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考試已經來臨。自從和胡利婭姨媽相愛，我上課少了，寫故事（見效甚微）佔去很多時間，這次考試準備得很不好。一位同學救了我，他叫吉列爾莫·貝蘭多，是卡馬納人，住在市中心5月2日廣場附近的一所公寓裡。他是個模範學生，從不缺課，甚至把老師的呼吸都記下來。他像我背詩一樣，把法典的條款背得滾瓜爛熟。他總是講他的故鄉，他的未婚妻住在那裡。他盼望拿到律師學位，一旦獲得成功，便離開可恨的城市利馬，回卡馬納去。在那裡，他將為家鄉的進步而戰鬥。他把他的筆記借給我，考試時跟我咬耳朵。考試臨頭的時候，我就到他的公寓去，讓他把課堂上的情況給我作一番精闢扼要的介紹。
這個星期天，我從吉列爾莫那裡回來。我在他房間裡度過了三個小時，滿腦子的法律術語在打架，一大堆必須死記硬背的拉丁語把我嚇得暈頭轉向。當我來到聖馬丁廣場時，遠遠地望見中央電臺鉛灰色的正面牆上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小窗戶開啟著。我當然要去問候他。我到他房間去的次數越多——儘管我們的關係仍然限於在咖啡桌上交談三言兩語——他的品行、外貌和口才對我的魅力越大。我穿過廣場向卡瑪喬的辦公室走去，他那鋼鐵般的意志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裡。這意志給予這個禁慾主義矮子以工作才幹，他憑著這種才幹，上午和下午、下午和晚上，連續不斷地創作著暴風驟雨般的故事。白天，不管什麼時候記起他，我便想到「他一定在奮力揮筆」。而且，像我無數次見過的那樣，果真看到他在用兩個小指頭飛快地在雷明頓打字機鍵盤上敲打著，那迷幻的眼睛望著滾筒。於是，一種既憐憫又羨慕的奇特感覺便從我心中油然而生。
房間的窗戶虛掩著，可以聽到打字機有節奏的聲響。我一邊推開窗戶一邊向他致意：「早上好，能幹的先生。」但是，我忽然覺得似乎弄錯了地方，認錯了人，過了幾秒鐘，才認出了那個用白色防塵罩衣、大夫的小帽子、猶太教士的大黑鬍子偽裝起來的玻利維亞文人。他不動聲色，也不看我，輕輕俯身在寫字檯上繼續打字。過了一會兒，像是在兩種想法之間遲疑了一下，但並沒有回過頭來看我。我聽見他用銀鈴般悅耳的聲音說道：
「婦科大夫阿爾貝託·德·金德羅斯給侄女接生三胞胎，有一個胎兒胎位不正。您能等我五分鐘嗎？我要給這位姑娘做剖腹產手術，然後我們去喝一杯薄荷馬黛茶。」
我抽著煙，坐在窗臺上等著，一直等到他使胎位不正的三胞胎生下來。手術果然只用了幾分鐘。然後，他脫去防塵罩衣，仔細疊好，連同猶太教士的假鬍子一起放在一個塑膠口袋裡。我對他說：
「生三胞胎動剖腹產手術，總共只需五分鐘，幹得真是漂亮極了。我寫三個小夥子利用飛機噴氣飛起來的故事花了三個星期。」
去布蘭薩咖啡館的路上，我告訴他，多次失敗之後，我覺得這個飛人故事是不壞的。我誠惶誠恐地把它送到《商報》星期天副刊，社長當著我的面讀了這篇稿子，給了我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回答：「留下吧，看看再說。」從那時起，一連兩個星期天，我每次都拼命地、急如星火地去買報紙，但直到現在仍未見刊出。彼得羅·卡瑪喬不想在別人的事情上浪費時間。
「我們不要喝冷飲了，走吧。」我正要坐下去時，他一邊拉住我的手臂說著一邊把我拖向科爾梅納，「我覺得腿上發癢，快抽筋了。這是由於老是坐著不動，我需要活動活動。」
我知道他會怎麼回答我，所以提醒他說，應該像維克多·雨果和海明威那樣：站著寫作。可是這一次我弄錯了。
