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喬·加蒂卡途經利馬一事，在我們的新聞稿上被帕斯庫亞爾炫耀成「絕妙的藝術界大事和全國無線電電話的巨大成就」。那次騷亂使我損失不小，丟了一條領帶，撕破了一件襯衣，都是九成新的，並且我再次對胡利婭姨媽爽約。在這位智利波萊羅歌唱家到來之前，我在各家報紙上看到過他數不清的照片和頌揚他的文章（小赫納羅曾說，不是花鈔票買來的文章最值錢），但是，只是當我在貝倫大街看到婦女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候進入演出廳時，才真正發現他的聲名如此顯赫。由於演出廳很小——僅一百個池座——只有屈指可數的女士得以入座觀看。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電臺門前擠得水洩不通，我和帕斯庫亞爾不得不從與我們的住房共用一個平臺的鄰樓爬到頂樓。我們已把七點鐘的新聞稿寫完，但無法送到二樓去。
「一大堆女人擠在臺階上、門口和電梯前，」帕斯庫亞爾對我說，「我想法請她們給我讓條路，可是她們把我當作餓漢。」
我給小赫納羅打了電話，興高采烈地說：
「魯喬的演出還要一個小時才開始，可是人群已經把貝倫大街的交通給堵塞了。這會兒，全秘魯都在收聽泛美電臺的廣播。」
我問他，鑑於發生了這種事情，是否能犧牲七點鐘和八點鐘的新聞？可是他對什麼狀況都能想出辦法，他叫我們通過電話把新聞口授給播音員。我們照他說的辦了。間歇時間，帕斯庫亞爾欣喜若狂地聆聽收音機裡的魯喬·加蒂卡的聲音，而我則重讀那篇關於議員—太監的小說的第四稿，我最後給它取了個恐怖小說的題目：《損壞了的面孔》。九點鐘，我們聽到演出結束了，聽到馬廷內斯·莫羅希尼向魯喬·加蒂卡告別的聲音和觀眾的歡呼聲。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歡呼。十秒鐘後，電話響了，我聽到小赫納羅告急的聲音：
「你們要想辦法下來，這裡像螞蟻似的，黑壓壓的一片。」
女士們擁擠在臺階上築成了一道人牆，被身材魁梧的門房赫蘇西託擋在演出廳的大門前。我們穿過這道人牆，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帕斯庫亞爾高喊著：「急診！急診！我們在找一個受傷的人！」女士們——大多數是年輕的——或無動於衷地望著我們，或微笑著，但是並不讓路，我們只好推開她們。來到演出廳內，我們看到一幅慌亂的場面：被眾人頌揚的藝術家正要求警察前來保護。這位藝術家身材矮小，臉色發紫，對他的女敬仰者們心懷憤怒。我們那位開明業主極力安慰他，告訴他叫警察來會造成更壞的印象，那群黑壓壓的姑娘站在那兒是出自於對他才華的崇敬。但是這位天才並不相信這番話。
「我瞭解那些女人，」他說，顯出又怕又氣的樣子，「先是要簽名，最後又抓又咬。」
我們都笑了，但後來的事證實了他的預言。小赫納羅決定讓我們等半個小時，他認為那群崇拜者一旦厭倦了就會走掉。十點十五分（我和胡利婭姨媽約好去看電影的時刻），姑娘們還沒有厭倦，倒是我們等得不耐煩了，於是商定擠出去。我和小赫納羅、帕斯庫亞爾、赫蘇西託、馬廷內斯·莫羅希尼挽著胳膊，圍成一個圓圈，把那位名人夾在中間。我們一開門，那位天才的臉色就更加慘白了，簡直就像張白紙。我們走下頭幾級臺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我們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頭頂，用胸撞，對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那些女士當時還只是鼓掌、嘆息和伸出手去觸控那個她們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縞素，微笑著，嘟嘟囔囔地說：「小心，別鬆開胳膊，朋友們。」但是，我們馬上不得不應付一場正式的進攻。