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木匠即將離開印度洋上的島國模里西斯，前往南非的史瓦濟蘭工作一年，這則訊息刊登在模里西斯第一大報《快報》的頭版。可以少養活六張嘴了，六個家庭得救了，至少一年內不用擔心了。二十五名護士被選中，有男有女，他們要去英格蘭的醫院工作了。英格蘭將吞噬他們，但此時此刻，他們是家鄉島嶼上的名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模里西斯時報》的頭版頭條。也許有一萬個人在申請這二十五個職位，大家都這樣認為，這是公認的比例。
「陛下，」模里西斯的一個年輕人給一家蘇格蘭醫院的護士長寫信，「您能幫我找個職位嗎？」把這個笑話傳回模里西斯的記者也是模里西斯人，他是那些遠走高飛的幸運兒中的一個。他說，這位年輕人的阿諛奉承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他並非沒有同情心。他說他知道模里西斯的年輕人是多麼痴迷於逃離島國這個想法，「無時無刻不感到心力交瘁」；但只有「掌握了最新知識，（真正）擁有優秀品格，並且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能勝出。
但符合條件的人太多了。在海外，唯一接受模里西斯人的職業是護理，所以每個模里西斯人都熱愛護理工作。這是一個護士之國。在首都路易港，人們徘徊在部長門前，等待著部長召喚他們去服務。在模里西斯，部長們很有權勢；不通過部長，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但部長們又能做什麼？有一次，嗎哪從天而降——外交部長這麼說——德國請模里西斯輸送五百名護士。但不會每天都有嗎哪從天上掉下來；法國每年需要五千個護士小組也仍然只是人們心中的希望。
有一位部長專門負責對外移民事務，他是黑白混血，身體圓胖，喜歡輕輕地笑，以前當過汽修工。但他無法告訴我這個國家的海外移民數字，他說他沒有把這些數字統統裝在自己腦袋裡，而且他現在正忙於當地的選舉。「我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居爾皮普的這次遞補選舉上。我們認為要解決模里西斯的問題，必須先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
部長給不出資料，也是因為根本沒有多少資料。於是年輕人在外面遊蕩，等待著職業生涯的開始，有時候一晃就是幾年。他們湊在狹小的俱樂部裡，除了聊天，沒有其他事情可做。這些俱樂部有些有水泥牆，有些是用瓦楞鐵皮搭起來的，牆上裝飾著英國資訊服務部的海報，還有一些從外國雜誌上剪下來的圖片。有些年輕人得了陣發性眩暈症，只好待在家裡。很多人患了頭疼症，這種可怕的模里西斯頭疼症會讓失業的勞工發瘋；讓公務員的職業生涯中止；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變得神志不清。
模里西斯曾經是渡渡鳥忘記了怎樣飛翔的地方，因為它們在這裡沒有敵人：這片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島嶼曾經荒無人煙。而現在這裡已經人滿為患，平均每平方英里就有一千多名居民。
十七世紀，荷蘭人想征服模里西斯。他們砍伐了烏檀木森林，引入了甘蔗。荷蘭人走後——據說是被老鼠趕走的——法國人來了。這些法國人主要是來自布列塔尼的農民，他們在島上待了下來，十九世紀早期模里西斯被英國人征服後，他們仍然繁榮昌盛。他們種植甘蔗，一開始依靠從馬達加斯加和非洲大陸販運來的奴隸，奴隸制被廢除後，就開始依靠來自印度的契約勞工。
整個十九世紀，島上的勞動力都處於短缺狀態。印度移民不斷地到來，一直持續到一九一七年，所以現在印度人佔了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當時儘管有移民湧入，人口數量卻一直比較平穩。一九三一年的人口總數還不到四十萬，跟一九〇一年相差無幾。然後，災難爆發了。一九四九年，瘧疾終於全面絕跡，人口數量激增。現在島上大約有八十二萬人，每五個人裡面就有三個不滿二十一歲。沒有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失業或閒居在家——統計數字從五萬到八萬不等——而且全島人口還在以每年一萬兩千人的速度增長。
模里西斯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仍然停留在農業殖民地的狀態，仍然是帝國的一個極小組成部分：島國獨立才剛剛三年。規模龐大的不動產、大型代理機構和蔗糖加工廠都屬於白人（儘管這裡也有很多印度地主，也存在著一個類似於印度貴族的階層）；鄉村勞工都是印度人；黑白混血是公務員；黑人是工匠、碼頭搬運工和漁夫；中國人做生意。
