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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銼是一種三面銼刀，斷面呈三角形，特立尼達人用它來磨短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史蒂夫·葉芝在距離西班牙港大約十八英里的阿里瑪鎮買了一把這樣的銼刀，長六英寸。葉芝是個黑人，三十三歲，他是前英國皇家空軍士兵，也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的保鏢和同伴。邁克爾也叫邁克爾·x、邁克爾·阿卜杜爾·馬利克。銼刀是在庫布拉五金店買的，花了一個特立尼達元，相當於二十便士，記在「阿里瑪的阿卜杜爾·馬利克先生」名下，葉芝在賬單上的簽名是「穆罕默德·阿克巴」，這是他的「穆斯林」名字。在阿里瑪的馬利克營地——他們的「公社」、「組織」——葉芝是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麾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或許也是這支軍隊唯一的成員。
馬利克的「公社」是一棟住宅，位於城郊住宅區克里斯蒂娜花園。他從英國回來後一直住在那兒，已經租了十一個月。房子坐落在一塊一英畝半大小的土地上，有一片成熟的花園和果樹，馬利克和他的社員就在這塊土地上「務農」。或者說，這是馬利克告訴他遠在英國和其他地區的舊盟友的版本：他們在務農。
馬利克在英國生活了十四年。一九五七年，二十四歲的他來到英國，那時他還是邁克爾·德·弗雷塔斯，來自特立尼達的海員。他在諾丁山安頓下來，當上了皮條客、毒販和賭場荷官，還給沃奇曼當過打手。沃奇曼是個房產詐騙犯，專門經營貧民窟的房產，把房子高價租給西印度群島來的人。後來，邁克爾·德·弗雷塔斯經歷了一次宗教和政治的「皈依」，給自己取名「邁克爾·x」，他立刻在媒體和地下群體中間大獲成功，搖身一變，成了黑權運動的「領袖」、地下黑人「詩人」和「作家」。一九六七年，正當他在報紙上的聲望達到頂峰時，他在雷丁發表的反白人言論觸犯了《種族關係法案》，被判入獄一年。一九六九年，馬利克在一位富有的白人贊助下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公社「黑人之家」：一個位於伊斯靈頓的「城市村莊」。公社以失敗告終，他也惹上了更多的官司。一九七一年一月，邁克爾·x——現在有了一個黑人穆斯林名字「邁克爾·阿卜杜爾·馬利克」——逃到了特立尼達。
克里斯蒂娜花園的農業公社並不是馬利克在特立尼達僅有的「專案」。他同時還在開辦「人民商店」。商店的信紙已經印好，宣傳冊的文稿也已準備就緒：「空蕩蕩的貨架昭示出有產者對無產者是多麼缺乏慷凱〔原文如此〕……榮譽牆上寫著我們的英雄和贊助者的名字……所有的讚美歸於安拉，所有的過失歸於我們。」唯一沒有到位的是商店；但馬利克在計劃書上記了一條：「公共關係是制勝的法寶。」馬利克在英國學到了一些東西，尤其是練就了一身遣詞造句的本領。在特立尼達，他並不是一個單純在逃避英國犯罪指控的人，而是一個來自「巴比倫」的黑人穆斯林避難者，反抗「工業化複合體」的鬥士。而特立尼達又是如此偏遠，所以馬利克可以在這裡的鎮上，在一棟租來的郊區房子的成熟花園裡，向世界宣告他正在帶領著他的新公社務農。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那天，公社的兩位訪客也可以算作公社成員，他們住在馬路對面租來的房子裡。其中一位是來自波士頓的黑人，他年近四十，戴著一隻金耳環，給自己取了個穆斯林名字：哈齊姆·賈馬爾。另一位是蓋爾·安·本森，一個二十七歲的、離了婚的英國中產階級女人，她跟賈馬爾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
賈馬爾是美國黑權運動成員。幾個月前，蓋爾·本森帶著他在倫敦走動時，他向《衛報》這樣形容自己：「英俊到無可救藥，有著誘人的古銅色皮膚，極度能言善辯。」這就是他的風格。他在特立尼達寫信給一個白人盟友時說：「錢是白人在乎的，是他們想保住的東西，也是他們不得不承受的最沉重的負擔。」於是賈馬爾急於為白人減輕負擔：他滿腦子都是需要用白人的錢來實現的黑人援助計劃，其中的一個計劃讓他來到了西印度群島。他在某些方面跟馬利克很像。但馬利克致力於黑人農業和黑人公社，賈馬爾致力於黑人學校和黑人出版；兩者並不衝突。馬利克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賈馬爾似乎贊同這一點。賈馬爾向世人傳達的訊息是：他自己是神。蓋爾·本森比他們兩個都厲害：她相信賈馬爾是神。
這就是本森在公社中的獨特之處：她獨自一人信奉賈馬爾教。她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她是白人；公社也有其他白人出入，因為對於馬利克這樣的人來說，如果沒有白人偶爾來見證一下他的憤怒，他的黑人身份和他的憤怒就沒有意義了。本森穿著非洲風格的衣服，她給自己取名「哈爾·齊姆蓋」。這既不是穆斯林名字，也不是非洲名字，而是「蓋爾」（gale）和「哈齊姆」（hakim）的字母組合，這個名字暴露了她：她的瘋狂中始終包含著中產階級的遊戲元素。
幾周後，馬利克的妻子對特立尼達《晚報》記者說，本森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人」。她一定是在說反話，因為她接著說：「她有幾分像冒牌貨……她會取一個虛假的名字，守著一個虛假的位置。」一個三十歲的中學黑人女教師這樣評價本森：「她長相漂亮，與眾不同，風格簡單。她的衣服散發著金錢的味道。」一個生活安逸的白人，卻以她的中產階級方式比所有的人都更像黑人：本森不可能對自己製造出來的效果毫無感覺。荒謬的崇拜，荒謬的名字，荒謬的衣著——人們在特立尼達記住的關於本森的一切，無不顯示出這個離經叛道的中產階級女人身上未經教化的巨大虛榮。
然而，作為一群冒牌貨中的冒牌貨，在公社的戲劇化氛圍中，本森的處境是危險的。她與眾不同，不可捉摸。有人覺得她是間諜，有傳言說，英國情報機關已經成立了一個特別秘密的部門，叫「m10」。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她的處決來得迅速而突然。有人勒住了她的脖子，捅了她一刀又一刀。在那一刻，所有的癲狂和遊戲都從她身上退去，她明白了自己是誰，她想活下去。謀殺的全部動機也許只是想獲得這種出其不意的效果：讓一個安全的生命終結於一個延長了的恐怖瞬間。她奮力反擊；手上和胳膊上的傷口表明她的反擊是何等頑強。她不得不捱了九刀，脖根處那一道特別深的傷口讓她再也不能動了；然後，她穿著那身非洲風格的衣服被埋掉了。她當時還沒有徹底斷氣，但墓穴中的泥土會進入她的內臟，結束她的生命。
當時，年輕的印度算命先生拉爾辛·哈里本斯正在憑著他詭異而大膽的公開預言在特立尼達引起轟動。頗為暢銷的當地週刊《炸彈》刊登了一篇關於他的文章；曾為《炸彈》寫過稿子的馬利克從編輯那裡打聽到了他的住處。
哈里本斯住在海島南部的油田鎮法扎巴德，從西班牙港開車過去，要沿著蜿蜒的公路開上兩個小時。馬利克帶著幾個社員分兩輛車動身了，這是他在特立尼達的出行風格（他的「慣例」）：租用美國大轎車，配有司機。跟他們一起去的還有羅爾·馬克西敏，他是馬利克經常光顧的那家租車行的合夥人，也是馬利克兒時的朋友。他們抵達時已經是晚上，卻被告知，哈里本斯在家，但不見任何人。拒不見客是先知的特權，於是他們決定等著。
羅爾·馬克西敏說，他們坐在車裡，一直等到了早晨。「正當我開始嘀咕‘他們難道真的連咖啡也不給我們拿一杯？’時，哈里本斯派了一個女人出來，給我們端來了咖啡。邁克爾終於見到了哈里本斯。哈里本斯對他說：‘你不會留在特立尼達，你要去牙買加。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臨走，他又對邁克爾說：‘我想再次見到你。’然而邁克爾再也沒有見過哈里本斯。」
事實上，哈里本斯很快就加入了人才外流的隊伍，去了美國。一個美國女人跟他結了婚；特立尼達有傳言說，他在一所美國大學協助超感知方面的研究。
關於馬利克拜訪哈里本斯，《炸彈》的編輯帕特里克·喬可林哥補充了一個細節。「馬利克向哈里本斯直截了當地問到了絞刑，這是哈里本斯的表弟告訴我的。馬利克不惜一切代價想知道自己會不會被絞死。哈里本斯的回答是：他不會被絞死。」
一起事件發生之後，往往會有很多故事冒出來。但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次預言——他將免於處罰，並在未來取得輝煌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後面發生的事情。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三日，特立尼達《衛報》內頁的版面上登了一條簡短而怪異的報道：打撈員沒找到屍體。史蒂夫·葉芝——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馬利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馬利克公社的工頭，馬利克的保鏢和親信——淹死了。
他是三天前在無憂灣淹死的。去海灘玩的特立尼達人都知道，在巉巖林立的東北海岸線上，無憂灣是最危險的海灣之一。那裡有一塊小小的中央暗礁，它上方的水面相對平靜，但四周的激流圍繞著它，在海床上旋出了一個又一個深坑。只要離開岸邊幾英尺遠，人在剛到腰際的水中都站不穩；每一個迸濺的浪頭打來，都會把游泳的人捲起來，拋向西邊，拋向亂石，拋向長長的暗礁和翻騰的巨浪。在無憂灣很難打撈屍體。當地漁夫說，人一旦被捲過暗礁，就會被巨大的石斑魚吃掉。無憂灣前面有更安全的海灣：巴蘭卓和米申。但馬利克一行十一人偏偏在無憂灣停下去游泳。兩個姑娘很快就遇上了麻煩。葉芝救起了一個，當他去救另一個時，自己卻消失在浪濤中。後來一隻漁船開出去，救起了另一個姑娘，卻沒找到葉芝的屍體。
