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辦公室，給胡利婭姨媽掛了電話。她告訴我，奧爾卡舅媽已經較為平靜了，但仍然不時地表示驚訝，對胡利婭說：「你真是發瘋了！」那套房子不能交付使用，她並不很難過（「小巴爾加斯，既然咱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睡在一起，就可以再分開兩個星期。」）。她告訴我，洗過澡，換過裝，覺得心情舒暢極了。我告訴她中午不回去吃飯，因為要鑽到劇本堆裡找材料，只好晚上再見。我給泛美電臺準備完兩份新聞稿便鑽進中央電臺的倉庫裡去了。那是一個沒有燈光的黑洞，裡面掛滿了蜘蛛網；一進去，就聽到老鼠在黑暗中亂跑。地上到處是紙，成堆的，散亂的，捆成包的，單頁的。由於潮氣和灰塵，我立刻嗆得打噴嚏。在那裡根本不可能工作，因此我把一捆捆的紙搬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在他的辦公室裡安頓下來。這裡沒有留下他的任何痕跡，語錄詞典，利馬地圖，社會、心理、種族卡片，統統不在了。cmq的舊劇本混亂、骯髒到了極點：潮溼使字跡變得模糊；老鼠和潮蟲啃咬、汙損了許多書頁；和彼得羅·卡瑪喬的故事一樣，劇本雜亂無章地混在一起。沒有多少東西可供選用；最多隻能找到一些尚能閱讀的紙片。
為了拼湊七巧板式的廣播劇，我在帶有恐怖色彩的氣氛中探索著，由於過敏而不停地打噴嚏。就這樣，三個小時過去了。突然，房門開啟，哈維爾走進來。
「這個時候，你問題成堆，居然還有心思繼續幹彼得羅·卡瑪喬的那套把戲，真不可思議，」他怒衝衝地對我說，「我從你外公那裡來。你要是知道出了什麼事，就該發抖了。」
他朝堆滿劇本的寫字檯上扔過來兩封信。其中一封是我父親前一天晚上讓他轉交給我的，上面寫著：
「馬里奧：我限你在四十八小時之內讓那個女人離開秘魯。如果她不走，我將採取必要的手段讓她為自己的膽大包天付出高昂代價。至於你，我想告訴你，我身上是帶槍的，絕不允許你嘲弄我。假若你不肯句句照辦，讓那個女人在限定的時間離境，我就叫你像狗一樣當著眾人的面吃上幾顆子彈。」
他在信尾簽上父姓、母姓和名字，隨後又附上一句：「你可以要求警察保護，如果你願意那樣做，但是為了把事情說明白，我在這裡再次簽名，以表示我要殺你的決心：無論在何處遇到你，我都會像打死一條狗那樣打死你。」果然，附言後面，他用更為蒼勁有力的筆體簽了字。另一封信是外婆在半個小時前交給哈維爾讓他帶給我的，那是米拉弗洛雷斯警察局的傳訊，是警察送給外婆的。我必須在次日上午九點去警察局。
「糟糕的不是這封信，而是正像我昨天晚上看見的那樣，他很可能把口頭威脅變成行動。」哈維爾一面在窗臺上坐下來一面安慰我，「夥計，咱們怎麼辦？」
「馬上找律師請教一下，」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詢問一下我的婚姻和其他事。你認識能免費或者以後再付錢的律師嗎？」
我們來到一位年輕律師的家裡，他是哈維爾的親戚。從前我們在米拉弗洛雷斯的海灘上曾經同他一起追波逐浪。他十分和藹可親，興沖沖地聽取了欽查的故事，還跟我開了幾句玩笑。正像哈維爾所估計的那樣，他不肯收費。他解釋說，這樁婚事並非無效，但可以使之無效，因為出生證被改了日期。不過這需要走司法程式。如果兩年內沒有審理，那麼這婚姻便自動「修復」，那時就不能使之作廢了。至於胡利婭姨媽，則可能被指控為「青少年犯罪教唆犯」，由警察局提出起訴，將胡利婭逮捕，至少暫時拘留，然後開庭審判。但是他敢肯定，鑑於目前的狀況，即我已經十八歲，而不是十二歲，所以起訴不可能成功，任何一級法院都會判胡利婭無罪。
「總而言之，你父親只要願意，就能把胡利婭弄得十分難堪。」我和哈維爾回電臺去，走到拐向聯盟大街的地方時，哈維爾做出這樣的結論：「他真的在政府裡有什麼勢力？」
我不清楚。也許他是某個將軍的朋友或某個部長的教父。為了瞭解警察局的意圖，我毅然決定不等到第二天才去。我請哈維爾幫我從中央電臺的亂紙堆裡找出幾個指令碼，以便我騰出時間當天去警察局弄清疑團。他同意了，還答應萬一我被拘留，他會去探監，每次都給我帶香菸。
