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爾加麗塔·貝瓜太太遭遇這小夥子突如其來、殷勤的闖入時，她懂得發生了十分嚴重的事情。她是一個講究實際的女人，對自己的魅力不抱幻想：「別人就是做夢也不會想強姦我。我馬上明白了他渾身一絲不掛不是發瘋就是要犯罪。」她在法庭上作證時說。她像一頭兇猛的母獅那樣進行自衛——她在證詞中向聖母發誓，說那個情火熾熱的小夥子連吻都沒有吻到她——此外，自己的貞節非但沒受損害，她還救了丈夫的命。她又抓又咬，推頂拉打，使那個墮落的人無法得手。她大聲喊叫（真的喊了），把女兒和房客喊醒了。羅莎、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護士們最後抓住了那個赤身裸體的傢伙，把他綁起來，隨後大家一起跑去找塞巴斯蒂安先生：他還活著嗎？

他們費了將近一個小時才找到一輛急救車，把塞巴斯蒂安先生送到阿爾索比斯波·洛阿依薩醫院。警察三小時後才趕來，從年輕女鋼琴家手中救出魯喬·阿夫里爾·馬羅金。她發瘋地（是因為她父親捱了刀子？是因為她母親被侮辱？或許是因為人類那骯髒妒忌的心在作怪，姑娘對自己被棄置在一旁大為惱火？）想挖他的眼睛，喝他的血。那位年輕的藥品推銷人在警察局恢復了他本來的溫順表情和柔和聲音，說話時羞紅了臉，看上去正直而靦腆。他拒不承認別人的證詞，說那是貝瓜一家和房客們對他的誣衊：他從沒侵犯過任何人，從沒企圖強姦過一個女人，更沒想去強姦一個像瑪爾加麗塔·貝瓜那樣身殘的女人。這位心地如此善良、關心他人的夫人，在這個世界上是他最敬愛的人（當然，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來自愛和歌之國、有著義大利人的眼睛能歌善舞的女郎）。他鎮定自若，彬彬有禮，溫和聽話，他的上司和巴耶爾實驗室的同事對他讚不絕口，加上警察在搜查中一無所獲，這一切使得執行命令的看守人猶豫不決起來，這裡頭是否有什麼深不可測的奧妙？是否有詐？是否這一切都是受害者的妻子和女兒以及房客們為陷害那個病弱的小夥子而杜撰的陰謀？國家的第四權力（新聞媒體）覺得這一看法有道理，出面維護了他。

受害人塞巴斯蒂安·貝瓜先生躺在阿方索·烏加特大街的平民醫院裡，生死未卜，無法出面澄清疑團，所以事情很棘手，只好擱置起來。給他輸了大量的血，這幾乎使坦博·阿亞庫喬的許多同鄉瀕於患肺病的邊緣。他們一獲悉那樁悲慘的事件，就馬上趕來獻血。經過輸血、輸液、縫合、消毒、包紮，護士們輪流在床頭照料，外科大夫接骨，塞巴斯蒂安先生的器官恢復了正常，精神也平靜下來。不過，幾個星期內，家中那已經不多的租金也分文不剩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他們不得不拋售股票，一點點地出賣、租讓房產，最後只好全家擠在二樓，像如今這樣無所事事地勉強度日。

塞巴斯蒂安得救了，這是真的。但開始時，他的康復似乎並不足以解除警方的疑團。由於捱了那麼多刀，受了驚嚇，妻子的名聲又遭到汙損，他變成了啞巴（人們甚至議論說他成了傻子）。他不會說話，像烏龜那樣用嗜睡的眼睛毫無表情地看著一切，看著所有人。他的手指也不聽使喚，甚至不能（他想那樣做嗎？）寫字來回答糊里糊塗的審判中對他的提問。

審判的聲勢很大。開庭期間，這座國王的城市一片沸騰。在利馬、秘魯（整個混血的美洲？）等地人們群情激昂地注視著法庭辯論、專家答辯和反答辯、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辯護。辯護律師是從大理石之城羅馬趕來的著名法學家，他特地前來為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辯護，因為魯喬是一位義大利姑娘的丈夫，而那位姑娘不但是他的同鄉，還是他的女兒。

國內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藥品推銷人是無辜的——所有報紙都堅持這種意見。他們認為塞巴斯蒂安先生險些被妻子和女兒夥同安卡什的法官、卡哈坦沃的神父和瓦努卡的女護士們害死，毫無疑問，這是為了遺產和金錢。羅馬法學家威嚴地支援這種見解，他斷言說，由於埃塞基耶爾·德爾芬患有輕度的瘋癲症，塞巴斯蒂安一家和房客便合謀栽贓他（也許是誘使他犯罪）。新聞刊物把積攢起來的材料大肆宣傳、讚揚，並且作為證據丟擲來：頭腦清醒的人能相信一個人會老老實實地挨十四也許十五刀嗎？按常理，塞巴斯蒂安·貝瓜先生如果痛得大聲喊叫，頭腦清醒的人會相信他的妻子、女兒、法官、神父和女護士全然沒聽見嗎？其實「殖民公寓」的隔牆只是一層抹了黃泥的蘆葦，連蒼蠅嗡嗡叫、蠍子爬都能聽得到。瓦努科的房客，那些護士學校的高才生，竟然沒想到為受傷者做急救處置，而是看著紳士大出血卻無動於衷，守等救護車，怎麼可能呢？六個大活人看到救護車遲遲不來，就沒有一個人想到——即使先天智力發育不全的人也會想到——要叫一輛計程車，而且出租汽車站就在「殖民公寓」那個街角上，這又怎麼可能？所有這一切不都是非常奇怪、非常複雜且很說明問題嗎？