甘蔗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物，基本上是唯一的出口商品。甘蔗幾乎覆蓋了半個海島。因此，從高空俯瞰這座災難纏身的海島，只會看到一片空曠和蔥翠，石頭堆成的梯形金字塔點綴其間，彷彿一種消失了的文明的遺蹟。這些石頭是從甘蔗地裡揀出來的：「清理石頭」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工作，而且那些鵝卵石都碩大無比。這項工作以前靠的是人力，現在改用推土機了。榨糖向來都是一種高效率的產業，它的高效在模里西斯展露無遺。雜花生樹的繁盛景象不見了，秩序來到了這片熱帶的土地。沿著主幹道遊覽的遊客看到的海島是一片保養得整整齊齊的草坪，只有一些起起伏伏的小火山，彷彿縮微版的馬特洪峰，點綴著單調的風景。
一個近乎橢圓的七百二十平方英里的小島，孤懸於印度洋上，變成了殖民地，只為蔗糖而存在。它和世界另一端的西印度群島一樣，是近代帝國龐大的人類工程的一部分：把失去了首領的被征服民族運到這裡，運到那裡。在那些瞄準了模里西斯的遊記作家眼中，模里西斯就是「失落的天堂」，正在「成為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地方」，是遊客帶著「一顆安寧的心」離去的海島。但對於走不掉的模里西斯人來說，這裡就是地獄，甘蔗林連綿不絕，一直延伸到海邊，生病的椰子樹在獨角仙的蠶食中枯萎。
去年有兩萬名遊客來到模里西斯。「失落的天堂」已經有了賭場，賭博公司順應低緯度地區的度假趣味，讓島上一流的酒店也裝上了老虎機。遊客們偏愛老虎機。在居爾皮普的花園酒店裡，肥胖的女人和她們更加肥胖的女兒吃過早餐就開始玩老虎機。將近傍晚，當電視機也開始咂咂作響的時候，在這座仿十八世紀的建築裡，休息廳裡的聊天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賭場的主顧主要是當地的中國人，在暗紅色的大廳裡，他們面無表情地坐在亮閃閃的桌子前面，就像是坐在村子裡的店鋪櫃檯後面，只是把卡其布的短褲和襯衣換成了西裝。在模里西斯，中國人游離於其他族群之外，令人費解。模里西斯流傳的故事說，中國人的錢是靠著鐵杵磨成針的耐心，通過一點一滴的欺詐掙來的。據說，中國店主每天都會花上一點時間，從每個火柴盒裡抽出一兩根火柴，把二十盒火柴變成二十一盒，靠這種方法多抽走四分之一便士的純利潤。但他們居然會拿這麼辛苦掙來的錢在賭場上揮霍，讓人不由得對這個族群產生了一絲敬畏。
賭場抽走的可不止四分之一便士，但賭場的成功和現代氣息讓很多模里西斯人感到心情舒暢。我看不出賭場的投資對這裡的財政和旅遊業有什麼促進作用，但對此刨根問底只會戳破當地人的某種天真。然而每個人都知道，賭場解決了部分就業問題。賭場荷官都是白人姑娘和混血姑娘，她們穿著閃亮的緞子做的傳統晚裝，名字的首字母別在衣服上，在賭桌上主持牌局。幾個月前她們還失業在家，無所事事，然而一轉眼，就掌握了這種高難度的現代技能：這種「適應能力」——模里西斯人念念不忘的詞——讓人們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在模里西斯，一切最終都要歸結到一點：工作，就業，派得上用場，有點事做。
模里西斯的遊客來自附近的法屬留尼旺島（其實是法國的一個行政區）、馬達加斯加、英格蘭、印度和南非。模里西斯跟南非的關係很密切。南非出高價收購模里西斯出產的每一斤淡而無味的茶葉；如果你想知道南非語的「南非製造」怎麼寫，只要在自己的酒店房間裡把菸灰缸翻過來看看就知道了。反種族隔離人士在模里西斯沒有立足之地。很多法裔模里西斯人在南非有親戚，或者跟南非有生意上的往來。模里西斯準備獨立時，島上的法國人「反應過度」（「我們這裡的人總喜歡反應過度」）——他們把忠於自己的黑人集結了起來（反種族隔離人士真的應該對模里西斯敬而遠之），而且有傳言說南非的法國人突擊隊要來接管模里西斯——那段時期，很多法國人移居去了南非。
來自南非的遊客很受歡迎，但他們並不全是白人。「南非黑人無須抱怨」，這是《模里西斯時報》頭版頭條的標題，內容是記者對一位印度裔南非遊客的問答式訪談，這位遊客是阿哈姆德·卡傑·罕先生。
問：罕先生，印度人在南非的情況怎麼樣？
答：在經濟上跟當局整合得相當好……有些印度人有數百萬身家。
問：這種強勢地位是怎麼來的？
答：這個由來已久……
問：你會不會認為，我們聽到的關於南非的很多負面說法是不正確的？
答：……我在模里西斯聽到有人說，南非天路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有黑人專用的廁所，我很吃驚。沒有這回事兒……
問：但肯定有一些不容商量的場合吧？
答：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內部問題。
問：罕先生，有一種思想學派認為，南非的政治鬥爭一敗塗地。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答：一點也不……
問：南非當局的統治令你滿意，我感到不解。我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是因為你沒有感覺到黑人的切膚之痛？
