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不是在中央電臺而是在泛美電臺工作，」小赫納羅提醒我們說，「我們是有高尚趣味的，不播放廣播劇。」

各家日報也很快在專門的版面上與新廣播劇所吸引的聽眾相呼應，開始讚頌彼得羅·卡瑪喬。吉多·蒙泰維代率先在《最後一點鐘》的專欄尊崇彼得羅·卡瑪喬，稱他是「老練的、富有熱帶想象力和浪漫語言的劇作家，是廣播劇中交響樂的大膽指揮者和具有甜蜜聲音的、多才多藝的表演家」。可是，這些形容詞的享用者並不瞭解在他周圍正在掀起的那股熱潮。一天早上，我到布蘭薩咖啡館去，想拉上他一同去喝咖啡，我發現他寢室的窗戶上貼著一張告示，上面用草體字寫著：「不接待記者，不簽名。藝術家在工作！請尊重他！」

「這是真的還是開玩笑？」我問他。我品嚐著牛奶咖啡，他喝著薄荷馬黛茶健腦劑。

「非常認真，」他回答說，「這個地方千奇百怪的事情在折磨著我，如果我不制止他們，那兒很快就要有聽眾來排隊了，」他指著聖馬丁廣場說，好像不希望出現那種情況似的，「要照片，要簽名，我的時間像金子般貴重，不能浪費在那種蠢事上。」

他的話沒有半點自負的意味，只是表現出一種真心的不安。他穿著那套慣常穿的黑西服，戴著花格領帶，抽著飛行牌氣味難聞的香菸，像以往一樣，十分嚴肅。當我給他講我的所有姨媽、舅母都變成了他的狂熱聽眾，小赫納羅對他的廣播劇收聽率激增的效果喜出望外時，我滿以為他會高興。可是，他厭煩地叫我住嘴，不要說下去，彷彿這些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許久以前就預料到了。更確切地說，他告訴我他對「商人們」（從那以後他使用這個詞總是指赫納羅父子）缺乏敏感而覺得很惱火。

「廣播劇尚有不足之處，我的職責是彌補它，他們的職責是幫助我，」他皺著眉頭說，「但是，很清楚，藝術和交易所是死敵，就像豬玀和珍珠。」

「不足之處？」我驚異了，「可是，那是大獲成功的呀！」

「儘管我提出了要求，商人們還是不想解僱巴布利托，」他對我解釋說，「這都是出於感情上的考慮。我不知道他在中央電臺幹了多少年頭，可是還是幹這類蠢事，彷彿藝術同仁慈有關係似的。那個病包兒的無能對我們的工作是一種真正的破壞！」

大巴布利托是被電臺環境所吸引來或造就出來的那種惹人喜歡、無法形容的人物之一。我之所以用巴布利托這個小稱，是因為他個子小。可他是年過五旬的混血兒，走路總是拖著雙腳，常犯哮喘病，一發病，四周就滿是瘴氣。上午和下午，他在中央電臺和泛美電臺逛來逛去，從幫助清潔工打掃、出去給赫納羅父子買電影票和鬥牛票到分發排演券，什麼都幹。他經常性的工作是搞廣播劇，負責特技。

「這些人以為搞特技是連窮要飯的都可以勝任的簡單事，」彼得羅·卡瑪喬威嚴而冷冰冰地講著，「實際上那也是藝術，而那個半死不活的短腦袋巴布利托又對藝術懂得什麼？」

他向我發誓說，「時機一到」，他將毫不猶豫地親手把「改善他工作」的一切障礙搬掉（他說得那麼肯定，我都信以為真了）。他感傷地補充說，他沒時間培養一名特技技師，把字母從a到z都教給他；但是，對「當地各個電臺」進行迅速考察後，他找到了要找的東西。他放低聲音，向四周掃了一眼，惡狠狠地結束對話：

「對我們合適的那個人在勝利電臺。」

我們和哈維爾一起分析了彼得羅·卡瑪喬實現搞掉大巴布利托的想法的可能性，一致認為大巴布利托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民調：如果廣播劇能不斷增加收聽率，他就會被毫不留情地犧牲掉。果然，沒過一個星期，小赫納羅到頂樓來了，正遇上我在全神貫注地寫一篇新小說。他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慌亂。我很快將打字機上的紙取下來插在新聞稿中，可是他裝作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說。他露出一副文學藝術家的偉大保護人的神氣，同時對我和帕斯庫亞爾說：