《衛報》那則報道的怪異之處在於它採用的是馬利克在事發兩天後的陳述。《炸彈》的編輯帕特里克·喬可林哥不喜歡這則報道。「我認為這很滑稽——這種報道方式——因為在我看來，任何跟馬利克有牽連的人都是新聞，這起溺水事件應該引起更多的重視。我給一些人打了電話，也給警察局打了電話。確實有一位警察向我提起，他們懷疑是馬利克讓葉芝淹死的——但他很像是隨口說說。所以你可以想象，當馬利克第二天到我辦公室讓我為史蒂夫·葉芝寫一篇報道時，我有多驚訝。他要我把葉芝寫成英雄：搭救印度姑娘的英雄。這又是馬利克的典型作風，任何事情都要擠出一點種族題材。我脫口而出：‘可是馬利克，警察說是你殺了他。’他說：‘我不在乎警察怎麼說。’」
那天是二月十五日，星期二。星期六晚上十一點二十五，阿里瑪消防局聽說馬利克在阿里瑪的房子著火了。那棟房子只有一層，地面和牆壁都是混凝土的，屋頂是瓦楞鐵皮，因此火勢之猛烈讓人意外。但房子的附屬建築卻毫髮無損，它建在房子後面，一個水泥天井把它跟主屋隔開，裡面存放的每一樣東西都完好無損：馬利克從英國帶回來的一件非洲藝術品，馬利克說它價值六萬英鎊，還有一架價值四百英鎊的鋼琴，據說是約翰·列儂送的禮物。這是一場神秘的大火：公社成員都不在場，馬利克一家在那天早些時候飛到蓋亞那去了。
那是一次有點派頭的旅行。陪伴馬利克一家的是一個叫麥克戴維森的蓋亞那黑人，他身體肥胖，皮膚光滑，衣著十分考究，是被那個地區的新政治突然推上高位的一群平庸的野心家中的一個。麥克戴維森的妻子在特立尼達政府中擔任副部長，侄子在蓋亞那政府的青年事務部擔任次長。麥克戴維森的機票錢是馬利克付的；麥克戴維森已經跟蓋亞那政府的首相辦公室通了電話；馬利克一行抵達蓋亞那後受到了青年事務部次長的歡迎，乘著兩輛轎車離開了機場。這樣的接待無疑引發了相關報道：受蓋亞那政府之邀，馬利克已經前往蓋亞那，參加「合作共和國」成立兩週年慶典；星期六晚上，他跟蓋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其他客人一道參加了晚宴。但這些報道很快遭到了否認。真實情況是：星期天，馬利克向青年社會主義運動的部分成員發表了講話，這一組織是以伯納姆先生為首的政黨的「年輕力量」。
在阿里瑪，通往那棟被燒燬的房子的道路用輕質鋁杆攔了起來，黑人警察和印度警察帶著自動步槍在巡邏（在特立尼達，自動步槍是新鮮玩意，因為槍筒上打著孔，所以被稱作「透明槍」）。消防委員會懷疑是有人縱火，警察則擔心房子裡藏匿著武器。
星期二下午三點，特立尼達警察在翻檢馬利克及其社員務農的土地時，在一片剛剛種好的萵筍下面發現了一個六英尺深的墓穴，墓穴挖在一棵鳳凰木的婆娑樹蔭下，旁邊是木槿圍成的籬笆，木槿開著粉紅色的花。墓穴大約是七到十天之前挖的。死者身上套著藍色的牛仔褲和綠色的毛線衫，四肢攤開躺在墓穴底部，屍體腐爛得十分嚴重，無論是警察還是專門請來的職業掘墓者都不能一眼判斷出死者性別，死者的臉已經變形，皮肉沿著裸露的牙齒化掉了一半，牙齒裡面有一顆鑲了金的假牙。褪下牛仔褲，露出白色的內褲。不是女人，是男人，是黑人或黑人混血，身高五英尺九英寸，頭差不多從身子上割了下來。
這不是史蒂夫·葉芝的屍體，馬利克一週前剛剛告訴媒體，葉芝在海里淹死了。葉芝的假牙沒有鑲金，他父親跟警察一起來到西班牙港的停屍間時告訴警察的。葉芝的頭髮也不一樣，所以他父親根本用不著在屍體背上尋找那塊很大的傷疤，那是史蒂夫在英國跟人打架時留下的。這不是史蒂夫·葉芝。第二天，一個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打電話告訴《炸彈》週刊：死者是「組織」裡的另一個「兄弟」。「這人是上個星期一晚上死的，整件事是個意外。他們本來不打算殺他，只想打他一頓……他不遵守組織的規矩，死得很不值。」
這個女人說的情況跟實情相去不遠。又過了一天，死者被確認為約瑟夫·斯凱里特，一個二十五歲的西班牙港人，犯過強姦罪（跟史蒂夫·葉芝一樣），其他方面都沒有特別之處：是個還算體面的中下層家庭的落魄者，這座城市中成千上萬受了半吊子教育的年輕人中的一個，沒有工作，沒有用場，在遊手好閒中虛擲二字頭的光陰，在街頭閒逛，打量著街上亂塗亂畫的空洞口號：黑是時尚，黑是根本。人們最後一次看到喬·斯凱里特是在兩週前，那天是二月七日，馬利克帶著隨從來到西班牙港，造訪了斯凱里特家，然後把喬帶到了阿里瑪。
馬利克的房子是位於小路西側的獨棟房子。房子北邊，越過幼嫩的椰子樹和高高的鐵絲網形成的邊界，有一片延伸出大約兩百英尺的荒地，荒地盡頭是一條窄窄的水溝，溝很淺，水流緩慢，在樹蔭的遮蔽下散發著不新鮮的氣味。就在喬·斯凱里特的屍體被發現兩天後，人們在這條水溝的南岸發現了第二個墓穴。這個墓穴要淺一些，大約四英尺，剛挖了一會兒就氣味沖天。藍色的印花裙子，紅色的內褲，扭曲的腐屍：是蓋爾·本森。
她是一月二日被捅死的，已經在這條水溝邊上躺了七個多星期，沒有誰想起她，就連兩個當時正在探訪公社的英國人也沒有。但他們心裡肯定裝著別的事情，其中一個人是西蒙茲，她是個營養充足的女人，兩顆門牙之間有一道寬寬的裂縫，她告訴《炸彈》週刊，她在公社逗留了六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她和史蒂夫·葉芝「情投意合」。史蒂夫·葉芝，也就是穆罕默德·阿克巴，伊斯蘭果實組織的最高統帥，他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一月一日公眾假期的前一天）去庫布拉五金店買了一把六英寸長的角挫。
而賈馬爾，本森的主宰，哈齊姆·賈馬爾又做了些什麼呢？西蒙茲回憶說，一月的某個早上，賈馬爾告訴大家，他和本森吵了一架，本森走了，事情就是如此。西蒙茲還記得，頭天傍晚本森還跟大家在一起吃飯。十八天後，賈馬爾離開了馬利克公社，回美國了。他並不是一個人走的，跟他一起回去的是他的「同事」，這個人是去年十二月中旬賈馬爾從美國召來的。這個人仍然隱沒在背景中，大家都不太記得他，他是個美國黑人，公社裡的人只知道他叫「基德豪果」或「基多果」，聽上去像非洲名字。
此時，特立尼達已經開始風傳公社裡的各種新發現，有一種傳言說，那裡發現了一個罐頭盒，裡面亂塞著好幾個陰莖。但土地已經供出了它埋藏的所有死者。六個人因為兩起謀殺案被起訴：五個特立尼達人，一個美國人。但那個美國人不是賈馬爾，是他的同事基多果。五個人被控謀殺了本森，基多果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國躲了起來。賈馬爾接受了採訪，現在他變得像大家一樣頭腦清醒，急於脫身。他談到公社中的「暴力氛圍」；他說自己能活到現在已經很幸運；他說，他希望見到馬利克，親口問問他本森的事。
於是，在清醒和自我開脫的氛圍中，馬利克的公社解散了。土地已經翻遍，房屋已經燒燬。只剩下馬利克的兩條迷惑不解的狗，它們從不吠叫，從不嗚咽，只是不安地在土地裡、在馬路上奔走蹦跳，為每一輛停下的車興奮不已。但再也沒有哪輛車能把它們期待的人帶回來。
馬利克在蓋亞那逃亡。麥克戴維森——就是陪馬利克一家從特立尼達來到蓋亞那、並以青年事務部次長叔叔的身份安排了接待工作的麥克戴維森——剃掉了馬利克為黑權運動刻意蓄起來的絡腮鬍，還幫他修剪了頭髮。有人為他拿來了幾套新衣服和一雙新鞋。馬利克穿著這身新行頭，化名——也許是「t.湯普森先生」——住進了另外一家賓館。邁克爾·德·弗雷塔斯、邁克爾·x、邁克爾·阿卜杜爾·馬利克，還有現在的湯普森先生、林賽先生、約瑟夫·喬治……這麼多名字，這麼多人格，這麼多呈現自己的方式：這是他傑出的天賦，即便這樣，此時的他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快崩潰了。
他在賓館待了三天，一直拉著窗簾。他告訴打掃房間的印度女傭，他得了瘧疾，怕見陽光。他從不在賓館的餐吧或廚房點餐，總是讓女傭到街上幫他買三明治和軟飲料，還有紙和圓珠筆。他有些重要的訊息要傳遞給不同的人。他只是個「中間人」，他曾這樣告訴過麥克戴維森；那個真正重要的人很快就會帶著他的「宏偉計劃」從美國來蓋亞那跟他會合。賓館女傭按照他的要求給他送來冰水時，瞥見他正在「寫信」。但他不喜歡用圓珠筆，他更想要一個錄音機。在光線昏暗的酒店房間裡，需要錄音機這個想法糾纏著他，他差點給妻子打電話，讓她帶一個過來。「當時我想，」他後來說，「我要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部錄在磁帶上。我想把它們錄下來。」語言對他來說很重要，他靠語言過活。語言可以為事件賦予形態，對他來說，語言在此時此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在英國的時候，有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甚至還是個詩人；經常，在大麻的煙霧中（「我很嗨，我喜歡」），他嘗試著當一名作家。他寫下一兩頁迷醉的狀態，然後就停下。在這些文字中，事實與虛構常常流淌在一起。通過文字，他重新構造了自己的過去；語言也為他勾畫了未來的模式。非常奇特的是，他以前寫過的一段冒險故事跟他此時在蓋亞那的歷險非常相似。
敘述者（也許就是馬利克自己）在逃亡。他口袋裡只有二十英鎊，一個名叫弗蘭克的人接納了他，並且說，他可以在這裡待六個月。那天晚上，敘述者睡著了，沒有做噩夢。然後門開了。「我的朋友、我的救星弗蘭克端著〔字跡模糊〕早餐和一份報紙，笑容滿面地站在門口。你今天上報紙了，他說。我又恐慌起來，他們發現我了。我想得更〔字跡模糊〕了。讓我看看！我說。我在這兒，不算太壞，有一張照片和一段簡短的報道。特立尼達最著名的兒子之一回到了故鄉，來完成他的長篇小說。在一次獨家專訪中——報道如此這般地往下寫，我笑了，感到一陣輕鬆，這裡的記者有著跟別處的記者一樣的想象力……」片段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而在蓋亞那，噩夢並沒有結束。他每天都在賓館裡讀蓋亞那的報紙，報道越來越糟。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的兩天後，他離開賓館，乘計程車南下，來到鋁土礦鎮麥肯齊（現在已經改叫「林登」，是用蓋亞那首相伯納姆先生的名字命名的）。然後，他穿著新置辦的藍色長袖襯衫和紅格子短褲，拎著飛機上發的袋子，裡面裝著他在賓館裡寫的部分手稿（有些手稿留在房間裡了）、一些十元面額的蓋亞那鈔票、餅乾、牛奶、沙丁魚、其他罐頭食品和一把短刀，沿著由南向西的鐵路朝腹地走去。