下午六點，我交給小赫納羅兩個稍加整理的指令碼，並答應他次日再交三個。接著我飛快地看了一下七點和八點的新聞稿，告訴巴斯庫亞爾我還要回泛美電臺。半小時後，我在哈維爾陪同下來到米拉弗洛雷斯區的7月28日海堤警察分局。我們等了很久，終於有一名警官——穿軍服的少校——和一名偵緝隊長接見了我們。我父親這天上午來這裡要求他們正式傳訊我，他們手頭已經寫好了詢問提綱。我的回答要由便衣警察打字記錄下來，這樣就費去很多時間，因為那個打字員十分蹩腳。我承認我已經結婚（而且特別強調，這樣做完全是出於自願），但我拒絕說出是在什麼地點舉行的婚禮和在哪兒登記的。我同樣拒絕回答誰是證婚人。問題都是這類性質的，似乎出自一個別有用心的訟棍之手，諸如我的出生年月（似乎以前是含糊不清的），接著便問我是否尚未成年，現在居住何處，與何人同居。當然，他們也問到了胡利婭姨媽的年齡（他們稱她為胡利婭夫人）。這個問題我也拒不回答，我說披露女士的年齡是使人不愉快的。這句話引起了兩位警察兒童般的好奇心。當我在供詞上簽字後，他們擺出長輩的架勢，說「純粹出於好奇心」，問一問「夫人」比我大幾歲。走出警察分局時，我突然感到蒙受了奇恥大辱，彷彿自己當了殺人犯或強盜。
哈維爾認為我很失策，因為拒絕說出結婚地點本身就是挑釁行為，那會更加激怒我的父親，而且完全於事無補，因為他不出幾天就會調查出來。這天晚上，由於處於那樣的心情，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回到電臺和魯喬舅舅的家裡。奧爾卡舅媽給我開了門，臉色陰沉，目光恐怖，但什麼也沒對我說，還伸過面頰讓我親吻。她和我一道走進客廳，胡利婭姨媽和魯喬舅舅都在那裡。一見到他們，我便明白事情相當糟糕，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事情變得很麻煩。」胡利婭姨媽告訴我，拉住我的手。我看見這個動作引起了奧爾卡舅媽的不快。「我那位公公打算把我當作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原來那天下午，豪爾赫、胡安和彼得羅三位舅父會晤了我的父親。看見我父親氣成那副樣子，他們嚇得跑了回來。他神情激怒，兩眼發直，話語中流露出不可動搖的決心。他的態度很明確：胡利婭姨媽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離開秘魯，否則要承擔一切後果。他果然是獨裁政權勞工部長（一個叫做比利亞科塔的將軍）的契友（可能是中學同學）。他已經同部長談過：假如胡利婭姨媽不願自行離境，就由士兵押上飛機。至於我，如果不肯聽話，便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同對哈維爾那樣，他也掏出左輪手槍給我的舅舅們看。最後，我拿出了父親的信，並敘述了警方的傳訊，以此來結束那個場面。父親的信起了這樣一種作用：它把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爭取到我們這一邊來了。魯喬舅舅斟上幾杯威士忌，我們正舉杯要喝，奧爾卡舅媽忽然放聲大哭起來，她說，這怎麼可能！她的妹妹竟然被看作罪犯，受到警察的威脅？她們是玻利維亞的名門望族呀！
「除了我走，沒有別的辦法，小巴爾加斯。」胡利婭姨媽說道。我看見她和我舅父母交換了一個眼色，明白他們商量過了。「你別這麼瞅著我，這不是什麼陰謀，也不是永久分離，只等你父親火氣一消，我就回來。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風波。」
他們仨早已商討妥當，並且擬好了一份計劃。他們排除了玻利維亞，建議胡利婭姨媽去智利，到瓦爾帕萊索她祖母家裡。她在那裡住到大家心平氣和時就回來。我一通知她，她便馬上重返秘魯。聽完計劃，我生氣地表示堅決反對。我說，胡利婭姨媽是我的妻子，我同她結婚就是為了生活在一起，要走我們一道走。他們提醒我說，我尚未成年，沒有父親的准許，不能申請出國護照。我說，那就偷越國境。他們又問我手中有多少錢就想去國外生活（辦理婚事和預付房租的花銷，把泛美電臺預支的工資和在當鋪裡抵押衣物的錢全部用光，身上所剩無幾，只夠買幾盒香菸）？
