些詞只代表著非洲人的絕望與無力——面對自己那令人沮喪的、無邊無際的落後所感覺到的絕望與無力。」

想到普遍存在的腐敗，想到那麼多的失職行為，想到金沙薩市政系統的崩潰：垃圾沒有清理，運河沒有清汙（儘管政府定期徵收一紮伊爾的清汙稅），公共電視裝置和電話亭被搗毀……就連《埃利馬報》有時候也覺得，很難將這些自私自利的表現歸咎於過去的殖民統治。「如果只是從經濟層面來理解‘落後’這個詞，我們就錯了。我們必須明白，有一種落後源自人們的習慣，源自他們對生活和社會的態度。」

《埃利馬報》提出，蒙博託主義將與這種「精神瘟疫」做鬥爭。但誰都知道，儘管蒙博託主義口口聲聲在說「人」，儘管扎伊爾輕快的國歌叫《扎伊爾人》（「和平、正義與勞動」），但蒙博託主義推崇的只有一個人：酋長、國王。只有他一人應該受到敬畏和愛戴。離開了對蒙博託的崇拜，對生活和社會的新態度從何談起？最近，有很多人因為某種原因被逮捕，被關進了馬卡拉監獄。監獄是一道白牆圍起來的、一排排沒有廁所的混凝土房，靠近大門的牆上寫著：紀律第一。牢房難以裝下所有被捕的人，他們就用了一輛路虎來關門。第二天早晨才發現，有很多人被擠死或悶死了。

慘劇發生的根源不是殘酷，而是漠然：外來訪客必須學會適應扎伊爾。納西爾的總統領地（穆罕默德·阿里曾在那裡訓練）是一種巨大的浪費，既鋪張奢靡，又趣味拙劣：帶空調的平房裡佈置了過多的傢俱，會議廳巨大無比，vip休息室裡鋪著地毯，綴滿了繁瑣的特拉綸流蘇，非洲藝術品在這裡淪為裝飾傢俱。但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待納西爾：它訴說著非洲人對非洲風格和奢華的渴望，訴說著非洲的巨大創傷。這種創傷可以解釋外國定居者遭到的騷擾，解釋國有化行為。然而國有化行為既可憐又虛偽，最後往往表明，它只不過是一種掠奪，是毫無創造力的計劃的一部分；它就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是一種短視、自戕與虛無主義，它只是在拆除比利時人創造的國家的遺物。於是，來訪者的情緒在不停搖擺，從一種情緒擺向另一種情緒；剛產生一種反應，便有另一種反應與之相抵消。

金沙薩有那麼多人在尸位素餐，有那麼多職位是徒有政治意義的擺設，是形同虛設的行政體系的一部分，在這種局面下，責任感、社群感和國家感從何談起？這座擁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幾乎沒有交通系統，也沒有工業（除了那些裝配廠，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這些裝配廠都坐落在從機場到首都的道路兩邊），而且跟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相隔絕。它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比利時人建造了它，到了今天，它幾乎沒有存在的意義。它沒有必要運轉，任其自生自滅就可以。夜晚，更有生命力的叢林生活似乎已經卷土重來，侵入到金沙薩的中心地帶；此時，看守們（他們也在尸位素餐，因為他們不看守任何東西）開啟他們地盤的圍欄，人們抓起各種趁手的工業垃圾，在路面破損的人行道上生火，烹飪各種雜碎，然後睡覺。天氣一熱，陰溝就會發臭；一下雨，街上就會發大水。雜亂無章的城市蔓延著：汙水在沒鋪柏油的巷子裡匯成一道道蜿蜒的黑色小溪，大馬路旁邊隆起了糞堆，小孩滿街跑，廢棄的汽車輪胎亂扔，小貨攤比比皆是，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種上了甘蔗和玉米：這是城市裡的自給農業，是叢林生活的遺蹟。

然而在一條大馬路盡頭，坐落著一所大學。據說這所大學已經沒落了，但那裡的學生既聰明又友善。他們來自叢林，但是已經能夠談論司湯達，談論法農；他們滿懷熱情，因為對他們來說，每一樣東西都是新的；他們也感覺到，隨著西方經濟的崩潰（報紙上每天都這樣講），世界的大潮正在湧向非洲。這樣的熱情應該有一個更完善的國家來與之相配。當你看著這些覺醒的學生，他們有理念、有歷史感、認識到不公、有自尊，你會覺得，當他們發現自己得不到其所屬社會的支援時，覺醒只會給他們帶來痛苦。然而事情並非如此。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會在政府部門找到一份工作，而且他們現在已經是把自己奉獻給一個人的蒙博託主義者。非洲前進的道路已經一清二楚；一切探詢都被嚴令禁止；而且蒙博託也發出了警告，在扎伊爾，最離心離德的就是知識分子。

蒙博託主義就這樣簡化著世界，簡化著責任和國家的概念，簡化著人民。扎伊爾通往強大與榮耀的道路似乎一馬平川。洗劫比利時政權的遺產，沒收，國有化，大肆安排形同虛設的職位，一切都輕而易舉。現在，創造力也開始顯得像是一種可以被掠奪的東西，可以按照法令的要求出現。

扎伊爾有她自己的音樂和舞蹈。為了實現全面輝煌，她還要有文學；其他非洲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學。《埃利馬報》用整版刊登了一篇週日文章，文章說：問題在於，有太多根本沒寫過一行字、有時候連話也說不對的人在四處出沒，混充扎伊爾作家，讓國家丟臉。這種現象必須停止，那些偽裝的文學「圈子」必須由官方舉辦的文學「沙龍」取代；這項工作刻不容緩。還有兩個月，總統就要去巴黎了。整個世界都在看著我們，這兩個月裡，完成並出版一部扎伊爾文學作品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為了迎接拉戈斯黑人藝術節，還有一些著作要在年底之前完成。從文章的語氣來看，這很像是蒙博託在講話。

