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蒂松坐在委員們的後面，閉著嘴一言不發，只是在小本子上做著筆記。詢問完畢，頭幾天，他還試圖淡化並質疑關於酷刑、殺害和肢解的證詞，但三四天後，他身上出現了變化：吃飯時間不說話也不吃東西；人們跟他講話，他只用單音詞低聲回答問題。第五天晚上，飯前飲酒時，他爆發了——眼睛通紅地對大家說：「這一切太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我在這世界上最親愛的母親、妻子和孩子的靈魂發誓，我對這一切絕對感到驚訝。我和諸位一樣感到莫大的震驚。聽到這一切，我好像生了一場大病。為了討好諸位，這些巴貝多人的揭發可能有誇張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此處確實發生過不可容忍、駭人聽聞的罪行，應該揭發、懲處。我向諸位發誓……」
他哽住了，只得找把椅子坐下來，手握酒杯，垂著頭低聲說，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與他在伊基託斯、馬瑙斯或倫敦的合夥人不可能對發生在這裡的事生疑。他要做第一個要求對這一切加以糾正的人。羅傑對他說的前半部分大為感動，心想此時的蒂松不像以前那樣無意識地天真了，他也是人，也會考慮自己的處境、家族和前途。不管怎樣，從那天起，他似乎不再是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官員，而變成委員會的新成員了。他熱情而勤快地與委員會合作，送給他們新的材料，隨時提醒他們要小心防範。他警惕著，以懷疑的眼光監視著四周。他清楚這裡所發生的一切，大家都可能有性命之虞，尤其是那位總領事。他處在恐懼之中，擔心那些巴貝多人會向維克多·馬塞多透露已承認的事——如果他們透露了，那傢伙不等被送上法庭或交給警察就會給委員們設下陷阱再除掉，事後聲稱委員們是死在野蠻人的手裡。不可排除這個可能。
一天早晨，情況急轉直下。那天一大早，羅傑·凱斯門特聽到有人輕輕地敲門。天還黑著，他去開門，從門縫裡看到一個黑影，但並不是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而是唐納爾·弗朗西斯，那個曾堅稱這裡一切正常的巴貝多人。他膽戰心驚地低聲說考慮好了，現在願意把真相說出來。羅傑讓他進了房間。二人坐在地上談了起來，因為唐納爾擔心在陽臺上談話會被人聽見。
他對羅傑說，之所以說謊，是因為害怕維克多·馬塞多。馬塞多曾威脅他說，如果對英國人說出這裡發生的事，他就別想回到巴貝多。等英國人一走，就先割下他的睪丸，然後把他脫光綁在樹上讓毒螞蟻吃掉。羅傑安慰他，說他一定能同另外幾個巴貝多人一樣回到布里奇敦。但他不想私下聽他的證詞，唐納爾·弗朗西斯應該在所有委員和蒂松的面前講出。
當天，他就在開過幾次工作會議的飯廳裡作了證，一副害怕的樣子，眼珠亂轉，咬著肥厚的嘴唇，有時說不出話來。他講了三個小時，證詞裡最富悲劇色彩的是下面的話：兩個月前，兩個烏伊託託人因為生病，只能收割到極少量的橡膠，維克多·馬塞多便命令他和一個叫華金·彼得拉的「小夥子」把那二人的手腳綁起來，扔在河裡死死按住，直至二人被淹死。然後又命幾個「理性人」把屍體拖到樹林裡讓野獸吃掉。唐納爾還提出，可以帶委員們到尚能找到那兩個烏伊託託人的四肢和骨頭的地方去看看。
9月28日，凱斯門特和委員會的成員乘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快艇快速號離開喬雷拉站，向西方站駛去。沿伊加拉巴拉那河上行幾個小時，途中在維多利亞和奈美內斯兩個橡膠集散地停泊，吃了些東西，晚上睡在快艇裡。第二天又航行了三個小時，才在西方站靠岸。站長菲德爾·貝拉爾德帶著助手曼努埃爾·托里柯與羅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到碼頭迎接他們。「都是一副暴徒和逃犯的面孔。」羅傑·凱斯門特想道。這些人都帶著手槍和溫切斯特步槍。肯定因為收到指示，所以對來客顯得很殷勤。可胡安·蒂松仍提醒大家要謹慎，千萬不要讓貝拉爾德及其「小夥子」知曉已經調查出的情況。
西方站的地盤比喬雷拉站的小，用尖如長矛的木樁圍起來，「理性人」帶著卡賓槍在入口處站崗。
「怎麼看守得這麼嚴？」羅傑向胡安·蒂松問道，「是不是提防印第安人進攻？」
「誰知道某天會不會出現下一個卡特內雷？但這並不是提防印第安人，絕對不是，而是提防哥倫比亞人，他們一直覬覦這片土地。」
菲德爾·貝拉爾德在西方站裡有五百三十個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此時正在樹林裡收割橡膠。他們每十五天送來一次收割物，然後回到樹林裡再幹兩個星期。他們的妻子兒女就留在圍欄外岸邊的居民點。貝拉爾德說，今晚，印第安人要為「來訪的朋友們」開歡迎會。
他把大家帶到了住處，那是建在木架上的兩層方形房子，門窗都裝有防蚊紗布。跟喬雷拉站一樣，西方站的空氣中也充斥著從倉庫裡散發出的橡膠氣味。羅傑看到這裡給他準備的是床而不是吊床，不覺高興起來。其實是一張簡陋的床，鋪上充填著穀物殼的床墊，但起碼躺上去可以伸展開來。睡吊床使他渾身肌肉痛，又睡不著。
天剛擦黑，歡迎會就在烏伊託託居民點旁的空地上開始了。一群印第安人為來客搬來了桌椅、盛食物的大鍋，還有飲料。他們圍成一圈，很嚴肅地等著客人。晴空萬里，沒有一絲要下雨的跡象。但晴好的天氣、貫穿生長著茂密森林的平原及其四周的蜿蜒流淌的伊加拉巴拉那河所展現的景色，都未能讓羅傑·凱斯門特高興起來。他知道，即將看到的景象將是悲慘的、令人沮喪的。三四十個印第安男女——男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女人一般說來倒是相當年輕——有的裸體，有的套著羅傑在伊基託斯看見的許多土著人喜穿的無袖襯衫或長袍，圍成一圈，隨著曼瓜列的節拍跳起舞來。曼瓜列是用挖空的樹幹做的鼓，烏伊託託人用頂端包有橡膠的木棒敲擊出又悶又長的聲音，據說這聲音可以傳遞資訊，遠距離地互相溝通。舞者的腳踝和手臂上都戴著植物種子做的串鈴，隨著音樂節奏而跳動時發出響聲。與此同時，舞者也哼出單調的、帶有痛苦意味的歌聲，配合他們那嚴肅、憎惡、膽怯、漠然的面部表情。
後來，凱斯門特問同伴們有沒有注意到大多數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於是大家就跳舞的烏伊託託人中百分之多少有鞭笞痕跡的問題討論起來。羅傑說百分之八十，費爾加爾和福爾克說不到百分之七十。不過，大家一致認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渾身及臉上都有燒痕的皮包骨小孩，要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去調查一下那些痕跡是事故造成的還是懲罰和酷刑造成的。
大家早就計劃好在這個收購站要詳詳細細地調查剝削是怎樣進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吃過早飯就開始了。在菲德爾·貝拉爾德的親自陪同下先看橡膠倉庫，無意間發現稱橡膠的磅秤大有問題——塞莫·貝爾想站上去稱一稱，因為他總懷疑自己的體重可能減輕了。結果大吃一驚，這怎麼可能？竟減輕了近十公斤！可自己並沒有感覺呀，褲腰沒顯得松，襯衫也沒顯得寬。凱斯門特也稱了稱，並鼓勵同伴們和胡安·蒂松也去稱一下，結果所有人都比平時的體重輕了好幾公斤。午飯時，羅傑問蒂松是否認為秘魯亞馬孫公司在普圖馬約的所有磅秤都跟西方站一樣造假，好讓印第安人以為他們的收割量很少。蒂松早已失去了掩飾的能力，只是聳聳肩：「我不知道，先生們，我只知道在這裡什麼事都幹得出。」
喬雷拉站的頸手枷藏在倉庫裡，西方站則不同，就放在周圍全是住處和倉庫的空地上。羅傑讓菲德爾·貝拉爾德的助手把自己關進刑具，想體驗一下關在這狹窄的籠子裡是什麼滋味。羅德里格斯·阿科斯塔還在猶豫，但胡安·蒂松表示准許，並讓凱斯門特縮起身子，用手一推，把他關進了頸手枷，但沒法勒緊夾住他手腳的木條，因為他的四肢太粗壯了。但是僅僅扣好頸上的抓柄，不用緊勒，就讓他喘不過氣來。他感到渾身生疼，一個人根本不可能持續幾個小時地忍受這樣的姿勢以及背、腹、胸、腿、脖頸和雙臂所承受的壓力。羅傑出來後，不能活動，不得不扶著路易斯·巴恩斯的肩膀很久。
「印第安人犯了什麼錯才被關進頸手枷？」到了晚上，羅傑向西方站的站長問道。
菲德爾·貝拉爾德是梅斯蒂索人，很壯實，留著海豹式的鬍子，有一對鼓出的大眼睛。他頭戴寬邊帽，腳蹬長筒靴，腰間繫著子彈帶。
「犯了嚴重的錯誤。」這人一說話就露出牙齒，「如殺死自己的孩子、酒醉後把妻子毀容、偷盜、隱瞞贓物等。這種頸手枷並不常用，只用過幾次。一般說來，這裡的印第安人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他語帶譏笑地說這番話時，還輕蔑地逐一把委員們打量了一番，彷彿在告訴他們：「我是不得不這樣說，你們不一定要相信。」他的這種態度充分表明他對別人的蔑視。羅傑·凱斯門特想象得出這個腰別手槍、肩挎卡賓槍、腰繫子彈帶的恃強凌弱者在印第安人中間造成何等令人腿軟的恐懼。不久，西方站那五個巴貝多人中的一個在委員會上作證說，一天晚上，他看見菲德爾·貝拉爾德和當時的烏爾蒂莫·列蒂洛站的站長阿爾弗雷德·蒙特喝醉了酒，打賭看誰能把關在頸手枷裡的一個烏伊託託人的耳朵快速而利落地割下來。貝拉爾德用砍刀只一下，就割下了印第安人的耳朵；而蒙特已經醉得不省人事，雙手直抖，不但沒能割下另一隻耳朵，砍刀還砍進了那人的腦殼。聽完那次的證詞，塞莫·貝爾產生了心理問題，承認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話都說不出來了，紅腫的眼睛淚水汪汪：看的、聽的夠多了，足以證明這裡存在著最殘酷的野蠻行徑。在這個連殘暴都變態化的非人世界裡繼續調查下去已經毫無意義。
他建議結束這次旅行，立刻回英國。
羅傑說他不反對其他人回去，但他本人要按原計劃留在普圖馬約，多訪問幾個收購站。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要把報告寫得詳盡，使之更具有文獻性。他提醒大家，所有這些罪行都是一家英國公司犯下的，其領導機構中有著備受尊敬的英國大人物，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靠這裡發了財。這種怪事應該結束了，責任者應該受到制裁。為此，他的報告應該是詳盡的、無可辯駁的。他的這番道理說服了大家，包括意志消沉的塞莫·貝爾。
為了擺脫菲德爾·貝拉爾德和阿爾弗雷德·蒙特打賭一事產生的惡劣印象，大家決定休息一天。第二天早晨，大家沒有進行訪談和調查，而是去河裡洗了個澡，又長時間地用小網捕蝴蝶。植物學家沃爾特·福爾克在樹林裡尋找蘭科植物。在這個地區，蝴蝶和蘭花跟蚊子和蝙蝠一樣多，只不過蚊子和蝙蝠是晚間出來，無聲地飛來飛去，叮咬站裡的雞、狗和馬，有時還傳染狂犬病。人們不得不殺死並燒掉這些動物，以防傳染病蔓延。
河邊飛舞著的蝴蝶種類多、個頭大、顏色美，令凱斯門特及其同伴眼花繚亂。各式各樣的蝴蝶五彩斑斕，翅膀扇動起來極為優美。當它們落在枝葉上，連空氣都輕柔起來，發出光亮的斑點似乎撫慰了這個充斥著無盡卑劣、貪婪、痛苦，每走一步都會遇見道德醜惡的地方。
沃爾特·福爾克見到掛在大樹上那麼多散發著奇香、使得四周光豔無比的優美蘭花，感到非常驚訝。他沒有摘下來，也不讓同伴們摘，用放大鏡觀賞了很長時間，一面拍照片，一面記筆記。
在西方站，羅傑·凱斯門特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運作方式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概念。起初，橡膠商與部落之間或許有某種協定，但那已經是歷史了。現在印第安人都不願進森林去割橡膠了，於是站長和「小夥子」就幹起了「打獵」的勾當，不付工資。印第安人一分錢也看不到，他們只從倉庫裡領取收割的工具：給橡膠樹割口子的刀子、接汁液的罐頭盒、存放橡膠球的籃子等。此外，還有種子、衣服、油燈和食物等日常用品，價格由公司定，所以印第安人總是負債，不得不勞作一生來抵債。站長們沒有薪水，是根據每個收購站收到的橡膠量拿佣金，所以他們要求收割大量的橡膠，不得少交。每個割膠者要進入森林十五天，把妻子兒女留下作為人質，站長和「理性人」隨意支配他們幹家務活或滿足性慾。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間，許多女孩尚未成年就被交換來交換去，有時出於嫉妒還會動刀動槍。每十五天，收割者都回到站裡來交納橡膠，在做了手腳的磅秤上稱重量。沒交足三個月三十公斤的橡膠，就要受到懲罰：鞭笞、關頸手枷、割耳、割鼻。在極端的情況下，酷刑包括殺掉其妻子兒女甚至收割者本人。屍體不是埋掉，而是拖進樹林裡讓野獸吃掉。每三個月，公司派小船和汽艇來收橡膠，就在當地用煙燻、用水洗、撒滑石粉。有時小船和汽艇會把貨物運到普圖馬約和伊基託斯，有時直接運到馬瑙斯，從馬瑙斯出口到歐洲和美國。
羅傑·凱斯門特還看出大部分「理性人」都不參加生產勞動，對印第安人而言，他們純粹是獄卒、行刑者和剝削者。他們整天躺著，吸菸喝酒，消遣方式是踢球、講笑話或下命令。所有的活計都落在印第安人的身上：建造房屋、修理被雨水沖壞的房頂、修補通向碼頭的小路、洗洗刷刷、扛貨、做飯、運東西，等等，只在那麼一小會兒空當才去照顧自己的莊稼，否則就沒有吃的。
羅傑完全理解同伴的情緒。他在非洲度過了二十年，自以為什麼都見識過了，但這裡發生的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緊張、焦躁，有時還感到沮喪，那麼另外一些人會怎麼樣呢？那些人都在文明世界度過大部分時光，以為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文明，是法制社會，有教會和警察，有禁止把人當牲口使喚的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
羅傑願意留在普圖馬約，確實是為了使寫出的報告儘量完整，但不僅如此。他還有一個打算：他對一個人感到很好奇，想認識一下。所有的證詞都指出，在這個世界上，此人是施暴的典範。他就是馬坦薩斯站站長阿曼多·諾爾曼德。自從來到伊基託斯，他就聽到關於這個人的傳說和評論，凡提到此人的名字總是同邪惡與卑劣聯絡在一起，其所作所為一直糾纏著他，甚至連從噩夢中驚醒時，他都渾身是汗、心跳不止。他知道那些巴貝多人關於諾爾曼德的說法有些誇張，在這片土地上，熾熱的想象往往能煽起誇張的詞語。即便如此，那傢伙既然能引起如此神話般的傳說，可見是個在野蠻行徑上能超過阿維拉多·阿圭羅、阿爾弗雷德·蒙特、菲德爾·貝拉爾德、埃里亞斯·馬丁內基等一幫人的厲害貨色。
沒人知道他確切的國籍，說他是秘魯人、玻利維亞人、英國人，說什麼的都有，但他不到三十歲且在英國學習過這一點倒是一致的。胡安·蒂松曾聽說他獲得過倫敦專科學院的會計證書。
看起來他個子不高，又瘦又醜。據巴貝多人喬舒亞·戴亞爾說，人小，不起眼、但散發著「惡魔般的力量」，一靠近他，就會發抖。他的眼光冷漠刺人，猶如毒蛇。戴亞爾說，不僅是印第安人，就連「小夥子」，甚至工頭，都覺得在他身邊沒有安全感，因為阿曼多·諾爾曼德在冷漠、蔑視一切的表情下，能隨時不動聲色地下令或親自搞出一樁令人毛骨悚然的殘暴行為。戴亞爾向羅傑和委員會承認，在馬坦薩斯站，有一天，諾爾曼德命令他殺掉五個安道克人，只因為他們沒交足橡膠定額。戴亞爾先是用子彈擊斃了兩個人，但站長命他用磨木薯的石盤把接下來兩個人的睪丸砸碎，再用棒子擊斃。最後一個則用手掐死。在整個過程中，他坐在樹幹上，吸著煙，就這麼看著，紅潤的面孔上，懶洋洋的神色絲毫不為所動。
另一個曾跟阿曼多·諾爾曼德在馬坦薩斯站工作過幾個月的巴貝多人西弗德·格倫威治說，收購站的「理性人」之間談論的一個話題是，站長有把搗爛或帶皮的蒜頭塞進侍妾們生殖器的習慣，以聽見她們因熾熱感而發出叫聲來取樂。據格倫威治說，只有這樣，站長才能激動起來，才能睡她們。那巴貝多人還說，有一段時間，諾爾曼德不把受罰者關進頸手枷，而是用鏈子把他們吊在高高的樹上，然後手一鬆，受害人就會摔落在地上，頭破血流、粉身碎骨、齒崩舌斷。還有一個曾在諾爾曼德手下服務過的工頭對委員會說，安道克族的印第安人最害怕的是他那條狗。那是一隻獒犬，被他訓練得能用牙齒咬住印第安人撕下他們的肉來，直至撕光。
所有這些殘暴、醜惡的行為真的發生過嗎？羅傑·凱斯門特這樣想道。他檢查自己的備忘錄。在剛果瞭解到的眾多殘暴行為都寫在裡面了，被權力和不受制裁的為所欲為變成魔鬼的人之中還沒有誰能與那傢伙並駕齊驅。他對了解一下這個人、聽聽他的談話、看看他的作為、調查他的出身有一種異常的好奇。要對附在他身上的罪惡行徑有個說法嘛。
羅傑·凱斯門特和委員們乘快速號從西方站到達烏爾蒂莫·列洛蒂站。這個站要比前幾個小些，但也有著碉堡的外表，圍著木欄，不多的住所四周有武裝站崗的人。這裡的印第安人比烏伊託託人更加原始，性格更加孤僻，半裸著，遮羞布幾乎遮不住生殖器。在這裡，羅傑第一次見到兩個土著人的臀部有公司的印記：ca。這兩個人比大多數人要衰老。羅傑想跟他們談話，但他們不懂西班牙語，不懂葡萄牙語，也不懂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說的烏伊託託語。後來巡視烏爾蒂莫·列洛蒂站的時候，他又發現了幾個烙有印記的印第安人。從站裡的職員口中得知住在這裡的土著人起碼有三分之一身上都有ca的印記。這種做法在秘魯亞馬孫公司同意委員會去普圖馬約視察後，即幾個星期前，才停止。
從岸邊到烏爾蒂莫·列洛蒂站要爬一段泥濘的斜坡，雨水淋成的泥濘深及膝蓋。羅傑脫下鞋子倒在木床上時，渾身的骨頭都在痛。結膜炎又犯了，一隻淚水汪汪的眼睛火燒般地疼。上了眼藥水包紮好，用溼手巾蒙著一隻眼，像海盜一樣，就這樣忍受了好幾天。但是這種措施並不能消炎，也不能制止流淚。所以從那時起直到旅行結束，只要沒有工作（這種情況很少），他就連白天也跑回去躺在吊床或木床上，把手巾蘸上溫水敷在眼睛上來減輕痛苦。在這種時候，還有晚上（只能睡四五個小時），他為寫給外事辦的報告打腹稿。大致的思路是清楚的：先描述二十多年前第一批拓荒者來到此地定居、侵佔當地部落土地時普圖馬約的狀況。當時，苦於沒有勞動力，開始了「打獵」。當時並不擔心受到懲處，因為那些地方沒有法官也沒有警察，他們就是唯一的行政當局。有火器撐腰，什麼投石器、長矛、吹箭筒根本不起作用。
還應該清楚地寫出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剝削制度：站長們根據收購到的橡膠量取得佣金。在貪婪的驅使下，為了增加收割量，便動用體罰虐待土著人，從割手割腳直至殺害。這種不受懲治的絕對權力在這些人身上演變成為一種施虐狂的傾向，在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土著人身上，這種傾向得到了最自由的渲洩。