「我倆已經結婚，這是誰也不能奪走的東西，」胡利婭姨媽說道，一面撫弄著我的頭髮，一面熱淚盈眶地親吻著我，「只是分開幾個星期，最多幾個月。我不願因為我的過錯而讓你吃子彈。」
吃飯的時候，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一一申明道理，試圖說服我，什麼我應該理智一些呀，我已經過於任性啦；什麼現在已經結婚了，就該做些權宜的讓步呀，以免弄得不可收拾。他們說，我應該理解他們——他們面對我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作為胡利婭姨媽的姐姐和姐夫，所處的地位十分為難。他們對胡利婭的事左右為難，既不能表示贊成，又不能表示反對。將來他們會幫助我們的，現在也已經這樣做了，我應該和他們配合。他們說，胡利婭姨媽在瓦爾帕萊索逗留期間，我必須再找一份工作；不如此，將來我們靠什麼生活？誰來養活我們？我父親終究會平靜下來，接受既成事實。
午夜時分，舅父母已經悄悄上床睡覺，我和胡利婭姨媽穿著內衣，膽戰心驚地顛鸞倒鳳，百般恩愛，同時兩耳不安地警惕著任何意外的響動，直到筋疲力竭。確實沒有別的辦法。次日清晨，我們就要退掉去拉巴斯的飛機票，改買去智利的票。半小時後，我走在米拉弗洛雷斯區的大街上朝外祖父家那間單身小屋走去，一路上感到既痛苦又乏力，暗暗地咒罵自己竟然連買一支左輪手槍的錢都沒有。
兩天後，胡利婭姨媽登上一架黎明起飛的班機，前往智利。調換機票時，航空公司並沒有表示為難，但是有票價差額問題。多虧巴斯庫亞爾借給我們一千五百索爾，才把這筆錢付了（當巴斯庫亞爾告訴我他有一張五千索爾的存摺，我真是驚訝極了，因為就憑他掙的那點工資，有這筆存款可以說是奇蹟）。為了胡利婭姨媽能夠帶些零用錢，我把全部藏書，甚至法律專業的法典和講義都賣給了拉巴斯大街上的書商，然後用這筆錢兌換了五十美元。
奧爾卡舅媽和魯喬舅舅同我們一起到了機場。前一天夜裡，我留在了他們家中。我倆沒有睡覺，也沒有同房。晚飯後，舅父母走開了，我坐在床頭望著胡利婭姨媽細心地打點行裝。隨後，我們便到沒有開燈的客廳裡坐下。我們待了三四個小時，手握著手，緊緊地依偎在沙發上；為了不吵醒家裡人，我們輕聲交談著。我們間或擁抱、偎依著臉和接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在吸菸和談話中度過的。我們談到當我們重聚的時候將做些什麼，談到她將如何協助我工作，談到總有一天我們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巴黎住亭子間，在那兒我終將成為作家。我給她講述了她那位同胞彼得羅·卡瑪喬的事，告訴她他現在已住院，周圍全是瘋子，他本人也一定變瘋了。我倆商定每天都要寫一封長信，詳細報告各自的情況：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有什麼感受。我向她保證，當她重返秘魯時，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好，掙到的錢可以不致使我們餓死。五點鐘，鬧鐘響了，天空仍然漆黑。一個小時後，當我們到達利馬坦博機場時，天剛矇矇亮。胡利婭姨媽穿的是我喜歡的那件藍色外衣，看上去很漂亮。當我們道別的時候，她十分平靜，但是她擁抱我的時候，我感到她渾身在發抖。我卻相反，站在機場平臺上，望著她在晨曦中登上飛機的時候，我哽咽了，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智利的流亡生活持續了一個月又十四天。這六個星期對我來說具有決定意義。在這段時間裡（我訪親拜友，求同學告老師；哀求他們、打擾他們，弄得他們頭昏腦漲，為的是讓他們助我一臂之力），我終於找到了七份工作，其中當然包括電臺編輯。第一份工作是在國傢俱樂部圖書館，該館位於電臺附近。