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累了,原因就在這裡,」盧西亞諾·潘多憂慮地搖著腦袋說,「一個人每天工作二十小時,腦子不可能不亂。他需要去休假,以便恢復過來。」
「您和赫納羅父子的關係很好,」何塞菲娜·桑切斯說,「不能跟他們談談嗎?您就說彼得羅·卡瑪喬累了,請他們給他三個星期的假,恢復一下。」
「更困難的是說服卡瑪喬接受休假,」盧西亞諾·潘多說,「不過,事情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不然終有一天會把他辭退。」
「人們整天給電臺打電話,」巴當說,「一定要設法甩掉他們。《世紀報》已經登過一些什麼了。」
我沒有告訴他們老赫納羅已經知道這些事,還託我跟彼得羅·卡瑪喬交涉。我們商定,由我去找小赫納羅試探,根據他的反應決定他們是否以全體同事的名義為文人說話。我感激他們的信任,想使他們樂觀一點:小赫納羅比老赫納羅更開明、更通情達理,大概可以說服他,他會給卡瑪喬假期的。我熄燈、關頂樓的門時,我們還在繼續交談著。來到貝倫大街,我們握手道別。我看到這些形容醜陋卻心靈高尚的人在濛濛細雨中消失在空曠的大街上。
這天晚上,我徹夜未眠。像平常一樣,外祖父家裡為我做好了飯,蓋著放在一邊,但我一口也沒有吃(為了不使外祖母感到不安,我把大米團扔進了垃圾桶)。老人們已經躺下,但還沒有入睡。我進屋吻他們時,像警察似的觀察著他們,想看看他們臉上有沒有為我的不體面戀愛而表現出的不安。沒有,一絲那樣的跡象也沒有,他們待我既親切又關懷,外祖父只問了一點關於縱橫字謎的事。不過,他們告訴了我一個好訊息:我媽媽寫信來了,說她和爸爸很快要來利馬度假,到達的日期馬上會通知我們。外祖父和外祖母沒有讓我看信,說是有個舅媽拿走了。無疑,這是告發信的後續。我父親大概會說:「我們到秘魯去處理這件事。」我母親會說:「胡利婭怎麼能幹出這樣的事!」(我們家住在玻利維亞時,她和胡利婭是朋友,那時我還是小孩子。)
我睡在一間小房子裡,那裡堆滿了書籍和大大小小的箱子,箱子裡存放著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紀念品,其中有家族發跡時的許多照片,有他們在卡馬那擁有莊園時的照片,有外祖父在聖塔克魯斯·德拉塞拉拓荒時的照片,還有他在科恰班巴當領事、在皮烏拉任省長時的照片。我仰面躺在床上,在一片黑暗中,非常想念胡利婭姨媽;又想到,毫無疑問,不管通過怎樣的方式,他們遲早會真的把我們分開。我十分惱火,認為那是愚蠢、卑鄙的。這時,彼得羅·卡瑪喬的形象突然閃現在我的腦海裡。我想到舅父和舅母、表兄弟和表姐妹們為了胡利婭、為了我打的那些電話;又彷彿聽到了電臺聽眾的電話,他們對那些改了名字、從下午三點鐘的廣播劇跳進五點鐘的廣播劇的人物以及那些攪和得如原始森林般雜亂無章的故事困惑不解。我竭力想猜出卡瑪喬這位文人亂糟糟的腦袋裡發生了什麼事,但我並不感到好笑,相反,想到中央電臺的演員、音響技術人員、女秘書、門房聯合起來設法切斷電話,防止這位藝術家遭辭退,我心中十分感動。想到盧西亞諾·潘多、何塞菲娜·桑切斯和巴當竟認為我這個無足輕重的人可以影響赫納羅父子,我的心情也很激動。在他們眼裡,我居然成了重要人物,那麼他們該把自己看得多麼渺小,他們的收入該多麼微薄啊!有時我產生一種難以遏止的慾望,想馬上見到、撫摸、親吻胡利婭姨媽。就這樣,晨曦照進我的房間,我聽到了黎明的犬吠聲。
我到泛美電臺頂樓的時間比平日早。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八點鐘來上班時我已把全部新聞稿準備好,並且讀過了所有的報紙,標出了選用的文章,用方格括好(為了抄錄)。我一面做這些事一面看著手錶,胡利婭姨媽正好在我們約好的時間打來了電話。
「我一夜沒閤眼,」她告訴我,聲音輕得難以聽見,「我非常愛你,小巴爾加斯。」
「我也非常愛你,一心一意地愛,」我輕輕地對她說,看到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湊過來想聽清楚些,我非常生氣,「我也一夜未閤眼,一直在想你。」
「你不知道我姐姐和姐夫對我多麼親熱,」胡利婭姨媽說,「我們一起玩撲克,真難相信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事,正在搞陰謀。」
「可是他們確實已經知道了,」我對她說,「我的父母已通知說要來利馬,就是為了這件事。他們從來不在這個時候旅行。」
她停頓了一下。我猜想,在電話的另一端,她的神情會是多麼憂傷、憤怒和失望。我再一次對她說,我愛她。
