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今天距離事件接近兩個月，中英雙方的軍人再沒有爆發衝突，但「共產黨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時在我們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釋出緊急法令，不單收藏武器火藥違法，就連身處蔽有違禁品的場所的人、跟身懷武器者同行的人也會一同被起訴。持有具煽動性文章的單張，宣傳反政府的海報一律犯法，而只要三個人聚集在一起，便會被視為非法集會。除了獲北京直接支援、英國人不得不顧忌的大報外，好幾家小規模的左派報館被查對，報紙被勒令停刊，什麼「法治精神」、「新聞自由」，這時候統統是屁話。
只是，一個巴掌拍不響，左派工人也用上極端手段，反英抗暴。
左派分子先用魚炮和鏹水做為武器，襲擊警員，而當香港員警聯同英軍出動直升機突襲左派工人和鬥委會的據點，拘捕工人領袖後，左派發動了炸彈襲擊。近一個多月，滿街都是真假炸彈，他們為了令員警疲於奔命，在街道上佈置「真假菠蘿陣」□。這些炸彈外表看起來差不多，就是一個鐵盒或紙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屬碎片和泥土的假貨，有些卻是具殺人威力的真炸彈。這些炸彈不單放在政府機構門外，連電車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學校都被波及。□
i□菠蘿：即鳳梨，香港人對炸彈的俗稱。/i
i□一九六七年香港騷亂期間，警方共發現八千三百五十二個懊韃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個是真炸彈。/i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傷，我本來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實在無法認同他們，左派說，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惡」，要對付英國人，一點犧牲是值得的。
我實在無法理解，傷害自己應該保護的人，有什麼「值得」。
我們是人，不是螞蟻。
在這個人心惶惶的氛圍下，我們只能消極地祈求自身安全。
大哥因為工作關係，尤其令我擔心。他是一位經紀，替相熟的公司搭線，賺取佣金。他沒有固定收入，不走運時只能靠我替房東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過一旦談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樓，還要上三樓，真奢侈固。為了找客戶，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龍，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彈的機會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說要小心一點，他總會回答：「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話便賺不了錢，賺不到錢，咱們便會餓死。橫豎都要死，還怕什麼？人要冒險，才能得到世間財嘛！」
雖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來往港九各區，但有時也要替何先生送貨收貨，離開店子。為了察覺危險，我已習慣眼觀四處，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時，都會留意附近有沒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會在炸彈放置位置貼上反政府的標語或口號，就像新春在大門貼春聯似的，左聯「紅燒白皮豬」，右聯「生炒黃皮狗」，橫批「同胞勿近」，不過用的是白紙，我可能該說「像靈堂的挽對」才貼切吧，「白皮豬」指英國人，而「黃皮狗」便是「為虎作倀」的華人員警。我想，對左派支援者來說，甘願替英國人賣命的中國人跟日本侵華時期的漢奸無異，都是背棄了民族大義的賣國賊。
而華人警員似乎比洋警官更憤怒，更痛恨這些左派。
我見過不只一次，員警鐵腕對付市民。
在這個非常時期，一般大眾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禍。如果被員警盤問，千萬別出言頂撞，因為一個不留神，被對方盯上，下場便是被抓進監牢。「五月風暴」發生前，員警已有不少特權，像何先生的貨物稍稍佔用了大街的路面，便會被員警發告票，不過如果事前有打點一下，付一些「茶錢」給巡邏警員，這些小問題便能私下解決。然而，暴動發生後，員警有權拘捕「可疑分子」，「妨礙警務人員辦公」、「拒捕」、「參與騷亂」、「非法集會」等等，都是單憑警員一面之詞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須有」入罪，會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出現。
在灣仔春園街，我經常遇到兩位巡警，一位的編號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編號是四四四七。他們的號碼有夠碰巧的，我暗中稱他們做「阿三」和「阿七」，看樣子阿三年紀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輩。上個月我看到有人派發反政府傳單，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連到。阿三不由分說，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賞對方兩三記警棍，打得對方頭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沒有反抗，阿三犯不著下重手，不過這時候無人願意為那人作證——你敢開聲，便會被當成同黨，一同落難。
