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現在來加爾各答不是時候，」出版商說，「這座可愛的古老城市恐怕正在滑入布林喬亞的安逸生活方式之中，幾乎沒有抵抗。」

「他們前幾天不是還燒了一輛有軌電車嗎？」我問道。

「沒錯。但那是五年來燒的第一輛電車。」

的確，我本來希望在加爾各答看到更多的東西。這裡有尼赫魯先生的「噩夢經驗」，是一位近乎歇斯底里的美國作家最近所寫的「疫獸」；這座城市的設計規模是容納兩百萬人，而今天在它的人行道和地下室裡，就容納了超過六百萬人，這些人的處境讓世界銀行一九六〇專案的人手嚴重不足，並促使其寫下了「令人驚駭的人類檔案」（孟買《經濟週刊》語）。

和每一個愛讀報的人一樣，我所知道的加爾各答是電車縱火者的城市，是經常與警察發生「衝突」的學生的城市。一九五四年《泰晤士報》刊登的一則短訊，提到這裡的勞工問題，讓人難以忘記：一些心懷怨恨的工人把他們的經理扔進了熔爐。我在印度逗留期間，一直在關注國大黨控股公司的作為，這家機構在二十年代是進步民族主義者的大本營，現在卻腐化變質了，在一些印度事務研究者看來，它已經是印度大批腐敗的公共機構中，腐敗最為露骨的一家：公司擁有的五百五十輛車，有一半已經壞掉，許多可售賣的零部件已被拆走，維修工遭到攔阻，連續四年負債，邦政府、新德里和絕望的福特基金會的「干預」一再遭遇阻礙。

我發現，加爾各答在各個方面都享有美妙的名聲。孟加拉人的傲慢讓人無法忍受（如果你不說孟加拉語，賣鍋的人就不會正眼看你）；孟加拉人很懶；人行道被檳榔汁染紅了，中央公園散落著用過的衛生巾（「很不講衛生的人」，這是南印度小說家的評語）；即使在孟買，這個流行腸胃炎的地方，人們也會帶著驚恐的神情談到，加爾各答的自來水既不乾淨、又很匱乏（百分之五十九的公共自來水供應處的管井是壞的）。

我因而在心理上做足了準備，而豪拉火車站也的確讓我看到了希望。鐵路員工比平常更加漫不經心、昏昏欲睡；賣煙的人看也不看我；在車站餐廳，一個服務員笑著讓我看一隻掉了一些毛髮的老鼠在地板磚上無精打采地遊蕩。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如果忽略人群、畜欄、人力車伕和蹲下小便的人，河對岸那座紅磚砌成的城市看上去不像是熱帶或東方的城市，更像是伯明翰的中心城區。我同樣也沒有想到，黃昏時分的麥丹廣場綠樹點綴，沉浸在一片薄霧之中，讓人想起了海德公園，而喬林基大街就像是更為明亮的牛津街。我也沒有想到，我會在麥丹廣場看到卡里阿帕將軍身著黑色西裝，像英國人一樣挺立，面對著一小群閒適的人發表演講，用帶有桑赫斯特口音的印度斯坦語討論中印爭議；而那些有軌電車像戰艦一樣發灰，頭部呈楔形，總是以每小時八英里的速度穿行在街道上——這遠近馳名的加爾各答電車，笨重又脆弱，在車站吞吐著身著白衣的職員；而在麥丹廣場外面，霓虹燈在薄霧中閃爍，在邀請人們去咖啡廳、夜總會，或是乘飛機去旅行。在這裡，我第一次意外地發現，我正置身於印度的大城市之中，一個一眼就能認出的大都市，有著與熙攘的人群似乎並不相稱的街道名——埃爾金、艾倫比、帕克、林賽——霧氣漸濃，在去往郊區的途中，我看到工廠的煙囪在棕櫚樹間噴吐煙霧，心裡的不協調感愈加深重。