答：不！沒有人有切膚之痛。每個人都有工作……當然，我們要考慮到那些總愛發牢騷的人。
今年年初，黑權運動的口號出現在眾多村鎮的大街小巷，是用法語和本地的法語方言寫的：以黑為榮，以黑為美，黑人權力在握。這是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主意。杜瓦爾自己並不是黑人。他四十多歲，棕色皮膚，梳著一頭直髮，像流行歌星一樣英俊，也有著流行歌星的著裝品位。他是黑權運動的一分子，他穿著黑色的皮革衣服，戴著各種佩飾，騎著一匹名叫「黑美人」的黑馬在公共場合亮相。有很多年，杜瓦爾被視為島上黑人的領袖。但兩年前，他漸漸淡忘了獨立之前的紛爭，帶著他的黨派進入了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從那之後，隨著政府支援率的不斷下降，杜瓦爾的威望也大不如前了。
黑權運動是杜瓦爾的反攻。照我的理解，這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嚇跑那些想來挖選票的政客，而不是讓普通的白人擔驚受怕。杜瓦爾很支援模里西斯跟南非的貿易往來，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南非遊客，還希望看到南非人在旅遊特區購買房產。一天，他在跟我一起吃午飯的時候告訴我，統計資料顯示，一個旅館房間只能提供兩個僕人的就業崗位。而一座房子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是四個。
政府已經意識到了失業問題。一份白皮書說，一九八〇年之前，整個社會必須創造出十三萬個新的工作崗位。但政府沒有意識到人口過剩問題，還在阻撓對人口過剩效應的調查。政府批評電視裡那些「殘忍的」計劃生育節目。模里西斯是一個至今仍然盛行丈夫打妻子的保守社會，政府不想得罪任何人。
這種態度背後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我到模里西斯的第二天，在一個關於失業問題的研討會上，工黨（執政聯盟的主要黨派）發言人說：「我們斷然拒絕了關於失業問題的那些膚淺而簡單的解釋，即失業是因為人口過剩、缺乏資本與投資機會造成的。……事實上，失業的根源顯然在於把持著經濟命脈的人，他們要麼因為擔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要麼和以前一樣，出於一種深思熟慮的政治戰略考慮，堅決不肯參與到必要的政治程式中來……於是，模里西斯的局勢呈現出這樣一幅景象：掌握著政治權力的人跟把持著經濟命脈的人之間，隔著一條寬闊得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
就這樣，政府通過強調失業問題、淡化人口過剩問題，來捍衛自己的地位，希望自己仍然像殖民時代那樣，充當抗議的工具。他們去抗議富人——往往都是白人——但富人的才智和資本現在仍然為社會所需要；他們去抗議甘蔗——奴隸時代的作物，然而它雖然讓人憎惡，卻又不可或缺。
政府不受民眾歡迎。如果明天舉行一場大選，政府就會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不是它昔日的敵人——這些人大部分已經被政府以各種方式吸納了——而是年輕人，人口爆炸那些年裡長大的年輕人。
在這個印度人佔大多數的島國，首相是個印度人，已經七十歲了。那個突然贏得了民眾支援、動搖著政府地位的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創立於一九六八年，創始人是模里西斯的一名法裔學生，他當時只有二十三歲，帶著巴黎學生運動的新鮮氣息。首相來自農村的印度人族群，出身貧寒。他通過正規教育和自學，獲得了去英國的機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在倫敦度過了漫長的幾年，一開始是讀書，後來當了醫生；他一回到模里西斯，就開始從事工會工作，然後踏進政界：這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跋涉，跟幾乎就是「裁判員」的反對派對抗，取得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成就。在過去的十二年裡，他在模里西斯建起了一個福利國家的雛形。社會服務的覆蓋範圍很廣；這裡有一套針對失業者的「救濟」體系（每週有四天可以領取四個盧比，相當於三十便士）；一個家庭裡如果有三個不足十四歲的孩子，每月就可以領取十個盧比的補貼，大約是七十五便士。
這個初具形態的福利國家讓整個社會免於崩潰，受益者是年輕人。他們比他們的父母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吃得也更好。出色的電視節目讓他們思想敏銳，見多識廣。他們的期望變高了，再也不是以前農奴社會中那群從無怨言的人。整個體系的缺陷在於，在仍然以蔗糖為王的停滯的殖民地經濟中，這個福利國家的建立也許是以犧牲發展為代價的。在模里西斯工作並不需要很高的技能。然而出國去工作，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的優秀品格、真正熱愛護理工作的人才需要去申請。