她們抓住我們的衣服狠狠地拽著、號叫著，伸長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襯衣和西裝。經過十分鐘令人窒息的推擁，走到進口處的過道時，我覺得馬上就要頂不住了，並且彷彿看見：身材瘦小的博萊羅歌唱家被人從我們中間奪走，他的女崇拜者們當著我們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塊。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但是，當我們把他塞進老赫納羅——他已在方向盤前守候了一個半小時——的汽車裡時，魯喬·加蒂卡和我們這些鋼鐵般堅強的衛士都變成了這一場大災難的倖存者。我的領帶被搶走了，襯衣被撕得一條條的；赫蘇西託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搶走；小赫納羅的前額被手提包打傷了。歌唱大師安然無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只有鞋子和內褲完整無損。第二天，當我們十點鐘在布蘭薩咖啡館喝咖啡時，我把女崇拜者們的英雄業績講給彼得羅·卡瑪喬聽，他根本不感到驚異：
「我的年輕朋友，」他遠遠地看著我，沉著冷靜地對我說，「音樂也是打動人心的呀。」
正當我奮力保護魯喬·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時，阿格拉德西達太太已經把頂樓清掃完，我那篇關於議員的小說的第四稿被她扔進垃圾堆裡去了。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釋重負。我想那是天意。當我告訴哈維爾我不再寫下去時，他不但沒有設法勸說我，反而對我的決定表示祝賀。
胡利婭姨媽對我做保鏢的事頗為開心。自從在玻利瓦爾飯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們幾乎天天見面。魯喬舅舅過生日的第二天，我貿然到了阿爾門達利茨大街的家裡去，真幸運，胡利婭獨自一人在那兒。
「他們去看望你的奧爾騰西婭姨媽去了，」她說著，把我讓進大廳，「我沒有去，我知道那個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編造我的故事。」
我摟住她的腰，把她拉過來，想親吻她。她沒有拒絕，但也沒有親我。我感覺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貼在我的嘴上。我們分開時，我看見她面無笑容地望著我。她不像昨天晚上那麼驚恐，說得更確切些，她有些好奇，並且面帶譏諷的表情。
「喂，馬裡多，」她的聲音親切，沉靜，「我這一輩子各種荒唐的事都做過。但是，這個我不幹，」她大笑一聲，「我，難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嗎？這事我可不幹！」
我們坐下來，暢談了快兩個小時。我給她講了我的全部生活情況，不是過去的，而是未來的，也就是當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為作家時的生活情況。我告訴她，從我第一次讀大仲馬的作品起，就想寫作，並且從那時起，就夢寐以求去法國旅行，住在藝術家區的某個亭子間裡，全力以赴地致力於文學，這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我對她說，為了討家庭的喜歡，我才選學法律，可是我覺得在所有的職業中，律師是最令人討厭和愚蠢的，我永遠不會從事這個職業。我多次發現自己講的話很狂熱。我告訴她，我平生第一次將心裡話講給一個女人而不是男友聽。
「在你看來，我像你媽媽，所以你對我講了貼心話，」胡利婭姨媽對我進行心理分析，「這麼說來，多麗塔的兒子竟然成了個流浪者，不行，不行。糟糕的是，你會餓死的，孩子。」
