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難忘的一週，在那周的第一天就發生了一段趣味橫生的插曲（誠然，過去遇到烤肉工人時那種粗暴的特點並沒有在這個插曲中重現）。我在這個插曲中既是目擊者，又是半個主角。小赫納羅一心致力於節目革新。一天，他作出決定，為了使新聞節目輕鬆愉快，叫我們插進一些訪問實錄，要我馬上和巴斯庫亞爾動手幹起來。從那時起，我們每天都在泛美電臺的晚間節目裡播出以當前某個事件為題材的採訪，這意味著新聞部增加了工作量（但是沒有增加工資）。不過我並沒有怨言，因為這項工作很有趣。在貝倫大街的工作室裡或站在錄音機前向酒吧間的藝術家、國會議員、足球運動員或神童們提問題時，我都毫無例外地為創作小說蒐集題材。在那個動人的插曲之前，我採訪過的最有趣的人是一個委內瑞拉鬥牛士。那段時間，阿喬鬥牛場取得了空前成功。這個鬥牛士第一個下午得到了幾隻牛耳朵的獎賞；第二個下午經過一番神奇的周旋，又得到了一隻牛蹄子的獎賞，人們把它架在肩上從裡市場抬到聖馬丁廣場他下榻的飯店；第三個下午，也就是最後一個下午，鬥牛入場券因他的人氣被轉手高價炒賣，他卻未獲成功。下場後，他嚇得像頭鹿似的，整個下午都逃開鬥牛，連一次出色的俯衝都沒表演出來。他一次次地失敗，總也不能擊中牛的要害。第二次下場時，竟然受到四次鳴笛警告。鬥牛場前幾排看臺上的人大聲哄叫，恨不得把阿喬鬥牛場燒掉，私刑拷打委內瑞拉鬥牛士。鬥牛士迎著一片噓聲和雨點般飛來的坐墊，被憲兵一路護送回飯店。第二天上午，他上飛機前幾小時，我在玻利瓦爾飯店的一間小客廳裡會見了他。我發現他還不如他所斗的牛聰明、幾乎像牛一樣不能把話講清楚，真大惑不解。他不能組一個連貫的句子，不能正確運用動詞時態。他的思想方式使人想到一個個的腫瘤，想到失語症，想到類人猿。他的外表和本質一樣「非凡」，說話的語調像倒霉鬼，總是用些指小詞，吃掉詞尾。當他時不時地停下來，想不出要說什麼話時，便像動物似的發出哼哼聲。
相反，在那個值得懷念的一週的第一天，我所採訪的墨西哥人卻是一個頭腦機敏、談鋒甚健的人。他在一家雜誌當主編，寫過關於墨西哥革命的書，眼下正率領一個經濟學家代表團住在玻利瓦爾飯店。他答應到電臺來，我親自去請他。這位先生高高的個子，身板筆直，衣著考究，頭髮已經全白，看上去有六十歲光景。他的夫人陪著他。那女人長著一雙活潑的小眼睛，戴著一頂編花小帽子。在從飯店去電臺的路上，我們做了採訪的準備。訪問的內容錄了十五分鐘，這使小赫納羅驚訝不已，因為那位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回答每一個問題時都毫不留情地鞭撻了軍事獨裁（在秘魯，我們遭受了以奧德里亞為首的軍事獨裁）。
事情發生在我陪這對夫婦回玻利瓦爾飯店的路上。時值中午，貝倫大街和聖馬丁廣場上擠得水洩不通。夫人走在人行道上，丈夫走在大街中央，我跟在他們旁邊。剛剛穿過中央電臺門前，為了找點話說，我再次對那個重要人物說這次採訪非常成功。這時，那位墨西哥貴婦的細嗓子突然打斷了我：
「耶穌，耶穌，我感到不舒服……」
我看了她一眼，發現她形容憔悴，眼睛忽而睜大忽而緊閉，嘴巴奇特地翕動著。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那位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的反應，他聽到妻子的提醒，飛快地向她掃了一眼，又迅速地掃了我一眼，神情十分慌張，當即看看前方，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加快了腳步。墨西哥夫人停在我身旁，面容難看，眼看要跌倒，我伸手攙住她。幸好，由於她那樣瘦弱，我還能扶得住。那個重要人物大步流星地逃走了，我不得不擔負起拖著他的女人前進的艱鉅任務。人們給我們讓路，停下來看我們。就這樣，當我們到達哥倫布電影院時，瘦弱的墨西哥夫人不僅露出怪相，而且開始流口水、淌鼻涕、流眼淚。