兩百英里之外，越過森林和佈滿巨大蟻丘的光禿禿的褐色平原就是巴西邊境。他好像是奔著邊境去的，但後來他說：「我認識一個住在腹地的人，一個善良而睿智的人，我可以去請教他。我以為我能找到他……我總是喜歡向預言家請教。你們特立尼達就有一個這樣的人，叫哈里本斯，我去過他那兒。我喜歡這些人。我以為我可以找到那個人，向他請教，弄清楚正在發生什麼，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我已經無法理解了。」
他沿著鐵軌走了三天，已經開始打赤腳了。在首都買來的新鞋不合腳，把腳磨得很疼。第三天下午四五點，他看到兩輛路虎，政府部門的路虎：一個勘察隊在這裡搭了個營地。他等了兩三個小時。大約七點半時，他朝營地的人走過去。他說：「晚上好，先生們。」他說自己是記者。他們給了他一杯咖啡。他說——他說得很含混——他想「沿著鐵軌往前走」；半小時後，他跟兩個人一起坐著路虎離開了營地，其中一個人叫凱撒。
馬利克向凱撒打聽去巴西的路，還問起他的宗教信仰。凱撒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膚色黝黑，他說自己隸屬於當地的一個非洲民族主義小組，類似於黑權運動小組。馬利克——現在他又是x了——說，全世界的警察都在追捕他。然後，他一定察覺到了會被出賣的徵兆，他的頭腦飛快地轉動著。他說，他想讓凱撒把兩條訊息帶回首都喬治敦。一條訊息給馬利克太太：凱撒要告訴她，馬利克安然無恙。另一條訊息給凱撒的黑權運動小組領導人：凱撒要告訴他，小組內有警察的眼線。
路虎駛出五六英里後，已經坐臥不安的馬利克被安頓在一個叫「畢肖普營地」的地方。畢肖普是個上了年紀、身材矮小的黑人，一個人住在他的灌木「農場」裡；他的「營地」是兩個茅草棚，有一個沒有牆。他給馬利克端來一些燉菜和米飯，還有「甜金雀花」泡的香草茶。成千上萬的警察在追捕他，馬利克說；畢肖普說（在出人意料的森林場景中，真實生活的冒險呼應著馬利克逃亡小說的片斷），馬利克可以在他的營地一直待到年底。
馬利克已經疲憊不堪，在他最後一個自由之夜，他開始語無倫次。他不停地打聽巴西的情況，打聽他在這裡是否安全；他說他不信任凱撒。他回憶起特立尼達的公社，幻想中的「務農」變成了事實。他說要教畢肖普「如何種植綠色蔬菜」。他說他想找份工作，他懂得「種植」。畢肖普應該把芥菜和芹菜種在盒子裡，三週後再把它們種到外面的土地裡，每棵菜苗相隔十八英寸。他問畢肖普，這裡離河遠不遠。畢肖普說，不遠；但馬利克說，他要教畢肖普「如何不用去河邊就能用上河水」。他回憶起英格蘭，尤其是沃奇曼，那個貧民窟的地主，他剛到倫敦時為他工作過。但他的敘述讓畢肖普摸不著頭腦，畢肖普覺得馬利克好像在說：他在倫敦有一座很大的、提供膳食的公寓，有一個大花園，養著一條大狗，還有一把左輪手槍，租客付不起房租時，他就把他們趕出去，但他對蓋亞那人一直很好。
畢肖普在那個沒有牆的茅草棚裡給馬利克搭了個地鋪。馬利克躺下來，似乎在呻吟。他說腳冷；畢肖普給了他一片麻袋蓋在腳上。馬利克很快就睡著了，但畢肖普沒睡，他害怕馬利克的「那把短刀」。他整晚都在盯著馬利克。
大約五點半，天還沒亮，營地裡的狗開始吠叫，畢肖普看到了警察，凱撒跟他們在一起。他們包圍了棚子，守在那裡。天很快就亮了，「一個躺在地鋪或西式鋪上的淺膚色男人的身形」在警長的眼中變得清晰。六點差五分，他們開始收縮包圍圈。畢肖普仍然保持著警惕，向他們指了指馬利克的航空公司袋子和短刀。六點，破曉時分，警長拍了拍馬利克，叫醒了他。
馬利克後來說，看到警察時，他鬆了口氣。他的腳很疼，不知道還能不能走路。他被帶到喬治敦；第二天，他被蓋亞那宣佈為不受歡迎的入境者，被送回了特立尼達。
雖然蓋爾·本森的屍體被發現是轟動一時的聳人聽聞事件，但調查是從約瑟夫·斯凱里特的謀殺案開始的，他的屍體被埋在一片萵苣菜畦下面。四個月後，馬利克和其他三個公社社員因為斯凱里特謀殺案而接受了審訊。當墓穴剛剛被發現，死者的身份尚未確定時，就有一個匿名女子打電話告訴《炸彈》週刊，死者是一個「不遵守組織規則的兄弟」。調查結果表明，斯凱里特被殺確實帶有處決性質。
馬利克沒受過教育，但他在英國遇到的人告訴他，他是個作家，於是他就竭盡全力去寫作。也有人告訴他——這個皮條客、騙子——他是個領袖（儘管只能領導黑人），於是他就去讀有關領導力的書，甚至還就這個主題寫了一篇論文，借用了大量讀來的東西。「我不需要玩弄滿足自我的遊戲，」他寫道，開始解釋自己的地位，「因為我是整個〔‘西方白人世界’被刪掉了〕國家最著名的黑人。」領袖是工作者、行動者，也是能找到工具的人（「無論是錢、錘子，還是鋸子」）：「大眾」離開自己的軌道向這樣的領袖走來。然而，當領袖並不總是令人愉快。「領袖讓人懼怕，哪怕是他最親密的人……其他人則會忌妒他……在這裡，他需要鐵腕，因為他可能會忍不住，想用禮物來安撫那些懷疑他的權威的人，而懷疑者真正需要的禮物是沉默。」毋庸置疑，這些幾乎都是借來的話語，但馬利克正是由話語塑造的。而約瑟夫·斯凱里特正是一個懷疑者。
一年前，當斯凱里特因為強姦罪而被起訴時，他向馬利克求助。馬利克說服了那個姑娘不再追究。但從那以後，斯凱里特覺得跟馬利克在一起很不自在，便開始躲著他；就連斯凱里特太太都覺得自己的兒子不懂得知恩圖報。最後，二月七日那天，馬利克帶著公社裡的幾個人到西班牙港的斯凱里特家，把喬帶走了，帶去阿里瑪「住幾天」。
那天，斯凱里特先是在花園裡懶懶散散地幹了些零活兒，晚上，他跟三個社員一起坐上了一輛租來的車出去兜風。當汽車在阿里瑪－西班牙港高速公路上行駛時，開車的艾博特說，他們要去偷襲警察局，搶些武器。斯凱里特說他一點兒也不想摻和這種事情；艾博特立即調轉車頭，把車開回了克里斯蒂娜花園。馬利克說：「喬，孩子，你說你已經準備好，可以工作了，現在我派你出去幹活，你卻不肯？」他看著斯凱里特，搖了搖頭，讓人帶斯凱里特去他睡覺的地方，還囑咐那個人找本《聖經》什麼的讓喬讀一讀。
殺死斯凱里特像是一個突然的決定，但根據審判獲得的證據，接下來的事情都是計劃好的。早晨，史蒂夫·葉芝開車把馬利克太太和她的孩子送到西班牙港，這算不上異常舉動。馬利克宣佈，今天公社要建一個「滲漏坑」，這個決定也不出人意料。院子很容易積水，滲漏坑有助於排澇，馬利克已經就挖坑問題請教過一個有經驗的人。坑必須挖到土質開始起變化的地方；然後要在底層鋪一層石頭，表層鋪一層土。
整個上午，有幾個男人在挖坑，另外兩個人用吉普車往回拉石頭，「書房」裡的馬利克不時中斷他的「寫作」，出來指揮。喬·斯凱里特穿著他的「舊衣服」——牛仔褲和綠色毛線衫——推著獨輪車在幫忙，把吉普車上卸下來的石頭運到花園遠處的西北角。大約一點，坑差不多夠深了。馬利克讓吉普車上的兩個人到大家都知道的一個農場去「涼快一下」，然後拉一車肥料回來。
他們離開後，花園裡只剩下馬利克、三個男社員和喬·斯凱里特。三個社員中有一個從坑邊走開了。馬利克的肩槍套裡彆著一把左輪手槍，他手裡拿著一把短刀跳進坑裡，對艾博特說：「我準備好了，帶他過來。」艾博特用胳膊勒住斯凱里特的脖子，跟他一起跳進坑裡。馬利克左手抓住斯凱里特的非洲式長髮，舉刀砍向他的脖子，然後還是用左手，把他往旁邊一甩。那種「輕蔑」的姿態讓艾博特不寒而慄。斯凱里特大喊著「噢，上帝！噢，上帝！」拼命地往坑外爬。馬利克此時已經站在坑外，雙手舉起一塊填坑用的大石頭往斯凱里特的腦袋砸去，垂死的斯凱里特像個孩子似的哭喊：「我要去告發！我要去告發！」馬利克用力朝著斯凱里特又砸下三四塊石頭，斯凱里特安靜了。然後，四個人——第四個人這時候被叫過來幫忙——開始填坑，石頭墊在下面，土蓋在上面。
當另外兩個男人從農場運回一吉普車的肥料時，他們發現石頭已經不見了。滲漏坑填了一半，他們幫忙把坑填滿。沒多久，馬利克的家人從西班牙港回來了，公社又恢復了原樣。至於斯凱里特，那個頭一天來的「奇怪的年輕人」，剛剛走掉了。那個傻孩子去了加拿大或美國，但他會發現「外面的」日子不好過：這是斯凱里特太太聽到的版本。這也是馬利克在審判席上講的故事：喬·斯凱里特就這樣消失了。
艾博特，那個跟斯凱里特一起跳進坑裡的人，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馬利克被判了絞刑。有些人仍然站在馬利克這邊，其中一個是羅爾·馬克西敏，馬利克兒時的夥伴，現在是一家汽車修理站的老闆，馬利克經常去他那裡租車。馬克西敏去西班牙港的皇家監獄探望過馬利克。幾個月後的一天，馬利克正在等待他的上訴裁決，他對馬克西敏說：「我去見哈里本斯那天，你跟我在一起的。你還記得他說了什麼嗎？」「他並沒有忘記，」馬克西敏說，「他只是想從我嘴裡再聽一遍。於是我對他說：‘哈里本斯告訴你，你將離開特立尼達去牙買加，然後你會成為美國黑人的統治者。’他說：‘不錯，不錯。’然後開始在小牢房裡走來走去。」
成為黑人的統治者：因此，對於馬利克和他的海外祝福者（主要是白人，他們一直在給他寄錢）來說，黑人的存在歸根結底只是為了馬利克有朝一日能夠領導他們。馬利克認為自己一直在崛起：最初只是西班牙港千千萬萬受過半吊子教育的遊蕩者中的一個，然後成了海員，成了諾丁山的皮條客和黑幫成員，然後是倫敦的x，三十七歲時，成了「整個白人世界最著名的黑人」。一九七一年一月回到特立尼達時，他的身份是倫敦的成功人士。「我來這裡不是為了出人頭地，」他對特立尼達《快報》的記者說，「我已經出人頭地了。」但他相信他可以「幫一幫」這裡。「我對競選之類的事情不感興趣。我唯一理解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改變的政治，創造一個全新體制的政治。」
革命、改變、體制：倫敦的話語，倫敦的抽象理論。已經糾集起自己的團伙、擁有自己的「公社」的馬利克可以用這些話語支撐起他想為之賦予的任何含義。在倫敦，有人盼望著馬利克——他們自己的黑人，純粹的黑人——在特立尼達建立一個新政府。他們開過一次會，還做了記錄。新政府將資助世界上第一所「國際另類大學」，這將成為「反主流另類文化的基地」。話語，更多的話語：「我不能透露細節，」馬利克說，「但可以公開的是，這所新大學將成為一種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試驗室。」但是——x發出了他永遠的警告，永遠讓人激動、永遠讓白人受用的警告——來到馬利克的特立尼達的每一個白人（空中客車公司的服務保證所有的國際化都市都跟達特立尼達相連通）都必須記住，每個黑人心中都有「對白人的正當仇恨」；這些白人還必須設法克服這一事實：他們「所屬的種族是壓迫者」。