「照我們約定的下午四點,我給你打電話,」她終於對我說,「我現在是在街角的鋪子裡,後邊有一排人等著打電話。回頭見。」
我下樓去找小赫納羅,他不在。我給他留了話,說有急事要跟他講。為了找點兒事幹,為了設法填補感情上的空虛,我到大學去了。那時正在上刑法課。我一直覺得刑法課教授像小說中的人物,男子,性慾亢進和穢語狂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他看女學生的時候,像要把她們的衣服剝光。隨便什麼事,他都可以用來說成雙關語和下流話。碰到一個答問很好、胸脯豐滿的姑娘,他就挑逗地說:「您什麼地方都好,小姐。」評論一篇文章時,他沒完沒了地講起性病來。我回到電臺時,小赫納羅正在辦公室等我。
「我想你不會是要求加薪,」我一進門,他就這樣說,「我們快要破產了。」
「我想跟你談談彼得羅·卡瑪喬的事。」我讓他放心。
「你知道不知道他開始幹起各式各樣的荒唐事?」他對我說,彷彿拿一件惡作劇尋開心,「他把一個廣播劇的人物搬到另一個廣播劇中去,給他們改名字,把劇本情節打亂。他正在把所有的故事變成一個。這難道不是‘天才’嗎?」
「對,這事我聽說了,」我對他說,看到他很激動,我有些惶恐,「正巧昨天晚上我同演員們談過了,他們很擔心。卡瑪喬的工作太多了,我們認為,過分的工作已經把他壓垮了。再這樣下去,你會失去這隻下金蛋的雞。幹嗎不給他一點假期,讓他恢復一下?」
「給卡瑪喬假期?」開明的企業主嚇壞了,「是他向你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嗎?」
我告訴他不是卡瑪喬要求的,而是他的合作者們建議的。
「他們對卡瑪喬要他們按照要求幹那麼多事感到厭煩了,想擺脫他幾天,」小赫納羅解釋說,「現在給他假期簡直是發瘋。」他拿起幾張紙,帶著勝利的神情揮舞著,「這個月,我們又打破了收聽紀錄。也就是說,我們新舊故事相結合的想法奏效了。我父親對那些存在主義感到不安,但是存在主義取得了成果,這裡有調查,」他又笑了:「總之,只要觀眾喜歡他,就只好忍受他的怪誕言行。」
為了不弄巧成拙,我不再堅持。不管怎麼說,難道小赫納羅沒有道理嗎?為什麼那些胡謅的話就不能在玻利維亞文人筆下變成完美的文娛節目呢?我不想回家,於是決定去揮霍一下。我說服電臺出納給我預支了些錢,隨後離開泛美電臺到彼得羅·卡瑪喬的寢室去,請他與我共進午餐。自然,他正專心致志地打字,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我的邀請,並且提醒我,他沒有很多時間。
我們去了昌卡伊街區。那裡的聖母瑪麗亞教會學校後邊有家當地人開設的飯鋪,賣幾種阿雷基帕風味的菜。我對卡瑪喬說,這裡的菜可能會使他想起著名的,帶辣味的玻利維亞菜。然而,藝術家忠於節制食慾的準則,只喝了一點雞蛋湯,吃了一點菜豆泥。喝湯、吃菜豆的時候,他根本不試涼熱,一口氣吞了下去。他沒有要甜食。因侍者不會泡加薄荷的馬黛茶,他用粗話罵他們,驚得侍者目瞪口呆。
「我碰上了倒霉事,」剛點完菜,我就這樣對他說,「我家裡的人發現了我同你的同鄉有戀愛關係。由於她比我年齡大,又是個離過婚的女人,他們很惱火,想著要分開我們,這使我很痛苦。」
「我的同鄉?」文人一下子怔住了,「您在同一個阿根廷女人戀愛?不,請原諒,是在同一個玻利維亞女人戀愛?」
我提醒他,他是認識胡利婭姨媽的,我們曾去過他在拉塔帕達公寓的住所,並且在那兒同他一起進餐;還有,我跟他講過我在戀愛中遇到的麻煩,他要我用每天早晨吃李子、寫匿名信的辦法解決問題。我是有意跟他講這件事的,連細節都告訴了他,觀察他有何反應。他非常認真地聽我講,眼都不眨一下。
「碰到這些不順心的事並沒有什麼不好,」他一邊開始喝湯一邊說,「苦難可以使人受教育。」
接著他改變了話題,大談一通烹飪技術和為保持道德完美必須節制食慾的道理。他向我斷言,吃過多的脂肪、澱粉和糖會使道德原則僵化,使人犯罪,染上惡習。
「您可以在熟人中做個統計,」他勸我,「那樣您會看到,墮落的人主要出在胖子中。相反,沒有哪個瘦子會染上壞習慣。」
儘管他竭力掩飾,但仍然顯得發窘。他講話不似以前那樣自然,充滿信心,顯然是在說些搪塞的話。實際上他心事重重,卻不想說出來。他那雙突出的小眼睛裡流露出遭厄運的陰影,也夾雜恐懼和羞慚,不時地咬著嘴唇。他那頭長髮上掛滿皮屑。我發現他在襯衣中晃動的脖子上掛了一枚小紀念章,他用兩根手指不停地撫摸著它。他一面把紀念章拿給我看,一邊解釋說:「這是一位非常靈驗的神,是林皮亞斯的耶穌。」他小小的黑上衣從肩膀上滑下來,顏色已褪得發白。我已決心不提廣播劇的事,但這時我突然發現他把胡利婭姨媽的存在忘了。把我們關於她的談話忘了,我產生了一種不正常的好奇心。我們已喝完雞蛋湯,正喝著深紫色的奇恰酒,等待著送上大菜。