我聽到一個賣香菸的小販說：「她還在撒尿吶！」果真，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他已經穿過科爾梅納大街，消失在玻利瓦爾酒吧間門口擁擠的人群中）的妻子在我們身後留下了一道黃色的水痕。到了街角，我不得不把她扛起來走完剩下的五十米路程。那情景真是既風流又壯觀。汽車司機們頻頻對我們按喇叭，警察吹哨子，行人指著我們議論紛紛。瘦弱的墨西哥夫人在我雙臂之中不停地翻騰，面容依然難看。我的手和鼻子感覺到那女人除了小便，身上還流出更骯髒的東西。她的嗓子裡不停地發出一種微弱的聲響。一進入玻利瓦爾飯店，就聽有人嚴厲地命令我說：「送到301號房間。」這是那個重要人物，他的半邊身子隱藏在帷幕後。剛發完命令，他就又逃走了，邁著輕快的步子奔向電梯。我們乘電梯上樓時，他既不看我，也不看他的配偶，彷彿想顯示出並非無禮的樣子。開電梯的人幫我把夫人送到房間。但是我們剛把她安置在床上，那個重要人物就毫不客氣地一下子把我們推出房門，沒有道謝，也沒說再見，「咣啷」一聲把門關上，把我們趕了出來。這時，他臉上的那副表情簡直難以描述。
「他不是一個壞丈夫，」後來彼得羅·卡瑪喬對我解釋，「而是一個敏感、非常自矜的人。」
那天下午，我要給胡利婭姨媽和哈維爾讀一篇剛剛寫完的短篇小說《埃麗婭娜姨媽》。《商報》一直沒有刊登那篇關於飛人的故事，於是我便寫了另一篇故事藉以排解。這篇故事以發生在我家裡的一件事為素材。我小時候，埃麗婭娜是到我家來的許多姨媽中的一個。在那些姨媽中，我最喜歡她，因為她帶給我巧克力，有時還帶我去克雷姆·裡卡咖啡館喝茶。她喜歡甜食，這件事在全家人聚會時常常受到嘲笑，大家說她把做女秘書的全部工資都拿去買牛奶餅、酥羊角麵包、鬆糕和布蘭卡小店的濃巧克力了。她胖乎乎的，待人親切，是一個愛說愛笑的姑娘。當家里人在背後議論她一輩子也難以出閣時，我總是站出來為她辯護。有一天，埃麗婭娜姨媽沒到我家來，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十分神秘。家裡人也不再提起她。那時我大概六七歲，向家裡人問起埃麗婭娜姨媽時，他們回答說：去旅行了，生病了，過些日子說不定哪一天會來的。對這些回答，我是持懷疑態度的。五年後，全家人突然戴起孝來。那天晚上，我在外祖父家裡知道他們參加了埃麗婭娜姨媽的葬禮，她剛剛死於癌症。這樣，那件神秘之事便真相大白了。當埃麗婭娜姨媽看起來註定要做老處女的時候，她突然不合適地結了婚，對方是耶穌·瑪利亞大街一家酒店的老闆。全家人，從她的父母開始，都為這件醜事大為震驚，在她活著的時候就宣佈她已經死了，從來不去看她，也不許她進家門。但是當她死了的時候，家裡人饒恕了她——我們畢竟是些有感情的人——去為她守靈，參加她的葬禮，併為她灑下許多眼淚。
我的小說採用一個孩子獨白的形式。這孩子躺在床上，思索著想弄清姨媽神秘失蹤的內幕。結尾寫的是為女主人公守靈。這是一篇社會小說，充滿了對懷有偏見的親屬們的憤恨。我寫了兩個星期，對胡利婭姨媽和哈維爾一再提起它，他們終於被打動了，要我念給他們聽。但是星期一下午，我念小說前，給他們講了瘦削的墨西哥夫人和那位重要人物的故事。我這樣做未免失算，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為他們覺得這件奇聞比我的小說有趣得多。
胡利婭姨媽到泛美電臺來已經成了習慣。我們發現這個地方最可靠，因為實際上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完全支援我們。胡利婭姨媽下午五點之後來，是最安靜的時候。赫納羅父子已經離去，幾乎不會有人突然闖進頂樓。我的同事有默契地請假去喝咖啡，這樣我和胡利婭姨媽就可以接吻，單獨交談。有時我寫作，她找本雜誌來讀或者同哈維爾聊天。每到七點左右，哈維爾準來找我們。我們已經形成了難分難離的一體，我和胡利婭姨媽的戀愛在這所牆壁薄薄的房子裡完全不受拘束，可以手拉手，可以接吻，誰也不注意我們。我們感到很幸福。進了這間頂樓，我們是自由的，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可以相愛，可以談有關我們的任何事情，感到周圍的人完全理解我們。出了這間頂樓，就人人都敵視我們，我們不得不撒謊，躲躲閃閃。
