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沿科爾梅納大街向聖馬丁廣場走去。身邊駛過開往各省的公共汽車，街旁有許多小咖啡館。我想起幾天前談到彼得羅·卡瑪喬時，胡利婭姨媽把我逗笑了。她向我證實，我關於這個作者是個喬裝的幽默作家的猜想是對的：

「發生了一件蹊蹺的事：姑娘生了個醜八怪，分娩時他死了。之後按照一切法律手續埋葬了他。你怎麼解釋今天下午那段廣播劇里人們在大教堂裡為他洗禮的事？」

我對老赫納羅說，我也沒有時間聽廣播劇，也許這些變化和錯亂的東西正是他講故事的獨特技巧。

「我們僱他可不是為了讓他玩弄獨特技巧，而是要他為我們拉聽眾，」老赫納羅說，顯然他不是一個進步的企業主，而是一個傳統的企業主，「他開這些玩笑將失去聽眾，主辦人會撤掉廣告。您是他的朋友，請告訴他，讓他放棄這些現代主義的玩意兒，否則要冒失業的風險。」

我建議他自己去跟他講，因為他是主人，那樣威脅會更有分量。可是，老赫納羅搖搖頭，悲傷地——他兒子把這種表情也繼承了下來——說：

「他甚至不允許我對他講話。成就使他驕傲得很。我想跟他談談時，他根本不理睬我。」

他以極大的涵養告訴了彼得羅·卡瑪喬關於接到聽眾電話的事，並且把抗議信給他看。彼得羅·卡瑪喬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拿過那兩封信，沒有開啟就撕得粉碎，扔進了廢紙簍，然後旁若無人地打起字來。老赫納羅氣得要中風，當他要離開那個充滿敵意的洞穴時，聽到彼得羅·卡瑪喬自言自語地說：「各得其所吧。」

「我不能再忍受這種粗暴態度，也許我不得不辭掉他，這大概並不現實，」他最後說道，滿臉厭惡，「但是您沒有什麼可損失的，他不會侮辱您，您也是半個藝術家，不是嗎？幫我們一下吧，為我們的企業做這件事，去跟他談談。」

我答應他去做這件事，真的，泛美電臺播完十二點鐘的節目，我——該我倒霉——邀請彼得羅·卡瑪喬去喝薄荷馬黛茶。我們從中央電臺出來時，兩個彪形大漢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立即認出了他們，是烤肉工人、阿根廷烤肉鋪的大鬍子兄弟倆。這個烤肉鋪和中央電臺在同一條街，位於貝倫小修女學校對面。在烤肉鋪裡，他們繫著白圍裙，戴著廚師的高帽子，親自準備鮮肉和牛腸。弟兄倆殺氣騰騰地圍住了玻利維亞文人，又胖又老的哥哥厲聲罵道：

「卑鄙的卡瑪喬，那麼說，我們是殺孩子的人了，是不是？你這個無賴，你覺得在這個國家裡沒有人教你尊重人嗎？」

他越說越激動，臉漲得通紅，嗓音都變了。弟弟同意哥哥那樣做，在發火的哥哥停下時插了進來：

「是蝨子嗎？那麼說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的美味是從他們兒子頭髮裡取出來的小蟲子？你這個婊子養的。你和我媽媽通姦，我還能袖手旁觀？」

玻利維亞文人絲毫沒有退縮，他聽著兄弟倆的責罵，金魚眼睛在他們兩個身上掃來掃去，頗有一派博士風度。突然，他以禮賓官特有的寬容、莊嚴的聲調向他們提出了再禮貌不過的問題：

「難道你們不是阿根廷人？」

那個胖烤肉工人唾沫已經流到鬍子上，他的臉離彼得羅·卡瑪喬的臉只有二十釐米，為此不得不使勁彎下腰。他懷著愛國主義的感情咆哮道：

「阿根廷人，是的，你這個婊子養的，這很光榮！」

那時我看到，在這樣的證實面前——其實完全不需要證實，因為只要聽他們講兩個字就可以知道他們是阿根廷人——玻利維亞文人彷彿心裡有一點什麼爆炸了，臉色蒼白，眼裡噴射著火焰，以一種威脅的表情，在空中點動食指打斷了烤肉工人：