「在拉塔帕達公寓常常發生一些有趣的事，」他對我說，根本沒有回答我，這時他拖著我小跑似的圍著聖馬丁紀念碑轉圈子，「一位青年每逢月夜就哭泣。」
我很少在星期天來市中心，看到平時到這裡來的人和現在到這裡來的人大為不同，我感到驚奇。現在來這裡的不是中層公務人員，而是輪休的女僕、臉上多斑足登大靴子的山民、扎著辮子的赤腳小女孩……他們熙熙攘攘擠滿了廣場。在混雜的人群中可以看到流動攝影師和賣酒食的女販。我拉著文人在紀念碑正中央那個穿長衣的貴夫人前停下來，這位夫人象徵著祖國。為了看看能否逗他笑，我告訴他為什麼這位夫人頭上戴著一個荒唐可笑的、駝馬似的東西，原來在利馬鑄造銅像時，藝人們誤解了雕塑師的話，把許願的「火焰」理解成動物「駝馬」。自然，他沒有笑。他重新拉起我的手臂，拖著我一邊和行人碰撞著向前走，一邊又開始了他的獨白，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首先是把我忘在一邊：
「沒有看清他的臉，但是可以想象是某種怪物，是公寓老闆娘的私生子嗎？由於他的缺陷、駝背、過矮和雙頭，阿塔納西婭夫人白天把他藏起來，免得驚嚇我們，只在晚上才放他出來透透氣。」
他不動聲色地講著，彷彿一臺錄音機。為了套他的話，我反駁說他的假設未免言過其實，難道不會是一個為愛情而傷心痛哭的青年？「如果是戀人，他會拿把吉他、小提琴，要麼唱歌，」他以一種由於惻隱之心而減淡了的輕蔑神情看著我說，「可是這人只是哭。」
我竭力使他把這一切從頭給我解釋解釋，但是他的話比平常更加冗長、隱晦。我只弄清楚了有個人在公寓的角落裡已經哭了許多個晚上，拉塔帕達公寓的房客們怨聲載道。老闆娘阿塔納西婭太太說她什麼也不知道，照文人的看法，她是用「本人不在現場」因而與事無關的手法來為自己開脫。
「也有可能他是為犯了罪而痛哭流涕，」彼得羅·卡瑪喬搜腸刮肚，以會計員大聲報數的那種嗓門對我說。他扯著我的胳膊，在紀念碑周圍轉了好一陣，才拉我去中央電臺。「是殺親之罪？是令人毛骨悚然、痛悔欲絕的弒父殺妻之罪？這年輕人是個卑鄙下流的東西嗎？」
他一點也不激動，但是我發現他比往常更不著邊際，不聽別人說話，不同別人講話，也不記得旁邊還有人。我敢說他沒有看見我。我打算讓他繼續獨白下去，因為似乎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幻覺的一切。可是好像突然講起的那個看不見的哭泣者，他一下子沉默了。我見他重新鑽進房間，脫去黑上衣，解下蝴蝶領帶，用髮網攏住長髮，把從另一個塑膠袋裡拿出來的、帶著髮結的女人假髮放進套子。我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還有比這個人在我面前更使人高興的事嗎？」我問他，依然笑著。
「我應當開導開導那個長得像法國人的化驗員，他殺死了自己的兒子，」他譏諷地向我解釋，這一次沒有往臉上掛從前那種猶太教士的鬍鬚，而是塗上了美人痣，戴上了彩色耳環，「再見，朋友。」
