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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凱斯門特與委員會各成員於1910年從英國到秘魯亞馬孫腹地經歷了六個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後，到達了伊基託斯，此時他的眼睛發炎得更加嚴重了，關節炎反覆發作，整個健康狀況糟透了。但是他忠於自己的堅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稱之為塞內加主義者），在行程中對自己的病痛從不聲張。相反，他總是努力鼓舞著同行者，幫助他們抵禦那令人痛苦的苦難。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馬德拉停泊時返回了英國。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三比克生活過，對非洲的農業很瞭解。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橡膠專家，患有神經痛，總是抱怨天太熱。塞莫·貝爾害怕脫水，總是手拿水瓶，不時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費爾加爾一年前曾受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公司派遣，到過亞馬孫地區，他告訴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禦伊基託斯那「邪惡的誘惑」。
那裡的誘惑實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麼吸引人的城市擁有一片寬闊的市區，其中既有泥木結構、棕櫚葉鋪頂的農村小屋和以貴重木材與鐵皮屋頂建造的房子，也有門面輝煌、有著葡萄牙進口的瓷磚牆面的寬敞大宅院。說來不可思議，就在這個區，酒吧、小酒館、妓院和賭場與日俱增，各個種族與膚色的妓女從早到晚毫不知恥地在人行道上展覽著自己。伊基託斯位於亞馬孫河支流納奈河的岸邊，景象宏偉：植物茂盛，大樹參天，樹聲沙沙，河水隨著太陽的移動而改變著顏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瀝青路，而是流淌著滿是糞便和垃圾的水溝，滿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濃烈，能把人燻得嘔吐。酒吧、妓院和娛樂場所播放的音樂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到碼頭去接委員會成員的英國駐當地領事斯泰爾斯先生讓羅傑住在他家。公司為其他委員準備了住所。當晚，伊基託斯的行政長官雷伊·拉馬為他們舉行了晚宴。
中午剛過，羅傑說他不想吃中飯了，只想睡一會兒，便回到了房間。房間陳設很簡單，幾塊畫有幾何圖案的土布掛在牆上，站在一個小小的陽臺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這裡，街上的噪聲小了些。羅傑沒脫上衣也沒脫皮鞋就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睡著了。
一種安寧的感覺浸透了全身，這是一個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過的——在愛爾蘭度過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國政府準備發表《關於剛果的報告》的時候，在一陣使得他成為備受自由派報刊與慈善機構誇獎的英雄兼遭受利奧波爾多二世御用文人謾罵的小人的熱鬧中，在那激動興奮、忙忙碌碌的幾個月裡，他一直在做夢——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約熱內盧做了四年的領事工作，他才不做夢。外事辦認為在「報告事件」之後，比利時帝國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剛果了。在新的任命到來之前，羅傑·凱斯門特前往愛爾蘭，尋求淡泊無名的生活。這並不是隱居，但起碼從倫敦那沒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圍中脫身。在愛爾蘭的那幾個月，他重新發現了自己的愛爾蘭，完全沉浸在只有通過談話、想象和閱讀才能瞭解的愛爾蘭之中，與兒時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時、與少年時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親戚生活在一起時所瞭解的愛爾蘭都不同。愛爾蘭並不是英帝國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為恢復自己的語言、傳統和習俗而鬥爭。「親愛的羅傑，你已經成為一名愛爾蘭的愛國者了。」他的表妹格開玩笑地對他說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他答道。
在那幾個月裡，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爾郡和戈爾韋郡，為自己被俘的祖國地緣把脈，像戀人那樣觀察著祖國那人煙稀少而簡單樸素的農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裡的漁民、同相信命運而堅忍不拔的永恆的人民、同少言寡語的儉樸農民談話。他結識了許多「那邊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們與民族自由協會蓋爾同盟的創始人道葛拉斯·海德一樣，都在積極推動愛爾蘭的文化復興，恢復原來的地名和村名，喚醒愛爾蘭古老的歌舞，復原花呢和亞麻的紡紗法和繡花法。任命他為駐里斯本領事的通知下達後，他藉口健康原因，儘量推遲赴任日期，為的是參加在安特萊姆召開的、將近三千人參加的第一屆峽谷聯歡會。那幾天，羅傑聽到風笛手演奏、合唱團唱出的歡快旋律時，聽到說書人用蓋爾語講述的、只在中世紀夜晚才能聽到的浪漫故事和傳奇故事時，儘管聽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溼了。他甚至還參加了有百年曆史的愛爾蘭式棒球賽。在比賽中，羅傑認識了賀拉斯·普倫基特爵士、布林梅爾·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義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為愛爾蘭文化而戰鬥的女性朋友如艾達·麥克尼爾、瑪格麗特·多布斯、愛麗絲·米利甘、艾格尼絲·奧法雷勒以及羅莎·莫德·揚又聚會了一次。
從那時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積蓄和薪俸捐給各種聯合會、皮爾斯兄弟創辦的教授蓋爾語的學校以及他以筆名為之寫稿的民族主義雜誌。1904年，當亞瑟·格里菲斯創辦《新芬報》時，羅傑就跟他聯絡上了，提出要與之合作，並訂閱了他所有的出版物。這份報紙的思想與羅傑所交的朋友布林梅爾·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須在與各種殖民地性質的機構平行的環境下創辦愛爾蘭自己的基礎設施（如學校、企業、銀行以及工業等），逐漸取代被英國強加的基礎設施。這樣，愛爾蘭人才會逐漸覺悟到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必須抵制英國的產品，必須拒絕交稅，必須以民族的體育運動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國的體育運動，文學、戲劇也應照此辦理。就這樣，以和平的方式，愛爾蘭會逐漸擺脫殖民主義的桎梏。
除了在愛麗絲的指導下閱讀很多關於愛爾蘭過去的書籍，羅傑還想重新學習蓋爾語。他請了一位女老師，但進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長，自由黨的愛德華·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駐桑托斯的領事。雖說不是很愉快，但他還是接受了，因為有助於愛爾蘭的捐贈已經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積蓄。他在靠借債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掙錢。
也許正因為重啟外交生涯的熱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種失落感。儘管巴西景色優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約熱內盧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對這個國土遼闊的國家不習慣。最讓他感到沮喪的是，在這裡跟在剛果不一樣：在剛果儘管困難重重，但他總有一種打破領事工作的框框幹大事的感覺；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動卻是跟淨闖禍的、醉醺醺的英國水手打交道，還得為他們交罰金，把他們從監獄中保出來，送他們回國。在帕拉，他第一次聽說橡膠產區的暴力行徑，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貿易活動，他的工作只是為船隻登記，為到那裡做生意的英國人提供辦手續的方便。1909年，在里約熱內盧的日子是最糟的：氣候加重了他身體的不適，又添了因過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決定去離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羅波利斯居住，那裡地勢較高，不太溼熱，晚上也涼快。但是每天乘火車上下班是一場噩夢。
在夢中，他總是記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寫了一首敘事長詩《凱爾特人之夢》，寫的是愛爾蘭神話中的過去。還同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和布林梅爾·霍布森合寫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冊子《愛爾蘭人與英國軍隊》，反對英國軍隊在愛爾蘭人中徵兵。
蚊蟲把他咬醒了，把他從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來，送入了亞馬孫的黃昏之中。天空中出現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關節痛也減輕了。在斯泰爾斯先生家裡洗澡是件複雜的事：羅傑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僕人用水桶把水倒進噴頭盛器裡。洗澡水較熱，使他想起了剛果。浴後下樓，領事已在門口等他，準備陪他去雷伊·拉馬的官邸。
二人要在飛揚的塵土中走過幾個街區。羅傑不得不眯著眼睛，在滿是骨頭、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絆絆地走著。噪聲大了起來，每走過一間酒吧的門前就能聽到音樂聲、乾杯聲、吵架聲與醉漢的喊聲。斯泰爾斯先生上了年紀，鰥居，無子女，在伊基託斯已工作六年，彷彿一個沒有幻想、厭倦了生活的人。
「這個城市對委員會是什麼態度？」羅傑凱斯門特問道。
「坦率地說，是懷有敵意的。」領事趕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聞，半個伊基託斯都靠阿拉納先生過活呢。更確切地說，都靠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的企業過活。人們懷疑委員會意圖反對給他們飯吃的那個人。」
「我們能指望當局提供些幫助嗎？」
「更確切地說，會製造各種障礙，凱斯門特先生。伊基託斯市的當局也得依賴阿拉納先生啊。幾個月來，行政長官、法官和軍人都沒能從政府那裡領到薪水。沒有阿拉納先生，他們都得餓死。您要知道，由於沒有交通工具，利馬離伊基託斯比離紐約和倫敦還要遠，最好的情況下，行程也要兩個月。」
「看樣子，情況要比我想象的複雜得多。」羅傑評論道。
「您和委員會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謹慎。」領事又說道，此時已降低了聲音，還有點兒猶豫，「不是在伊基託斯，而是在普圖馬約那邊。那是很遠的地方，什麼事都能發生。那是個野蠻的世界，無法無天，也無治安。我想，跟剛果差不多。」
伊基託斯的行政長官官邸位於中心廣場一塊沒有花草樹木的場地上，領事指給他看一個彷彿玩到一半的組合玩具的奇怪鐵製結構，原來正在組裝一棟埃菲爾鐵塔式的房子（對，正是巴黎的埃菲爾鐵塔）。那是一個發了財的橡膠商從歐洲買下的，把它拆解後帶回了伊基託斯，正在重新組裝成該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樂部。
官邸佔據了幾乎半個街區，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層的大宅院，毫無特色。每個房間都很大，窗上裝著鐵欄杆。大宅院分為兩翼，一翼為辦公區，另一翼為長官住所。雷伊·拉馬先生個頭很高，白髮，大鬍子，胡尖上還打了蠟。他腳穿長筒靴，身穿馬褲，襯衣一直系到領口，外罩一件不寬鬆的奇特繡花外衣。他能講一點兒英語，以過分的熱情、浮誇的言辭向羅傑·凱斯門特表示了歡迎。委員會的全體成員也已經到了，還都出著汗穿著晚禮服呢。行政長官向羅傑一一介紹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衛戍司令阿爾納艾斯上校，奧古斯丁修道院的長老烏魯蒂亞神父，秘魯亞馬孫公司總經理巴勃羅·蘇馬埃塔先生。其他還有四五位如商人、海關署長、《東方日報》社的社長等。客人中沒有一位是女性。響起了香檳酒的開瓶聲，送上來冒著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溫熱，但的確是好酒，是法國酒，沒錯。
在一個以油燈照明的大院子裡準備了晚餐。無數的土著僕人光著腳、繫著圍裙上著小吃，端著盤子送上食物。那晚氣候溫和，天空中點綴著幾顆星辰。羅傑很奇怪自己怎麼竟能聽懂洛雷託人講的話？這種西班牙語總是吃掉音節，富於音樂性，讓人想起巴西口音。他鬆了一口氣：儘管帶有翻譯，但自己總算能聽懂許多將在未來旅行中聽到的話，這對於調查方便了許多。剛剛上了一道油膩的龜肉湯，他不無困難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圍的桌子上同時進行著幾組談話，有用英語的，有用西班牙語的，也有用葡萄牙語的。一經翻譯，談話就會中斷一會兒。行政長官坐在羅傑的對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兩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靜了下來，原來他要為新到的客人乾杯，祝他們在伊基託斯過得愉快，圓滿完成任務，盡情享受亞馬孫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強調了一句：「是洛雷託，尤其是伊基託斯的慷慨好客。」
他落座後立即與羅傑談了起來，聲音之大，好像要讓別人的談話停下來，讓眾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談話。
「尊敬的領事先生，請允許我提個問題：您此行的目的是什麼？這個委員會又是為何來此？您來這兒要調查什麼？請不要以為我傲慢無禮，恰恰相反，我的願望、所有當局人物的願望是幫助你們。但是我們必須瞭解英國王室派你們來幹什麼。當然這對亞馬孫是個很大的榮幸，為此我們願意表現得配得上這個榮幸。」
羅傑幾乎完全聽懂了雷伊·拉馬的話，但他仍然耐心地等著翻譯把自己聽懂的話翻成英語。
「您無疑是知道的，在英國，在歐洲，流行著對當地土著犯下殘暴罪行的揭發，」他鎮靜地解釋道，「有些指控是很嚴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區的主要橡膠公司，即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的秘魯亞馬孫公司，是在倫敦上市的英國公司，我想這是眾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顛，不管是政府還是公眾輿論，都不會容忍一家英國公司違反尊重人道的神聖法律。我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調查那些指控有幾分是真實的。委員會是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的公司選派的。我本人則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羅傑·凱斯門特開口講話時，庭院裡一片死寂，街上的噪聲也彷彿降低了。很奇怪，大家連動也不動了，剛才還在飲酒、吃東西、談話、動作頻繁、做著各種手勢的先生們一下子患了癱瘓症。羅傑的兩眼仍然盯著他，一種疑懼、責備的氣氛代替了原先熱誠的氣氛。
