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悲劇：缺失的意識

在宮殿最裡面一間黑暗而狹窄的屋子裡，大公斜倚在一盞破損的檯燈下面。這間屋子所在的第三座庭院是這座宮殿唯一完好的部分。大公的扶手椅是一套長長的「組合沙發」的一部分，是一九三〇年英國郊區的風格，沿屋子較長的一側放置著，品紅色的飾面上佈滿了灰塵。碎呢地毯完全覆蓋了地面，它是從一塊更大的地毯上裁剪下來的，不合適的地方就被摺疊起來。豔麗的黃綠色圖案掩藏了成千上萬只在這塊破布上嗡嗡作響、飛進飛出的蒼蠅。大公父親的照片懸掛在牆上；貼牆掛著的是全家照和嵌在土氣相框裡的狩獵圖，最高處有一排歐洲風景畫，景色迷濛，泛著不成功的仿製過程帶來的黃顏色。

大公坐在畫對面。他身著寬鬆的白袍，年輕、圓胖、冷靜，面無表情地傾聽著他最後的侍臣講話。侍臣坐在大公腳邊的碎呢地毯上，手裡拿著一本用打字機打成的卷邊記錄本，又一次地在概括家族間為爭奪剩餘產業而起的訟爭，其情勢非常複雜。侍臣身材瘦削，骨骼突出的臉部比主人的更加精緻，衣著更加髒汙。他是一位文學學士，他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取得的成就。五十年前他開始為大公的家族服務，現在，他的兒子已經死了，他別無去處。

訪客們的午餐送上來了。大公的弟弟身材清瘦、舉止優雅。他是一位迷人的羽毛球運動員。他提議帶我們去觀光。這座宮殿的勒克瑙風格沒有什麼特點，並不古老。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建築是在二十年代建造的，花費了五十萬英鎊。其時家族的收入為六萬英鎊。前院有一座橢圓形的花園，生長著過於茂盛的植物。高高的雕刻木門購自一九一一年的地方展銷會（當時英國殖民統治正值鼎盛時期，在首都加爾各答至少有兩本社交雜誌）。在鐘樓庭院的拱廊裡裝飾著粗糙的圓盤：一對英國夫婦置身於印度人和穆斯林中間，他穿著大翻領夾克，戴著太陽帽，她穿著二十年代風格的寬鬆衣服。在遠處有套房和小型宮殿，它們屬於先大公的妻子們，這也是進行中的訴訟的緣由。

大公的弟弟說這裡總共有六百個房間。他的話讓人感到不安。這肯定是誇大之詞，誇大不屬於悲劇；它破壞悲劇感。然而就在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有五百名僕從在照料二十五位家族成員。這當然又只是約數。但這座宮殿當時有自己的發電房、馬廄和象廄，有自己的動物園和自己的水庫。在鐘樓上可以看到這一切，破損的英式機械，破損的灰泥牆面。但在鐘樓上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建築，能看到的只是宮門外那些奇怪的居民區的草頂，還有燒焦了的平地。

大公弟弟的急切是在否認悲傷的存在。然而這裡不可能有悲傷，因為這裡沒有真正的宏偉。這裡只有過度和誇大，在想要廢除大型產業的立法者筆下苟延殘喘。宮殿矗立在這塵土之中；它表達的就是這些塵土，僅此而已；它正在迴歸塵土；這樣的迴圈徒勞無益（組合沙發，印製的風景畫）。農夫一度變成了奢華的人，現在重又變回農夫，第三座庭院裡的廚房就是證明。這裡不是真空，訴訟完全佔據了主人平靜的頭腦。這裡沒有悲劇，所有的，只是了無生氣——也許從來就是如此。在這片普通的景緻裡，財富自身只是另一種簡單，一件和衰敗類似的事情。

這就是印度的騙局。我們過度地把這個國家和自己聯絡在一起。我們前往印度，帶著悲劇和緊迫的感覺，帶著作為人、去對人進行思考的習慣，帶著關於行動的種種觀念。我們發現，自己的想法其實沒有根據。