□香港六○年代的茶樓，樓層愈高，茶價和食品愈賣，有「有鏤樓上樓，無錢地下蹲」的俗諺。
雖然阿七從不插手阻止前輩，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們兩人經常在巡邏時到何先生計程車多買汽水解渴，阿三不會付錢——何先生說過這點小錢不必計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項。我有次跟阿七說，老闆說不付也可以，沒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闆收入減少，萬一令你失業，你淪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語氣跟大哥有點相像。
街坊們都知道阿七是個好員警，只是辦事有點過於死板，對前輩的命令言聽計從。看到阿七，我便會想員警似乎是個不錯的工作，當然，那是在暴動爆發之前的事。在今天這個風頭火勢，選擇當員警相當不智，英國人一走，「黃皮狗」便成為被批鬥的物件，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掛上木牌遊街示眾，清算「罪行」。
不過，聞說因為暴動，警隊招聘的門檻降低不少。有些華籍警員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國人為伍，自行離職不幹；也有一些人擔心遇上類似沙頭角槍戰的事件，或是在暴動中被暴徒所殺，於是向上級請辭。何先生在灣仔住了很久，跟一些警長相熟，從他們口中知道，這幾個月來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時候命，在家一收到電話便要出動，而除了本來的工作外，還要到防暴隊值班。政府為了穩定軍心，員警加薪百分之三十，還調高加班費，甚至提供免費伙食。何先生說負責分發薪水給下屬的醫長的公事包裡，有時會有一疊疊厚厚的鈔票哩。
政府以金錢利誘員警留下，其實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罷工，失去收入，沒飯吃自然沒能力談什麼「鬥爭」，工會領袖會接濟罷工工人，每月發放津貼，付一、兩百元給他們，讓他們去示威集會□，我不知道為什麼工會有這麼多錢，有人說是中國政府暗地裡撥下的「革命」資金，我只知道，這場對抗並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還牽涉到不少金錢利益，可能這就是現實。
i□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約是二百港元。/i
罷工工人獲得資助的情報，是我親耳聽來的——跟我和大哥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間房的，正好有兩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間板關房，一間住了我和大哥，旁邊一聞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強的記者，另一問的租客叫蘇松，是一位紡織業工人。
蘇先生在五月尾響應工會號召罷工，旋即便被老闆解僱，雖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給何先生，我好奇一問，他告訴我「工會領導」有給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別任務更有酬勞，他勸告我加入他們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國人的統治，說現在是難得的機會，革命成功的話，我們這些「思想純正」、「及時區分敵友」的同志便能擔當領導工作。我沒有明言拒絕，只說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會把我當成「反動分子」，將來有什麼後果我真的談不上來。
相比起態度強硬、滿腔熱血的蘇先生，杜自強反而像是個「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來在報館工作，負責經濟新聞，可是因為他工作的報社是被政府查對的左派報社之一，他無辜地被牽連，失去工作。無奈之下他只好加入鬥爭，一來工會接濟可以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來鬥爭成功，報館重開，他便能再次受僱。他跟我說這些時一臉愁容：我想就連他自己也不認為政府會讓步，報紙會復刊。
這個時代就是如此弔詭。我每天擔心著大哥和自己會被炸彈炸死、治安日壞、政府倒臺、社會癱瘓、城市陷入戰爭，而我每天卻裝作若無其事地替房東顧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鄰居道早安，賣汽水給代表「法西斯」的警員。電臺播音員大罵左派為禍社會、破壞安寧，親中的報紙社論痛斥港英軍警「瘋狂迫害」愛國組織。雙方都自命正義，而我們這群民眾束手無策，在強權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在八月十七號之前，我以為自己會繼續這種無奈的生活，直至暴動平息，或是英國人撤走。
我沒想到，我偶然聽到的一句話，令我捲進漩渦，置身險境。
作者「陳浩基」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