「我嗅出來了。那麼好吧，你們立即去唱探戈舞曲吧！」

這命令不是滑稽可笑的，而是悲慘的。兩個烤肉工人待在那裡，一時不知說什麼好。顯然，文人不是開玩笑。他是個倔強的矮個子，雖然完全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直兇狠、鄙視地看著他們。

「你說什麼？」胖烤肉工人終於清晰地說，狼狽不堪，怒氣衝衝，「說什麼？說什麼？」

「我說要你們去唱探戈舞曲，去洗洗耳朵！」彼得羅·卡瑪喬用盡善盡美的發音把命令說得更加完善。接著，稍微停頓了一下，他以令人不寒而慄的平靜道出了挖空心思想到的膽大妄為的話，這句話使我們倒了黴：「如果你們不想挨一頓揍！」

對這一切，我比烤肉工人更為驚訝。那個小人兒，他的身材像小學四年級的孩子，竟然聲言要把兩個體重上百公斤的大力士揍一頓，除了自取滅亡，這簡直是夢囈。但是烤肉工人已經動手了，大胖子抓住文人的脖子，在圍觀人群的笑聲中把他像根雞毛似的舉了起來，同時大吼道：

「還想教訓我？現在我讓你知道，矮子……」

我看到年長的烤肉工人企圖用右手狠狠地把卡瑪喬摔在地上，不能不干預了。我抓住他的手臂，想把那位多文體作家奪過來。卡瑪喬臉色鐵青，懸在空中，像只蜘蛛般蹬著腳。我終於說了話：「喂，您不要胡來，放開他。」年輕的烤肉工人二話沒說就向我撲來，一拳頭把我打得蹲到地上。我暈頭轉向，艱難地從地上站起來。我準備實踐外祖父的哲學，他是一位老派武士，曾告訴我這地方從沒有一個名副其實的阿雷基帕人拒絕打架的邀請（特別是像那種直接打臉的邀請）。我看見年長的烤肉工人雨點般地打藝術家耳光（他寧可打耳光而不動拳頭，因為他可憐對手身體矮小，像小人國的人）。隨後我便同小烤肉工人你推我撞地打起來（我以為這是在保衛藝術），再也看不到那熱鬧的場面。拳擊沒持續很久，但是，當中央電臺的人把我們從那兩個壯漢手中解救出來時，我頭上已有幾個大包；文人的臉上腫得更厲害，以致老赫納羅不得不把他送到公共急救站。我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保衛他獨一無二的明星，小赫納羅不但沒有表示感謝，那天下午反而為巴斯庫亞爾渾水摸魚地連續在兩篇新聞稿中插進一條訊息罵了我。這條訊息開頭（有點誇張）是這樣說的：「拉普拉塔河的匪徒今天罪惡地毒打了我們的主任、著名記者……」。

那天下午，哈維爾來到泛美電臺的頂樓時，對拳擊的故事哈哈大笑起來。他陪我去問候文人，瞭解情況。文人的右眼上包著一條厚厚的繃帶，脖子和鼻子下也做了醫療處理。我們問他感覺怎樣，他露出一副鄙視的神氣，根本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我為了支援他而捲入了這場鬥毆，他卻不感激我。他唯一的評論樂壞了哈維爾：

