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和胡利婭姨媽的戀愛進行得一帆風順，事情還是逐漸變得複雜起來，因為保守秘密不易。我們共同商定好，為了不在家裡引起懷疑，我大大減少了到魯喬舅舅家去拜訪的次數，只是每星期四還繼續準時去吃飯。晚上為了去看電影，我們耍各種花招。胡利婭姨媽先走，她打招呼告訴奧爾卡舅媽說要去同一個女友吃飯，然而卻是到某個商定的地點去等我。不過，這樣做也有不便，胡利婭姨媽必須長時間地耽擱在街上，直到我下班為止，而且她常常要餓肚子。有時，我乘出租汽車去找她，人不下車；她留心看著，一見汽車停下就飛快地跑來。不過，這是一個冒險的計策，一旦叫人發現，他們馬上就會知道我和胡利婭姨媽之間有點什麼。無論如何，這個埋伏在汽車裡的神秘邀請人終將引起人們的好奇、懷疑和猜測……

因此，我們寧可夜裡少見面，利用白天電臺工作的空隙多見面。胡利婭姨媽乘公共汽車到市中心，上午十一時或下午五時左右在卡馬納大街一家咖啡店或聯盟大街一家叫做「豐盛」的冷飲店裡等我。我改完幾篇新聞稿，我們便可以共度兩個小時。我們已不再去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咖啡館，因為泛美電臺和中央電臺的人都到那兒去。有時（更確切地說是在發薪的日子裡）我請胡利婭姨媽吃午飯，那時我們在一起一連待上三個小時。可是我那點微薄的工資支付不起這種過度的花費。在這以前，有一天上午，我曾趁小赫納羅為彼得羅·卡瑪喬的成功而笑逐顏開的時候，同他作了一次巧妙的交談，使他給我增加了工資，我的收入從而達到了五千索爾。我把兩千索爾交給外祖父和外祖母資助家用，其餘的三千索爾，雖說不算寬裕，但應付我的惡習——吸菸、看電影和買書——還是足夠的。可是自從我和胡利婭姨媽戀愛以來，花錢如流水，手頭總是拮据，常常借債，甚至求助於阿爾瑪斯廣場的國家當鋪。另外，由於在男女交往上，我有著西班牙人的牢固偏見，一次賬也不讓胡利婭姨媽付，所以我的經濟狀況到了難以自救的程度。為了緩和這種狀況，我開始做一點哈維爾嚴厲地稱之為「糟蹋我的文筆」的事，就是寫書評和在利馬的雜誌及文化副刊上發表報道文章。為了減少發表這些拙劣文章所感到的羞愧，我用的是筆名，但是每月增加的兩三百個索爾對我的預算是一劑補藥。

在利馬市中心咖啡館的這些約會不是很放肆，只不過是浪漫的長談，互相拉手，眉來眼去而已；倘若環境允許，則貼著腿坐；只在誰也看不到的時候才接吻，這種情況很少，因為那個時段的咖啡館裡總是擠滿一般職員。我們談我們自己的事，自然，談到了被家裡某個人發現的危險，談到了避免這些危險的方法，事無鉅細地互相訴說自上次見面（也就是幾個小時前或一天前的見面）後所做的一切。但我們從不計劃未來。未來這件事在我們的交談中被心照不宣地抹掉了，無疑這是由於我和她都確信我們的關係沒有任何前途。雖說如此，我覺得這種像一場遊戲似的愛情在利馬市中心煙霧繚繞的咖啡館的純潔相會中逐漸變得嚴肅起來。正是在那裡，我們不知不覺地產生了愛情。

對文學，我們也談得很多，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胡利婭姨媽聽，我講，講巴黎的亭子間（那是與我的才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我成為作家時將要寫的各種小說、劇本和雜文。哈維爾在聯盟大街的豐盛冷飲店發現我們的那天下午，我正在給胡利婭姨媽讀我的一篇關於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這篇故事的題目富有中世紀味道：《十字架的屈辱》。共五頁，這是我讀給她聽的第一篇故事。我讀得很慢，為了掩飾我對她將要作出的評判的不安。這次試驗對我這個未來作家的敏感性來說是災難級的。我一邊讀著，胡利婭姨媽一邊不斷地打斷我：