「抱怨了那麼久，總算找到了你們想找的新編輯，你們這兩個懶漢，大巴布利托將和你們一道工作。他們可不要躺在功勞簿上呀！」

新聞部得到的這個補員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毋寧說是精神上的，因為第二天早上七點鐘，大巴布利托非常準時地來到辦公室問我該幹什麼時，我讓他整理一下會議紀要。他面帶懼色，咳嗽了兩聲，臉變成了土色，結結巴巴地說他幹不了這事。

「我可是不識字的呀，先生。」

我把小赫納羅為我們挑選了一個文盲當編輯這件事看作他樂觀精神的美好表現。帕斯庫亞爾得知編輯任務由他和大巴布利托分擔時本來很緊張，現在聽說來的人是個文盲，便毫不掩飾他的高興。他當著我的面教訓他的新同事，說他精神不振，沒有設法去受教育，像他帕斯庫亞爾，雖已進入壯年，可還要去夜校進免費補習班。大巴布利托嚇得膽戰心驚，不斷稱是，像個機器人似的重複說：「是這樣，我沒想到這一點；是這樣，您說得完全對。」他帶著一副馬上就要被辭退的神情盯著我。我安慰他，要他負責給播音員傳送新聞稿。實際上，他成了帕斯庫亞爾的奴隸。帕斯庫亞爾叫他整天在頂樓和大街之間奔來奔去，買香菸或從卡拉巴亞大街流動小販那裡給他買夾肉土豆，甚至讓他看看是否在下雨。大巴布利托以傑出的犧牲精神忍受著這種奴役，甚至對那個折磨他的人比對我更尊敬、更友好。他不做帕斯庫亞爾吩咐的事情時，便蜷縮在辦公室的角落裡，把頭靠在牆上，暫且睡上一會兒。他像一臺生了鏽的電扇那樣鼾聲隆隆，還伴著哨聲。

他是個氣度很大的人，並不因為彼得羅·卡瑪喬用勝利電臺的外來人取代了他而對他懷有半點怨恨。他總是用最好的言辭誇獎那位玻利維亞文人，對他懷有最真誠的崇敬。大巴布利托常常向我請假，去看廣播劇的排練。回來時，一次比一次顯得更興奮。

「這個人是個天才，」他迫不及待地說，「他能想出各種奇招。」

他總是帶回有關彼得羅·卡瑪喬藝術壯舉的有趣奇聞。一天，他對我們發誓說，彼得羅·卡瑪喬曾勸盧西亞諾·潘多在登臺表演一段愛情對話前預先進行手淫，理由是這樣可以使聲音輕柔，使呼吸更浪漫。盧西亞諾·潘多拒絕了。

「現在我才知道為什麼每當有愛情場面時，他就鑽到院內的小廁所去，馬里奧先生，」大巴布利托畫著十字，用嘴舔著手指，「去幹那種丟人的事，肯定是這樣。怪不得他的聲音那樣輕柔。」