「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準備，」巴勃羅·蘇馬埃塔先生幾乎喊了起來，「我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去普圖馬約的船是我們企業最好的船，擁有各種方便設施，諸位可以乘此船去親眼證實一下，那是無恥的誹謗。」
「非常感謝，先生。」羅傑·凱斯門特點了點頭。
這時，一陣無名的衝動使他決定試探一下東道主。他相信東道主的反應會對他自己以及委員會各成員產生教育效果，於是他以討論網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問道：
「順便問一下，先生們，諸位是否知道記者本哈民·薩爾達尼亞·羅卡先生——我希望我的發音還算準確——在不在伊基託斯？我能否跟他談談？」
他這一問引起了炸彈般的效果。與會者面面相覷，既吃驚又惱火，接著是長時間的沉默，像是沒有人敢於接過這一棘手的話題。
「哎呀，怎麼了！」行政長官終於喊了起來，演戲般地故作驚訝道，「那個敲詐者的名字連倫敦都知道了？」
「是的，先生，」羅傑·凱斯門特點頭道，「薩爾達尼亞·羅卡先生與沃爾特·哈登堡工程師對普圖馬約橡膠業的揭發在倫敦引起了軒然大波。還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薩爾達尼亞·羅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託斯？」
又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與會者都顯得很不自在，最後奧古斯丁修道院的長老說話了：「沒人知道他在何處，凱斯門特先生。」烏魯蒂亞神父說道，他的西班牙語很純正，與洛雷託人講的不一樣，羅傑更難聽懂，「他從伊基託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據說在利馬。」
「他要是沒逃掉，我們伊基託斯人早就把他處以私刑了。」一個老頭子憤怒地揮舞著拳頭說道。
「伊基託斯是愛國者的土地，」巴勃羅·蘇馬埃塔叫道，「那傢伙編造卑鄙的謊言詆譭秘魯，推翻為亞馬孫帶來進步的企業，沒人會原諒他。」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的敲詐行為沒有得逞。沒人告訴你們嗎？薩爾達尼亞·羅卡發表誣衊之詞以前，曾企圖從阿拉納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筆錢。」
「我們拒絕了，他就把關於普圖馬約的胡說八道發表了，」巴勃羅·蘇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誹謗、誣衊與勒索而被起訴，等待他的是監獄，所以他逃跑了。」
「在這方面，看來是什麼也瞭解不到了。」羅傑·凱斯門特評論道。大家的談話又變成了一對對的私人談話。晚餐仍在進行，此時上了一盤亞馬孫烤魚，其中有一種叫做加米塔納的魚，凱斯門特覺得肉質細嫩，味道很好，但調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晚餐結束，向行政長官告辭出來後，羅傑跟委員會的朋友們交談了一會兒。塞莫·貝爾認為突然觸及記者薩爾達尼亞·羅卡的問題有些魯莽了，使得伊基託斯的頭面人物很惱火。路易斯·巴恩斯卻向羅傑表示慶祝，說這樣一來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這些人在記者問題上為什麼有如此怒氣衝衝的反應。
「很遺憾我們不能跟他談，」凱斯門特說道，「我真想認識他。」
雙方告別，羅傑和領事沿原路走回了領事的家。一路上，喧鬧聲、縱酒作樂聲、歌聲、跳舞聲，乾杯聲、吵架聲甚囂塵上。羅傑感到很驚奇：這麼多衣衫襤褸、半裸、光腳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門口，調皮地朝裡面偷看。還有許多狗在扒食垃圾。
「您別浪費時間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爾斯先生說道，「最有可能的是，薩爾達尼亞·羅卡已經死了。」
羅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當他看到一提及記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辭，就懷疑記者已經消失了。
「您認識他嗎？」
領事圓頂禿頭，腦殼亮晶晶，就像灑滿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著泥濘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許是怕踩到一條蛇或蛤蟆。
「我們談過兩三次，」斯泰爾斯先生說道，「他個頭矮，有些駝背，這裡的人都叫他喬洛，或喬利托，即混血兒。一般說來，喬洛的性格都很溫順、很有禮貌，但是薩爾達尼亞·羅卡不是這樣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強，總是像狂熱的宗教信徒那樣用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人看。說真的，我總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緊張，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來對殉道者不那麼敬仰，凱斯門特先生。對英雄也是如此。這些為真理或正義獻身的人所造成的損害，比他們想要制止的損害還要大。」
羅傑沒有說話，心裡正在塑造著那個記者的形象：個子矮小，有殘疾，但內心和意志與埃德蒙·d.莫列爾很像。對，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著記者親手在鋼板上刷墨印刷兩份週報：《斥責》與《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間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廠裡進行編輯的，而這間小印刷廠無疑就是他家的一個角落，這個樸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兩份小報的編輯部兼管理部。
「我希望您別在意我剛才的話。」英國領事突然對自己剛剛講過的話感到後悔，道歉道，「薩爾達尼亞·羅卡先生進行揭發，當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納公司在普圖馬約橡膠園裡搞嚴刑拷打、劫持人質、鞭打土著人等罪行，這幾乎等於自殺。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會有什麼後果，他應該很清楚。」
「什麼後果？」
「他應該早就料到了。」斯泰爾斯先生不動聲色地說道，「他在莫羅納大街上的印刷廠被燒燬了，您可能還看得見，都成了一片焦土；還有人朝他的家開黑槍，普洛斯佩羅大街上還能看到彈痕。他不得不把兒子從奧古斯丁派神父辦的學校裡接出來，因為同學們都欺侮他。他還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個秘密的地方，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他的性命簡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關閉那兩份小報，因為沒有人願意再去登廣告，伊基託斯也沒有印刷廠敢印他的小報。作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兩次槍擊，兩次都奇蹟般地逃脫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槍，結果成了瘸子。最後見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裡推去，一幫人把他打得臉都腫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馬瓜斯駛去。從此再沒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許逃到了利馬。但願如此。也有人說，他被綁住手和腳、傷口流著血就被推到河裡餵食人魚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屍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魚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說的您沒有不知道的。在剛果，您可能看到過同樣的事，或更壞的事。」
到了領事的住所，斯泰爾斯先生開啟了前廳的燈，給凱斯門特倒了一杯波爾多葡萄酒，靠近陽臺坐下來，點燃香菸。月亮躲進了雲端，但天上還能看見星星。大街遠處的噪聲又加入了昆蟲的嗡嗡聲，還有河水撞擊岸邊樹枝和舢板時發出的啪啪聲。
「可憐的本哈尼·薩爾達尼亞·羅卡，膽子這麼大，有什麼用？」領事聳了聳肩，思考道，「毫無用處。家人遭到不幸，沒準喪失了生命。我們也失去了兩份小報——《斥責》和《制裁》。每星期讀一讀報裡的小道訊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倒是認為他的犧牲並非毫無意義。」凱斯門特輕聲糾正，「要不是他，我們不會來到這兒。除非您認為我們的到來也毫無意義。」
「願上帝並不這樣認為。」領事大聲說道，「在美國和歐洲掀起了軒然大波，這確實是薩爾達尼亞·羅卡那份揭發所引發的，接著是沃爾特·哈登堡。我剛才說的是蠢話，我希望您的到來能有些用處，把情況改變過來，凱斯門特先生。在亞馬孫地區生活得太久了，對進步思想有點兒懷疑了。在伊基託斯，一個人最終對什麼進步不進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連對正義將會擊退非正義這一點都不相信了。到那時，我也許會回到英國，用英國式的樂觀主義洗刷自己。我發覺您在巴西為王室工作的這些年並沒有把您變成悲觀主義者。您真是與眾不同，我真羨慕您。」
二人道過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間。羅傑久不能寐。該不該接受這個任務？幾個月前，外交部長愛德華·格雷爵士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在普圖馬約犯下的罪行所引發的醜聞已經鬧到無法忍受的地步，公眾輿論要求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沒人比您更合適走一趟了。由獨立人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也要去，那是秘魯亞馬孫公司自身決定派遣的。雖然您與他們同行，但是我希望您為政府出一份個人報告。您由於在剛果的業績，有著很高的威望。調查暴行，您可謂專家了。您可不要拒絕。」他的第一反應是想找個藉口推辭，但是經過思考，他認為，正是由於在剛果工作過，所以在道義上有義務接受這一任務。不該接受嗎？他覺得斯泰爾斯先生的懷疑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然而愛德華·格雷爵士的那句「調查暴行，您可謂專家了」不斷地在他腦子裡迴響著。
與領事的看法不同，他認為本哈尼·薩爾達尼亞·羅卡的所作所為對亞馬孫、對自己的國家、對整個人類大有好處。與愛德華爵士談話後，後者給他四天的時間考慮是否決定同那個委員會走一趟。他首先在商業、政治和文學小報《制裁》上看到了關於普圖馬約橡膠生意的事。緊接著，外事辦給了他一捆檔案，其中有兩個曾經到過亞馬孫地區的人提供的一手證詞：美國工程師沃爾特·哈登堡在倫敦的週報《真理》上發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薩爾達尼亞·羅卡寫的幾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機構反奴役及保護土著協會翻譯成英文。
他的第一反應是不可置信。儘管有事實作為依據，但那位記者是不是把暴行誇大得讓人覺得文章並不現實，甚至是一種虐待狂的想象？不過羅傑立即想到，許多英國人、歐洲人和美國人看到他和莫列爾發表的關於剛果獨立王國的不公正行徑時，不是也做出了同樣的反應——不可置信——嗎？人們排斥那些在貪婪與劣根性的驅使下、在無法無天的世界裡幹出的不堪描述的殘暴行為時，不都是這樣嗎？這種殘暴行徑既然能在剛果發生，為什麼不能在亞馬孫地區發生？
他很苦惱，從床上起來，走到陽臺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沒有了燈光，但噪聲依舊。如果薩爾達尼亞·羅卡的指控是真的，那麼，正如領事所言，這位記者很可能被捆著手腳、流著血、扔進河裡去滿足食人魚的胃口了。斯泰爾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滿不在乎的口吻讓他很惱火，彷彿這一切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存在著殘暴者，而是某種類似星球運轉、海水漲潮般的惡兆所決定的。有人曾把他稱作「狂熱分子」，是對正義事業的狂熱嗎？對，當然是。他是一個冒失鬼，也是一個平凡人，一個沒有錢財、沒有社會影響力的平凡人，一個亞馬孫地區的莫列爾。也許是一個信仰者？是的，因為他相信這個世界、社會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這種恥辱。羅傑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時代，那時在非洲看到的邪惡與苦難淹沒了他的戰鬥精神和為改善世界的狀況而想要有所作為的幹勁。他對薩爾達尼亞·羅卡有一種兄弟般的親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對他說：「您幹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業。」
他是不是去過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經營的普圖馬約地區？那不是把自己送進了虎口嗎？他的文章裡並沒有明說，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體，這說明薩爾達尼亞·羅卡親眼見到了他所敘述的一切。羅傑曾多次閱讀薩爾達尼亞·羅卡和沃爾特·哈登堡的證詞，有時覺得他們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他閉上眼睛，彷彿看到了那片廣袤的地區。該地區分為若干個收購站，主要有喬雷拉站和埃爾恩坎託站，每個站都有一名站長。「確切地說，一個怪物。」只有他們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維克多·馬塞多和米格爾·洛艾薩，這兩個人於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奧凱瑪人來到喬雷拉站，交納了數筐在森林裡收割的橡膠球。過了秤、歸了倉之後，喬雷拉站的副站長菲德爾·貝拉爾德為他的上司維克多·馬塞多（當時埃爾恩坎託站的米格爾·洛艾薩也在那裡）指著從八百名奧凱瑪人中區分出的二十五個人說，這些人沒帶來規定的最低限額的橡膠或橡膠漿。馬塞多和洛艾薩便決定要好好教訓一下這些野蠻人：先指示工頭（都是些巴貝多黑人）用毛瑟槍控制住其餘的奧凱瑪人，然後命令「小夥子」把那二十五個人裝進浸了石油的麻袋裡點上火。這些人號叫著變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滾著撲滅了火焰，卻被燒成了駭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馬塞多、洛艾薩和貝拉爾德又朝傷者補了一槍。每當想起這一場景，羅傑就感到眩暈。
據薩爾達尼亞·羅卡說，管理人員幹這種事，一方面是作為懲戒，另一方面是娛樂，高興高興。折磨別人、比賽誰更殘忍，這是長期實施鞭笞、打人等刑罰而染上的一種嗜好。他們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個藉口進行這種血的賭博。據薩爾達尼亞·羅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給一名叫做米格爾·弗洛雷斯的站長寫了一封信，告誡他，在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不要把殺掉印第安人作為一種體育運動，只有「在必要的情況下」才能採取過激的手段。而米格爾·弗洛雷斯的回答比這一告誡更壞：「我不同意。最近兩個月，我的站裡才死了四十幾個印第安人。」