在光鮮的市中心，除了那些隨地小便的人，別人跟我說的成堆的垃圾在哪裡？那些衛生巾又在哪裡？事實上，正如出版商所說，我現在來加爾各答並不是時候。新上任的孟加拉總理組織「志願者」對這個城市進行了一次迅捷的瘋狂大掃除，期望藉此提高公司職員的「工作熱情」。他們發動了「公牛行動」，意圖趕走加爾各答市中心的公牛。這些公牛是虔誠的印度教徒放出來為聖母牛服務的。他們本來以為母牛會跟著公牛離開，結果母牛留了下來，公牛卻跑了回去。加爾各答沒有哪個居民會懷疑，隨著志願者撤走，印度又有那麼多事務因為緊急狀態而懸而未決——政府正在用拖延和禁令取代行動——垃圾將重新回到大街上。但現在大街上仍然保留著前所未有的光彩。

印度的四個主要城市都是英國人建造的，加爾各答的英國痕跡最為濃重。魯琴斯建造的新德里是一場災難，是對帝國建築的可笑模仿，既非英國式，也非印度式，是一座為了遊行、而不是居住而建造的城市；今天，在長長的大街上，在無窮無盡的小巷裡，機動小三輪喧鬧地疾馳，讓這個城市顯得格外龐雜。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是不列顛之外最精美的十八世紀英式建築群，除此而外，卻只是一個懶散的殖民地。孟買人有進取心，富有公民精神，在文化上充滿雄心，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其帕西人社群；據說歇斯底里的美國人已經把孟買的建築稱為「硬紙盒風格」。的確，這個印度最好的城市，只在沒有個性的意義上可以被稱作大都市。只有加爾各答是仿造英格蘭的建築風格建造起來的，不同尋常的是，英國人在這裡陷入了同法國人和葡萄牙人一樣的帝國主義行徑之中。加爾各答成了一座宏偉的城市，比新德里更有根基。他們稱加爾各答為「宮殿之城」。這裡的宮殿，無論是印度式的還是英國式的，其風格的最佳稱謂是「加爾各答科林斯式」：加爾各答長久以來一直是英屬印度的首都，是大英帝國的第二大城市。

在印度，東西方之間的衝突在加爾各答表現得最為激烈，有兩座現在被認為有紀念意義的建築見證了這種衝突的激烈程度：穆裡克宮和維多利亞紀念館。穆裡克宮現在已經衰敗，僕人在大理石走廊裡做飯，但這裡看起來仍然像是電影裡的場景。高高的科林斯式圓柱支撐著宮殿；庭院裡，義大利式噴泉在歌唱；大理石房間裡懸掛著過於碩大的枝形吊燈，上百家十九世紀歐洲古董店雜亂地擁塞在這些房間裡，一座希臘寧芙石膏模型積滿灰塵，遮住了一幅褪了色的、平淡無奇的畫，畫上畫的是身著紅衣計程車兵正在擊退土著的進攻。庭院裡有四座大理石像，象徵著四個主要大陸；在更低的樓層有一座青年維多利亞女王像，體積碩大，讓一間大大的房間也顯得狹小。穆裡克宮這些積滿灰塵的寶藏，也許除了收藏者的一幅肖像，沒有一件屬於印度風格：最早的孟加拉巴布急於向目空一切的歐洲人證明，他也有能力欣賞歐洲文化。維多利亞紀念館矗立在麥丹廣場上，是寇松勳爵對泰姬陵的回應；像穆裡克宮一樣，這座紀念館也是刻意仿造的，有些地方讓人想起泰姬陵，有些地方又讓人想起安康聖母教堂。「穿過女王紀念館的門廳，就到了位於圓形屋頂之下的紀念館大廳。」默裡的《手冊》如是說。這本書給予這座「皇家泰姬陵」的篇幅，是艾羅拉的凱拉薩神廟的兩倍，這也是這本書的典型做法。

我看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高貴雕像，其年紀仿若她登基之時（托馬斯·布魯克·ra爵士的作品）；這座雕像為整座宏偉建築定下了基調。