「他們總是責怪政府。他們手上一旦握有資格證書，就指望政府給安排一份工作，其他的一概不想。農業領域有一些合作社，但這群人一心只想著坐在辦公桌後面，整天在紙上塗塗寫寫。」「政府把模里西斯人變成了乞丐。我們在這裡都有很多親戚，都有自己的大家庭，本來可以充分利用這一點，但政府的救濟弱化了親族間的紐帶。」「我們的人沒有冒險精神。」「大家對事故變得敏感起來，人們開始裝病。我的診所總是被裝病的人騷擾，他們希望政府為他們的‘事故’支付補償金。」
中產階級對模里西斯的福利制度也有些看法，他們的觀點甚至得到了白皮書的支援。白皮書上說，太多人生活在「救濟」水平線上；太多人在做著「沒有產出」的以工代賑工作（有些以工代賑人員被派去清掃海灘）；結果，「當那些有工作的人看到少幹活或者不幹活也可以過日子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意願就受到了影響。」
這裡的狀況很容易讓遊客感到惱怒。每到下午，那些身強力壯、衣著得體的年輕人就會在擁擠的鄉間小巷裡閒逛：他們的體格鍛鍊得太好，太樂得袖手旁觀，成排地坐在俱樂部裡面，動不動就抱怨。「如果你想要一份工作，他們就會派出鎮壓騷亂小分隊來對付你，這種事情每個月會發生三次。」「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去敲議員的門，想找一份工作，因為每個人都相信，‘議員會給我兒子安排一份工作，議員會給我女兒安排一份工作’。」「要想見到部長，你只能行賄。我們只在照片上見過部長。」
於是他們坐在那兒，抱怨著，威脅著。「改換政府，讓社會主義政黨取而代之。現在的政府容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政黨是年輕人的政黨。而這個黨會做些什麼？它又怎樣取代資本主義？大家都沒有明確的看法。但政府必須遭到懲罰。政府就是政府，如果它真的想幹什麼，就一定能幹成。「政府的失敗並不是因為執政者的愚蠢或惡劣，而是因為他們的自私。」
在鄉村的巷子裡遊手好閒，玩多米諾骨牌，在俱樂部裡沒完沒了地討論政治，他們的生活真的就只有這些嗎？難道沒有其他活動，其他樂趣，其他節目嗎？「沒有錢就沒有樂趣，先生。」一小口朗姆酒要五十五模里西斯分幣，還不到四便士，但對他們來說已經非常昂貴，堪稱玉液瓊漿。他們只喝得起當地人用香蕉釀的一種酒，兩個半便士就可以買上一品脫。看電影也很貴，三等座要一個盧比（七個半便士），一等座要兩盧比二十五分。「我有十年沒去電影院了。」「我有三年沒去了。」「即便是排燈節（印度的花燈節），我們也沒有樂趣可言。我們沒錢給孩子買禮物，也沒法給他們置辦新衣服。」
但那個靠「救濟」過活的、咧著嘴的胖小夥卻是一副快活的樣子，他剛剛結了婚，而且顯然是這群人中的小丑。那個相貌英俊、穿著入時的男孩來自一夫多妻的穆斯林家庭，是家中十七個孩子中的一個。而那個挺著肚腩、面色陰鬱的男人今年三十五歲，他在領救濟金的六年間添了六個孩子。
但遊客的惱怒對模里西斯人並不公平。甘蔗地，榨糖工人和家屬居住的擁擠不堪的村莊，小小的集鎮：訪客目之所及就是模里西斯擁有的一切了。這裡幾乎沒有多少冒險的空間，除了上層階級：法國人（他們總是擁有龐大的家族）、中國人和富裕的印度人。而底層的生活一直都很嚴酷，視野也愈加狹窄，整個社群只有一種無助感和對自己的厭惡感。
那個以工代賑的工人——六個孩子的父親——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不去上班，只去簽字和領錢。甘蔗地裡的除草工知道自己是除草劑的替代品，一種更低效、更昂貴的替代品。每個人都一門心思地認為，只要政府是好的，一切都會好轉；而現在，因為某些原因——政府和反對派都說是政治原因——局面每況愈下。
報紙上充斥著當地的政治話題，根本沒有版面來發國外新聞。所以人們整天在鄉村俱樂部裡談論政治，政治吸收了他們心中所有的狂暴。言論自由，選舉也自由；實實在在的權力卻遙不可及；政治是人民的鴉片。
一個多雨的星期天下午，天空雖然烏雲密佈，卻閃著片片電光，傾盆大雨的間隙，空氣潮溼而黏膩。在這座新「城」用礫石鋪成的後街上，有一片手工藝人的居住區：一座座混凝土牆、瓦楞鐵皮屋頂的小房子就建在居爾皮普鎮外，一次選舉集會正在這裡預熱。這只是一次市政遞補選舉，但在模里西斯，選舉就是選舉，而且這次選舉已經被營造成了對幾方力量的一次考驗：外交部長加埃唐·杜瓦爾的政黨、黑權運動和模里西斯民主聯盟黨（udm，themauritiusdemocraticunion）。杜瓦爾說udm是黑白混血聯盟黨（uniondesmulâtres）的縮寫，這是他用來打擊對方的口號。也許還有其他論題，但我這個外來人讀遍了所有的報紙，也沒能找到。
