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利婭姨媽的婚姻委實是一次成功，比所有的親戚，甚至胡利婭本人所擔心、希望和預言的八年更長久。在這些年裡，由於我的倔強和她的幫助及熱情，加上交了好運，其他預言（夢想和慾望）也都一一實現。我們終於住進了有名的巴黎閣樓。而我，好壞且不說，總算成了個作家，出版了好幾本書。我沒有讀完律師專業，但是為了貼補家用，比較方便地維持生計，我從像法律系一樣令人厭惡的大學系科裡——拉丁語言學系——拿到了大學畢業文憑。
後來，胡利婭姨媽和我離婚時，我的大家族裡的許多人都落淚，因為所有人（當然是從我的母親和父親開始）都很愛她。一年後，當我再婚時——這次是和我的表妹（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的女兒，真是巧合）——在家族中激起的風波要比第一次小多了（他們只在私下議論）。是的，他們挖空心思，要逼著我在教堂舉行婚禮，甚至連利馬的大主教也參與策劃（當然，他也是我們的親戚），對我們採取了寬宏大量的態度，迅速簽字，同意我們結婚。那時，我家裡人已經從驚恐中恢復過來，不管我做出什麼荒唐事都不感到意外了。
我和胡利婭姨媽在西班牙住了一年，在法國住了五年。之後我和表妹帕特麗西婭繼續住在歐洲，先是住在倫敦，後來住在巴塞羅那。有一段時間，我曾和利馬的一家雜誌社有交往，常寄些文章給這家雜誌社，該社也支付我路費，讓我每年都能回秘魯待幾個星期。虧得這些旅行，我可以見到親人和朋友。這樣的旅行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想無限期地在歐洲住下去，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在那裡我總能找到像記者、翻譯、播音員或教授這類可以有些空閒的工作。第一次到馬德里時，我對胡利婭姨媽說：「我想當一名作家，我將只接受不會使我脫離文學的工作。」她回答我說：「難道你要我從今以後撕破我的裙子，纏上塊頭巾，到格蘭維亞去找顧客嗎？」事實上，我的運氣很好。我在巴黎的貝爾利茨學校教西班牙文，在法新社編新聞稿，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翻譯工作，為熱納維裡埃的電影製片廠配音譯製片，或者為法國廣播電視臺準備節目，我總能找到有油水可撈的工作，每天至少有半天可以專門從事寫作。問題在於我所寫的一切都是涉及秘魯的事情，越寫越沒把握，對事物作出判斷的基礎越來越差（我有杜撰「現實主義」的怪癖）。然而，回利馬對我來說是不堪設想的。回想我當初在利馬同時幹七份有油水的工作，可是掙的錢湊在一起剛剛夠我們溫飽，幾乎沒有時間讀書，寫作只能忙裡偷閒。在利馬那會兒，每當我精疲力竭的時候，就感到厭煩至極，因此我發誓寧死也不回這個國家。另一方面，我一向覺得秘魯人是憂鬱的。
所以我們先後同《快報》和《假面具》雜誌達成的協議是，我給他們寫文章，他們每年為我們提供兩次回秘魯的旅費。他們會答應這樣的條件，是我們沒有料到的。一般來說，我們每年都在秘魯度過冬季（七月或八月），因為這兩個月份能使我完全沉浸在前十一個月所構思的環境、景色和人物之中。這對我裨益匪淺（我不知道事實上怎樣，但毫無疑問心理上是如此），簡直是強心劑。回國聽聽秘魯人講話，聽聽周圍人的語句、詞彙、發音，我便再度置身於我從內心感到親切的環境之中，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擺脫了這種環境，每年大部分時間不能對它進行了解，同它發生共鳴，為改造它而盡力。