比哈爾發生了饑荒。情況是漸漸惡化的，德里的聰明人在此期間稱其為「災害」。現在饑荒真的來了：三千萬人在捱餓，屍橫遍野，嚴重腐爛。但沒有人談論饑荒，國外報紙對此的報道比印度報道得更多，印度報紙一如既往地只關心選舉後的政局和政客的講演。電影協會拍攝了一部關於饑荒的電影，在孟買和德里被當作一部電影、一部突破性的紀錄片加以討論。這場饑荒就像是國外的事情，就像越南戰爭。饑荒變成了你去觀賞的事情，變成了對藝術家原創性的考驗。

加爾各答的公務員說：「饑荒？這是新聞嗎？」德里的編輯說：「饑荒？我怎麼可能每天都把這當成新聞去報道？」

這就是印度人談話的模式。一度的狂熱過後，是對各種災難和危機的理性分類：中國、巴基斯坦、腐敗、缺少領袖、貨幣貶值、缺錢、缺食品，然後狂熱耗盡了自身，有人聲稱饑荒其實沒有關係，饑荒不是新聞。這是我在德里遇到的年輕詩人在一首耗時數月寫成的英文長詩裡說的。這首詩是歷史的印度與靈性的印度的對話，主題是印度「形而上的無時間性」。這些荒謬的語彙是有意義的。詩人、公務員和編輯一道在說，這裡沒有災難、沒有新聞，印度無限地古老，並將繼續前行。因為沒有目標，所以也沒有失敗。這裡所有的只是各種事件。這裡沒有悲劇。

這正是瑪哈瑞詩·瑪哈士大師在靈性復興運動的開幕大會上、以其獨有的風格所說的話。在印度公共管理學院旁邊，紅黑相間的橫幅懸掛在德里的環線上；百葉窗讓會場裡的光線十分昏暗；瑪哈士身材矮小、膚色黝黑、蓄有鬍鬚、身著米色絲袍，他的四周有鮮花與花環；他盤腿坐在講臺上的麥克風前，身後的椅子上坐著他的美國、加拿大弟子以及其他國家的白人弟子，男人身著黑色西裝，女人和女孩身著絲質紗麗：可以說，印度也服下了一劑來自西方的藥劑。

瑪哈士指責那些虔誠的印度中產階級信徒，說他們追逐「主義」，沒有與流動不居的永珍之下的無限保持和諧。這個國家一團糟一點也不奇怪。講臺上那些重要人物一個接一個透過麥克風重複瑪哈士的指責，他們此刻站了起來，見證印度式靜心的力量——靜心是通往無限的鑰匙。瑪哈士說，有一個年輕的灰髮加拿大人為了鑽研真理放棄了鑽探石油。他做了見證，然後又對印度表示感謝，顯然代表的是整個世界。最後一切都安然無恙。每個人都只是說說而已，不存在什麼問題，一切都一如既往。

無限的、形而上的無時間性：事情總是如此。無論他們一開始的觀點是什麼——瑪哈士甚至提到了比哈爾，並簡短地抨擊了把土地給予無知農民的蠢行，就好像這樣做就能解決食品問題——最後總是如此：印度人，行政官員、記者、詩人和聖人都會像鰻魚一樣滑進抽象的泥濘之中。他們放棄智識、觀察和理性，變成了「神秘主義者」。

正是在這樣的領域，印度不再能理解自身的缺陷所在。看見了神秘之域，就可以原諒或忽視智識的失敗，那其實是掉進了印度的陷阱，以為印度土地的貧瘠必然意味著印度心靈的清貧，於是就沉溺於《孟加拉槍騎兵》的浪漫或《印度之旅》的離奇不經。那其實只是在表達一種簡單的驚歎。

讓人感到失望的，正是印度的簡單，這種簡單也終將讓人感到厭倦。在那種離奇不經的故事裡，存在著一種鬧劇。印度教野蠻的宗教儀式就是野蠻的，他們屬於古代世界。聖牛荒謬可笑，正如尼拉德·喬都裡在《喀耳刻大陸》中所提示，聖牛是古代雅利安人的一種無知而敗壞的偶像崇拜。種姓標記和頭巾屬於這樣一個民族，他們無力把人當作人思考，不知道怎樣以其他方式定義自身。印度只存在於表層。一旦知道了他們的基本教義，就可以揣摩出一切，確定談話的內容，判斷理解力的限度。我甚至可以預先就知道靈性復興運動開幕大會上的大部分談話。沒有智識的運作，就不會有讓人驚訝的事物。