薩爾達尼亞·羅卡歷數對土著人施加的各種刑罰：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殺掉。還有絞刑、睡翹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裡。他肯定地寫道，馬坦薩斯站的土著人屍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沒法估計，但屍骨恐怕與幾百也許幾千名受害者相符。馬坦薩斯站的負責人叫阿曼多·諾爾曼德，是玻利維亞人與英國人的混血兒，也就二十二三歲。他自稱曾在倫敦學習過。他的殘忍在烏伊託託人中已經成了「地獄般的神話」，因為他殺死了大批的烏伊託託人。阿比西尼亞站則對阿維拉多·阿圭羅站長及其助手奧古斯托·希門尼斯進行了罰款，因為二人把印第安人當靶子射擊，而且明知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會浪費對公司有用的勞動力。
儘管兩地相距甚遠，但羅傑不止一次地覺得，一條臍帶把剛果和亞馬孫地區連線在了一起：對財富的貪婪、人類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製造著邪惡，因而在兩地同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這還不夠嗎？魔鬼在這永恆的爭鬥中是不是取得了勝利？
等著他的明天將是緊張的一天。領事找到了三個英國籍的巴貝多黑人，他們在阿拉納橡膠公司工作了好幾年，這次接受了委員會的詢問，條件是事後把他們送回英國。
羅傑睡得很少，但天一亮就醒了，沒感到有什麼不舒服。洗漱，穿戴完畢，戴上巴拿馬草帽，拿起照相機，既沒見領事也沒見僕人，走出了領事的住所。天空一望無雲，陽光照射在街上，開始熱起來。到了中午，伊基託斯就會變成一座火爐。街上已經有了行人，繪著紅藍雙色的喧鬧小電車也在行駛。有點兒像東方人、皮膚呈黃色、臉上臂上塗著幾何圖案的印第安人流動商販不時地向他兜售水果、飲料、活的小動物（小猴子、金剛鸚鵡、小蜥蜴等）、箭鏃、木槌、吹箭筒等。許多酒吧和飯館仍在營業，但顧客很少。幾個醉漢叉開雙腿躺在鋪棕櫚葉的屋簷下睡覺，幾條野狗扒著垃圾。羅傑想道：「這個城市簡直是一塊邪惡、發臭的空地。」他在塵土飛揚的大街上散步了很長時間，穿過中心廣場，認出了行政長官的官邸，來到了有著石欄杆的堤岸。堤岸的路很漂亮，走在上面可以看見寬闊的河流，河面上的小島好像在漂浮著。遠處，對岸高大的樹木沐浴著陽光。
熠熠閃光的堤岸到了盡頭就消失在一片茂盛的樹林和栽滿樹木的斜坡中。斜坡下面是一座碼頭。他看見幾個光腳穿短褲的男孩在釘木樁，他們都戴上了防曬的紙帽子。
男孩不像是印第安人，更像是喬洛。其中一個大概不到二十歲，身材很勻稱，每捶一下，肌肉就突出一下。猶豫了片刻，羅傑走近他，取出了照相機：
「我能給您照一張相嗎？」他用葡萄牙語問道，「我可以付錢。」
男孩看了他一眼，沒聽懂。
他又用蹩腳的西班牙語說了兩遍。男孩笑了，跟另外一個嘰咕了幾句，羅傑猜不出他們說的是什麼。最後男孩轉向他，打著響指問道：「給多少？」羅傑在口袋裡摸了摸，掏出一把硬幣。男孩看了看，數起來。
在兩個新朋友的笑聲和玩笑中，羅傑讓男孩摘下紙帽，抬起胳膊，露出肌肉，擺出古希臘擲鐵餅者的姿勢，給他拍了幾張照片。為了擺姿勢，他觸到了男孩的胳膊。他情緒緊張，天又太熱，他感到自己的手溼潤了。他發現一群衣衫襤褸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樣圍著他，便停了下來，不再拍。他把錢給了男孩，趕忙回到了領事住所。
看到委員會的朋友們正坐在桌旁同領事一起用早餐，他也加入，解釋說他每天開始工作之前都要好好地散步。吃煎木薯、喝甜得要命的水一樣的咖啡時，斯泰爾斯先生向大家說明那幾個巴貝多黑人都是些什麼人。他要事先告訴大家，那三個人都在普圖馬約工作過，但是跟阿拉納的公司鬧了彆扭，覺得秘魯亞馬孫公司欺騙了他們，因此他們的證詞中充滿了怨氣。領事建議不要讓三個巴貝多人同時出現在全體委員面前，因為那樣他們會感到害怕，不敢開口。於是把委員分成二人或三人一組。
羅傑和塞莫·貝爾一組。正像所預料的那樣，與第一個巴貝多人的會見剛開始不久，塞莫·貝爾就以極度口渴、感到不舒服為託詞走掉了，留下羅傑一個人，單獨跟那位阿拉納公司的前工頭談話。
那巴貝多人名叫依波奈姆·托馬斯·坎貝爾，他自己也不確定有多大歲數，自認為不超過三十五歲，是黑人，拳曲的頭髮比較長，已經有些白髮。穿著襯衣，敞著懷，肚臍眼都露了出來。一條粗布長褲不到腳踝處，用一段繩子系在腰間。沒穿鞋，一雙大腳滿是石頭般的硬皮，指甲很長。他那口語化的英語有時摻雜幾個葡萄牙語單詞和西班牙語單詞，羅傑聽起來很吃力。
羅傑用簡單的英語向他保證，他的證詞是保密的，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被自己說的話牽連。羅傑只聽，不記錄，僅僅要求他所說的發生在普圖馬約的事是真實的。
二人坐在凱斯門特臥室對面的小陽臺上。長凳對面的小桌上擺著一罐木瓜汁和兩隻杯子。依波奈姆·托馬斯·坎貝爾六年前在巴貝多首都布里奇敦同另外十八個巴貝多人一起被堂胡里奧·阿拉納的兄弟利薩爾多·阿拉納僱去，在普圖馬約一個收購站當工頭。去了之後他就知道被騙了，僱他的時候並沒告訴他要花大部分時間去「打獵」。
「請解釋一下，什麼是‘打獵’？」凱斯門特問道。
就是到村落裡去獵取印第安人，讓他們到公司的領地來收割橡膠。不管是烏伊託託人、奧凱瑪人、穆伊南人、諾努亞人、列希加洛人還是波拉人都行，只要該地區裡有。那是因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無一例外地拒絕去割取橡膠，所以必須強迫他們。「打獵」要進行長途遠征，有時一無所獲，你到了，可村子裡空了，村民都逃光了。有時幸好還有人，就開槍嚇唬嚇唬他們，叫他們別反抗，但他們還是用吹箭筒和木棒進行反抗，於是就動手打了起來。最後把他們的脖子捆起來，把還能走路的男男女女像趕牲口一樣趕回來。為了不耽擱行程，就把老人和嬰兒丟在那裡不管。依波奈姆沒為阿曼多·諾爾曼德干過無償的暴行，儘管在此人的領導下，他在馬坦薩斯站幹了兩年之久。諾爾曼德先生是馬坦薩斯站的負責人。
「無償的暴行？」羅傑打斷他道，「請舉個例子。」
依波奈姆在板凳上很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黑眼珠在眼白裡跳動了一下。
「諾爾曼德先生有個怪癖，」依波奈姆躲開了羅傑的目光，低聲道，「譬如，如果有人表現不好，也就是說，不如他的意，他就把這個人的孩子扔進河裡淹死，而且是他親自動手。」
他停了一會兒，又解釋道，看到諾爾曼德先生的怪癖，他很緊張。這種怪人什麼事都幹得出，甚至有一天，他異想天開，想把左輪裡的子彈打光，就朝離他最近的人開了槍。依波奈姆因此要求換一個站，於是調到了烏爾蒂莫·列蒂洛站，這才睡上了安穩覺。這個站的負責人叫做阿爾弗雷德·蒙特。
「您執行任務時殺死過印第安人嗎，托馬斯先生？」
羅傑看見了這個巴貝多人躲躲閃閃的眼光。
「這也是工頭和‘小夥子’工作的一部分，」他聳了聳肩承認，「這些人被稱作‘理性人’。普圖馬約真是血流成河，人們也習以為常了。在那裡，生活本身就是殺戮和死亡。」
「您能告訴我您殺死過多少人嗎？」
「我從來沒計算過，」依波奈姆立即答道，「我幹必須乾的事，總想著：幹過了，這一頁就翻過去了。我完成得很好，因此我認為公司對我太刻薄了。」
他長時間沉浸在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語中，對前僱主很不滿。僱主們指控他與把五十個烏伊託託人賣給哥倫比亞伊里亞特先生家的橡膠園有牽連，而阿拉納先生的公司一直與伊里亞特先生爭奪勞動力。那不是真的，烏伊託託人消失於烏爾蒂莫·列蒂洛站後，據說又出現了，併為哥倫比亞人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發誓說他與此事毫無關係。實際上，出賣烏伊託託人的正是烏爾蒂莫·列蒂洛站的負責人阿爾弗雷德·蒙特本人，此人既貪婪又吝嗇，為了掩蓋自己的過錯，就說是依波奈姆、戴頓·克蘭敦及辛巴達·道葛拉斯三個人所為。完全是汙衊，公司卻相信了他，而這三個工頭則不得不出逃。歷經可怕的苦難來到了伊基託斯。普圖馬約的頭頭們曾下令，要「理性人」只要一遇到這三個人就把他們幹掉。現在，依波奈姆和另外兩個同伴只能靠乞討和當臨時工謀生。
公司拒絕為他們返回巴貝多支付船票錢，還控告他們隨便離崗。伊基託斯的法官當然認為阿拉納公司有理。
羅傑答應他，政府會負責把他和兩個同伴送回國，他們畢竟是英國公民。羅傑剛把依波奈姆·托馬斯·坎貝爾送走，就累得馬上倒在了床上，不停地出汗，全身疼痛，不是這兒不舒服就是那兒不舒服，從頭到腳，一個器官接著一個器官，一點點地折磨著他。先是剛果，現在是亞馬孫，人類的苦難難道沒有盡頭？世界上充滿了野蠻行徑的飛地到底還有多少？幾百、幾千、幾百萬？現在又在普圖馬約等著他。能不能打敗這條七頭蛇？在一個地方砍掉它的頭，在另一個地方又生出來，更加嗜血，更加可怖。他慢慢地睡著了。
夢中，在蓋爾的一面湖邊，他看見了母親。高大的橡樹枝葉間灑下了淡淡的陽光。他又激動地顫抖著看見今早在伊基託斯堤岸上為之拍照的那強壯的男孩。他在蓋爾湖畔做什麼？也許那是位於厄爾斯特的愛爾蘭湖泊。安妮·傑弗遜挺拔的倩影消失了。他的憂慮並不是因為人們在普圖馬約受到奴役所引發的悲哀與同情，而是因為安妮·傑弗遜（其實他並沒有看見她）在四周樹叢中對他的窺視。儘管如此，恐懼並沒有減弱他見到伊基託斯那個男孩時感到的激動。
男孩猶如湖神從水中顯露出來，身體淋漓著湖水，每走一步，肌肉就彈動一下，臉上掛著傲慢的笑意，使得他在夢中顫抖起來，呻吟起來。醒來時，他噁心地看到自己射精了。他洗了洗，換了短褲和長褲。他感到羞恥，毫無安全感。
委員會的兩位成員剛剛接見了巴貝多人戴頓·克蘭敦和辛巴達·道葛拉斯。羅傑發覺委員們被他們的證詞搞得都很累。那兩個前工頭講的話依然是赤裸裸的，跟依波奈姆對羅傑·凱斯門特講的話一樣。看樣子不管是戴頓·克蘭敦還是辛巴達·道葛拉斯，都特別熱衷於否認曾把那五十個烏伊託託人賣給哥倫比亞橡膠商。
「鞭打，截肢，殺害……他們對此毫不在意，」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不停地說道，看樣子他並不懷疑貪婪會引發惡行，「他們覺得這種殘暴行徑是世上最自然不過的事。」
「辛巴達剛才的話，我簡直聽不下去，」亨利·費爾加爾承認，「所以不得不出去嘔吐。」
「諸位都看到了外事辦蒐集的檔案，」羅傑·凱斯門特提醒大家，「你們認為薩爾達尼亞·羅卡和哈登堡二人的指控是編造的嗎？」
「編造的，倒不是，」沃爾特·福爾克反駁道，「卻是誇大的。」
「這次開胃酒之後，不知我們在普圖馬約還能碰到什麼事。」路易斯·巴恩斯說道。
「他們很可能變得謹慎，」植物學家說道，「會向我們展示一種粉飾了的現實。」
領事打斷大家的談話，說午飯準備好了。領事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盤玉米餅裹著的鯡魚和蛇片沙拉。除了他，委員們幾乎一口沒吃。大家一直在沉默，沉浸在對剛才會面的回憶之中。
「這次旅行肯定是一次下地獄，」剛剛加入談話的塞莫·貝爾轉身對羅傑·凱斯門特說道，「您都經歷過，倖存了下來。」
「但是傷口還沒有癒合。」羅傑意味深長地說道。
「沒那麼嚴重，先生們，」斯泰爾斯先生吃得高興，給大家鼓勁道，「睡一個洛雷託式的午覺就好了。跟秘魯亞馬孫公司當局和頭頭們談話會比跟黑人談話順利些，真的。」
羅傑沒睡午覺，他坐在臥室裡作為床頭櫃的桌前，憑記憶把與依波奈姆·托馬斯·坎貝爾的談話寫在了筆記本上，並且把委員們與另外兩個巴貝多人談話後得出的證詞做了摘要。接著又在另外一張紙上記下了當天下午將向行政長官雷伊·拉馬和公司經理總巴勃羅·蘇馬埃塔提出的問題。斯泰爾斯先生曾批露，巴勃羅·蘇馬埃塔是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姐夫。
行政長官在辦公室裡接見了委員會成員，上了啤酒、果汁和咖啡，命人搬來幾把椅子，分發了蒲扇，讓大家涼快涼快。他仍然穿著那天傍晚穿的馬褲和靴子，但沒穿繡花背心，而是一件白色亞麻外衣，裡面的襯衣像俄羅斯大襯衣般扣著領釦，雪白的鬢角和優雅的動作顯得他的氣質很高貴。他向大家說，他是職業外交官，曾在歐洲供職數年。他指著牆上身穿燕尾服、頭戴高筒禮帽、胸前斜掛綬帶、個頭不高但很瀟灑的人的照片說，他是應這位共和國總統奧古斯托·貝納爾迪諾·萊吉亞的要求就任現職的。
「總統讓我向諸位致以衷心的問候。」
「您的英語講得真好，我們可以不用翻譯了，行政長官先生。」
「我的英語很糟，」雷伊·拉馬討好地打斷道，「還得請諸位多多包涵。」
「英國政府曾要求萊吉亞總統的政府調查關於在普圖馬約發生的被揭露事件，但竟無下文，英國政府對此表示遺憾。」
「司法行動正在展開，凱斯門特先生，」行政長官急忙答道，「我們的政府沒等陛下要求就進行了調查。為此我們任命了一位特別法官，此人正在來伊基託斯的路上。那是一位傑出的法官，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您是知道的，利馬離伊基託斯太遠了。」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從利馬派法官來？」路易斯·巴恩斯插嘴道，「伊基託斯難道沒有法官？昨天為我們設的晚宴上，您不是給我們介紹了幾位法官嗎？」
羅傑·凱斯門特看到雷伊·拉馬以慈祥的眼光掃了巴恩斯一眼，只有看待不懂事的孩子或成年白痴時才用這種眼光。
「此次談話是保密的，對吧，先生們？」羅傑最後問道。
大家都點頭同意，只有行政長官猶豫了一會兒回答：
「我們的政府從利馬派法官來進行調查，正是證明其誠意，」行政長官解釋，「找一名教學法官去調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極不自在地停了下來。
「明白人不用細說。」他添上了一句。
「您是不是說：在伊基託斯，沒有一位法官敢跟阿拉納先生的公司對抗？」羅傑·凱斯門特輕聲問道。
「這裡不是文明昌盛的英國，先生們。」行政長官一口喝光手中杯裡的水，難過地低聲道，「如果說一個人從利馬到這裡要花幾個月的時間，那麼法官、當局者、軍人、公務員就要花更長的時間，或許根本來不了。在等待發薪水的時候，這些人靠什麼維持生活？」
「靠秘魯亞馬孫公司慷慨施捨？」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問。
「這話可不是我說的。」雷伊·拉馬抬起手，挺直身子說道，「阿拉納先生的公司以貸款的方式向公務員提前支付薪水，原則上這筆錢是要還的，但利息很低。不是白送，也不是賄賂，是與政府之間達成的誠信的協議。不過，儘管如此，既然法官們靠這筆貸款生活，在對待阿拉納先生公司的問題上自然就不能大公無私了。諸位懂了，對嗎？因此，政府從利馬派法官來，就是為了進行一次完全獨立的調查。這不就是堅持弄清真相的最好證明嗎？」
委員們喝著水或啤酒，感到茫然，無話可說。「有幾個委員正在為回歐洲尋找藉口呢？」羅傑想道。他無疑沒有預料到這一點，也許只有路易斯·巴恩斯是例外，因為他在非洲生活過，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並不都像在英國那樣行事。
「在那個地區還有什麼當權人物要我們去拜訪嗎？」羅傑問道。
「有幾位檢察官為了一位主教的死去了那裡，此外就沒有什麼人了。」雷伊·拉馬說道，「那個地區很遠，幾年前還是一片沒開發的森林地帶，只有野蠻人的部落。政府還能派什麼重要人物去呢？去幹什麼？去讓食人族吃掉嗎？如果說那裡現在有了商業活動和工作機會，並開始了現代化，那要歸功於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和他的兄弟。要承認這一點，他們是第一批為了秘魯而征服這片土地的人。如果沒有公司，普圖馬約早就被哥倫比亞佔領了。他們一直想攫取這個地區，這一點不容忽視。普圖馬約不是英格蘭，那是一個遙遠的、與世隔絕的、生了雙胞胎或畸形兒就被淹死在河裡的異教徒居住的世界。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是先驅者，他帶去了船隻、醫藥、天主教、衣服，還有西班牙語。當然，暴行應該受到制裁，但是請不要忘記那是一片激發貪婪的土地。在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中，所有的秘魯橡膠商都是魔鬼，而哥倫比亞人是同情土著人的天使，諸位不覺得奇怪嗎？我讀了《真理》上的文章。執意攫取那片土地的哥倫比亞人找到了哈登堡先生這樣的保護人，而這位保護人只在秘魯人身上看到了暴力和不法行為，在哥倫比亞人身上卻沒看到，諸位不覺得奇怪嗎？這是偶然的嗎？請諸位記住，這個人在來秘魯前曾在哥倫比亞考卡省的鐵路上工作過，會不會是間諜呢？」
雷伊·拉馬說累了，喘了口氣，喝了口啤酒，挨個看了大家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說：「我贏了一分，對吧？」
「鞭打，肢解，強姦，殺人……」亨利·費爾加爾低聲地說道，「您把這些稱作把現代化帶給普圖馬約嗎，行政長官先生？提出證詞的不僅是哈登堡，還有您的同胞薩爾達尼亞·羅卡。我們今晨詢問過的三個巴貝多工頭也都證實了那些殘暴行徑，他們也承認幹過這種壞事。」
「那麼他們應該受到懲罰，」行政長官肯定地說，「普圖馬約當時要是有法官、警察和行政機關，他們早就受到懲罰了。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只有野蠻和殘暴。我並不為任何人辯護，也不為任何人開脫。諸位還是去吧，去親眼看看，自己作出判斷。我們的政府本可以禁止諸位入境，因為我們是主權國家。大不列顛沒有權利干涉我們的事務，但還是干涉了。相反，我得到指示，要給諸位提供一切方便。先生們，萊吉亞總統很敬重英國，他希望秘魯有一天也會成為跟諸位的國家一樣偉大的國家，因此諸位來到了這裡，可以自由地隨便到什麼地方去，隨便調查什麼。」
突然下起瓢潑大雨，光線暗下來。雨點落在鋅板屋頂上，發出沉重的噼啪聲，屋頂彷彿將要塌下來，水柱將落在大家身上。雷伊·拉馬做出憂鬱的樣子：
「我有一位妻子和四個孩子，我很愛他們，」他苦笑道，「我有一年沒看見他們了。能不能見到他們，只有上帝知道。但是，當萊吉亞總統要求我到這遠離世界的角落來為國家服務時，我沒有猶豫。我來到此地不是為了保護罪犯，先生們，恰恰相反，我只求諸位理解，在亞馬孫腹地工作、搞商業、建工廠跟在英國不同。如果有那麼一天，這片原始森林的生活水平能趕上西歐的水平，都要歸功於胡利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這樣的人。」