我剛轉身要走——精神抖擻，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不露聲色，穩重大方——便聽到了雷明頓打字機的響聲。在去米拉弗洛雷斯的公共汽車上，我一直想著彼得羅·卡瑪喬的生活。是什麼社會環境、什麼結合、什麼關係、問題、偶然性、事件產生了這種文學才華？（是文學才華嗎？如果不是文學才華又是什麼？）這文學才華在一部部作品中得到了實現，得到了表現，並且獲得了承認。他模仿作家的樣子，同時由於長時間獻身職業、寫出作品而在秘魯成為唯一無愧於作家稱號的人。這怎麼可能？那些非法撈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稱號的政治家、律師和教育家在從事非文學活動的一生中，只在短暫時期內以五分之四時間進行創作，難道他們一旦寫出幾首華而不實的詩篇或一本難產的故事集，就稱他們是作家嗎？為什麼這些把文學作為點綴或遁詞的人比彼得羅·卡瑪喬更稱得上是作家？彼得羅·卡瑪喬是畢生致力於寫作的呀！為什麼他們讀（或者至少他們懂得應該讀過）普魯斯特、福克納、喬伊斯，而彼得羅·卡瑪喬只配比文盲稍好而已？當我想到這些事情，感到悲傷和焦慮。我看得越來越清楚，在生活中，我唯一想做的就是作家；我也越來越相信，為了成為作家，只有把全部精力傾注於文學。我絕不願意成為一個半瓶醋或曇花一現的作家，而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那麼，應該以誰為表率呢？離我最近、我可以師事的、精力旺盛、勤奮努力、熱情奔放、具有才華的作家，據我所知，正是這位玻利維亞的廣播小說家。因此，他是那樣地令我神往。
在外祖父家裡，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哈維爾正在等我，帶來了一套能使死者復活的星期天節目。他收到了雙親從皮烏拉給他寄來的當月生活費，還附有為國慶日給他的一大筆犒賞。他決定由我們四個人共同使用這些額外收入。
「為了尊敬你，我編了一套知識性的世界各地節目，」他對我說著，拍著我的肩膀表示鼓勵，「內容包括阿根廷的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內劇團、林孔·託尼餐廳的德國飯菜、在內格羅·內格羅舉行的法國節目中的最後一個節目——熄燈在黑暗中跳波萊羅舞。」
真的，在我短促的生涯中，彼得羅·卡瑪喬是我見過的最有希望成為作家的人。在我的熟人中，哈維爾由於慷慨和富有，最像一個得天獨厚的王子。此外，他很能幹。他說胡利婭姨媽和南希已經得悉今晚我們幹什麼，他口袋裡已經裝好劇票，節目不會太引人注目，一下子把我關於才華和對秘魯文學乞丐般的命運的憂思趕得一乾二淨。哈維爾也顯得很高興，一個月以來，他經常和南希出去，那種風雨無阻的勁頭頗有正式戀愛的情調。我對錶姐坦白了我和胡利婭姨媽的愛情，這對哈維爾很有用，因為他可以藉口為我們穿針引線和提供外出的方便，設法一個星期內幾次看到南希。我表姐和胡利婭姨媽現在形影不離。她們一起去買東西，一起去看電影，互相傾吐心曲。我表姐變成了我們愛情的熱情保護神。一天下午，她的話提高了我的勇氣：「胡利婭有一種可以抹去一切年齡差距的生活方式，表弟。」
那個星期天的那套大節目（我相信這套節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大半生的命運）是在最好的徵兆下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利馬很少有機會看到優秀的戲劇，而弗蘭西斯科·佩特羅內的阿根廷劇團帶來了一批在秘魯沒有上演的現代劇。南希到奧爾卡舅媽那裡去接胡利婭姨媽，二人一起乘出租汽車到市中心。我和哈維爾在塞古拉劇院門口等她們。哈維爾在這類事情上往往做得過分，他訂了一個包廂。