報告能起作用嗎？毫無疑問，秘魯亞馬孫公司起碼會受到懲處，英國政府會要求秘魯政府把罪行責任人送上法庭。秘魯總統奧古斯托·貝納迪諾·萊吉亞敢這樣做嗎？胡安·蒂松說，敢，因為同倫敦一樣，如果利馬知道了這裡的事，就會鬧得滿城風雨，公眾輿論會要求懲罰責任人。但是羅傑表示懷疑，秘魯政府在普圖馬約連一個代表都沒有，它能做些什麼？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卻能無恥地吹噓是它和它的殺人團伙為秘魯保住了這塊土地的主權。
從烏爾蒂莫·列洛蒂站到恩特雷·里奧斯站要走水路，也要走陸路。從陸地上走，要在灌木叢中走上一整天。這一想法吸引了羅傑·凱斯門特：親身接觸桀驁不馴的大自然能喚醒他的年輕歲月，回憶起年輕時在非洲大陸上那長長的征途。在原始森林裡跋涉的十二個小時裡，不時地陷進齊腰深的泥沼中，滑倒在藏有斜坡的荊棘叢中；有些路要乘土著人用長竿撐行的獨木舟，在足以遮住陽光的茂密枝葉下的極細「水道」中划行。有時他仍感到往昔的那份激動和快樂，特別是這次的經歷讓他感到歲月的流逝、身體的衰弱，不僅胳膊、背部和雙腿疼痛，還有那不可戰勝的疲憊感。他要竭力加以克服，不讓同伴們發覺。路易斯·巴恩斯和塞莫·貝爾已經精疲力盡，走了一半，就要從隨行的二十個印第安人裡挑出四個人來分別用吊床抬著他們走。羅傑注意到那些印第安人雙腿很細，骨瘦如柴，揹負著行李和食物幾個小時不吃不喝，行走卻很輕快。這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蒂松同意了凱斯門特的請求，給了印第安人幾個沙丁魚罐頭。
行程中，大家看到了成群的鸚鵡和眼睛明亮的頑皮小猴子，這種猴子也被叫做「鳳頭麥雞」。還有種類繁多的鳥類和眼邊總有眼屎的大蜥蜴，這種蜥蜴的粗糙皮膚往往同枝葉和樹幹難以分辨。此外，王蓮那碩大的圓形葉片，猶如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
大家到達恩特雷·里奧斯站時已是黃昏時分，只見收購站裡亂成一團，原來一個印第安婦女按照當地的習慣單獨離開營地到河邊去生產，結果被一隻美洲豹吃掉了。站長帶領一隊獵人出發尋找那美洲豹，夜裡才回來，也沒找到美洲豹。恩特雷·里奧斯站的站長名叫安德列斯·奧當納爾，年輕英俊。他說他的父親是愛爾蘭人，很可能是真的。奧當納爾的祖父或曾祖父是第一個帶家人踏上秘魯土地的愛爾蘭人。一個愛爾蘭人的後裔竟然在普圖馬約給阿拉納當管家，他感到很羞愧，儘管據證詞講，他不像其他站長那樣殘忍。雖然有人看到過他鞭列印第安人、劫持他們的妻女以充實他的後宮（他跟七個女人和一大群兒女住在一起），但是在羅傑的筆記裡沒有他親手殺人或下令殺人的記錄。在恩特雷·里奧斯站，很顯眼的地方倒是放著一臺頸手枷，他所有的「小夥子」和巴貝多人也確實腰纏皮鞭（有的把皮鞭當腰帶），很多印第安男女的背上、腿上和臀部都有疤痕。
官方的任命要求羅傑只能向在阿拉納公司裡工作的英國公民即巴貝多人詢問，但是從西方站開始，他也與願意回答問題的「理性人」談話了。到了恩特雷·里奧斯站，這一做法擴充套件到了整個委員會。在恩特雷·里奧斯站逗留的那些天，除了在安德列斯·奧當納爾手下當工頭的三個巴貝多人，站長本人和許多「小夥子」也提供了證詞。
和往常一樣，一開始，所有人都很勉強，閃爍其詞，睜著眼睛說瞎話。但只要無意間一不小心說走了嘴，暴露出隱瞞的真相，他們就突然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比要求於他們的還要多——作為真實性的證據，他們把自己也招了進去。不過，儘管羅傑作了幾次努力，還是未能從印第安人嘴裡蒐集到直接證詞。
1910年10月16日，羅傑及其委員會的同事在胡安·蒂松、三個巴貝多人及酋長率領下的二十幾個負重的印第安穆伊南人的陪同下穿過森林，沿著一條小徑，從恩特雷·里奧斯站朝馬坦薩斯站行進。羅傑在日記本上記下了自從登上伊基託斯碼頭就日益具體化的一個想法：「我絕對相信，普圖馬約的印第安人擺脫被迫所處的悲慘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武裝反抗他們的主子。像胡安·蒂松那樣認為只有當秘魯的國家機器來到了這裡、建立起行政機構，只有執行1854年秘魯通過的廢除農奴制度和奴隸制度的法律的法官、警察來到之後，情況才能有所改變，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異想天開。在伊基託斯，一個家庭出二三十索爾就能從人販子手裡買到被搶來的男孩和女孩，在這樣的地方，誰能執行法律？由於秘魯政府沒有錢，或因無恥之徒和官僚截留，那些行政機構、法官和警察只得從阿拉納的公司領取薪水，他們能執行法律嗎？在這樣的社會里，國家機器實際上就是剝削機器，是滅絕種族機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第安人不應對這樣的制度有所期待。要想自由，就得像卡特內雷酋長那樣用自己的雙臂和勇氣去爭取自由，但是不應像他那樣以情感人，不應白白犧牲，必須鬥爭到底。」羅傑就這樣一面在小道上用砍刀在藤蔓、灌木、樹樁和枝葉中開路，一面有節奏地走著，心中仍在執著地想著在日記裡寫下的這些話。一個黃昏，他想道：「我們愛爾蘭人和普圖馬約的烏伊託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穆伊南人一樣，如果把獲得自由繼續寄望於法律、制度和歷屆英國政府，那就註定永遠被殖民化、被剝削。自由，他們是不會拱手相讓的。如果沒有被不可抵禦的壓力強迫，把我們殖民化的英帝國為什麼要把自由還給我們？這種壓力只有來自武器。」愛爾蘭人就和普圖馬約的印第安人一樣，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用鬥爭去爭取。在未來的每天、每週、每月、每年裡逐漸完善、強化的這一想法，在整個行程的八個小時裡一直縈繞在他的心中，甚至使他忘了不久就要見到馬坦薩斯站的站長阿曼多·諾爾曼德本人。
馬坦薩斯站位於卡克塔河支流卡維納裡河岸邊，為了到達該站，要爬上一片陡峭的斜坡。在他們來到之前，一場大雨把那斜坡變成了泥河，只有穆伊南人能夠爬坡而不致滑倒，別人總是滑倒滾下坡，再爬起來，渾身是泥，摔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到了用茅草稈圍起來的空地上，來了幾個印第安人，用水桶給大家衝淋著洗掉了身上的泥巴。
站長不在，帶領一支「打獵」隊捉拿逃跑的土著人去了，看樣子逃跑者已經越過了距此最近的哥倫比亞邊境線。馬坦薩斯站有五個巴貝多人，這五人對領事先生非常尊敬，對他的到來和使命也瞭解得很清楚。他們把大家帶到了住處，為羅傑·凱斯門特、路易斯·巴恩斯和胡安·蒂松安排了一間很大的木板房，房頂鋪著雅里納樹葉，窗子裝有欄杆。據他們說，諾爾曼德和他的女人如果來了，這就是他們的家，但他們經常住在拉契納，那是上游兩公里處的一個小小營地，禁止印第安人靠近。站長就住在那裡，有自己的武裝「理性人」保衛著，因為他擔心自己會成為哥倫比亞人暗殺企圖的犧牲品。哥倫比亞人一直指責他不遵守邊界規定，經常越境去「打獵」，獵取裝卸工，捉拿逃跑者。巴貝多人說阿曼多·諾爾曼德總把他的女人帶在身邊，這個人嫉妒心很重。
馬坦薩斯站裡有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但是沒有烏伊託託人。幾乎所有土著人身上都有鞭痕，其中至少十二人的臀部烙有阿拉納公司的印記。頸手枷就放在空地中央的魯普那樹下，這種樹的樹身結滿樹癤，纏滿寄生藤，當地所有部落對它既崇敬又懼怕。
在那無疑原本是諾爾曼德本人的房間裡，羅傑看見了幾張發黃的照片，有生著娃娃臉的諾爾曼德，也有1903年倫敦會計學院頒發的畢業證書，還有一張高等學校的畢業證書。可見他確實在英國學習過，有著會計師頭銜。
天黑時，阿曼多·諾爾曼德回到了馬坦薩斯站。透過裝有欄杆的窗子，羅傑看到他在提燈的照射下經過。個子不高，瘦小，幾乎跟印第安人一樣瘦弱。他的身後跟著幾個面目兇惡、攜帶著溫切斯特步槍和左輪手槍的「小夥子」，還有八個或十個裹在亞馬孫式長袍裡的婦女；接著就進入隔壁房間去了。
晚上，羅傑醒了好幾次，想到愛爾蘭，心裡就難過。他懷念祖國。他在祖國居住的時間太少了。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與她的命運和苦難越來越貼近了。自從他得以在近處看到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苦難，愛爾蘭的情況就使他感到從未有過的痛苦。他心急如焚地想趕快結束這裡的一切，把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趕快寫完交給外事辦就立即回到愛爾蘭，不受干擾地和投身於愛爾蘭解放事業、理想主義的同胞一起工作。他要奪回失去的時光，把全部精力投在愛爾蘭身上。他要學習，要行動，要寫作，要力所能及地說服愛爾蘭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以大無畏的精神、以不怕犧牲的精神去爭取。
第二天早晨，羅傑下樓去吃早點。阿曼多·諾爾曼德也在，坐在桌旁，桌上放著水果、代替麵包的木薯塊，還有咖啡。這人確實又小又瘦，娃娃臉已顯老，冷酷的藍眼睛總盯著人看，還一閃一閃地眨著眼。他足蹬長筒靴，身著工裝褲、白襯衣，外罩皮馬甲，口袋裡露出了圓珠筆和記事本，腰裡彆著一把左輪手槍。
他的英語講得很地道，只是有些怪口音，羅傑聽不出那口音是哪兒的。他一言未發地向羅傑微微點頭致意，輕得幾乎看不出來。他不太愛講話，關於他在倫敦的生活情況也哼哈地用單音節詞回答。談到他的國籍，只說「就算是秘魯人吧」。
羅傑對他說，他和委員會的成員們看到在英國公司的轄地以非人方式虐待土著人時，都感到很震驚。他帶有某種高傲的情緒答道：
「如果你們也生活在這裡，就會是另外一種想法。」他乾巴巴地評論道，一點也沒有心虛，「對待牲口不能像對待人那樣，一條亞古媽媽、一頭美洲豹、一隻美洲獅，它們不通人性，野蠻人也是如此。我知道，總而言之，我們說服不了路過此地的外來人。」
「我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沒變成魔鬼，」凱斯門特說道，「就像您現在這副樣子，諾爾曼德先生。在這次旅行中，您的惡名不絕於耳，您在普圖馬約的殘暴行徑超乎了想象，您自己知道嗎？」
阿曼多·諾爾曼德完全不為所動，毫無表情地用眼白看著他，只是聳了聳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請問，您連男帶女一共殺害了多少人？」羅傑出其不意地迸出了一句話。
「凡是犯錯誤的，我都殺掉。」馬坦薩斯站的站長站起來，不動聲色地答道，「對不起，我還有工作。」
羅傑對這個瘦小的人感到很不快，決定不親自跟他談話，便把這個任務交給了委員們。這個殺人犯只會對他撒謊，他只專門聽取同意作證的巴貝多人和「理性人」的陳述。他一天到晚地聽取，餘下的時間就用來精心整理在談話中記下的筆記。清晨，他鑽到河裡洗澡、拍照片，接著不停地工作，直到夜裡才精疲力盡地倒在床上。他的睡眠是斷斷續續、焦躁的。他注意到自己一天天地消瘦。
他感到很疲乏，也很厭倦。在剛果也發生過這種情況，他擔心每天都在發現的一樁樁令人發瘋的、各式各樣的罪行、暴力事件和殘暴行徑會影響自己的心理平衡。他精神上的健康情況能夠抵抗每日都在發現的暴行嗎？一想到在文明的英國，很少有人相信普圖馬約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會幹出如此極端的野蠻行徑，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他也許會被再次指責仗著偏見誇大其詞，把不法行為誇張，以使報告更具戲劇性。他的這種情緒不完全是因為看到印第安人被殘酷地虐待，還因為，他知道，看到、聽到這裡發生的事併為之作證後，就再也看不到自己青年時代對生活所憧憬的那樂觀的遠景了。
一隊裝卸工帶著最近三個月收集來的橡膠從馬坦薩斯站出發，前往恩特雷·里奧斯站，然後運到秘魯港裝船出口到外國。當他得知這一訊息時，便通知要跟這隊人一起走的同事，委員會可以在這裡待到巡視、談話完畢。朋友們跟他一樣，都已疲憊不堪、無精打采。他們告訴羅傑，他們對阿曼多·諾爾曼德說：領事先生是受英帝國外交部長愛德華·格雷本人的委託，前來調查普圖馬約的殘暴事件，因殺人者和施刑者都在英國公司工作，尤其是這些人有著英國國籍或像他那樣力圖取得英國國籍，所以很可能被送上英國法庭或交給秘魯或哥倫比亞政府在這裡接受審判。這時，那個人的傲慢才一下子變了。自從聽了這話，諾爾曼德對待委員會的態度變得溫順起來，甚至有些奴才相。他否認自己犯了罪，並向委員們保證，從現在起，不再犯以前那樣的錯誤：要讓土著人吃飽吃好，生病給治，按勞付酬，以人待之。他還命人在空地中央掛了一塊牌子，把上述各項都寫在上面。真可笑，土著人都是文盲，不識字，大多數的「理性人」也是如此。這實際上是給委員們看的。
從馬坦薩斯站到恩特雷·里奧斯站，在八十個扛著阿曼多·諾爾曼德的手下收割來的橡膠的土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的陪同下徒步在森林中穿行，這一路是羅傑·凱斯門特在秘魯旅行中最可怕的回憶。領隊的不是諾爾曼德，而是他的管家之一，內格雷迪。那是一個長得像東方人的梅斯蒂索人，鑲著金牙，總是用牙籤剔著。他那大聲的喊叫使得那生著爛瘡、烙著印記、帶有疤痕、骨瘦如柴的隊伍（其中有許多婦女、兒童，有的年齡還很小）渾身發抖，因恐懼而扭曲了面孔，跳了起來，加速了步伐。內格雷迪肩挎長槍，腰纏皮鞭，子彈帶裡插著左輪手槍。出發的那天，羅傑要求允許給他拍張照片，內格雷迪笑著同意了。但那笑意立刻消失了，因為羅傑指著皮鞭提醒他：「如果看到您用它抽打土著人，我就親自把您交給伊基託斯警察。」
內格雷迪一下子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低聲問道：「您在公司裡是什麼職位？」
「我受英國政府委託來調查發生在普圖馬約的不法行為。您所工作的秘魯亞馬孫公司屬於英國，您不會不知道吧？」那人不知所措地躲開了。從此，凱斯門特再也沒見他鞭打搬運工，只是催他們快走。當他們不堪重負、走路磕磕絆絆、扛著或頂著的橡膠滑落在地上時，他才大罵幾句。
羅傑隨身帶了三個巴貝多人：拜肖普、西利和萊恩，另外九個留給了委員會。凱斯門特囑咐委員們一步也不要離開這幾個證人，他們很可能會被諾爾曼德及其同夥恐嚇或收買，讓他們翻供；甚至會被殺害。
這次行程中最困苦的還不是那嗡嗡叫的、碩大的綠色牛蠅日日夜夜的叮咬，不是把人淋得精溼，把地面變成佈滿泥濘、樹葉和朽木，一走就滑的小河的不期而至的傾盆大雨，也不是晚上吃完沙丁魚和肉湯罐頭、喝過幾口威士忌或茶水後在搭起的不舒服的帳篷裡將就地睡一覺。最可怕的是，看到那些赤身裸體的印第安人被橡膠棒壓得彎腰駝背，在內格雷迪及「小夥子」的吆喝聲下被催著快走，中間既很少休息，又吃不上一口東西。這一切都使他受到自責和內疚的折磨。他問內格雷迪為什麼不把吃的分給印第安人。那工頭看了他一眼，好像聽不懂他的話。拜肖普給他解釋了一遍，他才厚著臉皮說道：「他們不喜歡我們人吃的飯，他們有自己的食物。」
但他們沒有任何食物，偶爾送進嘴裡的一小把木薯粉和必須卷得緊緊的才能吞下的植物莖葉根本不能算是食物。令羅傑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十一二歲的孩子怎麼能幾小時、幾小時地扛著至少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或更重（他曾扛起來試了試）的橡膠筐呢？出發的第一天，一個波拉人男孩突然被重負壓趴下了，低聲地呻吟著。羅傑想給他一罐湯喝，安慰他一下，男孩卻露出動物般的恐懼目光。他兩三次想爬起來，但爬不起來。拜肖普向羅傑解釋道：「他太害怕了。您要是不在這兒，內格雷迪就會一槍結果了他。這是殺一儆百，告訴其他人別想昏過去。」那男孩實在站不起來了，人們只得把他留在山裡。羅傑給了他兩罐頭食物和一把雨傘。為什麼那些骨瘦如柴的人能夠扛這麼重的東西？他現在理解了：因為如果他們敢昏倒，就會被殺掉。
第二天，一位老嫗扛著三十公斤重的橡膠爬坡的時候突然跌倒，一下子死了。內格雷迪確認她沒氣了，就很不高興地嘶啞著嗓子匆忙命其他印第安人去扛死者留下的兩筐橡膠。
到了恩特雷·里奧斯站，羅傑洗了個澡，休息了一會兒，趕快把旅行中的所聞、所見、所思記在了本子上。一個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他的腦海裡，在以後的日日夜夜、歲歲年年裡一直縈繞著他，並開始化作他的行為：「我們不應允許殖民主義像在亞馬孫地區的印第安人中所做的那樣，把我們愛爾蘭人的精神閹割掉。要有所行動，現在，立即。晚了，我們也會變成木頭人。」
在等待委員會期間，他沒有浪費時間，找了幾個人談話，但主要還是檢查商店裡的結算清單、賬本及行政記錄，他想看看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預支給印第安人、工頭和「小夥子」食物、藥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時多加了多少價錢。每種東西加價的比例都不一樣，不過所有的賣品經常是兩倍、三倍，有時甚至五倍地加價。他買了兩件襯衫、一條褲子、一頂帽子和一雙短統靴。在倫敦，所有這些東西只需這裡價錢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連在普圖馬約執行站長們命令的那些不走運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捱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著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債，一生被束縛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認為不中用，就不足為奇了。
1893年，首批橡膠商來到普圖馬約並開始「打獵」時，該地區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還剩下多少人？羅傑對此很難得出一個大致的概念。沒有嚴肅的統計數字，這方面留下來的記錄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計的，看樣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國探險家兼人類學家尤金·羅比雄（1905年在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轄地繪製地圖時，在普圖馬約地區神秘失蹤了）。據他的估計，在橡膠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圖馬約之前，該地區七個部落（烏伊託託、奧凱瑪、穆伊南、諾努亞、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應該共有十萬人左右。胡安·蒂松認為這個數字被誇大了，他據各方面的分析核對，堅持認為四萬這個數字更接近實際情況。但不管怎麼說，剩下的倖存者還不到一萬人，也就是說，橡膠商們強加給該地區的管理制度已經消滅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當然，許多人是死於天花、瘧疾、腳氣病與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數確實死於剝削、飢餓、肢解、頸手枷和殺害。照這樣下去，所有這些部落都將步伊瓜拉西族的後塵：全族滅絕。