大家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裡逗留了很久，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他都回答了，有時躲躲閃閃，有時則直截了當。羅傑最後沒能對此人作出清晰的判斷。他有時像在演戲的無恥之徒，有時又像重任在肩、想盡力經受得住考驗的好人。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知道存在著暴行。儘管他並不喜歡，但他的工作是儘可能地弱化它。
大家向行政長官告別時，雨已經停下來。大街上，各家的房頂滴著水，到處都是水窪，蛤蟆在其中啪啪地跳著，空中飛滿了大麻蠅和長腳蚊，刺得大家渾身是泡。大家一言不發，低著頭來到秘魯亞馬孫公司。那是一處寬大的宅院，瓦片鋪的房頂，花磚砌的門面。就在這處宅院裡，總經理巴勃羅·蘇馬埃塔正等著見他們。這是他們當天的最後一場會面。還有幾分鐘，大家在空蕩蕩的中心廣場溜達了一會兒，好奇地觀賞了古斯塔夫·埃菲爾工程師的鐵房子。架構已經拆開，展示在露天下，像史前動物的骨骼。周圍的酒吧和飯館已經開門，音樂聲和嘈雜聲震得伊基託斯的黃昏如此昏昏沉沉。
秘魯亞馬孫公司位於離中心廣場不遠的秘魯大街，是伊基託斯最高大、最結實的建築物，兩層樓，水泥和金屬板構成，外牆塗成淺藍色。巴勃羅·蘇馬埃塔在其辦公室隔壁的小客廳裡接待了他們。客廳天花板上吊著葉片寬大的電扇，但沒開，等著來電。儘管天氣極熱，年近五十歲的蘇馬埃塔卻仍穿著黑色外衣和花裡胡哨的背心，繫著蝴蝶領結，蹬著亮晶晶的短統靴。他鄭重其事地向每個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問一聲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託斯招待得是否妥當、是否還需要什麼，他對所有人不斷地說，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親自從倫敦發電報來，命令他給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務圓滿完成。他的西班牙語有著明顯的歌唱般的亞馬孫口音，羅傑·凱斯門特已經能聽懂了。每當提到阿拉納的名字，這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總經理都要向掛在一面牆上的巨大畫像鞠個躬。
幾個光著腳、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著盛有飲料的盤子走動的時候，凱斯門特趁機觀察秘魯亞馬孫公司這位主人那嚴肅的黝黑四方臉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納頭上戴著法式貝雷帽，服裝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縫製作的，也許是在倫敦塞維勒路上的裁縫店裡製作的。據說這位全能的橡膠國王在日內瓦的比亞里茲區有宮殿式的別墅，在倫敦的肯辛頓街有花園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亞馬孫原始森林中一個偏遠的村子裡奧哈以賣草帽為生。這一切都真假難辨，他的目光中流露著精明和自滿。
巴勃羅·蘇馬埃塔通過翻譯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輪船自由號已經準備好，只等他們登船。還為他們配備了在亞馬孫各支流航行最有經驗的船長和最好的船員。儘管如此，這次航行到普圖馬約可得作出點兒犧牲：根據天氣情況，要花八到十天。沒等委員中有人提問，他趕忙遞給羅傑·凱斯門特一個資料夾，裡面有一大堆檔案。
「關於諸位所關心的事，我提前準備了這些檔案，」他解釋道，「都是關於收購站管理人員——站長、副站長和工頭們——應如何對待當地人的規定。」
蘇馬埃塔為了掩飾自己的緊張，提高了嗓音並做出各種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簽字的檔案展示給大家，一面用廣場演說般的聲調和姿態一項項地念著：
「嚴禁對土著人及其妻子兒女親屬進行體罰，不準對上述人等進行口頭或行動上的侮辱；對經證實犯有錯誤者可予以斥責和警告；根據錯誤之嚴重程度可處以不同的罰款；對特別嚴重者可予以辭退；對具有犯罪性質者可移送最近之有關當局處理。」
他簡要地念著規定，不斷地重複，旨在拖延到最後念出「要避免針對土著人的不法行為」。中間還停下來解釋「職員們也是人」，有時會違反規定；發生不法行為時，公司應予以制裁。
「最重要的是，我們千方百計，盡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裡發生不法行為。如果發生，那也是例外情況，是不遵守我們對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軌員工所為。」
他說得又多又賣力，顯然有些累了，便坐下來，用業已潮溼的手帕擦了擦臉上的汗。
「我們在普圖馬約能見到薩爾達尼亞·羅卡和哈登堡工程師控訴的那幾位站長嗎？他們是不是逃掉了？」
「我們的職員沒有一個逃掉，」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總經理發怒道，「為什麼要逃？難道只因為兩個敲詐者的汙衊就要逃跑？那兩個人是由於從我們這兒拿不到錢才編造出無恥謊言。」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殺掉，被鞭笞，」羅傑·凱斯門特一字一句地說道，「對此種暴行的控訴已經震驚了文明世界。」
「如果真的發生了，我也感到震驚。」巴勃羅·蘇馬埃塔憤怒地抗議道，「但此時讓我震驚的是，諸位這樣有教養、聰明絕頂的人沒有事先調查，竟相信這樣的謊言。」
「我們會去調查此事。」羅傑·凱斯門特提醒道，「認認真真地調查，請不要懷疑。」
「您以為阿拉納、我，還有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管理人員都是殺害土著人的殺人犯？您難道不知道我們橡膠商的頭號大問題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嗎？對我們來說，每個工人都是寶貴的。如果這種殺害是真的，那麼普圖馬約就連一個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嗎？誰也不願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腳、任人殺害的地方。這種控訴只有極端白痴的人才幹得出，凱斯門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們就會破產，橡膠工業就會垮掉。這一點，連在那兒工作的職員都清楚，因此他們盡力讓那些野蠻人滿意。」
他挨個兒看了看每一位委員。前一刻還怒氣衝衝，這一刻又發起愁來，作欲哭無淚狀：
「對他們好，讓他們滿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說道，「都是些原始人，這意味著什麼，諸位知道嗎？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們當然不允許吃人，不對嗎？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們加以禁止，他們有時就生氣了，就幹出野蠻人乾的事。我們能讓他們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兒溺死嗎？當然不，溺嬰是不仁慈的，不是嗎？總之，諸位會親眼看到，到時候諸位就會理解英國這樣對待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這樣對待一家為改變這個國家而作出巨大犧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羅傑·凱斯門特想，巴勃羅·蘇馬埃塔簡直快要落淚了。但他錯了，那位總經理友好地笑了。
「我說得太多了，現在該諸位說說了，」他帶有歉意地說道，「有什麼問題儘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們沒什麼可隱瞞的。」
委員們用了將近一個小時向這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總經理提問，他的回答拖得很長，有時連翻譯都摸不著頭腦，讓他一字一句地再說一遍。羅傑沒有參與提問，他很多時候都在走神。很明顯，蘇馬埃塔嘴裡沒有實話，什麼都否認，不斷重複著阿拉納公司在倫敦回答記者批評時給的理由——諸如也許偶爾有個別心胸狹窄的員工做得過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魯亞馬孫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說殺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圖馬約的短工本來就很少，還要嚇他們，這種事只有瘋子才幹得出；等等。羅傑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剛果的時空：同樣的恐怖行為，同樣地蔑視真相。所不同的是，蘇馬埃塔講的是西班牙語，比利時官員們講的是法語，而睜眼說瞎話這一點則是同樣地無所顧忌，因為二者都認為收割橡膠賺錢是基督徒的理想，對那些異教徒幹壞事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嗜食人肉，殺害親生子女。
從秘魯亞馬孫公司出來，羅傑把同事們送到他們的住處，自己並沒回英國領事的住宅，而是漫無目的地在伊基託斯溜達了一會兒。他一貫喜歡走路。單獨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黃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數小時。但是在伊基託斯沒鋪瀝青、坎坷不平、到處有蛤蟆在裡面鼓譟的水窪的大街上，他總是走得磕磕絆絆。街上的噪聲很大。酒吧、飯館、妓院、舞廳和秘密賭場裡擠滿了喝酒、吃飯、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門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兒童在向裡面偷看。他見晚霞已經消失在地平線下，餘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間的微光照射下幾乎摸著黑地走。後來他察覺已經來到中心廣場（名字倒很響亮）的方形地塊，便在周圍轉了一圈。忽然聽見有人坐在一條長凳上用葡萄牙語向他問候：「晚安，凱斯門特先生。」原來是裡卡多·烏魯蒂亞神父，伊基託斯奧古斯丁修道院的長老。他們是在行政長官舉行的晚宴上認識的。於是羅傑在長凳上長老的旁邊坐了下來。
「不下雨的時候，出來觀賞星星，呼吸新鮮空氣，只要把耳朵捂起來不去聽那地獄般的噪聲，倒是很愜意的。」長老用葡萄牙語說道，「有人給您講解了這鐵房子的事吧？那是一個半瘋的橡膠商在歐洲買下的，正在那個角落裡組裝。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覽會上展示過。據說在這裡將成為社交俱樂部。您想想，在伊基託斯這種氣候下，一座金屬建的房子豈不成了火爐？目前還只是一個蝙蝠穴，上百隻蝙蝠吊著一條腿在那裡睡覺。」
羅傑·凱斯門特請他講西班牙語，自己聽得懂。但烏魯蒂亞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奧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過十年，所以寧願講葡萄牙語。他來到秘魯的亞馬孫地區還不到一年。
「我知道您從未去過阿拉納先生的橡膠公司，但您無疑瞭解那裡發生的事。我可以請您談談看法嗎？薩爾達尼亞·羅卡和沃爾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嗎？」
神父嘆了一口氣。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凱斯門特先生。」神父低聲道，「我們這兒離普圖馬約太遠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這裡是城市，有行政機關、行政長官、法官、軍隊和警察，儘管如此，都會出事。何況在那裡？那裡只有公司職員，什麼事不會發生呢？」
他又嘆了一口氣，顯得很苦惱。
「這裡的一個大問題是買賣土著女孩，」他以憐憫的聲調說道，「不管我們多麼努力想找出解決的辦法，還是沒辦法。」
「又是一個剛果。到處是剛果。」羅傑想道。
「那有名的‘打獵’，您聽說過了，」奧古斯丁修道院長老又道，「襲擊土著村落去捕獵收割橡膠的人。襲擊者不僅劫持男人，還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後帶到這裡賣掉；有時帶到馬瑙斯去，在那兒似乎能賣到好價錢——在伊基託斯，買一個女僕最多隻花二三十索爾。每個家庭都有一兩個甚至五個女僕。說是女僕，實際上是奴隸。她們一天到晚地幹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個茬兒就棒打。此外，還要為主人兒子的第一次性行為服務。」
他又嘆了一口氣，最後喘了起來。
「當局不能管一管嗎？」
「原則上，不可能。」烏魯蒂亞神父說道，「半個多世紀前，秘魯就禁止奴隸制了。你可以報警，向律師求助，但這些人也都買女僕。此外，女孩即便被贖出來，當局又能拿她們怎麼辦？當然了，要麼留給自己，要麼賣掉，但不能再賣給某個家庭，於是賣到妓院去。以後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不能讓她們回到原來的部落去嗎？」
「原來的部落幾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膠公司去了，沒地方送她們啊。幹嗎要把這些可憐的孩子贖出來呢？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最好的辦法還是讓她們留在那個家裡。有些人對她們不壞，跟她們熟悉起來，但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這樣覺得嗎？」
「怪事、怪事。」羅傑·凱斯門特不停地重複道。
「我，還有我們這些人也都認為。」烏魯蒂亞神父說道，「我們在傳教所幾小時、幾小時地動腦筋，有什麼解決辦法嗎？毫無辦法。我們曾跟羅馬交涉，請他們派修女來為這些女孩開辦一所學校，至少讓她們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們上學嗎？很少。不管怎麼說，她們是被視為牲口的。」
神父又嘆息起來，說話時顯得極為沉痛。羅傑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樣子，便想趕快回到英國領事的住所去，於是站了起來。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麼，凱斯門特先生，」烏魯蒂亞神父握著他的手，告別道，「在歐洲進行的揭發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委員會能來到洛雷託，我看是一個奇蹟。如果說有人能幫助這些可憐人，那就是你們了。我將為你們能平安無恙地從普圖馬約回來而祈禱。」
羅傑回住處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對街上酒吧、妓院裡的事，對其中發出的噪聲、歌聲、吉他彈撥聲不聞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從部落裡搶來的孩子。他們被迫離開家人，被裝進麻布包、塞進船艙、帶到了伊基託斯，以二三十索爾賣給一個家庭，擦洗房間、下廚做飯、打掃廁所、洗滌髒衣、挨打受罵，有時還要被僱主或僱主兒子姦汙。同樣的故事，永遠講不完的故事。
9
牢房的門一開啟，羅傑·凱斯門特就看見典獄長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門檻旁。他想，有人來探監了，是格，也許是愛麗絲。但是典獄長並沒叫他站起來去探視室，而是一言不發，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著他。「申請被拒絕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來，肯定會雙腿打戰，倒在地上。
「你不是總說要洗澡嗎？」典獄長冷冷地曼聲問道。
「這是滿足我最後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劊子手就來了。」
「這可是違反獄規的，」典獄長帶有某種感情地低聲說道，「不過，今天是我兒子一週年祭日，我想以憐憫他人的行動紀念他。」
「謝謝您。」羅傑說著站了起來。典獄長這是怎麼了？什麼時候對他這麼客氣過？
看到典獄長出現在牢房門口時，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動；此時血液又在體內流動起來。