我的任務是每天上午利用編新聞稿的間歇去那裡兩個小時，把新到的書籍和雜誌登記註冊，把舊雜誌編入總目。第二份工作是聖馬爾可大學的一位歷史系教授（我在他的課上取得過優異的成績）要我做他的助手，每天下午三點至五點，在他坐落於米拉弗洛雷斯區的住宅裡，將報紙上的有關文章登入卡片，以備他撰寫秘魯史之用；教授承擔的部分是征服時期與獨立戰爭兩個分卷。在新找到的工作中，最為生動有趣的是與利馬公共慈善局簽訂的合同——牧師公墓裡有一大排殖民時期的墓碑，相關登記冊已經丟失，我的任務是研究碑文的內容，將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登記造冊。這份工作我可以在任何時候進行，因為是計件付酬，每個死者給一個索爾。我利用下午六點的新聞稿與泛美電臺播音的間歇去做這件事。這時哈維爾已經下班，常常陪我一同去。那時正值隆冬，天黑得早，公墓的主任（一個胖子，自稱曾八次出席國會參加秘魯總統的交接儀式）借給我們手電筒和小梯子，以便閱讀壁龕高處的碑文。有時我們開玩笑，假裝聽到嘆息聲和腳鐐響，看到墳墓中出現白色身影，結果真的嚇得毛骨悚然。除了每週去兩三次，星期天的上午也去幹這件事。其餘的工作多少帶有一些文學性質：每週為《商報》的星期天副刊做一篇詩人、小說家或散文家的訪問記，發表在《作家與作品》專欄；每月為《秘魯文化》雜誌撰寫一篇文章，欄目的標題是我取的：《人物、書籍與思想》。最後，一位教授朋友委託我為投考天主教大學的學生編寫公民教育課大綱（儘管我是聖馬爾可大學的學生，我們學校與天主教大學是死對頭），每星期一還必須交出一道入學考試題的詳細答案（題目各式各樣，涉及的方面很廣泛，從祖國的標誌開始，旁及土著的花卉與動物，直到土著語言學者與西班牙語學者之間的論戰）。
這些工作（我感到好像在和彼得羅·卡瑪喬比賽）使我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足夠支付兩個人的生活費用。我從每份工作中都預支了部分工資，這樣就把打字機贖了回來，這臺機器對新聞工作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儘管我有許多文章仍是在泛美電臺寫的）。用這些錢，還請南希表姐買了一些裝飾住房的東西，因為女房東果然在十五天後把房間租給了我。接收有兩個房間外加一個小小洗澡間的那套房子的早晨，我感到快活極了。可我仍舊住在外公家，因為我決定等到胡利婭姨媽回來的那一天再開始使用。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那裡寫文章，編制死者名單。我雖然不停地工作，不停地東奔西走，卻並不感到疲倦和氣餒，恰恰相反，我感到精力十分旺盛；我認為我能夠像從前那樣繼續讀書（儘管那是每天在乘公共汽車的時間裡進行的）。
胡利婭姨媽信守諾言，每天都有信來。外祖母把信交給我的時候，眼裡總閃耀出調皮的光芒，低聲問：「這封信是誰寫來的呀？是誰寫來的呀？」我也連續不斷地給她寫信，每天夜裡的最後一件事就是這個，有時雖然已經頭昏腦漲、睡意矇矓，但仍然向她報告這一天的忙碌情景。自從她出走，我先後在外祖父家、魯喬舅舅家、大街上遇見了許多親戚，看到了他們的反應。他們態度各異，有些是出乎意料的。彼得羅舅舅的態度最為嚴厲，全然不理睬我的問候，冷冰冰地看我一眼，便馬上背轉身去。赫蘇斯姨媽老淚縱橫地擁抱著我，用動人的聲調耳語道：「可憐的孩子！」其他姨媽、舅媽、姑媽和叔叔、伯伯、舅舅則採取置若罔聞的態度，似乎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他們對我十分親熱，但絕不談胡利婭姨媽，對我們的婚事裝作從未知悉。