「可以說這兒是我們的愛巢嗎？」胡利婭姨媽問我，「還是我們的婚姻滑稽可笑？」
「當然是婚姻滑稽可笑，而不能說是愛巢，」我回答她，「不過我們可以把這兒稱做聖心大教堂。」
我們做起了遊戲：我當教授，她當女學生。我給她講什麼是荒唐可笑，什麼是不可以說、不可以做的。我對她閱讀的書籍進行宗教裁判所式的檢查，她喜歡的作家我都不讓她談，從弗蘭克·耶比到格林·特維多。我們玩得像瘋子一般，有時哈維爾加入我們這個遊戲，慷慨激昂地耍雄辯術。
讀《埃麗婭娜姨媽》的時候，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也參加了，因為他們來了，我不敢攆走他們。真幸運，他們是唯一誇獎我的小說寫得動人的人，即使他們是我的下屬，因而那稱讚是值得懷疑的。哈維爾覺得故事構思不真實，誰都不會相信一家人會由於她同酒店老闆結婚而把她逐出家門，他向我斷言，假設那丈夫是個黑人或者印第安人，故事還說得過去。胡利婭姨媽給了我當頭一棒，說故事情節聽起來過分虛假；有些詞，像顫抖呀，嗚咽呀，她認為荒唐可笑。我正要為《埃麗婭娜姨媽》辯護，瘦南希的身影在頂樓門口出現了。一看到她，我就知道她為何而來。
「這一回家裡可吵起來了。」瘦南希憋足一口氣說道。
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嗅到有新聞，趕快往前伸腦袋。我阻止了表姐，要巴斯庫亞爾去準備九點鐘的新聞稿，然後拉上南希同我們一起去喝咖啡。在布蘭薩咖啡館的一張桌子上，南希把事情的詳情告訴了我們。她洗頭的時候聽到母親和赫蘇斯姨媽在電話中的交談。當她發現她們所講的那一對指的就是我們倆時，嚇得手腳冰涼。她沒有完全聽清楚，但聽得出家裡人對我們的戀愛已久有所聞，因為有一次勞拉姨媽說：「你看，甚至連卡蒙奇塔在奧裡瓦爾·德·聖伊希特羅大街上都見到了他們，大庭廣眾之下沒皮沒臉地手拉手（幾個月前的一個下午我們確實做了那樣的事，但那是唯一的一次）。南希從盥洗室走了出來（手裡拿著「震簪」，她說），和母親碰了個滿懷。她想掩飾過去，說吹髮機在她耳邊嗡嗡作響，什麼也聽不見。可是勞拉姨媽叫她住嘴，罵了她，稱她是「那個墮落女人的隱情不報者」。
「那墮落的女人是指我？」胡利婭姨媽問道，與其說帶著憤怒，倒不如說感到好奇。
「對的，是指你，」我表姐解釋說，臉漲得通紅，「她們認為你是罪魁禍首。」
「確實，我年齡還小，生活安定，目前正在學習律師專業，直到……」我這樣說，但是沒有人理睬我。
「如果她們知道我把事情告訴了你們，會宰了我，」瘦南希說，「你們一句話也不能說出去，要對天發誓。」
南希的父母正式警告過她，假如她有半點不忠，就把她關上一年，連彌撒也不讓她去做。他們對她講得那樣嚴厲，以致她對是否要告訴我們曾猶豫不決。家裡人對我們的事從一開頭便了如指掌，但他們覺得這是一樁蠢事，是一個想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記下一筆奇異戰績——征服一個少年——的輕狂女人對男子的玩弄，便採取了剋制態度。不過，由於胡利婭姨媽對和毛頭小夥子一起逛街和出入鬥牛場毫無顧忌，以致越來越多的親戚朋友察覺了這場戀愛——外祖父和外祖母也從塞利亞舅媽那兒聽到了。這是一件丟人的事，並且肯定會對瘦小子（就是我）造成危害。自從那個離婚女人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塞滿他的腦子，大概他已打不起精神讀書了。於是，家裡人決定進行干預。
「那麼，他們打算怎樣挽救我？」我問道，並不感到過分恐懼。