這位領袖，這位獨一無二的黑人發言人是危險的，因為他懷著對白人的正當仇恨；但是審判他的時候，觀眾們心情愉快，甚至表現得有些歡快。沒有人嘲笑他，他是一位殉道者，為了一項不存在的事業。只有西蒙茲——那個在六週的逗留期間「跟史蒂夫·葉芝情投意合」的白種女人——只有她從英格蘭飛來特立尼達，握緊拳頭給了攝影師一個示威的鏡頭；但她兜裡裝著一張回程機票。對特立尼達大眾來說，馬利克成了一個「角色」，一個狂歡節人物，那個在耶穌受難節被沿街喊打的笨頭笨腦的猶大。這才是他在倫敦的角色，即便是當他以x的身份在報紙上聲名遠播時，他也仍然只是一個以軍人自居的小丑，沒有追隨者的領袖，既沒有權力，也不是黑人的黑權運動人士。他甚至不是黑人，他是一個「淺膚色男人」，是半個白人。用特立尼達人的話來說，這是整個玩笑中最香甜的部分。
2
馬利克是到了倫敦才變成黑人的。也許只有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不是真正的黑人時——他很清楚，只要時機一到，他就可以輕鬆脫身，玩起另一套遊戲——才會這麼樂此不疲、興高采烈地經營這個角色。他淺薄無能，毫無創見；但他感覺到，在英國這樣一個褊狹、富足而且安逸的地方，無論對於左派還是右派，種族都是個帶有娛樂性的話題。於是，他就當上了娛樂明星。
他是x，是好戰分子，是那個威脅說下次就要開火的人；他也是毒販和皮條客。他是每個人的黑人，但又不是典型的黑人。他只有兩個想法是原創的。一個想法是，西印度群島駐倫敦特派使團對西印度國民的關注太少。第二個想法更古怪：特立尼達警察的制服應該換一換了；但這個更像是他的偏執，算不上想法。此外，其他所有東西——他的每一種態度，每一種立場——都是借來的：從採用「x」的名號到皈依伊斯蘭教，從批評白人自由主義者（「他們在毀掉黑人」），到指責黑人中產階級（「他們不瞭解貧民窟的人」）。他是個十足的以倫敦為背景的六十年代黑人；他缺乏創見，具有可塑性，有能力把自己打造成符合人們口味的黑人，這些特點恰好讓他成了記者樂於接受的人。
「邁克爾·x告訴過我，」理查德·內維爾在《遊戲權力》中寫道，「白人裡面，肯聽黑人說話的只有嬉皮士。」馬利克總喜歡以黑人的身份出場。一九六五年年底，他動筆寫自傳（這本自傳後來改由一個英國人代寫，一九六八年出版，書名是《從邁克爾·德·弗雷塔斯到邁克爾·x》），他把手稿寄給一位英語輔導老師，對方寄回了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在這風雲際會的時刻，你可以觀察一下全世界範圍內黑人和白人的關係。廣泛採用南非、羅得西亞、英國、葡萄牙和美國的例子來訴說白人社會的冷漠。運用奴隸制以及不久前發生在奧斯維辛和貝爾森的猶太人大屠殺等素材……第十五章，你應該強硬地或是帶有威懾力地結束於‘這是我的信念’。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一個流離失所的黑人的真實陳述……」
就這樣，除了陳詞濫調，還是陳詞濫調。馬利克通過「反主流文化」習得的一套關於種族問題的陳詞濫調，有時不可避免地帶有前革命時代的色彩。他寫過一篇寓言，投稿目標無疑是地下媒體，寓言講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哈羅德、猶太人傑克和一個黑人（馬利克自己）的故事。「我們的共同點僅僅是我們都有兩隻手、兩隻腳和一個頭。我必須承認，我的身體看起來更漂亮，他們絕對無法媲美，因為他們的身體覆蓋著一層慘白的病態皮膚，就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哈羅德在我們過往的談話中表達了他的渴望：他想找個地方曬曬太陽，改變一下自己。我看出了他的意圖，因為當他這樣說時，他的目光在愛撫般地掠過我那泛著黃金光澤的美麗的棕色皮膚，我從我的非洲〔插入：和葡萄牙〕祖先那裡繼承來的皮膚。」
「像我們三個這樣來自不同種族的人是很難溝通的。」但他們是好朋友，願意袒露自己「最隱秘的慾望」。盎格魯－撒克遜人哈羅德想要尋找真理。「傑克的慾望沒那麼簡單」：猶太人傑克想要「為人創造些什麼，跟他最親近的當然是猶太人，猶太人能創造出他們需要的任何東西，金錢、衣服、工廠」。而馬利克，那個黑人，看到「我們三個不同種族的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隔閡，因為我要尋求的是幸福，為自己創造歡樂，讓別人聽到我的歡笑，我要去給予……這種差異令我們陷入了奇怪的矛盾境地：當我拿出一件小禮物送給尋求真理的人時，他會用探尋的目光在我微小的動作中尋找更深的動機；而當傑克做好一件衣服，我說‘真好，我能不能有一件？’時，他會告訴我：x英鎊」。
馬利克請人代筆的那本自傳銷量慘淡，大部分被一個白人贊助者買下了。書的基調是義無反顧的歡快，充斥著對性和派對的描寫——那位影子寫手輕而易舉地把受壓迫的黑人變成了放縱的幽靈，你在有些章節中能察覺到，把《邁克爾·x》編成音樂劇的念頭讓這位寫手衝動不已。但整本書的可讀性比較差。
這本書沒有講述主人公的生活經歷，也沒有呈現他的人格發展歷程。自述者一出場就是倫敦的x，昔日的黑人皮條客已經洗心革面，變成了今天的黑人領袖，他假定讀者對他的往事已經瞭如指掌，現在他所關心的只是如何盡情地向讀者呈現他的各種黑人角色。圍繞著他的各種事件混亂地堆積在一起；他沒有一個核心人格，有的只是一連串雜亂無章的角色。第一百一十六頁，當自述者跟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輕地產富翁見面時——富翁對藝術感興趣——讀者突然發現，自述者是一位畫家（「我畫的抽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肖像畫」），他用了十七行文字支撐起這個角色。他的其他角色——黑人詩人、黑人作家，甚至還是一所號稱「倫敦自由學校」的「基礎英語」教師——也同樣突然，同樣成功，也幾乎同樣的簡短。
自傳中唯一值得關注的另一個角色是馬利克的母親，她跟馬利克一樣令人費解。她一開始表現為一個殘暴的老派黑種女人，注重外表，總是宣揚白人的美。她不喜歡兒子跟黑人小孩一起玩耍，也不喜歡他把手弄髒；她是個勢利眼；在西班牙港的市場上，她不肯跟小販講當地的法語土話，而且堅持讓自己的兒子講英語；她送兒子到「高階」學校上學。這些敘述雖然很誇張，但裡面包含著一定的邏輯。然而翻過二十頁後，這位母親突然變成了一個酒鬼，她歇斯底里，喜歡吵架，穿著黑人婦女那種讓人厭惡的衣服。一天，兒子發現她睡在關家禽的籠子裡，她說她已經把籠子改造過了。突然，她又變成了一個精明的騙子；突然，她來到了倫敦，搖身一變，成了一個生意紅火、性格歡快的妓院女老闆。
這位領袖的童年無法解釋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熱愛黑人的叛逆者，自述者強調的重點錯位了。然而跟他母親有關的事實對他來說又太重要了，沒有辦法略去不談。但這些事實散落在那些離經叛道的獵奇題材中間，掩蓋了一種比說出來的狀況更深的痛苦。把這些事實拼湊完整之後，我們發現這位領袖的童年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種解讀。
馬利克的父親是葡萄牙人，是一個店主，他後來離開特立尼達，去聖基茨島做生意了。他母親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黑種女人，來自巴貝多。在特立尼達，她是個外鄉人，尤其是在西班牙港的貝爾蒙社群，這裡是中底層黑人的聚居區，大家愛抱團，很排外。她的舉止和口音跟當地人都不一樣，如果她不講當地的法語土話，那是因為她不會講。她是一個帶著「紅皮膚私生子」的外鄉人，跟她同居的黑人計程車司機從不允許她忘記這一點。（他常常對她說，她從葡萄牙人那裡得到的一切，就是一個大敞的陰戶和一個紅皮膚的私生子。自傳裡沒提到這一點，這是馬利克在受審時說的。）
母親因為兒子而丟臉；兒子在西班牙港長大，上了聖瑪麗學院（一所專科學校，但不是什麼「高階」學校：一個學期的學費只要三英鎊多一點），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母親令他丟臉。她沒受過教育，酗酒，惡毒；母子二人相互折磨。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從她身邊逃走，跟朋友一起去山裡。有一次，他把她所有的衣服堆在一起，一把火燒掉了。但無論他走到哪裡，她總是如影隨形地跟著他，在公共場合大出洋相，即便在他被學院開除之後，即便在他長大成人之後。為了擺脫她，他只好去當船員，離開特立尼達。他想過去蓋亞那定居，最後還是去了英格蘭；而她居然尾隨他來到英格蘭，穿著一身紅色浴袍，在滑鐵盧車站從一列水陸聯運的火車上走了下來。
一九六五年，當他在倫敦聲譽鵲起，當他在自己眼中已經出人頭地的時候，他拿起筆給母親寫了一封信。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倫敦
親愛的媽媽：
我的手在顫抖，我的頭好疼，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因為我已經不再害怕。我是個黑人，你告訴我，我不是黑人，這不是真的，我試過不做黑人。讓我曾經感到羞恥的，不是因為我是黑人，而是因為你。首先，我想告訴你，我為什麼會寫這封信，那是去年的事。我在家裡，史蒂夫打電話給我，問我知不知道你的事，好吧，你被逮捕了，六十多歲了因為經營妓院而被捕。我本來可以試著去理解你，我可以去怪罪任何人——白人、我父親、我——來為你開脫，但是，當你說你為了保護自己的名字不受汙損，而把你的名字說成「德·弗雷塔斯」時，一切都結束了。那天的事，已經過去了x個月，直到現在，我才從打擊中恢復了一點，可以就這件事情說點什麼。我不恨你，我不可能恨你，我願意這樣想：你那樣做是無心的。但我得說，你乾的另外那些可怕的事情也是無心的，你曾經動不動就羞辱我。你幹一件事情之前，通常會想很多很多。你還記得嗎，在特立尼達，當你還跟你的丈夫住在一起時，他躺在床上，你把開水澆在他身上，這件事情你是處心積慮的，是不是？你一定出去……
她跟那個男人上了床，等他睡著了，就起身出去，她事先燒好了水。這起事故沒有寫進自傳，其他所有的都寫了。然而在添油加醋的傳奇敘述中，激烈的情感和痛楚都消失了，一切都被簡化，經過了根本的變形，呈現給讀者的是對這位領袖童年時代的更為平緩的陳述。