兩天後，委員會的同事到達了恩特雷·里奧斯站，看到阿曼多·諾爾曼德帶著他的女人也一起來了，羅傑感到很奇怪。福爾克和巴恩斯說，這位馬坦薩斯站的站長一起來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魯港親自監督橡膠裝船，但實際上他是擔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貝多人對他的指控，他就大肆進行賄賂和威脅，企圖讓他們翻供。在利維等人的身上也確實得逞了，他們給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肯定是諾爾曼德本人替他們起草的），否認了所有證詞，說委員會「用欺騙的手法」進行誘供，因此他們要以書面說清楚，秘魯亞馬孫公司從未虐待過印第安人，職工們和諧相處，共同為秘魯的繁榮昌盛而工作。福爾克和巴恩斯設想，諾爾曼德還要賄賂和威脅拜肖普、西利和萊恩，沒準還有凱斯門特本人。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諾爾曼德就來敲門了，建議要與羅傑進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談話」。這位馬坦薩斯站站長已經不像上次對羅傑那樣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緊張，講話時搓著雙手，咬著下唇。二人來到了存放橡膠的棚子，那是一塊荊棘叢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給空地添了幾處滿是蛤蟆的水窪，空氣中飄散著橡膠的臭味。羅傑腦子裡想，那臭味不是來自放在棚子裡的橡膠，而是來自那比起他來簡直是侏儒的紅髮矮人。
諾爾曼德的講話是早就準備好了的。在原始森林裡度過七年，對一個在倫敦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是一種很大的犧牲。他不願意他的生活因誤解和嫉妒導致的汙衊被捲進法律糾紛之中而中斷，從而不能實現他回到英國的願望。他以人格擔保，他的雙手沒有染上鮮血。他問心無愧。他的確嚴厲，但公平。為了改善企業的運營，他願意採納委員會和領事先生建議的一切措施。
「停止‘打獵’，不要捕捉土著人；」羅傑數著手指，一項一項地慢慢說著，「不許使用頸手枷和皮鞭；不許強迫印第安人進行無償勞動；站長、工頭和「小夥子」不許強姦和搶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體罰；對被殺害者、被燒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腳者的家屬給予賠償；不許用做了手腳的磅秤對土著人進行掠奪；不許在商店中以抬價的方式使土著人終身負債；等等。當然，還需要進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魯亞馬孫公司稱得上是一家英國公司。」
阿曼多·諾爾曼德臉色發青，不懂地看著他。
「您是不是想讓秘魯亞馬孫公司消失，凱斯門特先生？」
「正是，所有的殺人者與施刑者，從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到您，都要因你們的罪行而受到審判，終身監禁。」
羅傑向前走了一步，馬坦薩斯站的站長面部扭曲地站在那裡，不知該說什麼。羅傑立刻悔不該對這個他看不起的人有所鬆懈，他遇到了一個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當時可能就有要消滅他的念頭。他早就預料到了。諾爾曼德既不傻也不懶，他會為此有所行動。羅傑犯了嚴重的錯誤。
不久，胡安·蒂松告訴大家，馬坦薩斯站的站長已經要求公司跟他結賬，要現金，不是秘魯索爾，而是英鎊。他將乘自由號同委員會一起回伊基託斯，其企圖很明顯：在朋友和同夥的幫助下淡化對他的責備和指控，並保證他外逃成功——他無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國外，他有一大筆積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於零了。胡安·蒂松還告訴大家，五年來他一直收取馬坦薩斯站所蒐集的橡膠的百分之二十；如果當年的產量超過前一年，還有每年二十英鎊的獎金。
之後的日子裡，羅傑乾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與巴貝多人和「理性人」談話，繼續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渾身無力，晚上又發起燒來。他擔心瘧疾又發作了，於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寧的劑量。由於擔心阿曼多·諾爾曼德或其他站長會毀掉寫有證詞的本子，所以在每個收購站——恩特雷·里奧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喬雷拉站，他都把檔案帶在身邊，不讓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檔案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邊放著上了膛的左輪手槍。
在喬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準備回伊基託斯時，羅傑看到二十幾個來自奈門村的印第安人拉著橡膠來到營地。裝卸工中有年紀輕的，也有成年人，還有一個九歲左右的男孩，很瘦弱，頭上頂著一個比他本人還大的橡膠筐。於是羅傑隨著他們去到了磅秤前，維克多·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這個叫做奧馬裡諾的男孩的體重只有二十五公斤。頭上頂著這麼重的東西，怎麼能在森林裡走這麼長的路到達這裡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潑愉快的神情，常帶笑容。羅傑在商店裡買了一個肉湯罐頭和一個沙丁魚罐頭給他吃，從此奧馬裡諾就留在他身邊，不離左右，羅傑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讓他幹什麼就幹什麼。有一天，維克多·馬塞多指著男孩對他說道：
「我看他跟您很親熱，凱斯門特先生，您為什麼不把他帶走呢？他沒有父母，我把他送給您了。」
後來，羅傑思忖著，維克多·馬塞多的「我把他送給您了」這句話固然是想討好自己，卻也說出了比其他任何證詞更多的內容：這位站長可以把他轄地裡任何一個印第安人送給別人，也就是說，那些裝卸工和收割工跟樹木、房屋、槍支和橡膠筐一樣都是屬於他的。羅傑問蒂松，把奧馬裡諾帶回倫敦合適不合適？反奴隸制協會會不會保護他，負責讓他受到教育？後者並不表示反對。
幾天後，安道克部落一個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來了，跟奧馬裡諾在一起，他是從南方站來到喬雷拉站的。第二天，羅傑在河裡洗澡的時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幾個土著人在戲水。少年很漂亮，勻稱的身材很優美，動作靈敏、自然。羅傑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為這個少年創作一座美麗的雕像，作為被橡膠商剝奪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亞馬孫男性的象徵。他把食物罐頭分給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為感謝，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厭惡，也很感動。少年跟著他回到了住處，一面講話，一面做著激烈的手勢。但他一點兒也聽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來，後者翻譯道：
「他讓您把他也帶走，到哪兒都行。他會好好地服侍您的。」
「你告訴他，我不能帶他走。我已經答應奧馬裡諾了。」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羅傑睡覺的茅屋旁站立不動就是在羅傑身後幾步遠處跟著他，羅傑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眼光中流露出無聲的懇求。羅傑只得去跟委員會和胡安·蒂松商量，問他們除了奧馬裡諾，把阿雷道米也帶回倫敦合適不合適。兩個男孩也許會使他的報告更有份量：兩個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當年輕，適於接受教育並加入到非奴隸制度的生活中。
乘自由號出發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長卡洛斯·米蘭達帶著近百名印第安人來到了喬雷拉，後者都扛著最近三個月收來的橡膠。卡洛斯·米蘭達是個胖子，四十歲的樣子，皮膚很白。從言談舉止來看，他比其他站長受過更良好的教育，無疑出身於中產階級；但從他的個人資歷來看，此人在嗜血方面並不比其同事們差到哪兒去。羅傑·凱斯門特和委員會的成員曾收到關於某個波拉老嫗事件的幾項證詞。幾個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嫗因絕望或發瘋，一時衝動，高喊著要求波拉人起來進行鬥爭，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這一聲喊叫嚇得周圍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蘭達暴跳如雷，搶過一個「小夥子」的砍刀，撲上去就把老嫗的頭砍了下來。然後拿起那血淋淋的人頭，揮舞著警告印第安人，誰若學老嫗的樣子，不好好幹活，誰就是這樣的下場。而這個隨時砍下人頭的人卻顯得是個脾氣隨和、常帶微笑、愛說話、不拘小節的人，對待羅傑及其同事和藹可親，常給他們講一些關於他在普圖馬約認識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話。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喬雷拉碼頭登上自由號返回伊基託斯時，羅傑·凱斯門特張開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大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離開那個地方，他覺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種哪怕在剛果最困難時期都未有過的壓抑感。除了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在自由號上，他還帶了十八個巴貝多人及其五個土著人妻子以及約翰·布朗、艾倫·戴維斯、詹姆斯·麥波、喬舒亞·戴亞爾與菲利普·伯特·勞倫斯等人的孩子。
把巴貝多人帶上船是經過與胡安·蒂松、維克多·馬塞多、委員會成員及巴貝多人本人艱苦談判的結果，談判充滿了讓步與修正的複雜過程。所有這些巴貝多人在提供證詞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為他們很清楚，如果他們的證詞能把站長們關進監獄，他們將會遭到報復。凱斯門特答應親自把他們活著帶出普圖馬約。
但是，早在自由號到達喬雷拉的前幾天，公司就發動了強大的攻勢，阻止巴貝多籍工頭走掉。為了留住他們，公司保證他們不會遭到報復，答應給他們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維克多·馬塞多還宣佈，不管他們的決定如何，秘魯亞馬孫公司已決定扣除他們因在商店購買藥物、衣服、家庭用具與食物而欠下的債務的百分之二十。眾人都接受了這個提議，不到二十四小時，巴貝多人就通知凱斯門特說不跟他走了，願意留在站裡幹活。羅傑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施壓和行賄使得這些人沒等出發就要收回證詞，還要指控是羅傑編造了這些證詞，並威脅著強加給他們。羅傑去跟胡安·蒂松談。蒂松說，對所發生的事，他跟羅傑一樣感到難過，也想加以糾正，但他畢竟是秘魯亞馬孫公司的高層，他不能也不應該對巴貝多人施加影響，讓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員亨利·費爾加爾，以同樣的理由支援蒂松的說法：他在倫敦也是為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工作的，他願意對亞馬孫地區的工作方式進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對他所服務的企業不利的事。凱斯門特感到天要塌下來了。
但是，在這充滿法國傳奇劇般撲朔迷離的局勢中，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號到達了喬雷拉，帶來了伊基託斯和利馬的信件與報紙。秘魯首都的《商報》在兩個月前登了一篇長文，宣稱奧古斯托·貝納迪諾·萊吉亞總統的政府就普圖馬約橡膠商所犯暴行一事，應英國和美國的請求，已經把秘魯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以特命全權法官的身份派來亞馬孫地區，其任務就是進行調查並立即啟動相應的法律程式；如有必要，還要派去警察和軍人，使罪行責任人難逃法網。
這一報道在阿拉納公司的僱員中間像爆炸一顆炸彈。胡安·蒂松告訴羅傑，維克多·馬塞多很緊張，他召集了各個站的站長，包括最邊遠地區的站長，來喬雷拉開會。蒂松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著與生俱來的正義感——秘魯政府終於決定有所行動了，他為自己國家的尊嚴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這一醜聞意味著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倒臺，因而也會導致他本人的倒運。一天晚上，蒂松喝著溫暾的威士忌酒向羅傑坦白，他的全部財產，除了在利馬的一所房子，都買了公司的股票。
利馬來的訊息衍生出的謠言、流言蜚語和恐懼讓巴貝多人又一次改變主意，這回他們願意走了。他們還擔心當秘魯籍的站長們大舉報復、對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殺害後，就會把責任推到他們這些「外國黑鬼」身上，所以他們願意趕快離開秘魯，回到巴貝多。這種不安全感把他們嚇得要死。
羅傑·凱斯門特心想，這十八個巴貝多人如果跟他去伊基託斯，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責任都推在他們的身上並把他們關進監獄；要麼賄賂他們，讓他們收回證詞，誣衊凱斯門特強迫他們作偽證。解決的辦法是讓巴貝多人在到達伊基託斯之前在巴西領土的某個停泊地下船，在那裡等著羅傑轉乘阿塔瓦爾帕號去接他們，然後乘阿塔瓦爾帕號從伊基託斯向歐洲行駛，在巴貝多停靠。羅傑這麼想著，但誰也沒告訴，只對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說了。後者表示同意他的計劃，並提醒羅傑，此計劃不到最後時刻，最好對巴貝多人也不要講。
自由號出發時，碼頭上有一種奇異的氣氛，站長們一個也沒來送行。據說他們中有幾個人決定去巴西或哥倫比亞。胡安·蒂松還要在普圖馬約待上一個月，他擁抱了羅傑，祝他一路平安。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要在普圖馬約再待幾個星期，主要進行科學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們也去碼頭送行，雙方約好在倫敦見面，好在羅傑把報告呈給外事辦之前再修改一下。
在河上行駛的第一個晚上，月亮圓圓的，發紅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陰暗的河水中，迸出銀魚般的點點星辰。一切都是那麼溫暖、美好、安謐，只是還能聞到橡膠的氣味，好像那氣味鑽到鼻子裡就永遠不出來。羅傑在船尾甲板上倚欄觀賞著那景色，很久之後才發現自己臉上的淚水。上帝啊，安謐是多麼美好！
航行的頭幾天又累又煩，不能檢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記錄，更無法起草報告。他睡得很少，還做噩夢，經常在夜裡起來。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觀賞月亮和星星。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關處的管理人員，羅傑問他，那些巴貝多人能不能在某個巴西港口下船，轉船到馬瑙斯去等他，之後繼續同行到巴貝多？那位官員說毫無困難。儘管如此，羅傑還是有些不安，擔心會出事，使得秘魯亞馬孫公司得以逃脫制裁。自從他親眼看到亞馬孫地區土著人的命運之後，讓世界瞭解他們的命運、改變他們的命運就顯得刻不容緩了。
另一個使他不安的原因是愛爾蘭。他相信只有果斷的行動——一次暴動——才能把祖國從像烏伊託託人、波拉人及普圖馬約所有不幸的人那樣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靈魂的缺失」中擺脫出來。自從得出這個結論，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組織一場暴動，來結束幾個世紀以來英帝國對自己國家的奴役。