這是唯一被佔用的包廂，因此，我們成了眾矢之的，幾乎像在舞臺上一樣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由於我心懷鬼胎，疑心一些親戚和熟人可能會看到我們，從而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是演出一開始，這些顧慮便消失了。演出的是阿圖爾·米列爾的《一個旅行者之死》，那是我所看到的第一個打破時間和空間常規、不落俗套的劇目。我是那樣興奮和激動，以致在幕間休息時嘮嘮叨叨地講了起來，熱情讚頌這部作品，評論它的人物、技巧和思想。後來我們在科爾梅納大街的林孔·託尼餐廳吃香腸喝黑啤酒的時候，我用一種譁眾取寵的方法繼續這樣評論著，使得哈維爾後來教訓我：「你簡直就像一隻吃了興奮劑的鸚鵡。」我表姐一向認為我的文學狂熱荒唐可笑，像埃杜阿爾多舅舅一樣胡鬧。埃杜阿爾多舅舅是一位與外祖父親如手足的退休老人。致力於很少見的收集蜘蛛網的消遣活動。她聽了我對剛剛看完的劇目如此高談闊論，疑心我的志趣會落個不好的結局：「你正在變成酒徒，瘦小子。」
內格羅·內格羅是哈維爾選來結束今晚活動的地方，它是一個帶有某些文丐色彩的場所——每個星期四演出一些小節目：獨幕劇、獨角戲、詩朗誦。畫家、音樂家和作家經常聚集在那裡。但也因為它是利馬最陰暗的公共場所，是聖馬丁廣場門樓下的地下室，裡面只有二十張桌子，我們認為它的裝飾是「存在主義」式的，所以那地方我很少去，覺得彷彿置身於聖日耳曼·德佈雷斯教堂的洞穴裡。我們坐在舞池旁一張小桌子上，哈維爾空前慷慨，要了四瓶威士忌。他和南希立刻站起來去跳舞。我在這座又窄又擠的多面堡裡繼續跟胡利婭談著戲劇和阿圖爾·米列爾。我們緊緊挨在一起，互相拉著手，她剋制著聽我講。我對她說那天晚上我懂得了戲劇藝術可以像小說一樣複雜和深刻，為了真切生動，有血有肉，還配有其他藝術，如繪畫、音樂等。戲劇也許是最高階的藝術。
「我突然改變了體裁，不再寫故事，而要寫劇本了，」我十分激動地對她說，「你看怎麼樣？」
「這對我並沒有什麼不合適，」胡利婭姨媽回答我，站起身來，「但是現在，小巴爾加斯，先請我跳舞，在我耳邊說點什麼吧。在舞曲間隙，如果你願意，我再讓你給我談談文學。」
我完全按照她的指示做了。我們緊緊地抱著跳舞、接吻。我對她說我愛上了她，她也說她愛上了我。靠著親熱的、令人動情而混雜的氣氛和哈維爾的威士忌，我向她吐露了心曲。我們一邊跳舞，我一邊把雙唇慢慢地貼到她的頸項上，深深地吮吻著她的嘴唇。為了和她的胸脯、腹部和大腿接觸，我緊緊地摟著她；後來坐在桌子上時，在陰影的掩護下，我撫摸著她的雙腿和胸部。我們就這樣處在神魂顛倒之中，感到十分幸福。這時，在兩支博萊羅舞曲間歇期間，表姐南希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我的上帝！你們看看誰在那兒，是豪爾赫舅父。」
我們本來應當考慮到這種危險。豪爾赫舅父是所有舅父中最年輕的，過著超級放蕩的生活，大膽地把各種生意、企業風險同緊張、夜遊、放浪形骸、花天酒地的生活結合在一起。關於他，有一個悲喜劇的傳說，即他有另一個娛樂場所：大使館。演出剛剛開始，歌女就唱不下去了，因為一個醉漢在一張桌子上搗亂，粗野地打斷了她。在擁擠的人群面前，豪爾赫舅父站了起來，像堂吉訶德那樣大吼道：「別鬧了，混蛋，讓我來教教你該怎樣尊重一位夫人。」他擺出一副拳擊家的姿勢，向那個討厭的傢伙走去。一秒鐘後，他發現自己鬧了笑話：歌女被那位所謂觀眾打斷原來是演出的一部分。他確實在那兒，和我們只隔兩張桌子。他很漂亮，面孔剛剛被抽菸者的火柴和侍者的手電筒照亮。在他旁邊的，我認出是他妻子，加比舅媽。雖然他們離我們不過兩三米，兩個人竭力控制住不往我們這邊看，但很顯然，他們看到了我吻胡利婭姨媽。