我和哈維爾爭論了老半天，確有其事還是這位新編輯的捏造？我們的結論是，不管怎麼樣，有充分的根據不能把那件事看成絕對不可能。

「你該就這些事情寫故事而不必去寫多羅特奧·馬蒂，」哈維爾訓導我說，「中央電臺對文學創作來說是個寶庫。」

那些日子，我加緊寫作的那篇小說是根據胡利婭姨媽給我講的一段軼事寫的，那是她在拉巴斯的薩維埃德拉劇院親眼看到的。多羅特奧·馬蒂是一位西班牙演員，他走遍美洲，演出《兇殘的女人》《真正的人》或其他更為慘不忍睹的東西，使廣大觀眾感情沸騰，聲淚俱下。甚至在利馬——戲劇在那裡作為一種奇聞已從二十世紀消失了——多羅特奧·馬蒂的劇團以它加演的根據神話傳說編寫的、獨一無二的劇目，使整個市政劇院座無虛席。那劇目的名字是：《我們的主耶穌的生活、受難和死亡》。藝術家具有一種強烈的務實精神。那些愛說長論短的人說，有一天夜晚，扮演耶穌的演員中斷了他在橄欖林中的痛苦嗚咽，用溫柔的聲音告訴尊貴的觀眾，劇團第二天將有一場動人的演出，屆時每位紳士可以免費帶上他的伴侶前來觀看（然後又繼續演出骷髏地）。這恰恰就是胡利婭姨媽在薩維埃德拉劇院看到的那場生活、受難和死亡的演出。劇情進入高潮時，耶穌在各各他山頂上奄奄一息，觀眾們發現那塊籠罩在香爐煙雲之中的木樁——馬蒂扮演的耶穌被釘在上面——開始搖動。是意外事件還是事先安排的？聖母、弟子、羅馬軍團計程車兵、平民都默默地交換著目光，小心翼翼地往後退，離開那個搖擺不定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多羅特奧扮演的耶穌把腦袋依然耷拉在胸前，喃喃地說起話來，聲音很低，但池座的前幾排還是能夠聽到：「我死了，我死了。」無疑，那些被褻瀆神明的恐怖嚇癱了、站在天幕上隱而不見的人誰也不去扶十字架。此刻，在一片代替了祈禱聲的恐怖嘈雜聲中，十字架無視各種物理定律，左右搖晃著。過了幾秒鐘，拉巴斯的觀眾們就看見了加利利的馬蒂被那塊聖木壓著向他所歌頌的舞臺墜落下去，並且聽到震撼劇院的雷鳴。胡利婭姨媽對我發誓說，耶穌摔到舞臺上變成肉餅前野蠻地吼叫道：「我死了，他媽的！」特別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我想重新創作。故事就讓它這樣結尾，以耶穌的吼叫和粗話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希望寫成一個滑稽的故事。為了掌握幽默的技巧，我在汽車上、火車上、睡覺前躺在床上，都在閱讀我手頭所有名家的作品，從馬克·吐溫、蕭伯納到哈迪埃爾·蓬塞拉和費爾南德斯·弗洛雷斯。可是，像過去一樣，我寫不出來。帕斯庫亞爾和大巴布利托不斷地數著我扔到筐子裡的紙張，好在赫納羅父子對新聞部的用紙毫不在乎。

過了兩三個星期，我才認識接替了大巴布利托的那個從勝利電臺來的人。跟他到來之前——那時人們可以自由地去觀看廣播劇錄音——不同，彼得羅·卡瑪喬已經禁止除演員和技師之外的任何人進入錄音室。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把所有的門都關上，在門前放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耶穌像。就連小赫納羅本人也不例外。我記得一天下午，小赫納羅像是遇到了麻煩需要安慰，氣得鼻子抽動著來到頂樓上向我發牢騷：

「我想到錄音室去，可是他一下子停止了排演，我不走他就拒不錄音，」他氣得聲音都變了，「他說我下次再使排演中斷就拿話筒打我的腦袋。我怎麼辦？是一氣之下把他趕走還是忍氣吞聲？」

我說了些他想讓我說的話，由於廣播劇取得了成功（「為了國家無線電電話事業」等等），要忍氣吞聲，不要再去那位藝術家的領地湊熱鬧。他這樣做了，我卻害上了獵奇病，很想去看看那位文人是怎樣錄製節目的。

一天上午，在我們慣常喝咖啡的時候，我小心翼翼、拐彎抹角說了一陣，最後鼓起勇氣試探一下彼得羅·卡瑪喬。我告訴他，很想看看新來的特技技師是怎麼工作的，以便證實一下技師是否像他向我說的那麼好。

「我沒有說他好，而是說他還可以，」他馬上糾正我說，「但是我在教他，他也許能成為一個好技師。」

他呷了一口滋補劑，用那雙小眼睛冷冷地、有禮貌地看著我，似乎滿腹疑慮，最後無可奈何地同意；

「好吧，您明天來，看三點鐘的。但是，下不為例，我實感遺憾。我不願意讓演員們分心，不管誰來都會擾亂他們，使他們脫離我的指揮，不能進入角色。錄製一段戲就是做一次彌撒，我的朋友。」