卡哈坦沃的神父到首都只是為了用四天的時間給他鎮上的教堂籌買一座新的耶穌蒙難像，因為原來的那認被一幫沒教養的傢伙用彈弓射掉了腦袋。他在利馬被扣留了三個月，想到有可能被判謀殺罪，要在監牢裡度過餘生，嚇得坐臥不寧，終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他的死激發了公眾輿論，對辯護起了破壞作用。如今，報界不再為那位外國律師說話了，而罵他是詭辯家、戲子、殖民主義者、來歷不明的人，說善良神父的死正是由於他詭秘地反對基督教。法官們像牆頭草似的隨著新聞界的風搖擺，以外國身份為由，剝奪了他的特權和他在法庭上的辯護權，在報界以民族主義者的聲音大肆稱讚的宣判之後，那位法學家敗興地返回了義大利。

卡哈坦沃神父的死救了母親，救了女兒，也救了房客們，他們本來有可能被判同謀殺人和窩藏罪。隨著報界和公眾輿論的調子，檢察官也轉而同情貝瓜一家，接受了案發時對事件的解釋。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的新律師，一個當地的法學家，徹底改變了策略。他承認他為之辯護的人犯了罪，但他論證說罪犯完全沒有責任，因為那是由於他心靈上的創傷和佝僂病發展成了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病理學範疇的反覆無常症，這是被優秀的精神病專家們充分證明了的。作為埃塞基耶爾·德爾芬精神失常的最重要證據，新律師還爭辯說，「殖民公寓」裡有四個女人，被告卻選了年歲最大的、唯一的跛足女人。在檢察官最後的證詞中，出現了使演員神化、使觀眾不寒而慄的戲劇高潮：始終一言不發、兩眼掛滿眼屎、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的塞巴斯蒂安先生直到那時還以為審判與己無關，這時慢慢舉起了手，由於吃力、憤怒或遭受凌辱而雙眼通紅，死死地指著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足足有一分鐘——那是被精密計算儀器證實了的（《我的話說完了》的記者作出）。他的神情如此非凡莊嚴，宛如西蒙·玻利瓦爾騎在戰馬上的塑像真的要馳騁疆場似的……法庭接受了檢察官的全部論證，埃塞基耶爾·德爾芬被關進了瘋人院。

貝瓜一家從此一蹶不振，精神上和物質上都開始崩潰。醫院和訟棍們使他們破了產，他們不得不放棄鋼琴課（因此也就放棄了把羅莎培養成世界著名藝術家的希望），並且降低了生活水平，甚至不得不節食，養成不講衛生的壞習慣。那所老房子變得更加破損，到處蓋著一層厚厚的塵土，掛滿蜘蛛網，蛀洞比比皆是。房客少了，變成了下等公寓，甚至連女僕和搬運夫都接待。有一天，真是墜落到了極點，一個乞丐跑來嗵嗵地敲著門，盛氣凌人地問道：「這是‘睡覺’的地方嗎？」

就這樣，時光一天天流逝，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了，整整過去了三十年。

貝瓜一家似乎已經適應了平庸的生活，這時突然發生了一件事。一天清晨，原子彈夷平了日本城市，這使貝瓜家裡立刻沸騰起來，家裡的收音機已經多年不用，因為沒有錢，報紙也多年不訂了。世界上的新聞傳不到貝瓜家裡，只是偶爾從沒教養的房客的評論和閒聊中聽到一點。

但是，那天下午，真是太湊巧了，一個卡斯特羅維雷伊納的卡車司機吐了一口黏痰後粗野地哈哈大笑起來，喃喃自語道：「這個神經病患者要抽彩票了！」接著把一張剛剛讀過的《最後一點鐘》扔到大廳裡滿是刀痕的小桌子上。那位從前的女鋼琴家拿起來翻閱，突然，她的臉色變得煞白，似乎被吸血蝙蝠吻了，一邊喊叫著媽媽，一邊往房裡跑去。母女倆一起把那條揪動人心的訊息讀了一遍又一遍，隨後又扯著嗓子輪流讀給塞巴斯蒂安先生聽。毫無疑問，他明白馬上就要大難臨頭，他將唉聲嘆氣，出大汗，痛哭，著魔似的在地上打滾。

是什麼樣的訊息使得這個敗落的家庭如此驚恐萬狀？

前一天的黎明，在馬格達萊娜·德爾馬爾區滿是病人的維克多·拉爾科·埃雷拉瘋人院裡，一個病癒的住院者用手術刀殺死了一名男看護，勒死了睡在他旁邊床上的瘋傻老人，然後像體操運動員似的跳過醫院的圍牆逃到市內。他的行為令人驚訝，因為他一向十分平和，從未發過脾氣，也不高聲說話。三十年來，他唯一干的事情就是為林皮亞斯的耶穌舉行假想的彌撒和為實際並不存在的受聖餐者分發不可見的聖餅。逃出醫院前，埃塞基耶爾·德爾芬——他剛剛到年富力強之年的五十歲——寫了一封有禮貌的絕命書：「我感到很遺憾，但是我不能不離開這兒。利馬一所舊房子裡的大火在等著我。那裡，一個跛足女人正像火炬般地燃燒著，她和她全家極其嚴重地冒犯了上帝。我是受委託前去滅火的。」

他將這樣做嗎？他會把火熄滅嗎？這個多年之後又重新活了的人會再次把貝瓜一家置於恐怖之中嗎？嚇得膽戰心驚的貝瓜一家將會落得怎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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