這封信是馬利克寫過的最真實的文字，也是最感人的。它解釋了很多：改名（從德·弗雷塔斯到x）；多重人格；急於取悅他人。在這個種族娛樂明星的小丑舉動下面，隱藏著真正的折磨。黑權運動為馬利克的生活賦予了秩序和邏輯，為他提供了一整套體系。事實上，他沒有能力寫一本書，但自傳前言裡的說法對他更有利：這本書之所以要請人代筆，是因為黑人英語跟白人英語不一樣。
一位倫敦記者在塑造馬利克的過程中發揮過一些作用，他說：「邁克爾搭媒體的車，媒體也搭他的車。這個過程中一個怪物長成了。」怪物已經存在；但這種批判裡面隱含著一些東西。馬利克是英國的產物。英國給了他朋友，教給他什麼是優雅，讓他在報紙上出名（似乎是好名聲），還給他錢。英國總是給他錢；沒有誰像他這麼需要錢，因為他要完成那麼多為黑人謀福利的事業。比如說一九六六年年底，當他妻子因為拖欠按揭款而收到律師函時，他突然想到，西印度群島人在法庭上需要有過硬的辯護律師。他讓人們對這項事業產生了興趣。一九六七年二月出版的《倫敦奧茲》宣佈，西印度群島人需要法律援助，文章頂端用粗體字印著處方：「‘辯護’需要錢。錢款匯往：邁克爾·阿卜杜爾·馬利克，利斯公館，格蘭提利路，w9。」
英國讓馬利克的很多事情變得輕而易舉，但英國最終又廢黜了他。馬利克誇大了他在報紙上的名聲的重要性，高估了那些給了他一席之地的邊緣人群的重要性。他是娛樂明星，是戲劇演員，但不是唯一一個。他沒能理解中產階級當中的這部分人：他們只知道這一切都很安全，他們沒有觀點，只有一些反應和零星的衝動，有時候沉溺於遊戲；他們追趕「革命」的腳步就像追趕劇院的潮流，這些革命者會奔赴風起雲湧的革命中心，但兜裡都揣著返程機票；對他們而言，馬利克風格的黑權運動就像一座既富有異國情調、又沒有危險的妓院。馬利克自以為享受著跟他的支援者同等的安全保障。一天，他半塗鴉（「沒錢」）、半記備忘錄（「律師來函」）似的寫道：「倫敦就是我繼承的遺產，整個倫敦。」
他的名聲沒有持續很久：始於一九六五年，終結於一九六七年，他因觸犯《種族關係法案》（一九六五年頒佈）而入獄的那一刻。這一切的開端是一九六五年七月，科林·麥克拉什在《觀察家》的一篇主打文章中說，英國存在著一個好戰的黑人組織：種族調整行動社（raas），它擁有四萬五千多名成員，是由邁克爾·德·弗雷塔斯「在近乎秘密的狀態下」建立的。「有些外來移民，」麥克拉什報道，「已經開始稱他為‘邁克爾·x’。」這是一篇很好的故事：「……革命的狂熱……幾乎遍及全國的組織……令人生畏的專業性……地下行動的組織技巧……基層系統……活動經費來自捐贈和德·弗雷塔斯本人……組織者都遵循最優秀的革命傳統，只拿微薄的報酬……一個靦腆、有教養、極度聰慧的人……讓黑人的苦難發出了最真實的聲音……一個朋友說：‘讓邁克爾這樣的人產生，這是對人性的犯罪……’」
這是一篇很好的故事，如果說其中包含著一連串新聞報道式的陳詞濫調，那完全是因為馬利克呈現給麥克拉什的正是一連串新聞報道式的陳詞濫調——和所有好故事一樣。根據馬利克三年後出版的自傳來看，麥克拉什發表這篇文章時，馬利克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了一個美麗的白人寡婦身上，他叫她卡門。卡門三十歲，「體態婀娜多姿」，而且很富有。有一次，她開啟手袋，給了馬利克「一疊十英鎊面額的鈔票」；還有一次，她填了一張五百英鎊的支票給他。她給的一切，他照單全收——「我確信，那天晚上，貧民窟在黑人身上生成的皮條客成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全是為了事業：種族調整行動社。然而，他仍然很痛苦：「我的演講越來越尖刻。」他身邊還有南希，另一個白種女人，她成了他固定的女朋友。卡門不得不離開。「卡門一走，raas就不再有收入了。」在四頁的篇幅中（其中包含卡門的故事），raas的成員數從六萬五千名「在冊」人員跌至兩千名「中堅分子」。
馬利克迷戀他的公眾影響力。他把英國報紙上所有關於他的報道都剪了下來，進行歸檔：無論報道是微不足道，還是至關重要（《每日電訊》一定是他曾經最喜歡的報紙）。麥克拉什的那篇文章他儲存了兩份。他製作的raas宣傳冊，其實就是邁克爾·x的宣傳冊，塞滿了媒體報道（宣傳冊裡除了邁克爾·x，誰的名字也沒提到），從麥克拉什的文章中摘錄了兩段話，跟《每日鏡報》、《每日電訊》、《星期日泰晤士報》、《和平新聞》和《紐約時報》的引文放在一起（「學生、知識分子、溫和派以及激進分子都是他要爭取的物件，有些人已經被他征服」）。
raas當然是個玩笑。這個首字母縮寫在牙買加是髒話（但在特立尼達不是），也是「屁股」的變體。這是一個粗魯的玩笑，馬利克在自傳裡對它的詞義做了更加荒誕的擴充：「首先，在西印度群島的語言中，raas指的是吸經血的布。它有某些象徵意義，象徵著黑人的生命之血長期以來是如何被耗盡的。其次，它類似於非洲語言中的ras（來自阿拉伯語的ra's——頭），意思是統治者或領袖。」這是一個「頗帶挖苦意味的」玩笑；只有當一個人覺得時機一到就可以從自己的黑人角色中脫身時，他才開得起這樣的玩笑。
馬利克的黑人身份其實非常荒誕：他既不是美國黑人，也不是西印度群島黑人，而是來自特立尼達的紅皮膚男人，他裝扮成漫畫版的美國黑人，表演給英國觀眾看。西印度群島黑人不同於美國黑人。美國黑人是遭到排擠的少數。而在西印度群島，黑人佔大多數，而且掌握了政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傳統。特立尼達的黑人舞蹈家博斯科·霍爾德當時在倫敦，他說：「聽說x這個傢伙時，我想：‘這是一個從我們那裡來的騙子。’我希望他好，因為他在英國，也因為他們告訴我，他是特立尼達人。」這就是西印度群島人的態度：他們認出了小丑，並且把他當成小丑來接納，但是除此以外就跟他保持距離。馬利克的公眾影響力偶爾也會讓個別的學者、作家或政客激動。一九六五年，麥克拉什的文章發表後，特立尼達的反對派領袖——主要是印度人的政黨——就曾想過邀請馬利克回特立尼達助選。
但馬利克從未掌控過這些人，在倫敦，他也並不真正需要他們。馬利克剛剛認識了一個西印度群島人——他最後成了馬利克的政治代表——他是來自特立尼達的年輕人斯坦利·艾博特。他和馬利克一樣，是個專科學校的輟學生，也和馬利克一樣有著西班牙或葡萄牙祖先傳給他的紅皮膚（艾博特有時管自己叫「德·皮瓦」）。一九五六年，十九歲的艾博特來到英國，很快就開始在倫敦遊蕩，一個迷失的靈魂在警察局留下了一項又一項記錄：一九五六年，蓄意破壞罪；一九五八年，強行入室；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期間，在教養院接受監管；一九六四年，人身侵犯。
當時跟馬利克關係最密切的西印度群島人是史蒂夫·葉芝，除了是真正的黑人，他跟馬利克在各個方面都很像：他們都來自西班牙港的貝爾蒙，都是那裡的邊緣人。史蒂夫·葉芝（很快會有一個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他被聖瑪麗學院（馬利克的母校）開除了，原因是他讓卡梅爾派改革學校的一個十四歲女孩懷孕了；他又去了另一所學院，十六歲時，他跟另外九個人一起被指控輪姦了貝爾蒙女子輔導站裡的一個女孩；他被判無罪，但已經名譽掃地，家裡人把他送到了英格蘭；他加入了英國皇家空軍，但很快就惹上麻煩，沒請假就離隊了；他的背部在一次鬥毆中受了重傷，留下了一道傷疤。
沒有負責任的西印度群島人的支援，原本會給馬利克減分。但馬利克把它變成了自己的優勢；美國的黑權運動為他提供了一個完備的體系。如果受過良好教育的西印度群島人不願意跟馬利克有瓜葛，那只是因為這些黑人布林喬亞和知識分子——「這些少數中的極少數」——切斷了自己跟「貧民窟裡的人」的聯絡。在馬利克的話語體系中，凡是沒有離經叛道，凡是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技能或職業的黑人，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黑人；他不需要任何人來跟他達成一致。真正的黑人是更質樸的。他住在一個叫「貧民窟」的地方，那裡極其糟糕，卻有著令人忌妒的歡樂；而且在貧民窟，黑人生活在犯罪的邊緣。他是皮條客，是毒販；他行乞，也行竊；他就是那個魅力十足的黑人；而如今，這個黑人已經出離憤怒。結果，真正的黑人就是像馬利克這樣的人，而且只有馬利克才是他的代言人。
馬利克打造的黑人革命者形象在很多方面都像我們所熟悉的鋌而走險的怪胎。但這個形象是為一個孤陋寡聞的市場打造的，馬利克憑藉著靈敏的直覺，本能地把握住了英國報紙想要什麼樣的黑人，願意容忍什麼樣的黑人。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的《衛報》，吉爾·特威迪讓英國人的容忍底線一目瞭然。
那天，特威迪在她的版面上報道了兩位黑人。一個是安妮·p.巴登，華盛頓一所黑人專屬小學的「輔導員」。特威迪對她百般刁難。安妮·巴登想談談她的工作，而特威迪想聽的是種族問題、毒品問題和黑人的鬥爭情緒。他們給學生播放一些關於毒品的影片，安妮·巴登說；他們「談論過」奴隸制、黑人在南方的社會地位之類的問題；她不覺得她的學生有任何鬥爭情緒（有些學生只有四歲，年齡最大的也不過十三歲）。但你們討論過馬爾科姆·x，或馬丁·路德·金嗎？安妮·巴登，你本人是如何意識到種族偏見的？情況真的有所改善嗎？有多少美國人把黑人當人對待？大多數還是一半？你的學生有一星半點的工作機會嗎？各類職業也許沒有對黑人緊閉大門，但黑人找工作是不是更困難？特威迪的提問已經由暗示引導升級為固執己見，當她流露出「你是黑人，因此你的教學工作純屬浪費時間」的意思時，安妮·巴登只好請她的採訪者喝點茶。「她顯然覺得很尷尬，」特威迪評論道，「整個提問讓她很尷尬。」
而對另一個黑人，一個男人，特威迪的採訪時間要長得多，也給了他更大的版面。他是美國的黑人穆斯林，到英國來「推廣」他的自傳。我們不清楚他靠什麼謀生。他在加利福尼亞開辦了一所馬爾科姆·x蒙臺梭利學校，但他不在那裡教書，因為他恨白人。「即便是納粹黨衛軍在‘猶太佬’這個詞中包含的輕蔑也無法跟他對白人的輕蔑相提並論。」特威迪評論道，但他不想把自己的仇恨發洩到兩歲大的孩子身上。「如果你要殺人，一定要有意義。你可以因為一個人邪惡而殺他，但不能因為他是白人……他們管叫我黑鬼，但我創造出了自己的黑鬼。我的黑鬼就是我，英俊到不可救藥，撩人的古銅色皮膚，極度能言善辯。」特威迪被他迷住了：「這個黑人是個英俊的男人，一個戴著一隻金耳環的強盜……高大，精幹，醉心於暴力，他的暴力有時是赤裸裸的，有時裹上了一層甜言蜜語的糖衣：就像腎臟被猛擊一下那種甜蜜。對待女人時，他的暴力戴上了面具，轉變為性愛的話語……」