自由號越過秘魯邊界（此時已經航行在雅瓦里河上）進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擾著他的疑懼和擔憂心情消失了。但是接著又會進入亞馬孫河，上行到秘魯領土，他肯定，在秘魯領土上，他還會感到揪心，某個意想不到的災難將讓他的使命失敗，在普圖馬約幾個月的努力會付諸東流。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蘭薩港，羅傑讓十四個巴貝多人、四位妻子和四個小孩下了船。此前，頭天晚上，他就把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們解釋說，如果他們跟他一起去伊基託斯，就會有危險；公司買通了法官和警察，會拘捕他們，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們身上，甚至以威脅和敲詐，讓他們收回控告阿拉納公司的證詞。
那十四個巴貝多人同意了他的計劃，在埃斯佩蘭薩港下船，轉乘另一艘船去馬瑙斯。在馬瑙斯，他們會在英國領事館的保護下等著羅傑把他們接上布斯航運公司的阿塔瓦爾帕號，這條航線將從伊基託斯經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轉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羅傑告別時為他們買來大量的食物，並給他們開了一張證明，說明他們去馬瑙斯的船票將由英國政府支付；還給他們開了張介紹信，介紹他們去英國駐當地領事館。
跟隨他繼續航行到伊基託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奧馬裡諾，還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約翰·布朗及其妻兒、拉里·克拉克和帶著兩個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勞倫斯。這幾個巴貝多人要在伊基託斯拿些東西，並取出公司給他們開的支票。
航行的最後四天，羅傑是在工作中度過的：整理檔案，為秘魯當局準備一份備忘錄。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託斯下船，英國領事斯泰爾斯先生再次邀請羅傑住在他家，並陪羅傑到附近一家小旅館為巴貝多人、阿雷道米和奧馬裡諾安排住處。斯泰爾斯先生顯得很不安。有訊息說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很快就要到來，就英國和美國對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公司的指控進行調查，整個伊基託斯都緊張起來。為此擔心的不僅有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僱員，還有普通的伊基託斯人，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納的公司。
晚飯後喝例行咖啡的時候，羅傑簡單地講了他在普圖馬約的所聞所見。斯泰爾斯先生一言不發，嚴肅地聽著，有時提個問題：
「這樣說來，難道跟利奧波爾多二世治下的剛果一樣可怕嗎？」
「恐怕是的，也許更糟。」羅傑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竅的人才會為罪行劃分等級。」
羅傑離開期間，伊基託斯換了新的行政長官，是來自利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萬·薩帕塔。與其前任不一樣，此人並不是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僱員，上任以來，他一直與巴勃羅·蘇馬埃塔及公司領導層保持著某種距離。得知羅傑就要回來，他一直急切地等待著。
羅傑與行政長官的會見是在抵達的第二天，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埃斯特萬·薩帕塔很年輕，褐色皮膚，舉止很有教養。天氣很熱，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條紫色大手巾擦著臉上的汗水，儘管如此，也不肯脫下呢料上衣。他專注地聽羅傑談話，不時地表示驚奇，有時打斷羅傑，請他說得詳細些，還經常驚呼著表示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聽，一面不時地遞給羅傑一小杯涼水。羅傑詳詳細細地把一切都對他說了，人名、數字、地點，只說事實，不加評論，只在最後作為結束語說了幾句：
「總而言之，行政長官先生，記者薩爾達尼亞·羅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並沒有誇大，相反，倫敦《真理》週報上發表的事實雖說看起來不可信，卻遠沒有說盡真相。」
薩帕塔的聲調中帶有從心底發出的不安，他說為秘魯感到羞愧，之所以發生這種事，是因為國家機構沒有到達這些遠離法治、缺乏各種制度的地區。為此，他才來到這裡；為此，很快就要派來巴爾卡塞爾博士這樣廉正的法官，萊吉亞總統本人也願意結束這種應受到譴責的不法行為，把秘魯的名聲洗刷乾淨。他就是這麼說的，這是他的原話。從現在開始，陛下政府會證明，罪犯將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將受到保護。他還問羅傑·凱斯門特，給英國政府的報告會不會發表。羅傑回答說，原則上，是給英國政府內部使用的，但無疑會寄給秘魯政府一份副本；至於發表不發表，要由秘魯政府自行決定。行政長官聽了，鬆了一口氣：
「還好，」他大聲道，「要是鬧出去，對我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將是一個莫大的損壞。」
羅傑差點兒說出來：損壞秘魯形象的不是那份報告，而是在秘魯土地上發生的、寫入報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長官想知道來到伊基託斯的那幾個巴貝多人（拜肖普、布朗和勞倫斯）是否同意再次確認一下他們關於普圖馬約的證詞。羅傑保證道，明天一早就把他們派到行政長官的官邸去。
斯泰爾斯先生在談話中充當翻譯，離開時低頭不語。羅傑早就注意到領事在用英語說的話里加進去許多內容（有的完全是評論），他插入的話總是傾向於弱化關於對土著居民的剝削及其所受苦難的嚴酷。這一切都加劇了羅傑對這位領事的不信任。這位領事在此供職多年，很清楚這裡發生的事，但從未向外事辦報告過。原因很簡單：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爾斯先生在伊基託斯有生意，因而必須依靠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的公司。毫無疑問，目前他所關心的是這樁醜聞會給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損失。這位領事先生的靈魂是很卑微的，他的價值觀已被貪婪征服。
之後的幾天裡，羅傑想去見烏魯蒂亞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訴他，這位奧古斯丁教派長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羅傑所乘的自由號曾在該處停靠，當地土著人以植物纖維編織用來遮體的長袍，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準備在那裡開辦一所學校。
阿塔瓦爾帕號還在伊基託斯卸貨，於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幾天裡，羅傑專心寫報告，到了黃昏時分就出去散步。有兩次，他進了位於伊基託斯中心廣場的阿爾罕布拉電影院看電影，幾個月以來，該電影院一直在樂隊走調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對羅傑來說，真正的表演不是銀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觀眾們心醉神迷的樣子。觀眾都是一些從部落來的印第安人與當地駐軍中從山區來計程車兵，電影裡的一切都讓他們感到驚奇、愕然。
還有一天，他沿著一條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納，回來時，一場大雨把土路變成了泥塘，不過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黃昏，他帶著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場沒完沒了的大雨，不得不躲進灌木叢。暴雨停歇，小路上到處是水窪和泥塘，三個人只得很快回來。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爾帕號起錨向馬瑙斯和帕拉駛去。羅傑乘頭等艙，奧馬裡諾、阿雷道米和巴貝多人乘普通艙。在一個明亮溫暖的早晨，輪船駛離伊基託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漸變小。此時，羅傑又一次覺得危險在消失，胸中有一種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險不是指身體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種感覺：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裡的人遭受如此殘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僅僅由於是個白人、是個歐洲人這一點，他就有可能被傳染，變成墮落的卑鄙小人。他慶幸自己將永遠不再踏上這塊土地。這個想法鼓舞了他，把他從不能像當年在非洲那樣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時感到的沮喪、睏倦的情緒中拉了出來。
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爾帕號在馬瑙斯港靠岸，此時羅傑已經擺脫了沮喪情緒，恢復了精力和工作熱情。那十四個巴貝多人也到了城裡，其中大部分人決定不回巴貝多，而接受了馬代拉—馬莫雷鐵路線上的勞動合同，因為那裡提供的條件很好。其他人則跟隨羅傑繼續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羅傑找到了一艘去巴貝多的船，把巴貝多人及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送上船，並把這些人委託給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請他到布里奇敦把他們帶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處，替他們在耶穌會學校註冊，以便在去倫敦前接受起碼的教育，能應付英帝國首都的生活。
接著，他又找到一艘去歐洲的船，那是布斯航運公司的ss安布羅斯號，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於是他利用這幾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當領事時經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館、植物園、港口各處五光十色、混雜的大商場。他並不想念帕拉，因為他在這裡並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認，這裡的人都顯得那麼歡快，無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個個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魯人不一樣。秘魯人跟英國人一樣，好像總感到身體不舒服。而在這裡，什麼都無所謂，特別是那些自我感覺年輕有魅力的人。
12月17日，ss安布羅斯號起航了。這艘船於月底在法國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羅傑決定在那裡上岸，然後乘火車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薩莉塔共度新年。過了年，在車票生效第一天就回倫敦。同這對有文化的朋友共度兩天，在他們那擺滿雕像、充滿非洲回憶的漂亮工作室裡談論美好高尚的事物——藝術、書籍、戲劇、音樂以及這位或許能幹出像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在普圖馬約乾的那種壞事、渾身矛盾的藝術家所創作的最好作品——那將是淨化靈魂的體驗。
11
矮胖的典獄長開啟牢房門，走進來，一句話沒說，坐在了木床邊上。羅傑正躺著，並沒有感到奇怪。自從典獄長違反規定，允許羅傑洗了一次淋浴，似乎有一種默契使二人之間的距離近了。典獄長也許是不知不覺，也許是並不在乎，已經不恨他了，也不把兒子死於法國戰壕一事歸罪於他了。
已是黃昏時分，小小的牢房幾乎全黑下來。羅傑躺在床上看著典獄長又寬又圓、一動不動的側影，感覺他在大口大口地喘氣，好像很累。
「他是扁平足，本來是可以不參軍的。」羅傑聽到他異常激動地說道，彷彿在唱讚歌，「在黑斯廷斯，他去了第一個招募中心，一檢查腳就被拒絕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去了第二個中心。他太想參軍了。您瞧他不是瘋了嗎？」
「他愛自己的國家，是愛國者。」羅傑·凱斯門特低聲說道，「您應該為兒子感到驕傲，典獄長。」
「可他死了，即便成了英雄，對我又有什麼用？」典獄長悲聲道，「他是這世界上我唯一的親人，現在彷彿我不存在了。有時我想我已經變成了幽靈。」
在黑暗的牢房裡，他好像聽見典獄長在嗚咽。但也許是假象。羅傑想起了當時留在德國措森那小小軍營中的五十三名愛爾蘭縱隊志願者。在那裡，羅伯特·蒙泰特上尉訓練他們使用步槍、機關槍；教會他們軍事策略，進行操練；在不穩定的局勢下竭力使他們保持高昂計程車氣。他問過自己成千次的那些問題又來折磨他了：當他跟蒙泰特上尉及拜萊軍士不辭而別時，他們是怎樣想的呢？他們會不會成為叛徒？如果把他們送上船讓他們去進行無謂的冒險，他們會不會為愛爾蘭去進行鬥爭？如果仍然把他們留在德國人的軍營裡，圍在鐵絲網裡，忍受著留在林堡的愛爾蘭俘虜們的仇恨眼光，將會怎樣？那些俘虜一直認為他們是叛徒，背叛了死於弗蘭德戰壕的同伴。
他不止一次地對自己說，生活就是一種不間斷的矛盾。可怕的惶惑、思想的混亂一次一次地襲擊著他。他真實的意圖和做法不是由於偶然事件就是由於笨拙，最後的結果總是不被理解、受到歪曲、被曲解為撒謊。那五十三名純真而富有理想主義的愛國者不顧林堡營地裡那二千二百個同伴的反對，勇敢地加入了愛爾蘭縱隊，去與德國軍隊並肩（而不是併入德國軍隊），去為愛爾蘭的獨立而鬥爭。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羅傑·凱斯門特為了阻止把他們同那兩萬支步槍一起以奧德號運給即將舉行聖周起義的志願軍而與德國最高軍事當局展開了何等艱苦的論戰。
「我要對這五十三名縱隊戰士負責，」羅傑對柏林軍事當局負責愛爾蘭事務的魯道夫·納多爾尼上尉說道，「是我勸說他們離開英國軍隊的。以英國法律立場，他們就是叛徒；如果被皇家海軍逮捕，他們就會被立即絞死；如果起義沒有德國軍隊的支援，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我不能讓這些愛國者有辱尊嚴地去送死。所以他們不應跟那兩萬支步槍一同去愛爾蘭。」
談判很艱難，納多爾尼上尉和德國最高軍事當局企圖以敲詐的辦法使他做出讓步。
「那好吧，我們立刻通知都柏林和美國的志願軍，說鑑於羅傑·凱斯門特先生反對起義，德國政府將停止運送那兩萬支步槍和五百萬發彈藥。」
於是羅傑·凱斯門特不得不努力保持平靜的心態繼續爭論、談判、解釋。他並不反對起義，只是反對志願軍和人民軍在德國皇帝的潛艇、齊柏林飛艇及別動隊尚未去牽制英國軍隊以防止他們野蠻地鎮壓起義者的情況下就貿然起義，因為這樣一來，就不知會推遲多少年，愛爾蘭才能獲得獨立。那無疑是自殺。當然，那兩萬支步槍是不可或缺的，他要親自帶著這些武器到愛爾蘭去向湯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爾斯、約瑟夫·普倫凱特及志願軍的其他領導解釋他關於起義應該延期舉行的理由。
最後，他達到了目的，載著武器的奧德號出發了。隨後，羅傑、蒙泰特和拜萊乘著潛艇，也起錨向愛爾蘭駛去。但是那53名縱隊隊員仍留在措森，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無疑會問：為什麼那些說謊者去為愛爾蘭戰鬥卻把受過訓練的他們不加解釋地留在這裡、不讓他們參加行動？
「兒子出生後，他的母親拋下我們爺倆走掉了，」羅傑聽到典獄長突然說出的話，從床上跳了起來，「她去向不明，於是我不得不又做母親又做父親。她叫奧登希婭，是個半瘋女人。」
牢房裡已經完全黑了，典獄長的側影看不見了，但是他的聲音似乎很近，像動物在哀號，而不是人在說話。
「頭兩年，我的全部薪水都付給一個養育他的奶媽。」典獄長繼續說道，「我所有的空閒時間也都用在他身上。他是個可愛的、聽話的孩子，不像別的男孩又盜竊又酗酒，把父母氣瘋了。他在一家裁縫店裡當學徒，很受店主人器重。他本可以在那兒學下去，卻異想天開地要去參軍，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扁平足。」
羅傑·凱斯門特不知說什麼好。典獄長的苦楚讓他難過，本想安慰幾句，但說些什麼才能減輕這可憐人動物般的痛苦呢？想問問他和他死去兒子的名字，跟他們更接近些，但又不敢打斷他。
「我曾接到過他兩封信。第一封是在受訓期間，他說很喜歡軍營裡的生活，說等戰爭結束了，也許會留在軍隊裡。第二封就不一樣了，許多段落被檢查人員用黑墨水劃掉了。他並沒有抱怨什麼，只是從信中的口氣看得出有些苦惱，甚至害怕。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訊息了。最後，來了一封唁函，通知我他陣亡了，在洛斯戰役中英勇地結束了生命。我從沒聽說過那個地方。我去查地圖，可能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鎮。」
羅傑又聽到了嗚咽聲，好像鳥兒的咕咕聲，感覺典獄長的側影在顫抖。
