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不把在玻利維亞寫的故事作為他在利馬寫的故事的基礎?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他給我的回答如此含糊,以致不能得到任何具體的東西。故事和聽眾見面,應該是新鮮的,如同水果和花草,因為藝術不容貯存,更不要說時間已使之腐敗了的食物。此外,故事需要「聽眾家鄉的故事」。既然聽眾是利馬人,他們怎麼會對發生在拉巴斯的故事感興趣?不過,他作這樣的解釋是因為要立論,要把這一切變做普通的真理和永恆的公理,正如寫作的必要出於本分。毫無疑問,他不利用自己以前的廣播劇,其理由是比較簡單的,就是他對節約腦力毫無興趣。對他來說,生活即寫作。他根本不去關心自己的作品能存在多久。一旦播出,他就把劇本忘在一邊。他對我說,他連一本廣播劇的副本也沒有儲存。他寫完這些劇本,心中總是默默地想著,一旦它們被觀眾所吸收,就應該煙消雲散了。有一次我問他,是否從未想到過出版。
「我的劇作儲存在比書籍更難以磨滅的地方,」他當即教訓我,「它們儲存在電臺聽眾的腦子裡。」
在同小赫納羅共進午餐的那天,我同彼得羅·卡瑪喬談了阿根廷大使館的抗議事件。六點鐘左右,我來到他的寢室,邀他去布蘭薩咖啡館。由於擔心他的反應,這訊息我是一點點地透露給他的。我說有的人非常敏感,經不起諷刺;另一方面,秘魯在誹謗文章問題上的立法極為嚴厲,一家電臺可以因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原因遭到封殺。阿根廷大使館顯然缺乏遠見卓識,為幾句暗示的話就覺得受了傷害,以致向外交部提出了正式抗議……
「在玻利維亞,那會兒更嚴重呢,竟然威脅要斷絕外交關係?」他打斷我,「一個拉巴斯人甚至透露說在邊界集結了軍隊。」
他講這話時的神情是無可奈何的,彷彿在想,太陽的義務就是發光,如果這會引起火災,那有什麼辦法!
「赫納羅父子請求您儘量不要在廣播劇裡再講阿根廷人的壞話,」我對他坦白地說,並且找到了一個我認為會使他感動的理由,「完全不要講,最好根本不去講他們。難道他們值得一提嗎?」
「值得,因為是他們使我這樣做的。」他對我解釋說,於是這件事到此為止。
回電臺時,他用頑皮的、不妥協的語調告訴我,拉巴斯醜聞「刺疼了他們」,事情是由一個關於「高卓人的殘忍風俗習慣」的劇本引起的。在泛美電臺,我告訴小赫納羅,不要對我作為中間人會勸說成功抱有幻想。
兩三天後,我得知了彼得羅·卡瑪喬的寓所。胡利婭姨媽在我編完最後一份新聞稿的時候來找我,她想看梅特羅影院放映的一部影片,裡面有一對赫赫有名的浪漫派演員:格林·卡松和瓦爾代·彼特甘。半夜時分,我們穿過聖馬丁廣場去乘公共汽車,這時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從中央電臺走出來。我剛把他指給胡利婭姨媽看,她就要我給她介紹。我們向彼得羅·卡瑪喬走過去,而她一聽說是她的同胞,顯得非常親熱。
「我非常崇拜您,」胡利婭姨媽對他說,為了使他更加高興,她撒謊說,「在玻利維亞,我就一直不放過您的廣播劇。」
我們和他一塊兒走著,幾乎是不知不覺地走向吉爾加街區。路上,彼得羅·卡瑪喬和胡利婭姨媽談到了他們的祖國,我被丟在一邊,他倆沒完沒了地講著波多西的礦山、塔基尼亞牌啤酒、叫拉瓜的玉米粥、跟鮮乾酪一起吃的小烤魚、科查班巴的氣候、聖克魯斯的美景以及玻利維亞其他值得驕傲之處。談到故土的奇蹟,這位文人像是非常高興。走到一幢帶陽臺和百葉窗房子的大門門口時,他停住了,但並不向我們告別。
「上去吧!」他向我們建議道,「儘管我的晚餐很簡單,但我們可以共享。」