「可是，不是這樣，你把事情都弄顛倒了。」她驚奇地對我說，甚至發火，「事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可是……」

我難過極了，停下來告訴她，她所聽到的並非她跟我講的那個事件的真實寫照，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所有增加或刪掉的東西都是為了獲得某種效果。

「就是戲劇效果。」我強調說，不知她是否懂了；而且即使出於憐憫之心，她露出笑容也好呀。

「可是，適得其反，」胡利婭姨媽大膽而無情地反駁道，「由於你改變了那些情節，故事一點風趣也沒有了。誰會相信十字架從活動到倒下會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引人發笑的東西在哪兒？」

儘管我內心受到傷害，暗暗決定把這個關於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扔到字紙簍裡去，但我仍竭力為文學虛構可以違背現實的權利熱烈而艱難地辯護著。正當這時，我覺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要打斷你們，是他們告訴我二位在這裡。我本來要走了，因為我討厭被人撂在一邊不理不睬，」哈維爾說著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利婭姨媽笑了笑，「很高興認識您，我叫哈維爾，是這位記者最好的朋友。你把她藏得多嚴實呀，朋友。」

「這是小胡利婭，我的奧爾卡舅媽的妹妹。」我對他解釋說。

「怎麼？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哈維爾的勁頭漸漸消失了。他看到我們時，我們正拉著手，沒有鬆開。現在他的眼睛盯著我們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已經沒了以前那種世俗的自信心。「算了，算了，小巴爾加斯。」

「我是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胡利婭姨媽問，「為什麼大名鼎鼎？」

「因為你來到利馬時是令人反感的，有一些討厭的議論，」我及時插嘴說，「哈維爾只知道事情的第一部分。」

「你這個拙劣的講述者和壞朋友把最精彩的部分藏起來了，」哈維爾恢復了自如，指著我們拉著的手說，「你們怎麼講我？怎麼講？」

他確實興致很好，沒完沒了地嘮叨，開著各種玩笑，胡利婭姨媽很高興見到他。他發現了我們，使我喜上心頭。我本來沒打算給他講我戀愛的事，因為我懶得講這些感情上的秘密（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尤其不想講）。但是既然這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知道了這一秘密，我也就願意和他談談這件奇事的變遷。那天上午，告別的時候，他吻了胡利婭姨媽的面頰，行禮致意：

「我是第一流的皮條客，你們可以指望我為你們做任何事情。」

「你幹嗎不說你將為我們鋪床疊被？」那天下午，當他剛剛出現在我在泛美電臺的「雞窩」裡貪婪地打聽細節的時候，我跟他吵起來。

「那麼說，她是你的姨媽，對嗎？」他用手拍拍我說，「很好，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富有的、離婚的老情婦。好極了！」

「她不是我的姨媽，而是我舅舅的妻子的妹妹。」我一邊翻看《新聞報》上一則關於朝鮮戰爭的訊息，一邊對他解釋他已經知道的事，「她不是我的情人，她不老，也沒有財產，只有離婚這件事是真的。」

「我說的老，是指她比你大；我說她富有並非批評，而是祝賀；我是主張同有錢女人結婚的。」哈維爾笑了，「這麼說她不是你的情婦？那麼是你什麼人？戀愛物件？」

「介乎兩者之間。」我對他說，故意惹他生氣。

「啊，你想變成神秘人物，但是，這件事馬上要使你變得臭不可聞，」他警告我說，「再說，你是個無賴，我把同瘦姑娘南西的戀愛情況全部告訴了你，可你對我隱瞞你同有錢女人戀愛的事。」

我從頭開始把事情給他講了。我們約會相見是何等麻煩，他也明白了為什麼最近幾個星期內我向他借了兩三次錢。他很感興趣，一個勁兒地問這問那，最後向我發誓他要成人之美，做我的皮條客。但是，告別的時候，他變得嚴肅起來：

