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他醒了，又驚又怕。他每夜都是在思緒混亂中度過的。這一夜，他在夢中竟然回憶起了朋友——現在說來，是前朋友——赫伯特·沃德，使得他大吃一驚，緊張起來。夢中回憶的，不是兩個人在亨利·莫頓·斯坦利爵士探險隊工作結識時的非洲，也不是後來他多次去拜訪赫伯特和薩莉塔夫婦時的巴黎，而是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正好在炮火連天、巷戰激烈、集體殉難的聖周起義那一天。赫伯特·沃德竟然出現在愛爾蘭起義者中間，在愛爾蘭志願軍、在愛爾蘭人民軍之中，為愛爾蘭的獨立而戰鬥！人的腦子在夢中怎麼會有如此荒誕的幻想？
他想起來了，就在幾天前，英國內閣開了會，但關於從寬處理的請求未作出任何決議。這是他的律師喬治·卡萬·達夫告訴他的。出什麼事了？為什麼又要推遲？卡萬·達夫認為這是一個好兆頭：部長之間有分歧，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也就是說，還是有希望的。但是，等待就等於每天、每小時、每分鐘都在一點一點地死亡。
一想起赫伯特·沃德，他就很難過。他們再也不會是朋友了。他那年輕英俊、身體健康的兒子查理於1916年年初在新沙佩勒前線陣亡，在二人之間隔開了一道永遠不能彌合的鴻溝。赫伯特是他在非洲結識的唯一真正的朋友。從一開始，他就認為赫伯特是自己的兄長，人品非常高尚，遊遍了半個世界——紐西蘭、澳大利亞、舊金山、婆羅洲等地——文化修養極深，超過羅傑周圍，包括斯坦利在內的所有歐洲人。跟他在一起會學到很多東西，可以跟他同呼吸、共命運。同許多受僱於斯坦利的歐洲人不同——那些歐洲人在為利奧波爾多二世探險的過程中，只會在非洲獲取錢財和權力——赫伯特喜歡冒險，為冒險而冒險。他是一個喜歡行動的人，對藝術又有著極大的熱情，是以尊重人的好奇心接近非洲人的。他調查他們的信仰、習慣、宗教及服裝、飾品，是從美學與藝術的觀點出發對這些事物感興趣的，也不乏智力和精神上的考慮。於是，在空閒的時候，赫伯特就以非洲為題材畫幾張畫，搞些小型的雕塑。在長途跋涉、工作一天之後，到了晚上，支起帳篷準備野宿時，二人總要暢談一會。赫伯特對羅傑說，他早晚要放棄這個工作，專門從事雕塑工作，到「世界藝術之都」巴黎去過藝術家的生活。他對非洲的熱愛一刻也沒有減弱，相反，距離與歲月反倒增強了這種熱愛。羅傑還記起沃德那位於倫敦切斯特廣場53號的家，那裡擺滿了來自非洲的物件，尤其是他在巴黎的那間工作室，牆上掛滿長矛、標槍、箭鏃、盾牌、面具、划槳和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刀子，地上堆滿了各種野獸頭部的標本，皮椅上還鋪了各種獸皮。就在這些物件中間，他們整夜整夜地回憶著在非洲的旅行。沃德夫婦的女兒弗朗西斯那時還很小，人們都叫她「小蟋蟀」，有時穿起長袍，戴上土著人的項圈及各種飾物跳起巴剛果族的舞蹈。她的父親拍著手，哼著旋律單一的小曲為她伴奏。
羅傑很少對人坦承對斯坦利、對利奧波爾多二世、對促使自己來到非洲的念頭（帝國主義和對外殖民可以為非洲人開闢通往現代化和進步的道路這一說法）的失望，卻對赫伯特說了出來：歐洲人來到非洲的真實目的並不是幫助非洲人擺脫異教和野蠻習俗的束縛，而是以不法與殘忍的手段貪得無厭地剝削他們。他倆看穿了這一點，看法完全一致。
然而當羅傑在談話中漸漸地表露出民族主義的想法時，赫伯特·沃德並沒有當真，只是以他特有的親切方式揶揄他、提醒他不要搞那種徒有其表的愛國主義——旌旗招展、歌聲如潮、步調統一。他說，那種愛國主義早晚要倒退回地方主義，導致精神上目光短淺，乃至對普世價值的扭曲。儘管如此，這位以世界公民自詡的赫伯特在世界大戰那樣大規模暴力面前的反應與幾百萬歐洲人一樣，也藏身於愛國主義的名義之下了。在他寫給羅傑的斷交信中，充滿了他自己所諷刺的愛國主義感情，充滿了他原先認為是原始的、微不足道的、對旗幟與故鄉的熱愛。但此時（在夢中），真難以想象，那位巴黎的英國人與亞瑟·格里菲斯的新芬黨人——詹姆斯·康諾利的人民軍、帕特里克·皮爾斯的志願軍搞在了一起，在都柏林的街道上為愛爾蘭獨立而戰鬥，真是荒唐！儘管如此，羅傑躺在牢房裡那狹窄的木床上盼望天亮時想道：不管怎麼說，在這不可理解的事物深處總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夢中、在他的腦海裡試圖使他所熱愛與夢寐以求的兩樣事物——朋友與國家——和解。
一大早，典獄長進來通知他有人來探視。羅傑走進探視室，看到室內唯一的矮凳上坐著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立刻感到心臟跳得快起來。看到羅傑，女歷史學家站了起來，微笑著走上前擁抱了他。
「愛麗絲，親愛的愛麗絲，」羅傑說道，「真高興再次見到你！我以為起碼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會再見面了。」
「再次得到允許還真不容易，」愛麗絲說道，「不過，你瞧，我的頑強態度最終還是說服了他們。你不知道我走了多少門路。」
他的這位老朋友在穿戴上本來很講究，高雅入時，但這次和上次探視時不一樣：穿著退色的舊衣裳，頭上隨便蒙著一塊頭巾，露出一綹灰髮；腳上的鞋子上沾滿了泥濘。她不僅衣著可憐，神情也顯得很疲乏，無精打采。她怎麼變化這麼大？出了什麼事？倫敦警察局是不是找她麻煩了？她彷彿對發生的事並不在乎，只是聳了聳肩，說都不是。愛麗絲既沒談關於從寬申請的事，也沒談起此事推遲到下次部長會議時再議。羅傑猜想她對此事並不知情，也就沒提，只是對她講述了那荒唐的夢境，即他夢見赫伯特·沃德於聖周衝突和戰鬥中出現在都柏林市中心的愛爾蘭起義者之中。
「關於此事件的訊息，會漸漸透露出來。」愛麗絲說道。羅傑注意到她的聲音是悲憤的。他也發現他們身邊的典獄長和看守聽到他們談論愛爾蘭起義時，表情僵硬地背過身去，卻豎起了耳朵聽。他擔心典獄長會提醒他們不要談論起義的事，但典獄長並沒有禁止。
「你是不是知道點兒什麼，愛麗絲？」羅傑問，聲音低得像耳語。
歷史學家點了點頭，羅傑發現她的臉色有些發白。愛麗絲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好像在猶豫應不應該談論這個令他痛苦的話題，從而擾亂他的情緒；更好像在這方面有許多話要對他說，但不知從何說起。最後，她還是回答了。關於起義的那個星期在都柏林和愛爾蘭其他一些城市發生的事，她聽說，而且不斷地聽到許多說法——互相矛盾的、摻雜著想象的、幻想的與真實的、誇張的與編造的，等等，當某些事件足以把人民動員起來時，都會發生這樣的現象——但是她最相信的是她剛從倫敦來的侄子、嘉布遣會修士奧斯丁的話，那才是第一手的新聞來源。他當時正好在烽火連天的都柏林作為護士和精神助手奔波於郵政局（那是帕特里克·皮爾斯與詹姆斯·康諾利指揮起義的大本營）、聖斯蒂芬公共綠地的各個戰壕（康斯坦斯·馬基維奇手執一把海盜用的手槍，身穿一身無可挑剔的志願軍制服在這裡指揮作戰）、雅各布餅乾工廠附近的街壘及柏蘭德磨坊（埃蒙·德·瓦萊拉在英軍包圍前佔領了該地）之間。愛麗絲認為奧斯丁修士的講述可能接近事實，那才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事實。
又是一陣沉默，羅傑卻不敢打破。僅僅幾天沒有見到她，她就好像老了十歲：額頭出現了皺紋，脖子和手上有了斑點，本來明亮的眼睛不再閃光。他注意到她很悲傷，他也知道她不會在他面前哭出來。是不是從寬處理的請求被否決而她不敢告訴他？
「我侄子記得最清楚的，」愛麗絲又道，「並不是槍聲、炸彈、傷員、鮮血、火焰和使人窒息的煙霧，你知道是什麼嗎，羅傑？是混亂，一片混亂，整個星期籠罩在一群群革命者中間的極度混亂。」
「混亂？」羅傑重複道，聲音很低。他閉上眼睛，彷彿在試圖看看、聽聽並感受一下那片混亂。
「混亂，極度的混亂，」愛麗絲又強調一遍，「他們都準備犧牲了，度過了愉快而興奮的時刻、難以置信的時刻、自豪的時刻、自由的時刻，儘管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不管是領導還是一般成員——並不清楚他們正在幹什麼甚至想幹什麼。這些話都是奧斯丁說的。」
「但他們起碼知道期待的武器為什麼沒有到達吧？」羅傑見愛麗絲又沉浸在長時間的沉默中，低聲道。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奇談怪論都有，沒有人戳破謊言，因為沒有人知道實際情況如何。謠言滿天飛也真有人相信，因為他們需要相信自己的絕望處境總該有個說法，譬如德國軍隊正在包圍都柏林；幾個連、幾個營已經在岸邊若干地方登陸，正在向首都挺進；譬如在內地的科克、戈爾韋、韋克斯福德、米斯、特拉利各郡，包括厄爾斯特各地，成千上萬的志願軍和人民軍也都起來了，佔領了營房和警察局，從四面八方向都柏林進軍，去支援被圍困的人。他們飢渴交迫，幾乎沒有彈藥，只能把希望寄託於幻想。」
「我早知道會是這樣。」羅傑說道，「我沒能及時制止這種不理智的行動。現在距離愛爾蘭的自由再一次比以前更加遙遠了。」
「約恩·麥克尼爾知道後，曾想阻止他們，」愛麗絲說道，「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軍事指揮部向他隱瞞了起義計劃，因為如果沒有德軍的支援，他是反對武裝行動的。志願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愛爾蘭人民軍把自己的人召集了起來，準備在復活節前的星期天進行軍事行動。麥克尼爾得知此事，便下令禁止，說志願軍的各連隊沒有接到他簽字的命令就不許上街。這引起了極大的混亂。成百上千的志願軍留在家裡，許多人想與皮爾斯、康諾利、克拉克取得聯絡但都沒有成功。後來那些服從麥克尼爾命令的人只得眼看著違反命令上街的人被殺害而無能為力，因此現在許多新芬黨人和志願軍都恨麥克尼爾，認為他是叛徒。」
愛麗絲又沉默下來，羅傑則走了神。約恩·麥克尼爾是叛徒？真愚蠢！這位蓋爾同盟的創始人、《蓋爾日報》的編輯、愛爾蘭志願軍的創始人之一、一生都在為儲存愛爾蘭語言和文化而鬥爭的人，居然因阻止那次註定要失敗的浪漫起義而被指控背叛自己的弟兄？真令人難以想象。如果他被關入監獄，一定會成為諷刺的物件，也許會遭到愛爾蘭愛國者用來懲罰溫和派和膽小者的那種冷冰冰的鄙視目光。這位大學教授溫和、有學問，熱愛自己國家的語言、習俗和傳統。他會感到被曲解，會自我折磨：「我下那道命令難道錯了？我不過是想拯救生命，難道這就成了在革命者中間散佈混亂、製造分裂、導致起義失敗嗎？」羅傑覺得在約恩·麥克尼爾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歷史和環境把二人置於同樣矛盾的立場之中。如果他當時沒有在特拉利被捕，而是得以跟皮爾斯、克拉克及其他軍事領導人談上了話，事情將會怎樣？他能不能說服他們？很可能不能。於是，現在也許會有人把他也稱作叛徒。