「在我看來，」特威迪總結道，「巴登小姐的消極比哈齊姆·賈馬爾先生的憤怒更讓我感到沮喪，感到未來沒有希望。」哈齊姆·賈馬爾，這就是那個戴著金耳環的強盜的名字。他到英國來兜售的那本自傳，內容老套，為六十年代層出不窮的黑人自傳增添了最新的一筆：貧窮，自怨自艾，毒品，伊斯蘭，改革，名流，性，仇恨。他聲稱自己是神，這為他在電臺節目「世界大同」中贏得了一次以「奇點」身份亮相的機會。但他似乎沒有告訴特威迪，他是神。也沒有告訴她，如果他沒有在他的馬爾科姆·x蒙臺梭利學校教書，那是因為那所學校只堅持了一年，只有一個老師，而且十五個月前已經關門了，如今，那所學校只存在於他隨身攜帶的小冊子裡。至於安妮·巴登，無疑已經回到了華盛頓那所小學，輔導著上千名學生。
六十年代後期（特威迪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七一年），馬利克對英國人需要什麼樣的黑人有著很準的直覺。但他這個角色是消耗性的。這個叛逆的黑人不能有工作，即便他想有也不行；他不能顯得像是蛻變到了「消極狀態」；他只要稍微安頓下來就會名譽掃地。雖然沒有人指望他去實踐他發出的威脅，但這個可憐的黑人必須永不間斷地表演下去。
一九六七年七月，馬利克去雷丁演講，為當時更具國際聲望的斯托克利·卡邁克爾補缺。聽眾來自不同的種族，大約有七十人。「你只要看到白種男人傷害你們的黑種女人，立刻殺了他。」這番話沒有什麼危害，只是他一貫的餘興節目。但根據《種族關係法案》，馬利克被起訴了。審訊時，馬利克讓記錄員坐下來，「放輕鬆」；他先把《古蘭經》用溫水抹了一下，然後把手放在上面起誓；他還獲准在作證之前舉行伊斯蘭的「告解」儀式。他被判入獄一年。有人把報紙上關於他的審訊的報道統統剪了下來，幫他歸檔。但狂歡節在那一刻驟然而止。
一九六五年四月，他聲名初起時，曾經寫信對母親說：「我不再害怕。」早年生活的各種痛苦都淹沒在這個種族喜劇演員的角色中。而現在需要他亮出底牌了。他的黑權運動在英國毫無勢力，他在報紙上的名聲也保護不了他。他找人代筆的自傳《從邁克爾·德·弗雷塔斯到邁克爾·x》在他服刑期間出版，評價很糟。他的公眾影響力減退了。八個月後他出獄時，電視上提了一下，但根本算不上什麼事件。狂歡節的元素卻依然頑強地活著：監獄門口站著一個迎接他出獄的黑人，這個人在x的事業上越走越精，已經給自己取名「弗雷迪·y」。但馬利克已經變了。
他計劃寫第二本自傳，一開始想到的書名是《我的raas歲月》，這還是以前的那個馬利克，還是以前的那個笑話。但隨著他的想法逐漸黯淡，他把書名改為《幻影安魂曲》。「幻影」指的是什麼？是英格蘭，還是他自以為的他在英格蘭的地位，抑或是他的x生涯？
後來，他開始寫一部關於自己的小說，在這篇又長（至少有五十頁）又粗糙的作品中，字裡行間開始明顯地流露出怨懟，怨懟很快積澱成憎恨，他憎恨的物件不是白人，也不是英國人，而是他所瞭解的英國中產階級：他們擁有金錢和社會關係，他們對他的「恩賜」飽含著這個詞的雙重含義；他們安全無憂，無所不能，他們輕視黑人，卻為他著迷。在這部小說裡，他孩子氣地把幻想嫁接到事實上（他就是他自己，用了自己的名字），他把英國中產階級對他的迷戀轉變成了敬畏，甚至變成了愛，然後，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恐慌。故事的背景不是倫敦，而是蓋亞那。馬利克讓自己在那個國家成了一名英雄，一位偉大的演說家，街上有人高喊著要擁立他為國王。
馬利克很難按照計劃行事，他總是從一個事件跳到另一個事件。但這次出獄後，他似乎開始把注意力轉向真正的權力。一九六八年，他加入了黑鷹黨，那是一個黑人的幻想組織，他們的目標是成為諾丁山版的黑豹黨。馬爾科姆·x，邁克爾·x；黑豹黨，黑鷹黨。黑鷹黨的「首相」是特立尼達的一個前鋼鼓樂隊成員，他給自己取名達克斯·阿旺蘇。馬利克成了他的「不管部部長」，還乘坐包機飛到蒙特利爾，出席了黑人作家大會。部長，作家；他發現自己在芝加哥和多倫多的黑人中間享有特殊的聲譽：他是唯一一個在英國因《種族關係法案》而入獄的人。「是旅行第一次讓我發現自己是個英雄」：這句話出自他為《幻影安魂曲》寫的筆記，筆記中還寫了他對自己早年「皮條客·x」的職業生涯的看法。「英雄形象到了國外更高大。」他不知怎麼成了舉世公認的英雄：他開始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
第二年出現了更進一步的證據。地產富翁的兒子奈傑爾·薩繆爾給伊斯靈頓的「黑人之家」專案捐了款。他們租下了幾間商店和辦公室，租期為二十一年，準備把那裡變成黑人的「城市鄉村」。這是一場翻身仗，展現了黑人革命運動中「黑豹」般創造性的一面。但馬利克毫無才幹。相信黑人之家就是相信魔法，就是在分享馬利克半信半疑的信念（這個騙子的半瘋狀態讓他顯得很有說服力）：是話語和宣傳讓所宣傳之物變得真實。不到一年，黑人之家就搖搖欲墜；就像哈齊姆·賈馬爾的馬爾科姆·x學校，就像raas，就像「黑鷹黨」，就像很多黑人發起的事業——他們行動並不是出於使命感，而是任憑自己墮入表演的陷阱：在外國人面前表演黑人——黑人之家也只存在於它的宣傳冊和信頭裡。
「黑豹組織這類美國原型出現了，它有自己的基地，需要複製品，但這個民族卻在鼓勵獨一性。」這段話出自他為《安魂曲》寫的筆記，讀起來像是試圖把黑人之家的失敗合理化，暗示失敗本來就在他的計劃之中。不過，馬利克在那一年嘗試了很多事情，他開始放眼英格蘭之外。他和奈傑爾·薩繆爾一起乘坐包機去了廷巴克圖，然後去了幾內亞跟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會面。他派了一個半文盲使節拜訪了位於亞的斯亞貝巴的非洲統一組織。他還跟史蒂夫·葉芝一起去了特立尼達，奈傑爾·薩繆爾也在這次旅行中留下了匆匆的身影。王位呼喚著一個黑人的國家，每一件事情都在指向通往特立尼達的最終迴歸。
一九六九年的特立尼達正在走向一場革命。埃裡克·威廉姆斯的黑人政府自一九五六年上臺以來一直在掌權；當年把威廉姆斯送上臺的種族狂熱現在差不多要把他趕下臺去。在這個剛剛獨立的島國，政治生活是一潭死水；知識分子覺得自己被新人的新政治排除在外；美國的黑權運動南下來到特立尼達，在普遍的不滿情緒中激起了新的波瀾。美國的黑權運動是裝備不良的少數群體發起的抗議。然而在特立尼達，黑人佔百分之五十五，亞裔和其他少數種族被排除在政府權力之外，在這裡黑權運動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一些非常古老的元素被置於理性抗議之上：一種神秘的種族感以及對即將到來的救贖的千年期待。
沒有規劃、沒有首領的革命本來是馬利克可以利用的局面。但他沒能製造出一個良好的政治開端。他跟罷工的巴士司機一起在街頭「遊行」，但當他發表演講時，司機們感到很困惑，馬利克沒有講他們的事業，而是大談自己的狂想：特立尼達的警察需要換一套制服。
他也談到了「公社」。西印度群島種族政治的過於簡化和憤世嫉俗讓特立尼達的左翼記者兼學者倫道夫·羅林斯感到厭倦，於是在一個星期天，他去了海邊那棟房子，馬利克的公社準備建在那裡，馬利克也暫住在那裡。馬利克播放了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的演講錄音，在場的有史蒂夫·葉芝和一批年輕的「隨從」。「他們完全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樣子，」羅林斯說，「對指令不假思索地做出反應。馬利克的女兒病了，馬利克對其中一個人說：‘去，找醫生來。’那人說不知道去哪裡找。馬利克說：‘去，找醫生來。’我厭倦了坐在那裡看著這個人擺出一副陰森的面孔，滿口胡言。我退出房間，朝海邊走去」。
無論如何，馬利克在特立尼達已經有了一批「隨從」。馬利克在奈傑爾·薩繆爾之後偕家人返回了英格蘭，史蒂夫·葉芝留了下來。在英格蘭生活了十三年之後，葉芝回到家鄉，再也沒有離開。一九六九年，馬利克頻頻來信，說他在倫敦忙於黑人之家，在非洲跟奈傑爾·薩繆爾一起奔波。十月，馬利克向「全體弟兄」發來問候，並向大家允諾，薩繆爾還會再來看望他們；十一月，他在信中宣佈自己很快就會回來，一行十三人。結果什麼也沒發生，但史蒂夫·葉芝仍然在等他。一天，葉芝的父親問起他跟馬利克的關係，他說：「說來話長，爸爸。」說來話長：史蒂夫·葉芝，黑人，健美，有著「柔軟的頭髮，那柔軟、捲曲的頭髮讓你忍不住想去撫摸」，而現在的他揹著一道來自英格蘭的疤痕，有一個黑人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阿克巴」，頂著伊斯蘭果實組織最高統帥的頭銜，還是馬利克的黑人解放軍中校。
他曾是「每個貝爾蒙少女心中的戀人」，一個當年與他相識的黑種女人再次愛上了他。
他說他再也不想回英格蘭。他一直不肯多說他在倫敦的生活和他在空軍的那段經歷。他常常告訴我，如果我在倫敦認識他，根本不會跟他說話。史蒂夫以前有很多朋友，但他從倫敦回來後就變成了一個孤僻的人。他不喜歡派對，也不喜歡人多的地方。他散步，每天晚上都散步。只要在西班牙港，他就會繞著薩凡納散步，有時候停下來喝點椰子汁。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他有時候會在一把長椅上坐下來，跟我聊天。他不工作，但手上總是有錢。他告訴我，他是飛機機械師。我問他，為什麼不在航空公司找份工作？他說，他不想受約束。他從來不跟我說他的想法，但他讀了很多書。卡斯特羅，切·格瓦拉。一時間，你會覺得他屬於黑人的舞臺，但接著他就會告訴你，他跟那個白種女人生活在一起，還跟她生了兩個孩子。你搞不清楚他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他覺得有些無聊。他有時候在等電話，然後那個約好了暗號的電話就會打過來。他絕對是在等著邁克爾。我們一九七〇年分手了，說分就分了。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狂歡節的時候。