實際上，我看到的這次錄製比做彌撒還要莊嚴。在我所記得的彌撒中（我已多年不進教堂了）從未看到過像錄製《阿爾貝託·金泰羅的禍與福》第十七章那麼真切感人的場面。演出大概不超過三十分鐘——十分鐘排演、二十分鐘錄製。可我竟覺得持續了幾小時。整個演出過程中，鋪著落滿灰塵的綠地毯的玻璃房間裡籠罩著嚴肅的教堂氣氛，從一開始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稱得上是中央電臺的「一號錄音室」。錄音室裡的觀眾只有我和大巴布利托，其餘都是積極參加錄音的人。彼得羅·卡瑪喬一進來，就用他那軍人般的目光告訴我們，必須像可笑的雕像似的待著。劇本作者兼導演好像變了樣：魁梧、結實，活像一位給紀律嚴明的軍隊進行訓話的將軍。紀律嚴明？更確切地說，是被迷住了、神魂顛倒、十分狂熱的軍隊。何塞菲娜·桑切斯掛著大鬍子，青筋暴露，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認出來。我曾多次看過她錄製臺詞，嘴裡嚼著口香糖，手裡打著毛線，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看上去像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如今卻一變而為舉止嚴肅的人，此刻她如不檢視——猶如做祈禱——指令碼，便總是尊敬而溫順地盯著藝術家，像小孩子第一次接聖餐那天看著祭壇那樣微微顫抖。盧西亞諾·潘多和另外三個演員（兩個女的和一個很年輕的小夥子）也是如此。他們互不交談，互不相視；他們的眼睛像被磁鐵吸引似的，從指令碼轉向彼得羅·卡瑪喬，再轉向控制音響效果的技師——輕浮的奧喬阿，他在玻璃的另一側，分享著快樂。他非常嚴肅認真，不斷除錯各種控制系統，按電鈕，開燈光，緊皺眉頭，專心致志地注視著錄音室裡的情況。

五位演員在彼得羅·卡瑪喬周圍站著圍成一圈。彼得羅·卡瑪喬總是穿著那套黑西服，結著花格領帶，蓬鬆著頭髮。他正在給演員講解將要開始錄製的那場戲。他對他們講的並不是什麼指示，至少在他具體交代怎麼念道白——穩重或誇張、慢或快——時那種淡然的樣子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按照他的習慣，在講述深奧的美學和哲理時，總是露出一副高尚、傲慢的神氣，彷彿自己是這方面的權威。因此，「藝術」和「藝術的」這兩個詞彙便成了那種熱烈的演說中頻繁出現的字眼，如同神奇的軍中口令，什麼都能解決，什麼都能解釋。但是，比這位玻利維亞文人的話更為罕見的是他說話的那種熱情，也許他的話產生的效果更為罕見。他講話時打著手勢，不時地踮起腳尖；他的語調慷慨激昂，像一個人掌握了一種急迫的真理，必須宣傳它，讓人分享，讓人接受。他大獲成功：五位演員痴呆地聽他講話，神情惶惑，眼睛睜得老大老大，像是為了更好地吸收對他們工作（劇本作者兼導演說是他們的「使命」）的訓誡。我感到遺憾的是胡利婭姨媽不在場，因為當我給她講述在那漫長的半個小時裡我看到在彼得羅·卡瑪喬激昂演說的鼓舞下，從事利馬最卑賤職業的那夥演員如何改形換貌、美化裝扮、精神振奮地排演時，她是不會相信的。我和大巴布利托坐在錄音室一角的地板上，我們面前就是剛從勝利電臺叛逃而來的那個人，他的周圍放著從那個電臺帶來的東西，這是中央電臺的最新戰果。他也以神秘的姿態聆聽了藝術家感情奔放的演說。錄音一開始，我覺得他就變成了那個場面的中心人物。