蒙博託無時無刻不在發表講話。他不再說法語，而是說林格拉語，那是夾雜了多種語言的當地話，半導體收音機把他的講話帶到了叢林深處。他以酋長的身份講話，人們傾聽著，不時地發出笑聲，不時地鼓掌。蒙博託的精彩舉措在於，他把扎伊爾人長年渴求但又不曾得到的東西給了他們：一位非洲國王。國王體現了他的子民的全部尊嚴；擁有一位國王就分享了國王的尊嚴。個人的責任由此而減輕了——在境遇慘淡的非洲，個人責任很可能成為一個人的絕望之源——現在你要做的只是服從，而服從是很簡單的事情。

蒙博託總是頌揚他那簡樸的出身。他和每個人一樣，是一個公民。而蒙博托夫人媽媽——蒙博託的妻子——熱愛窮苦人。她管理著一個面向貧困姑娘的救助中心，姑娘們在那裡全身心地從事農業生產，還擔任著製造國王勳章飾品的工作，忠誠的子民都會佩戴這種飾品：在扎伊爾，蒙博託的肖像永遠供不應求。國王每一個小小的慷慨之舉讓都會讓不適應慷慨的人民倍感珍惜。很多扎伊爾人會告訴你，現在有一艘醫療船在為河岸上的村莊服務。然而最令蒙博託的子民滿意的，是他那些最奢靡的作風。國王的母親受到了尊崇，她是個樸素的非洲女人。跟國王的人生經歷有關的地方都已經被宣佈為朝聖之地，遭到漠視的非洲叢林重新變得神聖了。

報紙上充斥著稀釋過的法農的話語，每天都在談論革命和革命的徹底性。然而革命的核心只有一個：王權。在扎伊爾，蒙博託就是新聞：他的講話，他受到的歡迎，支援他的遊行，以及他的新安排：宮廷新聞。真正的事件都無足輕重。金沙薩一家俗麗的傢俱店被國有化了，這是報紙上的重大新聞；另一條要聞是，人們發現一家釀酒廠的董事會里面沒有非洲人。「警覺的」人民發現的反革命行為往往是這類事情：市場小販的騙人伎倆；官員在晚上用政府的車拉客；一些人在違章建房；黨的青年隊成員喝醉了酒，在基桑加尼的大眾汽車派對上搗亂。扎伊爾沒有什麼新聞，因為實在沒有多少新的活動。銅礦開採在持續，因加的大水壩仍然在施工。到處都在擴建或新建飛機場，但這並不表明扎伊爾航空公司一派繁榮：建機場只是為了更好地管制整個國家。

第一天就十分清晰、後來被似是而非的話語弄模糊了的印象，最終證明是對的。蒙博託王權服務的目標就是它本身。扎伊爾從比利時手中繼承下來的現代政權體系解體了，但政權體系是否正常運轉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對於這個國家的真實生活而言，行政體系和現在的宮廷都是強加給它的，跟它沒有真正的聯絡。責任、政權、創造力，這些都是訪客帶來的理念；這套話語不過是鸚鵡學舌，並沒有回應非洲人內心的渴望。

蒙博托實現了和平，建立了王權，這是他的巨大成就。但他的王權是荒蕪的，對國王的個人崇拜窒息了這個民族剛剛獲得的一點智識進步。「本真性」問題引發的智識混亂讓人們產生了對強盛的嚴重幻覺，再度關閉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將人們引向未來更深的絕望。蒙博託的權力必將煙消雲散；但現在人們只能在蒙博託主義的指引下向前。蒙博託已經為他的後繼者建立起了模式，到那時他們會發現，非洲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比起今天絲毫沒有減輕，而且也像今天一樣需要虛無主義的支撐。

當你開始感覺到，這是一個落入了陷阱的國家，始終停滯不前，永遠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你就開始體會到非洲人感覺到的空無。這是跌落的開始，非洲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跌回關於過去的迷夢——森林夾峙的空曠河面，土褐色院子裡的茅屋，獨木舟——那時候，祖先的亡靈在守望著他們，敵人只不過是一些人。

一九七五年

（翟鵬霄譯）

扎伊爾於1997年改國名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本章寫於1975年，故採用舊名。

1885年至1908年間，比利時國王將現扎伊爾所在區域據為私人領地。在當地人的反抗和國際輿論壓力下，1908年，該區域由比利時政府接管，改為比屬剛果。

扎伊爾第三大城市，也是扎伊爾境內位於熱帶叢林中最大的城市。

赤道省內的一個小鎮。

阿爾貝一世（alberti，1875－1934），1909年繼位後對比屬剛果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歸國後便敦促比屬剛果進行行政改革，建議保護當地居民，促進殖民地的技術進步。

古羅馬時期的一條將羅馬與東南部阿普利亞地區的布林迪西連線起來的戰略要道。

亨利·莫頓·斯坦利爵士（henrymortonstanley，1841－1904），威爾士探險家，以中非的探險歷程而著稱。他曾經帶領勞工沿著剛果河建成了剛果境內的第一條現代公路。

當地的一個部族。

扎伊爾西部的一個省。

伊迪·阿明（idiamin，1925－2003），烏干達第三任總統，1971年發動軍事政變上臺後實行軍事獨裁，統治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及種族屠殺，1979年被推翻，流亡國外。

弗朗茨·法農（frantzfanon，1925－1961），出生於馬提尼克島的非裔法國人，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革命家、作家，其作品在後殖民研究領域頗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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