我回利馬，雖說是度假，但實際上沒有休息過一秒鐘，每次都是精疲力竭地返回歐洲。我們除了和我那些粗俗的親戚和無數的朋友每天一起吃飯，其餘時間都忙著收集素材。為此，有一年我去上馬拉尼翁地區做了一次旅行，為的是親眼觀察、傾聽和體驗我所寫的小說中的舞臺，瞭解那個世界的情形。另一年，我在殷勤的朋友的護衛下，對夜生活中那些藏汙納垢之所——咖啡館、酒吧間和妓院——做了一次系統考察。在這些地方，展示著我另一篇故事的主人公的糜爛生活。工作和消遣交織在一起——因為那些考察從來不是一種負擔，或者說，從來都是充滿活力、其樂無窮的辛勞。這不僅僅是因為能夠得到文學上的好處——在這些考察中，我幹了一些以往住在秘魯時從未乾過、如今重返秘魯後也不再幹的事情：去當地人的俱樂部玩，到大劇院觀看民間舞蹈，走遍邊緣城區和貧民窟，跑遍比較生疏或根本不瞭解的城區，如卡亞俄、巴霍·埃爾·普恩特和阿爾多區去觀察生活，進跑馬場去打賭，或者到外國教堂的地下墓穴和（假想的）貝利喬麗的住宅裡去東嗅西聞。
而這一年，更重要的是，我致力於閱讀各種書籍，積累資料。我正在寫一本反映曼努埃爾·阿波利納里奧·奧德里亞將軍時代（1948—1956）的小說。在利馬休假期間，我每週花兩個上午去國家圖書館報刊陳列室瀏覽那些年的報章雜誌，甚至如痴似狂地去閱讀由顧問們（從那種法庭式的修辭來看，這些人全是律師）捉刀的這個獨裁者的演說。從國家圖書館出來時已是中午左右，我沿著阿班凱林蔭道往下走去，這裡已經開始變成流動小販的巨大市場。在林蔭道上，男男女女摩肩接踵。他們中的許多人穿著山民的斗篷和裙子，用披巾和報紙擺成地攤，或者用木箱、鐵皮和帳篷臨時搭起涼亭，賣那些可想而知的零零碎碎、不值錢的小商品，從別針、髮夾到便服和西裝，當然還有就地架起火盆現做的各式吃食。這是利馬大為改觀的地方之一。這條人滿為患的安第斯山人的阿班凱林蔭道上到處飄散著撲鼻而來的油炸食品的調料味，響徹著凱楚阿人的說話聲，同辦事員來來往往的那種寬闊的林蔭道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十年前，當我讀大學一年級時，只有為數甚少的乞丐經常從這兒到國家圖書館去。在這條林蔭道兩旁的那些街區可以集中地看到、感覺到農民流入首都的問題，他們在十年內使利馬的居民增加了一倍，使山上出現了流沙地和垃圾堆。成千上萬的農民因乾旱、勞作條件艱苦、前途無望和飢餓而背井離鄉，來到這一帶街區定居。
為了認識城市的這種新貌，我沿著阿班凱林蔭道朝大學公園和從前是聖馬爾可大學的地方走去（這所大學已經搬到了利馬郊外，我從前學人文學和法律的那幢破舊的大房子裡，現在設立了博物館和辦事處）。我到那兒去不僅出於好奇和懷舊，而且出於文學上的興趣，因為我正在寫的小說裡的某些故事就發生在大學公園內，發生在聖馬爾可大學的那幢大房子裡，發生在那座古老的圖書館裡，發生在臺球房和周圍被煙燻得又黑又髒的小咖啡店裡。那天早晨，我像一個旅行者，站在美麗的波羅塞雷斯小教堂前觀察那個地區流動的人群——擦皮鞋的人、賣甜餅的人、賣冷飲的人、賣三明治的人……這時，忽然感到有人抓住我的肩膀，原來是比我大十二歲卻處處和我相似的大巴布利托。
我們緊緊擁抱。真的，他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個身材魁梧、笑容可掬的丘羅人，氣喘吁吁，走起路來幾乎抬不起腳，彷彿是為了保持生命力的旺盛而總是在滑冰。儘管轉瞬間已過六旬，他還是一根白髮都沒有，頭上仔細地抹了髮蠟，直挺挺的頭髮精心地壓平了，像是一個四十歲的阿根廷人。他看上去比在泛美電臺當記者時（理論上可以說是記者）穿著闊氣多了：一套花格綠西服，一條耀眼的小領帶（我還是頭一次看到他系領帶），皮鞋油光鋥亮。見到他，我是如此高興，便請他去喝咖啡。他接受了，我們最後在一家兼營飯菜、叫帕萊莫的小酒吧間裡坐下來。這地方也使我回想起了大學年代。我對他說，我無需問他日子過得怎麼樣，因為一眼就可看出他生活得很好。他笑了——食指上戴著一枚鍍金的、刻有印加圖案的戒指——十分得意地對我說：