我一直沒見到父親，但我知道一旦胡利婭姨媽出國，他的要求被滿足，怒氣便會打消。那時，我父母暫住在幾位叔叔家裡，我從未去拜訪過，可是我母親天天都來外祖父家裡和我會面。她對我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親切，充滿母愛；而另一方面，每當那個忌諱的話題直接或間接地露頭，她立刻變得臉色蒼白，淚流滿面，並且堅決地表示：「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件事。」當我建議她去看看那套房間的時候，她動了肝火，好像我罵了她。她總是指責我賣衣物和書籍的事，彷彿那是一場希臘悲劇。我打斷她，說道：「好媽媽，您別再來您那套廣播劇了。」她從不提起我的父親，我也不問她；但是由於經常看見他的親戚們，我獲悉他火氣已消，轉而對我的前途感到失望。他常常說：「他在滿二十一歲以前必須聽我的話，往後就隨他去墮落。」
我雖然異常繁忙，在這幾週中還是寫成了一篇短篇小說，題目叫做《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故事發生在格羅西奧·普拉多，當然是反宗教的：一位聰明的神父發現群眾崇拜梅爾喬麗塔神，便想出一條生財之道，以大企業家的雄心和魄力辦了一家綜合性企業：製造和出售紀念郵票、教士披肩、耶穌聖像以及各種聖徒紀念品，在聖徒住地發售入場券，為籌建教堂而組織募捐和抽彩，資助代表團前往羅馬為諡給他聖徒稱號而說項。我用新聞報道的方式寫成兩個不同的結尾：一個結尾是格羅西奧·普拉多的居民發現了尼古拉斯神父的買賣，便把他私刑處死；另一個結尾是這位神父當上了利馬的大主教（我決定把這篇小說讀給胡利婭姨媽聽了之後再選擇其中一個結尾）。我是在國傢俱樂部的圖書館裡寫成的，在那裡編輯新書目錄的工作有點兒象徵性。
我從中央電臺倉庫裡搶救出來的廣播劇劇本（這項工作對我來說意味著額外收入二百個索爾）經過刪改整理，可以安排播放一個月，屆時cmq的劇本就到達了。但是正如那位開明企業主所預料的，無論是倉庫裡的劇本還是cmq的劇本都留不住彼得羅·卡瑪喬所爭取到的廣大聽眾。由於收聽率下降，為了不失去廣告收入，只好把廣告費降低。不過事情並不那樣可怕，赫納羅父子一向富有創造精神，幹勁十足，用一個名叫「為六萬四千索爾回答問題」的新節目找到了財源。這個節目是從巴黎電影院傳來的，由知識淵博的競選人（汽車、索福克勒斯、足球、印加國王）回答多達六萬四千個問題。
通過小赫納羅，我一直留意著彼得羅·卡瑪喬的情況。最近，我經常同小老闆到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餐廳喝咖啡。卡瑪喬在德爾加多大夫的私人診所裡住了近一個月，由於花錢太多，赫納羅父子便設法把他轉送到拉爾科·埃雷拉大街上公共慈善局開辦的精神病醫院。在那裡，據說人家還很尊重他。一個星期天，在牧師公墓登記過卡片，我乘公共汽車來到拉爾科·埃雷拉，打算去探視卡瑪喬。我帶了幾小袋薄荷瑪黛茶作為禮物，準備讓他泡著喝。但是正當我隨著探視的人群踏進瘋人院那監獄式的大門時，我突然決定不去看他了。在這個壁壘森嚴、人員雜處的地方——大學一年級時我們曾在那裡上過心理學實習課——重見那位已變為瘋子的文人，這想法首先使我產生了深深的痛苦。我轉身向外走去，回到了米拉弗洛雷斯。
星期一，我對媽媽說，我想同父親見面。她勸我要謹慎，別說惹他生氣的話，不要冒捱打的風險，最後把我父親的電話號碼給了我。父親告訴我，第二天上午十一點，他在去美國前的那間辦公室裡見我。那地方在卡拉巴耶衚衕，一條細磚鋪地的長廊的盡頭。這條長廊的兩側都是住房和辦公室。在進出口公司，我認出了幾位從前同父親共事的職員，他們把我領進了經理辦公室。父親獨自坐在以前的辦公桌後面，身穿奶油色西裝，結著一條綠底白點的領帶。我發現他比一年前瘦多了，臉色有些蒼白。
「早上好，爸爸。」我站在門口說，極力使聲音顯得洪亮而堅定。
「你要說什麼就說吧。」他指著一張椅子說道，那神情含含糊糊，看不出有太多的惱怒。
我側身在椅子邊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彷彿田徑運動員準備開始比賽。
「我想把我正在做的事情和將要做的事情對您講一講。」我結結巴巴地說道。
他依然沉默不語，等待我講下去。為了顯得鎮定，我緩緩地講起來，留心觀察著他的反應。我詳盡地談到我找到的工作，每份工作的收入，如何安排時間去完成上述工作，以及完成大學課程作業和考試的情況。我沒有撒謊，但是我把一切都說得令人滿意：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而又嚴肅，並且熱切地盼望著結束學業。講到這裡，我停下來，父親仍舊一言不發，等待著我的結論。因此我只好咽口唾液，說了出來：