「我認為這是一場遊戲。」他開導我說，眼睛像慈父般打量著我，「不要忘記，不管怎麼說，我和你還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孩子。」

「如果我使她懷了孕，我會讓她墮胎。」我打算讓哈維爾放心。

哈維爾一走，巴斯庫亞爾便用發生在阿萊瑪尼亞大街的一場連環衝突吸引著大巴布利托。在這場衝突中，一個粗心大意的比利時遊客為了救一條小狗，把汽車停在公路正中央，這樣，二十幾輛汽車一輛接一輛地卡在一起。與此同時，我想：那場戀愛真的是一場遊戲？對，是這樣。這是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它比我所有的經歷都更成熟，更大膽。不過，為了留下美好的回憶，它不該持續太久。我正這樣思索時，小赫納羅進來邀請我去吃午飯。他把我帶到馬格達萊納大街一座西班牙風光的花園，為我買了鴨肉飯和夾蜜油炸餅。喝咖啡的時候，他把清單交給我：

「你是他唯一的朋友，跟他講講，他現在正把我們置於一場混戰中。我不能忍受了。他說我不開化、無知，昨天他稱我父親為中產階級政治主義者。我避免同他爭吵。如果再這樣，我就不得不辭退他，這對企業是一場災難。」

問題的癥結是阿根廷大使寄給中央電臺的一封信，語言惡毒，抗議廣播小說（外交官稱它們為系列化的連播戲劇故事）的字裡行間充斥著對薩米恩託和聖馬丁的祖國的誹謗、敵視和精神狂般的讕言。大使列舉了幾個例子說，這些例子並非特意蒐集來的，而是使館人員在這類廣播節目中偶然聽到的。一個節目中說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眾所周知的品行端正只不過是一種神話，因為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搞同性戀（特別是被動的同性戀）。一個節目中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如此邪惡的家庭裡，由於飢餓，把無用的人——老人和病號——殺死以減輕負擔。另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之所以出口奶牛是因為那裡的家庭真正喜歡食用的是馬肉。還有一個節目中說阿根廷開展廣泛的足球活動，由於這種活動，特別是用頭頂球，損害了國民的生殖能力，因而在黃褐色的河流兩岸出生了大量的痴呆症患者、發育畸形者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克汀病患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裡——「那裡居住著世界各國的人」，大使的信指出——就在吃飯和睡覺的同一個地方，在一隻普通的桶裡大小便是司空見慣的……

「你感到好笑，我們也感到好笑，」小赫納羅說，啃著指甲，「可是今天來了個律師，我們不再笑了。如果大使館向政府提出抗議，他們可能要撤掉我們的廣播劇，罰款，關閉電臺。請你去求求情，嚇唬嚇唬他，別讓他寫阿根廷人了。」

我答應盡力而為，但是希望不大，因為那位文人是一個非常自信、鐵面無情的人。我自認已和他稱得上是朋友，除了他使我對昆蟲學產生興趣之外，我對他還抱有敬意。但是，他對我也是這樣嗎？彼得羅·卡瑪喬看來不會為友誼或任何其他要他脫離「他的藝術愛好」的事浪費時間、精力，也就是說，他不能脫離他的工作或癖好，這使他置人情、物質和慾望於不顧。他確實對我比對別人寬宏大量。我們在一起喝咖啡（他喝薄荷馬黛茶），我常到他的房間去，利用休息時間同他閒聊片刻。我聚精會神地聽他講，大概這使他感到高興。也許他把我看作一個弟子，或者乾脆說，我對於他彷彿老處女的小哈巴狗和退休者玩的組字遊戲，亦即為他填補空虛的人或什麼東西。

彼得羅·卡瑪喬身上有三樣東西吸引著我：他的言談、為一心一意致力於某種想法而過著刻苦的生活和他的工作能力。尤其最後一點，更是感人。在埃米爾·路德維格的傳記裡我曾讀到拿破崙的頑強，他的秘書都倒下了，他還繼續口授命令。作家彼得羅·卡瑪喬長有大鼻孔的面龐使我常常想到他很像那個法國的皇帝。有一段時間，我和哈維爾把這個作家叫做「高原的拿破崙」（也常常叫他「在拉丁美洲出生的巴爾扎克」）。出於好奇，我甚至掌握了他的工作時間表，可是儘管我多次證實，但總難以相信。