現在，那五十三名愛國者怎樣了？德國最高軍事當局會不會遵守諾言，允許那小小的縱隊留在措森營地裡保持團結、獨立？羅傑沒有把握。在柏林與魯道夫·納多爾尼爭論時，羅傑看出德軍很看不起這五十幾個人的可笑隊伍，這跟對方一開始的態度大不相同。當時他們被凱斯門特的熱情說服，支援了他的創見，即設想把林堡營地裡所有的愛爾蘭人集中起來，只要他對他們講話，就會有幾百人加入愛爾蘭縱隊。一次失敗！令人沮喪！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一次陷他於可笑境地、使他的愛國夢破碎的失敗！他錯在什麼地方？羅伯特·蒙泰特上尉認為，他的錯誤在於同那二千二百個俘虜同時談話，而不是分小組地個別談話。同二十或三十人談，就有可能進行對話、回答問題、澄清他們混亂的想法。面對因失敗而感到痛苦、為被俘而感到屈辱的這麼一大群人，你還能期待什麼？他們只能認為你羅傑要他們跟昨日的敵人結成同盟，所以有那種充滿敵意的反應。無疑，他們的敵意可以作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沒有任何一種理由能抹去他們受到辱罵、被那些他們為之犧牲了時間、尊嚴及未來的愛國者稱為叛徒、低能兒、蟑螂、賣身投靠者而感到的痛苦。羅傑記起了赫伯特·沃德開的玩笑，當時沃德拿他的國籍開玩笑，要他回到現實中來，從「凱爾特人之夢」這個樊籠中走出來。
1916年4月11日，離開德國的前夕，羅傑給德國外長西奧巴爾德·馮·貝特曼霍爾維格寫了一封信，提醒他關於自己與德國政府就愛爾蘭縱隊問題所籤協議中的那些條款。根據達成的協議，縱隊隊員只能去為愛爾蘭而戰，絕不能被單純當作德國軍隊的援軍使用在其他戰場上。條款還規定，戰爭結束時，如德國未取勝，愛爾蘭縱隊的戰士們應該被送往美國或願意接收他們的某一中立國，絕不能被遣返回英國，否則他們就會被不經審判地處死。德國人履行了承諾嗎？自從被捕以來，這個疑問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現在羅傑的腦海裡。蒙泰特、拜萊和他離開德國後，魯道夫·納多爾尼上尉會不會把愛爾蘭縱隊解散並把隊員們送回林堡營地？那麼他們就會生活在被其他愛爾蘭戰俘辱罵、歧視之中，隨時隨地都有被處以私刑的危險。
「我希望他們把兒子的屍體還給我，我好為他在黑斯廷斯舉行像我、我父親、我祖父那樣的宗教葬禮。但他們拒絕了，說在戰時不可能把屍體運回來。什麼是戰時，您懂嗎？」
羅傑沒有回答，他知道典獄長並不是在跟自己講話，而是在自言自語。「我倒是很清楚是什麼意思。」典獄長接著說道，「那就是我可憐的兒子已經屍骨不存，一顆手榴彈或一枚迫擊炮彈把他化為了灰燼。就在那可惡的地方，洛斯。要麼就是他們把屍體同別的死亡士兵一起被扔進了集體埋坑。我從來不知道他的墳墓在哪裡，連時不時地放上幾束鮮花做個祈禱，都不可能了。」
「重要的不是墳墓，而是紀念，典獄長，」羅傑說道，「這才是真的。不管您的兒子埋在何處，對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知道您在衷心地懷念他。這就是一切。」
聽了羅傑的話，典獄長的側影做了個驚奇的動作，也許忘記了自己是在牢房裡，是在犯人的身邊。
「我要是知道他媽媽在什麼地方，我肯定會去看她，把訊息告訴她，讓她跟我一道哭兒子。」典獄長說道，「奧登希婭拋棄了我，但我並不恨她。我現在連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從來不打聽被她拋棄的孩子。她並不壞，只是有些半瘋。我不是跟您說了嗎？」
羅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自從到達特拉利海灣的巴納·斯特蘭德海灘以來，那些日日夜夜是怎麼度過的？當時他聽到燕子的叫聲，在海灘附近看到初開的野紫羅蘭，為什麼沒有一艘愛爾蘭的船或領航員在等待為志願軍運來步槍、機關槍和彈藥的奧德號和乘潛艇而來的他、蒙泰特和拜萊？出了什麼事？他親眼見過約翰·德沃伊寫給約翰·海因裡希·馮·貝恩斯托夫伯爵的那封信（後者又轉給了德國外長），信中明確無誤地通知他，起義將於聖周星期五到復活節星期天之間的某一天舉行，因此步槍必須在4月20日運抵特拉利海灣的菲奈特·皮爾處，有經驗的領航員和幾艘載有志願軍的小船將等在那裡準備卸下武器。上述內容已由約瑟夫·普倫凱特向德國駐伯爾尼的代辦以緊急方式於4月5日加以確認，後者也將此資訊轉給了柏林外交部和軍方。武器必須在4月20日運抵特拉利灣，不得提前，也不得延後，這就是奧德號和u-19潛艇到達約定地點的確切日子。見了什麼鬼？怎麼沒有一個人在那裡等他們？結果大難臨頭，他被關進了監獄，起義失敗。據審問他的巴茲爾·湯姆森和雷金納德·霍爾透露給他的情報，奧德號在約定卸船的日子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在英國海域被皇家海軍撞上。原來它一直在那裡傻等志願軍，這不是在冒險嗎？於是奧德號的船長只得破釜沉舟，把兩萬支步槍、十挺機關槍以及五百萬發彈藥沉入海底，這些武器本來可以成救被英國人野蠻鎮壓下去的起義。
說真的，發生了什麼事，羅傑·凱斯門特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什麼大事，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不過是一些愚蠢的細節、疏忽和前後矛盾的命令，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最高委員會領導人湯姆·克拉克、肖恩·麥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爾斯、約瑟夫·普倫凱特及少數幾個人之間的意見分歧，等等。可能是他們中的某些人，也許是所有人，在約定奧德號駛抵特拉利海灣的時間上改變了主意，而送出改變主意的資訊時又沒考慮到將無法送達，也許是在貨船和潛艇已經離岸很遠的時候，那幾天的可怕氣候使得他們與德國的聯絡中斷了。反正不外乎這幾種原因。小小的紊亂、估計上的失誤、某件傻事，結果導致第一流的武器沒有送達志願軍的手裡，以致在都柏林巷戰的那個星期裡犧牲了不少志願軍。
他認為沒有德軍配合而舉行武裝起義是一個錯誤，這樣想並沒有錯，但也不能因而感到高興。他倒寧可是自己想錯了。他寧可跟曾在4月24日一度佔領了薩科維爾大街郵政局的上百名不理智的志願者在一起，要麼跟著另一些人去襲擊都柏林城堡或炸燬位於鳳凰公園的彈藥庫。他寧願像那些人一樣手握武器地死去——那是英勇、高尚、浪漫的死亡——死一千次，也不願像殺人犯和強姦犯那樣毫無尊嚴地死在刑場上。志願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及人民軍的意圖儘管沒能實現，但是聽一聽帕特里克·皮爾斯朗讀共和國成立宣言也是美妙的、激動人心的——在場的所有人無疑都流下了眼淚，感到心在激烈地跳動。只差七天，「凱爾特人之夢」也許就實現了，愛爾蘭就能從英國佔領下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不喜歡我的職業，」典獄長難過的聲音又嚇了他一跳，「讓區裡的鄰居和裁縫店的人知道他的父親在監獄工作，他感到羞恥。人們總以為我們這些看守一天到晚都在跟犯人打交道，肯定會被傳染，變成不法分子。這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嗎？好像任何人都不應該幹這種有益於社會的事。我給他舉了劊子手約翰·埃利斯先生的例子，此人在老家羅奇代爾鎮上還是理髮師呢。在那裡，沒人說他的壞話；相反，鄰居們都很看重他，在他的店前排長龍等著讓他理髮。我敢說，我的兒子不會允許人們在他面前說我的壞話。我知道，他不僅尊敬我，還很愛我。」
羅傑又一次聽到了那低低的嗚咽聲，感到典獄長顫抖得連木床都在晃動。這樣發洩對他好嗎？會不會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其實他這樣自言自語等於用一把刀在剜自己的傷口。羅傑不知對他該採取什麼態度：跟他談話？想法安慰他？默默地傾聽？
「我每次過生日，他都送我禮物，從未間斷過。」典獄長接著道，「他從裁縫店領到的第一筆薪水就全都交給了我。我當時真應該堅持讓他把錢自己留下。現在的孩子有這樣孝敬父親的嗎？」
典獄長又沉默下來，不動了。關於起義的事，羅傑知道的並不多：只知起義軍佔領了郵政局，但襲擊都柏林城堡和位於鳳凰公園的彈藥庫失敗了；第一批主要領導人未經審判地被槍決了，其中有他的朋友肖恩·麥克德莫特，那是首批用蓋爾語寫作散文和詩歌的愛爾蘭當代作家之一。還有多少人被槍決？是不是在凱勒梅堡監獄的地牢裡被處決的？還是把他們押送到里士滿軍營去了？愛麗絲曾對他說過，偉大的同業公會組織者詹姆斯·康諾利受了重傷，站不起來，就被人用椅子抬到了行刑隊的面前。太野蠻了！羅傑從審問者倫敦警察局刑事調查科科長巴茲爾·湯姆森、海軍情報部部長雷金納德·霍爾以及律師喬治·卡萬·達夫、姐姐妮娜、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透露的支離破碎的資訊中得知，那次起義只不過是一場爆炸、火燒、槍聲與流血的混亂局面。戰鬥還在都柏林的街巷中進行、英國軍隊還在消滅最後的起義者的時候，審問他的人就陸陸續續地把從倫敦傳來的訊息告訴了他。但都是些一閃即逝的軼事、不連貫的句子、試圖用想象和直覺串起來的一個個孤立事件。從湯姆森和霍爾在幾次審問所提的問題中，他發現英國政府懷疑他去德國是為了領導起義。歷史就是這麼寫成的！其實他回來是為了阻止起義，卻稀裡糊塗地變成了起義的領袖。一段時間以來，英國政府一直認為他在主張獨立的人中間很有影響，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這也許正說明英國報刊為什麼要大肆誣衊他。那時他正好在德國，於是他們指責他把自己出賣給德國皇帝，不僅當了叛徒，還做了德國的僱傭軍。就在那幾天，倫敦的報紙仍向他身上潑髒水。居然把一個從來不是也不想成為最高領袖的人陷入如此不光彩的境地！這就是歷史，一門把胡編亂造說成真實的學科。
「有一次他發燒，診所的醫生說他活不成了，」典獄長又拾起了獨白，「但我和他的奶媽庫位元太太照顧他，給他蓋得暖暖的，親切而耐心地把他救活了。我幾夜沒閤眼，用樟腦酒精擦抹他的全身，他才舒服些。看到他這麼小，冷得渾身發抖，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希望他沒吃苦。我是說，在那兒、在戰壕裡、在洛斯那個地方沒有吃苦，讓死亡不知不覺地來得快些。願上帝不要太殘忍，不要讓他一滴一滴地流血或被芥子氣毒得喘不過氣來，延長他垂死掙扎的時間。他一直都參加星期天的聖事，履行一名基督徒的義務。」
「您的兒子叫什麼，典獄長？」羅傑·凱斯門特問道。他好像覺得典獄長在黑暗中挺了挺身子，彷彿剛剛發現他在身邊。
「他叫亞歷克斯·斯塔西。」典獄長終於說了出來，「跟我的父親和我同名。」
「我很高興知道他的名字。」羅傑·凱斯門特說道，「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就能想象他的為人。儘管不認識他，但是能感覺他。亞歷克斯·斯塔西是個好聽的名字，可以想象是個好人。」
「有教養，也很勤快。」典獄長低聲說道，「也許還有點兒靦腆，特別是在女人面前。這一點，我從他小時候就看出來了。跟男人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說起話來也流利，但是在女人面前就膽怯，不敢直視女人。假使有女人主動跟他講話，他就結結巴巴地回答。我敢說，他到死都是個處男。」
典獄長又沉默了下來，一動也不動地沉浸自己的思緒之中，可憐的孩子啊！他父親的話如果是真的，那麼他到死都不瞭解女人的體溫為何物，包括母親的體溫、妻子的體溫、情人的體溫。而羅傑是瞭解的，那是他那美麗、溫柔、柔弱的母親給他的幸福。他嘆了一口氣。他有一段時間沒想起母親了，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如果彼岸真的存在，如果死者的靈魂能在永恆之中看到生者的短暫一生，安妮·傑弗遜一定會隨時隨地一直關注著他，為他在德國遇到的不順心的事感到窩囊和苦惱，分擔他的沮喪、遇到的障礙以及錯誤地把德國皇帝和德國人理想化而產生的那種難以忍受的感受。他曾經以為他們能把愛爾蘭的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成為他獨立夢想的忠實而熱情的同盟者。赫伯特·沃德就曾嘲笑過他那天真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傾向。
是的，在那難以言表的五天裡，母親肯定會分擔他的病痛：在把他、蒙泰特和拜萊從德國黑爾格蘭港送到愛爾蘭凱里海岸的u-19號潛艇裡，他不停地嘔吐、暈船、腸絞痛。他一生中從沒感到過如此痛苦，身體上的和情緒上的。除了幾小口熱咖啡和麵包，胃裡容不下任何食物。u-19號潛艇的船長雷蒙德·威斯巴赫上尉勸他喝一小口燒酒，但他仍然暈船，又嘔吐膽汁。當潛艇浮出水面，以每小時十二海里的速度行駛時，潛艇晃動得更厲害，頭暈也就更嚴重了。當潛艇沉入水中，晃動得不那麼厲害時，速度又慢了。毯子也好，大衣也好，都不能緩解那滲入骨髓的冰冷感覺，還有揮之不去的對幽閉的恐懼感，似乎後來落入布里克斯頓監獄、倫敦塔樓和本頓維爾監獄裡的感受提前領教了。
乘u-19號潛艇的行程中，暈船和可怕的病痛使他忘記口袋裡還有一張從德國柏林到威廉港的火車票。在麥肯納要塞被捕時，特拉利警察局的警察搜出了那張火車票。檢察官在審訊中也出示了火車票，作為他在德國時就把愛爾蘭出賣給敵國德國的證據。但更糟的是，愛爾蘭皇家保安隊在他另一個口袋裡發現了德國海軍司令部為了他在緊急情況下與德國皇帝軍事當局聯絡而給他的密碼。他怎麼沒在離開u-19號潛艇、跳上去海灘的小船前把危及自身的證據毀掉呢？這個問題像一個發炎的傷口在他的意識中化膿。羅傑記得很清楚，向u-19號潛艇的船長和船員告別之前，在羅伯特·蒙泰特上尉的堅持下，他和丹尼爾·拜萊軍士為了毀掉任何能證明他們身份和來自何處的物件，最後一次檢查了每個口袋。他怎麼粗心大意到這種程度，把車票和密碼紙忽略了呢？他又記起檢察官在審訊中出示密碼紙時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這一情報落到了英國情報當局手裡，會給德國造成怎樣的損失？
這一嚴重的粗心大意無疑歸因於他那可憐的身體和心理狀況：暈船；在德國的最後幾個月，健康的惡化損壞了他的身心健康；特別是幾次政治事件（從建立愛爾蘭縱隊的失敗到得知志願軍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在沒有德國軍事行動配合就決定在聖周舉行軍事起義）影響了他頭腦的清醒和心理的平衡，使他失掉了聚精會神、鎮靜自如地進行思考的能力。這是不是要發瘋的前兆？以前在剛果、亞馬孫地區，看到土著人手腳被砍、橡膠商施加無數酷刑和暴行時，這種情況就發生過。有那麼三四次，他覺得很虛弱，看到自己周圍那肆無忌憚的惡劣行徑，在到處都存在的、壓倒一切的殘暴無恥面前感到無能為力，要想抗爭並試圖消滅它們簡直是幻想。凡是有著深深的沮喪情緒的人，都會犯下同樣嚴重的、粗心大意的錯誤。這種辯解能減輕些壓力，但也只能是一小會兒，接著他就否定了這種辯解，隨之而來的是更為糟糕的犯罪感和內疚感。
「我曾想過自殺，」典獄長的聲音又嚇了他一跳，「亞歷克斯是我繼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再沒有別的親戚，也沒有朋友，幾乎沒有熟人。兒子就是我的生命，沒有他，我幹嗎要活下去？」
「我也有同感，典獄長，」羅傑·凱斯門特低聲道，「但是，儘管如此，生活中也有美麗的東西，您會找到另外一種吸引力。您還年輕。」
「雖說顯得老，但我才四十七歲。」典獄長答道，「我之所以沒有自殺，是由於宗教。宗教不允許我自殺，但也不排除我可以自殺。如果我沒能戰勝悲哀，那麼這種空虛感會戰勝它。當然現在什麼都不重要了。一個男子漢要是覺得活著是值得的，就應該活下去，否則就別活著。」
他說話時並不帶有戲劇色彩，而是平靜而自信。他又安靜下來，不說話了。羅傑還在聽，他似乎聽到從外面的某處傳來一個聲音，使他想起一首歌曲，大概是合唱曲。那聲音是壓低的，很遠，聽不出歌詞和曲調。
起義的領導們為什麼不願讓他回到愛爾蘭，還要求德國當局把他愛爾蘭民族主義組織大使的可笑頭銜留在柏林？他看到了信裡關於他的那些話，而且讀了又讀。據蒙泰特上尉說，那是因為志願軍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知道羅傑反對在德軍的進攻未能摧毀英國陸軍和海軍的情況下就舉行起義。但為什麼不直接跟他本人說？也許是不信任他。難道他們信不過他嗎？難道他們相信了英國政府說他是英國間諜而散佈的笨拙的、毫無根據的流言蜚語嗎？對這些誣衊，他一點兒也不擔心。他一直認為朋友們和同伴們會懂得，那是英國秘密情報部門為了在民族主義者中間製造懷疑和分裂而耍的毒化輿論的把戲。也許同伴中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上了殖民者這一把戲的當。現在好了，他們已經堅信羅傑·凱斯門特仍然是忠於愛爾蘭獨立事業的忠誠鬥士。懷疑他的忠誠的人是不是那些在凱勒梅堡監獄裡被槍決的人？死者曾這樣懷疑他，那麼現在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覺察典獄長站了起來，向牢房門走去，也聽到了他那輕輕的、懶洋洋的、彷彿拖著腳走路的聲音。他聽到他走到門前時說：
「我現在這樣做很不好，是違反規定的。任何人都不應該跟您說話，尤其是我這個當典獄長的。我是實在忍不住了，才到這兒來。要是不跟人說說，我的腦袋就要爆炸，心就要破碎。」
「我很高興您到我這兒來，典獄長。」凱斯門特低聲道，「在我這種處境下，跟人談談也是一種放鬆。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我沒能就您兒子的去世安慰您幾句。」
典獄長嘟囔了幾句，似乎在告別。他開啟牢房門走出去，從外面把門鎖上。牢房又完全黑下來。羅傑側過身，閉上眼睛，想睡一會兒，但他知道這晚也是睡不著的。天亮前的幾個小時是漫長的，是一種無盡的等待。
他想起了典獄長的話：「我敢說，他到死都是個處男。」可憐的孩子，十九、二十歲了還不知男女歡娛，不知那火熱的昏厥、那周圍的一切都懸浮起來、那隻在射精瞬間感覺的永恆為何物；但那又是多麼強烈、深刻，以至於能打動你的心絃，抵達你靈魂的每個縫隙，使之躁動起來。如果他二十歲時不去非洲，而是留在利物浦為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運公司工作，也許到死也是個處男。他在女人面前的那種靦腆與扁平足的亞歷克斯·斯塔西一樣，或許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想起了姨表兄妹們，尤其是格特魯德，親愛的格，為了逗他臉紅而跟他開玩笑，只要一談起女人，譬如：「你知道多蘿西是怎樣看你嗎？」「你沒有發現瑪麗娜在游泳池裡總是想方設法地坐在你身旁嗎？」「你也喜歡她嗎？」這種玩笑總讓他感到不自在，說不出話來，開始結結巴巴、嘟嘟囔囔地淨說傻話，把格及其朋友逗得笑得要死，於是安慰他道：「別這樣，開個玩笑嘛。」