這是udm召開的集會。聽眾還沒到，房間裡只有幾個黑人男孩，也可能是黑白混血，有些孩子穿著不合身的外套，那是他們爸爸或哥哥的衣服。房間裡還有些沒帶武器的警察，他們戴著尖尖的的帽子，穿著暗灰藍色的雨衣，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警察裡面有很多是印度人。卡車上的擴音器在播放著一曲塞卡，那是模里西斯的卡里普索，是用當地種植園的土語演唱的。
吸菸的女人我不喜歡
她讓發黴的菸草淌入你的口中
跑進跑出的小男孩越來越多。一個穿著哥哥外套的十三歲男孩（他有三個兄弟，七個姐妹，爸爸沒工作，媽媽是廚娘）反對udm，而另一個混血男孩（他有四個兄弟，四個姐妹，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喜歡udm，「因為他們在匡扶國家」。這裡的情景恰好是udm口號的現實版：這裡的選舉就像其他地方的聖誕節，少了孩子就不成其為選舉。馬路上到處晃動著小小的、骨瘦如柴的腿，就像課間休息時的操場。（「現在我隨便走到哪裡，」杜瓦爾後來告訴我，「就像格利弗走進小人國。小孩子們想把我抬起來。」）udm仍然在播放塞卡。路邊一塊溼透了的窪地上，一場足球賽開始了。
一輛轎車在輔道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停在了卡車旁邊。石塊飛了過來。剎那間，滿腔怒火的混血兒和黑人圍著轎車和卡車扭打起來，叫嚷和謾罵響成一片。足球比賽中斷了，孩子們四散著跑開，寬大的夾克在火柴棍兒似的腿上方搖晃了一陣子，然後停下來，駐足觀望。擴音器裡的塞卡還在繼續。溫和的警察上前溫和地干預，把憤怒的人往不同的方向疏散，被拉開的人一邊走，一邊回頭叫嚷。
雨水，灌木，簡陋的房子，破舊的衣服，種族混居和撐著傘跑出來圍觀的人群：這歇斯底里的一幕看上去如此熟悉。大人在小孩面前大打出手，擁擠不堪的奴隸營渾濁汙穢：這就是無權者的政治。
騷亂平息後，轎車開走了，塞卡也停了下來。卡車上的男人對著擴音器咳嗽，集會開始了。
「m.duvallezourliblackpower,lesoirliblanc.」（「杜瓦爾先生白天代表黑權運動，到了晚上就變白了。」）
「黑權運動？」一個身穿粉色上衣的黑人姑娘說，「在我看來是個笑話。」
「m.duvalnapascontentcréolepetitchevé.杜瓦爾先生不喜歡克里奧爾人的小腦袋。‘quandmo'allecôtez'aut'donne-moimanzemacaronietboirerhumblanc.moicontentmanzeunpéc'estquibon.’聽聽他的話：‘當我走訪其他人時，我讓他們用通心粉和白朗姆酒來款待我。我喜歡吃一點點美食。’」
在這個黑人姑娘看來，udm也是個笑話。「我不在乎這些政客。我來這裡是為了打發時間，很多人跟我一樣。這裡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姑娘和小夥子不上班。獨立之後，大家變得更窮了，‘工作得更少了’。」
她今年二十一歲，身材瘦小，窄窄的肩膀有稜有角，眼窩深陷。一九六〇年，她以第五級的水平離開了學校。「一九六〇年以後，我什麼也沒幹。我有打字資格證書，但一直沒有工作。」但她和模里西斯的每一個年輕人一樣，也有一個與工作失之交臂的故事。「廣告上說有個加油站要招一名員工。我和一個穆斯林姑娘一起去了，那個穆斯林姑娘被錄用了。為什麼？我不好說。我比她先打的電話。」她現在已經心平氣和了，不再埋怨任何人；但她當時非常生氣。「我回到家，對我母親說，‘看看，這是什麼事兒啊，我沒得到那份工作。’我已經登記五年了，那個穆斯林姑娘才登記了五個月。我猜加油站的那個男人是穆斯林，但實際情況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段記憶仍然清晰如昨，但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她當時十八歲。生氣也徒勞無益；她不再生氣，也不再指責任何人。
她父親是個漆工，母親沒有工作。她有四個姐妹和三個兄弟。「我年齡最大。我以前想做老師，我去見了加埃唐·杜瓦爾好多次，但他只是一味地承諾又承諾。」她父親有活幹的時候，一週能掙二十到三十盧比，合一點五到二點二五英鎊。他們在城裡的房租是每月二十五點五盧比，電費再花掉九個盧比。「我們把米飯跟咖哩和鹹魚做在一起吃。有時候也把米飯跟油和炸洋蔥做在一起。現在鹹魚很貴了，一小塊就要五分錢（大約三分之一便士）。這種生活對八個孩子來說實在太艱苦了。我可以不吃東西，但那些小一點的孩子們不行。」
娛樂活動？電影院？「我已經五年沒去過電影院了。‘無人問津，無人問津。我已心灰意冷’。」她待在家裡讀詩歌；她有一本《長詩選集》，是教科書。「在模里西斯，沒有男朋友這一說。」她指的是男女不可以隨意相會。她必須在監護下，才能參加有男有女的聚會。如果要跟小夥子外出，那個小夥子必須給她父母寫信，獲得他們的允許。但不會有小夥子出現的，因為她家太窮了，不可能邀請任何人到家裡來。「我有個有錢的朋友，學生時代認識的。她父親是警察。她邀請我去參加派對，但我不能去，因為我母親不肯讓我一個人去。將來有一天我也許會結婚，這要看運氣。」