「我現在正在做一件也許不該做的事，親愛的，」愛麗絲強笑道，「只告訴你壞訊息、悲觀的訊息。」
「除了剛才講的，難道還有壞訊息？」
「是的，還有。」女歷史學家臉紅了一下，鼓足勇氣說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反對那次起義，不過……」
「不過什麼，愛麗絲？」
「不過，儘管只是幾小時、幾天、一星期，但愛爾蘭終歸做了一回自由的國家，親愛的，」她說道，羅傑覺得她在激動得發抖，「一個獨立的共和國、一個主權國家，有著自己的總統、自己的臨時政府。帕特里克·皮爾斯走出郵政局，在廣場的臺階上宣讀了由七人簽署的《獨立宣言》，宣佈愛爾蘭共和國憲法政府成立。那時奧斯丁還沒有到達那裡，好像人也不多，但凡是在場的人都聽到了，也都有著特殊的感受。不是嗎，親愛的？我跟你說過，我是反對起義的，但當我讀了宣言的文本，我哭了，哭出了聲，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以上帝的名義，以從其手中繼承了愛爾蘭民族傳統的先輩們的名義，愛爾蘭，通過我們的聲音，把她的兒女召集到她的旗幟下並宣佈自己獲得了自由……’你瞧，我都能背下來了。我很遺憾，非常遺憾，當時沒能跟他們在一起。你懂嗎？」
羅傑閉上了眼睛，眼前出現了那一場面，清清楚楚，極為生動。天上佈滿烏雲，大雨就要落下，在郵政局那高高的臺階上，在一百名也許是二百名武裝著步槍、左輪、大刀、長矛、木棍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男人，也有不少扎著頭巾的婦女）面前，瘦高、略帶病態的帕特里克·皮爾斯出現了。他三十六歲，目光堅毅，全身散發著尼采所謂的「權威的意志」，使得他自十七歲加入蓋爾同盟以來很快就成為該同盟無可爭議的領袖，而且一直能戰勝各種意外的不幸——病痛、鎮壓、內訌——並把自己一生的夢想鑄成現實：愛爾蘭應該為反抗壓迫者而舉行武裝起義，而不是像聖徒那樣為人民贖罪而殉道。此時，他激動萬分，以讚頌救世主般的聲音宣讀起來，遣詞造句極為講究，從而結束了幾個世紀以來的被佔領與被奴役，宣告了愛爾蘭新世紀的到來。人們以神聖、虔誠的心情安靜地聽著，皮爾斯的話應該傳到了都柏林中心那些尚未聽到槍聲、尚未看到志願者面孔的、完整無缺的角落裡。從起義者佔領了的郵政局和薩克維爾大街上建築物的窗子裡，人們都探出身來觀賞那簡單而隆重的儀式，在喧鬧聲、掌聲、萬歲聲和烏拉聲中聽著。由七人簽署的宣言讀完，當皮爾斯本人與其他領袖宣佈大會結束、解釋說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回到各自的崗位上去執行任務、準備戰鬥的時候，大街上、窗子裡、房頂上的人群以簡單熱烈的情緒歡呼了皮爾斯的話。羅傑感到自己的眼睛溼潤了，他也顫抖起來。為了不哭聲，他匆忙地說道：「當然，真是太感人了。」
「這是一種象徵，歷史是由象徵寫就的。」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同意，「皮爾斯、康諾利、克拉克、普倫凱特及其他簽署了《獨立宣言》的人被槍殺並不重要，相反，物件徵而言，這種槍殺是一場血的洗禮，為這一象徵戴上了英雄主義與烈士的光環。」
「這也正是皮爾斯和普倫凱特所要得到的。」羅傑說道，「你說得對，愛麗絲，我也真想當時能在場，跟他們在一起。」
這句話感動了愛麗絲。在郵政局的臺階上，起義者的婦女組織、婦女同盟中的許多婦女也都參加了起義，同樣讓她大受感動。那幅場面倒是嘉布遣會修士親眼所見：在起義者的各個群體中，領袖們派給婦女的任務是為戰士們做飯。但是後來隨著戰鬥的展開，婦女同盟的成員擔負的責任也像扇面般地擴大了，槍聲、炸彈聲和火光把她們從臨時搭建的廚房裡拽了出來，幹起了護士的工作。她們為傷者包紮、幫助外科醫生取出子彈、縫合傷口、為可能壞死的肢體截肢。不過，這些婦女——其中有青少年，也有老年人——最重要的任務，也許是通訊。當起義者佔據的街壘和據點不斷陷於孤立狀態時，就不得不向廚娘和護士求助，派她們騎腳踏車去傳遞口頭的或書面的信件與情報。沒有腳踏車，就靠雙腿。傳遞訊息時還得到了指示。如果受傷或被捕，就把檔案毀掉、燒掉或吞進肚子。奧斯丁修士對愛麗絲說，在起義的那六天裡，在炸彈聲和槍聲中，房頂、牆壁、陽臺轟然倒塌，把都柏林市中心變成了火海中被燒焦了的、染著鮮血的瓦礫堆成的群島，但他始終能看見那些神色鎮靜、大無畏的、英勇的、穿著裙子的天使來來往往，像女騎手貼住自己的坐騎那樣抓住腳踏車柄，帶著信件和情報拼命地蹬啊蹬，去打破英國軍隊企圖在鎮壓住起義者之前把他們孤立起來的隔離策略。
「後來，英國軍隊佔領了各個街道，交通斷了，她們的通訊任務已不可能進行，於是許多婦女拿起了丈夫、父親和兄弟的手槍、步槍，也參加了戰鬥。」愛麗絲說道，「表現出婦女並不是弱者的，並不只有康斯坦斯·馬基維奇一個人，許多婦女跟她一樣手執武器地戰鬥、受傷或犧牲。」
「知道她們有多少人嗎？」
愛麗絲搖了搖頭。
「沒有官方數字，有些數字完全是想象的。有一點可以肯定：她們都在戰鬥。英國軍隊很清楚，是他們逮捕了戰鬥的婦女，把她們拖進了里士滿監獄和凱勒梅堡監獄，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甚至還要槍斃她們。這訊息的來源很可靠，來自一位部長。內閣的顧慮不無道理：如果槍斃婦女，整個愛爾蘭都會起來暴動，那樣事情就可怕了。於是首相阿斯奎斯本人發電報給都柏林的軍事首腦約翰·馬克斯韋爾，口氣堅決地命令他，一名婦女也不許槍斃。因此康斯坦斯·馬基維奇保住了性命——軍事法庭本來判她死罪，後來在政府的壓力下改判無期徒刑。」
儘管如此，在那一個星期的戰鬥裡，都柏林的市民並不都是熱情洋溢、團結一致、英勇奮鬥的。那位嘉布遣會的修士就親眼看見薩克維爾大街和市中心一些街道上的店鋪和百貨商店遭到流氓無賴和來自郊區的窮人的搶劫，這就使得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愛爾蘭志願軍和人民軍的領袖的處境相當尷尬——沒預見到起義會派生出犯罪行為。在有的地方，起義者力圖阻止旅館被劫，甚至朝天放槍以驅散洗劫格雷沙姆旅館的人群；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起義者放任不管，甚至以為那是在為那些卑賤饑民的利益而鬥爭，而且同他們混在一起，瘋狂地與該市的豪華商店對抗，讓搶劫者洗劫一空。
在都柏林的街道上，與起義者對抗的不光有搶劫者，還有在起義期間遭到武裝起義者進攻而受傷或死亡的警察與士兵的母親、妻子、姐妹和女兒，有時一群群為數眾多的婦女因痛苦、絕望和憤怒而顯得異常激動，更無所畏懼。在有的地方，這些婦女甚至撲向起義者的群體，朝戰士們一面辱罵一面扔石子、吐唾沫，大罵戰士們是殺人犯。對那些自認為擁有正義、善良和真理的人來說，這一切是很難自洽的。他們發現與之對抗的並不是帝國的走狗、佔領軍計程車兵，而是那些卑微的愛爾蘭人——苦難讓他們看不清，並不把起義者看作祖國的解放者，而是殺害他們親人的殺人者；而被殺者同他們一樣，唯一的罪狀就是卑微，是跟世上的窮人一樣為了謀生而去當兵、當警察。
「黑白不分，親愛的。」愛麗絲評論道，「即使在如此正義的事業中也是如此，一片灰暗，一塌糊塗。」
羅傑表示同感，朋友的話也可適用在他身上。一個人再慎重，把自己的行動計劃得再精明，生活也要比一切的估計複雜得多，使人不知所措，計劃會被動盪而矛盾的局勢取而代之。他本人不就是這種含混不定最生動的例子嗎？審問他的兩個人——雷金納德·霍爾和巴茲爾·湯姆森——以為他從德國回來是為了領導起義，起義的領導人卻知道他因未獲德軍的支援而反對起義，直到最後時刻還在向他隱瞞起義計劃。事情竟是如此前後矛盾，並不一致。
在民族主義者之中是不是瀰漫著灰心喪氣的情緒？他們最好的幹部都犧牲了，不是被槍殺就是入獄。重啟獨立運動需要時日。許多愛爾蘭人跟他一樣信任德國人，德國人卻拋棄了他們，幾年來為愛爾蘭所作的努力與犧牲付之東流。而他，卻在這裡、在英國的監獄裡，等待著從寬處理的申請可能被拒絕的結果。還真不如當時同那些詩人、音樂家一起執槍戰鬥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那樣死去還有其積極的意義，而不是陰錯陽差地像個普通罪犯那樣被絞死。他們的確是詩人、音樂家，所以選擇起義行動中心時不是在軍營，不是在都柏林城堡，也不是在象徵殖民權力的崗樓，而是在民用建築物——剛剛改建好的郵政局大樓裡——比起打敗英國兵，他們更希望爭取到民心。在柏林進行爭論時，約瑟夫·普倫凱特不是說得很清楚嗎？渴望殉道的詩人和音樂家希望以起義行動來喚醒沉睡的民眾，因為這些民眾跟約翰·雷蒙德一樣相信和平的道路，相信帝國發發善心就能讓愛爾蘭獲得自由。那是天真還是有遠見呢？
羅傑嘆了一口氣，愛麗絲親熱地拍了拍他的胳膊：「現在談論此事，太令人傷心也太讓人激動了，不是嗎，親愛的？」
「是的，愛麗絲，太令人傷心也太讓人激動。有時，我對他們乾的事很惱火；但有時，我從心底裡羨慕他們，無限地敬佩他們。」
「說真的，我最近也在想這件事，在想我到底需要什麼，羅傑。」愛麗絲抓住他的胳膊說道，「你的想法、你清醒的頭腦幫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有一件事，你知道嗎？現在你還不知道。到時候，所有發生的事都會有好的結果，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
羅傑點頭稱是，儘管不完全明白女歷史學家想說的是什麼。
「眼下，約翰·雷蒙德的擁護者的勢力在愛爾蘭日漸衰落，」女歷史學家接著說道，「儘管我們以前是少數，但現在大多數愛爾蘭人已經站在我們這一邊了。你可能不相信，但我敢對你發誓，事情確實如此。槍殺、軍事審判、流放對我們來說反倒變成了好事。」
羅傑發現背對著他們的典獄長動了一下，好像要轉過身來命令他們住口，但是這一次他沒這樣做。看樣子愛麗絲現在很樂觀，據她說，皮爾斯、普倫凱特並沒有灰心喪氣，因為在愛爾蘭的大街上、教堂裡、各種民間協會和工團裡，自發的遊行示威日益增多，對烈士、被槍斃者、被判無期徒刑者表示同情，對警察和英國士兵露出了敵意——路上的行人謾罵他們，侮辱他們，以致軍政府下令警察和士兵巡邏時要結隊而行，不執行任務時要穿便衣，因為人民的敵視會使得保安人員士氣低落。