他走進發黑的走廊，跟隨矮胖的典獄長來到了浴室。那是一個黑暗的地方，一面牆上鑲有一排便器，對面牆上有一排淋浴頭和水泥尚未被磨淨的洗臉盆，發鏽的水龍頭在滴水。羅傑脫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接著鑽進了噴頭下。典獄長就站在門口等著。水流一衝，羅傑從頭到腳打了個寒戰，同時產生了一種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閉上眼睛，感受著滑過全身的冷水。他從掛在牆上的膠木盒中拿出一塊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來。他很高興，也很激動，水流不僅衝去了多日來積在身體上的骯髒，也盪滌了他的擔憂、苦惱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衝，洗了很久。典獄長站在遠處，不得不拍手讓他快點兒。羅傑用衣服擦乾了身子，沒有梳子，就用手指把頭髮抹抹光。
「您讓我洗澡，真不知怎樣感謝您，典獄長。」回牢房的途中，他說道，「您把生命和健康還給了我。」
典獄長咕噥了幾句，也不知說了些什麼。
羅傑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穌基督》。但讀不進去，便把書放在了地上。
他想起了羅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國最後六個月裡的助手和朋友，是個很出色的人，忠誠、能幹、英勇，是他在德國u-19潛艇中的旅伴和難友。此外還有軍士丹尼爾·朱利安·拜萊（也叫朱利安·貝偉利），當時他們乘潛艇到達愛爾蘭的特拉利海灣，快到岸邊時，三個人由於不會划船，差點溺水而亡。不會划船？！事情就是這樣：小小的蠢事摻雜在大事裡，就會把大事毀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聖周星期五那個濃霧籠罩的早晨，天灰濛濛的，下著毛毛雨，大海波濤洶湧。德國潛艇把他們仨送上不斷搖晃的三槳小船後便消失在濃霧中。「祝你們好運！」潛艇船長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聲，表示告別。他又感到那種軟弱無力的可怕感覺，於是試圖抓牢被海浪打得顛簸不已的小船。三個生手根本無法把船撥到朝向岸邊的方向，誰也不知道當時處在什麼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顛簸著打轉，畫出半徑變來變去的圓圈。誰都無力應付這種海浪。海浪拍打著船側，把船撞來撞去，隨時可能把船撞翻。實際上，確實翻船了。有幾分鐘的工夫，三個人差點兒淹沒在水中。他們在水中啪啪地划著雙臂，嚥著發苦的海水，最後才把船撥直，互相幫助著爬上小船。羅傑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國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隻手受傷發炎，但是在黑爾格蘭島上仍努力學習駕駛摩托艇。他們在該島靠岸，換乘u-19潛艇，因為u-2潛艇在威廉港出了故障。從黑爾格蘭島到特拉利海灣的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傷口折磨了他整整一個星期。羅傑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暈嘔吐得厲害，幾乎一口東西沒吃，在狹窄的艙房裡站不起來。他想著蒙泰特對待紅腫傷口的那種禁慾式的忍耐。u-19潛艇上德國船員給他用的消炎藥根本不管用，傷口仍在化膿。指揮u-19的威斯巴赫船長預言，登陸後如不立即治療，傷口將患上壞疽。
他最後一次見到羅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麥肯納要塞的廢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當時，兩個旅伴決定讓羅傑先藏起來，由他們去向特拉利的志願者求援。這樣決定是因為羅傑有著被英國士兵認出來的危險，他是守衛英帝國的走狗們覬覦的獵物啊。
此外，羅傑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體極為虛弱，疲憊不堪，曾兩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續了好幾分鐘。兩個朋友給了他一隻左輪手槍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麥肯納要塞的廢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羅傑回憶他看到燕子在周圍盤旋，聽到燕子的叫聲，發現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灣沙地上綻放著野紫羅蘭時，心想他終於抵達愛爾蘭，雙眼充滿了淚水。蒙泰特上尉臨行時向他行了個軍禮。上尉個子不高，強壯、靈活、不知疲倦，是對愛爾蘭愛到骨髓裡的愛國者。他在林堡營地被戰俘們抵制（不是公開仇視），戰俘們拒絕登記參加羅傑為了愛爾蘭獨立而與德國共同（不是在德國的命令下）組建的愛爾蘭縱隊。儘管如此，羅傑在德國與他共事的六個月裡，從沒聽到他有一絲一毫的抱怨，從沒發現他在助手面前流露過萎靡不振的跡象。
蒙泰特從頭到腳全身溼透，那隻紅腫、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馬虎，早已鬆開。他的樣子疲憊不堪。軍士丹尼爾·拜萊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著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濃霧中。羅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經到達那裡而沒被皇家愛爾蘭警察捉住？會不會已經與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或志願軍的人接上頭？軍士丹尼爾·拜萊被捕一事，他一無所知。羅傑先是在海軍司令部受到英國情報局頭頭們的審問，後在倫敦警察局受審。在長期的審問中，軍士的名字從未被提到，卻在總檢察官指控羅傑叛國的審理法庭上作為證人突然出現了，這讓羅傑感到很難過。丹尼爾·拜萊的證詞中謊話連篇，但一次沒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沒有被捕？或許被殺害了？羅傑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時安全無事，躲藏在愛爾蘭的某個角落裡。也許他參加了聖周起義，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險而鬥爭時與許多無名的愛爾蘭人一起犧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郵政局裡同他所敬仰的湯姆·克拉克在一起射擊時，被敵人的一顆子彈結束了堪稱楷模的生命。
他那次的冒險其實是不明智的。他個人以實用主義和理性的理由認為，只要他從德國回到愛爾蘭，就可以阻止由愛爾蘭志願軍軍事委員會的湯姆·克拉克、肖恩·麥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爾斯、約瑟夫·普倫凱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劃而愛爾蘭志願軍統帥約恩·麥克尼爾一無所知的聖周起義，那不是白日做夢嗎？「理性說服不了虔誠的信徒和殉道者。」羅傑思忖道。他曾親自參加過愛爾蘭志願軍內部那場長時間的激烈爭論。他的觀點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反對英帝國的武裝行動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是與德國的軍事進攻同時進行，因為德軍可以牽制英國強大軍隊的主力。在這個問題上，他和年輕的普倫凱特在柏林爭論了好幾個小時也沒取得一致意見。
軍事委員會的負責人不同意他的意見，因此策劃起義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志願軍直到最後仍把計劃瞞著他，令他在柏林最後得到訊息？但同時他得知德國海軍司令部排除了從海上進攻英國的可能。當德國人同意向起義者運送武器時，他堅持親自把武器運到愛爾蘭，盤算著去說服那些領導人，告訴他們，如果沒有德國軍事進攻的配合，就會釀成無謂的犧牲。在這一點上，他沒有錯。根據他作出此判斷後的那幾天裡從各方面蒐集的訊息來看，起義確實是一次英雄行為，但結果是，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和志願軍最英勇的領導人被屠殺，幾百名志願者被監禁。
鎮壓還在持續。愛爾蘭獨立事業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歷史！
他嚐到了苦果。另外一個嚴重的錯誤是對德國抱有太多的幻想。他記起了在巴黎最後一次見到赫伯特·沃德時的爭論。自從在非洲相識，沃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二人都很年輕，都渴望冒險，對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都持懷疑態度。在非洲那片土地上，他是少數幾個有教養、感覺敏銳的歐洲人，羅傑從他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他們經常交換書籍，交流閱讀心得，互相交談，討論音樂、繪畫、詩歌和政治。赫伯特一心夢想成為藝術家，工作之餘，把所有時間都用在了以木頭和泥土塑造各種型別的非洲人。他們都對殖民主義的暴行和罪行加以嚴厲批判。羅傑成了公眾人物以後，《關於剛果的報告》就成了被攻擊的靶子。赫伯特和妻子薩莉塔移居巴黎，丈夫成了出名的雕塑家，主要製作銅像，靈感仍來自非洲。夫婦倆是他的熱情辯護者。《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面世，揭露了普圖馬約橡膠商對土著人所犯下的罪行後，圍繞凱斯門特的形象又激起了另一個醜聞。赫伯特夫婦仍熱情地為他辯護。起初，赫伯特甚至對羅傑轉變為民族主義者表示同情，雖然仍不時地在信裡開玩笑地對他說「愛國到了狂熱的程度」是很危險的，並用約翰遜醫生的話「愛國主義是無賴們最後的避風港」來提醒他。他們在德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赫伯特一直堅決反對羅傑的樂觀看法，反對羅傑美化德國各州的統一者、普魯士精神的統一者俾斯麥首相。他認為俾斯麥強硬、專制、粗暴，毫無想象力和同情心，傾向於建立兵營式生活和軍事專制，對民主和藝術不屑一顧。當他通過英國報紙的揭露得知羅傑·凱斯門特在大戰正酣之際去柏林與敵人密謀時，就通過羅傑的姐姐妮娜給他寫了一封絕交信，還在信中告訴羅傑，他和薩莉塔的長子，一名十九歲的青年，剛剛在前線陣亡。
他失去了多少朋友啊，像赫伯特·沃德夫婦那樣的人曾多麼看重他、敬佩他，現在卻把他看成了叛徒；連他的導師和朋友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也曾反對他去德國，只不過自他被捕以來再也不提那次分歧而已；又有多少人因英國報刊往他身上潑的髒水而對他感到噁心。胃部一陣痙攣，疼得他在床上蜷曲起來。過了很長時間，那種內臟受到捶打的感覺才慢慢消失。
逗留德國的那十八個月裡，他多次問自己：是不是錯了？不，他沒錯。事實也驗證了他的看法，德國政府發表宣言——其中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表示支援愛爾蘭的主權意願並助力愛爾蘭人收回被英帝國攫取的獨立地位。但是後來在菩提樹大街等待柏林當局接待的漫長日子裡，由於德方的承諾沒有兌現，加上生病、組建愛爾蘭縱隊失敗，他才開始懷疑起來。
他感到心臟怦怦地跳動著，就像每次回憶那些風暴卷著雪花的冰冷日子那樣。幾經交涉，他終於得以同林堡營地那二千二百名愛爾蘭戰俘說上話。他小心翼翼地重複著幾個月來一直排練的腹稿，解釋說那並不是「向敵方投降」，根本不是。愛爾蘭縱隊並不是德軍的一部分，它將是一支獨立兵團，有自己的指揮官；它將為反對殖民者和壓迫者、爭取愛爾蘭獨立而戰鬥；它將與德國武裝力量並肩作戰，而不是加入德國軍隊裡面去作戰。但是，讓他感到痛苦、酸楚的並不是那二千二百名戰俘中只有五十幾人報名加入，而是對他的建議表現出的敵意。在他們的喊聲和嘰嘰咕咕聲中，他清楚地聽出了「叛徒」「卑鄙」「出賣自己人」「投機者」等字眼，許多戰俘對他表示出極端蔑視。他第三次想開口（每次他剛講話就被口哨聲和辱罵聲打斷）時，成了吐口水和毆打的目標。德國衛兵把他搶出、逃離營地時，他感到了極大的屈辱。那場可能發生的毆打也許會演變成一場私刑拷打。
他以為愛爾蘭戰俘會報名參加由德國軍隊裝備、穿德國制服（其實是羅傑·凱斯門特親自設計的）、吃德國食物、以德國軍隊為顧問的縱隊，這簡直是幻想，是天真的想法。
因為他們剛剛與德軍打過仗，在比利時的戰壕裡受過德軍毒氣的毒害，眾多戰友被德國軍隊殺害、肢解、擊傷，而此時他們則被關在鐵絲網裡。因此若要他們理解當時的情況，需要有點兒靈活性，要記住這些愛爾蘭戰俘所受的苦和所失去的一切而不應該仇視他們。但是羅傑·凱斯門特沒想到那次與現實的激烈衝撞對他來說如此難以忍受，並在肉體和精神上同時反映出來：他立即發起燒，臥床不起，且持續很久。他幾乎失去了希望。
在那幾個月裡，羅伯特·蒙泰特上尉對他忠誠而親切的照顧是一種慰藉，否則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隨時隨地可能遇到的困難和失敗並未對羅伯特·蒙泰特上尉產生任何（可見的）影響，他仍然堅信羅傑·凱斯門特策劃的愛爾蘭縱隊最終會成為現實，會把大多數愛爾蘭俘虜招募來。德國政府在柏林附近的措森給了他們一小塊地方，羅伯特·蒙泰特立即熱情地投入到對那五十多名志願者進行訓練的領導工作中。後來又招募了一些人，所有的隊員，包括蒙泰特，都穿著羅傑設計的制服住在野營帳篷裡，進行演練，練習行軍，用步槍和手槍射擊，使用的是訓練用子彈。紀律是嚴格的，除了練習、實地演練和體育鍛煉，蒙泰特還堅持讓羅傑·凱斯門特經常給隊員們作報告，講述愛爾蘭的歷史、文化、民族氣質以及愛爾蘭獨立的前景。
羅伯特·蒙泰特上尉若在審判中看到證人們一個接一個地指控那一小隊愛爾蘭戰俘（經過戰俘交換才獲得自由），而證人中就有丹尼爾·拜萊軍士，他會說些什麼？所有證人回答總檢察長的提問時都發誓說羅傑·凱斯門特在德國軍官的簇擁下向他們顯示獲得自由之後的前景：獲得工資和農場。並以此為釣餌要求他們向敵方投降。所有人又進一步推動那明目張膽的謊言：愛爾蘭戰俘在羅傑的緊逼下不得不報名參加縱隊，並立即得到了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被子和靈活的請假制度。羅伯特·蒙泰特上尉不會責怪那些人，他可能會不止一次地說那都是盲目的愛國者，更確切地說，是英帝國在愛爾蘭的卑鄙教育、愚民政策和散佈的混亂思想矇住了他們的眼睛，把他們變成了瞎子，讓他們看不見三百年來被佔領、被壓迫的人民的真實狀況。不要喪失信心，一切正在發生變化。他後來為了給羅傑鼓氣，在林堡和柏林多次說，當時以愛德華·卡森爵士為首的厄爾斯特統一派大搞軍事化，公開威脅稱如果英國議會通過了《愛爾蘭自治法案》，他們是不會遵守的。作為對這一情況的回應，1913年11月25日，在都柏林的中央大廳成立了愛爾蘭志願軍。那時愛爾蘭的青年們——農民、工人、漁民、手工業者和學生——報名參加該組織時是多麼熱情、多麼踴躍啊。前英國軍官羅伯特·蒙泰特上尉曾在南非對布林人的兩次戰役中受過傷，此次成第一批志願軍成員，並被委託對入伍者進行軍事訓練。羅傑也參加了中央大廳裡那次激動人心的集會，並被選為基金會的司庫，負責購買武器。這一職位只有愛爾蘭志願軍領導極為信任的人才會當選。他不記得當時是否認識蒙泰特，而蒙泰特肯定地說，羅傑還握了他的手，稱作為一名向世界揭露了剛果和亞馬孫地區罪行的愛爾蘭人而感到驕傲。
他想起了同蒙泰特在林堡周邊或在柏林大街上長時間的散步，有時是在蒼白冰冷的清晨，有時是在夜幕剛剛降臨的黃昏。二人像著了魔似的談論著愛爾蘭，產生了友誼。但他沒有辦法讓蒙泰特像對待朋友那樣對他隨便些，上尉總是像在機關或軍隊裡對上級那樣跟他說話，走路時讓他走在右邊，為他開門，給他把椅子挪近，握手前後總要腳跟一碰，把手舉到貝雷帽的帽沿旁行個軍禮。
關於羅傑·凱斯門特意欲組建愛爾蘭縱隊一事，蒙泰特上尉是從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志願軍的秘密統帥湯姆·克拉克那兒第一次聽說的，他當即就提出要為縱隊工作。蒙泰特因被發現對志願軍秘密進行軍事訓練，被英國軍隊放逐到利默里克。湯姆·克拉克跟其他領導商量後同意了蒙泰特的建議。在德國與羅傑一見面，蒙泰特就詳詳細細地講述了險象叢生的經歷，簡直是一部冒險小說。1915年，為了掩蓋其旅行的政治意圖，他由妻子陪同，於年底從利物浦到了紐約。在紐約，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把他介紹給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一想起這個人，羅傑就感到胃部一陣痙攣）。在霍博肯港，這個人把他秘密地藏進了開往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亞的一艘船裡，他的妻子則留在紐約。克里斯滕森像巡警一樣幫他不斷地換船艙，長時間地藏在骯髒的底艙，由那挪威人給他送吃送喝。航行中，被皇家海軍截獲了，一隊英國水兵強行登船，檢查船員和乘客的證件，尋找間諜。英國水兵在船上一連搜尋了五天，蒙泰特東躲西藏，有時極不舒服地蹲在堆滿衣服的衣櫃裡，有時潛伏在柏油桶裡，結果未被發現，終於在克里斯蒂安尼亞秘密地上了岸。穿越瑞（典）丹（麥）邊界前往德國時，又經歷不少新鮮事。挪威人逼他戴上各式各樣的假面具，其中有女人的面具。最後到達柏林時，他發現自己即將為之服務的領導羅傑·凱斯門特在拜恩生病了。他既不傻也不懶，馬上乘火車趕到了巴伐利亞州羅傑養病的旅館，腳跟一碰，舉手敬禮，自我介紹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羅傑爵士。」