這條街上不遠處住著另一個姑娘，她的前景要光明一些。她有一份工作，在小學當老師。她是混血兒——模里西斯「常見人口」的一分子，這個稱謂有些怪異——長得極其漂亮，她有輪廓優美的誘人嘴唇，頭髮幾乎是直的，唯一美中不足是長了一點點粉刺。一件綠色的套頭衫緊緊地裹著她小小的胸脯，配著一條方格裙，外面套著一件淺棕色的短風衣，風衣恰到好處地縫著襯裡（之所以有襯裡，是因為模里西斯剛好位於溫帶之外，是一個有冬天的海島）。這個生氣勃勃的姑娘靠著每月五十盧比（將近四英鎊）的工資支撐著她全套的時尚裝扮。當然，她去參加派對；當然，某個小夥子已經向她父母發起了「書面請求」，而且遭到了拒絕。
陽光衝破雲層，競選演說還在繼續。每戶人家都集體出動，站在自家小房子外面的馬路上，有點像是在趕集。有一群人在吃花生（當地產的花生：一種新興的、有利可圖的作物，種在大種植園的一排排甘蔗之間，也是「多樣化」的一種嘗試），他們有十個人，一邊剝著花生，一邊嘲笑著演講，隨手把花生殼扔在溼漉漉的路邊。這十個人住在那道小籬笆後面的小房子裡，高個子的男人沒有工作。籬笆後面，花園小徑盡頭的那個人是父親，一開始，我無法相信，無法相信我看到的景象：一個男人坐在門檻上，家人把他從屋子裡搬出來看熱鬧，他沒有胳膊，臀部以下的雙腿也被切掉了。破傷風的後果。
這些是憂鬱症的症狀：眩暈，頭腦昏沉，無法集中注意力。
這個做公務員的混血男子已經不再年輕，對自己的種族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有把握，他開始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將來和孩子們的將來感到焦慮。他想擺脫這一切，想要離開。然而，為他在模里西斯贏得了一席之地的才能在澳大利亞或加拿大並無用武之地；他幾乎沒有資產；他如果既要逃離這裡，生活上又要有保障，就必須拿到政府的養老金。除非生病，否則他不可能現在就離開工作崗位，並且拿到養老金。於是，憂鬱症真真正正地讓他喪失了工作能力。他適時地出現在醫學委員會的評審會上；他現在可以「出去生活」了，離開公共服務部門，離開模里西斯。
那個沒有工作的年輕印度勞工，也是勞工的兒子，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二十多歲的時光正在白白地浪費，於是轉向求學，在沒有多少文化基礎的情況下，努力想要獲得劍橋中學文憑——英國寄來的證書，英國寄來的成績單，總是能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為一份不存在的工作做準備。「我二十九歲，還沒結婚。我在一九六五年獲得了中學文憑，成績達到了三級。我申請了幾個職位，一個也沒得到。我現在還在申請。一九六八年，我二十六歲的時候又獲得了中學文憑，成績也是三級。我現在是救濟工作監督員，這份工作沒什麼前途，跟我的文憑很不相稱。我申請了教師培訓學院的職位，已經申請了六次。我很喜歡那份工作。」他的狀況還好，但有些人已經崩潰了，向頭疼症屈服，放棄了不可企及的劍橋中學文憑，陷入了無所事事的可怕狀態，有些人在家裡，有些人在醫院。
前來報道逍遙自在的島國習俗的遊記作家會告訴你，你只要帶上一瓶朗姆酒就可以獲准參加一次塞卡派對。當地醫生會告訴你，酗酒問題在模里西斯很嚴重，而且正愈演愈烈。一瓶朗姆酒要八個盧比，合六十便士，非常昂貴，幾乎是旅遊奢侈品。大家平時喝的是當地的香蕉酒，九便士一瓶。前幾年，被送往醫院的十個病人裡面有一個酒鬼，而現在七個裡面就有一個。這些數字都是未經驗證的；政府不允許人們做這方面的調查，政府也許是對的。
然而人們都知道，很多精神錯亂是由營養不良或嚴重的貧血引起的，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就像來到計劃生育門診的這個極度消瘦的年輕姑娘，她顯然在捱餓，而且非常孤僻。現在，無論什麼樣的生育計劃都解決不了她的問題。她今天的早餐是茶，昨天的晚飯是一種類似於湯的東西：茶水泡米飯。她有氣無力地坐在木製長椅上，骷髏般、已經顯出呆相的臉上，嵌著一雙黯淡無光的眼睛。她披著一件綠色紗麗，骨瘦如柴的手裡攥著一塊小手帕，臉上有一絲敷粉的痕跡。模里西斯不是印度，這裡沒有關於命運和果報的說法來幫助人們忍受困厄。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每個人都是有教養的文明人。
三年前，一個三十五歲的女人決定餓死自己的一個孩子，以此來保住其他孩子。她真的這樣做了，然後就得了憂鬱症。
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來到模里西斯，寫下預警報告，對人口和失業情況進行「預測」。災難似乎總是存在於將來，這等於是說此時此刻人們總歸還過得下去。一位模里西斯記者告訴我，一般人都有自己的小竅門，一天靠著二十五分錢（合兩便士）就能過下去。這不是真的。然而你又怎麼能去責怪這位記者和所有這些不得不住在模里西斯的人，責怪他們居然看不到災難其實已經發生了。