美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的垮掉派現在把印度當作他們的地盤。他們的直覺是正確的。五年前，金斯堡離開美國，開始了最初的探索。他發覺印度本地人待人友好；一個如此有名而又現代的人關注他們，讓他們頗受恭維；這是西方獻給東方的又一讚詞。現在垮掉派到處都是，他們內向，並不快樂，有時候一家人會一起流浪：垮掉派爸爸、垮掉派媽媽、垮掉派寶貝，男人蓄有鬍鬚，穿著牛仔褲，苗條的年輕女人穿得更少，腳上穿著涼鞋，骨骼突出的臉上有柔和的皺紋，蒼白的皮膚曬成了棕褐色，臉上和腳上沾滿了塵土。他們是廟裡的常客（錫克教徒供養每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豎起拇指攔車，搭乘火車三等車廂旅行；他們有時在城裡與乞丐爭搶食物，在聖人的修行地附近流連。我在海得拉巴就聽說過一個聖人，能耍從嘴裡拔出刺來的大把戲（我一直沒有弄明白刺是從哪裡來的）。在印度，他們重又發現了中世紀徒步旅行的生活方式。

兩者當然有區別。有殘疾的對有殘疾的，西方把神秘和否定還給東方，而在新德里和華盛頓，雙方正在達成武器和食品交易，成交條件對東方而言是屈辱的：這就像是一個殘忍的笑話，富有、多變的西方用這個笑話報復貧窮的東方，而東方擁有的只是神秘。但印度並沒有領會到這個玩笑。三月的時候，浮華的《印度酒店經營者與旅行者》雜誌開始刊登「印度的先知」系列文章：

印度的先知和智者可以為外面的世界做出貢獻。有一些來自世界的遙遠角落的人，他們物質豐富，心理病態，缺乏靈性的教導，對於這樣的外國人，印度的聖人和苦行僧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印度是靈性的高峰，其獨特的一面可以教導外面的世界，並贏得關注和尊敬。

印度的荒謬可以如此徹底，就像是在奚落對它的分析。它讓我這個旁觀者超越了憤怒與絕望，走向中立。

我們離乾旱和饑荒地區很遙遠。但即便是這裡也有一陣子沒有下雨了，在行政長官住地那些沒有樹葉的樹上，春天銳利的陽光讓九重葛像血滴一樣生長。在二十英里之外，冰雹打壞了一個村莊的莊稼。村民們品味著這場戲劇，找到了出門的理由，成群結隊地前來報告。我們要去檢視一下，有時我們會突然停在半路上。

我們先是在一所小學停了下來。小小的校舍坐落在一棵菩提樹旁，有三個磚砌的房間。兩個負責這裡的婆羅門身著一塵不染的白袍，已經沐浴完畢、抹了膏油，留著標誌其種姓和身份的髮型。他們每人每個月能「收入」九十盧比。二十五個孩子坐在破損的磚地上，拿著書寫板、葦管筆和小水罐。兩個婆羅門說，學校有二百五十個孩子。行政長官說：

「但這裡只有二十五個。」

「我們有一百二十五個學生到校。」

「但這裡只有二十五個。」

「你能怎麼辦，大人？」

在公路的另一邊，一些沒有上學的小孩在塵土飛揚的地上打滾。即便只有二十五個小孩，兩間教室也已經坐滿了。第三個房間曬不到太陽，還上了鎖，裡面存放著教師的腳踏車，像它們的主人一樣上了油，備受呵護。

沿著公路向前幾英里，就到了另一所學校，老師在樹蔭下打瞌睡。他是一個小個子，睡在小小的講臺上，腳靠在椅背上保持平衡，看起來就像被催眠了一樣。他的學生坐在一排排雜亂的墊子上，墊子陷在泥地裡，變成了泥土的顏色。老師睡得如此香甜，我們的吉普車停在離他的講臺八英尺的地方時，他也沒有立刻醒來。醒過來後——孩子們一看見我們，就開始以印度特有的方式朗讀課本——他說自己身體不大舒服。他的眼睛的確是紅的，不是生病就是睡覺造成的。但他一清醒過來，眼睛裡的紅色就消失了。他說學校有三百六十個學生；我們只看到六十個。