凱斯門特還記得與羅伯特·蒙泰特上尉產生分歧的那個下午。在措森軍營，凱斯門特給愛爾蘭縱隊成員做完講座，二人在小賣部裡喝茶。不記得為什麼羅傑提到了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上尉的臉色變了，顯露出不快。
「看得出，您對克里斯滕森的印象不太好，」羅傑開玩笑地說道，「他逼得您像巡警那樣從紐約到了挪威，您記仇呢？」
蒙泰特沒笑，而是嚴肅起來。
「不是，先生，」他咬著牙咕噥道，「不是為了那件事。」
「那又是為了什麼？」
蒙泰特猶豫了，顯得很不自在。
「我總覺得那個挪威人是英國情報局的一名間諜。」
羅傑記得那句話像是朝自己胸口打了一拳。
「您有證據嗎？」
「沒有，先生，完全是直覺。」
凱斯門特責備他以後不要再做這種沒有根據的猜測。上尉結結巴巴地道了歉。此時，羅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見蒙泰特一面，哪怕一小會兒，請求他原諒自己對他的斥責：「親愛的朋友，您完全有道理。您的直覺很準確。艾文德比間諜還壞，他是真正的魔鬼。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簡直是個白痴。」
艾文德是他後半生犯的又一個大錯誤。正像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和赫伯特·沃德所說的那樣，任何一個人只要不像他這樣「孩子氣」，都會懷疑那個魔鬼的化身進入了他的生活。羅傑沒懷疑。他相信了那次偶然的時機、偶然的相遇。
事情發生在1914年。那一年的七月，他到達紐約，目的是在紐約的愛爾蘭社團中發展愛爾蘭志願軍，從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美國分部即蓋爾集團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經驗豐富的鬥士約翰·德沃伊和約瑟夫·麥克加里蒂那裡獲得支援和武器，並爭取與之會見。到達的當天，他經不住美國夏天旅館裡的溼熱，走到曼哈頓去散步。這時，一個彷彿北歐神祇那樣英俊的金髮青年走近他，此人和藹可親，魅力十足，講話坦然，立即吸引了他。這個名叫艾文德的青年個頭很高，有運動員的身材，走路輕盈如貓，碧眼深邃，笑起來既像天使又像無賴。他帶著滑稽的表情把空空如也的口袋翻過來，告訴羅傑他身無分文。羅傑請他去喝啤酒，吃點兒東西，並相信了這個挪威人的話：現年二十四歲的他，十二歲時就從挪威的家裡逃出來，像巡警一樣千方百計地到了葛拉斯哥，從此在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的船上當了一名鍋爐工，遊遍了全世界的海洋。現在輪船在紐約擱淺，他只能飢一頓飽一頓地過日子。
羅傑竟然相信了他！胃部又是一陣痙攣，痛得他暫停呼吸，躺在狹窄的木床上把身子蜷曲起來。精神一緊張，病就發作。想哭出來，但抑制住了。每當他感到需要憐憫自己或感到極度羞愧的時候，眼裡就會充滿了淚水，接著意志消沉，厭惡自己。他從不是一個易動感情、外露情緒的人，他一直善於在非常鎮靜的外表下掩飾沸騰的激情。但是自從那年十月底在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的陪伴下到了柏林，他的性格起了變化。是不是與生病、身體虛弱、精神崩潰有關？尤其是在德國的最後幾個月裡，儘管羅伯特·蒙泰特上尉竭力想激發他的熱情，但當他知道愛爾蘭縱隊計劃已然失敗，覺察德國政府並不信任他（也許認為他是英國間諜），得知他揭發英國駐挪威領事芬德雷密謀殺害他一事並沒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響，這種變化尤為明顯。發現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志願軍的夥伴一直瞞著他，計劃在愛爾蘭舉行聖周起義（「為了安全，必須慎重行事。」羅伯特·蒙泰特這樣安慰他）時，他更是覺得像背後被人踢了一腳。不，他們並不擔心他的健康，他們懷疑他，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與德軍進攻相配合，他就反對武裝行動。
他和蒙泰特登上德國潛艇是違反民族主義領袖的命令的。
不過，在所有的失敗中，最大的失敗是他盲目而愚蠢地相信了魔鬼艾文德。他到費城去見約瑟夫·麥克加里蒂，是由艾文德陪同；在紐約，他在約翰·奎因組織的集會上向愛爾蘭古老教團的聽眾發表演說時，艾文德就在他身邊；1914年8月2日，在費城愛爾蘭志願軍的千人遊行中，他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發表鼓動性演講時，艾文德也在他身邊。
從一開始他就注意到，克里斯滕森在美國的民族主義領袖中引起了懷疑。但是他很堅決地向他們保證，應該像相信他那樣，相信艾文德的謹慎與忠誠。最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蓋爾集團的領袖們同意讓那挪威人在羅傑於美國的所有公開活動（除了秘密的政治會議）中在場，也同意讓艾文德作為他的助手陪他去柏林。
最不可思議的是，克里斯滕森怪異的舉動竟沒引起羅傑的懷疑。去德國的途中需經挪威首都，就在到達的當天，艾文德單獨出去散步——據他本人後來講——被兩個陌生人截住，於是被強行劫持到德拉門路79號的英國領事館。領事本人，曼斯菲爾德·德·卡爾頓尼爾·芬德雷先生審問了他，給他錢讓他說出同行者的身份以及來挪威的目的。艾文德向羅傑發誓說他什麼也沒透露，他答應領事，關於那位先生，領事需要知道什麼，他就去調查一下，儘管他對那位先生一無所知；他只不過是陪伴他在陌生城市、陌生國家旅遊的一名嚮導。
羅傑居然相信了這個離奇的謊言，一點兒也沒想到自己會成為陷阱的受害者！就這樣，他像個弱智的小孩，掉了進去！
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那時是不是已經為英國情報局工作了？英國海軍情報部部長雷金納德·霍爾和倫敦警察局刑事調查科科長巴茲爾·湯姆森自從把被捕的羅傑調到倫敦，就跟他進行了數次誠懇的長談，但是在挪威人的問題上，說法各不相同。羅傑對此並不抱幻想。現在他完全相信了艾文德在克里斯蒂安尼亞街上被劫持並被強行帶到具有顯赫姓氏的曼斯菲爾德·德·卡爾頓尼爾·芬德雷領事面前一事絕對是虛構的。那兩位審問者（羅傑證實這二人都是細心的心理學家）向他指出，英國駐挪威首都領事在給其外事辦上司的報告裡寫道，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是突然來到德拉門路79號的領事館主動要求領事本人親自跟他談話的。這無疑是為了讓羅傑喪失勇氣和信心。英國領事同意接見他，聽聽他是怎麼說的：他是陪一個拿著假護照、使用詹姆斯·蘭迪這個假名字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到德國去的。他要用這個情報換點錢。領事當場就給了他二十五克朗。艾文德提出，只要英國政府的酬金高，他將繼續提供有關這個無名氏的私人秘密材料。
另一方面，雷金納德·霍爾和巴茲爾·湯姆森告訴羅傑，他在德國的一切行動，包括在威廉斯特拉斯的外交部同德國政府的高階官員、軍官及部長們的會談，以及在林堡同愛爾蘭戰俘的見面，都被英國情報部門詳細而準確地記錄在案。就這樣，艾文德一面偽裝成羅傑的同謀，一面繼續向英國政府報告羅傑在德國期間所言、所行、所寫的一切，包括會見了何人、拜訪了何人，以此來幫曼斯菲爾德·德·卡爾頓尼爾·芬德雷領事設下陷阱。「我真是一個白痴，也是命該如此。」羅傑不止一次地說。
這時，牢房的門開啟了，午飯送來了。已經是中午了？羅傑沉浸在回憶裡，整個上午過去了，他都沒意識到。要是每天都這樣該多好啊。午飯有無味肉湯、炒捲心菜加幾塊魚，他沒吃幾口。獄卒來收盤子時，他請求出去清理馬桶。每天一次，他可以去廁所倒馬桶、洗馬桶。回到牢房，便又倒在了木床上。魔鬼艾文德那調皮孩子般笑眯眯的漂亮臉蛋又在他的回憶中出現，隨之而來的則是沮喪和傷痛。他彷彿聽到艾文德在他耳邊說「我愛你」；他似乎抱住了他，緊緊地摟著他，聽到了他的喘氣聲。
他走過許多地方，有著豐富的閱歷，結識過各色人物，在兩個大洲調查過對當地原始居民與土著村社施行的各種殘暴罪行，怎麼竟被斯堪的納維亞魔鬼那樣的一個人厚顏無恥的兩面手法搞得愚蠢起來？這個人滿嘴謊言，有條不紊地欺騙了他，同時殷勤體貼，總是笑眯眯地像一條忠犬陪伴著他，為他服務，關心他的健康，為他買藥、請醫生、量體溫，卻想方設法地從他口袋裡撈錢。這個人後來又謊稱要到挪威去看望母親和妹妹，實際上是去領事館報告關於其上級兼情人的政治軍事密謀活動，以取得報酬。而他，卻還以為掌握了敵人的陰謀呢！據挪威人講，曼斯菲爾德·德·卡爾頓尼爾·芬德雷領事曾明白無誤地告訴他要把羅傑幹掉。羅傑便指示艾文德順著領事說話，以便取得證據，證明英國官員有加害他的罪惡企圖。這件事，艾文德也向領事作了報告，為此他得到了多少克朗或英鎊？羅傑還以為拿到了證據就能發動對英國政府的一次毀滅性宣傳戰呢，也就是說，可以公開指控英國政府侵犯第三國的主權，密謀殺害自己的政敵！但他的指控沒有收到任何回應。他致愛德華·格雷爵士的公開信以及向各國駐德代表處發去的副本，沒有收到一家使館給他的回執。
羅傑又感到胃部痙攣在發作。更糟的事接踵而至：倫敦警察局對他的問訊完畢，他以為魔鬼艾文德再也不會出現在談話中了，然而最後的打擊突然而至：羅傑·凱斯門特的名字出現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報紙上，說被王室授予爵位和勳章的英國外交官將被判定犯有叛國罪，到處都在流傳著訴訟程式即將啟動的訊息。這時，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出現在英國駐費城領事館，向領事提出只要英國政府支付差旅費並付給他可以接受的報酬，他願意去英國證明凱斯門特有罪。雷金納德·霍爾和巴茲爾·湯姆森給他看英國駐費城領事的報告時，他再也不懷疑：那是不是真的？幸虧在那四天的訴訟中，斯堪的納維亞魔鬼那紅潤的臉龐最終沒有出現在證人席上，否則羅傑看到他，豈能剋制住憤怒？非把他的脖子擰下來不可！
難道這就是原罪的面孔、思想、毒蛇般扭曲的人性？在與埃德蒙·d.莫列爾的一次談話中，二人都解釋不了：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文化的文明人怎麼能幹盡壞事，成為他倆在剛果記錄下來的駭人聽聞罪行的同謀？羅傑說：「鬥牛犬啊，當歷史的、社會的、心理的、文化的解釋都已用盡，剩下的黑暗空間是很大的，足以探究人類的劣根性。想了解這一點，只有一條路：不要進行理性思考，要向宗教求援。這才是原罪。」「你的這個解釋不說明任何問題，老虎。」二人爭論了許久也沒得出任何結論。莫列爾認為：「如果幹壞事的最終動機是原罪，那就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如果說人之初，性本惡，靈魂裡浸滿了惡，為什麼還要為解決不了的問題找尋解決之道而鬥爭？」
鬥牛犬說得對，不要陷入悲觀主義，不是所有人都是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另外一些人，他們品格高尚，樂善好施，有理想主義。羅伯特·蒙泰特上尉和莫列爾本人就是這樣的人。令羅傑傷心的是，鬥牛犬沒有在對自己從寬發落的申請書上簽字，以為自己的朋友（現在應該跟赫伯特·沃德一樣，稱為前朋友）站在了德國一邊。儘管羅傑曾因反對戰爭、參加和平運動而被調查，但莫列爾無疑是因他站在德國皇帝一邊而不肯原諒他的，也許像康拉德那樣把他看作叛徒了。
羅傑嘆了一口氣。他失去了許多跟那兩個人一樣可親、可敬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對他別過臉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想法，不，他沒搞錯。他仍然認為，如果在這場衝突中，德國戰勝了，距離愛爾蘭獨立就更近了；而如果英國取得了勝利，距離愛爾蘭獨立就更遠了。他的所作所為不是為了德國，而是為了愛爾蘭。約瑟夫·康拉德和莫列爾這樣明智聰慧的人為何不理解他？
愛國主義矇蔽了清醒的頭腦。羅傑永遠懷念在格羅夫納路愛麗絲家舉行的那些聚會，其中有一次，愛麗絲在熱烈的爭論中說過這樣的話——那位女歷史學家確切的原話是怎樣說的？「我們不應該讓愛國主義衝動奪去清醒的頭腦、理性和才智。」大概如此。不過，他記得當時喬治·蕭伯納對在場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說過刺耳的譏諷話：「這二者是不相容的，愛麗絲，您別自欺欺人了。愛國主義是一種宗教，與清醒的頭腦互不相容，純粹是愚昧主義，是宗教行為。」他的譏諷口氣往往讓對方感到不自在，因為他們直覺這位劇作家看似寬厚的話語後面往往包含著毀滅性的意圖。「宗教行為」在這位什麼都不相信的懷疑主義者嘴裡意味著「迷信、弄虛作假」或更壞的東西。儘管如此，這位什麼都不相信又出言不遜的人卻是偉大的作家，在愛爾蘭文壇比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有威望。但是，一個不是愛國者的人，對祖先的土地感覺不到深沉的血緣關係，不熱愛其肩負的古老世系，也不為之感動，又怎麼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因此，若在兩個偉大的作家中進行選擇，羅傑私下裡寧願選擇葉芝，而不是蕭伯納。葉芝是愛國者，他用改寫、革新的愛爾蘭、凱爾特傳說豐富了詩歌與劇作，賦予這些傳說新的生命，從而豐富了現代文學。過了一會兒，他又對此想法感到後悔了，怎麼能對喬治·蕭伯納忘恩負義呢？儘管他懷疑一切，寫過反對民族主義的時評，但在倫敦知識界的大人物裡，沒有任何人比這位劇作家更明確而勇敢地為羅傑·凱斯門特進行了辯護。他曾勸告律師在辯護詞上加上這一條，但不幸的是，那貪婪的廢物、可憐的瑟詹特·沙利文沒有接受。判決後，喬治·蕭伯納又寫文章請求改判，並在請求改判的宣告上簽字。並不一定是愛國者和民族主義者才能如此慷慨、勇敢。
只要一想起瑟詹特·沙利文，哪怕只是一小會兒，他就感到沮喪。1916年，在那一年的四月末那黑暗的四天裡，被判叛國罪的庭審情形浮現在他眼前。聘到一位同意為他在高等法院進行辯護的訴訟律師並不那麼容易，喬治·卡萬·達夫及其家人、朋友在都柏林，在倫敦聯絡的所有律師都以各種藉口拒絕了，沒有人願意為一個在戰爭期間背叛祖國的人進行辯護。最後，愛爾蘭人瑟詹特·沙利文同意了，那是因為他從未在倫敦法庭上為人辯護過。不過他索要一大筆酬金。羅傑的姨妹和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不得不在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同情者中進行募捐。羅傑只願作為起義者和鬥士承擔責任，想利用審判作為講壇，來宣講愛爾蘭擁有爭取主權的權利。但沙利文律師硬要進行常規的法律辯護，避免涉及政治，並強調據以審訊凱斯門特的愛德華三世法規只許涉及在本土而不涉及在國外所犯的叛國行為，歸咎於被告的那些行為發生在德國，因此凱斯門特不應被看作背叛帝國。羅傑從不認為這一辯護策略會成功。更有甚者，在提交辯護詞的當天，瑟詹特·沙利文上演了一幅可憐的場面：開始辯護不久，他就顯得坐立不安，全身抽搐，面色灰白，高喊：「法官先生們，我不行了！」說著便倒在了法庭上，昏過去，由他的一名助手唸完辯護詞。所幸在助手念辯護詞時，羅傑還能進行自我辯護。他宣稱自己是起義者，為爭取祖國獨立的聖周起義進行辯護，為服務於祖國的獨立運動感到驕傲。此刻，他仍為自己的這一辯護詞感到驕傲。他想，在後代面前，這是一篇具有說服力的辯護詞。
幾點了？他還是不習慣不知道時間的生活。本頓維爾監獄的牆壁太厚了，再怎麼努力也聽不見街上的聲音：鐘聲、摩托聲、叫喊聲、口哨聲、艾斯林唐商場的嘈雜聲，他是真聽見的還是想象出來的？他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一種奇怪的安靜，墳墓般的安靜。此時此刻的安靜好像時間停滯，生活也停止。唯一能滲進牢房的雜音來自監獄內部：隔壁走廊裡輕輕的腳步聲、鐵門開開關關的聲音、典獄長向獄卒帶有鼻音的下令聲。現在，就連本頓維爾監獄內部的雜音也沒有了。這種安靜使他痛苦，讓他不能思考。他想重新拿起托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穌基督》讀，但仍然讀不進去，便把書放回了地上。他想祈禱，但祈禱太機械，繼續不下去。很長時間，他僵硬著，一動不動，心中充滿憂慮，腦子裡一片空白，眼睛盯著屋頂上的一個溼點，彷彿等著水滴落下來。他慢慢地睡著了。
他睡得很安寧，被夢境帶進了亞馬孫的原始森林。那是一個明亮的早晨，陽光直射，微風吹拂著船上的指揮台，降低了熱度。沒有蚊蟲，他感到很適意。本來眼睛發炎，任何滴眼液和眼科清洗術都不管用，可最近折磨他的眼病不那麼疼了；關節炎引起的肌肉疼痛、彷彿炙熱的鐵棒插入造成的火燒般的痔瘡痛都消失了；雙腳也消腫了。所有不舒服、病痛、小毛小病，二十年來在非洲患病的後遺症都沒有了。他又感到年輕起來，很想在這裡，在寬闊的、望不到對岸的亞馬孫河上，像若干次在非洲那樣再發一次瘋：脫下衣服，從船欄處跳進漂滿羊草和泡沫的綠色河水。他會感覺到全身都被那溫和濃稠的河水衝擊著，在鑽出水面、露出頭開始划動雙臂、帶著幸福感以海豚般的優美姿勢遊向船舷的同時，感到一種被淨化了的舒適。船長與幾名乘客站在甲板上向他做著誇張的手勢，叫他游回來上船，否則會淹死，要麼會被亞古媽媽吞掉。亞古媽媽是一種水蛇，有的長達十米，能把整個人囫圇吞下。