據愛麗絲說，變化最明顯的是天主教，其領導層和大部分教士本來一直親近約翰·雷蒙德及其愛爾蘭議會黨追隨者的漸進式的和平理論，主張愛爾蘭自治，遠離新芬黨、蓋爾同盟、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和愛爾蘭志願軍的激進分裂主張。但是，自從起義以來，天主教改變了。也許是在那戰鬥的一週，起義者所表現出的宗教行為影響了他們。曾去過街壘、成為起義焦點的建築物等處的神職人員（其中包括奧斯丁修士）所說的話，斬釘截鐵地證明：起義者們做彌撒、做懺悔、領聖餐；許多戰士在開槍前還請神父為他們祈福；所有群體中的起義者都嚴格遵守領袖關於嚴禁飲酒的命令；在炮火平息的片刻，起義者都會跪下來，手執念珠，高聲祈禱；被執行死刑的人，沒有一個人面對行刑隊時不曾要求得到神職人員的精神幫助，包括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無神論者的詹姆斯·康諾利。康諾利在戰鬥時中了槍，傷口流著血、坐在輪椅上被槍斃前還吻了凱勒梅堡監獄的教堂神父遞給他的十字架。自五月以來，愛爾蘭到處都在舉行感恩祈禱，向在聖週中犧牲的烈士們表示敬意。在禮拜天的彌撒中，沒有一位神父在佈道時不要求其信徒為遭英軍槍決、秘密埋掉的愛國者的靈魂進行祈禱。當局的軍事首腦約翰·馬克斯韋爾爵士曾向天主教高層人士提出正式抗議，但主教奧德夫耶爾未予理會，而是為神父們進行了辯解，說那位將軍是「軍事獨裁者」，指責他槍決起義者並拒絕把屍首交還給死者家屬是違背基督教教義的。軍政府藉口說軍事法保障交還屍體這一條款已然失效，但秘密掩埋愛國者以避免讓他們的墳墓成為共和國的朝聖地這一事實激發了包括曾對激進派缺乏好感的人士的憤慨。
「總而言之，天主教信徒們的影響日益擴大，我們這些聖公會的民族主義者卻像巴爾扎克小說《驢皮記》中描寫的那樣縮小了。你和我就差皈依天主教了，羅傑。」愛麗絲開玩笑道。
「實際上，我已經皈依，」羅傑答道，「但不是出於政治原因。」
「我永遠也不會皈依，別忘了，我的父親曾是愛爾蘭教會的牧師。」女歷史學家說道，「你皈依天主教，我並不感到奇怪。我早就看出來那是早晚的事，還記得在我家茶會上我們跟你開的玩笑嗎？」
「那些茶會是難忘的，」羅傑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告訴你吧，現在我有時間進行思考了，好幾天來我都是這樣總結的：何時何地我才是幸福的？是每週的星期二在格羅夫納路你家的茶會上，親愛的愛麗絲。我從來沒對你說過，但我知道，那些聚會是天恩在眷顧我；我興奮，我幸福，我重新回到了生活裡來。我經常想：‘真遺憾我沒有深造過，沒有上過大學。’聽著你和朋友們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就像非洲和亞馬孫的土著人，離文明那麼遙遠。」
「我和朋友們也有相似的想法，羅傑。朋友們羨慕你，羨慕你的旅行、你的冒險，羨慕你在那些地方的生活是那麼多彩。有一次，我聽葉芝說：‘羅傑是我認識的最具世界性的愛爾蘭人、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我想我從來沒跟你講過吧？」
二人想起了幾年前在巴黎同赫伯特·沃德關於什麼是象徵的一次爭論。後者把他很滿意的一件雕塑剛完成的鑄件拿給他們看，是一位非洲巫師。確實是一件漂亮的作品，儘管很具有現實主義的特點，但在這位巫師身上好像有什麼秘密，表現得很神秘，臉上佈滿了刀口，手裡拿著一把掃帚和一副骷髏，彷彿意識到自己擁有森林之神、溪水之神及猛獸之神所賦予的力量。部落中的男男女女盲目地相信這位巫師能把他們從詛咒、疾病和恐懼中解救出來，能讓他們與來世溝通。
「我們每個人都有返祖現象，」赫伯特指著銅鑄巫師說道，那巫師眯縫著眼，彷彿陶醉於專心致志地研究草藥的夢境中，「需要證明物嗎？我們敬重地崇拜的象徵物就是：盾牌、旗幟、十字等。」
羅傑和愛麗絲跟他爭論說，象徵物不應被看作人類非理性時代時的事物，相反，譬如一面旗幟就象徵著這樣一個團體：他們有著共同信仰和習慣、團結一致而又尊重那不僅不會破壞反而能加強共同特點的相互區別與個人分歧。他倆也承認，一看到愛爾蘭共和國的旗幟就會激動萬分。這句話引得赫伯特與薩莉塔大加嘲笑。
愛麗絲得知，當皮爾斯宣讀《獨立宣言》時，許多的愛爾蘭共和國旗幟在郵政局自由大廳的房頂豎起來。又看到都柏林起義者佔領了大都會酒店和帝國旅館等建築物、窗外和陽臺欄杆上飄揚起共和國旗幟的那些照片時，感到喉嚨在哽咽，凡是看到那些場面的人都有無限幸福之感。後來，她得知在起義前的幾個星期裡，志願軍戰士們在準備土製炸彈、炸藥包、手榴彈、長矛和刺刀的時候，女性助手、婦女同盟的成員也在忙著收集藥物、繃帶和消炎藥並趕製那些三色旗幟，使之能於4月24日星期一早晨在都柏林市中心的各個房頂飄揚。普倫凱特一家位於金瑪吉路上的寓所成了最忙碌的武器製造廠和起義地標。
「那真是一次歷史性事件。」愛麗絲說道，「我們常常濫用字眼，特別是政治家，什麼歷史性的，到處亂用，連在蠢事上都用，但是共和國的旗幟飄揚在古老都柏林的上空確實是歷史性的。一次歷史性事件會被人們永遠熱誠地記在心上。世界震動了，親愛的，美國的許多報紙都在頭版登了出來。你難道不願意身臨其境嗎？」
是的，他很願意身臨其境。據愛麗絲說，島上越來越多的人不顧禁令，在自己的門前，甚至在親英的貝爾法斯特和德里，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旗幟。
另一方面，歐陸戰爭還在持續，傳來的訊息越來越令人不安：傷亡人數急劇上升，結局如何尚存變數。儘管如此，在英國本土，許多人都準備幫助那些被軍事當局從愛爾蘭放逐來的人。幾百名男男女女被視為顛覆者而被流放到英國偏遠地帶，永遠定居在那裡，而其中大部分人連謀生的手段都沒有。愛麗絲是給他們送去錢糧和衣服的幾家人道主義協會的會員之一，她對羅傑說，在一般群眾中募集基金和尋求幫助一點兒困難也沒有。天主教會的參與也很重要。
在流放者中有幾十位婦女，其中很多人——愛麗絲跟其中一些人進行過個人談話——一致對起義的指揮者懷恨在心，因為他們淨給婦女與起義者的合作製造困難，但幾乎所有的指揮者，不管願意不願意，最後還是接受了她們到隊伍中來並分配了工作。唯一拒絕接受婦女進入柏蘭德磨坊據點及其連隊控制的附近地區的指揮者是埃蒙·德·瓦萊拉，他那保守主義的理由——婦女們的位子是在家裡，不是在街壘；她們天然的武器是紡錘、廚具、鮮花和針線，而不是短槍和長槍；她們的出現會分散戰士們的注意力，會為了保護她們而忽略了自己的職責——激怒了婦女同盟的成員。羅傑與這位又高又瘦的數學教授、愛爾蘭志願軍的領導人進行過多次談話，大量地通過信。他後來被快速建立起來、專門審訊起義領導人的秘密軍事法庭判了死刑，但在最後一分鐘得救了。在他做完懺悔、領了聖餐之後，手執念珠平靜地等待著被帶到專門槍決犯人的凱勒梅堡監獄去被執行槍決的時候，法庭決定把他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據傳，埃蒙·德·瓦萊拉領導下的連隊儘管沒受過軍事訓練，但表現很出色，很有紀律，給敵人造成很大損失。這支連隊是最後一支放下武器的隊伍。也有人說，當時形勢緊張，犧牲嚴重，以至於他所指揮的據點裡的下屬看到他指揮失措，有時都以為他快要瘋了——這情況並不是絕無僅有，有些指揮者在槍林彈雨之中不吃不喝不睡，在街壘中不是發了瘋就是遭遇了精神危機。
羅傑想象著埃蒙·德·瓦萊拉那瘦長的身影、嚴肅莊重的言談，想著想著走了神，後來才注意到愛麗絲正談到一匹馬。她雙眼含淚，講得聲情並茂。這位女歷史學家喜愛動物不假，但為什麼這匹馬特別讓她難過呢？聽著聽著，他懂得了，原來是因為她的侄子給她講的一件事：那是英國長矛騎兵的一匹馬，在起義的第一天，這些騎兵就向郵政局發起了進攻，但被打退了，傷亡三人。那匹馬多處中彈，倒在了街壘前，傷勢很重，痛得發出可怕的哀鳴。它有時奮力站了起來，但由於流血過多，走了幾步又倒了下來。街壘後面的人起了爭執，有的為了不讓它受苦，說不如一槍打死它；有的則反對那樣做，認為它可以治癒。最後還是朝它開了槍——用步槍放了兩槍，它才在奄奄一息中結束了生命。
「那不是死在大街上的唯一的動物，」愛麗絲難過地說道，「死了很多的馬匹、狗和貓，它們都是人類殘暴行為的無辜犧牲品。許多個晚上，我都在噩夢中見到了它們。可憐啊！我們人類比動物壞，對吧，羅傑？」
「不能一概而論，親愛的，有的動物比我們兇狠，譬如蛇。蛇毒能將你在可怕的喘息中一點一點地毒死。亞馬孫河裡的糠蟲從肛門鑽進你的體內，造成大量出血，以致最後……」
「我們還是談點兒別的吧。」愛麗絲說道，「戰爭啊，戰鬥啊，受傷啊，死亡啊……夠了，不要談了。」
可是過了一會兒，她又告訴羅傑，在流放到英國、被關進英國監獄的愛爾蘭人中，加入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人與日俱增，真是太感人了，就連溫和派的獨立人士以及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也加入了這些激進組織。在愛爾蘭出現了大量傳單，要求赦免被判刑者。在美國所有的城市裡，遊行示威不斷，抗議起義後的過度鎮壓。約翰·德沃伊做了一件好事，在要求赦免這件事上，他徵得了美國社會精英的簽名，從藝術家、企業家到政治家、教授與記者。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動議，以嚴厲的詞句譴責了不經起訴就把放下武器的對手判處死刑的做法。起義儘管失敗，但事態並沒有惡化，在國際支援方面，對民族主義者而言，局勢從來沒有這樣好過。
「探視超時太多了，」典獄長打斷愛麗絲，「你們快道別吧。」
「我會再爭取得到許可來看你，只要……」愛麗絲說到此，站了起來，臉色極為蒼白。
「當然，親愛的，」羅傑擁抱了她，點頭道，「希望你能爭取到。我多麼需要見到你啊。你能讓我平靜下來，內心寧靜。」
但這次他並沒有平靜下來。回到牢房時，滿腦子都是與聖周起義有關的紛雜形象，彷彿朋友回憶與見證的事把他拉出本頓維爾監獄，投入巷戰之中。戰鬥的炮火聲使他非常思念都柏林，思念那裡的建築物，紅磚房子、用木欄圍起來的小花園以及那喧鬧的有軌電車，那人流湧動、現代化島嶼周圍由赤腳窮人搖搖欲墜的房子組成的貧民區。在炮火紛飛、火光沖天、房屋倒塌之後，都柏林會是什麼樣子？他想起了艾比劇院、大城門、競技場，也想起了那充滿難聞的啤酒味、熱乎乎、鬧鬨鬨的酒吧。都柏林還是老樣子嗎？
在他並沒有提出要求的情況下，典獄長打算帶他去洗澡。他見典獄長情緒低落，一副漠不關心、心不在焉的樣子，便不願麻煩他了。看到典獄長痛苦的樣子，他很難過，想到不能做點兒什麼讓他振奮起來，又感到很傷心。典獄長不顧規定，曾在晚上兩次到牢房來跟他談話，羅傑每次都因不能給予斯塔西先生所尋求的慰藉而感到不安。第二次跟第一次一樣，談的都是關於他兒子亞歷克斯及其在對德作戰的洛斯戰役中陣亡的事。洛斯是法國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一提起它，他就說那是個該詛咒的地方。又一次，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他向羅傑承認，因為亞歷克斯偷了街角麵包房的一塊小麵包，他曾用鞭子打他。那回他很難過，亞歷克斯還是個孩子呢。「他犯了錯，應該受到懲罰，」斯塔西先生說道，「但那次也太嚴厲了，鞭打才幾歲的小孩也太殘酷了，簡直不可饒恕。」羅傑安慰他說，自己和兄弟，包括姐姐，都捱過父親凱斯門特上尉的打，但他們仍然愛著父親。可斯塔西先生在聽他說嗎？他一直沉默不語，沉重地、深深嘆著氣，咀嚼著自己的痛苦。