儘管如此，從年輕時起，他就有一種審美觀，善於欣賞人體美和麵孔美，賞心悅目地欣賞一個勻稱的側影、生動而調皮的眼睛、纖細的蠻腰、像肉食動物不經意展現出的強壯的肌肉。但能夠使他激動、摻有不安和警覺、留下反常印象的美，並不是女孩，而是男孩。他是什麼時候發覺這一點的？是在非洲。踏上非洲大陸之前，他那清教徒式的教育、父系和母系親戚嚴格的傳統和保守的習慣已經把他那點激動的苗頭在萌芽中壓制了下去。在那種氣氛中，只要對同性間的性吸引有一點點懷疑，就被認為是可憎的心理失常，要作為罪行和惡習受到法律和宗教的譴責，而且不容辯解、不容調和。在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在安特萊姆，在叔祖父約翰家，在利物浦姨父母和姨表兄妹的家裡，他只能在藉口看照片時用眼睛和意念享受著男性那勻稱美麗的身體，感受著他們的吸引力，自欺欺人地說那是美學上的吸引力。
非洲，那殘酷卻極端美麗的非洲，大苦大難的非洲，也是自由的非洲，那裡的人遭受著不公平的虐待，同時卻可以無拘無束地表達自己的熱情、幻想、慾望、本能和夢想。不像在英國，偏見窒息了歡娛。羅傑想起在博馬的一個下午，太陽灰濛濛的，悶熱得令人窒息。那時的博馬連村子都稱不上，不過是個小小的定居點。那天他熱得喘不過氣來，覺得渾身都在冒火，於是到外面一條小溪裡去洗澡。當時剛果河的水還沒有滿，只是在岩石間形成了一面小湖，溪水潺潺流過，周圍都是高大的芒果樹、可可樹、猴麵包樹和巨大的蕨類植物。兩個巴剛果族青年跟他一樣脫得光光的，也在洗澡，他們不會講英語，只是以微笑回答他的問候。二人好像在玩耍，但片刻之後，羅傑發現他們正在用赤裸的手抓魚，滑溜溜的魚總是從手指間滑掉，很難抓牢，把得他們激動得哈哈大笑。其中一個小夥子很漂亮，高高的、黑得發藍的身體很勻稱，深深的眼睛閃著活潑的光芒，在水中猶如一條魚，其動作時隱時現，雙臂、脊背和大腿皮膚上的水珠閃閃發亮，黝黑的、文著幾何圖案的臉上閃著炯炯有神的目光，露著白白的牙齒，最後終於喧鬧著抓到了一條魚。另一個男孩從水中走了出來，上了岸，羅傑看到他好像在開始切魚、洗魚，並準備點燃一堆火。仍在水中的那個盯著羅傑，對他微笑。羅傑感到發熱，便微笑著向他游去，但是到了他的身旁又不知怎樣才好了。他感到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同時感到一種無邊的幸福。
「可惜你聽不懂我的話，」他低聲說道，「我真想給你照張相，跟你談談，交個朋友。」
這時他感到那小夥子划動起手腳，縮短與他的距離。此時二人離近了，身體幾乎貼在了一起。羅傑感到他的手在探索自己的肚子，擺弄自己那早已挺起的生殖器。在黑暗的牢房裡，他喘起氣來，充滿了慾望和苦惱。他閉上眼睛，竭力回想著多年前的那個場面：驚愕、無可名狀、不能減輕疑懼的激動。他用身體貼著那男孩的身子，感到後者正用那玩意摩擦他的大腿和肚皮。
那是他第一次做愛，如果只是激動並在水中把精液射在男孩身上就是做愛的話。其實那男孩只是為他手淫，他也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射精而已，儘管他自己並未發覺。從水中出來，穿好衣服，那兩個巴剛果人請他吃幾口在小溪深水岸旁點起的火堆上烤好的魚。
事後，他感到羞恥難堪。整整一天他都昏昏沉沉，深深陷入混雜著幸福火花的悔恨之中，同時意識到，他已衝出樊籠的限制，獲得了夢寐以求但又不敢追求的自由。他很後悔。打算改正嗎？是的，是的，有此打算。他答應自己，以自己的名譽起誓，以對母親的懷念起誓，以自己的宗教信仰起誓，以後永遠不會再犯。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是騙人的，既然嚐到了禁果，感到整個人都變成了不能自制的一團火，就很難不重蹈覆轍。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不管怎麼說，極少幾次中的一次，不花錢的享樂。為他那些臨時情人的幾分鐘、幾小時的服務付錢這一事實就能把他從豔遇之後追悔莫及的良心譴責中解脫出來嗎？也許這就像商業交易：你給我嘴唇、雞巴，我給你舌頭、屁股，再加上幾塊英鎊。在公園，在黑暗的街角，在公共浴室，在車站，在骯髒的小客棧，甚至像狗一樣地在大街上，遇到一個不懂英語、只能以手勢和表情進行溝通、脫下道德外衣的男人，就進行那赤裸裸的交易，平常得像買一支冰棒、一包香菸。那是歡娛，不是愛情。他學到的是享樂，不是愛，也不是對愛的回應。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託斯，在倫敦，在貝爾法斯特，或者在都柏林，有時在一次火熱的相會之後，除了風流，他又有了某種感覺，對自己說：「我真的愛上了。」但那是假的，他從來沒有愛過。那種感覺並沒有持續下去，就連對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也是如此。他對此人生出了感情，但並不是情人間的感情，也許是兄弟間的感情、父子間的感情。不幸的人啊，在這方面，他一敗塗地。他有過許多臨時情人（幾十個，也許幾百個），但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愛人，純粹是性關係，匆匆忙忙的、動物間的性關係。
因此，給自己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作總結的時候，羅傑總說它們是晚來的、禁慾式的。有，卻零星，總是匆匆忙忙地風流一下，一閃即逝，也無後果，就像那次在剛果河下游一處叫博馬——當時只是營地——的附近小溪水流深處發生的事。
偷偷摸摸的豔遇總是伴隨著深深的憂傷，一般說來總像第一次那樣，經常在露天發生，同成年人、年輕人，而且總是同外國人，不知其姓氏，問過即忘掉。那暫短的歡娛根本無法跟穩定的長期關係相比。穩定的長期關係在長年累月中除了歡娛，還有理解、共事、友誼、交流和互助。他很羨慕赫伯特·沃德和薩莉塔·沃德之間的關係。這也是他在生活中感到的另一種極大空虛與思念。
似乎在牢房的門縫中，他注意到，出現了一縷光線。
12
「我要把這副骨頭丟在這倒霉的旅行中了。」羅傑想道。當時的英國外交部長愛德華·格雷對他說，由於來自秘魯的訊息破綻百出，英國政府若想了解那裡發生的事，唯一的辦法就是由凱斯門特本人回到伊基託斯，去看看秘魯政府有沒有為結束普圖馬約的暴行而有所作為，還是因不願或不能對付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而採取了拖延戰術。
羅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糕。從伊基託斯回來後，歲末在巴黎與沃德共度了幾日，關節炎發作了，瘧疾也來折磨他。痔瘡雖沒像以前那樣出血，但仍然讓他難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倫敦就去看醫生。他去諮詢的兩位醫生都說他的情況是在亞馬孫地區過於勞累、精神過於緊張的結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靜的假期。
但是他還不能休假，他要寫出英國政府急著要的報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種會議，報告在亞馬孫地區的所見所聞，拜訪反奴隸制協會……這一切都佔用了他不少時間。此外，他還要會見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英國領導層和秘魯領導層。這些高層在第一次會議上用將近兩個小時聽取他關於普圖馬約的印象，之後都像石頭般呆住了，拉長著臉，半張著嘴，露出又驚又疑的目光，彷彿腳下的地板開裂，屋頂塌落，不知說什麼好，一個問題也沒提就告辭了。
第二次秘魯亞馬孫公司高層會議，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參加了。羅傑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聽說過他，各種人談論他，有的像對待宗教聖人或政治領袖（從不是對企業家）那樣神化他，有的則把殘暴行徑和可怕的（無所顧忌的虐待、貪婪、吝嗇、不誠實、訛詐及無與倫比的欺詐）的罪行歸於他。羅傑盯著他觀察，像昆蟲學家觀察一個尚未被列入物種目錄的神秘小蟲子。
據說他懂英語，但由於膽怯或虛榮，從來不說。他身邊有個翻譯，在他耳邊以極低的聲音把聽到的一切翻給他聽。此人個頭不高，皮膚黝黑，有著梅斯蒂索人的特徵，斜視的眼睛有些亞洲人的味道，前額很寬，梳得服服帖帖的直髮中分，鬍子也是剛剛梳理過的，散發著花露水的香味。關於他有潔癖、穿著講究的傳說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無可挑剔，細呢西裝大概是在薩維爾街的裁縫店手工定製的。其他高層講話的時候，他沒有開口。對，此時他們講話了，他們向羅傑·凱斯門特提了許許多多問題，毫無疑問，都是阿拉納的律師替他們準備的，想陷他於矛盾之中並暗示他搞錯、誇大、多心及多疑——一個文明的歐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會這樣不冷靜。
回答他們的時候，羅傑引用的證詞和精確的細節加重了第一次會議上發言的分量。他說話時一直用眼睛掃著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後者像偶像那樣安詳，坐在位子上一動不動，連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讓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從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這讓羅傑想起普圖馬約橡膠公司收購站站長們那種靈魂空虛的神色，那種失去了（如果有時還有的話）辨別是與非、好與壞、善與惡、人道與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這樣說來，這個衣冠楚楚、微微發胖的小個子是相當於一個歐洲體量的帝國的主人、幾萬人生命和財產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亞馬孫地區窮苦人的世界裡聚斂了可與歐洲列強相匹敵的大量財富。一開始，他是出生在秘魯森林深處一個大概叫做里奧哈的村子裡的窮孩子，挨戶叫賣自家編的草帽，只上了幾年小學，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資和絕對的寡廉少恥補償了學歷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會金字塔的頂端爬去，從走街串巷在廣袤的亞馬孫地區叫賣草帽到在森林中獨自冒著生命危險成為有能力向橡膠商們提供各種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賓槍、漁網、小刀、盛橡膠液的鐵罐、食物罐頭、木薯粉、家用器具，來換取橡膠商們得來的部分橡膠，然後在伊基託斯和馬瑙斯賣給出口公司。他用賺來的錢，最終從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產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倫比亞橡膠商合夥經營，但這些人不如他聰明、勤快，也不如他無恥，最後把自己的土地、庫房、土著人小工都廉價賣給了他，還得為他工作。他任人唯親，把自己的兄弟、內兄弟擺在企業的關鍵位置上，因此企業儘管規模很大，而且從1908年就在倫敦證券交易所註冊，但實際上仍然是家族企業。他的財富到底有多少？傳說無疑誇大了實際數字，不過他在倫敦市中心擁有一棟昂貴的秘魯亞馬孫公司大樓；在肯辛頓大街擁有一處宅邸，比起周圍的王子和銀行家的宮殿毫不遜色；在日內瓦的住宅和比亞里茲的避暑山莊是由時髦的設計師佈置的，到處是名畫和貴重的擺設。但是據說他本人的生活很節儉，不酗酒，不賭博，沒有情人，把業餘時間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從小就愛上了她——她也是里奧哈人——但很多年以後，埃利奧諾拉·蘇馬埃塔才答應他的求婚，那時他已經有錢有勢，而她則是出生的小村子裡的學校老師。
第二次秘魯亞馬孫公司高層會議之後，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通過翻譯作出保證，普圖馬約的各站點上的缺點、管理上的不足之處都要立即加以糾正，因為在大不列顛帝國的法律範圍內與利他道德規範內活動一直是其企業的政策。阿拉納向領事告別時只點了點頭，沒有伸手。
他花了一個半月寫出《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在外事辦的一個房間裡開始寫，有打字員幫助他。後來他寧願在伯爵區愛灘公園附近的寓所裡工作。寓所在美麗的聖庫斯伯特和聖馬提亞教堂旁邊，他有時鑽進去聽美妙的管風琴演奏。整個倫敦流傳著《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就像他關於剛果的報告那樣，頗具有毀滅性，給各種小報和八卦場合提供了種種推測、閒言碎語的口實，因此政治家、慈善機構、反奴隸制組織和人道主義組織的成員，還有一些報人都來打斷他的工作。於是他要求外事辦同意他去愛爾蘭。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爾斯旅館裡。這一年，他於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著，上司和同事的祝賀立即像雪片般地飛來，愛德華·格雷爵士親自在辦公室裡召見他，讚揚他的報告，並建議他作些小小的修改。報告文本馬上送到了美國政府，以便倫敦和華盛頓一起向奧古斯托·貝納迪諾·萊吉亞總統的秘魯政府施壓，要求他以文明社會的名義結束奴隸制度，廢棄酷刑，禁止拐騙婦女兒童，禁止滅絕土著人社會，並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然而羅傑還不能按醫囑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還要跟政府、議會和反奴隸制協會的各個委員會開會，研究公眾和私人機構如何更有實效地行動起來，改善亞馬孫地區土著人的狀況。在他的建議下，首先在普圖馬約資助成立一間傳教所——這是阿拉納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現在他答應提供方便。
他終於去愛爾蘭休假了。他一到達愛爾蘭，就接到愛德華·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長通知他，由於外長本人的推薦，喬治五世陛下決定賜予他貴族稱號，以表彰他在剛果和亞馬孫地區為聯合王國作出的貢獻。
親朋好友蜂擁而至，為他祝賀。他第一次聽到人們稱他羅傑爵士時，滿腹猶豫地差點兒哈哈大笑起來。如何接受一個他從心底裡認為是敵對的、把他的祖國變為殖民地的政權授予的爵位呢？話又說回來，他本人不是正作為外交人員在為這位國王和這個政權服務嗎？他從來不曾像那幾天那樣感到自己幾年來一直生活在隱蔽的雙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紀律，高效率地為大英帝國服務；另一方面投身於愛爾蘭解放事業，但並不與約翰·雷蒙德領導的溫和派一起去為愛爾蘭爭取自治，而是跟激進派如由湯姆·克拉克秘密領導的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聯絡上了，目標則是通過武裝鬥爭取得獨立。羅傑猶豫了很久，心神不寧，最後決定給愛德華·格雷爵士寫信，對授予自己的榮譽懇切地表示感謝。訊息在報刊傳開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英美兩國政府要求秘魯政府把報告中提到的主犯——菲德爾·貝拉爾德、阿爾弗雷德·蒙特、奧古斯特·希門尼斯、阿曼多·諾爾曼德、何塞·伊諾森特·豐塞卡、阿維拉多·阿圭羅、埃里亞斯·馬丁內基和奧雷略·羅德里格斯——加以逮捕和審判。起初，這一交涉似乎有了成果。聯合王國駐利馬代辦盧西恩·傑洛米先生電告外事辦說秘魯亞馬孫公司的那些僱員已經被辭退。利馬派來的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一到伊基託斯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去普圖馬約的各個站點進行調查，但他沒能與委員會同行，因為突然病倒了，必須立即去美國動手術。委員會由一位堅強有力、備受尊敬的人，《東方日報》社長羅慕洛·帕雷德斯帶領，他帶著由一位醫生、兩名翻譯及九名士兵組成的衛隊到了普圖馬約。委員會考察了秘魯亞馬孫公司所有的橡膠收購站，剛剛回到伊基託斯，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就已經康復，回到了伊基託斯。秘魯政府早先就答應了傑洛米先生，說一接到帕雷德斯和巴爾卡塞爾的報告就立即採取行動。
然而，不久，傑洛米又報告說，萊吉亞的政府不安地通知他說通緝犯中的大部分已逃到巴西，另外幾個也許躲藏在森林裡，要麼潛入了哥倫比亞境內。美英兩國曾要求巴西政府把逃犯引渡給秘魯政府交付審判，但是巴西外長里奧·布蘭科男爵回答說秘魯和巴西之間沒有引渡條約，因此那些犯人不能被引渡，否則會在國際上引起微妙的司法糾紛。
幾天後，英國代辦又報告說，在與秘魯外長的一次私人會晤中，該外長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承認，萊吉亞總統的處境很尷尬。儘管哥倫比亞早已在邊境增加了駐軍，但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及其安保隊在普圖馬約的存在仍構成了對哥倫比亞唯一的屏障，阻止了它對該地區的侵略，因而英美兩國的要求有些不著調：關閉並追查秘魯亞馬孫公司等於把哥倫比亞覬覦的一大片秘魯領土拱手讓出，不管是萊吉亞還是任何一位秘魯省長都不會幹這種事，否則就是自殺。秘魯缺乏資源，不可能在普圖馬約這一邊遠地區裝備一支足以保衛國家主權的駐軍。盧西恩·傑洛米還說，因此，不要期待秘魯政府會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它只能做一些毫無實質行動的宣告與姿態。