快到馬瑙斯了嗎？塔巴廷加近了嗎？普圖馬約呢？快到伊基託斯了嗎？沿河而上還是沿河而下？這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感到身體比以前好多了。輪船在發綠的河面上慢慢地行駛，馬達的隆隆聲陪伴著他的思緒。他已經放棄了外交生涯，獲得了完全自由，此時又一次思忖起將來怎麼辦。也許把倫敦埃伯裡街的寓所售出，住到愛爾蘭去，分別在都柏林和厄爾斯特兩地住，不再全身心地搞政治。要每天一小時、每週一天、每月一週用於學習。要重新拾起愛爾蘭語的學習，某天用流利的蓋爾語講起話來，會讓愛麗絲大吃一驚。用於政治上的每小時、每天、每週要集中在大問題上、與優先考慮的中心目的——爭取愛爾蘭獨立、反對殖民主義——有關的大問題上。不要把時間浪費於搞陰謀、搞競爭、爭高低，這些都是貪婪的政客們在黨內、支部內、小隊裡爭權奪利乾的事，為此忘記了甚至破壞了首要任務也在所不惜。要在愛爾蘭多走走，多看看，要去多尼格爾郡的安特萊姆峽谷、厄爾斯特、戈爾韋，也要去康內瑪拉、托里島那些遙遠偏僻的地方，那裡的漁民不懂英語，只講蓋爾語。要與農民、手工業者、漁民交朋友，他們樸素、勤勞、有毅力，抵制住了蜂擁而至的殖民者，保持住了自己的語言、風俗習慣和信仰。要傾聽他們，向他們學習。要寫出文章和詩歌，歌頌這些卑微的人幾個世紀以來默默創造的英雄業績。多虧了他們，愛爾蘭才沒有消亡，保持住自身仍是一個國家。
鐵門的響聲把他從美夢中驚醒。他睜開眼睛，獄卒進來遞給他一碗麵糊和一塊麵包，那是他每天的晚飯。他想問一下時間，但知道對方不會回答，便剋制住了。他把麵包掰成小塊，摻在麵糊裡，一勺一勺地喝起來。又一天過去了，也許明天是決定性的一天。
10
乘自由號前往普圖馬約的前一天，羅傑·凱斯門特決定坦率地和斯泰爾斯先生談一談。在伊基託斯逗留的十三天裡，他與英國領事有過多次談話，但從不敢涉及這個話題。他很清楚他這次的任務招來了許多敵人，不僅在伊基託斯，還在整個亞馬孫地區。在以後的日子裡，如果同橡膠商打交道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跟這位能幫大忙的同事溝通，豈不荒唐？這種棘手的事不談也罷。
儘管如此，那天晚上在斯泰爾斯先生的小客廳裡，他與領事一面聽雨點落在鋅皮房頂和瓢潑雨水打在陽臺玻璃與欄杆上發出的聲音，一面跟往常一樣喝著葡萄酒。羅傑顧不得謹慎不謹慎了。
「斯泰爾斯先生，您對裡卡多·烏魯蒂亞神父有什麼看法？」
「您指的是奧古斯丁修道院的長老嗎？我很少跟他打交道，總的來說是個好人。這幾天您常見他？」
領事是不是看出了二人正在進入地震地區？他那突出的眼睛閃爍出一絲不安的光芒，光禿禿的腦袋在房間中央桌上噼啪作響的油燈照射下閃閃發亮，右手搖動著的扇子也停了下來。
「是這樣的，烏魯蒂亞神父來到這裡不到一年，從來沒離開過伊基託斯，」凱斯門特說道，「所以普圖馬約橡膠種植地發生的事，他也知道得不多。他跟我談得最多的是這個城市裡發生的另一種人間悲劇。」
領事嚐了一口葡萄酒，又搖起了扇子。羅傑感覺他的圓臉有些發紅。外面的暴雨伴隨著長長的、震耳欲聾的雷聲，怒吼般地下著，閃電不時地照亮黑暗的樹林。
「我指的是從部落搶小孩的事，」羅傑接著說道，「小孩被帶到這裡，以二三十索爾的價錢賣給家庭。」
斯泰爾斯先生沉默著，拼命搖著扇子。
「據烏魯蒂亞神父說，伊基託斯幾乎所有的僕人都是被搶來賣到這裡的。」凱斯門特盯著領事的眼睛問，「是這樣嗎？」
斯泰爾斯先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在搖椅裡搖動起來。他並沒有掩飾自己苦惱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說：「您明天就要去普圖馬約了，您不知我對此有多麼高興。但願以後我們再也見不著面了，凱斯門特先生。」
「在剛果就沒有這種事嗎？」領事答道，想避開這個話題。
「有，不過不像這裡這麼普遍。請原諒我的不禮貌，請問您的四個僕人是僱來還是買來的？」
「是我繼承下來的。」英國領事幹巴巴地答道，「我的前任凱吉斯領事回國前連同房子一起留給我的。不能說是僱的，在伊基託斯不時興這個。這四個僕人都是文盲，不識字，也不會在合同上簽名。在我家，他們有吃、有穿、有地方睡。此外，我還給他們零花錢。我敢說，在這種地方是不常見的。這四個人想走就可以走。您可以跟他們談談，問問他們願不願意到別處去找工作。您會看到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凱斯門特先生。」
羅傑點了點頭，喝了一口葡萄酒。
「我並不想冒犯您，」羅傑道歉道，「我只想弄懂我所處的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以及伊基託斯的價值觀和風俗習慣是怎樣的。我一點兒也不願意讓您把我看作審判官。」
此時，領事流露出了敵視的表情，搖扇的手慢下來，眼光中除了敵意，又多了些疑懼不安。
「不是審判官，而是主持正義者。」領事露出不快的樣子，糾正道，「要不就是，您如果願意，一位英雄。我跟您說過，我不喜歡英雄。請不要把我的坦率當作惡意。再說了，您也不要抱什麼幻想，這裡發生的事是您改變不了的，凱斯門特先生。烏魯蒂亞神父也改變不了。在某種意義上講，發生在這些孩子身上的事，我指的是伺候人，是他們的運氣。相比起來，在部落裡成長要糟糕千倍。在部落裡，他們吃的是蝨子，不滿十歲就死於間日熱或任何一種傳染病，或在橡膠公司裡像牲口那樣勞作。可在這兒，他們生活得很好。我知道，對我的這種實用主義，您很反感。」
羅傑沒說話，也不知道需要知道什麼。也許從現在起，英國領事可能會成為他要小心對付的另一個敵人。
「我來到這裡是執行領事任務，為我的國家服務。」斯泰爾斯先生看著地上的棕櫚席，接著說道，「我向您保證，我要不折不扣地執行。這裡的英國公民並不多，我都認識。我要保護他們，他們有任何需要，我都要為他們服務。我要盡力促進亞馬孫地區與英帝國之間的貿易，向我的政府通報這裡的貿易活動、來往船隻的情況及邊境發生的意外事件。在我應盡的責任中並沒有反對奴隸制度、反對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對亞馬孫印第安人乾的不法行為這一項。」
「對不起，我惹您生氣了，斯泰爾斯先生。我們不談這事了。」
羅傑站起來，向房子的主人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間。暴雨雨勢減弱，但仍然下著。與臥室鄰近的陽臺已被淋溼，植物散發出的氣味和溼泥土味很濃。夜色很黑，昆蟲的嗡嗡聲密集了起來，彷彿不光是從樹林裡發出來的，房間裡也有。跟隨暴雨而來的是另一種雨點：一種叫做吸血獵蜻的黑色甲蟲。第二天，這些甲蟲的屍體就會鋪滿了陽臺，像地毯一樣；要是踩一下，就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地上就會出現黑色的血跡。羅傑脫下衣服，換上睡衣，躺倒在蚊帳裡的床上。
他太不慎重了，怎麼能冒犯領事呢？那是一個可憐的好人，他也許只是不想捲入麻煩地熬到退休，回到英國，隱姓埋名地在自己靠積蓄分期付款在薩里郡買下的小屋的花園裡種種花，養養草。這才是他應該做的，心不煩，也沒病。
羅傑又記起了在秘魯與巴西交界處從塔巴廷加到伊基託斯的瓜伊娜號上同橡膠商維克多·以色列的激烈爭論。維克多·以色列是馬耳他的猶太人，在亞馬孫地區居住多年，羅傑與他在甲板上有過很有意思的長談。此人喜穿奇裝異服，總像戴著假面具，講一口無可挑剔的英語。他喜歡喝白蘭地，一面喝酒玩牌一面講述自己的冒險生活，講得很生動，彷彿是從流浪漢小說裡抄下來的。他有著一個很不好的習慣：用老式手槍朝輪船上空盤旋的紅羽蒼鷺射擊，幸虧很少擊中。直到有一天，羅傑記不清幾月幾號了，維克多·以色列對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大加讚揚，說他把亞馬孫從野蠻的原始時代拯救了出來，使之融入了現代世界。他還為「打獵」行徑辯解，說正是由於這種做法，才有了割膠的勞動力，因為森林裡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勞動力去割取這種造物主賜予該地區、造福秘魯人的貴重物質。由於野蠻人懶惰、愚蠢，不肯勞動，這種「天賜之物」正在被浪費掉，橡膠商們才不得不到部落裡強行拉夫。其實這一做法對企業來說也有時間和錢財上的損失。
「哼，您這話不過是一種看法，」羅傑·凱斯門特不緊不慢地打斷他，「還有另一種看法。」
維克多·以色列是瘦高個兒，長長的披肩直髮已有一縷白髮，瘦臉龐上的鬍子幾天未刮，一雙小小的、靡菲斯特式的三角眼困惑不解地望著羅傑·凱斯門特。他穿著紅背心，這還不算，肩上還掛著五顏六色的領巾似的揹帶。
「您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關於您所謂的野蠻人的觀點。」凱斯門特用平靜的語調解釋道，彷彿在談論天氣或蚊子，「請您換位思考一下：他們在那裡，在他們的部落裡，生活了若干年、若干世紀。有一天，來了幾個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帶著長槍和左輪手槍，要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耕地、房子，到幾十、幾百公里外的地方，為了外來人的利益去收割橡膠，而這些外來人唯一的道理就是手中的武力。那麼，您會高高興興地去收割那著名的橡膠嗎，維克多先生？」
「可我並不是那種赤身裸體的野蠻人，也不會把自己天生兔唇的子女扔到河裡去喂亞古媽媽。」橡膠商爆發出一陣帶有譏諷意味的大笑，很不滿地反駁道，「您是不是把那些食人的野蠻人跟我們這些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冒著生命危險來把森林地區改造成為文明土地的先驅者、企業家和商人放在同一個平面上看待了？」
「也許您和我對所謂文明有著不同的概念，我的朋友。」羅傑凱斯門特一直用淡定的聲調講話，使得維克多·以色列很惱火。
在那撲克牌桌上還有沃爾特·福爾克和亨利·費爾加爾，另外幾名委員會成員都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休息了。那是一個平靜、溫暖的夜晚，圓圓的月亮照在亞馬孫河上，閃著粼粼的銀光。
「我倒想知道您對文明是什麼看法。」維克多·以色列說道，聲音和眼睛都在冒火。那暴躁的反應讓羅傑以為他會從槍套裡掏出老掉牙的左輪朝自己開槍呢。
「我對文明的看法，總的來說是一句話，尊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羅傑很鎮靜地解釋道，卻全神貫注地警惕著維克多·以色列會否對他動手，「譬如，英國法律禁止殖民者佔據各殖民地土著人的土地，也禁止對拒絕在礦山和田裡幹活的當地土著人使用武力。您不認為這就是文明嗎？還是我錯了？」
維克多·以色列那瘦小的胸部一上一下地掀動著身上的襯衣和五顏六色的背心，那襯衣很奇特，裝著燈籠袖，釦子一直扣到脖頸。他把雙手的大拇指插在揹帶裡，一雙三角眼佈滿血絲，一張嘴就露出了一排被尼古丁燻得參差不齊的黑牙。
「照您這麼說，」他語帶諷刺地說道，「秘魯人就應該讓亞馬孫世世代代永遠停留在石器時代。為了不惹惱那些異教的野蠻人，不應該去佔據那些好逸惡勞的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土地，浪費能夠提高秘魯人的生活水平、使秘魯成為現代國家的資源。難道英國王室想讓秘魯成為這樣的國家嗎，凱斯門特先生？」
「亞馬孫地區無疑是寶庫，」凱斯門特不動聲色地同意，「秘魯要加以利用是對的。但不要虐待當地土著人，不要像獵取動物那樣獵取他們，也不要迫使他們像奴隸那樣幹活，最好通過辦學、開設醫院、建立教堂等方式來使他們融入文明社會。」
維克多·以色列哈哈大笑，像上了發條的玩具娃娃不停地抖動。
「您活在哪個世界，領事先生？」他演戲般地把一雙骷髏長手高高舉起，大聲說道，「看得出，您從沒見過一個吃人的生番。您知道這裡有多少人被吃掉嗎？知道有多少白人和喬洛被他們的毒矛毒鏢射死嗎？知道他們像沙普拉人那樣給多少人施行過縮頭術嗎？我看還是等您對他們的野蠻行為有一點兒體驗時，咱們再談吧。」
「我在非洲生活了將近二十年，這種事多少知道些，以色列先生。」凱斯門特肯定地說道，「順便說一下，我在非洲認識了許多跟您一樣想法的白種人。」
為了避免爭論越來越激烈，沃爾特·福爾克和亨利·費爾加爾引入了不那麼棘手的話題。
在伊基託斯的十天裡，羅傑訪問了各種身份的人，記錄下從各處的官員、法官、軍人、餐館老闆、漁民、皮條客、流浪漢、妓女、妓院與酒吧侍者口中搜集到的各種意見。晚上睡不著的時候，羅傑·凱斯門特思索著，伊基託斯的絕大多數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秘魯人也好，外國人也好，都跟維克多·以色列的想法一樣。在他們的眼裡，亞馬孫地區的土著人根本不是人，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微不足道、比起人更接近動物的低等存在，因此剝削他們、鞭打他們、把他們劫持到橡膠公司去都是合法的。如有反抗，就像殺掉患狂犬病的狗一樣殺掉。這就是對印第安土著人的普遍看法。正如裡卡多·烏魯蒂亞神父所說，伊基託斯的僕人都是被搶來後以相當於一兩個英鎊的價錢賣到洛雷託省各個家庭的兒童，因而對此也就沒有人會感到驚奇了。這種憂慮使得他張開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還沒出城，就看到並瞭解到這些事，那麼在普圖馬約又會有什麼看不到呢？
1910年9月14日，不到中午，委員會的成員們就從伊基託斯出發了。羅傑僱了一個叫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的人當翻譯，那是他曾見過的巴貝多人中的一個。此人會講西班牙語，也能使用在橡膠公司中通用的兩種土著語言——波拉語和烏伊託託語——進行溝通。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十五艘船中最大的自由號保養得很好，擁有若干雙人間小客艙，船頭和船尾都裝有吊床，供願意露宿的客人睡覺。拜肖普害怕回到普圖馬約，所以要求羅傑·凱斯門特以書面形式保證他在旅行期間受到委員會的保護，事後要由英國政府把他遣返回巴貝多。
納坡河與卡克塔河之間那片廣闊土地的省會叫做喬雷拉，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秘魯亞馬孫公司就設在那裡。從伊基託斯到喬雷拉的航行持續了八天，那是燥熱難耐、蚊蟲如雲、乏味無聊、景色一律、噪聲單調的八天。輪船沿亞馬孫河下行，從伊基託斯開始，河面越來越寬，直至兩岸互相望不到。在塔巴廷加穿過巴西邊界，繼續沿雅瓦里河下行，接著沿伊加拉巴拉那河回到了秘魯。這段河道的兩岸略微接近，有時，兩岸的攀藤植物和高大樹木的枝葉籠罩在甲板之上，能聽到、看到成群的鸚鵡在樹木之間嘰嘰喳喳地盤旋飛舞，慢條斯理的紅羽蒼鷺耍平衡似的用一條腿站在小島上曬太陽，灰色的龜殼從蒼白的水面中露出；有時還能看到在岸邊泥濘中打瞌睡的鱷魚那帶刺的脊背，這時從船上就會發出獵槍或左輪槍的射擊聲。
行程中，羅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整理在伊基託斯記下的筆記，為即將在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領地度過的幾個月安排工作計劃。根據外事辦的指示，他只能跟在收購站工作的巴貝多人談話，因為他們是英國公民；為了不讓秘魯政府多心，不能打擾秘魯和其他國家的僱員。但羅傑不想被這項指示限制，如果不同時蒐集各收購站站長及其手下的「小夥子」或「理性人」的情況，他的調查就會缺胳膊少腿，還瞎了眼。只有全面蒐集，才能對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在其與當地土著人的關係中如何違反法律和道德準則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早在伊基託斯時，巴勃羅·蘇馬埃塔就通知委員會的成員，說根據阿拉納的指示，為了接待委員們、安排好他們的交通和工作，公司事先已向普圖馬約派了一位主要負責人，胡安·蒂松。委員們猜想蒂松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掩蓋不法行徑的痕跡，向他們展示遮蓋現實情況的假象。
委員們於1910年9月22日到達喬雷拉。這個地方的得名是因為河道突然變窄而激發的湍流和瀑布。水花泡沫、水流嘩嘩聲、溼滑的岩石和深深的旋渦構成一幅雄偉的景象，打破了其支流伊加拉巴拉那河單調的水文。秘魯亞馬孫公司在此地設立了總部。從碼頭到達喬雷拉站的辦公處和住所，必須爬上一片荊棘叢生、陡峭泥濘的斜坡。客船在泥地裡擱淺時，乘客們有時必須由印第安裝卸工攙扶著保持平衡才不致摔倒。羅傑與前來接他們的人寒暄時不禁打了個寒戰，他看到岸上或扛著貨包、或好奇地盯著他們看的半裸土著人為了轟走蚊蟲，正張著雙手拍打著自己的臂膀，這些人裡每三個或四個就有一個的背部、臀部和大腿上有著結痂，那隻能是鞭笞留下的痕跡。剛果，對，到處都是剛果！