「寫信給你的爸爸媽媽，」瘦南希回答說，「他們已經這樣做了，是兩個年長的舅舅寫的，就是豪爾赫舅舅和魯喬舅舅。」
我的父母住在美國。父親是個嚴峻的人，我很怕他。我是遠離他，跟著母親在外祖母家裡長大的，而且在父母和好之後，我跟父親生活在一起時，我們一向處得不好。他為人保守、專斷、冷酷、暴躁。如果他們真的給父親寫了信，那訊息會像炸彈似的爆炸開來，他將做出激烈的反應。胡利婭姨媽從桌子下拉起我的手說：
「你的臉都白了，小巴爾加斯。現在你有篇好小說的題材了。」
「應該保持冷靜，鎮定，」哈維爾給我打氣，「你不要害怕，我們想個好計策，對付那個笨蛋。」
「他們對你也很生氣，」南希提醒哈維爾，「把你說得也很難聽。」
「拉皮條，是嗎？」胡利婭姨媽笑了，她向我轉過身來，滿臉愁容，「對我來說，最要緊的是他們要把我們分開，我再也見不著你了。」
「這是荒唐的，事情哪能那樣？」我對她解釋說。
「他們裝得多像啊，」胡利婭姨媽說，「不管我姐姐、姐夫還是親屬中的任何人，都沒有使我懷疑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事而憎惡我。這夥偽君子對我總是那麼親熱。」
「眼下你們不應該再見面，」哈維爾說，「你們移花接木，胡利婭帶情郎上街，你約別的姑娘，讓家裡人認為你們吵翻了。」
我和胡利婭姨媽都很氣餒，覺得也只有走這條路。當瘦南希離去（我們向她發誓永遠不背叛她），哈維爾也隨後走了之後，胡利婭姨媽陪我去了泛美電臺。不消說，兩個人垂頭喪氣地手拉手走在已被濛濛細雨浸溼了的貝倫大街時，心中明白這個計策有可能弄假成真。如果我們互不見面，各奔東西，我們的事情早晚會告吹。我們商量好每天在約定的時間打電話交談，然後接了個長吻，分手了。
我乘坐顫顫悠悠的電梯上頂樓時，和往常一樣，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想把自己的不幸告訴彼得羅·卡瑪喬的慾望。似乎是一個先兆，玻利維亞文人的主要合作者盧西亞諾·潘多、何塞菲娜·桑切斯和巴當正在辦公室等我。他們同大巴布羅談得正熱火，巴斯庫亞爾則在往新聞稿裡塞天災人禍的內容（當然，他從沒尊重過我禁止他塞進死人場面的意見）。他們恭順地等我幫巴斯庫亞爾處理完最後九條新聞。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向我們道過晚安後離去，頂樓上只剩下我們四個人的時候，他們開口講話前互相難為情地看了一眼。
無疑，是關於藝術家的事情。
「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我們找您來了，」盧西亞諾·潘多喃喃地說。這人長得既矮小又駝背，已是六十開外的年紀，生著一對斜眼，無論冬天還是夏天、白天還是晚上，脖子上總圍著一條油漬漬的圍巾。他每次都穿著那身咖啡色藍條紋西裝，由於多次洗燙，已破舊不堪。他右腳上的鞋子開了口，襪子露了出來。「有一件非常難辦的事，您可以想象……」
「說真的，盧西亞諾先生，我無法想象，」我對他說，「是關於彼得羅·卡瑪喬嗎？那好，我們是朋友。是的，您也知道，他是一個十分難以捉摸的人。他出了什麼事？」
盧西亞諾·潘多點了點頭，但是沒說話，只是看著自己的鞋子，彷彿他要講的事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向女伴和巴當投去詢問的目光，那兩個人神情嚴肅，一動不動。
「我們這樣做是出於愛護和感激，」何塞菲娜·桑切斯美麗柔和的嗓子發出顫抖的聲音，「小夥子，誰都不知道我們從事這種收入如此微薄的職業欠了彼得羅·卡瑪喬多少情。」
「我們一向遭人鄙視，沒有人關心我們。我們活得如此艱辛，簡直覺得自己像一堆廢物，」巴當說，十分激動，以致我以為他快要出事，「多虧了他，我們才有了職業，我們拜他為藝術大師。」
「可是，看你們講話的樣子，彷彿他已經死了。」我對他們說。
「因為，沒有我們，人們將怎麼辦？」何塞菲娜·桑切斯不聽我講話，引證了她最崇拜的至理名言，「誰給他們幻想和激情，使他們活下去？」