「我沒有什麼怨言，在多年的坎坷生活之後，到了老年，終於時來運轉。不過，首先請你允許我要點兒啤酒，見到你真是太高興了。」他叫來跑堂，要了一瓶冰鎮比爾森啤酒，而後笑了，這使他的哮喘又發作了，「人們常說結婚是自找苦吃，對我來說卻正好相反。」
我們一起喝著啤酒，大巴布利托斷斷續續地——由於支氣管炎的緣故——對我講起了他的經歷。他說電視機一傳到秘魯，赫納羅父子就叫他穿起制服，戴上暗紅色的帽子，到他們在阿雷基帕大街建起的第五頻道電視臺大樓做了看門人。
「從記者到看門人，好像在走下坡路，」他聳了聳肩膀說，「從頭銜看確實如此，但是頭銜能當飯吃嗎？他們給我加了工資，這是最重要的。」
當看門人不是苦差事。通知來訪者，告訴他們電視臺分哪些部門，在試看者排隊進電視臺時維持秩序，其餘的時間便用來和街角的警察討論足球。但是，此外——他咂了一下舌頭，沉浸在愉快的回憶之中——有段時間，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每天中午去阿雷納萊斯大街的貝利索客棧買乾酪肉餡餅，這家客棧距第五頻道電視大樓有一個街區。赫納羅父子很愛吃這種餡餅，職員、演員、播音員和製片人也很愛吃，大巴布利托也給他們帶，這樣他可以拿到大量小費。就是在這種來往於電視臺和貝利索客棧之間的過程中（由於他穿制服，這個區的孩子給他取了個外號叫消防隊員），大巴布利托認識了他未來的妻子。她是製做那些吱吱作響的美味煎食的女人：貝利索客棧的廚娘。「她對我的制服和法國將軍帽很感興趣，對我一見傾心，被我征服了。」他笑了，憋得透不過氣來；喝了一口啤酒，又憋得透不過氣來。大巴布利托繼續說：「她是一個非常秀氣的黑髮女人，比我年輕二十歲。她的胸脯豐滿而結實，無可挑剔。我就是這樣描述她的，馬里奧先生。」
他開始跟她搭訕，向她獻殷勤。她以笑臉相迎，很快，兩個人就一起外出了。他們戀愛了，過上了電影中的那種浪漫生活。這個黑髮女人做事果斷，有進取心，很會拿主意，善用心機。她想到他們可以開一家飯館。當大巴布利托問她拿什麼來開飯館時，她回答說就用他們退職得到的錢。儘管在大巴布利托看來，放棄固定的收入而去冒險，這簡直是發瘋，但她還是照她的想法去做了。他們用退職金在帕魯羅街區買下一所可憐的小房子，竭盡全力置辦了桌椅和炊具。大巴布利托親自粉刷牆壁，在門上塗寫招牌：孔雀飯店。頭一年，雖十分操勞，可他們掙的錢僅能餬口。為了到拉帕拉達街以最便宜的價錢買到上等配料，夫妻倆黎明即起。一切都是他們倆親力親為，她當廚師，他當侍者和收銀員，二人共同打掃，整理。當飯館打烊，便在桌子之間鋪上幾個墊子睡覺。從第二年起，顧客增多了，因此他們不得不僱一個人在廚房當助手，又僱一個人做跑堂。最後店堂容納不下所有客人，只好婉言謝客。那時，這個黑髮女人便想到了租用隔壁那間比她的飯館大三倍的房子。他們真的那樣做了，沒有後悔。如今，他們把二樓都盤下了。他們在孔雀飯店對面買下了一所小房子。二人情投意合，終於結了婚。
我祝賀他們成婚，問他是否掌握了烹飪技術。
「我想到了一件事，」大巴布利托突然說，「我們去找巴斯庫亞爾，到我的飯館用午餐。我請你們，馬里奧先生。」
我接受了，因為我從來不拒絕人家請我吃飯。同時，也因為我很想見見巴斯庫亞爾。大巴布利托告訴我，巴斯庫亞爾在編輯一本多種欄目的雜誌，獲得很多進展。他們經常見面，巴斯庫亞爾是孔雀飯店的座上客。