那年狂歡節，一直在走向成熟的黑權革命來到了特立尼達。西班牙港每天都有反政府遊行；革命宣傳冊隨處可見，甚至在學校裡都看得到；軍團中的幾個分隊宣佈支援遊行的人。革命風潮甚至感染了亞洲人居住的農村。一種無政府狀態自動爆發了：一個人道主義的社會按照它對秩序的期望和對救贖的不同理解而四分五裂。然而警察手段強硬，不需要委內瑞拉和美國前來增援。暴亂漸漸平息了。
史蒂夫·葉芝沒有參與這些事情。事後，馬利克對革命也說了些尖刻的話。「我不理解，這些人怎麼會死心塌地地聽信那些政治上的胡言亂語。」特立尼達的《快報》報道了他的評論，「他們想要獲得權力或者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但這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
這現在成了他的套話，或許也是他的幻覺：他在英格蘭的時光是艱苦努力的時光，他通過艱苦的努力成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黑人，而現在有很多虛假的黑人在妄想著不勞而獲。有人批評他的黑人之家開支不當時，他也擺出這種姿態來反擊。他還用這種姿態告訴人們，儘管他錯過了特立尼達的革命，但他才是這場革命真正的領袖。黑人存在的意義只在於被馬利克領導：生活還沒有追上藝術的腳步，但表演已經不再是表演：通過雜耍與欺詐，失望與自欺，馬利克終於到達了每個追逐權力的種族主義者佔據著的位置。一九七〇年三月，特立尼達革命剛剛結束，馬利克就馬上著手他規模最大的籌款活動，準備在返回特立尼達之前聚斂大筆款項——他採取這一舉動絕不是巧合。
他釋出了「黑人之家建設專案籌款呼籲書」。他請倫敦主教為「即將加入黑人之家的成千上萬的人」，就他們的「靈性需要」，「提出睿智的建議」。他向查爾斯·克羅爾發出了更直接的呼籲：「……一種精彩絕倫、舉世聞名的現實……獨一無二的專案……讓我們告訴世界，英國沒打算退出這場文化與進步的偉大競爭……」
同時，馬利克諮詢了pea國際公關公司的帕特麗夏·伊斯特，伊斯特曾經負責過小薩米·戴維斯在英格蘭的公關工作。伊斯特提出，她將「親自」打理這位客戶的事務。她說，黑人之家應該馬上註冊成一家慈善機構。她認為，他們應該在全國開辦一系列黑人之家。她概述了一套宣傳攻略，其中一項是「為了社群的總體利益，應該把邁克爾·x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字」。她還提出了一些後續計劃。服務費用方面，pea第一年將收取三千五百英鎊（不包含對外的開銷），每個季度初預付。這也許不是馬利克想聽到的，於是，根據伊斯特現在的說法：pea跟馬利克「失去了聯絡」。
馬利克決定依靠自己。他炮製出一封以「和平與愛」為主題的標準勸募信：「……文化差異不應該妨礙人們和平共處。有文化的人是平等的真正使者。」一封商業氣息更濃厚的信寄到了加拿大人壽保險公司，遭到了回絕。祺達實業回絕了兩次。查爾斯·克羅爾沒有回覆，馬利克去信提醒，克羅爾的秘書回絕了他。
到了這一步，馬利克一定開始感覺到，他的「形象」有點不對勁。「弗朗西斯兄弟（計劃與發展部部長）」向柯林斯教士發出了邀請，邀請他再次訪問黑人之家，「至少可以來共進午餐」。馬利克開始寫信給各位「親愛的兄弟」，收信人是劍橋、牛津、雷丁、斯旺西、卡迪夫、愛丁堡、葛拉斯哥等地的大學聯盟主席，他請他們邀請自己去大學做關於黑權運動或另類社群的演講。他聲稱，「大約三年前」，自己曾在以上大多數大學裡做過演講；他詼諧地談到入獄的事情；搬弄「會談」、「關涉」之類的字眼；在寫給愛丁堡大學聯盟主席的信中，他提到了亞歷克斯·特羅基、羅尼·萊恩和吉姆·海恩思，稱他們為自己的「朋友，因為你可能只知道我叫邁克爾·x。」
同時，作為一名穆斯林、「勞作者和生產者」、清真寺的建造者、異教徒的規勸者、年輕人的培訓者（「我們可以直接培訓五百多人，間接影響到的人不計其數」），他開始對科威特埃米爾的國庫展開了攻勢。他寫信給科威特學聯，請他們邀請自己去科威特：「作為我們種族的代言人，英格蘭所有重要的大學都向我發出了邀請。」他在寫手代筆的那本自傳上籤了名，寄給了科威特大使館。無疑是為了追求戲劇效果，他要求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親自看著它打包，並由外交信使將它連同一封信一起交給埃米爾。他給科威特大使寫了兩封信，一封信請求大使「接見，哪怕只有五分鐘」，信中還請求大使注意另一封信，那封信裝在一個標著「x」的信封裡。x開宗明義：「正如您所知，這個國家最大的產業主是猶太人，我們的地主是猶太人。必須把他們從我們背上趕下去……我們要求獲得直接的財務援助，請您把它當作第一要務。談到錢的數目，十萬英鎊是非常實際的，能夠滿足我們的急迫之需……致以伊斯蘭的誠摯，邁克爾·阿卜杜爾·馬利克。」
他認識一些美國的黑人穆斯林，他們是另外一類穆斯林：住在紐約的黑人區哈萊姆，非常虔誠。他給他們寫信，報告自己取得的成功（「城市中的村莊……優美的棲息地」），坦承自己對猶太人的恐懼。他在這裡使用的籌款策略跟對科威特的策略相反：先提出強硬的要求，然後說甜言蜜語。「我們迫切需要大量資金的注入……當我宣講信師〔原文如此〕的話語時，我經常覺得自己已經被拋棄，孤立無援。當我們迫切地需要援助而又走投無路時，一個從未跟神聖使徒〔原文如此〕說過話的兄弟往往會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對他講心裡話，他一定會幫忙。’但我心中總有一個地方——也許是因為我有幸能夠跟他坐在一起，看著他的眼睛——讓我覺得我有義務走出去，在巴比倫的荒野上尋求援助。」
後來，馬利克在接受審判時對這個時期做出了這樣的概括：「我回到英國，開始了結我的事務，變現我的家人多年來在歐洲獲得的資產。」
他引導身邊的人相信他正在成功地「變現」：錢或者顯得有錢可以為他贏得他想要「招募」的人。但他做得過火了。他像是被自己的勸募信所描繪的幻影打動了，開始說著幻想中的數字，落入了自己的陷阱。他說奈傑爾·薩繆爾為黑人之家提供了二十五萬英鎊的贊助，有人相信了。（據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二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洞察」欄目估計，真實數字不會超過一萬五千英鎊。）但黑人之家的情況看不出二十五萬英鎊的痕跡；一九七〇年二月，黑人之家付給倫敦電業局的二百三十七英鎊的支票被退回了；有人開始覺得，馬利克這一年的籌款可能都是為了籌夠一筆相當於一百萬特立尼達元的財富逃回特立尼達。
「……在發現威脅能夠變成現實之前——例如槍擊——黑人和白人在組織上的問題。」馬利克為《幻影安魂曲》寫的筆記非常隱晦。和他的自傳一樣，馬利克經常把一個故事拆散，塞進很多故事裡，讓原來的故事面目全非。然而他的筆記卻能夠為我們提供還原故事的線索。「跟外界的關係——我擁有鉅額財產的神話——財產是怎麼來的。」馬利克覺察到他在倫敦的處境越來越危險了。哪怕後來在特立尼達，他的恐懼也沒有消散——也許有人恐嚇過他——他總是擔心他的孩子會被綁架。
馬利克又惹上了官司。那一年早些時候，馬利克和他的七個追隨者因勒索一位倫敦商人而被起訴。「本地的一個猶太商人」，馬利克在給一個美國黑人穆斯林的信中寫道。整個故事錯綜複雜，涉及一個職業介紹所、一個美國黑人、一份工作和一枚抵押的戒指。涉案金額很小，只有五英鎊。但那個商人被套上了狗項圈，繞著黑人之家走了一圈，於是案子引發了關注。不知基於什麼考慮，馬利克給新華社寫了信，請他們關注這個案子；整件事像一場「鬧劇」，但是到了十一月，當馬利克和他的五個手下在老貝利受審時，事情變得嚴肅起來。
逃往特立尼達刻不容緩。黑權運動為馬利克提供了一整套思想體系，即便在這種關頭，他還是可以自圓其說。他接受採訪，上電視，他此時的言論與黑豹成員如出一轍。他準備放棄黑權運動，他說，從今以後，他將全身心地投入建設性的工作。他把黑人之家交給斯坦利·艾博特管理。艾博特來自特立尼達，史蒂夫·葉芝不在倫敦的這一年，馬利克跟艾博特的關係格外密切。艾博特面色發白，恍惚的眼睛有些浮腫，身高五英尺六英寸，虎背熊腰，線條幹練有力，胳膊上的肌肉極其發達。他三十三歲，十五年前離開了家鄉，如今已經把自己的生活糟蹋得不成樣子，過去兩年又因為窩藏大麻、盜竊和鬥毆被判了幾次刑。艾博特相信奈傑爾·薩繆爾贊助了二十五萬英鎊，相信馬利克很有錢，他對馬利克忠心耿耿。
現在，飛往特立尼達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而且有史蒂夫·葉芝在那裡等他，可以給他當保鏢。但此時，馬利克想起了黑權運動革命在特立尼達的失敗，想起了他播放過的斯托克利·卡邁克爾的錄音，想起了跟他一起遊行的罷工工人，他開始擔心自己在特立尼達是否受歡迎。一天，他播放著唱片，「安撫」自己的情緒，「因為這座城市充滿了——與惡意，而我追求潔淨，想說真話，」他拿起筆，給特立尼達總理埃裡克·威廉姆斯寫信。他寫著寫著就變得歇斯底里，進入了大麻引起的恍惚狀態，「附言」部分洋洋灑灑地寫了十七頁。
他寫下這些文字——和他寫下的很多文字一樣——是為了解釋自己。他早年生活的混亂被他成功地轉化為對自己的敬畏，他可以為那些混亂的經歷賦予很多種模式。現在，他開始重提童年時代的貧困，說起他的名字德·弗雷塔斯（「這個名字沾滿了汙穢」），說起他在諾丁山的成功（「在英格蘭，從來沒有一個黑人像我這樣把賭場和妓院經營得那麼成功」），說起他的偉大名聲（「我知道我的名字家喻戶曉」：公關經理帕特麗夏·伊斯提出的「把邁克爾·x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字」顯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寫著寫著，他對自己變得愈發敬畏。他看到自己「身臨險境，生活在真正的前線」，通過這個軍事化的隱喻，他把自己在英格蘭的生活編織成了一個神話：
我們在這裡走鋼絲，此時的我們就像敢死隊員，你無法從軍事上援助我們，但我們可以在這裡援助你們。他們不會為了抓住我們而轟炸倫敦、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必須是一對一，男人對男人，我們嚴陣以待。德國駐紮著五萬兩千名英國士兵，但是補給不足，愛爾蘭衝突潛藏著極大的危險，很可能讓英國從德國抽走九千人，他們的裝備很差。我不知道我們還能堅持多久。幾周前，他們在談論英國國會的煤氣爐，但我們士氣高漲。