典獄長關上門走了，羅傑在木床上躺了下來。他焦躁不安，一直在嘆息，與愛麗絲的談話並沒讓他好過些。他不曾身穿志願軍的制服、手握毛瑟槍、不在乎武裝行動會不會變成一場大屠殺地去參加那次起義，為此他感到悲傷。也許帕特里克·皮爾斯、約瑟夫·普倫凱特，還有其他人都是對的：事情不在於成敗，而在於竭力進行抵制；如果需要作出犧牲，就會成為英雄時代的基督式殉道者，鮮血就會變為生根發芽的種子，把異教的偶像消滅掉，代之以救世主基督；志願軍灑下的鮮血會結出果實，使盲人睜開眼睛，為愛爾蘭贏得自由。有多少新芬黨、志願軍、人民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同伴與朋友明明知道那是一種自殺行為，仍然義無反顧地走進了街壘路障？毫無疑問，有幾百、幾千。第一個就是帕特里克·皮爾斯，他一直認為殉道本身就是一場正義鬥爭的主要武器，這不正是愛爾蘭人的性格、凱爾特人的遺產嗎？基督徒淡定地面對苦難的天資就體現在庫·丘林身上，體現在愛爾蘭神話中的英雄及其偉大業績上，也體現在愛爾蘭聖徒冷靜的英雄主義上。他的朋友愛麗絲就曾以極大的智慧熱情地研究過這種英雄主義：面臨重大事件時表現出的無窮盡的才幹。愛爾蘭的這種精神也許是不切實際的，卻因無限慷慨地擁抱了最大膽的夢想而得到了補償。羅傑所夢想的就是正義、平等與幸福。由於皮爾斯、湯姆·克拉克、普倫凱特等人的計劃十分荒唐，失敗雖然尚不明朗，但在那力量懸殊的六天戰鬥中已露出端倪，從而贏得了世界對愛爾蘭人民不顧被奴役幾世紀而表現出的理想主義和為了正義事業不顧一切的大無畏精神的敬仰。而那些關在林堡軍營中的被俘同胞卻對他的呼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這是多麼不一樣的態度啊。他們的這種態度也許是愛爾蘭的另一張面孔：被奴役者的面孔。由於幾世紀的殖民化，他們已經喪失了把男男女女推向都柏林街壘的那種不可征服的勁頭。這是不是他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錯誤？如果當時奧德號運來的武器能夠在4月20日送達特拉利海灣並交到志願軍的手裡，事情會是怎樣？他想象那時會有幾百名愛國者騎著腳踏車，開著汽車，趕著驢車，在星光下來來往往，向愛爾蘭全境分發武器彈藥。起義者手裡有了那兩萬支步槍、十萬挺機槍、五百萬發彈藥，事情難道會有所改變？不過戰鬥起碼可以多堅持一段時間，那麼起義者就可以防衛得更好一些，就可以給敵人造成更多的損失。帶著幸福感，他發覺自己在打哈欠，睏意漸漸地抹去了那些形象，減輕了心中不安，身體似乎在往下沉。
他做了一個好夢。母親幾次出現又消失。戴著寬邊草帽，草帽的帶子隨風飄動。她微笑著，顯得那麼美麗、優雅，一把俏皮的小陽傘遮住了她那白皙的面頰。安妮·傑弗遜的眼睛盯著他，他也看著她，沒有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事能打斷二人間那無聲而溫柔的交流。突然，在那風景宜人的地方出現了身穿耀眼龍騎兵制服的騎兵上尉羅傑·凱斯門特，他看著安妮·傑弗森，眼中露出淫邪的目光。這樣的粗野傷害了也驚嚇了羅傑。他不知如何是好，既無力阻止即將發生的事，也無力跑掉以擺脫那可怕的預感。他雙眼含淚，既怕又怒，發著抖，眼看著上尉懸空抱起了他的母親。他聽到母親驚叫了一聲，接著又討好般地吃吃笑起來。看到母親在空中直蹬雙腳，露出了纖細的腳踝，被父親抱進了樹叢中。他感到一陣噁心，也嫉妒得發抖。二人消失在了樹叢中，吃吃的笑聲也越來越輕，現在只能聽到風聲的嗚咽和鳥兒的歌唱。他沒有哭。世界是殘忍的、不公的，與其這樣受苦，還不如死了好。
夢境持續了很久，但等他醒來時，天仍然黑著。幾分鐘，也許是幾小時之後，羅傑已經記不起夢的結局。不知道是什麼時間讓他感到不安；有時是他忘記了。一點點的焦躁、懷疑和憂慮都會讓那不曉得是處於白天還是黑夜所產生的極端焦慮使他從內心感到冰冷，感到似乎被趕出時間之外，生活在沒有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的地獄邊緣。
自被捕以來，已經過去了三個月。他覺得好像在鐵窗裡度過了好幾年。在孤立的狀態中，他感到每天、每小時都在失掉寬厚的胸懷。這一點，他沒對愛麗絲講。如果說他以前對英國政府同意從寬處理的請求、把死刑改判為監禁還抱有希望，現在早就不抱希望了。聖周起義使得英國王室特別是軍方惱怒至極，極想進行報復。在這種氣氛下，英國需要殺一儆百地懲戒那些來自帝國曾經與之在弗蘭德斯戰場上作戰過的敵方——愛爾蘭爭取解放鬥爭的同盟者德國——的叛徒。可奇怪的是，內閣對作出決定一再延期，他們在等什麼？他曾接受過英國的勳章、英國的封爵，而作為回報，他卻與英國的敵人合謀，反對起英國來了。他們是不是想讓他為自己忘恩負義的行為付出代價而要故意延長他臨死前的痛苦？不會，在政治上不需要感情用事，重要的是利益和利害關係。政府大概在冷靜地權衡對他執行死刑會帶來什麼後果：是得還是失？會不會起到懲戒的作用？會不會惡化政府與愛爾蘭人民的關係？詆譭他聲譽的運動是企圖讓人們不同情無恥之徒、蛻化變質分子，認可只有絞刑架才能使正派的社會擺脫他們。他去美國的時候，讓日記隨便落在別人手裡，真是太愚蠢了。這種粗心大意被英帝國充分地加以利用，在很長時間裡使他的生活真相、他的政治作為，至死都染上了汙點。
他又睡著了。這一次做的不是好夢，而是噩夢，第二天早晨幾乎記不起來了。他夢見了一隻小鳥，那是一隻歌聲清脆的金絲雀，卻被關在牢籠中備受折磨。可以看出它絕望地、不停地扇動著金色的翅膀，彷彿用這樣的動作就可以加寬柵欄的間隙，得以飛出。它的眼睛在眼眶中不倦地轉來轉去，好像在乞求憐憫。而羅傑，那時還是個穿短褲的孩子，對母親說，不應該有鳥籠，也不應該有動物園，動物們應該永遠自由自在地生活。與此同時，一些事正在秘密地發生。危險、看不見的危險正在接近他。他敏感地察覺到了一個圈套、一種背信棄義正在他的身邊準備行動。他顫抖了起來，像紙片般簌簌地發抖。
他驚醒了，激動異常，幾乎喘不過氣來，感到窒息，心臟在胸中怦怦直跳，也許是心肌梗塞的前兆。要不要喚來值勤的看守？不，他立刻放棄這想法，死在此處、死在這木床上不是更好嗎？一種自然的死亡，使他免赴刑場。幾分鐘後，心跳平穩了，呼吸也正常了。
卡雷神父今天會來嗎？他很想見到他，跟他進行一次長談，多談關於靈魂、宗教、上帝的事，少談政治。他開始平靜下來，並忘掉那剛才的噩夢，但立即就想起了與監獄神父的最近一次談話，那次他突然緊張起來，心中充滿焦慮。那次談的是他皈依天主教的事。卡雷神父又一次對他說，不應該用「皈依」二字，因為他從小就受過洗禮，從來沒離開過天主教，應該說是恢復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所以不需要辦什麼正式手續。不管怎麼說——那會兒，羅傑發覺卡雷神父猶豫了一會兒，在小心地挑選不致冒犯他的字眼——紅衣主教布林內大人認為，如果羅傑覺得時機合適，他可以在一份檔案上簽字，那是他與教會之間的私人文本，表明他迴歸的意願，重申他天主教徒的身份，還可以證明他改正了過去的錯誤，並對其失足表示悔悟。
卡雷神父掩飾不住自己不自在的感覺。
沉默片刻，羅傑輕輕地說道：
「我不會籤任何檔案，卡雷神父。我想回歸天主教是私事。您只是見證人。」
「是這樣。」
又是一陣沉默，緊張的沉默。
「紅衣主教布林內提到關於我的事了？」羅傑問道，「我是說關於誹謗我的那個活動、對我私生活的指控。為了讓天主教會重新接受我，我必須在一份檔案上簽字以示懺悔？」
卡雷神父的呼吸加快了，在回答之前，他又得搜尋字眼。
「紅衣主教布林內是好人，很大度，很富於同情心，」他終於說道，「但是，請您不要忘記，羅傑，他肩負著在天主教徒還是少數且有人在煽動對我們的惡意的國家裡維護天主教會名聲的責任。」
「請您坦率地告訴我，卡雷神父，布林內紅衣主教同意接受我回歸天主教會的條件是否就是讓我在那份檔案上簽字、對報紙上指控的那些可恥惡習表示懺悔？」
「不是條件，只是建議。」神父說道，「您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事情不會有所改變。您是受過洗禮的，已經是天主教徒了，今後仍然是天主教徒。好了，不要再談這件事了。」
的確，以後再也沒有談論此事。但是羅傑總是常常回憶起那次的談話。他捫心自問，迴歸母親的教會的願望是純潔的還是被處境染上了投機色彩？會不會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採取的行動？是不是為了表示對擁護獨立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支援且對主張繼續留在帝國內、成為帝國的一部分的少數派的敵意？不是出於精神上的需要，而是試圖得到一個集體的庇護、成為一個大家族的成員。這樣的皈依在上帝的眼裡，說到底，能值幾文錢？上帝只能把這樣的皈依看作溺水者的揮臂擊水。
「現在重要的不是紅衣主教布林內，不是我，不是英國的天主教徒，也不是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羅傑，」卡雷神父說道，「重要的您自己，您重新與上帝在一起了。上帝會給您力量，給您真理，在經歷了動盪不安的生活、應對了這麼多的考驗之後，您配得上他所賦予您的寧靜心境。」
「是的，是的，卡雷神父，」羅傑焦急地同意，「這我知道。不過，正因為如此，我要努力。我發誓，我要努力讓他聽見我，到他的身邊去。有的時候，儘管很少，但我好像做到了，於是我終於有了一點兒寧靜的心境、不可思議的安寧。就像有幾個夜晚，在非洲，圓月皎潔，天空佈滿了星辰，沒有一丁點的風來吹動樹木，只有昆蟲的喃喃低語。一切是那麼美好，那麼安靜。我腦子裡想的永遠是：‘上帝是存在的，照我之所見，怎麼能想象他不存在呢？’但是，也有的時候，卡雷神父，我看不見他，他不回答我，不願聽我傾訴。我感到很孤獨。在我的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感到很孤獨。現在，就在這幾天，我經常有這種感覺。但上帝給予的孤獨最讓人難受。於是，我說：‘上帝不願聽我，以後也永遠不想聽我，我將像活著的時候一樣孤獨地死去。’這就是日日夜夜折磨著我的思緒，神父。」
「他就在那裡，羅傑，他在聽著您，他懂得您的感受，他知道您需要他，他不會拋棄您。如果我還能對您保證點兒什麼，那就是我絕對敢說，上帝不會拋棄您。」
在黑暗中，仰躺在木床上，羅傑心想，卡雷神父憑空自擔了一項跟街壘中的起義者一樣，或者說更加艱鉅的任務，那就是為那些將在監牢裡度過多年或準備上絞刑架、疲憊不堪、絕望的人送去安慰與安寧。這一可怕而又不近人情的任務從開始做到絕望，大概佔用了卡雷神父不少時間。但他善於掩飾，永遠保持著平靜的態度，在任何時候都會露出理解與同情的情緒，這樣他會感覺好些。有時，他還跟神父談論起義的事：
「在起義的那幾天，您如果在都柏林，會做些什麼？」
「同許多神職人員一樣，會向需要的人提供精神幫助。」
