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蘿』不會在我們運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朧中聽到這句話，我本來還以為自己在作夢，但稍一定神，我才發覺這是現實。聲音是從牆壁後傳過來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訂的冰箱送到士多，我們七手八腳把舊冰箱裡的啤酒汽水換到新冰箱，然後我用手推車將舊冰箱送到五個街口外的夜冷店□賣掉，我把賣冰箱的錢給何先生後，他說他下午一個人顧店也沒有問題，因為我上午頂著大太陽跑來跑去，似乎有點累，他著我回家休息一下。難得何先生這麼體恤，我便恭敬不如從命，午飯後回到房間睡午覺。
i□夜冷：即買賣二手貨品的商店，語源葡萄牙文leilao，意即「拍賣「，經過廈門及汕頭等地的方言，傳到廣州時音變成」夜冷」。/i
然後我被那句話吵醒了。
我瞧了鬧鐘一眼，時間是下午兩點十分，我睡了一個鐘頭。哪才說話的，應該是那個勸我加入左派的蘇松，他的聲音有點尖，很好認。不過牆壁後的房間明明屬於那位元失業記者杜自強，為什麼他在杜先生的房間裡？
「蘇先生，你別這麼大聲，萬一被人聽到……」這回說話的好像是杜自強。
「老何的老婆剛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兩兄弟也在上班，咱們談大計沒人會聽到啦。」蘇松回答。平時這個時間我都在顧店或當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來。
「就算被人聽到又如何？我們堂堂中華兒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辦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即使事敗，英帝國主義終有一天屈服在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之下……」說話的男人嗓門很大，雖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如果我沒記錯，這人應該是蘇松的「同志」，一個叫鄭天生的青年。蘇先生曾介紹我們認識，說他也是被紡織廠辭退的工人之一。
「阿鄭，話倒不是這樣說，英帝奸狡，我們要小心行事，別給敵人有機可乘。」這聲音我從沒聽過。
「鄒師傅說得對，我們這次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蘇松說，那個鄒師傅是誰我完全摸不著頭腦，不過聽他語氣，應該是其他三人的「領導」。
「總之阿杜和阿蘇從北角出發，我會在這個據點等候。」姓鄒的說。「會合之後，我們便依計行事，完成後立即在佐敦道碼頭解散。」
「執行細節如何？」是蘇松的聲音。
「你跟阿杜做餌，由我動手。」
「鄒師傅，你一句『做餌』說得簡單，但我們毫無頭緒啊。」
「到時見步走步，實際情況我也說不上來。」鄒師傅說：「我只要半分鐘就好，這不算難吧。」
「但我們真的能如此簡單得手嗎？一號不易對付吧……」
「阿杜，你放心，我再三確認了，目標比想像中脆弱，那是盲點，白皮豬不會料到我們走這一步棋，到炸彈爆炸時，一定目瞪口呆，驚訝於中國人的智慧，震懾英帝國。」
這一刻，我才赫然察覺我聽到不得了的事情。鄰房的四個人，大概在策畫炸彈襲擊。雖然天氣很熱，但我冷汗直冒，不敢移動身子半分，怕老舊的床會發出聲音。我連呼吸都儘量放輕，萬一他們發現我聽到他們的計劃，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以民族大義之名殺人滅口。
「另一方面便要看阿鄭了。」蘇松說。他的聲音比之前小，我想他之前說話時靠在牆邊，現在走開了。
「毛主席說：『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我時時刻刻銘記於心，我一定會完成任務，狠狠給敵人迎頭痛擊，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持鬥爭。」
「阿鄭你放心，事成之後，領導不會虧待你。」
「獎賞於我若浮雲，哪怕被法西斯逼死，我都會鬥爭到底。」
「說得好，阿鄭真是我們愛國同胞的榜樣。」
「可是……」是杜自強的聲音，「我想說，放炸彈真的好嗎？萬一傷害到平民百姓……」
「阿杜，你這話便說錯了。」蘇松說：「帝國主義如此欺侮我們，我們以炸彈還擊，不過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對：來而不往非禮也，白皮豬用子彈射殺我們的同胞，誣陷無辜者暴亂傷人，對付我們無所不用其極，我們以『菠蘿』對抗，還不及那些法西斯暴虐手段的十分之一。我們放炸彈不是為了傷人，而是要癱瘓港英軍警，這是聰明的游擊戰略。如果我們真的要殺害平民，我們為什麼要在炸彈旁寫上『同胞勿近』？」鄒師傅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阿杜，你忘了領導們的最高指示嗎？如果犧牲幾個平民，換來英帝投降，那些平民的死便十分值得了，他們可不是白白犧牲，是用血汗令祖國大勝一場，是為了同胞、為了國家捐軀啊！」這次說話的是嗓子大的鄭天生。