在英格蘭的最後一年，馬利克扮演著形形色色的人格，發出了各種各樣的聲音，真實的人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他只要一路鼓吹自己的黑人角色，就會「無往不勝」。
黑人之家在斯坦利·艾博特手裡運轉了三個星期之後以混亂收場，基本上被洗劫一空。黑人之家的垮掉意味著馬利克倫敦生涯的結束。艾博特在馬利克離開倫敦的頭天晚上見到了他，馬利克從一堆五英鎊的鈔票中拿出兩百鎊給了艾博特。這是他「變現」的資產：艾博特瞥見了貨真價實的財產的冰山一角。後來，馬利克從特立尼達給他寄來一封信，上面只寫著一個字：「來」。艾博特收到信後，立即搭乘下一趟航班，離開了英格蘭。
3
十四年的倫敦生涯以逃亡告終，有人也許會覺得他將從此一蹶不振，但馬利克以自由人的身份在特立尼達經營得風生水起，並且持續了一年之久。
一九七一年的特立尼達是馬利克最理想的舞臺。石油經濟令特立尼達相當富庶，在南美，特立尼達的生活水準只有委內瑞拉和阿根廷可以與之媲美。各種舒適的消費品觸手可及，很快，馬利克就心情愉快地在城郊的阿里瑪鎮安頓下來，住在一棟透著新氣、帶大花園的房子裡。但因為特立尼達位置偏僻，倫敦、芝加哥和多倫多的籌款中心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個貧困的島嶼，一位反對「工業複合體」的黑人領袖為了躲避迫害流亡到此，在「公社」裡跟絕望的黑人一起從事建設性的工作，而那些黑人正缺這樣一位領袖，另外他們還需要一點金錢的饋贈來啟動黑人農業和黑人水果種植業。後來，他們也想發展發展黑人漁業：買一艘拖船（可以通過「跟特拉弗明德的施利希廷造船廠的合同」購得）需要一萬八千英鎊，但「初步的可行性研究表明，專案利潤……可達每月三萬多英鎊」。偏遠的特立尼達向被迷住的島上黑人允諾著這類可能性，這裡萬事俱備，只欠領袖。
在特立尼達，馬利克讓自己顯得像是一位倫敦成功人士。他回到特立尼達不久，就找到《特立尼達快報》的拉烏爾·潘廷。「他想讓我採訪他，提問和回答都讓我準備，而且要保證訪談聽起來像模像樣。他這是在出錢買技能。被我拒絕時，他這麼說：‘如果我在英國找不到人替我幹這種事情，你以為我是怎麼出名的？’」馬利克還給一些人看過一封信，據說是英國的律師寫來的。信中說：馬利克在英格蘭不會得到公正的審判。馬利克還是很多名人的朋友。有些名人的名字在特立尼達從來沒人聽說過，而且還會被弄混：費利克斯·託波爾斯基變成了賽龐斯基，或者是託帕婁斯基，還變成了女王的畫師，亞歷克斯·特羅基變成了托洛茨基。有些人覺得馬利克只是在吹噓。然而一九七一年四月，約翰·列儂成了馬利克的座上賓，整個來訪被大肆宣揚，掃清了人們的一切疑慮。
現在的馬利克功成名就，腰纏萬貫，風度翩翩。羅爾·馬克西敏是一個租車行的合夥人，馬利克是他的主顧。馬克西敏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有一半印度血統，一半委內瑞拉血統。他沒有種族身份引起的焦慮，對種族問題也不感興趣。然而他在商業上的成功（也許超出了他的期望）讓他覺得自己受教育的水平不夠高，而他記憶中的馬利克從未讓他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重回特立尼達的邁克爾讓我感到驚奇。他的一舉一動總是很大氣。同樣一瓶橙汁，如果一個酒吧賣一元，另一個酒吧賣兩元，他就會去買兩元的。如果你跟他一起去超市，你會看到他把兩個手推車都堆得滿滿的，一個手推車裡全是肉。你只聽到一片片的肉餅像鐵塊一樣掉進籃子的聲音。你知道，那些肉都凍得梆梆硬。他買的肉根本吃不完，你知道有一部分肯定會爛掉。但他就是想做給周圍的人看。還有，他從來不跟你討價還價。我們雖然是朋友，但他從來沒有說過：「把那輛車借給我。」他總是說：「租那輛車要多少錢？」他自己有車，但他喜歡租我的車，用來擺排場。他喜歡前呼後擁。「我是領袖。」我很喜歡他。他從不讓我覺得自己低人一等，而且他總在給予。我現在還留著他送的一雙黑襪子。
風度和財富，一位黑人女教師也提到了這兩點，她去過馬利克在阿里瑪的住宅。當時有傳言說，她可能會給馬利克的孩子當家庭教師，因為馬利克害怕孩子被綁架，不讓他們去上學。
如果你的煙抽完了，他不會給你一包，而是一整條。軟飲料也是整箱整箱地送。邁克爾告訴我，他為這個花了多少錢，為那個花了多少錢；他還談到他的狗，它們是從倫敦帶來的。那座房子的裝飾風格也讓人驚豔。你會覺得每樣東西都散發著金錢的味道。無論走進哪個房間，都會發現裡面裝飾得很有格調。房子很乾淨，每樣東西都是精挑細選的，擺放得恰到好處。
那個在貝爾蒙土生土長的男孩，那個一身洗衣婦打扮的普普通通的黑女人的兒子，如今已經出人頭地了。隨著他的顯達，他的舉止也發生了變化。《炸彈》的編輯帕特里克·喬可林哥一九六五年在倫敦見過馬利克，那時他剛剛開始有些名氣。「他告訴我，白人是惡魔。我說：‘但你生活在一個白人國家，而且你也有部分白人血統。’他說：‘也許吧，但我的心是黑的，是他們讓它變黑的。’我確實被他吸引了，他讓我感到興奮。」一九七一年一月，馬利克回到了特立尼達，沒過多久，喬可林哥就去查可班納賓館拜訪了他。
他住在一個帶露臺的房間裡，史蒂夫·葉芝跟他在一起。我發現他努力地想在我面前表現自己——我們在倫敦見面時，他還不是這樣。他在向我兜售邁克爾，他整個人的舉止都變了。當年在倫敦的大理石拱公寓裡，他看上去有點野，有點狂熱，讓人興奮，舉手投足間帶著神經質的顫抖。而在特立尼達，他交叉著雙腿坐在一把躺椅裡，他的聲音變了，變得非常輕柔、非常有說服力。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驚訝：跟我說話的完全是另一個人。
前所未有的輕柔嗓音，輕鬆自然的舉止：其他人也注意到了這些變化。馬利克是由語言塑造的——他的語言和別人的語言。他總是需要一個榜樣來模仿，一九六八年出版的那本寫手代筆的自傳也許能提供一點線索，告訴我們他這種新的舉止來自何處。馬利克沒怎麼提到沃奇曼，此人是倫敦的房產騙子，馬利克給他當過打手。但他對沃奇曼的描述帶著令人詫異的讚賞。在他的自傳中，沃奇曼非常酷，非常有風度，幾乎是個好萊塢人物。「一個相貌英俊的男人，有著一張堅毅的面孔。」他在書中以好萊塢的風格出場，坐在一張書桌後面，身邊圍著幾隻阿爾薩斯牧羊犬和兩個保鏢，一個保鏢坐著，另一個在讀報紙。「他的穿著十分講究，十分整潔。他講話非常輕柔，我從未聽他抬高過嗓音。簡而言之，他散發著寧靜的魅力。」住在諾丁山的沃奇曼就像住在自己的「封地」裡。而住在特立尼達的馬利克也許幻想著，他也住在自己的「封地」裡。
喬可林哥想請馬利克為《炸彈》撰稿，結果發現他「還沒推，門就開了」。馬利克寫了一系列關於妓院的文章。「他說，他要讓妓院從特立尼達徹底消失，否則他不會滿意。他不明白中國人怎麼能到這裡來，毀了那麼多特立尼達姑娘。他把矛頭特別指向那些在西班牙港經營妓院的朝鮮族中國人。有兩個妓院老闆被告發，其中一個在牢裡上吊自殺了。」但後來警察找到喬可林哥，告訴他那其實是一場敲詐：馬利克從兩個妓院老闆那裡弄到了一萬特立尼達元，相當於兩千英鎊。特立尼達很富有，但多年的種族政治讓人沮喪，而且一九七〇年的黑權運動騷亂剛剛過去，氣氛仍然有些緊張，這一切讓馬利克的敲詐成為可能。馬利克安頓下來後，便開始籌劃一個五萬英鎊的「基金」，要用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他開始在當地尋找潛在的贊助人，列了一個名單。
他也沒有忽略「農業」。喬可林哥說：
一九七一年的某個時候，他去了多倫多和芝加哥。一天，我接到了邁克爾從多倫多打來的電話。他說：「你還記得那些蟲子嗎，那種把高速公路邊上自耕農的捲心菜都咬壞了的蟲子？」蟲子？捲心菜？我旋即意識到，他是說給電話那一頭的人聽的，於是我說：「噢，是的，是的。」他說：「好的，我聯絡上了……大學的人」——大學的名字我不記得了——「他們準備調查一下，請你抓些蟲子放在一個瓶子裡，寄到這個地址。」第二次電話是從芝加哥打來的。我這次學聰明了。「我們討論的農民和東海岸酸性土壤的專案——我已經找到了一些人，他們準備把奧裡諾科盆地裡的淤泥挖出來，運到那個區域。你可以把這個訊息告訴給那些農民了。」他回來後就大肆揮霍，買了一輛亨伯超級狙擊和一輛吉普。
特立尼達的「公社」在壯大。沒有哪個農業公社發展得這麼迅速，也沒有哪個基布茲的果樹成熟得這麼快。幾個月裡，馬利克在他的郊區花園裡不斷給美國人寫信，報告公社持續擴張的需求：「更多的搬運裝置——再增加一輛拖拉機和一輛推土機，」同時宣稱，「椰子、酸橙、橙子、葡萄、芒果、牛奶、紅撐百合〔原文如此〕、奶牛和馬糞，現在都已經先著〔原文如此〕過剩。」
那年年底，他可以行使對阿里瑪那棟房子的選擇權：買或是不買。他以前付的一千英鎊其實是一年的租金，但人們都以為房子已經是他的了。一天，他對一位訪客——那位黑人女教師——說，他也買下了後面那棟法國風格的大房子，準備重新裝修一下。林戈·斯塔爾是即將到來的下一位披頭士，他將住在那裡。馬利克去看過瓜納波的一塊售價四千英鎊的地皮，在北邊的山區。他沒買，但他後來把它「整合」進了公社，作為「額外購置的土地……可以容納來自美國的六十名男女青年，他們是再開發建設專案的首批成員」。
卡里那基是西班牙港西邊的貧民窟，靠近海邊，馬利克在那裡租了一套房子，每月三十五英鎊，房東奧斯瓦德·切斯特菲爾德·麥克戴維森是個黑人企業家，來自蓋亞那，從事選美之類的業務，他妻子在特立尼達政府擔任部長。這套房子就是「人民商店」，它的「受託人」是史蒂夫·葉芝和斯坦利·艾博特，商店專營公社出產的「農產品」。信紙已經印好，宣傳冊的材料也準備好了。根據材料上的說法，商店的利潤會按月劃撥給另一項黑人事業。
阿里瑪有一個養馬場，專門飼養賽馬的種馬，場主是葡萄牙人，也是馬利克少年時代在貝爾蒙的另一個朋友。馬利克現在跟他建立了一種關係，這個養馬場也被「整合」進了馬利克的公社：這裡的牛奶和馬糞構成了公社「先著過剩」的產品的一部分。
馬利克公社的每樣東西都存在，但沒有一樣屬於他。一切彷彿週而復始，以成年人的形態回到了馬利克在貝爾蒙的童年時代：當年他偷了一輛腳踏車，然後被逮捕了。他偷的不是普通的腳踏車，而是一輛引人注目的賽車，屬於著名的腳踏車賽手聖路易斯。馬利克告訴別人那輛車是他自己的，是叔叔送的禮物。他騎車跑遍了整個貝爾蒙——聖路易斯就住在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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