神父又說，向起義者提供精神支柱，並不一定要與他們關於「只有使用武力才能獲得愛爾蘭的自由」的看法一致。
卡雷神父當然並不相信那種看法，他一直從內心反對暴力行動。但是凡有人要求，他還是要去為他們做懺悔、領聖餐、做祈禱，給護士和醫生當助手。就這樣，他吸引了許多信教的男男女女。所以教會的領導層支援他——牧師本來就應該與羔羊們在一起，不是嗎？
這一切都是真實的，但關於上帝的想法裝不進那有限的理性範疇；要想把它裝進去，必須使用鞋拔子，因為從來沒有合適過。這件事，他和赫伯特·沃德討論了好幾次。
「關於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論證。」赫伯特說道，「要是論證，上帝一下子就會煙消雲散。」
羅傑這一生總是半信半疑，即使臨近死亡的門口，也沒有像死心塌地地信仰自己的母親或兄弟那樣信仰上帝——那樣的人是幸運的，對他們而言，上帝的存在從來不成為問題，而是一個確鑿的事實；有了這個事實，世界才會井然有序，一切就能得到解釋，有存在的基本理由。毫無疑問，凡是有著那樣的信仰的人，都能在死亡面前做到隨遇而安。而像他這樣曾跟上帝玩過捉迷藏的人是做不到的。羅傑想起來，他有一次寫了一首詩，題目就叫做《與上帝捉迷藏》。赫伯特·沃德說寫得太糟了，就把詩扔進了垃圾桶。太可惜了，現在他真想再讀幾遍，修改修改。
天開始亮了，一縷細細的光線透過高高的窗欄射了進來。很快就會有人來拿走屎尿盆，送來早飯。
他覺得白日的涼爽來得比往常晚。太陽已經高高掛在高空，一縷冰冷的金色光線照亮了他的牢房。很長時間以來，他都在閱讀托馬斯·肯比斯的格言，那格言說，不相信知識，將會導致人類目空一切；苦苦思考神秘而費解的事物就是浪費時間；對此無知的人，即使在最後審判的那天也不會受到指責。此時，門鎖的轉動聲響了，牢房的門開啟了。
「早安，」看守把一塊黑麵包和一杯咖啡放在地上說道。今天不是茶嗎？不知道為什麼，早飯不是咖啡就是茶，經常來回變。
「早安。」羅傑站起來去拿臉盆，「今天您比往常來得晚了，還是我搞錯了？」
遵守不與犯人說話的規定，看守沒有回答。他感到看守在避免直視自己的眼睛。他閃開門口，讓羅傑過去。羅傑拿著臉盆來到了滿是煙垢、長長的走廊上，看守離他兩步遠地跟著。夏日的陽光反射在厚厚的牆壁和地磚上，產生某種類似火花的亮點。看到這一切，他的心情好了一些。他想起了蛇類展覽館和海德公園裡高大的香蕉樹、楊樹和栗子樹。如果這時能在那裡走上一會兒，混在騎馬或騎腳踏車的運動員中間，混在趁天氣好帶著孩子來到戶外休閒的家庭中間走上一會兒，該有多麼好啊。在空無一人的浴室裡——大概有指示，給他規定一個與其他犯人不一樣的固定時間去洗浴——他把臉盆倒空，洗了洗，然後坐在馬桶上，但拉不出來。便秘是困擾他一生的難題。
最後還是脫掉藍色囚衣去洗澡。他使勁地搓著身子和麵孔，然後用掛在插銷上的半溼毛巾擦乾。他拿著乾淨的臉盆往回朝自己的牢房走，走得很慢，充分享受著從高牆上鑲有鐵欄的窗子射進來的陽光和從外面傳進來的噪聲——辨別不出的人聲、喇叭聲、腳步聲、摩托車聲、吱吱呀呀的輪車聲——這給他一種又進入了時間之流的印象。但當看守把牢房的門鎖上，這印象就消失了。
飲料是茶，或是咖啡，都淡而無味，但他並不在乎。液體沿胸腔往下流，直達胃部，對他來說是好事，可以把每天早晨困擾他的胃酸中和掉。他把小麵包留起來，以備晚些時候餓了再吃。
他躺在床上，又讀起了《仿效耶穌基督》。有時他覺得很幼稚，但有時一翻頁就讀到某種令他不安的思想，促使他合上書本，思考起來。這位修士作者說，人經常遭受些苦難、不順遂，是有好處的，因為這可以提醒他他是什麼身份：是「被流放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不應該對這個世界上的事抱有任何希望，只能把希望寄託於來世。的確如此，這位帝國的修士早在五百年前，在位於阿格內登堡的修道院裡，就說到點子上了，說出了羅傑親身體驗到的一個真理。更確切地說，從小，由於母親的故去，他就陷入了再也無法擺脫的孤兒的境地，這是描寫他的感受的最恰當字眼。在愛爾蘭、在英國、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託斯、在普圖馬約，都是如此，他都是一個流放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有著足以自誇的世界公民身份。據愛麗絲說，葉芝很敬佩他，說：他不是某國人，他是各國人。很久以來，他都對自己說，這個特權賦予他種種那些死死地生活在一個地方的人所沒有的自由。然而，還是托馬斯·肯比斯說得對，他並不覺得自己是哪國人，因為這才是人類的本性：被流放到受苦受難的世界——這個過渡性地點——直到男男女女帶著死亡、帶著來世回到羊圈，回到養活他們的源泉並永遠生活在那裡。
然而，托馬斯·肯比斯為抵抗誘惑所開的藥方也太單純了。這位虔誠的修士在孤獨的修道院裡也會遇到誘惑嗎？如果遇到過，對他來講，抵抗並戰勝那「從不睡覺、一直在搜尋著要吞噬人的魔鬼」不是易事。托馬斯·肯比斯說，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以致沒遇到過誘惑。人不可能擺脫一切誘惑之源的色慾。
他很脆弱，曾多次陷入色慾，但是不像日記本和筆記裡寫得那麼嚴重，雖說寫下並不曾經歷過的事、寫下想經歷的事，無疑也是一種經歷的方式——膽小而怯弱的方式——因此也是向誘惑投降的方式。不曾真的享受過，而是以模糊、抓不住的方式在幻想中享受過，難道就要付出代價嗎？要為僅僅只是想過、寫過而不曾幹過的事付出代價嗎？上帝會加以區別的。比起實際犯下的錯誤，對以文字表達出的錯誤會從輕懲罰的。
不管怎麼說，寫下不曾經歷的事，以幻想為真事，不言自喻，他日記中那些虛假的遊戲總是以失敗、失望而告終的感覺（當然，真實的經歷也會有這種感覺）本身就是一種懲罰。可是現在，那些毫無責任的遊戲卻把一件殺傷力極強的武器交到了敵人的手裡，用來貶低他的名譽和他的報告。
另外，若想知道托馬斯·肯比斯所說的誘惑是什麼，也不那麼容易。誘惑可以帶著假面具，掩飾得很好，以審美的熱情混進善良的事物中。羅傑還記得，在遙遠的少年時代看到青少年們線條優美的身體、有力的肌肉、苗條的身材時，第一次感到了激動，但他認為那不是邪惡、色慾的感情，而是一種敏感的表現、審美熱情的表現。他這樣相信了很長時間。正是這一藝術愛好促使他學習攝影，好把優美的身體捕捉在相紙上。到了非洲，他卻發覺這種欣賞愛好有時並不完全健康，而是健康與病態兼而有之，因為那些肌肉發達、沒有一絲肥肉贅肉、汗淋淋的勻稱身體像貓一樣給人以切實的感官享受。除了令人心醉神迷、讚賞不已，還產生一種貪婪慾望以及要去撫摸的瘋狂意念。就這樣，誘惑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擾亂了他，使他滿懷秘密、不安與恐懼，但也有歡娛的激動時刻。當然也有內疚、痛苦的時刻。在最終時刻，上帝會不會也做些加加減減的演算法？是原諒他還是懲罰他？他並不害怕，而是好奇，彷彿與他無關，而是一項智力遊戲或謎語。
正想著，粗大的鑰匙在鎖孔中又響起來，牢房的門開了。一縷火苗般的光線射進來，火辣辣的太陽好像立即點燃了倫敦八月的早晨，照得他眼前發花，只感覺到牢房裡進來了三個人，但看不清他們的臉龐。他站起來，牢房的門關上了，他這才看清離他最近、幾乎挨著他的是本頓維爾監獄的總監。他只見過此人兩次，是一個上了年紀、滿臉皺紋的瘦弱老人，穿著黑色衣服，神態莊重。他的身後跟著典獄長，臉色像紙一樣白。還有一名看守，低垂著頭。羅傑覺得這沉默好像持續了幾個世紀。
總監看著他的眼睛，終於開口。起初，聲音還有些猶豫，後來越講越堅定起來：
「本人奉命通知您，國王陛下政府部長會議於今日1916年8月2日早晨召開會議，研究了您的律師提出的關於從寬處理的申請。出席會議的部長一致投票通過，拒絕該項申請。為此，審訊您的法院關於您犯有叛國罪的判決將於1916年8月3日上午九時在本頓維爾監獄的庭院中執行。根據規定，執行時，犯人不得身穿囚衣，可以穿上入獄時被沒收的便裝。同時，本人奉命通知您，本監獄的教堂神職人員，天主教的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將準備為您提供精神幫助，如果您有此願望。他們將是您僅能見面的兩個人。如果您有什麼囑咐，想寫信給家人，本監獄會向您提供筆墨。還有什麼要求，現在就可以提出。」
「我什麼時候能見到那兩位神父？」羅傑問道，覺得自己冰冷的聲音有些嘶啞。
總監轉向典獄長輕聲交談幾句，典獄長回答：
「他們午後能到。」
「謝謝。」
三個人又猶豫了一會兒，離開牢房。羅傑聽到了看守的鎖門聲。
14
羅傑陷入愛爾蘭問題的人生階段是從1913年年初去加那利群島旅行時開始的。隨著輪船駛入大西洋，他慢慢地放下了肩上的重擔，也慢慢地擺脫了伊基託斯、普圖馬約、橡膠種植園、馬瑙斯、巴貝多人、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外事辦公室的陰謀等形象。他想，現在可以完全投入到自己國家的事情中來了。為了亞馬孫地區的土著人，他盡力了。阿拉納，最殘忍的劊子手之一，再也抬不起頭了，已經是個信譽掃地、破了產的人，在牢獄裡終其一生不是沒有可能。現在，他應該關注另一些土著人了，那就是愛爾蘭的土著人，他們也需要擺脫剝削他們的「阿拉納」，儘管比起秘魯、哥倫比亞和巴西的橡膠商，這些「阿拉納」的武器更精良，表現得更虛偽。
隨著遠離倫敦，在旅行中，包括在拉斯帕爾馬斯的那一個月裡，他都有著一種解脫感。儘管如此，病情的加重卻一直使他感到掃興。白天、晚上，隨時都感到關節炎引起的頭疼和背疼，止痛藥也不像以前那樣管用，他只能出著冷汗，幾小時地躺在旅館的床上或陽臺的大椅子上，要麼拄著柺杖艱難地走走——因擔心在路上癱倒，不能像以前那樣在田野或山腳長時間地散步了。他對1913年初那幾個星期最美好的回憶就是因閱讀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的作品《愛爾蘭的古老世界》而沉浸於愛爾蘭的過去之中。在那本書裡，愛爾蘭的歷史、神話、傳說和傳統交織成一幅富於冒險與幻想、衝突與創造力的社會圖景；在那本書裡，一個英勇而高尚的民族在嚴峻的大自然面前逐漸成長，以自己的歌曲、舞蹈、冒險遊戲、宗教儀式和風俗習慣炫示著大無畏精神與創造精神。這些都是英國佔領者企圖斬斷、消滅而未能得逞的祖先遺產。