「對耶。你想想被白皮豬槍殺的蔡南，想想在警署裡被活活打死的徐田波，我們不反抗，說不定下一個死的便是你或我。」蘇松接著說。
「可是……」
「不要可是了。阿杜，你自己也曾親身經歷報館被查封，那些黃皮狗肆無忌憚闖入報館，毆打記者，安插罪名，難道你沒半點憤怒，不想報一箭之仇嗎？」
「你說得沒錯……」
他們三人你一言我一語，將杜自強的意見壓下去。
「總之，後天便是第一波行動，」鄒師傅說：「當第一聲炮響，震得港英心驚肉顫，我們大後天、大大後天的第二波、第三波行動便能叫英帝屈服。澳葡已經認輸，港英的末日還會遠嗎？」
澳門去年十二月發生警民衝突，澳葡政府實行戒嚴，警方槍殺多名華人市民，廣東省政府抗議，多番談判後，葡國向包括中方的華人各界「道歉、認罪和賠款」，這應該給左派打了一支強心針，既然澳門的華人能夠成功「反葡抗暴」，英國人敗陣自是指日可待。
「阿蘇、阿杜，我們今天解散後，便不要聯絡，直至後天開始任務，」姓都的繼槙說：「有必要時，我們以阿杜的房間做基地，我家已被黃皮狗盯上，不甚安全。」
「反正鄒師傅住得近，互相照應也容易。」蘇松笑著說：「你別給黃皮狗跟蹤到這裡來便行了。」
「哈，我才不會這麼大意！」牆後傳來鄒師傅的笑聲，「你不如擔心一下自己會不會在行動前惹上黃皮狗吧！」
「哼，我總有一天要牠們夾著尾巴逃，再把牠們弄成狗肉鍋！」鄭天生罵道。
「既然各人也明白任務，我們今天便散吧，這兒有些特別任務贊，你們拿去，這兩天找點好的吃，喝喝酒壯壯膽。阿鄭，辛苦你啦。」
「鄒師傅，不跟我們一起吃飯嗎？」
「我跟你們一起，怕連累你們。我先走一步，你們最好多待一陣子才出去吧，萬一被人看到，也可以跟我撇清關係。」
「好，好，鄒師傅，後天見。」那是蘇松的聲音，牆後還傳來開門聲。我悄悄地離開臥床，將耳朵貼在房門上，聽到杜自強他們三人跟鄒師傅道別。板問房跟客廳之間的木板牆頂都有通風窗，門板上有毛玻璃，我只能蹲在房門旁，以免他們從玻璃上看到人影晃動。他們三人之後沒有回房間，在客廳中閒聊，在討論哪一間茶館便宜又好吃，半個鐘頭後，三人也離開外出。
直到他們離開，我才鬆一口氣。
我想，我沒有被他們發現吧。我謹慎地開啟房門，探頭察看，確認房子裡只有我一人後，才急步到廁所小解。我憋尿憋了很久，差點想找個瓶子解決。
回到房間，我仔細思考剛才聽到的對話。如果現在杜自強或蘇松回來，我可以辯稱剛回家，他們該不會起疑：可是，我不知道我該如何處理那些「機密情報」。
那個姓鄒的，聽聲音似有四、五十歲，可能是某個工會的幹部，杜自強、蘇松和鄭天生只有二十多歲，滿腔熱血，對現況的憤怒無處宣洩，正好是左派渴求的人，或者他們的理念正確，出發點純粹是為了抵抗社會的不公義，但用上炸彈，便是愚蠢的行為。鄒師傅的話說得鏗鏘有聲，可是，依我看，蘇松他們跟他們口中的「黃皮狗」差不多，一樣是「消耗品」。
權力便是這樣一回事，在高位的，拿理想，信念、金錢作為誘餌，叫下方的賣命，人不是想找個偉大的目標生存，便是追求安穩的生活，只要提供足夠的誘因，便甘願為奴為僕，如果我跟姓蘇的這樣說，他一定會痛斥我被法西斯荼毒，偉大的黨和祖國才不會把他們這些愛國同胞置諸不理，但我敢寫包票，他這些小角色只會被人遺忘，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是千古不變的道理，假如英國人最後沒撤退，那些被港英政府關進監獄的人，出獄後大概會一時被左派追捧成「不屈的戰士」，但長遠而言，他們會被照顧、安頓生活嗎？我很懷疑。這些小角色愈多，便愈不受重視，你以為自己放一次炸彈，完成了一項偉大的任務，卻不知道跟你一樣的死士有上百上千個。
因為現實中，權力和財富永遠只握在一小撮人的手裡。
晚上，我跟杜自強和蘇松碰面，蘇松的態度和平時沒分別，一見面便遊說我加入「工會」，不過杜自強顯得比平常拘謹。何先生夫婦似乎沒察覺異樣，而我沒有跟大哥提起事件，雖然告訴他，他或者能替我分擔一下，但秘密一旦說出口便不再是秘密。這一夜我睡得不好，一想到蘇松他們的「行動」，我便思潮起伏，惴惴不安。
翌日，我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在房東計程車多工作。縱使換了新冰箱，街頭仍舊冷清，行人稀少，顧客自然不多。何先生坐在櫃檯後讀報，我則坐在門口旁，一邊搧著扇子，一邊聽著收音機廣播。電臺中那位播音員再次大罵「左仔」搞亂社會秩序，是「無恥無良、下流賤格」之徒，語氣刻薄幽默，極盡譏諷之能事。我一笑置之，但對左派來說相當刺耳吧。
大約十一點時，一個男人走近。我覺得他有點臉熟，細想一下，發覺他便是我昨天聽到的聲音的主人之一——他是蘇松的同伴鄭天生。
「一瓶可樂。」他放下四毫，說。
毫：港幣一毫即一角（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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