胡安·蒂松個子很高，穿一身白色衣服，舉止彬彬有禮，像個貴族，一口英語足以和羅傑溝通。他大概五十歲，從他那颳得精光的臉龐、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小鬍子、細長的雙手和穿著打扮來看，他顯然不適合這裡的森林生活，而是坐辦公室、參加沙龍聚會的城市人。他用英語和西班牙語表示了歡迎，並把他的陪同人員向大家作了介紹。一聽這個人的名字，羅傑就感到厭惡：維克多·馬塞多，喬雷拉站的站長，此人至少還沒有逃掉。薩爾達尼亞·羅卡和哈登堡在倫敦的《真理》週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把他稱作阿拉納在普圖馬約最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
羅傑一面爬坡，一面觀察著維克多·馬塞多。他看不出年紀，很強壯，個頭不很高，是個膚色較白的喬洛，但仍保持著印第安人的特點；扁鼻，厚唇，一張嘴就露出三四顆金牙；表情僵硬，那是長期風吹日曬的結果。他與羅傑不同，爬陡坡顯得很輕鬆。他還有些斜視，彷彿在躲避陽光的照射而看往別處，也許是因為害怕與人直視。蒂松沒帶武器，維克多·馬塞多的褲帶上卻露出了左輪手槍。
在寬敞的空地上，有幾棟建在樁子（很粗的樹幹或混凝土澆鑄的柱子）上的房子，第二層都裝有欄杆。其中較大房子的房頂鋪的是鋅皮，較小的鋪的是編織好的棕櫚葉。蒂松指指點點地作著說明：「那裡是辦公室。」「這裡是橡膠倉庫。」「諸位就住在這棟房子裡。」但羅傑幾乎沒聽，只是觀察著那一群群或淡漠地看著他們、或移開目光的半裸、全裸的印第安人：瘦弱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臉上和胸上畫著圖案。他們的雙腿瘦得像蘆葦稈，膚色黃裡透著蒼白，嘴唇和耳朵上都有切口，吊著掛件。這使他想起了非洲的土著人，只是這裡沒有黑人。他從遠處看到幾個穆拉託和褐色皮膚的人，這些人都穿著長褲和靴子，無疑是一隊巴貝多人。他數了數，只有四個。至於「小夥子」或「理性人」，他一眼就認出這些人雖然也是印第安人，也光著腳，卻剪了頭髮，留著和基督徒一樣的髮式，穿著長褲和襯衫，腰間掛著木棒和皮鞭。
在住處，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兩人住一間。羅傑·凱斯門特則享有住單間的特權。那是一個小房間，沒有床，只有吊床，一件傢俱既作為箱子又作為桌子，一張小桌上放著一隻洗臉盆、一隻水罐和一面鏡子；房門口有一口腐水井和一個淋浴噴頭。羅傑放下行李，剛安頓好就對胡安·蒂松說，當晚要開始跟喬雷拉站的巴貝多人見面、談話。
當時，他聞到一股類似腐爛植物枝葉的刺鼻油膩味兒鑽進鼻子。這股味道充斥了喬雷拉的各個角落。早晨、午間和晚上，在普圖馬約三個月的行程中一直跟隨著他。這種不適的氣味使他嘔吐、反胃。這種氣味彷彿來自空氣、土地、各種器物，甚至人體。亞馬孫地區的樹木流出的橡膠以令人眩暈的速度加劇著一方的劣行和另一方的苦難，從此，對羅傑而言，這氣味就成了劣行與苦難的象徵。「很奇怪，」到達的那天，他對胡安·蒂松說道，「在剛果，我多次到過橡膠公司和橡膠倉庫，但我不記得剛果的橡膠有這麼濃烈的難聞味道。」「品種不一樣。」蒂鬆解釋道，「這裡的氣味難聞，但是比非洲的耐用。為了減輕臭味，在每個運往歐洲的橡膠包裡都撒了滑石粉。」
整個普圖馬約地區，巴貝多人的數目是一百九十六人，在喬雷拉卻只有六人。儘管羅傑通過拜肖普向他們保證，他們的證詞是保密的，無論怎樣也不會因所說的話而被起訴；如果他們不願意繼續為阿拉納的公司工作，羅傑本人將負責把他們遣返巴貝多。但其中仍有兩個人從一開始就拒絕跟羅傑談話。
同意提供證詞的那四個人在普圖馬約工作了近六年，曾在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幾個收購站裡作為工頭服務過，那是介乎站長和「小夥子」或「理性人」之間的職務。第一個跟他談話的叫唐納爾·弗朗西斯，是個又高又壯的黑人，有點兒瘸，眼睛患有白翳症。當時他很緊張，對羅傑不很信任，羅傑立即感到從此人嘴裡不會得到什麼。他只用單個詞回答問題，並拒絕控訴。據他講，在喬雷拉，站長、僱員，甚至野蠻人都相處甚篤，從沒發生過問題，更不用說使用暴力了。在委員會面前該說什麼，該做什麼，他是經過訓練的。
羅傑大汗淋漓，不斷地喝水。之後與普圖馬約的巴貝多人的談話會不會跟這個人同樣無用？不是的。菲利普·伯特·勞倫斯、西弗德·格倫威治和斯坦利·西利戰勝了起初的疑懼，接受了羅傑代表英國政府作出的幫他們回到巴貝多的承諾，並滔滔不絕地談了起來，把一切都說了出來，還激烈地，有時發瘋似的進行自責，迫不及待地想卸下良心上的負擔。斯坦利·西利的證詞講得有聲有色，很詳盡，例子很多。儘管對人類的殘暴見識了很多，但羅傑聽了有時還是感到眩暈，難過得喘不過氣來。那巴貝多人講完，已到了晚上。夜間昆蟲的嗡嗡聲震耳欲聾，彷彿成千上萬只小蟲子在他們的周圍飛來飛去。他們坐在連線羅傑臥室的陽臺上的一張木凳上，吸完了一包香菸。在越來越陰暗的夜色中，羅傑看不清斯坦利·西利這個矮小的穆拉託有什麼特徵，只看得清他的頭部輪廓和肌肉發達的臂膀。他在喬雷拉的時間不長，在阿比西尼亞收購站工作過兩年，是阿維拉多·阿圭羅和奧古斯托·希門尼斯兩位站長的左右手。在那以前曾在馬坦薩斯站的阿曼多·諾爾曼德手下幹過。他們都不說話了，羅傑感到蚊子在叮咬他的面孔、脖子和胳膊，但他沒心思轟走蚊子。
他忽然發覺西利在哭。西利用手捂著臉在輕輕地抽泣，胸部一鼓一鼓地嘆著氣。羅傑看見了他眼睛裡晶瑩的淚水。
「你信上帝嗎？」他問道，「你有信仰嗎？」
「我想我小時候信過上帝。」那個穆拉託嘶啞著嗓子抽泣道，「在我老家聖帕特里克鎮，我的教母每星期天都帶我去教堂。現在我不知道信不信了。」
「我這樣問你，是因為跟上帝談談也許會對你有所幫助。我指的不是向上帝祈禱，而是跟上帝談話。你可以努力試試，要以跟我談話時的坦率態度跟上帝談談。向上帝談談你的感受，談談你為什麼哭。不管怎樣，上帝比我更能幫助你。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跟你一樣茫然，西利。」
跟菲利普·伯特·勞倫斯與西弗德·格倫威治一樣，只要凱斯門特同他們一起經伊基託斯回到巴貝多，斯坦利·西利也準備在委員會全體成員面前，甚至在胡安·蒂松先生面前，把自己的證詞重複一次。
羅傑回到自己的房間，點上油燈，脫下襯衫，用臉盆裡的水洗了洗前胸、兩肋和麵孔。他很想洗個淋浴，但那必須下樓在露天裡洗，那樣一來，整個身子就會被蚊蟲吃掉。夜間的蚊蟲成倍增加，咬起人來更兇狠。
他來到底層，去一間也是用油燈照明的飯廳裡用餐。胡安·蒂松先生和委員們在喝溫吞水般無味的威士忌，正站在那兒談話。半裸的印第安僕人一道一道地上著煎魚、烤魚、煮木薯、白薯和撒在食物上的玉米粉——巴西人也是用這種玉米粉撒在食物上。另外幾個印第安人在用麥秸編的扇子轟蚊子。
「您和巴貝多人談得怎麼樣？」胡安·蒂松遞給他一杯威士忌，問道。「比預期的要好，蒂松先生，我本來擔心他們不肯談，但剛好相反，其中三個人談得非常坦率。」
「我希望諸位聽到的抱怨跟我聽到的一樣。」蒂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道，「如有需要，公司是願意糾正、加以改善的。這一直是阿拉納先生的政策。好了，我想諸位餓了，請入席吧，先生們！」
大家坐了下來，開始盛盤子裡的菜餚。委員會的成員們整個下午都在巡視喬雷拉的各種設施，在拜肖普的幫助下同管理部門和倉庫的職員們談話，顯得很疲乏，懶得說話——羅傑的第一天談話會不會跟他們一樣令人沮喪？
胡安·蒂松為大家倒上葡萄酒，事先告訴大家，由於運輸和氣候原因，法國葡萄酒到了這裡有點兒發酸。於是大家寧願喝威士忌。
吃到一半，羅傑看了服侍大家的印第安人一眼，評論道：
「我看到許多男女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譬如這個女孩。當他們捱打時，一般打多少下鞭子？」
一陣沉默。油燈的噼啪聲和小蟲子的嗡嗡聲顯得更響了，大家嚴肅地看著胡安·蒂松。
「這些疤痕大多數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胡安·蒂松很不自在地答道，「諸位知道，他們的部落裡有一種野蠻的啟蒙儀式，譬如在臉上、嘴上、耳朵上、鼻子上鑽孔，為了裝進環、牙齒和各種掛件。我不否認有些工頭違反公司的規定，鞭打這些人，從而結出疤痕，但我們的章程嚴格禁止體罰。」
「我的問題跟這沒有關係，蒂松先生，」凱斯門特說道，「我是說，在這麼多的疤痕中，怎麼沒看到一個印第安人的身上烙有公司的印記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蒂鬆放下叉子。
凱斯門特說道：「那些巴貝多人告訴我，說許多印第安人的身上都烙有公司名稱首字母的印記「ca」，即「阿拉納記」，就像豬、牛、馬那樣，為了不讓他們逃跑，也不讓哥倫比亞的橡膠商把他們搶走。那些巴貝多人給許多人打過印記，有時用火烙，有時用刀刻。但是我沒看到過一個人有這種記號。他們到哪兒去了，先生？」
胡安丟開了端莊的外表和優雅的舉止，突然滿面通紅，氣得發抖。
「我不允許您用這種口氣對我講話，」他夾雜著英語和西班牙語喊道，「我是來為你們的工作提供方便，不是來聽你們的諷刺！」
羅傑不動聲色地點點頭。
「我向您道歉，我並不想冒犯您，」他鎮靜地說道，「雖然我曾在剛果見識過各種難以啟齒的殘暴行徑，但還沒見過用火或刀在人的身上烙刻下印記這種事。我相信您不是這種暴行的責任人。」
「我當然不對任何暴行負責。」蒂松鼻眼亂動地又喊起來，眼珠亂轉，憤怒至極，「如果有這種事，那也不能怪公司。您沒見這是什麼地方嗎，凱斯門特先生？這裡沒有任何行政機關，沒有警察，沒有法官，什麼人都沒有。在這兒工作的站長、工頭、助手都不是有教養的人，在許多情況下都是些文盲、冒險家、粗人——被原始森林磨鍊出的硬漢。有時他們會幹出一些不法行為，這就嚇壞了文明人。我都知道，請相信我，我們盡了力。阿拉納先生跟諸位的看法一樣，凡是幹壞事的都將被辭退。我並不是非法行徑的同謀，凱斯門特先生。在這個國家裡，我的姓氏是很受尊敬的，我的家族也是舉足輕重的。我是個遵守教規的基督徒。」
羅傑心想，胡安·蒂松也許真的相信自己說的話：他是個好人。在伊基託斯、馬瑙斯、利馬或倫敦，他並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這裡發生的事。他應該詛咒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異想天開地在這個時候派他到這個世界以外的角落來執行這項費力不討好的任務，應付各種麻煩事，過著難熬的日子。
「我們應該一起工作，互相合作，」蒂松平復了些，揮動著雙手說道，「有不對的地方就糾正，幹了壞事的僱員將受到制裁，我說話算話！我對諸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看作朋友，是站在你們一邊的人。」
過了一會兒，胡安·蒂松說有點兒不舒服，想退席。他道過晚安就走了。
飯桌邊只有委員會的成員了。
「像給牲口那樣給人烙印記？」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半信半疑，低聲問道，「這是真的嗎？」
「我今天詢問的四個巴貝多人中有三個都這麼肯定地對我說過。」凱斯門特點頭道，「斯坦利·西利說他本人在阿比西尼亞站站長阿維拉多·阿圭羅的命令下這麼幹過。不過，我覺得印記的事還不是最糟的，今天下午我還聽到更可怕的事。」
幾個人這麼談著，沒吃東西，只把桌上的威士忌喝光。給委員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土著人背上的疤痕，還有在喬雷拉存放橡膠的倉庫裡發現的頸手枷和刑椅。當著剛剛度過不愉快時光的蒂松先生的面，拜肖普向他們解釋了那個用木條和繩索製作的架子的用法：把蜷縮身子跪著的印第安人裝進去，讓他手腳都動彈不得，然後勒緊木條上刑或是把他吊在半空。拜肖普還說，頸手枷本來一直放在站裡的空地上。委員們問倉庫裡的一個「理性人」是什麼時候把刑具藏到倉庫去的，那人回答說是在委員們到達的前一天。
大家決定第二天聽取菲利普·伯特·勞倫斯、西弗德·格倫威治和斯坦利·西利的證詞。塞莫·貝爾建議胡安·蒂松也在場，但有人持不同意見，特別是沃爾特·福爾克，他擔心在頭頭面前，巴貝多人會收回證言。
那晚，羅傑·凱斯門特徹夜未眠，一直在把與巴貝多人的談話記下來，直到耗完燈油、燈熄為止；倒在吊床上也不能閤眼，全身的骨頭、肌肉都在疼痛，睡了一會兒，馬上又醒了，無法擺脫支配著他的不安情緒。
秘魯亞馬孫公司確實是一家英國公司！有諸如約翰·萊斯特凱爵士、索薩·迪羅男爵、約翰·羅素·久賓斯和亨利·m.裡德等在商界和全城備受尊敬的人物。呈給政府的報告裡說，以他們的名字和資金註冊的企業正在實行奴隸制度：利用帶槍的流氓，以「打獵」的手段把印第安男女與兒童捉到橡膠公司裡進行殘酷剝削，還把他們用刑架吊起來，用火烙刀刻留下印記；如果他們沒交足三個月三十公斤橡膠的最低份額，就用皮鞭抽打他們直到出血。當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這些合夥人看到以上內容時會說些什麼？羅傑·凱斯門特曾去過位於倫敦金融中心索爾斯伯裡大樓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辦公室，那是一個壯觀的地方，牆上掛著庚斯博羅的畫作，有身穿制服的女秘書、鋪著地毯的辦公室、客人專用的皮沙發，辦事員都穿著條紋長褲、大禮服、雪白的硬領襯衣，繫著別有飾品的領帶，手拿賬本，來來往往收發電報，拿著發貨單與歐洲的工業城市交易那撒有滑石粉、散發氣味的橡膠。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普圖馬約，烏伊託託人、奧凱瑪人、穆伊南人、諾努亞人、安道克人、列希加洛人和波拉人正在逐漸滅絕，沒有人肯動一動手指去改變那裡的狀況。
「這些印第安人為什麼不試圖反抗？」晚飯中間，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問道。隨後又說：「他們確實沒有火器，但他們人很多呀，完全可以起身反抗。雖然可能會死一些人，但相對那些劊子手而言，他們在人數上是佔優勢的。」
羅傑回答說，事情沒那麼簡單。他們沒有反抗，跟在非洲一樣。剛果人也沒有反抗，只有個別例外的自發事件：個別人或個別集體的自殺事件。當剝削制度發展到了極端，它首先摧毀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肉體。害死人的暴行會毀掉人的反抗意志。偷生的本能把因困惑和恐懼而麻木不仁的印第安人變成了木頭人。許多印第安人都不懂得他們的不幸是特殊的、具體的人的劣根性造成的，還以為是神秘的災害、神的詛咒、上天懲罰的後果——是根本逃脫不掉的。
羅傑在參考檔案中發現，普圖馬約的阿比西尼亞收購站的波拉人曾試圖暴動，但是這個話題誰也不願意提，巴貝多人也避談。當地一位叫做卡特內雷的波拉人的年輕酋長，一天晚上在其部落幾個人的幫助下偷走了站長和「理性人」的來復槍，殺死了巴託洛梅·蘇馬埃塔（巴勃羅·蘇馬埃塔的親戚），因為這個人喝醉酒強姦了卡特內雷的妻子。事後，卡特內雷便消失在森林裡。公司懸賞要他的人頭，還出動幾支分隊去找他，但兩年過去了，也沒捉住他。後來，一幫獵人在印第安告密者的帶領下，包圍了卡特內雷及其妻子藏身的茅屋。酋長逃掉了，他的妻子卻被捉了去。站長巴斯克斯當眾強姦了她，把她綁在木架上，不給吃不給喝，綁了好幾天，還不時地鞭打她。最後，酋長出現了，他無疑是躲在密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受刑。他穿過空地，扔下槍，在木架前溫順地跪下來。此時他的妻子已經奄奄一息，也許已死掉。巴斯克斯叫喊著命令「理性人」不要開槍，他要親自用粗鐵絲挖下酋長的眼珠，在圍成一圈的印第安婦女面前，連同酋長的妻子一道活活燒死。事件的結局是浪漫的，羅傑想，也許是經過竄改的，好讓這個事件更符合盛行在這片火熱土地上愛好恐怖的胃口。事情真的發生過嗎？起碼留下了一種象徵、一個範例：一個起而反抗、懲罰施暴者並像英雄那樣死去的土著人。
天剛破曉，羅傑就離開住所，下坡到了河邊，在能擋住水流的深水處裸身洗了個澡，冷水使他有一種被按摩的感覺。穿好衣服，他感到很涼爽，恢復了體力。回到喬雷拉時，他拐了個彎，想去烏伊託託人居住的茅屋區走一走。茅屋分散搭建在木薯、玉米和香蕉種植地中間，呈圓形，屋壁用桃櫚木圍成，外面用藤條捆好，屋頂垂及地面，鋪著編織好的雅里納樹葉。他只看見幾個骨瘦如柴、揹著嬰兒的婦女，沒有一個人回答他的問候；一個男人也沒見到。他從茅屋區回來時，看見一個印第安婦女正在把他到達那天換洗的衣服放在他的臥室裡。他問要付多少錢，但那婦女（很年輕，臉上畫著藍綠色條紋）不懂地看了他一眼。於是他讓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問她應付多少錢。拜肖普用烏伊託託語問了，但那女人好像還不懂。
「不用付錢，」拜肖普說道，「這裡不流通貨幣。再說了，她是喬雷拉站長維克多·馬塞多的幾個女人中的一個。」
「站長有幾個女人？」
「現在有五個。」巴貝多人答道，「我剛來工作時起碼有七個，她們都被換掉了。這裡所有人都這麼幹。」
拜肖普笑了，還開了個玩笑：「在這種氣候下，女人都老得很快，要經常換新的，像換衣服那樣。」但羅傑·凱斯門特沒笑。
羅傑·凱斯門特後來回想，委員會的成員們去西方站之前，在喬雷拉站逗留的這兩個星期是行程中最忙、最緊張的日子。他的休閒方式只是在河裡、淺水塘或瀑布不太湍急的地方洗澡，在樹林里長時間地散步，拍大量的照片，或者在夜裡跟同伴們玩玩橋牌。實際上，他白天、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調查、記筆記、向當地人諮詢或者跟同伴們交換所得的印象。
與委員們所擔心的相反，菲利普·伯特·勞倫斯、西弗德·格倫威治與斯坦利·西利在有胡安·蒂松在場的全體委員會面前全無怯意，不僅確認了對羅傑·凱斯門特所說的話，還揭發了新的血腥暴行，從而擴充了證詞。在詢問的過程中，羅傑幾次看到好幾位委員臉色發白，像是要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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