她對我說，前一天晚上，她徹夜失眠，回味著玻利瓦爾飯店裡偷偷的接吻。這位多麗塔的兒子，曾幾何時，至多是昨天吧，她還陪同他媽媽一塊兒送他到科恰班巴的拉薩列學校去上學，她仍然把他當作一個拖鼻涕穿短褲的小孩子，一個為了免得獨自外出才叫他陪自己去看看電影的娃娃，可現在竟長大成人，一下子親起她的嘴來了，她實在難以理解。
「我已長大成人了，」我拉過她的手來親吻，理直氣壯地對她說，「我十八歲了，而且五年前就不是處男了。」
「那麼我呢，我已經三十二歲，十五年前就不是處女了，那我又該是什麼樣的人呢？」她笑了，「一個老掉了牙的女人！」
她的笑聲嘶啞而有力，爽朗歡快；她那張厚嘴唇的嘴巴張得老大老大，眼角堆起皺紋。她譏諷、調皮地看著我，儘管還不像是對待成年男子，可也不像是對待胎毛未脫的娃娃那樣了。她起身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
「在你昨晚那些大膽的舉動之後，我再不能用可樂招待你了，」她對我裝出難為情的樣子，「我不得不像對待我的求愛者那樣招待你。」
我對她說，年齡上的差異並不那麼可怕。
「是的，並不見得那麼可怕，」她回答我說，「可是，差一點，只差一點點，你就正好是我的兒子啦。」
她給我講述了她的婚後生活。開始幾年一切如意。她丈夫在高原上有座莊園，她對鄉居生活是那麼習慣，所以很少到拉巴斯去。莊園住處很舒適，她喜歡那裡寧靜、健康而簡單的生活：騎馬，遠足，參加印第安人的聚會。由於她不能生育，陰雲便開始出現；一想到不能傳宗接代，她丈夫便悶悶不樂，後來喝起酒來，從此夫妻關係便沿著吵架、分居、重歸於好的斜坡往下滑，直到最後吵翻。離婚後，他們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係。
「假如有一天我結婚，是不要孩子的，」我提醒她，「孩子和文學勢不兩立。」
「這就是說，我可以提出申請，掛號排隊了？」胡利婭姨媽風韻十足地對我說。
反駁別人的話時，她反應機敏，顯得很有口才；她饒有風趣地講述桃色故事，她（同到那時為止我所認識的所有女人一樣）對文學一竅不通到可怕的地步。她給人的印象是，在玻利維亞莊園那漫長的清閒歲月裡只讀過阿根廷的一些雜誌、德利的個別拙作，還有她認為值得回味的一兩本小說：一個叫胡爾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的兒子》。那天晚上，我告辭時問她我們是否去看電影，她說：「完全可以。」我們去看了夜場。從那以後，幾乎天天如此。除了耐著性子看許多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歌劇外，我們還無數次地接了吻。看電影漸漸變成了藉口。我們選擇距離阿爾門達利茨住宅最遠的一些影院（蒙泰卡洛、科利納、馬爾薩諾），以便有更長的時間待在一起。電影散場後，我們沿著米拉弗洛雷斯空曠無人的街道長時間地來回踱步（每當出現路人或汽車時就分開），做著「小肉餅」（她對我說，在玻利維亞，手挽手被稱為「做小肉餅」），無所不談，而那正是在利馬稱之為冬天的、可怕的季節裡，牛毛細雨淋得我們渾身溼漉漉的。胡利婭姨媽總是和她的眾多求愛者一同去用午餐或喝茶，但是把晚上的時間留給我。我們經常去影院，坐在池座的後排（特別是影片很糟的時候），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不影響別的觀眾的情況下接吻而又不被認出來。我們的關係很快穩定下來，但是沒有定型，處在戀人和情人這兩種格格不入的範疇中某個難以確定的階段。這一點在我們的談話中常常提及。說是情人，是指我們總是躲躲閃閃，提心吊膽，怕被人發現，老是覺得在冒風險；但這是精神上的，實際並非如此，因為我們並不放蕩相處（像哈維爾後來大肆渲染的那樣，我們幾乎「碰都不碰」）。說是戀人，是指我們尊重當時米拉弗洛雷斯青年戀人的某些古老禮儀（看電影，一邊看一邊接吻，手挽手在街上漫步）和保持貞操（在石器時期，米拉弗洛雷斯的姑娘們結婚時一般都是處女，只有當自己的戀人成為正式的未婚夫時才讓他觸控乳房和性器官），但是，我們的年齡相差那麼大，又有親緣關係，怎麼會成為戀人？鑑於我們含糊而荒唐的浪漫愛情，我們便開玩笑地稱這種愛情是：「英國式的婚約」「瑞典式的浪漫」「土耳其戲劇性的愛情」。