他們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只是選擇了外交式佯裝不見的做法。哈維爾付了錢，我們幾乎立刻離開了內格羅·內格羅。甚至當我們擦著他們的身子走過時，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也沒有看我們。乘出租汽車去米拉弗洛雷斯時，我們四個人都沉默不語，拉長了臉。瘦南希總結了我們大家都想到的事情：「別了，工作，一場大丑劇已經發生。」
但是，就像一部停演的好電影，在之後數天內，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家裡人被豪爾赫舅父和加比舅媽提醒過了。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沒有向胡利婭姨媽暗示過一句使她覺得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事情的話。那個星期四，當我鼓起勇氣到他們家用午餐時，他們對我如此自然和親切，完全和往常一樣。南希表姐也沒有受到拉烏拉舅媽和胡安舅父任何巧妙的盤問。在我家裡，外祖父和外祖母似乎心不在焉，仍然以天使般的神態問我是否總是陪影迷小胡利婭去看電影。那幾天，我和胡利婭姨媽惶惶不安，儘量小心從事，決定接下來一個星期之內連偷偷見面都停止。我們通過電話交談。每天，胡利婭姨媽至少到街角的酒店給我打三次電話，互相交流各自觀察到的、所擔心的家庭反應情況，並且做出各種假設。豪爾赫舅父是否能保守秘密？我知道，根據家庭習慣，那是十分反常的。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哈維爾早已說過，加比舅媽和豪爾赫舅父喝了那麼多威士忌，沒有看清我們，他們腦子裡只有一點模糊的猜疑，不願對一件沒有絕對把握的事大肆聲張。一方面是出於好奇，另一方面是出於色情狂，那個星期我到大家族的各家都轉了一轉，以決定該如何行動。除了某種少見的迴避，我沒有發現任何異常。那種少見的迴避使我想起了許多。奧爾卡舅媽請我喝茶，吃餅乾，在兩小時的交談中根本沒有提到胡利婭姨媽的名字。「他們什麼都知道了，正打算採取措施。」我對哈維爾肯定地說。他也不想再聽別的事，憑這件事便下了結論，他說：「實際上你巴不得這件事張揚出去，以便有東西可寫。」
那個星期發生了很多事，我突然變成一場街頭爭論的主角，類似彼得羅·卡瑪喬保鏢的人物。我詢問了刑法考試的分數，便離開聖馬爾可大學。我心裡感到內疚，雖然我的分數比我的朋友貝蘭多高，但他是真正學懂了的。我穿過大學公園時遇到了老赫納羅，他是泛美電臺和中央電臺產業的主人。我們交談著走到貝倫大街。他總是穿深色衣服，一向是個很嚴肅的老爺。玻利維亞文人有時談起他時稱他為「黑奴販子」，其中的緣故很容易想象。
「您的朋友，這個天才，總幹些使我頭痛的事，」他對我說，「我對他討厭透了。如果不是由於他能幹，我早把他踢到大街上去了。」
「阿根廷大使館又提抗議了？」我問他。
「我不知道他在搞什麼鬼名堂，」他埋怨說，「他耍笑人，把一部廣播劇的人物搬到另一部廣播劇裡去，改名換姓，弄得聽眾摸不著頭腦。我的妻子已經提醒過我，現在聽眾打來了電話，甚至寫來了兩封信。門多西塔神父被稱為赫奧瓦的見證人，而這個見證人卻被稱為那位神父。我很忙，沒有時間聽廣播劇。您聽過廣播劇嗎？」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