「人們把我們拉開，使他們得救了。假設再持續幾分鐘，人們認出我來，他們可要倒霉了，不狠狠地揍他們一頓才怪！」

我們到布蘭薩咖啡館去。在那裡，彼得羅·卡瑪喬告訴我們，有一次在玻利維亞，一個「那個國家」的足球運動員聽了他的節目，手持左輪槍來到電臺，幸虧守衛人員及時發現了他。

「您可要注意，」哈維爾提醒他說，「現在利馬到處是阿根廷人。」

「歸根到底，不管是你們還是我，蟲子早晚要把我們吃掉。」彼得羅·卡瑪喬推論說。

於是他跟我們談起了靈魂的遷移，他認為那是上帝揭示的真理，我們應該信仰。他跟我們講了一件心事：如果可以選擇，他來世願意變成一種長壽、安靜的海生動物，比如烏龜或鯨魚。我趁他心情愉快，便履行在他和赫納羅父子之間搭橋的光榮職責，這項職責我承擔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向他轉達了老赫納羅的口信：電臺接到了電話和信件，有些人弄不懂廣播劇的一些情節。老赫納羅懇求他不要把情節弄得很複雜，要照顧水平不高的中間聽眾。我想站到他的一邊（實際上我是站在他那一邊），把訊息傳達得委婉一點，以便他能聽進去。我說，這個要求是荒謬的，一個人應該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我只是告訴他赫納羅父子要我轉達的話。

他聽我講話時一言不發，毫無表情，我感到很不舒服。當我停下來時，他仍然沉默不語。他把最後一口馬黛茶喝乾，站起來，自言自語地說他該回工作間去了，連「再見」都沒有說一聲就離開了。是因為我在一個陌生人面前講這些，他生氣了？哈維爾認為是這樣，勸我請求他原諒。我決定永不再為赫納羅父子說項。

我沒有看到胡利婭姨媽的那個星期，有幾個夜晚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朋友一起出去。自從我偷偷戀愛，就沒有再去找過他們了。他們有的是我的同學，有的是我的鄰居。這些年輕小夥子有的學工程，比如內格羅·薩拉斯；有的學醫學，比如科洛拉奧·莫爾菲諾；或者已經工作，像克科·拉尼亞斯。我和他們從小就在一起分享美事：踢足球，逛薩拉薩爾公園，在特拉薩斯和米拉弗洛雷斯的波濤中游泳，參加週末舞會，追逐姑娘，看電影。但是，由於幾個月來很少拜訪他們，在這幾次外出中，我發現我們的友誼失去了一點什麼，大家已不像過去有那麼多共同的東西。這個星期的每個夜晚，我們幹了過去經常乾的那些英雄業績，去蘇爾科古老的小墓地，藉著月光，在被地震移動了的墳墓中間爭先恐後地尋覓著，企圖搶到一個骷髏；赤條條地在靠近阿恩孔的聖羅薩溫泉的大游泳池裡游泳，這個游泳池還在建設；逛遍格拉烏大街所有陰暗的妓院。這些朋友依舊是原來的樣子，開著同樣的玩笑，談論著同樣的姑娘，我卻不能和他們談我認為重要的事：文學和胡利婭姨媽。如果我告訴他們我在寫故事，渴望成為作家，毫無疑問，像瘦南希一樣，他們會認為我發瘋了。如果我告訴他們——就像他們把自己弄到手的女人告訴我一樣——我和一位離了婚的夫人在一起，她不是我的情人，而是我的戀愛物件（這是地道的米拉弗洛雷斯說法），他們就會根據當時最時髦的、漂亮而不為人熟知的短語，認為我是一頭髮瘋的、未被閹割的牲口。我毫不鄙視他們，因為他們不讀文學作品；我也不認為由於自己和一個完全成熟的女人相愛而高他們一等。但是，有一點是真的，在這些夜晚，當我們在蘇爾科公墓桉樹和漆樹中間的墳墓上趴著的時候，或者在星光下聖羅薩溫泉的大游泳池裡游水嬉戲的時候，或者喝著啤酒和納內特的妓女們討價還價的時候，我全都感到乏味。我想那篇《危險的遊戲》（這個星期《商報》還是沒有把它登出來），想胡利婭姨媽，更甚於這些朋友對我講的事。

當我對哈維爾講起我和我鄰居朋友們令人失望的重逢時，他挺起胸脯回答說：「那是因為他們仍是乳臭未乾的孩子，而咱們已經是大人了，小巴爾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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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酒吧長談》《公羊的節日》《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