「一個娃娃和一個老太婆之間的愛情，而且這個老太婆還是娃娃的姨媽，」一天晚上，我們穿過中心公園時，胡利婭姨媽對我說，「這可是彼得羅·卡瑪喬廣播劇的好題材。」
我提醒她：「她只不過是我的表姨媽。」而她對我講，在三點鐘的廣播劇節目裡，聖伊希特羅的一個小夥子非常和藹可親，是用夏威夷滑雪板滑雪的健兒，他偏偏和他的妹妹發生了關係，更可怕的是，使她懷了孕。
「你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聽廣播劇的？」我問她。
「我是受了姐姐的影響，」她回答說，「實際上，中央電臺的那些東西純粹是捕風捉影，都是些令人心碎的劇目。」
她推心置腹地對我說：聽廣播劇時，她和奧爾卡舅媽常常雙眼含著淚水。這是我看到彼得羅·卡瑪喬的文筆在利馬居民中產生影響的第一個證明。以後連續幾天，我又在我家的住處看到了另外的證明。我常到拉烏臘姨母那裡去，她一見到我出現在大廳門口就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吩咐我保持肅靜。她把身子傾在收音機旁，好像不單單是為了傾聽，也是為了嗅聞、觸控玻利維亞藝術家的（或顫抖、或嚴肅、或熱情、或清脆的）聲音。我到加比姨媽那裡去，見她和奧爾騰西亞姨媽一邊聚精會神地用手指拆線團，一邊洗耳恭聽盧西亞諾·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怪腔怪調、充滿形容詞的對話。而在我自己家裡呢？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正如外祖母卡門說的，他們一向「喜愛小小說」，現在卻確確實實地迷上了廣播劇。我早晨被他們扭動收音機指標發出的聲響吵醒——他們正忙著準備收聽第一次即十點鐘的廣播劇；我吃午飯時，不得不聽下午兩點鐘的廣播劇；白天，不管我什麼時候回家，都碰到兩位老人和廚娘躲在小會客廳裡全神貫注地在足足有櫥窗那麼大小、笨重的收音機旁收聽廣播劇。最糟糕的是，他們總是把音量開到最大。
「你為什麼那樣喜歡廣播劇？」有一天，我問外祖母，「比如說，那裡面有書本上沒有的東西嗎？」
「這玩意兒很生動，親耳聽人物講話覺得更真切，」她思索了一下，然後給我解釋，「再說像我這樣的年紀，耳朵比眼睛更好使。」
我在別的親戚家也做了類似的調查。我的姨媽和舅媽——加比、拉烏臘、奧爾卡和奧爾滕西婭，都喜歡廣播劇，因為她們覺得廣播劇很有意思，既有悲傷的，也有快活的；還因為廣播劇使她們有了消遣，使她們充滿幻想，能體會到實際生活中無法體會到的東西；還因為廣播劇表現真人真事，又或者因為每個女人都有點兒浪漫情趣。當我問她們為什麼不喜歡看書時，她們反駁說：誰那麼傻呀，幹嗎去買書？書裡講的都是些深奧的文化；而廣播劇則簡單明瞭，惹人發笑，可以消磨時光。真的，她們確實成天守著收音機，我從未見到她們有誰開啟過一本書。在我們夜間散步時，胡利婭姨媽有時扼要地給我講些她印象深刻的故事，我給她講同玻利維亞文人交談的內容。這樣，不知不覺，彼得羅·卡瑪喬就成了我們浪漫史的組成部分。
我經過無數次交涉終於修好了打字機那天，小赫納羅本人對我證實了新廣播劇所取得的成就。他手中拿著資料夾，眉飛色舞地登上閣樓。
「超出了最樂觀的預期，」他對我們說，「兩個星期內，收聽廣播劇的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你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主辦人將增加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麼也意味著給我們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工資了，赫納羅先生？」帕斯庫亞爾在他的座位上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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