「今天上午我跟小赫納羅談了您的事,」我對他說,儘量使語調隨便些,「我聽到一個好訊息,根據廣告代辦處的調查,您的廣播劇聽眾又增加了,甚至連石頭人都在收聽。」
我看到他的神情嚴峻而死板,移開了目光,迅速地把餐巾捲起又開啟,不停地眨著眼睛。我躊躇了一下,不知繼續講下去還是改變話題,但是強烈的好奇心佔了上風。
「小赫納羅認為,聽眾的增加應歸功於您把一個廣播劇中的人物搬進另一個廣播劇、把許多故事串在一起的創造,」我對他說,看見他鬆開了餐巾,尋找著我的目光,臉色煞白。
「他覺得您是個天才。」
由於他一言不發,只是看著我,我便繼續講下去,但舌頭已不聽使喚了。我講了要做先鋒,要進行試驗,又引證或編造了一些作家的名字,並對他保證說,這些人是歐洲最時髦的人,因為他們進行的改革和他的改革相似:在故事發展程式中改變人物的身份,看上去給人以前後矛盾的印象,使讀者感到莫名其妙。菜豆泥端來了,我開始吃飯。謝天謝地,這樣可以不再說話了,並且垂下眼睛不再繼續看玻利維亞文人的狼狽相。我們沉默了好一會兒,我吃飯,他用叉子攪著菜豆湯和米飯。
「我遇到了一點麻煩事,」我終於聽他說道,聲音很低,彷彿在對自己講話,「我記不清寫了多少劇本,有時候產生疑問,常常把事情弄亂,」他惶恐不安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您是忠厚青年,是可以信賴的朋友,您千萬不要對企業主們講!」
我裝出吃驚的樣子,一再親切地告訴他不必過慮。他已變成了另一個人:精神痛苦,缺乏自信,脆弱,有些發青的前額冒著汗,閃閃發光。他敲敲太陽穴:
「當然,這是一座思想的火山。」他說,「可是記憶不聽話了。我指的是關於名字的事。說句心裡話,朋友,我並不想把它們弄亂,可還是弄亂了。當我發現時已經遲了,沒辦法,只好變著法兒讓它們回到應有的位置上,使它們東移西搬,得以解釋。指南針混淆了南北方向是嚴重的,非常嚴重。」
我對他說,他疲倦了,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工作而使身體不垮。他應該去休假。
「休假?那隻能是進墳墓以後的事,」他回答說,滿臉威脅的神氣,彷彿我冒犯了他。
但是,過了一會兒,他恭順地告訴我,當發現自己容易忘事的時候,他曾想過做卡片,但不可能,因為沒時間,連查查已播出節目的時間都沒有。他必須把全部時間用在創作新劇本上。「如果我停止創作,天就會塌下來。」他喃喃自語。為什麼他的合作者不能幫助他?為什麼他遇到疑難的時候不去求助於這些人?
「這事我絕不去幹,」他回答我,「那將會使他們失掉對我的尊重。他們只是原料,是我的兵,如果我幹這種蠢事,勢必給自己帶來麻煩。」
他陡然中斷了我們的對話,去訓斥侍者,因為他發現送來的湯淡而無味。之後我們不得不跑步到電臺去,因為下午三點鐘的廣播劇在等他。分手的時候,我對他說,為了幫助他,我願傾力效勞。
「我對您的唯一要求是保持沉默,」他對我說,臉上掛著一絲冷笑。接著又補充說:「您不要擔心,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車到山前必有路。」
在頂樓,我查閱了下午的報紙,標出選用的訊息,定好六點鐘採訪一位歷史神經外科大夫。這位大夫利用人類學博物館借給他的印加人醫療器械施行了腦顱環鋸術。下午三點半,我開始一會兒看看手錶一會兒聽電話。胡利婭姨媽四點鐘打來了電話,那時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還沒有來。
「吃午飯的時候,我姐姐跟我談了,」她對我說,聲音悽慘,「這件醜事鬧得太大了,你的父母要來跟我算賬,姐姐要我回玻利維亞。我有什麼辦法?只好走,小巴爾加斯。」
「你願意跟我結婚嗎?」我問她。
她笑了,但並不很愉快。
「我跟你講真的。」我堅持說。
「你真的要我和你結婚?」胡利婭姨媽又笑了,這一次有些高興。
「你答應不答應?」我對她說,「快點兒,巴斯庫亞爾和大巴布羅馬上就到了。」
「你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是為了向你家裡人證明你已經是大人了?」胡利婭姨媽對我說,語調親切。
「是有這種考慮。」我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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