在拉斯帕爾馬斯待了三天之後，吃完晚飯，他出門到港口附近去散步。那是一個滿是酒館、酒吧、賣淫旅店的港口區。在拉斯坎特拉斯海灘旁的聖卡塔利娜公園，他觀察了一下週圍的環境，便走向兩個水手模樣的年輕人，向他們借火，同他們談了一會兒。他那夾雜著葡萄牙語的西班牙語講得很好，但還是引得兩個小夥子直髮笑。他建議去喝一杯，但其中一人有約會，於是他同另外一個叫米格爾的去了。此人更年輕，剛剛走出少年時期，拳曲的頭髮，黝黑的皮膚。兩個人走進一家叫做「海軍上將哥倫布」的狹小酒吧，酒吧內煙霧繚繞，一個上了年紀的女歌手正在吉他伴奏下演唱。酒過二巡，羅傑在半明半暗的角落裡把手放在了米格爾的大腿上，後者微微一笑，表示同意。羅傑鼓起勇氣，迅速把手伸進年輕人的前襠，一股慾望從腳到頭湧透了他的全身。幾個月來——「幾個？」他想，「三個還是六個？」——他成了無性人，既無性慾也無性幻想。興奮之餘，他覺得青春與對生活的熱愛又回到了他的血管裡。「我們去找家旅店，好嗎？」他問。米格爾笑了笑，既沒同意，也沒拒絕。他沒有站起來的意思，而是又要了一杯剛才那種很辣的烈酒。女歌手唱完，羅傑要來賬單，付了賬，二人走出了酒吧。「去找家旅店，好嗎？」走在街上，羅傑急切地再次問道。小夥子好像在猶豫不決，或許是故意拿糖，遲遲不回答，好抬高他服務的價碼。正在這時，羅傑感到胯部一陣刀刺般的疼痛，疼彎了腰，不得不扶住櫥窗的欄杆。這次疼痛不是一點一點地來，而是一下子就來了，比以前更劇烈，是的，刀刺般的疼痛。他只得彎腰坐在地上。米格爾嚇壞了，也不問一聲怎麼了就不辭而別地快步離去。羅傑弓著身子，閉著眼睛，在那兒待了很長時間，等待著吞噬他背部的火燙疼痛有所減輕；後來能夠站立起來了，便拖著腳步慢慢地走過幾個街區，直到遇見一輛計程車，把他送回了旅館。直到天亮，疼痛輕了些，他才睡著。在睡夢中，他焦躁不安，噩夢不斷，在差點兒滾下去的懸崖邊時而感到痛苦，時而感到歡欣。
第二天早晨，他一面吃早點，一面開啟日記本，用小字慢慢地寫下與米格爾做愛，做了好幾次：第一次是在聖卡塔利娜公園的暗處，聽著大海的低語聲；隨後又在簡陋旅店氣味難聞的房間裡，聽著輪船汽笛的吱吱聲，那黝黑的小夥子騎在他身上，嘲笑他：「你是個老頭，老頭就是你，老掉牙的老頭。」還一面拍打他的屁股。他呻吟著，也許是由於疼痛，也許是由於歡欣。
在迦納利群島度過的那個月的餘下幾天裡、在去南非的旅行中、在開普敦和德班以及在與哥哥湯姆和嫂子凱茜度過的那幾個星期裡，他都沒去獵豔，因為擔心再次出現在拉斯帕爾馬斯聖卡塔利娜公園裡那般可笑的局面而導致與那個迦納利水手的豔遇類似的失敗。就像多次在非洲和在巴西乾的那樣，他不時地以在日記本上亂寫的方式進行自慰。字跡潦草，顯得很神經質；句式簡短，有時還很粗野、淫穢，就像最後等著拿錢的那些幾分鐘或幾小時的情人經常說的那樣。這種模擬做愛搞得他十分虛弱，總是昏昏欲睡，於是儘量做到每隔一段時間才進行這種模擬，因為他很清楚自己是處於孤獨的、偷偷摸摸的狀態之中。他也清楚，這一狀態將陪伴他到死。
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關於古愛爾蘭的書引發了他的熱情，他便要求她提供更多的關於這個話題的閱讀材料。1913年2月6日，他正乘格蘭特利堡號去南非的時候，愛麗絲給他寄的書和小冊子到了。在行程中，他日以繼夜地讀著，到了南非還在讀。因此，儘管相距遙遠，但是那幾個星期，他又覺得自己離愛爾蘭更近了——現在的愛爾蘭、昨天的愛爾蘭和遙遠的愛爾蘭——愛麗絲為他挑選的這些文本讓他覺得愛爾蘭的過去是屬於自己的。在這次旅行的過程中，他覺得背部和胯部的疼痛有所減輕。
與哥哥湯姆多年之後的重逢是令人痛心的。在他決定去看望哥哥的時候，他本以為這次旅行會把他與哥哥的距離拉近，建立起從來未曾真正有過的感情紐帶，卻證明了二人實為陌路人，除了血緣關係，毫無共同之處。這幾年，通常還有信件來往，那時湯姆與其澳大利亞籍的首任妻子布蘭奇·巴哈利在經濟上有困難，希望羅傑能幫助他們。他也一直在幫助他們，除非兄嫂借得太多，超出了他的預算。後來湯姆娶了南非籍的第二任妻子凱西·阿克曼，夫婦倆在德班做起了旅遊生意，但也不是很順利。哥哥看樣子比實際年齡老了很多，而且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南非人，一副鄉下人的樣子：露天生活，曬得出油，舉止隨便，甚至有些粗野，以致連講英語的樣子也像南非人而不是愛爾蘭人。他對發生在愛爾蘭、大不列顛和歐洲的事並不關心。他熱衷的話題是他與凱茜在德班開的那家小旅館所面臨的財務問題。他們本以為那個地方很美，會吸引很多旅遊者和打獵者，結果卻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多，維持旅館的費用也比預計的多。他們本來有一個美好的計劃，但現在這個行情，賣掉小旅館又怕賣不出好價錢。嫂子比哥哥的情緒好，也很有趣，愛好藝術，有幽默感。但如此長途跋涉來看兄嫂，羅傑真的感到後悔了。
四月中旬，他回到倫敦，那時他覺得有了精神。南非的氣候宜人，他的關節痛大為減輕，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不能再遲遲不作決定了，再休假就沒有薪水了。要麼按上司的要求到里約熱內盧去做領事，要麼放棄外交生涯。他從未喜歡過里約這個城市，儘管它周圍的風景很美，他卻總感到那裡對他有些敵意，因此，回到里約對他來說是不可忍受的。不僅如此，主要是他不願再去過那種雙重生活：為自己在感情上和原則上都進行譴責的帝國去做外交工作。在返回英國的行程中，他估計了一下：存款不多，但儉樸的生活還是能對付的；再加上這幾年作為公務員積累的補助金，生活還是能安排好的。到了倫敦，他的決心已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交部遞交辭呈，並解釋說請辭是出於健康的原因。
他在倫敦逗留的日子不多，主要是辦理離開外事辦的手續和去愛爾蘭的準備事項。做這些事時，他很愉快，但也預感到有些懷念，好像此去就不會重返英國了。他去看望了愛麗絲兩次，也去看望了姐姐妮娜，為了不讓她擔心，就把湯姆在南非經濟拮据的情況隱瞞了。他還想去看望埃德蒙·d.莫列爾，但奇怪的是，三個月裡他寫了數封信，莫列爾一封也沒有回。後來這位外號叫鬥牛犬的老朋友說不能見他是因為在外旅行，有別的事。顯然，這都是藉口。他所崇敬、熱愛的戰友怎麼了？為什麼對他這麼冷淡？聽到了什麼閒話或汙衊而與他有了隔閡？不久，赫伯特·沃德在巴黎告訴他，莫列爾知道了羅傑在愛爾蘭問題上嚴厲地批評了英國，所以避免同他見面，以免讓他知道自己對此持反對態度。
「問題是，」赫伯特半開玩笑半嚴肅地對他說，「你自己還沒發覺你已經變成極端主義者了。」
在都柏林，羅傑在勞威·巴格特大街55號租了一所陳舊的小房子，房子帶有一座種著天竺葵和繡球花的小花園，他每天一大早就出來剪枝、澆水。那是一個住著店主、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的街區，每到星期天，各家都去做彌撒，太太們精心打扮得像是去參加晚會，男人們西裝革履，戴上帽子。在一位女店主開的、角落裡佈滿蜘蛛網的小酒館裡，羅傑經常跟街區裡的菜販、裁縫和鞋匠一起喝黑啤酒，討論局勢，唱古老的歌謠。由於在英國發起了反對發生在剛果和亞馬孫的罪行的運動，他的名聲已經傳遍愛爾蘭。儘管他希望過一種不為人知的儉樸生活，但是自從到了都柏林，他就收到了各色人等——政治家、知識分子、記者、各種俱樂部和文化團體——的請求，去做報告、寫文章並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甚至還為一位著名的女畫家薩拉·普賽爾擺姿勢。在她創作的畫裡，羅傑顯得很年輕，一副勝利者的自信派頭，連他自己都認不出來了。
他重新學習起了古愛爾蘭語。他的老師坦普爾太太拄著柺杖，戴著眼鏡，頭上頂著帶面紗的小帽，每週上三次課，教他蓋爾語；還給他留作業，用紅筆批改，打的分數一般很低。他想，自己是凱爾特人中的一員，但為什麼學習凱爾特人的語言這麼困難呢？他學習語言還是有天賦的，學過法語、葡萄牙語和起碼三種非洲語言，說起西班牙語和義大利語，人家也能聽懂，但為什麼總是抓不住與自己休慼相關的本國語言？每次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到了一點兒東西，幾天之後，有時幾個小時之後，就忘掉了。於是他開始問自己，像大學教授約恩·麥克尼爾、詩人兼教育家帕特里克·皮爾斯這些人的夢想是現實的嗎？會不會是空想？他們總以為能夠把因殖民者迫害而轉入地下、成為小眾而日漸消失的語言恢復，重新成為愛爾蘭人的母語。但是這一疑問，他沒對任何人講；在政治性爭論中、在原則性問題上持反對意見時，他更不會講出來。在未來的愛爾蘭，英語有可能退出嗎？在學校裡、在牧師們講道時、在政治家們的演說中會不會被凱爾特人的語言取而代之？在公開場合，羅傑說會的，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這樣愛爾蘭才能恢復自己真正的特性。那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也是不可避免的過程，只有當蓋爾語重新成為國語，愛爾蘭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由愛爾蘭。然而，當他獨自坐在勞威·巴格特大街住所裡的書桌前，面對坦普爾太太留下的、用蓋爾語寫作文的作業時，他又說這是一種無益的努力。現實走得太遠了，不可能再改變方向。英語已經成為大多數愛爾蘭人交流、談話的工具和生活、感知的方式。想要拋棄它，是政治上的奇思妙想，只能導致語言上的混亂，是把親愛的愛爾蘭變成與世隔絕的、考古意義上的文化古玩，那值得嗎？
1913年年中，他平靜的學習、生活由於與《愛爾蘭獨立報》記者的一次談話而突然中斷了。那位記者向他談起了康內瑪拉漁民貧困與原始的生活。他一時衝動，便決定到戈爾韋郡以西的那個地方去一趟。據說在那裡，最傳統的愛爾蘭原封未動地保留著，居民仍然是古愛爾蘭人的樣子。在康內瑪拉，他並沒看到多少歷史遺風，而是看到一種強烈的對比：一面是彷彿雕刻出來的美麗群山、沐浴在雲端的山坡、岸邊轉悠著的當地特有的矮腳馬和尚未開墾的沼澤地，另一面則是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的人，沒有學校，沒有醫院，完全處於孤立無助的境地。更有甚者，剛剛還出現了斑疹傷寒病例，這種傳染病很可能蔓延成一場浩劫。勇於行動的人可以偃旗息鼓，但絕不會死心，這就是羅傑·凱斯門特。他立刻行動起來，在《愛爾蘭獨立報》發表了題為《愛爾蘭的普圖馬約》的文章，併成立了救助基金會。他第一個簽字支援並捐了錢。他還堅持讓聖公會、長老會和天主教會及各種慈善機構也參與到公眾行動中來，鼓勵醫生、護士作為志願者到康內瑪拉各個村莊去支援那少得可憐的官方醫療機構。他發起的這場運動獲得了成功，許多捐贈來自愛爾蘭和英國。羅傑也去當地進行了三次旅行，把醫藥、衣服和食品給受災的家庭送去。此外，他又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為康內瑪拉配備醫療所、建小學。為了發起這場運動，兩個月裡，他同牧師、政治家、當局人士、知識分子和記者多次開會，搞得筋疲力竭。人們都對他很尊敬，包括反對他的民族主義立場的人。他為此感到驚奇。
