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

我來自一個小島——特立尼達並不比果亞更大——廣袤的空間總是讓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時的火車，去看大河高山，這是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的令人愉悅的事情。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個月之後，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為，這裡的廣闊超乎想象，這裡的天空如此寬廣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盡收眼底，必須一點一點地加以欣賞。這裡的景緻因為廣闊而變得單調乏味，又因為極度的單一和特殊的貧瘠而令人恐慌：彎彎曲曲的小塊田野裡，奄奄一息的莊稼，身材矮小的人民，營養不良的牲畜，還有正在崩潰的村莊，以及即使仍在建設、也散發著衰敗氣息的城鎮。黎明到來，夜晚降臨；一個又一個的火車站，彼此無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隱沒，旅客們到達又離去，擁擠的人群與嘈雜的聲音交織在一起驟然而至，讓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還在繼續，直到那種廣闊失去意義，讓人無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離的，正是這無窮無盡的貧瘠與衰敗的重複。

這裡所說的，不過是顯而易見的事情。但在印度，顯而易見的事情能夠讓人無法忍受；在過去的六個月裡，我常常處於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在那樣的時刻，我希望忘記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車室或臥鋪車廂裡，與其說是為了私密或舒適，不如說是為了尋求保護，是為了把臥倒在月臺上的羸弱身軀以及舔食殘羹冷炙的餓狗關在外面，把被戲弄的狗的哀號關在外面。到達印度那一天，我在孟買體驗過這樣的時刻；那時的我覺得，印度只是一種對感官的折磨。五個月後，我又一次體驗了這樣的時刻，那是在查謨，這個國家單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環境向我顯現的地方——北面的群山連綿上升；在南面，遠在寺廟的塔尖之外，廣闊的平原——我經歷過這種廣闊——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這些不斷重現的時刻之間，還有許多不同時刻：恐懼與急躁被熱忱和愉悅取代，走下火車，走進城鎮，會發現那種貧瘠的氣息只是表面現象，印度比我訪問過的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更加欣欣向榮。在旁遮普小城，我聽到鐵錘撞擊金屬的聲音，在海得拉巴的化工廠，我看到廠裡的裝置都是印度設計和製造的——這樣的見聞讓一個人意識到，他正身處一場工業革命之中；也許是因為各種誤導，我從未真正信任過這樣的革命。遍佈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區讓我意識到，除了談論古印度文化（遇到這樣的人，我總想拿鐵杖打他），印度的審美意識已經復甦，有能力用國際化的材料創造出本質上屬於印度的東西。（古印度文化招搖過市，讓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謬的建築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階專員公署——一座招搖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築——能與之相比。）

我去過一些偏僻的村莊，有半發達的，也有不發達的。從前，在這樣的村莊裡，我能感覺到的只有絕望，現在我發現絕望更多屬於我這個觀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學會了越過汙垢和躺臥在繃線床上的人去看問題，去尋找進步和希望的跡象，無論它們多麼微弱：用磚石鋪成的道路，儘管路上也許覆有汙穢；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亂種植的稻子；面對官員或遊客時，村民臉上輕鬆的表情。我學會了尋找這些微小的徵兆：數月之間，我的視角已經發生變化。

但顯而易見的事情總在淹沒一切。我是一個旅行者，當一個特定的地方變得熟悉，不再那麼讓人害怕，就又到了繼續前行的時刻——穿過永遠不會變得熟悉的廣闊土地，併為此感到悲傷不已；逃離的願望又會重回我心裡。

就很多方面而言，這個國家的廣闊只有地理上的意義。也許正因為太廣闊，印度人似乎才感覺有需要進行細分和區隔，把國家劃分成方便管理的區域。

「你是哪裡人？」這是一個印度式的問題，對於按照村莊、地區、社群和種姓來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說我是特立尼達人，這隻會讓他們困惑。

「但你看起來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幾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達。」

「但你看起來像印度人。」

這樣的對話一天要發生三四次。現在我常常不再解釋。「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對方很滿意。停頓。「你是做什麼的？」

「我寫作。」

「寫新聞還是寫書？」

「寫書。」

「西部小說、犯罪小說還是浪漫小說？你一年要寫幾本書？你能掙多少錢？」

於是我開始編造：「我是老師。」

「你是什麼學歷？」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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