模里西斯的經濟，政府的一份白皮書上寫道，「在技術上並不落後。」蔗糖莊園已經充分實現了高效，他們還致力於進一步的研發，比小農場主要高效得多。任何想要把莊園分解成小種植單元的計劃都要冒著降低效率的風險，而且這樣做能否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也是未知數。
但這樣的分割也許會提高社會的滿意度。年輕人的政黨模里西斯戰鬥運動（mmm）在他們的新左派宣言中說：「onnefaitbiensûrpasd'omelettesanscasserd'oeufs.」（「不打碎雞蛋，就做不了煎蛋餅。」）新左派的煎蛋餅又來了；但mmm的分析跟政府的分析沒有多大差別。他們都承認經濟要有效率，承認它的嚴酷性。他們都主張農業必須多樣化，對工業化要抱審慎的態度。他們都想把榨糖廠從蔗糖莊園中分割出來，就是說，把管理和資金跟土地分割開來。他們似乎都認識到，繞了一圈之後，他們要面對的還是那個起點：這是帝國在一片荒島上建立起來的農業殖民地，一直是一張更大的版圖的一部分，如今卻被賦予了一種叫「獨立」的東西，在汪洋大海上飄零，這個被帝國拋棄了的奴隸營沒有能力實現經濟和文化的自主。
mmm和政府都在談論模里西斯民族，他們必須把模里西斯當成一個民族來談論。彷彿外來移民要想結合成一個新民族靠的是語言和規勸，而不是這個海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還沒有人為這些獨立的奴隸島構建出一套政治哲學，也沒有人嘗試過；它們的問題也許根本無法解決。法國人憑著他們奇異的語言帝國夢想，把附近的留尼旺島變成了法國的一個行政區。而模里西斯又會變成哪個國家的行政區呢？
mmm談到了「全球化的解決方案」。面對模里西斯的問題，即便是mmm的新左派創始人也不得不做出妥協。旅遊業是腐朽的，mmm在宣言裡說；在旁徵博引的兩頁紙上，他們羅列了加勒比某些島嶼遭逢的災難。但宣言最後得出結論，模里西斯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必須發展旅遊業，但當然是「untourismevisantnonlaclassetrèsrichedespaysétrangers,maislaclassemoyennedecespays（面向外國中產階級、而不是富豪階級的旅遊業）。」mmm希望每年能看到三十萬遊客，是現在的十五倍；這也是政府明確指出的目標。
在這種局面下，各派提出的具體實施計劃往往都帶有魯濱孫·克魯索式的童子軍色彩。讓失業人員去河堤上植樹，創立國家青年服務社（去做什麼？資金又從何而來？）：這些都是工黨在失業問題研討會上提出的想法。
杜瓦爾先生，黑權運動領導者，提出了他的養豬計劃。他把小豬崽分給有潛力做飼養員的人，希望通過這種途徑創造出整個養豬產業。人們告訴我，這是個好主意，有出口前景，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豬肉碰巧是非洲人的最愛，中國人也百吃不厭。在這個居住著飢餓的黑人和喜好美食的中國人的海島上，派發豬崽計劃當然有一定的風險。我找不到具體數字，但似乎相當一部分派發下去的豬崽被吃掉了，因為養豬計劃在有些人心中已經變成了蠢豬計劃。
一片出租屋建在首都路易港一座大宅院的舊址上。宅院高大結實的外牆還在，牆裡，院子前面堆著瓦礫，石塊和坍塌的泥瓦間夾雜著褪了色的香菸盒、灰撲撲的玻璃包裝紙和乾枯的樹葉。角落裡，幾個男孩和小夥子靠著牆，坐在紙箱上，在炎熱的上午打撲克。瓦礫堆後面，兩棵老樹底下是兩排出租棚屋的起點，棚屋是用瓦楞鐵和木板搭起來的，修修補補的痕跡隨處可見，兩排棚屋經過公用的水龍頭，經過許許多多挨著它們搭起來的、更小的棚子，一直延伸到公用廁所那裡。路面上有很多石頭，露出來的泥土又溼又黑。
右邊第一間屋子裡鋪著紅色地磚，房頂是一張光禿禿的瓦楞鐵皮，房裡光線很暗。有一張床，兩張桌子，一些箱子，一根晾衣繩。一張《花花公子》的剪貼畫釘在床上方，床上放著一個小包裹：裡面裹著一個紅褐色皮膚的小嬰兒，出生才十天。媽媽早上去兒童福利中心，想領點牛奶，卻被打發回來了，因為她拿錯了票證。那些「票證」因為拿來拿去而破碎不堪，此刻正放在桌子上，裝在一個塑膠信封裡。她明天得再去一趟。這是她的第四個孩子，這個房間現在要睡六個人了。
她丈夫是個電工，已經有十個月沒活兒幹了。他以前在消防隊工作，他的消防員腰帶掛在晾衣繩上，是整間房裡唯一的非必需品。他早上去碼頭了，希望能掙上五毛錢，合三個半便士，昨天連五毛錢也沒掙到。她今天早上向鄰居借了兩毛五，讓一個姑娘去買些吃的回來。但兩毛五買不來一頓飯，於是姑娘花一毛一買了一條麵包和一些酸辣醬——就是那條麵包——把剩下的錢帶了回來，一毛四，就在桌子上。錢旁邊放著一個妮維雅面霜的錫盒、一把斷了齒的梳子、一個破舊的粉撲、半瓶至尊古龍香水（醫院裡的護士送給小寶寶的禮物）、一個橡皮頭和一支鉛筆。這是他們全部的財產。