七月，他回到了倫敦，為了請醫生證明他是真的因健康問題而請辭外交工作。雖然為康內瑪拉傳染病的事奔波勞累，但他的身體還不錯，所以他以為身體檢查算是白做了。然而醫生的報告卻出乎他意料地寫得很嚴重：脊柱、髂骨和膝蓋關節都有炎症，而且已經很嚴重了，要經過嚴格的治療，才能有所減輕，但無法治癒；如果再加重，不排除癱瘓的可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辭呈，鑑於他的情況，還給了他一份高昂的補貼金。
回愛爾蘭之前，他接受了赫伯特·沃德和薩莉塔·沃德的邀請，決定先去巴黎一趟。他很高興再次見到他們，與他們一起享受他們巴黎住所裡那非洲一角的親切氣氛。整個住所滿溢著工作室的氛圍，赫伯特把自己積累的非洲男女雕像和一些動物雕像拿出來給他看。這些是他最近三年的得意之作，有青銅的，也有木頭的，準備參加巴黎秋季展覽。赫伯特一面指給他看，一面就作品草圖和微型樣品講一些軼事給他聽。此時，羅傑記起了他與赫伯特一起在亨利·莫頓·斯坦利探險隊和亨利·謝爾登·桑福德公司工作時的種種印象，那時聽赫伯特講述走遍半個世界的冒險、在澳大利亞遊蕩時認識的各色有趣人物及閱讀的大量書籍，令他學到了不少東西。赫伯特的頭腦既聰明又敏銳，永遠朝氣蓬勃，一副樂天派。他的妻子薩莉塔是美國人，富有家庭的繼承人。他們的性情相近，同樣愛好冒險，愛好四處遊蕩，相互理解，配合默契，曾相伴著在法國和義大利徒步旅遊。他們以世界主義精神、進取心和求知慾教育他們的子女。現在，兩個男孩在英國寄宿學校學習，女孩小蟋蟀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沃德夫婦請他到埃菲爾鐵塔上的一家餐廳去吃飯，在餐廳裡可以看到塞納河上的橋樑和巴黎街區；還請他去法國大劇院觀看莫里哀的《無病呻吟》。
過去同這對夫婦在一起的日子裡，有友誼、理解和親切，雖然在許多事情上有分歧，但並未使友誼冷淡下來，相反，分歧反而加深了友誼。但這次不一樣了，某天晚上，二人爭論得很激烈，以致薩莉塔不得不加以干涉，強迫他們改變話題。
赫伯特對待羅傑的民族主義一貫採取寬容的態度，一笑置之。但是那天晚上，他指責他的朋友在民族主義上持有的激烈態度不太理性，近乎狂熱。
「如果大多數愛爾蘭人都願意從大不列顛分裂出去，那才要謝天謝地呢！」赫伯特對他說，「我並不認為愛爾蘭如果擁有自己的國旗、國徽和一位共和國總統會好多少，更不會因此而解決其經濟、社會問題。我覺得愛爾蘭最好採取約翰·雷蒙德及其追隨者所主張的那種自治體制，他們不也是愛爾蘭人嗎？在你們這些主張分裂的人面前，他們才是大多數。說來說去，我對這一切都不擔心，真的。但看到你這副容不得他人的樣子，我倒是很擔心。以前，你還能講講道理，羅傑，可現在只是懷著對一個國家、也是你自己的國家、你父母兄弟的國家的仇恨大喊大叫。這幾年你不是還卓有成效地為這個國家服務過嗎？這個國家不是很感謝你嗎？封你為貴族，把最重要的勳章賜給你。你一點都不在乎嗎？」
「為了表示感謝，我難道應該成為一個殖民主義者嗎？」凱斯門特打斷他，「他們在剛果的所作所為，你我都反對過，而在愛爾蘭就應該同意嗎？」
「我認為剛果與愛爾蘭不可一概而論。在康內瑪拉半島，英國人難道也用割手、鞭笞等手段對付當地人嗎？」
「歐洲殖民主義的手段更狡猾，也更殘忍，赫伯特。」
在巴黎的最後幾天，羅傑避免談論有關愛爾蘭的話題，不願傷害與赫伯特的友誼。他很痛苦。他想，將來，他捲入政治鬥爭越來越深，和赫伯特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甚至損及二人間的友誼，這可是他一生中最親密的友人啊。「我真的變成狂熱分子了嗎？」從那時起，他經常警惕地問自己。
夏末，他回到了都柏林，但已經不能再學習蓋爾語了。政局動盪不安，他從一開始就捲了進去。由約翰·雷蒙德的愛爾蘭議會黨支援的、規定在愛爾蘭成立議會、給予愛爾蘭廣泛的行政和經濟自由的《愛爾蘭自治法案》於1912年年底在下議院通過，但兩個月後被上議院否決了。1913年年初，在厄爾斯特，由當地擁護統一的親英派和新教徒控制的要塞，也就是以愛德華·亨利·卡森為首的自治派的敵人，發動了惡毒攻勢，建立了一支由四萬人參加的厄爾斯特志願軍。那是一個政治組織，也是一支軍事力量，如果法案得以通過，他們就準備武裝進攻愛爾蘭自治派。這時，約翰·雷蒙德的愛爾蘭議會黨仍在為爭取自治而鬥爭著。《愛爾蘭自治法案》在下議院再次通過，而在上議院再次被否決。1913年9月23日，統一派的委員會自立為厄爾斯特臨時政府。也就是說，如果自治法案獲得通過，他們就從愛爾蘭分裂出去。
這時，羅傑開始用自己的真名實姓在民族主義報紙上寫文章批評厄爾斯特統一派。他揭露厄爾斯特佔多數的新教徒對少數天主教徒橫行霸道，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常被工廠辭退，信仰天主教的區政府在預算和賦稅上被歧視。「看到發生在厄爾斯特的這一切，」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就覺得自己不是新教徒。」在各個方面，極端分子的態度都是要把愛爾蘭分裂成敵對的兩派，他對此感到痛心，這將導致悲劇性的後果。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斥責了英國聖公會的神父，因為他們在針對天主教團體的不公行為方面保持沉默。
在政治性的談話中，他對愛爾蘭自治是否有助於愛爾蘭的解放表示懷疑。儘管如此，在文章裡，他還是流露出了一線希望：如果法案不作實質性修改而得以通過，愛爾蘭有自己的議會，能夠選舉自己的權力機構，管理自己的財政收入，也就等於跨入了擁有主權的門檻。如果這樣做能夠帶來和平，那麼即使愛爾蘭的國防和外交仍掌握在英國王室手中，又有什麼關係呢？
在那些日子裡，他與兩位愛爾蘭人加深了友誼，那就是畢生致力於保護、研究和普及凱爾特人語言的約恩·麥克尼爾教授和帕特里克·皮爾斯。羅傑對皮爾斯這位捍衛蓋爾語和愛爾蘭獨立的激進、不妥協的保衛者產生了極大的好感。皮爾斯在少年時代就參加了蓋爾同盟，後來又致力於文學、報業和教育，還創辦並領導了兩所雙語學校：聖恩達男子學校和聖伊塔女子學校。這兩所學校都優先把蓋爾語列入國語教學。他寫詩，寫劇本，也寫文章和小冊子，宣傳自己的理論：如果不把凱爾特語恢復為國語，獨立就沒有用處，在文化上仍然是殖民地。在這方面，他是絕對偏執的。他在年輕時，甚至因威廉·巴特勒·葉芝用英文寫作而稱之為「叛徒」，當然後來又毫無保留地成為他的崇拜者。皮爾斯是個靦腆的單身漢，高大強壯，工作起來不知疲倦，眼睛有些小毛病，演說起來情緒激昂，很有魅力。在不涉及蓋爾語和愛爾蘭解放事業的時候，在知己朋友之間，帕特里克·皮爾斯是個充滿幽默感、和藹可親的人，性格外向，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有時還假扮乞丐老太婆在都柏林市中心乞討，要麼打扮成潑辣的妓女，厚顏無恥地在小酒館門前遊逛——這都讓朋友們大為吃驚。同時，他的生活像僧侶般儉樸，同母親、兄弟們住在一起，煙酒不沾，也不談情說愛。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兄弟，聖恩達學校的老師、雕塑家威利。學校周圍都是綠意蔥蔥的拉斯法恩漢小山丘。在入口的門楣上，皮爾斯刻上了據愛爾蘭傳說是傳奇英雄庫丘林的一句話：「只要我的業績永垂不朽，何懼只活一日一夜？」據說英雄的生活很純樸，像軍人遵守紀律那樣信仰著天主教，以致經常齋戒，身穿苦行者的粗布衣裳。當時處於奔波忙碌、激烈爭論、對付陰謀詭計的政治生活中的羅傑曾多次對自己說，他對帕特里克·皮爾斯堅定不移地崇敬，是由於皮爾斯是他所認識的極少數幾位未被政治奪去幽默感的政治家之一，是由於皮爾斯在日常行動中是無私的、原則性極強的，看重思想而鄙視權力。不過皮爾斯熱衷於把愛爾蘭的愛國者培育成原始殉道者的現代翻版，這使得羅傑很不安。「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的種子。同樣，愛國者的血也應該成為我們自由的種子。」皮爾斯在一篇散文中這樣寫道。羅傑想，這是一句很美的話，但會不會包含著不祥的預兆？
政治引起了羅傑的矛盾感受，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極度緊張，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愛爾蘭的事業之中，但他感到惱火的是把時間浪費在無窮無盡的事前爭論上，有時意見無法達成一致，行動無法協同。陰謀詭計、虛榮浮誇、鼠肚雞腸與理想混在一起，而理想又同日常雜事混在一起。他曾經聽說過，也閱讀過，說政治有時能展現人類光明的一面，如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犧牲精神、慷慨豪爽；也會展現其陰暗的一面，如殘忍、嫉妒、怨恨、專橫。他見證了確實如此。他在政治上並沒有野心，也不受權力的誘惑，也許正因為如此，作為反對在非洲和亞馬孫地區對土著居民暴行的國際戰士，他獲得了極大的威望，在民族主義運動中也沒有任何敵人。他是這樣認為的，至少有些人對他是表示尊敬的。1913年秋，他初次登上了政治演說家的講臺。
八月底，他來到了童年與青年時期待過的厄爾斯特，意圖把愛爾蘭反對極端親英派的新教徒聚集起來。愛德華·卡森及其追隨者等極端親英派在反對愛爾蘭自治的同時，在當局的明顯支援下，正在訓練軍事力量。在羅傑的幫助下組織起來、名為巴利馬尼的委員會在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召集了一次大會，有人記得他在會上發表了演說。此外還有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傑克·懷特上尉、亞歷克斯·威爾遜及一名姓丁斯莫爾的青年積極分子。他生平第一次的政治性演說於1913年10月24日一個雨天的下午在貝爾法斯特市政廳對著五百名聽眾發表。當時他很緊張。前一天晚上，他把演說內容寫下來，而且背了下來。登上講臺時，他感到已經無法回頭了；從現在起，在已經踏上的征途上就不能後退了。他將把餘生獻給一個任務。鑑於當前的形勢，這個任務也許與他在非洲和南美曾面臨的任務同樣危險。
他整個的演說論述的是：愛爾蘭人不應在宗教和政治上（自治派的天主教徒與統一派的新教徒）分裂，號召一切愛爾蘭人不分信仰、不分理想地團結起來。這次演說受到了極大歡迎。會後，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一面擁抱他一面在他耳邊低聲道：「讓我預言：你將來肯定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在羅傑的印象中，接下來的八個月裡，他只是在跟講臺打交道，上上下下地發表演說，起初還照本宣科，後來只有簡單的提綱就即興發揮了。他走遍了愛爾蘭的各個角落參加會議，與人會見，進行討論，舉行圓桌會議；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秘密的。持續幾小時地爭論、說理、提建議、駁斥，為此還經常放棄吃飯和睡覺。他完全投身到政治活動中去，有時熱情高漲，有時卻深深地感到心灰意冷。每到頹唐的時候，胯部和背部的疼痛就來打擾他。