「您看，我已經可以謀生，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夠繼續讀書。」隨後，我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幾乎聽不見，「我希望你能准許我把胡利婭叫回來。我倆已經結婚了，她不能一個人生活。」
他眨眨眼睛，臉色越發蒼白了。一霎間，我以為他又要大發雷霆，那曾經是我童年最可怕的噩夢之一。但只是粗聲粗氣地對我說：
「正如你所知道的，這樁婚事無效。你尚未成年，未經允許不能結婚。如今你結婚了，那隻能是偽造證明或偷改出生日期才能辦到的。在這兩種情況下，這樁婚事可以隨時取消。」
他解釋說，偽造官方證明是很嚴重的，會受到法律制裁。如果說要由誰為此付出代價，那將不是我這個小孩子，因為法官會認為我是被誘騙的；要追究的是那個成年女人，因為按照邏輯，她必將被認為是誘騙犯。做完這番法律闡述（他是用冷冰冰的聲調講出來的），他長篇大論起來，漸漸顯得有些激動。我以為他討厭我，然而實際上他一向為我好，即使有時對我嚴厲些，那也是為了糾正我的錯誤，為我的前途操心。他說，我這種難以管束的倔強性格和矛盾心理將會毀掉我的一生。這樁婚事等於在我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繩索，他是為了我好才反對的，並非像我所想的那樣是為了傷害我。哪個父親不愛自己的兒子？此外，他明白我的戀愛並非壞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種男子漢行為；如果我像個女人，那就可怕了。但是一個十八歲的半大小子，一個大學生，同一個離過婚的成年女人結婚，可真是難以估量的愚蠢舉動，嚴重後果，到將來我才會懂得；到那時，由於這樁錯誤的婚姻，我會變成一個可憐蟲，終日咽那杯難嚥的苦酒。他可不希望我落得那樣的下場，而盼望我諸事如意，前程似錦。總而言之，他要求我至少不放棄學業，否則將會遺憾終生。說罷，他站起身來，我也跟著站了起來。接著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沉默，只聽見隔壁打字聲一陣陣傳來。我低聲告訴他保證唸完大學，他默默地點了點頭。分手的時候，我們猶豫了一下，便擁抱在一起。
從父親的辦公室出來，我直奔中央郵局發出一份電報：「你已被赦。我儘速寄上機票。吻你。」那天下午我去歷史學家的家裡、泛美電臺的閣樓和公墓，絞盡腦汁思索著如何湊齊這筆錢。當天夜裡，我開出一張準備借錢的名單和款數。但是第二天外祖父送來一份回電：「明日乘智機到秘。吻你。」後來我才知道，胡利婭賣掉了戒指、耳環、髮簪、手鐲和幾乎全部衣服才買到那張機票。當我在利馬坦博機場接到她的時候（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她已是一個窮得身無分文的女人。
我把胡利婭直接送到那套小房子，這套房子幾天前已由南希表姐打蠟，打掃得窗明几淨，還用紅玫瑰美化了一番，寫著「歡迎你」。胡利婭姨媽裡裡外外審視了一遍，好像那是一個新玩具。看到給《秘魯文化》的文章所做的批註，看到《商報》準備會見的作家名單，看到我的工作時間表以及支出清單（理論上證明我們是可以過活的），胡利婭姨媽開心地笑了。我對她說，我們親熱一番之後，我給她念一篇題為《虔誠的女信徒與尼古拉斯神父》的小說，請她選擇一個結尾。
「哎呀，小巴爾加斯，」她一面急忙脫衣服一面笑著說道，「你已經長成大人了。現在為了諸事如意，去掉你臉上的孩子氣，答應我，留起鬍子來吧。」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酒吧長談》《公羊的節日》《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