上蒼之所以賜給這女人一副優美的嗓子，是為了補償她身體上的缺陷。儘管可以肯定她已活了半個多世紀，但要猜出她確切的年齡還是不可能。她皮膚黝黑，稻草般的金黃色頭髮從暗紅色的頭巾下鑽出來披在耳朵上，但可惜不能蓋沒，因為那耳朵很大，並且是招風耳，彷彿為了收聽塵世喧囂而專門設計出來的。不過，她身上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下巴肉，那東西宛如一隻肉口袋垂在她那花花綠綠的罩衫上。她嘴上長滿濃密的汗毛，看上去同鬍子毫無差別，她還養成了每逢說話便撫摸它們的怪習慣。她患有下肢靜脈曲張，腿上裹著一雙足球隊員的彈力襪。隨便什麼別的時間，她的來訪都會使我興趣盎然。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忙了，需要解決自己的難題。
「當然，我知道你們都欠彼得羅·卡瑪喬的情，」我不耐煩地說，「這和他的廣播劇在全國受到熱烈歡迎有關。」
我見他們交換了一下眼光，互相鼓舞著。
「一點不錯，」盧西亞諾·潘多終於開了口，顯得焦急而痛苦，「開始，我們並沒有把事情放在心上。我們想，隨便什麼人都會疏忽，走火，尤其對一個夜以繼日工作的人來講更是如此。」
「可是，彼得羅·卡瑪喬到底出了什麼事？」我打斷他，「我一點也聽不懂您的話，盧西亞諾先生。」
「他說的是廣播劇，小夥子，」何塞菲娜·桑切斯低聲說，彷彿會褻瀆神明，「廣播劇變得越來越荒誕了。」
「我們這些演員和技術人員輪流回答從中央電臺打來的電話，充當聽眾所提抗議的擋風牆。」巴當接話說。他的頭髮挺直髮亮，好像豪豬的鬃毛，看來是抹過油的。和往常一樣，他穿著搬運夫上衣，鞋子沒有鞋帶。他像是馬上要哭出來。「為了不讓赫納羅父子趕走他，先生。」
「您非常清楚，他身無分文，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盧西亞諾·潘多補充說，「如果他們把他趕走，他怎麼辦？他會餓死呀！」
「我們吶，」何塞菲娜·桑切斯悻悻然地說，「如果沒有他，我們又會落到哪步田地呢？」
他們爭先恐後地講起來，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我。那些胡謅（「亂彈琴的話。」盧西亞諾·潘多說）差不多兩個月前就在廣播劇中出現了，但開始時是那樣稀少，大概只有演員們注意到了。他們沒有對彼得羅·卡瑪喬說一句話，因為大家瞭解他的脾氣，誰也不敢說。再說，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家懷疑那是彼得羅·卡瑪喬故意耍的花招。但是，最近三個星期以來，事情鬧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
「確實，那些廣播劇成了大雜燴，小夥子，」何塞菲娜·桑切斯難過地說，「一些人物和另一些人物攪在一起，連我們也分不清楚。」
「伊波里多·裡圖馬一向是個軍曹，是卡亞俄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犯，出現在晚上十點鐘的廣播劇裡，」盧西亞諾·潘多說，聲調都變了，「可是三天前成了下午四點鐘廣播劇中法官的名字，而法官原來是叫彼得羅·巴雷達的。這是一個例子。」
「現在的彼得羅·巴雷達吵著要去捉老鼠，因為老鼠吃了他的女兒，」何塞菲娜·桑切斯眼裡湧出了淚水，「實際上，老鼠吃掉的是費德里科·特列斯·溫薩特吉先生的女兒。」
「您可以想象我們錄音時受的罪了，」巴當含含糊糊地說，「說的是蠢話，乾的是蠢事。」
「這種混亂簡直無法收拾，」何塞菲娜·桑切斯低聲細語道，「因為您已看到卡瑪喬先生是怎樣控制節目的，他連一個逗號都不許別人改，否則就會大發雷霆。真使人害怕。」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