為此，外事辦決定，在陛下政府公開發表《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並要求國際社會對秘魯進行制裁之前，派羅傑·凱斯門特再次去亞馬孫地區親眼證實對方是否進行了某些改革、是否啟動了司法程式、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是否真的採取了法律行動。儘管羅傑在此後數月中多次說出了心中曾經暗自說的話：「我要把這副骨頭丟在這次倒霉的旅行中了。」愛德華·格雷爵士還是堅持己見，於是羅傑不得不接受了任務。
羅傑正準備出發的時候，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到達了倫敦。在巴貝多，他們在史密斯神父的保護下度過了五個月。其間，神父給他們上英語課，教他們讀寫，教會他們習慣穿西式服裝。然而羅傑看到，儘管有吃有穿，不受虐待，但西方的文明使得這兩個孩子愁容滿面、鬱鬱寡歡。看樣子他們總是害怕圍觀者上下打量他們，觸控他們，好像他們很髒，給他們擦擦皮膚，向他們提些聽不懂、答不出的問題，沒完沒了地審視著他們，從而加害他們。羅傑帶他們遊動物園，去海德公園吃冰激凌，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妮娜、姨妹格特魯德，去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家，與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一起參加晚會。大家對他們都很親熱，但總是好奇地盯著他們，尤其當他們脫下襯衣，把背部和臀部的疤痕給大家看的時候，大家都顯得驚慌失措。有時，羅傑發現他們總是眼含淚水。羅傑打算送他們去愛爾蘭受教育，他的熟人帕特里克·皮爾斯在都柏林郊外辦了一所聖恩達雙語學校，於是他為此寫了一封信，並告知這兩個孩子來自何處。羅傑曾在聖恩達做過一次關於非洲的演說，以資助的方式支援帕特里克·皮爾斯的蓋爾同盟及其出版物，支援這所雙語學校普及古老的愛爾蘭語。皮爾斯是詩人、作家、天主教徒、教育家及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他表示接收這兩個孩子，並減免註冊費和住宿費。然而當接到答覆時，羅傑卻決定同意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的請求——他們每天都請求他把他們送回亞馬孫地區。這兩個孩子在英國感到很不幸，覺得自己變成了怪人，成了讓人覺得驚奇、開心、感動及用來嚇唬一些以正常人對待他們的人的展覽品。總之，他們永遠是異國情調的外來人。
在返回伊基託斯的旅途中，對現實給他的這個教訓，羅傑·凱斯門特想得很多：人的靈魂深處是如此矛盾百出、不可捉摸。兩個孩子曾想逃出虐待他們、逼他們像牲口一樣幹活而不讓他們吃飽的地獄般的亞馬孫地區；他也作出了努力，用自己那少得可憐的存款中的大部分為他們購買了去歐洲的船票，撫養了他們七個月，期待能讓他們得救，過上一種體面的生活。然而，在這裡，不管什麼原因，他們遠未能感到幸福，或者至少像在普圖馬約那樣過上可以忍受的生活。儘管沒人打他們，甚至對他們很親熱，但他們總感到孤獨、格格不入，心裡明白自己永遠不會融入這個世界。
羅傑出發去亞馬孫之前，外事辦接受他的建議，重新任命了一位駐普圖馬約領事：喬治·馬歇爾。這是一個很好的人選，羅傑在剛果時就認識了他，他在揭露利奧波爾多二世政權罪行的運動中極為熱情地工作，在對待殖民主義的態度上與凱斯門特的立場一致，屆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對付阿拉納的公司。羅傑跟他有過兩次長談，計劃著要緊密合作。
1911年8月16日，羅傑、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乘馬格達萊納號從南安普頓港出發，目的地是巴貝多。十二天後到達該島。自從輪船駛入加勒比海的銀藍色水域，羅傑感到最近幾個月因病痛、擔心和體力、腦力勞動而沉睡了的性慾甦醒了，腦子裡全是幻想和慾望。在日記裡，他把自己的情緒簡要地用五個字寫出：「我又燃燒了。」
一下船，羅傑就去感謝史密斯神父對那兩個小孩的照顧。看到在倫敦不善表達感情的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與神父又是擁抱又是拍打的親熱勁兒，羅傑甚為感動。史密斯神父帶他們去訪問烏爾蘇拉會修道院，安靜的走廊裡種著角豆樹和開著紫色花朵的葉子花，街上的噪聲傳不到這裡，時間似乎停止。羅傑離開了其他人，在一張凳子上坐下來，觀察著一隊正在運送樹葉的螞蟻彷彿巴西宗教遊行中抬著聖母架的腳伕。此時他想起來：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七歲了！不能說老，許多男人和女人此時在體力和心理方面風華正茂、精力充沛，充滿著希望和理想。但他覺得自己老了，有一種走到生命盡頭的倒霉感。在非洲，他偶爾和赫伯特·沃德一道想象最後的歲月。雕塑家想在晚年時在地中海的普羅旺斯或托斯卡納找一處農舍住下，有一間寬大的工作室，養養雞鴨貓狗，星期天自己做幾樣法式燉魚之類香噴噴的菜餚請親戚們來品嚐。羅傑卻跳起來以肯定的語氣說：「我不會老，肯定不會老。」他有過這種預感。他清楚地記得自己有過這種預感。此時他又感覺：我確實不會老。
史密斯神父同意他們在布里奇敦停留的八天裡為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提供住宿。第二天，羅傑去了以前路過該島時常去的公共浴室。正如預期的那樣，他看到了年輕健壯的男人。跟巴西一樣，這裡沒有人會對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這裡的男男女女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並且毫不在乎地展示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小夥子讓他感到心慌意亂。與一切黑白混血兒一樣，那小夥子面色蒼白，皮膚平滑、發亮，大大的碧眼流露出大膽的眼神，貼身游泳褲下露出富於彈性的無毛大腿，使得羅傑一看就覺得眩暈。如果一個小夥子懂得他需要什麼，而且打算滿足他或者起碼可以談談條件，那麼經驗會給他有一種強烈的直覺，很快能看出別人不易察覺的苗頭——一絲微笑、一閃的眼神、招引人的手勢或身體語言。懷著內心的痛苦，他感到那漂亮年輕人用眼神傳遞給自己的瞬間資訊完全不同。儘管如此，他還是上前跟他談了一會兒。那青年是巴貝多一位牧師的兒子，希望成為一名會計師，正在一所商業學校學習，不久將趁假期陪同父親去牙買加。羅傑請他吃冰激凌，他拒絕了。
羅傑回到旅館，激動異常，用寫自己的隱私時才使用的粗俗、電報式的筆調在日記裡寫道：「公共浴室，牧師之子，漂亮，傢伙粗長，很柔軟，在我手中勃起。我用嘴吸吮，兩分鐘的幸福。」接著又自慰了一次才去洗澡。他一面細心地擦著肥皂，一面力圖驅除在這種情況下經常襲來的悲傷和孤獨。
第二天中午，他在布里奇敦港口一家飯館的露天茶座吃飯時，看到安德列斯·奧當納爾從身旁走過。他叫了他一聲。阿拉納的前工頭、恩特雷·里奧斯站站長立刻認出了他，接著用疑懼、害怕的目光看了他幾秒鐘，最後還是跟他握了握手，接受邀請坐下來。二人便談了起來。喝了一口白蘭地，要了一杯咖啡。他承認羅傑在普圖馬約的出現對橡膠商來說就像烏伊託託巫師的詛咒——他剛走，就流傳警察和法官很快會帶著逮捕令到來，所有橡膠收購站的站長、工頭和管家都會吃官司；說由於阿拉納的公司是英國公司，他們將被押解到英國受審。因此許多人像奧當納爾一樣，寧願逃到巴西、哥倫比亞或厄瓜多。他之所以來巴西，是因為有人答應在甘蔗種植園給他一份工作，但直到今日他都沒有得到，所以打算到美國去，在美國有機會在鐵路上工作。奧當納爾穿的不是長筒靴，沒了手槍，沒了皮鞭，套著舊工裝褲，上身穿破襯衣，坐在茶座裡，簡直就是一個為前途發愁的倒霉鬼。
「您還不知道吧？但是我救了您一條命，凱斯門特先生。」告別時，他對羅傑說道，「當然，您是不會相信的。」
「不管怎樣，您總得跟我講講。」
「阿曼多·諾爾曼德確信，如果您活著離開那裡，收購站所有的站長都得進監獄，最好把您淹死在河裡或被豹子、鱷魚吃掉，您知道，就像那位法國探險家尤金·羅比雄，因為那個法國人提的問題叫人精神緊張，就讓他失蹤了。」
「為什麼沒把我幹掉？你們在這方面很有經驗，不是很容易嗎？」
「是我讓他們考慮可能招致的後果，」安德列斯·奧當納爾有些自得地說道，「維克多·馬塞多也支援我。您是英國人，堂胡里奧的公司是英國公司。根據英國法律，殺了您，我們將在英國受審，被處以絞刑。」
「我不是英國人，我是愛爾蘭人，」羅傑糾正道，「事情也許不像您想的那樣。不管怎樣，我還是要謝謝您。對了，您還是儘快走掉，別告訴我您去哪兒。我必須把我見到您一事向上級報告。英國政府很快會下令逮捕您。」
當天午後，他又去了公共浴室。這回比上次運氣好，一個他曾在健身房看到在練習舉重的皮膚黝黑、面帶笑容的年輕人朝他微微一笑，攙起他的胳膊，帶他去了一家冰激凌店。二人喝著菠蘿汁和香蕉汁，他告訴羅傑自己叫斯坦利·威克斯。他們靠得很近，他的腿蹭著羅傑的腿。隨後，他意味深長地笑了一下，挽起羅傑走進了一間密室，並立即插上了門銷，互相吻了起來，互相咬著耳朵和脖頸，同時脫下褲子。斯坦利那黑黑的東西紅紅的龜頭已經溼潤，在羅傑的盯視下粗大起來。羅傑透不過氣來了。「兩英鎊，你先給我吸吮，」羅傑聽見他說，「然後我從後面給你插進去。」羅傑同意並跪了下來。事後，羅傑回到旅館房間裡，在日記本上寫道：「公共浴室，斯坦利·威克斯，年輕力壯，二十七歲，又大又硬，至少九英寸長。接吻，啃咬，插入時還叫喊。兩英鎊。」
9月5日，羅傑、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乘博尼費斯號從巴貝多出發向帕拉駛去。這艘船很不舒適，又小又擠，但是在去帕拉的一路上，羅傑受益匪淺，因為和赫伯特·斯賓塞·迪克醫生在一起。那是一位美國人，曾在阿拉納公司的埃爾恩坎託收購站工作過，除了進一步證實羅傑所瞭解到的暴行，他還就自己在普圖馬約的經歷講了許多故事，有的很殘忍，有的則很滑稽。看起來此人很具冒險精神，走遍了半個世界，易動感情，知識豐富。在甲板上，坐在他身旁吸著煙，無節制地喝著威士忌，一面欣賞夜幕降臨，一面聽他充滿智慧的講話，確實很愜意。迪克醫生很贊成英美兩國為解決亞馬孫地區的殘暴行為而進行的奔走交涉，但他又是宿命論者，對此抱懷疑態度：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事情都不會有所改變。
「人性本惡，我的朋友，」醫生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道，「不易擺脫，只不過在歐洲各國和我的國家掩飾得很好而已，只有在發生戰爭、革命、騷亂的時候，才露骨地表現出來。需要有個藉口，它才能公開地以集體的名義表現出來。但是在亞馬孫地區正相反，它無需以愛國主義或宗教的藉口即施以最殘酷的暴行，明目張膽地表現出來，只需貪婪和強力。毒害我們的惡，只要有人就無處不在，在我們的內心深處生根發芽。」
發完這番陰鬱的議論，他又開了一個玩笑，講了一個貌似否定上述議論的故事。
羅傑很喜歡跟迪克醫生談話，只是有時感到有些喪氣。博尼費斯號於9月10日中午抵達帕拉。他在此地任領事期間曾一直感到失望與憋悶，但在到達這個港口前的那幾天，回想起宮殿廣場，他又渴望回到那裡。那時他經常在晚上去那裡撩撥一個尋找客人、在樹下穿著緊身褲、只露出屁股和睪丸尋歡作樂的年輕人。
羅傑住的是商務旅館，漫步宮殿廣場時，他感到火熱的感覺復甦（也許是他臆想出來的）了。他回想著豔遇中的幾個名字，一般說來，最後會去附近的一家簡陋的小旅店或在廣場某個黑暗角落的草地上交歡。回想起那些匆忙而慌亂的交歡，他感到心快跳出來了。但是今晚運氣不好，馬科、奧林比斯、嬰孩（他是這樣叫的嗎？）都沒有出現，又差點兒遭兩個衣衫襤褸、孩子樣流氓的搶劫，其中一個向他打聽地址，另一個企圖把手伸進他的口袋去摸錢夾。他用手一推，把一個推倒在地，躲開了。二人見他態度強硬，就撒腿跑了。他怒氣衝衝地回到旅館，平靜之後，在日記中寫道：「宮殿廣場，又粗又硬，喘不過氣來，短褲上有血跡，快感的疼痛。」
第二天早晨，他拜訪了英國領事和他以前在帕拉認識的幾個歐洲人及巴西人。調查很有成效，至少發現了普圖馬約的兩個逃犯。英國領事和當地警察對他說，何塞·伊諾森特·豐塞卡和阿爾弗雷德·蒙特曾在雅瓦里河邊的種植園度過一段時間，現在到了馬瑙斯，阿拉納公司在港口給他們找了份海關檢查員的工作。羅傑馬上發電報給外事辦，讓他們要求巴西當局下令逮捕那兩個罪犯。三天後，巴西外長回覆說，彼得羅波利斯同意該請求，馬上派馬瑙斯警察逮捕蒙特和豐塞卡，但不會引渡他們，而是在巴西審訊。
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都比第一天有收穫。第二天，天黑下來的時候，羅傑問一個賣花的光腳男孩手中的花多少錢一束，欲加試探，男孩暗示願意。他們來到了一塊空地上，在暗影中，羅傑聽到了一對對的喘氣聲。這種街頭豔遇總是充滿了危險，讓他產生一種矛盾感：激動又厭惡。賣花人有一股腋臭，但是他濃重的氣息、身體的熱度和有力的擁抱把他燃燒了，很快達到了高潮。回到旅館時，褲子上都是泥土，接待員不解地看著他。「我被搶劫了。」他解釋道。
下一個晚上，在宮殿廣場又有一次豔遇，這次是一個年輕的乞丐。羅傑請他一起散步，在街角小店裡喝了杯朗姆酒。約翰把他帶進貧民區一間內鋪地席、鐵皮搭的房間。他們脫下衣服，摸著黑，一面聽著犬吠聲一面在地上的棕櫚席上做愛。羅傑確信自己腦袋上隨時可能挨一刀或一棒，所以他早有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從不帶很多的錢，也不拿出手表和銀質圓珠筆，只准備一點點鈔票和硬幣讓強盜搶去了事。但這次並沒有出事，約翰陪他走到旅館附近，大笑一聲，咬了他的嘴唇就告辭走掉了。第二天，羅傑發現約翰或賣花人把陰蝨傳染給了自己，於是他到藥店去買甘汞。這也算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藥劑師——要是女性就更糟了——直盯著他看，搞得他很不好意思；有時朝他意味深長地一笑，搞得他不知所措，甚至很生氣。
在帕拉逗留的十二天裡，最愜意也最糟心的事，是去拜訪達·馬塔夫婦。
那是他在帕拉任職期間結交的最好朋友，胡里奧是道路工程師，他的太太伊雷內是水彩畫家。夫婦倆都很年輕漂亮、直爽隨和、性格快活，散發著對生活的熱愛。他們有一個可愛的女孩，叫瑪麗婭，生著一雙總帶著笑意的眼睛。羅傑是在社交場合，也許是在官方活動中認識他們的，因為胡里奧在當地政府的公共工程局工作。他與這對夫婦經常見面，一起在河邊散步，去看電影、看戲。這次，夫婦倆張開雙臂歡迎老朋友到來，請他去飯店吃辣味十足的巴伊亞式菜餚。五歲的小瑪麗婭又唱又跳，對他做鬼臉。
那晚，躺在商務旅館的床上，羅傑又陷入了沮喪的情緒，這種情緒糾纏了他一生，特別是有街頭豔遇或某次盡歡之後。他很清楚自己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像達·馬塔夫婦那樣的家，自己的生活將隨著日益衰老而愈發孤獨。念及此，他不覺傷感起來。他為這種買來的片刻歡娛付出的代價太昂貴了：到死也品嚐不到熱烈的親密無間，不會有一位妻子同他一起談論日常生活並計劃未來如旅行、度假、談論夢想；更不會生兒育女延續他的姓氏並在他離開這個世界後想念他；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到老，他將成為喪家犬，窮困潦倒，因為自從當了外交官，儘管薪酬可觀，卻因大量捐助為反對奴隸制、爭取人民生存權及擁有原始文化的權利而鬥爭的人道主義組織而未能有所積蓄，現在還要資助那些保衛蓋爾語和愛爾蘭傳統的組織。
然而，更有甚者，他想到自己到死也不曾有過像胡尼奧與伊雷內之間那樣真正的愛情。他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那樣地默契；溫柔地手牽手，看著小瑪麗婭調皮的樣子相視而笑。這時他就備感痛苦。同往常遭遇心理危機時一樣，他幾個小時地睡不著覺，最後有了睏意時，又預感在黑暗的房間裡會出現出母親那愁苦的身影。
9月22日，羅傑、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三個人乘布斯航運公司的希爾達號汽艇從帕拉出發朝著馬瑙斯駛去。汽艇很破舊，簡直糟糕透頂。船艙狹小，到處都很髒，飯食極壞，蚊子從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叮咬著。對羅傑而言，那七天的航程簡直是酷刑。
在馬瑙斯一登岸，羅傑就去捉拿普圖馬約的逃犯。他在英國領事的陪同下前去拜訪省長多斯·雷耶斯，後者證實彼得羅波利斯當局確實下令逮捕蒙特和豐塞卡，但警察為什麼還沒有逮捕他們？省長說等他到了之後再說。他覺得這個解釋很愚蠢，也許僅僅是藉口。現在不可以立刻動手？否則兩隻鳥兒要飛掉了。今天就去辦。
領事和凱斯門特手持彼得羅波利斯當局的逮捕令，不得不在省政府和警察局之間往返兩次。最後，警察局長才派了兩名警察去港口海關捉拿蒙特和豐塞卡。
第二天早上，英國領事愁眉苦臉地通知羅傑，試圖逮捕的結果非常可笑，簡直就是一場鬧劇。這是警察局長剛剛告訴他的，並且連連道歉說要加以改正。派去捉拿蒙特和豐塞卡的兩名警察認識這兩個人，把他們押往警察局之前先一道去喝啤酒，結果喝得酩酊大醉，罪犯利用這當兒逃跑了。由於不能排除兩名警察收受了賄賂，放跑了犯人，當事人已經被關起來。如他們的貪腐被證實，將會嚴懲。「我很抱歉，羅傑爵士，」領事對他說，「但是我沒對您說，其實我早有預感。您在巴西當過外交官，很清楚發生這種事是正常的。」
羅傑感到很不舒服，惱怒又加劇了體力的消耗。等待有船去伊基託斯期間，他發燒、肌肉痠痛，很長時間臥床不起。一天午後，在掙扎於困擾著他的陽痿感覺中，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幻想：「一晚三個情人，其中兩個水手，幹了六次。回旅館時得像臨產的婦女那樣兩腿分開走。」在情緒極壞的情況下，他寫下的那些荒唐文字把自己逗得放聲大笑。他很有教養，在人們面前一向用詞講究，但是在私下裡寫日記時，總感到有一種使用髒字的欲求。不知為什麼，使用穢褻的言辭時，他感到身體好些。
10月3日，希爾達號繼續航行。一路上，事故層出不窮，又是瓢潑大雨，又是不斷碰到水中漂浮著的木頭，於10月6日清晨抵達伊基託斯。斯泰爾斯先生手拿草帽在港口等他，說繼任者喬治·米歇爾及其妻子很快就到，領事正在為他們找房子。這次羅傑不住他的寓所，而是住在中心廣場附近的亞馬孫飯店。斯泰爾斯先生則暫時把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帶去住。兩個孩子決定不回普圖馬約，而是留在這個城市當用人，斯泰爾斯先生答應為他們找一個願意僱用他們、待遇好的人家。