起初，他每天寫四個廣播劇。後來鑑於取得成功，逐漸增加到十個。這些劇本從星期一至星期六在電臺播出，每次持續半個小時（實際上是二十三分鐘，因為廣告佔去七分鐘）。由於他既是這些劇的導演，又是這些劇的演員，所以每天要在工作室裡待七小時左右，估計每個節目預演和錄音需要四十分鐘（有十至十五分鐘花在演說和重複上）。廣播劇一邊播出，他一邊寫。我證實了他每寫一個劇本所花費的時間只不過是他表演時間的兩倍，即一小時。不管怎樣，這就是說他每天要有十小時左右坐在打字機前。由於有星期天——這是他的休息日——每天實際工作時間要少一些。自然，星期天他是在自己的寢室裡度過的，提前做下一週的工作。就是說，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的時間表是：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時，星期天八至十小時。所有這些時間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產有聲的「藝術」產品。

他早上八點到中央電臺，將近半夜才離開。唯—上街走走的時候都是和我同行，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清醒清醒頭腦。他在寢室裡吃午飯，吃是一份三明治和一杯清涼飲料，那是赫蘇西多、大巴布利托或他的某個合作者熱心為他買來的。他從不接受邀請，從未聽他說過去看過一場電影、一齣戲、一場足球賽或參加什麼娛樂活動。除了記事本和那些作為他勞動工具的平面圖，從未見他讀過一本書、一本雜誌或一份報紙。儘管有人說我撒謊，但有一天我的確發現他有一本《國傢俱樂部》會刊。

「我用幾個銅板買通了門房，」當我問起那本無用的書時，他對我解釋說，「我還能從哪兒搞到貴族人士的名單呢？別的名單，耳朵聽聽就行了：平民百姓從大街上就可以找到。」

他創作廣播劇，那麼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寫出一個劇本來，我一直很難相信。我多次看過他編寫劇本，和錄音不同——他竭力保守錄音的秘密——別人看他寫是沒有關係的。當他在他的（我的）雷明頓打字機前工作時，他的演員、聽差或音響技師不斷進來打斷他。他抬起眼來，解決問題，給予獨特的指示，用他那感染性的微笑——這種微笑和我所熟悉的微笑截然不同——送走來訪者，之後繼續打下去。我常常以學習為藉口到他寢室去，說我的「雞窩」太鬧，有很多人（這些人在那兒學習法律課程迎接考試，考試一過就把一切忘得乾乾淨淨；這些考試我總是順利通過，他們不說我好，而說大學糟）。彼得羅·卡瑪喬並不反對，他甚至對這些人的到來感到高興，視為一種光榮。

我坐在窗臺上，俯首讀著一本法典。實際上，我是在窺視他。他用兩個手指打字，打得很快。我看得清清楚楚，但卻不敢相信。他從不停下來查詢某個詞或沉思一下，在他的狂熱、鼓脹的小眼睛裡從未出現過疑問的影子。看起來他像是在謄清一篇背熟的課文，在聽別人的口授而打字。他的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鍵盤上，一天工作九至十個小時，創作出好幾個故事的情節、片斷和對話，這簡直不可思議。然而他確實做到了，劇本從他頑強的腦袋裡和不知疲倦的雙手下一個接一個地以恰當的方式生產出來，有如一架機器上製造的一串串香腸。一個劇本寫完後，他既不修改也不閱讀一遍，然後毫不停頓地著手創作下一個。有一次我對他說，看到他工作，我想起了法國超現實主義者自動書寫的理論，那種書寫直接來自無意識而不受理智的檢查。我得到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回答：

「我們混血美洲人的頭腦可以生產比那些法國佬更好的東西。這並不複雜，我的朋友。」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