在1913年年底到1914年年初的幾個月裡，愛爾蘭政治局勢的緊張程度與日俱增。厄爾斯特統一派與自治派同獨立派的分裂日益加劇，簡直到了即將爆發內戰的程度。1913年年底，為了與愛德華·卡森成立的厄爾斯特志願軍對抗，愛爾蘭人民軍成立了，主要發起者是工會領導人、工人領袖詹姆斯·康諾利。那是一個軍事組織，成立的公開動機是保衛工人不受老闆和當局的侵犯。第一任司令傑克·懷特上尉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之前，曾在英國陸軍卓有成效地服役過。在成立儀式上宣讀了羅傑加入該組織的宣告。那幾天，他政治上的朋友正好派他到倫敦去為民族主義運動募捐。
幾乎就在愛爾蘭人民軍成立的同時，出現了愛爾蘭志願軍，那是在羅傑·凱斯門特所擁護的約恩·麥克尼爾教授的倡議下成立的。這個組織從一開始就受到秘密狀態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支援，這個兄弟會是主張愛爾蘭獨立的，由民族主義者中的傳奇人物湯姆·克拉克以一家小小的菸草專賣店作為掩護而領導著。湯姆·克拉克曾被指控以爆破手段進行恐怖活動，在英國監獄裡蹲了十五年，後來流亡到美國，從美國被蓋爾集團（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美國分支）派到都柏林，運用其組織才能去建立地下工作網。他已徑五十二歲，但身體健康，工作起來不知疲倦、嚴於律己，真正的身份也未被英國間諜發覺。儘管不太容易，但兩個組織合作得還是很密切，許多擁護者同時參加了兩個組織。蓋爾同盟的成員、在亞瑟·格里菲斯領導下走出了第一步的新芬黨人、愛爾蘭古老教團的成員及成千上萬的獨立派人士都參加了愛爾蘭志願軍。
羅傑·凱斯門特同麥克尼爾教授和帕特里克·皮爾斯共同起草了志願軍成立宣言。1913年11月20日，在都柏林圓形大廳舉行的該組織第一次公開集會上，羅傑在與會群眾中激動得渾身發抖。一開始，根據麥克尼爾和羅傑的建議，志願軍是個軍事活動組織，成員在愛爾蘭全境以班、連、團組織武裝行動。鑑於當時嚴峻的政治局勢，武裝行動看起來已迫在眉睫。
羅傑全身心地投入志願軍的工作之中。就這樣，他接觸到了志願軍的主要領導人並同他們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其中很多是詩人和作家，如托馬斯·麥克唐納，既寫劇本又在大學裡任教；又如青年約瑟夫·普倫凱特，有肺病，有殘疾，儘管有著身體上的缺陷，但精力過人，和皮爾斯一樣是天主教徒、虔誠的讀經師，也是大教堂劇院的建立者之一。羅傑為了志願軍而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都在諸如都柏林、貝爾法斯特、科克、倫敦、德里、戈爾韋和利默里克等大城市或小鎮、村莊的集會上講話，聽眾有時幾百人，有時幾個人。他在演說中，一開始還很平靜（如「我是來自厄爾斯特郡為捍衛愛爾蘭主權、為愛爾蘭擺脫英國殖民桎梏而奮鬥的一名新教徒……」），但是後來越講越激動，到最後竟如醉如痴地像英雄一般激烈起來，幾乎總能贏得聽眾暴風雨般的掌聲。
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志願軍戰略計劃的制訂。他是領導人中最堅定地堅持獨立運動要以武力作為後盾的，他確信這樣才能把爭取主權的鬥爭從政治計劃最終有效地轉變為軍事行動。武裝起來需要錢，這就必須說服熱愛自由的愛爾蘭人慷慨地資助志願軍。
於是就有了派羅傑·凱斯門特去美國的想法。美國的愛爾蘭社團具有經濟能力，可以通過公眾輿論增加援助資金，還有誰能比這位世界聞名的愛爾蘭人更能推動一場公眾輿論運動呢？志願軍決定先把這一想法同蓋爾集團在美國的領袖約翰·德沃伊商量一下。蓋爾集團在北美團結了眾多民族主義的愛爾蘭人社團。德沃伊生於基爾代爾郡的基爾鄉，年輕時就是地下工作積極分子，曾被指控為恐怖分子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不過只坐了五年的牢；到了阿爾及利亞又參加了外國軍團；1903年在美國創辦了報紙《美國的蓋爾人》，與各種機構中的美國人建立了緊密聯絡，因此很有政治影響力。
在約翰·德沃伊研究那項建議的同時，羅傑繼續推進愛爾蘭志願軍武裝化。他成了志願軍的總督察莫里斯·摩爾上校的好朋友，曾陪上校巡視全島，檢查訓練成果、武器藏得是否安全。應摩爾上校的請求，他參加了志願軍參謀部的工作。
他多次被派往倫敦，那裡有由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主持的一個地下委員會，該委員會除了募集資金，還在英國和歐洲若干國家秘密購買步槍、手槍、手榴彈、機關槍和彈藥並秘密運入愛爾蘭。在倫敦同愛麗絲及其朋友們開會時，羅傑發覺，一場歐洲戰爭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可能，而是即將成為事實：所有參加愛麗絲在格羅夫納路家中茶會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認為，德國已經下定決心，不要問戰爭是否會發生，只要問何時會發生。
羅傑已經搬到都柏林北岸的馬拉黑德鎮去住了，由於政治性的來來往往，他很少在住所過夜。搬過去不久，志願軍就通知他，愛爾蘭皇家警察局已經為他立案，並秘密跟蹤他。此外還有一個理由讓他到美國去：在美國總比留在愛爾蘭等著坐牢對民族主義運動更有用吧？約翰·德沃伊已經通知說蓋爾集團歡迎他的到來。大家都認為他去美國會加速資金的募集。
他同意了去美國，但遲遲不肯出發。他希望能制訂一個計劃，在1914年4月23日慶祝克朗塔夫戰役九百週年，在那場戰役中，愛爾蘭人在布萊恩·博魯的指揮下打敗了英國人。麥克尼爾和皮爾斯支援他，但其他領導人認為這個計劃浪費時間，為什麼要把精力浪費在考古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實際行動，沒有時間分散精力。羅傑的計劃沒有實現。他還有一個倡議沒有實現，即派一隊運動員去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羅傑一面為去美國作準備，一面幾乎總是同麥克尼爾與皮爾斯一起在群眾集會上講話，有時同托馬斯·麥克唐納一起去。他去演說的地方有科克、戈爾韋、基爾肯尼等地。在聖帕特里西奧日那天，他還登上了利默里克的講臺，那是他一生中見到的最偉大的集會。局勢日益嚴峻，武裝到牙齒的厄爾斯特統一派肆無忌憚地舉行遊行示威，進行軍事演習，以致英國政府不得不擺擺樣子，向北愛爾蘭派去更多計程車兵。那時在卡勒發生了兵變，這一事件深深地影響了羅傑的政治思想。當英國政府充分動員英國士兵去制止厄爾斯特極端派可能發動的武裝行動時，駐愛爾蘭總司令亞瑟·佩吉特爵士告知英國政府，說駐卡勒的軍隊裡為數眾多的英國軍官對他說，如果他下令攻打愛德華·卡森領導的厄爾斯特志願軍，他們就要求他辭職。英國政府在此訛詐面前做了讓步，那些軍官沒有一位受到懲處。
這一事件支援了羅傑的信念：愛爾蘭自治永遠無法實現，因為英國政府的保守黨主政也好，自由黨主政也好，不管做了多少承諾，是永遠也不會同意的。約翰·雷蒙德和相信自治的愛爾蘭人肯定會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對於愛爾蘭，自治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很簡單，只有獨立才能解決問題，而獨立又不是能夠輕易取得的，應該像皮爾斯和普倫凱特所說的那樣，通過政治與軍事行動，付出重大的犧牲與英雄主義的代價去奪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是這樣爭取到解放的。
1914年，德國記者奧斯卡·施威林想寫一篇關於康內瑪拉窮人的新聞報道而來到了愛爾蘭。羅傑在斑疹傷寒流行時曾積極地幫助過當地居民，那位德國記者便找到了他。他們一起去了當地，走訪了漁村和剛開始運轉的學校和診療所。後來羅傑把施威林的文章翻譯過來，刊登在《愛爾蘭獨立報》上。這位德國記者是贊成民族主義理論的，在與他的談話中，羅傑堅定了去德國旅行時產生的想法：在德國與大不列顛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下，把愛爾蘭的解放鬥爭同德國聯絡在一起，同這個強大的國家結盟，愛爾蘭更有可能從英國手中獲得以自身劣勢——矮子與巨人對抗——永遠得不到的東西。志願軍欣然接受了他的這個想法。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是新的，而是被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重新喚醒。
在這種情況下，據說愛德華·卡森的志願軍已經把二百一十六噸武器通過拉爾尼港秘密地運進了厄爾斯特，加上原有的，統一派的軍事力量大大地超過了民族主義志願軍。這樣一來，羅傑就得趕快到美國去。
但是去美國之前，他還得陪約恩·麥克尼爾到倫敦去與愛爾蘭議會黨領袖約翰·雷蒙德會談。儘管歷經挫折，約翰·雷蒙德仍然相信愛爾蘭的自治法案最終會得以通過。他還在羅傑與麥克尼爾的面前為英國自由黨政府的善意進行辯解。那是一個粗壯、好動的人，講起話來跟機關槍一樣快，那種絕對自信的樣子增加了羅傑·凱斯門特對他的反感。但他在愛爾蘭為什麼那麼受歡迎？他那關於愛爾蘭自治必須在英國的合作與支援下才能獲得的理論得到了大多數愛爾蘭人的擁護。不過，羅傑確信，群眾對愛爾蘭議會黨領袖的這種信任將隨著公眾輿論日益看清愛爾蘭自治不過是海市蜃樓——英國政府用來欺騙、分裂和離間愛爾蘭人的手段——而漸漸消失。
會談中，最讓羅傑感到惱火的是雷蒙德堅持說，如果與德國爆發了戰爭，愛爾蘭人應該與英國共同作戰，這既是原則問題，也是戰略問題：如此便可以贏得英國政府和公眾輿論的信任，愛爾蘭未來的自治也從而有了保證。雷蒙德還要求，在志願軍執行委員會中，他的黨派要佔二十五名代表。為了維持團結，愛爾蘭志願軍不得不表示同意。即便做了這樣的讓步，也沒能改變雷蒙德對羅傑·凱斯門特的看法，不時地斥責羅傑是「激進的革命者」。儘管如此，在愛爾蘭逗留的最後幾個星期裡，羅傑還是給雷蒙德寫了兩封信，客客氣氣地要求他捨棄偶爾的分歧，多做有利於愛爾蘭人團結的事，並向他保證，如果愛爾蘭自治成為事實，他將是第一個支援自治的人；但是如果英國政府迫於厄爾斯特極端派的壓力而未能通過《愛爾蘭自治法案》，民族主義者就應該有另外一種戰略選擇。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和作家》《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