但經由這樣的衝突，在印度出現了一種新興文化，以爆炸性的方式把東方與西方融匯在一起；儘管加爾各答以外的孟加拉人蔑稱其為「暴發戶」和「隨軍僕從」，這種獨特的文化讓印度產生了眾多民族先知和英雄。孟加拉人會告訴你，英國官員迫切地想把南印度人當作奴隸，把旁遮普人當作朋友，把孟加拉人當作敵人。但孟加拉人對你說這些，只是把這些當作過去的光榮在講述，因為在今天，隨著印度獨立和印巴分治（在加爾各答兩者是同一個意思），加爾各答已經不再是中心。這是一個沒有腹地的城市，一個垂死的城市。就連胡格利河也在淤塞，而所有人都認為，無論加爾各答的面積如何擴大，其經濟已經停止增長。例如，儘管在薩丹·庫馬爾·高希教授的文學批評中，穆裡克宮的那種心態仍然留有討人喜歡的痕跡（在《新政治家》週刊上，馬爾科姆·馬格里奇懷著同情談到這位教授的批評），但加爾各答已經衰竭，加爾各答人越來越與外界隔絕。這座城市擁有電影導演薩提亞吉特·雷伊，擁有世界聞名的攝影家蘇尼爾·詹納；孟加拉的印刷工藝擁有一種神經質的優雅，也許是全印度最好的。但無論是泰戈爾、班吉姆·錢德拉·查特吉、恐怖分子，還是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光榮已成往事（對於鮑斯家族的傳奇名聲而言，一九六二年是一個不錯的年頭：該家族的一位成員控告一名英國女性誹謗，而另一位成員，據報道在喜馬拉雅山上被人發現，成了一位苦行僧）。

無論是在高速增長時期，在富有創造性的混亂時期，還是在平靜的日子裡，加爾各答始終如一。儘管受到孟買的強烈挑戰，這座城市仍然是印度最重要的商業之都。如果說有什麼是加爾各答文化的決定性要素，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是達爾豪西廣場的商業建築，還有喬林基大街上低矮的帝國菸草公司與金屬盒公司的商業用房。在空調辦公室裡，能找到年輕的印度籍經理、箱販、新印度精英。上一代印度人，無論誰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職位，他也幾乎肯定不會被僱用。但印度人妥協的才能並不輸給英國人。加爾各答的箱販文化格外豐富多彩，如果還沒有哪位印度作家描繪他們的生活，那是因為這些作家太忙於剽竊他人或創作膚淺的故事，講述年輕女孩貧窮而美麗，因為無法解釋的原因死去。這種文化屬於加爾各答，但並不一定屬於孟加拉人。商業被英國人控制，獨立以後又日益被馬爾瓦爾人控制——孟加拉人幾乎會用驕傲的口吻告訴你，沒有哪個孟加拉商人是名副其實的。馬爾瓦爾人是印度人，但在印度到處被認為是比英國人還要疏遠的異族：在加爾各答，當地人對他們的反感強烈到恨不得動刀子。有點身份的人都不願意被馬爾瓦爾人直接僱用，他們提供的工作待遇沒有值得信賴的英國人提供的那麼好；在公眾心目中，馬爾瓦爾商人總是和黑市或投機活動聯絡在一起。因此，為馬爾瓦爾人工作的人不能名正言順地被當作箱販——真正的箱販只為最好的英國公司工作。（「告訴我，」有人在帝國菸草公司問他們，「女王的巨幅畫像是為了女王的來訪專門掛上去的嗎？」「不是，」箱販回答說，「一直就在那兒。」）

在加爾各答，沒有誰確切地知道「box-wallah」這個詞的來源。有人說，這個詞源自街頭小販的箱子；但在加爾各答，這個詞的含義太宏大、太特有所指，我覺得它更有可能源自英裔印度人的辦公箱（officebox），吉卜林在《談談我自己》中曾經充滿感情地談到過它。也許辦公箱和遮陽帽（solartopee，那些無望升遷的ics官員仍然懷著沮喪而又輕蔑的心情佩戴這種帽子）一樣，是權威的象徵；儘管象徵已經改變，權威卻傳遞並保留下來。