《特刊》雜誌社的辦公地點離得相當遠，在佈雷尼亞區同阿里加林蔭道交叉的一條橫街上。我們乘公共汽車直達那裡，這路公共汽車，我以前在秘魯生活時還沒有。我們不得不兜了幾個圈子，因為大巴布利托不記得具體地址。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雜誌社，它坐落在幻想電影院後面的一條偏僻陋巷裡。從外面就可以看出《特刊》雜誌社並不興旺：兩扇車庫式的房門之間用釘子掛著這家週刊的招牌，搖搖晃晃，很不穩固。進到裡面，便見那兩間車庫只是在間隔牆上開了個洞打通，那個洞既沒有修整，也沒有安框，彷彿泥瓦匠把活做了一半就放棄了。一面紙板屏風遮擋著那扇沒安框的門，像公共場所的洗手間。紙板上面密密麻麻胡亂塗滿了髒話和淫畫。在我們進入的那間車庫的牆上，在潮斑和汙垢中間，掛著照片、招貼畫和《特刊》雜誌的封面，其中有足球隊員、美豔歌星，當然也有犯人和受害者。每張封面上都有醒目的大標題，我看到了諸如以下之類的句子：「殺死母親同女兒結婚」和「警察來到化裝舞會，啊，所有人都是男的！」這個房間看來是編輯部、攝影部和檔案室。這裡堆放了那麼多東西，使人很難通過。小桌子上放著打字機，兩個人擠在一起打字，很不方便。一個小男孩正在分理著一沓沓雜誌，將它們包裝起來，用龍舌蘭繩子繫好，準備發走。一隻敞著的衣櫃裡面裝滿了紙片、照片和鉛版。在一張桌子——缺了的一條腿被三塊磚代替——的後邊，一位穿紅色毛背心的姑娘在檢查著現金出納的收據。這兒的東西好像全都處在一種狹窄、窘迫的狀態中。沒有人阻擋我們，也沒有人問我們，更沒有人回答我們下午好。
屏風的另一邊，在同樣貼滿了聳人聽聞的雜誌封面的牆壁前擺著三張寫字檯，每張寫字檯上都有一張卡片，用墨水寫了辦公人的職務：社長、總編輯和行政管理員。看到我們走進房間，兩個正伏在桌上看校樣的人抬起頭來。站著的那位就是巴斯庫亞爾。
我們緊緊地擁抱。他可真是大變樣了，發福了，大腹便便，下巴墜了下來，從外表看似乎像個老頭兒。他蓄著稀疏的小鬍子，頗像希特勒式的，已經灰白了。他向我做了許多親熱的表示，當他微笑時，我看到他有些牙齒已經脫落。寒暄過後，他把我介紹給另一個人，那人皮膚黝黑，穿著芥末色襯衣，坐在寫字檯旁。
「這是《特刊》雜誌社社長，」巴斯庫亞爾說，「雷瓦格里亞蒂博士。」
「我差點兒幹了蠢事，大巴布列託告訴我社長是你。」我一邊對巴斯庫亞爾說，一邊把手向雷瓦格里亞蒂博士伸過去。
「我們正在走下坡路，但還沒到窮途末路，」這位社長說道，「你們請坐，你們請坐。」
「我是總編輯，」巴斯庫亞爾向我解釋道，「這就是我的辦公桌。」
大巴布利托對他說，我們是來找他去孔雀飯店就餐，共敘泛美電臺時期的友情。巴斯庫亞爾贊同這個想法，但我們必須等他幾分鐘，他要把那些校樣送回印刷廠，很急，因為馬上就要付印了。他去了，留下我們和雷瓦格里亞蒂面對面尷尬地坐著。當這位博士知道我住在歐洲時，很有興趣地向我提了一大堆問題。法國女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輕佻嗎？她們是那樣聰明伶俐而在床上卻恬不知恥嗎？他堅持要我為他做一下有關歐洲女人的統計，並且畫出對比圖表。每個國家的女人都有獨特的習慣是真的嗎？比如說（大巴布利托眼睛骨碌碌地動著，津津有味地聽他講），他聽那些多次出國旅行的人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義大利女人真的一刻都離不開男人？巴黎女人真的如果不被男人狠狠對待就得不到滿足？北歐女人真的讓她們的生父隨便玩？我儘可能地回答雷瓦格里亞蒂博士那一連串廢話般的問題，他的這些問題使這所小房子裡漸漸充滿了淫穢的氣氛。他越來越埋怨我不該去吃那頓午餐，因為它會拖很久，浪費很多時間。大巴布利托聽了社長那些色情社會學的演示，十分驚奇和興奮，笑了。當這位社長的好奇弄得我疲憊不堪時，我提出要借用他的電話。他露出諷刺的神氣說：
「由於付不起電話費，一個星期前被拆掉了，」他講得很坦率，但樣子很兇，「因為您已經看到了，這本雜誌要垮臺，所有我們這些在這裡工作的笨蛋也要同它一併完蛋。」