她以前一直採取避孕措施，但有一回跟丈夫吵架，丈夫把藥片統統給扔掉了，而她再也沒去計劃生育門診。每當家裡揭不開鍋，丈夫就會大發雷霆，他打她，她就跑出去。但沒多久她又想：這可憐的男人又有什麼辦法呢？於是她就在外面待上一會兒，哭上一會兒，然後再回來。她現在打算把孩子送去託兒所，看看自己能不能找份工作。她是泰米爾人，按照他們的習俗，生了孩子後，四十天內不能出門。但她已經破了規矩，她需要錢。所以現在她要出去。她要家家戶戶地去問，看看誰家有衣服要補，有盤子要洗。她有可能讓家裡每週多上三四個盧比，合二十到三十便士。
隔壁這間屋子要大一些、亮一些，明快一些：牆壁是淺赭石色的，地上鋪著漆布。廚房不在前屋，在隔壁，這是一間套房。一位印度姑娘住在這兒，她是比哈里人。她面色蒼白，但容貌姣好。一個黑人姑娘跟她住在一起，可能是她的朋友，現在已經充當起了女僕的角色。她們都很年輕，十八歲左右，個子都很矮小。黑人姑娘看上去瘦小乾癟，身量不足。透明的女式上衣透出她的乳罩和骨瘦如柴的簡單線條。這身打扮並不是為了撩撥人，她身上有一種讓人驚奇的無邪。她是個女僕，靠著她的年輕女主人過活。那位比哈里姑娘長得極其勻稱，身材比例恰到好處，她坐在床邊時，大腿甚至顯得有些豐滿。她經常不安地把兩隻膝蓋磕在一起，這是印度人特有的動作。女主人顯然和女僕一樣貧血，她的健康狀況也許更差；她有一雙歇斯底里症患者特有的眼窩深陷的、過於明亮的眼睛。
一個水手的大幅照片掛在牆上。比哈里姑娘說，他是瑞典人。
「這就是為什麼她租了兩個房間，」黑人姑娘用英語說，「她在另一個房間做飯。她整天都待在這兒。」
比哈里姑娘用方言說：「我媽媽住在小河鎮的家裡。我爸爸失蹤後，她就一個人過。我爸爸瘋了。」她輕描淡寫地說著，「五年前，我爸爸不再工作，他以前是砍甘蔗的工人。他開始頭疼，去了醫院，後來就失蹤了。當時我十四歲。我媽媽幹一些洗洗涮涮的工作，掙點錢。那年十二月，我來到路易港。我告訴媽媽，我要去路易港。但那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時候去看媽媽，她不到這裡來。我有兩個弟弟在上學，一個弟弟在‘商店’裡幹零活。現在我整天在這裡坐著，看書，聊天。」
「她沒告訴你，」黑人姑娘說，「她沒有工作。這個人」——牆上那個男人——「每個月都給她錢。五六十個盧比吧，我不清楚。她給這個水手生了孩子，孩子死了。已經有兩年了。」
玻璃櫥的門上還貼著其他男人的照片，都是歐洲人。
「沒有模里西斯人！」比哈里姑娘用英語說，切換語言的時候彷彿在尖叫，「男人在這裡沒活兒幹。」
鋪著油布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郵局的存摺。
「沒了，」她說，「沒了。都花完了。」
她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攢錢。一年後攢下了二十個盧比，十八個月後還剩十五個盧比。然後開始按月存錢——十個、二十個、二十五個，甚至達到了三十個盧比——直到她懷孕後期，她流產了。連續六個月，那個賬戶一直在流血，那之後過了一年，賬戶像是死掉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次奇蹟般的輸血出現了：六百盧比，合四十五英鎊，來自一位英國小夥子。為了紀念這筆錢，玻璃櫥裡多了一張彩色快照：一張家庭快照，顯然是來自英國。現在賬戶裡只剩下四十盧比了。她還清了債務，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還買了藥。她感到疲乏，就買了散拿吐瑾（sanatogen）來治神經衰弱，買了犬糖漿（siropdeschiens）來補血。這些藥都擺在桌子上，跟存摺放在一起。房間的門楣上懸掛著一顆聖心，在保佑著這個印度姑娘和她的女僕。
她們現在是自由的，獨立的。但皮條客和路易港的黑幫正在窺伺著她們，還有中國人在金沙角新開的妓院。幾天後，就在那種地方，我看到了這兩個姑娘：那個女僕正在非常謙恭地照看著她的女主人。
一位律師說：「我看到很多人去賣淫，只是為了給自己的哥哥或弟弟謀得一線生機。上了這條船的姑娘都來自這塊殖民地最好的學校。」
黑幫是四五年前出現的。起初他們是一起找活兒、一起幹活兒的街頭兄弟，然後變成了皮條幫，再後來就變成了受僱的打手。他們最近一次乾的活兒是把硫酸潑在了一個經理的臉上，因為他解僱了一個工人。費用是六十五盧比，合五英鎊。
在這個鄉村法庭上，端詳一下這夥因為企圖破壞他人財產而受審的黑幫：三個黑人男孩，他們是親兄弟，另外還有一個身體嚴重傷殘紅皮膚的年輕混血兒。想象一下這些衣衫襤褸的、機靈的小男孩因為一起最微不足道的盜竊案而受審的過程。整個場面幾乎有種家庭氣氛。模里西斯大部分官方建築物的大小都跟普通人家的種植園宅子差不多，這間用木材蓋起來的小法庭就像一間客廳那樣小。治安官背靠裡牆坐著，椅子的左右兩邊各有一扇窗戶，窗戶外面種著果樹。
法律終歸是法律，就像在模里西斯，一份工作終歸是一份工作。但這位治安官的職責讓他感到沮喪。他說：「這裡是島上最窮的行政區之一。收了莊稼，他們就無事可做。他們只能釣釣魚，采采阿拉伯樹膠種，一磅種子才換一毛二（合一個新便士）。所以他們的日子很不好過。要採很多樹膠種子才能夠一磅。」
作者「奈保爾」的其他小說
《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