加爾各答的箱販出身於良好的家庭、ics、軍隊或大商人家庭，他甚至有可能是王族。他在印度或英國公立學校以及兩所英國大學中的一所受過教育，儘管處在印度各種口音的包圍之中，他仍然固執地保持著自己的口音。一旦進入公司，他就會改掉自己的名字。例如，印度名字阿南德（anand）可能會改成安迪（andy），丹德華（dhandeva）改成丹尼（danny），賈姆希德（jamshed）改成吉米（jimmy）。如果原來的印度名字不好改成英文名字，他通常就會叫邦迪（bunty）。他的聘用條件裡面有一項是會打高爾夫球；在每一堂高爾夫球課上你都能看到，他和同樣不高興的安迪在一起，兩個人都在忍受倫敦開出的生意加享樂的混合處方。

邦迪肯定會娶一個不錯的太太，而且他知道，如果和他通婚的是異族女性，那也算是他的成就。比如，如果身為旁遮普人的他娶一個孟加拉穆斯林或者孟買的帕西人。邦迪和他的太太將居住在公司的豪華公寓裡；他們的兩個小孩說英語，叫他們爹地媽咪。他們家中的陳設融合了東方與西方的風格（印度的瓷器剛剛送到）。他們的食物（午餐是印度風味，晚餐是西式的）、書籍、唱片（晦澀難懂的印度古典音樂、歐洲室內樂）、藏畫（北印度細密畫、甘尼美模仿梵高的作品）也是如此。

邦迪和他的太太不再信守種姓制度，但他們會採納另外一套行為準則。如果他的辦公室用的是軟式陳設，他就要和安迪保持距離，因為安迪的陳設是硬式的；安迪和弗雷迪共用同一個空調辦公室，而邦迪有自己的辦公室，如果他讓安迪去家裡玩，就是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邦迪的新種姓制度要求他按照種種儀軌行事。每週五，他要在位於喬林基大街的菲爾波餐廳吃午餐，整個下午的歡宴標誌著一週工作的結束。在英國人統治時期，週五在菲爾波餐廳舉行這樣的午餐會，是為了慶祝郵輪離開港口，前往英格蘭。現在邦迪發往英格蘭的信件都是空運過去，但他很有傳統意識。

只要落筆寫下邦迪的事情，就不可能不讓他顯得荒謬可笑。但在他那群人當中，邦迪是最愛詆譭別人的一個；在印度這個地方，他是一個特別值得欽佩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說得夠多了。在這裡，鍛鍊被認為是敗壞的事情，一身肥肉被認為是富足的象徵，然而邦迪會去打高爾夫球，或是去游泳。要在這裡贏得選舉，需要借重社群的力量，而邦迪與他的社群之外的人結了婚。邦迪聰明，閱讀廣泛；和大多數受過教育的印度人一樣，他能說會道；儘管他放棄了印度式大家族的社會責任，他仍是一個慷慨好客的人；他還支援藝術活動。他的洗手間裡一塵不染，這只是他的重要美德之一。在他身上，東西方文化不費力氣就融合在一起。對他這樣一個在獨立後的印度長大的人而言，西化再也不像他的父輩所處時代那樣成為一個問題。他心無怨尤，不覺得有必要和外來者談論古印度文化。

有些時候，只在極少數的時候，邦迪的平靜會被打破。「這些該死的英國人！」他喊道，「他們什麼時候才明白，一九四七年真的存在過？」他的話語像是穆裡克宮的迴音。但邦迪的情緒正在平復，他很快就要外出，和安迪一起去上高爾夫課。他們倆現在都喜歡打高爾夫。

一九六三年

（馬維達譯）

指胡格利河。

加爾各答最熱鬧的大街，到處呈現歐洲風格。

印度擺脫英國近兩百年殖民統治後的第一任陸軍參謀長。

印度語中「先生、紳士」的叫法。

喬治·寇松，曾任印度總督。

班吉姆·錢德拉·查特吉（bankimchandrachatterji，1838－1894），印度孟加拉語作家。

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chandrabose，1897－1945），印度激進獨立運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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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