「教師的職責是什麼？」

「教書。」

「但為什麼而教？」

「培養更好的公民。」

他的學生們衣衫襤褸，身上除了有鼻涕的地方，全都沒有洗過，他們的頭髮因為陽光和營養不良而發紅，又因為塵土而發硬、發黃。

「一家只生兩三個。」計劃生育中心牆上的口號顯得鄭重其事，但中心內部空空蕩蕩，只有圖表、更多的口號、一張桌子、椅子和日曆，過了好一會兒，負責的官員才出來。他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身著白衣，鬍子整潔，戴著印度產的手錶。他說自己每個月有十二天用於推進計劃生育工作。他和人們談話並「動員」大家去做輸精管結紮術。行政長官問：

「你上個月動員了多少人？」

「三個。」

「你的指標是一百個。」

「這裡的人，大人，他們笑話我。」

「你上個月進行了多少次談話？」

「一次。」

「有多少人在場？」

「四個。」

「我們來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我在吃飯，休息一會兒。」

「你今天早晨做了什麼？」

「沒做什麼。」

「讓我看看你的工作日誌。」

他的日誌裡零碎地記錄著差旅開支。日誌有兩個月沒有記了。年輕人擔任這個職務已有兩年，每個月的收入是一百八十盧比。

「試試動員我，」行政長官說，「說吧。告訴我，為什麼我要計劃生育。」

「為了提高生活水平。」

「計劃生育怎麼能提高生活水平？」

這個問題不公平，因為太具體，也因為他先前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他沒有回答，關於生活水平，他只有抽象的概念。

這裡有生育控制，離這兒不遠就是人工授精中心。一個農夫坐在一座已經廢棄的花圃的水泥管道上，手裡的繩子牽著他的白牛。在花園另一端的牛棚裡，有一頭黑色的瘤牛。避孕、授精：無論目的是什麼，自然在這個地區自行其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顯然不是出自人為：男性村民在聚攏圍觀。中心裝置精良，擁有一個冰箱；人工授精所需的器具這裡都有。但中心的官員說，公牛對人工刺激已經失去感覺。這並不是一件讓人驚奇的事情。公牛日漸衰弱，官方為它制定了一定的授精配額，但配額一直沒有完成。去年有七十次自然受精，但沒有人知道成功率是多少，儘管檔案櫃裡放著賬目，牆上掛著各種顏色的圖表。跟進隨訪的官員沒有意識到他必須跟進考察。

「人工授精的目的是什麼？」

「讓一頭牛為許多母牛配種。」

這讓一切都得到了解釋。他忘記了更高的目標——逐步改善本地區牲畜的品質。一個人的頭腦如果不能通過抽象進行思考，他就會出於困惑而抓住表面的和就近的東西。

那麼就到「抽象」那裡去吧：到社群學院去，去看看人文學科，看看文學教授。他是一個小個子，穿著白襯衣和堂而皇之的黃褲子，腰帶鬆垮，微圓的小肚子顯示出完全的飽足。他此刻看上去很害怕，我們的訪問不是時候。他的嘴張著，露出上面凸出的牙齒，短小，一顆一顆整齊地排在一起，形成了完美的象牙弧形。他說自己教的都是平常的東西。「我們一開始教莎士比亞。還有……」然後他就靦腆地不說了。

「浪漫派？」院長提示道，他是在用這樣的詢問對教授表示支援。

「對，對，還有浪漫派，雪萊。」

「沒有現代派？」行政長官問，「像埃茲拉·龐德那樣的。」

教授咕噥起來。他的肩膀靠著院長的桌子，挺著小肚子向前傾斜身體，嘴唇耷拉著，眼裡透出害怕的神情。但他也熟悉現代寫作。「對，對，我讀了很多薩默塞特·毛姆的作品。」

「教授，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裡，你認為教文學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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