塔帕達公寓屬利馬市中心那些破舊的兩層樓房之列。這些房子是二十世紀建造的,以前曾經是寬敞舒適的,也許還算得上豪華。但是後來,隨著富裕人家逐漸離開市中心,搬到溫泉療養地去,老利馬市慢慢失去了特殊風格,變得支離破碎,到處擠滿了人,甚至被分割成一個個的蜂房。靠著一道道薄牆,房間兩倍四倍地增加,在前廳、平屋頂甚至在露臺和樓梯上都五花八門地修起新的多面堡。看上去塔帕達公寓馬上就要崩塌。我們上樓時,通向彼得羅·卡瑪喬房間的階梯在腳下搖晃,塵土飛揚,嗆得胡利婭姨媽直打噴嚏。牆上、地上,到處覆蓋著一層厚厚的塵土。顯然,這所房子從來沒有打掃過,也沒有擦過。彼得羅·卡瑪喬的房間彷彿是牢房,非常小,裡邊幾乎空空如也。一張沒有靠背的帆布床,上面鋪著褪了色的床單,放著一隻沒有套子的枕頭;一張鋪著油布的小桌子和一把稻草椅子;一隻箱子和拴在兩壁之間的一條繩子,繩子上搭著短褲和襪子。文人自己洗衣服並不使我感到驚奇,但是他自己做飯出乎我意料。窗臺上擺著一個煤氣爐、一個煤油瓶、幾個盤子、一套白鐵餐具和幾隻杯子。他把椅子讓給胡利婭姨媽坐,同時以一種恰到好處的表情讓我坐在床上:
「請坐。住所是寒磣的,但心是偉大的。」
他用了兩分鐘就做好了晚餐,把剩下的食品裝在一個塑膠袋裡,放在視窗通風處。選單是煎雞蛋、煮香腸、麵包加黃油、乾酪和加蜂蜜的酸牛奶。我們看見他熟練地做著晚餐,像是一個天天做慣了的人。我肯定這是他一貫的食譜。
我們吃飯時,他很健談,而且顯得很客氣。他順從地談著如何配製雪花膏(這是胡利婭姨媽請他講的)和洗白衣服最經濟的肥皂之類的話題。他沒有把菜吃光,推開菜盤時,指著剩下的東西自我打趣道:
「我的朋友,對藝術家來說,吃飯是一種惡習。」
我看到他興致很好,便大膽地問起關於他工作的情況。我對他說,欽佩他的頑強精神,儘管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像苦役犯,可是看起來從不疲倦。
「為了使每天的工作豐富多彩,我有我的辦法。」他坦率地說。
彷彿為了不讓幽靈般的競爭者發現他的秘密,他壓低了聲音,對我們說他從不用超過六十分鐘的時間去寫同一個劇本,而是從一個題目轉到另一個題目,給人以新鮮之感,因為這樣每個小時都感到剛剛開始工作。
「先生們,在這種變化中可以找到樂趣。」他重複說,瞪著激動的眼睛,露出一副施魔法的侏儒怪相。
為此,重要的是不要把故事寫得千篇一律,而要各有特色,環境、地點、情節和人物的全面變化會加強新鮮感。另外,薄荷馬黛茶是有用的,可以疏通思維,豐富想象力。每過一段時間就離開打字機到工作室去,從寫作轉到導演和演出,這同樣是休息,是調劑性的過渡。但是,還有,在多年的工作過程中,他發現了一點什麼,一點在無知和麻木不仁的人看來也許是孩子行為的東西。那麼,是不是一想起出身,會刺疼他的心?我們看到他猶豫不決,沉默不語,漫畫般的臉上一片愁雲。
「不幸的是,在這兒我不能把它付諸實踐,」他憂傷地說,「只在星期天我一個人獨處時才行,其他的日子裡,看熱鬧的人太多,他們不能理解這件事。」
從何時起在這個鄙視人生的人身上產生了這種疑慮?我看到胡利婭姨媽和我一樣迫不及待地說道:
「您不能欲言又止讓我們繼續矇在鼓裡,」她向彼得羅·卡瑪喬懇求,「這個秘密是什麼?卡瑪喬先生?」
他望著我們,一言不發,像一個為自己喚起了別人的注意而感到歡欣的幻想家。然後,他像牧師般慢騰騰地站起來(他靠著煤氣爐坐在窗臺上),走近箱子將它開啟,像一個從高頂禮帽裡取出鴿子或旗子的魔術師似的從裡邊拿出一件件出人意料的珍藏品:一頂英國法官的假髮、各種型別的假鬍鬚、消防隊員的頭盔、一枚軍人徽章、胖女人和老頭及傻孩子的假面具、交通警察的指揮棒、老水手的帽子和菸斗、大夫的白大褂、假鼻子、假耳朵、棉花做的鬍子……他像一個電動人似的把那些精巧製品拿出來,不知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鑑賞還是由於我們的關係密切而這樣做。他一件件將它們裝進套裡,放好這件,取出那件,動作是如此敏捷,說明這已是他長期的習慣,經常這樣刻苦地操作練習。就這樣,我和胡利婭姨媽迷惑不解地望著他。彼得羅·卡瑪喬通過更換道具在我們面前變成大夫、海員、法官、老婦、乞丐、女教徒、大主教……他一邊這樣變換,一邊興致勃勃地講著:
「為了同我的人物交融在一起,為什麼我不能打扮成他們的樣子?我描寫他們的時候,誰能禁止我有他們的鼻子、頭髮和大禮服?」他一邊說一邊將紅衣主教的帽子換成一隻菸斗,菸斗換成防塵罩衣,防塵罩衣換成柺杖,「我用破布給自己的想象力擦上油,這與別人有何相干?先生們,什麼叫現實主義?人們如此津津樂道的現實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除了有形地同現實結合在一起,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從事現實主義藝術?這樣不就使得工作日更容易度過、更愉快、更動人嗎?」
可是,很清楚,他的聲音開始是氣憤,而後變得悲傷,人們的不理解和愚蠢把一切都解釋錯了。如果人們看見他在中央電臺喬裝寫作,就會對他說三道四,說他是個玩世不恭的藝術家,他的辦公室將變成多病平民的磁鐵。最後他把假面具和其他物品放好,蓋上箱子又回到窗戶那兒。此刻,他神情憂傷,嘟嘟囔囔地說著,在玻利維亞,他一向在自己的工作室裡工作,從來沒有在「破布」上發生過問題。相反,在這兒,只有星期天才能按照他的習慣寫作。
「這些偽裝是根據人物創造的還是先有偽裝而後創造人物?」為了說點什麼,我這樣問他,仍然處在驚訝之中。
他看像一個剛剛生下的孩子似的看了看我:
「顯然,您很年輕,」他溫和地責備道,「難道您不懂得首要的總是詞彙嗎?」
我們熱情地謝過他的邀請,回到街上時,我對胡利婭姨媽說,彼得羅·卡瑪喬對我們顯得格外親熱,把他的秘密都透露給了我們,我非常感動。胡利婭姨媽也很高興,她從沒想到知識分子中也有那麼有趣的人。
「好了,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我自我打趣道,「彼得羅·卡瑪喬是帶引號的知識分子。你沒看到他的房間裡一本書都沒有嗎?他對我解釋說,他不讀書,為了不讓自己的風格受到影響。」
我們手拉著手,沿著市中心夜深人靜的街道向公共汽車站走去。我對胡利婭姨媽說,某個星期天,我要到中央電臺去看看這個神秘的文人戴上各種假面具的模樣兒。
「他像乞丐一樣生活著,得不到酬金,」胡利婭姨媽反對說,「他的廣播劇那麼有名,我原以為他掙的錢多得堆成山。」
在塔帕達公寓,既看不見浴缸,也看不見淋浴裝置,甚至在樓梯第一層平臺上連個破舊的廁所和盥洗室都沒有。這使胡利婭姨媽感到憂慮:「我想彼得羅·卡瑪喬這個文人是從不洗澡的。」我對胡利婭姨媽說他壓根兒不注意這些瑣事。她對我說,看到公寓那個髒勁兒,噁心得想嘔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嚥下香腸和雞蛋。我們上了公共汽車,這輛破車在阿雷基帕大街的每一個街角都要停下來。當我慢慢地吻著胡利婭姨媽的耳朵和脖子時聽到她驚恐地說:
「難道作家都是餓死鬼?這就是說,你一輩子都要讓人討厭,小巴爾加斯?」
自從聽哈維爾這樣叫我之後,她也稱呼我小巴爾加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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