接著，他以色情受虐狂的愉快告訴我，《特刊》雜誌是在奧德里亞時代創辦的，當時勢頭很好。政府給它通訊息，私下資助它，要它攻擊一些人，保護另一些人。此外，它還是當時少數獲批出版的雜誌之一，像熱麵包一樣，銷路很好。但是，奧德里亞一倒臺，可怕的競爭開始，這家雜誌就破產了。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像收爛攤子般接手這份雜誌的。他把它扶起來，改變編輯方針，使它成為一份專登爆炸新聞的雜誌。有一段時期，儘管背了很重的債，雜誌還是一切運轉正常。但是最近這一年，由於紙價上漲，印刷費增加，加上對雜誌的大肆攻擊和雜誌本身的情報失靈，一切都陷入了困境。此外，曾遭到雜誌指責的那些無賴反唇相譏，說他們刊登的文章純屬造謠誹謗。現在主人很害怕，把所有的股份全部贈給了編輯人員，為的是逃避最後危機時收拾殘局。垮臺已經為期不遠，這幾個星期，情況很慘，沒有錢支付工資，人們搬走機器，賣掉辦公桌，搶走一切值錢的東西，停刊已近在眼前。
「拖不過一個月了，我的朋友，」他以孤注一擲的語氣喘著粗氣說道，「我們已經是屍首了，您難道沒有嗅出腐爛的氣味？」
我正想對他說，確實嗅到了。這時一個瘦骨嶙峋的小個子走進來打斷了談話，他不需要推開屏風，從狹小的裂縫中就進入了房間。他留著德國式的髮型，有點可笑，穿著打扮像流浪漢，一件藍色上衣，一件滿是補丁的襯衫，套在合身的灰色運動衫的下面。最奇特的要算他的鞋，一雙籃球運動員的紅色便鞋，如此破舊，以致其中一隻的前端只好用帶子捆著，彷彿鞋底已經脫開或就要掉下來了。一看到這個人，雷瓦格里亞蒂社長就罵起來：
「如果您認為可以繼續哄騙我，那就錯了，」他說，氣勢洶洶地向那個小個子走過去，嚇得那個小瘦子微微跳了一下，「昨晚是不是您把阿亞庫喬兇殺案的訊息弄來的？」
「是我弄來的，社長先生。我這裡有全部相關材料，半小時後，巡邏隊就把罪犯送到了利馬市政府。」那小個子激昂地說。
事出突然，我簡直髮呆了。那完美的措辭、溫和的音色以及「相關」「罪犯」這類字眼，只能出自他之口。但是從形體和衣著上，我怎麼能將這個雷瓦格里亞蒂像要把他活活吃掉、像嚇鳥的稻草人般的可憐蟲同那位玻利維亞文人對上號？
「您可別撒了謊也不臉紅，至少要有勇氣承認您的錯誤。您沒有帶來材料，害得梅爾科奇塔無法寫完新聞報道，使文章講得不全面。我不喜歡失真的文章，因為這不是良好的新聞作風！」
「我把材料帶來了，社長先生，」彼得羅·卡瑪喬顯得既有教養又頗驚恐地回答說，「我回來時，雜誌社關門了。那時正是十一點一刻，我向過路人問過時間，社長先生。我知道這些材料的重要性，於是到梅爾科奇塔家去了。我在人行道上一直等到凌晨兩點鐘，可是他沒有回家睡覺。這不是我的過錯，社長先生。押解罪犯的巡邏隊在路上遇到了懸崖塌方，他們本應當九點到，結果十一點才到。不要責怪我沒有完成任務。對我來說，雜誌社是首位的，比我的健康更重要，社長先生。」
費了好大的勁，我才漸漸地把記憶中的彼得羅·卡瑪喬和眼前這個人聯絡在一起。還是那雙暴眼睛，但已經失去了狂熱，失去了那種誘人的光芒，現在那目光是可憐、灰暗、含有恐懼的。他的表情和風度、說話時的手勢——手臂不自然地擺動著，彷彿他是在集市上叫賣的小販——依然如故，如同他那獨具一格、有節奏、令人昏昏欲睡的聲音。
「這都怪您小氣，不乘公共汽車，去什麼地方都遲到，這才是事情的真相，」雷瓦格里亞蒂博士懷疑地嘟囔道，「您不要那麼吝嗇，他媽的，只需花上四個銅板坐公共汽車，到哪兒都會準時。」
差別大於想象。主要的變化要算頭髮了。剪掉披肩式的長髮，剃成光頭，他的臉顯得更加輪廓突出，更加瘦小，已經失去了特徵，再也難以恢復。此外，他比以前瘦多了，像托缽僧，幾乎是幽靈。也許最初使我沒有認出他的是他的衣服。從前，他只穿黑衣服，穿那身悲悽得發亮的西裝，那條花結小領帶是永遠繫著的。現在，他穿著搬運工人的上裝，襯衣打滿了補丁，鞋子用繩子捆著，看起來像十幾年前的小丑。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