他是一個身強力壯、銅色皮膚的小個子，頭髮挺硬，穿戴幾乎像乞丐：破舊的黃褲子、綴滿補丁的襯衣、沒有帶子的鞋。（後來我得知人們都管他叫那個神秘的綽號：石滾子。）他的工具是：一個舞臺、一扇門、一個盛滿水的洗臉盆、一個哨子、一疊白金紙、一臺電扇和其他一些類似家用的器皿。石滾子獨演一臺戲，他可以變換腔調，做雜技動作，扮演幾個角色，表演讓人想象得出的姿態。導演者剛發出預先定好的訊號——在充滿對話、哎喲聲和嘆息聲的空中像教師那樣擺動著食指——石滾子就在舞臺上煞有介事地邁著慢步，發出人物走動由遠及近或由近及遠的腳步聲；看到另一個訊號時，他操縱電線以不同的速度轉動著白金紙，發出淅瀝雨聲或颳風的呼嘯聲；再一個訊號，他把三個手指放到嘴裡吹起口哨來，錄音室裡充滿了顫音，那是一種在某個春曉時分喚醒別墅裡女主人的顫音。製造大街上一片嘈雜聲時，他幹得尤其漂亮：在某一特定的時間裡，兩個人物一邊交談一邊穿過阿爾瑪斯廣場，輕浮的奧喬阿利用錄音磁帶發出發動機和汽車喇叭的聲響，但是其他音響效果都是石滾子不靠機器而是自己弄出來的——用舌頭弄出爆裂聲、咯咯的叫聲、嘟嘟囔囔的說話聲、低低的耳語聲（他像是同時做著這些事情）。在中央電臺這間小小的錄音室裡，只要合上眼睛就能體會到各種聲音：輕鬆愉快的談話、笑聲、感嘆，即一個人在繁華的街道漫步時聽到的一切。但是，好像這還不夠，石滾子發出十幾種人聲的同時，還在舞臺上走動和跳躍著，發出行人在便道上的腳步聲和身體摩擦的聲音。他同時用腳和手「走路」（手是套上鞋子的），蹲下身子，像猴子一樣垂著雙臂，用肘腕和小臂拍打大腿。演完阿爾瑪斯廣場中午的嘈雜場面（聲音方面）後，在某種意義上說，用音樂配製——鐵器叮噹作響，刮玻璃，為了模仿在鬆軟地毯上椅子滑動和人跌倒的聲音用幾塊木板磨蹭臀部——利馬某個高傲的貴婦宅邸內的情況就是小事一樁了：貴婦用中國瓷器為女友倒茶，或者用音響效果使人彷彿親臨巴爾蘭科動物園，可以聽到野獸吼叫，飛禽啼鳴，動物用嘴刨地，豺狼嚎叫（他還另外增加了許多動物）。錄音完成後，他就像剛剛跑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馬拉松賽跑，呼哧呼哧喘個不停，兩眼發黑，汗流浹背。

彼得羅·卡瑪喬猶如置身於葬禮上的嚴肅態度感染了他的合作者。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古巴cmq電臺的廣播劇常常是在狂歡的氣氛中錄製的，演員們一邊表演一邊相互做著怪相，或做著下流的動作嘲弄自己和自己說的話。現在給人的印象則是，如果有誰開個玩笑，別人就會向他撲過去，把他當作褻瀆神明的傢伙進行懲罰。當時我想那也許是出於對上司的恭順裝出來的，為的是不像阿根廷人那樣被趕走，實際上他們並不像上司那樣對自己成為「藝術的牧師」有十分把握。但是，我錯了。返回泛美電臺時，我和何塞菲娜·桑切斯一起在貝倫大街散了會兒步，何塞菲娜·桑切斯在兩場廣播劇之間的空閒時間要回去為家裡煮點茶。我問她玻利維亞文人是否每次錄音前都要發表那種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是這次有點例外。她那樣輕蔑地看了看我，以致肥胖的下巴都顫抖了。

「今天他講得不多，因為他沒有靈感。有時想到他那些思想不保留下來傳給後代，真叫人難過。」

我問她——她「有那麼豐富的經驗」——是否真的認為彼得羅·卡瑪喬是一位才華出眾的人。她遲疑了幾秒鐘才找到了恰當的話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個人把藝術家的職業奉為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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