由於在巴西出了那件事，羅傑擔心這裡也不會有什麼令人鼓舞的訊息。羅慕洛·帕雷德斯考察普圖馬約之後寫了一份報告，法官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接到後，下令拘留了阿拉納公司那份長長的頭目名單中的二百三十七名嫌疑人。其中有多少已被逮捕，斯泰爾斯先生不知道，又不能調查，因為整個伊基託斯都籠罩在一種奇怪的沉默之中，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也不知所蹤，此人早在幾個星期前就不見了。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總經理巴勃羅·蘇馬埃塔也在那份名單上，但表面上也躲藏了起來。斯泰爾斯先生敢說他的躲藏實為一場鬧劇，因為阿拉納的這位內弟和太太彼得羅妮拉大大方方地出現在當地的飯店和晚會上，沒人敢去打擾他們。
後來，羅傑回憶，在伊基託斯的那八天就像一次海上遇險，不知不覺地慢慢沉沒在陰謀、謠言、若明若暗的謊言、各種矛盾說法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個沒有人說真話的世界，因為說真話就會樹敵、會出問題、會麻煩不斷，因為人們都生活在一種真與假不分、實在與騙局不分的制度裡。在剛果的那幾年，羅傑已經熟悉了這種深陷流沙與沼澤地時逐漸被吞沒的絕望情緒，越用力就陷得越深，最終被吞噬。啊，應該儘早離開此地！
抵達的第二天，他去拜訪伊基託斯的行政長官。又是一位新任命的，名叫阿道夫·加馬拉，鬍鬚硬直，大腹便便，極端自負，一雙汗漬漬的手流露出神經質。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接待羅傑，又是擁抱又是祝賀：「多虧您，」他像演戲一樣張開臂膀拍打著羅傑，「才能在亞馬孫的心臟地帶發現一樁駭人聽聞的社會不公事件。秘魯政府和人民感謝您，凱斯門特先生。」
他緊接著說，為了滿足英國政府的要求，秘魯政府委託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所寫的調查報告是「出色的」「具有摧毀性的」，將近三千頁，證實了英國向奧古斯托·貝納迪諾·萊吉亞總統轉達的一切指控。
但是，當羅傑問他能否得到報告的副本時，行政長官回答說，這是國家檔案，批准給外國人看不是他的管轄範圍，領事先生可以通過外交部向利馬向最高政府提出申請，無疑會得到允許。羅傑問他怎樣才能與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見一面，此時行政長官板起了面孔，背書般地答道：「我也不知道巴爾卡塞爾法官的行程。他已完成使命，我想他已經出國了。」
羅傑困惑不解地離開行政長官府邸。到底出了什麼事？那傢伙怎麼滿嘴謊言？當天下午，他去了《東方日報》報社，去找社長羅慕洛·帕雷德斯談話，在報社碰到了那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皮膚黢黑，滿頭大汗，只穿著襯衫，已有幾綹白髮，猶猶豫豫，一副害怕的樣子。羅傑剛開口，他就做了個斷然的手勢讓他別說話，好像在告訴他「小心，隔牆有耳」。接著抓起他的胳膊，把他帶進街角一家名叫「小魷魚」的小酒吧，讓他在角落裡一張桌子旁坐下。
「請您原諒，領事先生，」他帶著疑懼的神色向四周觀察了一陣才開口，「我不能也不該對您說什麼。我現在的處境很危險，若被人看見我跟您在一起，我就更加危險了。」
他臉色發白，聲音發抖，開始咬起自己的手指甲。他要了一小杯燒酒，一口喝了下去，靜靜地聽羅傑敘述與行政長官談話的經過。
「那是一個既霸道又善於偽裝的人，」喝酒壯膽後，他說道，「加馬拉手裡就有我交的一份報告，報告證實了巴爾卡塞爾法官的所有指控。我是在七月份交給他的，三個多月過去了，他還沒寄給利馬。您知道他為什麼拖了這麼久嗎？眾所周知，因為行政長官阿道夫·加馬拉跟半個伊基託斯一樣，是阿拉納的僱員。」
至於巴爾卡塞爾法官，加馬拉說他出國了，但不知身在何處。當然，如果還在伊基託斯，可能早就變成了一具殭屍。說罷，他站起身來，突然說道：
「我也隨時有可能變成一具屍體，領事先生。」他一邊說一邊擦汗。羅傑心想，他快要哭出聲來了。「然而，不幸的是，我走不掉。我有老婆孩子。我唯一的活路就是這份報紙了。」
他沒說聲再見就走了。羅傑怒氣沖天地又去找行政長官。阿道夫·加馬拉先生向他承認，說帕雷德斯社長寫的報告的確沒能寄給利馬，那是由於「後勤出了問題，幸好已經解決了」。無論如何，這個星期一定發出去。「而且為了安全起見，是我親自寄出的，萊吉亞總統本人要得很急。」
事情就是這樣。羅傑感到被旋渦捲來捲去，在同一個地方繞來繞去，令人昏昏欲睡，而這又都是由一隻居心叵測但看不見的手操縱著。所有的交涉、承諾、資料都已變質、化為烏有、言不符實。所作所言都被擱置在一邊，言詞否認了事實，事實又揭穿了言詞中的謊話。一切都在普遍存在的騙局中運轉，所有人都在言行不一的狀態下活動。
在這一個星期裡，羅傑多方調查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的下落，就像當年調查那位令人尊敬、熱愛、敬佩的好心腸薩爾達尼亞·羅卡。所有人都答應幫助他，向他提供情況，給他傳信，去找人，支使他去這兒去那兒，但沒有一個人正經地向他說明法官的情況。來到伊基託斯七天之後，多虧了英國人f.j.哈丁先生，他才終於走出了那令人發瘋的蛛網。哈丁先生是約翰·莉莉公司常駐伊基託斯的經理，高大筆挺，單身，頭髮幾乎脫光，是伊基託斯少數幾個不隨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節拍跳舞的商人之一。
「沒有人會也永遠不會有人告訴您發生在巴爾卡塞爾法官身上的事，因為人們都怕捲進這糾紛中去，羅傑爵士。」在位於防波堤附近哈丁先生那棟牆上掛有蘇格蘭城堡版畫的不大的房子裡，二人喝著可可汁談了起來。
「阿拉納運用其在利馬的影響，達到了把巴爾卡塞爾免職的目的，理由是翫忽職守及其他欲加之罪。那可憐人如果還活著，應該會後悔自己犯了一生中最糟糕的錯誤，不該接受這個任務，代價就是把自己送進了狼口。看樣子他在利馬很受尊敬，現在卻遭到骯髒的中傷。誰也不知道他在何處，但願他已經走掉。在伊基託斯，談論他是一種禁忌。」
果然，這位來到伊基託斯調查「普圖馬約驚人事件」、正直卻魯莽的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的故事是非常悲慘的。羅傑在幾個星期就像玩七巧板一樣重新拼湊起他的故事。當法官壯起膽子下令拘捕那二百三十七名犯罪嫌疑人時，幾乎所有人都與秘魯亞馬孫公司有關聯，於是整個亞馬孫地區像發了寒熱，顫抖起來；不僅在秘魯，也在哥倫比亞和巴西的亞馬孫地區。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帝國的機器立即察覺出這次打擊，開始了反擊。二百三十七名罪犯中，警察只找到了九個人，在這九個人中，只有普圖馬約的一個部門頭頭奧雷略·羅德里格斯才算是真正重要的人，此人有著一長串拐騙、強姦、肢解、劫持和謀殺的犯罪記錄。但是這九個人，包括羅德里格斯，都在辯護時向伊基託斯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護權。結果法院同意在研究此案期間先行予以假釋。
「不幸得很，」行政長官作苦惱狀，眼睛不眨一下地說道，「這些卑劣的公民利用假釋期逃跑了。您不是不知道，等最高法院批准了逮捕令，在這廣袤的亞馬孫地區就很難找到他們了。」
可法院根本不著急。羅傑·凱斯門特去問法官們何時能看到案卷，他們解釋說「要經過嚴格的程式」才能看到。「在您感興趣的卷宗前面，有著厚厚一沓在排隊等著呢。」法院的一名實習生以嘲諷的口吻接著說道，「在這兒，司法是有保證的，但很慢，辦這些手續需要好幾年，領事先生。」
巴勃羅·蘇馬埃塔從假模假式的躲藏之地組織了針對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的司法反擊：假借他人名義控告法官翫忽職守、挪用公款、造假等多種罪名。一天早晨，一名波拉婦女及其年紀不大的女兒在翻譯的陪同下來到伊基託斯警察局，控告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強暴未成年女孩」。巴爾卡塞爾法官不得不花費大部分時間對其編造的誣衊進行反駁、發表宣告、四處奔波、書寫公文，沒有時間到森林地帶去調查了。整個世界都倒塌了。他住宿的尤林馬瓜斯小旅館把他趕了出來，城裡沒有一家客棧敢留宿他。他不得不在郊外納奈區租了一個小房間，那個區裡到處是垃圾、臭水坑。到了晚上，吊床下的老鼠跑來跑去，一走路能踩到幾個蟑螂。
所有這一切，羅傑·凱斯門特是一點一點地知悉的，有些細節是這裡聽到幾句私語、那裡聽到幾句嘀咕而獲知的。與此同時，他越發敬仰那位法官，恨不得緊握他的手，祝賀他的正直和勇氣。但他到底怎樣了？他唯一能確切地（在伊基託斯這塊土地上，「確切」二字根本沒有結實的根基）知曉的就是，在利馬把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的解職令送到的時候，他早已消失了。從此，在伊基託斯沒人知道他的去向。他是不是被殺害了？記者本哈尼·薩爾達尼亞·羅卡的故事重演了。他遭到的敵視如此巨大，以至於沒有別的辦法，只得逃跑。與斯泰爾斯先生第二次在其住所見面時，《東方日報》社社長羅慕洛·帕雷德斯對羅傑說：
「羅傑爵士，我本人曾勸過巴爾卡塞爾法官趕快走，否則會被害。有許多跡象，我曾提醒過他多次。」
什麼樣的跡象？
挑釁：當巴爾卡塞爾法官走進一家飯館或酒吧吃東西、喝啤酒，突然，一個醉漢上前侮辱他，揮舞著刀子向他挑戰幹一架。如果法官向警察局或行政長官官邸告狀，他們就會讓他填寫沒完沒了的表格，詳細敘述事情的細節，之後才保證說會去「調查他的訴訟」。
羅傑立刻體會到，巴爾卡塞爾法官從伊基託斯逃跑或被阿拉納僱的殺人犯幹掉之前是什麼樣的感受：走到哪兒都會被騙，成了由秘魯亞馬孫公司提線操縱的傀儡社會中的一個笑料，而整個伊基託斯只能奴顏婢膝地聽命於這家公司。
如果說在城裡，阿拉納的公司得以不受制裁也不實行其所宣佈的改革，那麼顯然，在普圖馬約的橡膠種植點，一切也都原樣未動。至於土著人的狀況，可能比以前更糟。儘管如此，他還是打算再到普圖馬約走一趟。羅慕洛·帕雷德斯、斯泰爾斯先生，還有行政長官阿道夫·加馬拉都勸他趕快放棄這次旅行。
「您不會活著出來。您將死得很不值得，」《東方日報》社社長肯定地對他說道，「凱斯門特先生，我很抱歉對您說這話，可您確實是普圖馬約最憎恨的人，連薩爾達尼亞·羅卡、美國佬哈登堡和巴爾卡塞爾都不像您這樣遭人恨。我能活著離開普圖馬約是個奇蹟，但如果您去那裡讓人釘上十字架，這個奇蹟不會再次出現。此外，最荒唐的是，他們會用波拉人和烏伊託託人塗了毒藥的箭頭射殺您，而您是要保護這些人的。還是不要去吧，明智些，不要去自殺吧。」
行政長官阿道夫·加馬拉得知他要去普圖馬約，驚恐萬狀地到亞馬孫旅館去找他，把他帶到一家演奏巴西音樂的酒吧喝咖啡。這是羅傑唯一一次感到這位官員在跟他坦率地講話。
「我懇求您放棄這發瘋的行動，凱斯門特先生，」他盯著羅傑的眼睛說道，「我沒法保護您的安全。我很抱歉跟您說這話，但這是實情。我不願在我的工作記錄上寫有您的屍首，那我的官運就結束了。我是把心捧在手上跟您說這番話的。您到不了普圖馬約，在這裡，我會盡力不讓任何人碰您一下，我是能夠做到的。並不容易啊，我發誓。我可以央求甚至威脅那些有權勢的人，但我的權力一旦出了這個城市就沒用了。不要去普圖馬約，為了您，也為了我。不管怎樣，我求您不要毀掉我的前程。我是作為朋友跟您談話的，真的。」
不過最後使他放棄這次旅行的，還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深夜突然來訪。他已經躺下，正要睡著，亞馬孫旅館的接待員來敲門，說一位先生有緊急的事情來找他。羅傑穿衣下樓，見到了胡安·蒂松。上次在普圖馬約見到他之後就沒有了他的訊息，那次，這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高階僱員誠心誠意地同委員會合作過。羅傑印象裡那個很有自信心的人的影子沒有了。他老了，疲憊不堪，情緒低落。
二人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談談，但找不到，伊基託斯的夜晚充滿了噪聲，到處是醉漢、賭場和性交易。不得已去了一家兼做跳舞廳的酒吧，把纏著他們跳舞的兩個巴西混血女郎趕走，坐下來，要了兩杯啤酒。
羅傑記得胡安·蒂松有著紳士風度，舉止優雅，跟他講話時一直是絕對坦誠的。
「萊吉亞總統提出要求之後，公司一條承諾也沒兌現，儘管我們在高層會議上提醒過。我也提出了報告。所有人，包括巴勃羅·蘇馬埃塔、阿拉納的兄弟和內兄弟都跟我一致，都同意要在各個站點進行根本的改善，既出於道德和宗教上的理由，也可避免產生法律上的問題。都是空話，什麼都沒做，什麼都不想做。」
他還說，公司指示普圖馬約的僱員採取慎重措施，抹掉以前所幹暴行的痕跡——譬如毀掉屍體。此外，為倫敦提交給秘魯政府的報告上所列的主犯提供方便，讓他們逃掉。強迫土著人割取橡膠的制度仍和以前一樣。
「我一回到伊基託斯就感覺什麼都沒變，」羅傑說道，「您說呢，堂胡安？」
「我下星期就回利馬，我想不會再回來了。我在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處境是難以維持了，與其被他們辭退，不如我主動辭職，否則他們會以極低的價格買走我的股份。在利馬，我可以幹別的事。儘管我為阿拉納公司工作浪費了人生的十年，但我並不感到遺憾。雖然要從零開始，但我感覺很好。看到普圖馬約發生的那一切之後還在公司裡工作，我感到自己很骯髒，是罪人。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她支援我。」
談了將近一個小時，胡安·蒂松堅持認為不管出於什麼理由，羅傑都不該再回普圖馬約：除了被殺害，什麼也不會得到。或許對方會以極端殘酷的方式殘忍地拿他洩憤，他上次巡視各個站點時已經看到了。
羅傑決定給外事辦再寫一份報告，說明這裡並沒有進行任何改革，也沒有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罪犯加以制裁，更不要期待在將來會做些什麼。這一切固然應歸罪於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公司，但整個國家的公共管理也難辭其咎。在伊基託斯，秘魯政府不過是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代理人。阿拉納權勢之大，足以讓該地的政權、警察和司法機構積極地為他工作，允許他不擔風險地繼續剝削土著人，因為所有官員都從他那裡拿錢，都害怕他進行報復。
像是為了給他一個理由，在那幾天裡，伊基託斯最高法院重新考慮那九個被捕人的要求之後，突然作出了判決。那判決簡直是典型的無恥之作：在巴爾卡塞爾法官開出的名單中的二百三十七人未能全部被捕以前中止一切司法行為；在這一小撮被捕人身上進行調查將是不完整、非法的。這就是法官們唸的宣判詞。如此說來，那九個人就永遠獲釋了，而這個被中止的案件，只有當警察把那二百三十七個嫌疑人全部交付法院時才能重新開審，而這是永遠辦不到的。
不久，在伊基託斯又發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羅傑·凱斯門特承受驚愕的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驗。一天，他從旅館去斯泰爾斯先生家的路上，看到許多人圍著兩處像是國家機構的地方，因為門面上都掛著秘魯的國徽和國旗。出什麼事了？
「城市在搞選舉，」斯泰爾斯先生解釋道，聲音中流露出無精打采、毫不動容的意味，「這種選舉很特別，因為根據秘魯選舉法，只有擁有財產、能讀會寫者才有選舉權。這一規定就把選民人數限制在很少的幾百人之內了。而實際上，這種選舉是在阿拉納公司的辦公室裡內定的，當選者的名單和所得的選票數都是由他們決定的。」
事情就是這樣。當天晚上，在中央廣場舉行了一場小型慶祝會，有樂隊演奏，還分發了燒酒。這一切，羅傑都從遠處看到了。巴勃羅·蘇馬埃塔當選為伊基託斯市的新市長！被英國與哥倫比亞合謀誣衊的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內弟，現在由伊基託斯人民給予補償——這是他在感謝辭裡說的話——從「躲藏之處」走出來，決心為了反對秘魯的敵人，為了亞馬孫的進步而繼續不屈不撓地戰鬥下去。分發烈性飲料之後，還召開了群眾集會，放了焰火，吉他聲、鼓聲不斷，一直鬧到第二天清晨。羅傑則躲在旅館裡，以防被處以私刑。
1911年10月30日，喬治·米歇爾及其妻子終於乘由馬瑙斯開來的輪船到達了伊基託斯，而羅傑正整裝出發。在這位新任領事到來之前，斯泰爾斯先生和凱斯門特本人拼命地多方奔走，為那對夫婦找房子。「英國在這裡遇到了難題，這都要怪您，羅傑爵士，」卸任的領事對他說道，「儘管我出了最高的價錢，但沒有人願意租房子給米歇爾夫婦，大家都怕惹惱阿拉納，都拒絕出租。」羅傑去找羅慕洛·帕雷德斯幫忙，這位《東方日報》社社長幫他解決了難題：由他本人租下一處房子，然後轉租給領事。
那是一所又舊又髒的住宅，為了迎接新主人，必須快速重新裝修，再隨便擺幾件傢俱。米歇爾太太是個很隨意的嬌小女人，總是笑眯眯的，羅傑只在他們到達的那天在港口的輪船舷梯上見過她一面。對新居的狀況，甚至對第一次踏上的這個地方，她並未感到不快，看樣子她難得感到沮喪。還沒開啟行李，她就馬上快活地奮力打掃起來。
羅傑在斯泰爾斯先生的客廳裡跟老朋友兼同事喬治·米歇爾進行了一次長談，把情況詳詳細細地向他作了說明，對他在新的職位上即將面臨的困難毫不隱瞞。米歇爾四十多歲，胖胖的，充滿了活力，從手勢和動作上看，跟他的太太一樣精力充沛。他邊聽邊在本子上記，有時停下來要求再講清楚。之後，他並沒有表現出灰心喪氣的樣子或對於在伊基託斯等著他的前景有所不滿，只是大笑一聲說道：「我都明白了。我已經準備好了去戰鬥。」
在伊基託斯的最後幾個星期裡，羅傑不可抗拒地又被性這個魔鬼纏住了。上次來到伊基託斯時，他還很慎重，而現在，儘管知道許多與橡膠生意有關係的人對他充滿了敵意，會給他設陷阱，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在晚上到河邊的堤岸上去，那裡總會有尋找顧客的女人和男人。就這樣，他認識了阿西維亞德斯·魯伊斯，如果說這是個男人的話。他把此人帶到了亞馬孫旅館，給夜間看門人遞上了小費，後者才讓那人進去。阿西維亞德斯同意為羅傑擺出他要求的與古典雕像同樣的各種姿勢，幾經討價還價，他才開始脫衣。阿西維亞德斯是個喬洛，即白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羅傑在日記中寫道，種族混血的男性有一種人體美，甚至比巴西移民還要美，這種男性具有一種異國情調，既有印第安人的溫順與甜美，也有西班牙後裔那種男性的粗野。他與阿西維亞德斯接吻、撫摸，但並未做愛。不光是那天，第二天他再到亞馬孫旅館來時，也未做愛，那是在早晨，所以羅傑得以給他拍了幾張不同姿勢的裸體照。他離開後，羅傑在日記中寫道：「阿西維亞德斯·魯伊斯，喬洛，舞者的動作，小，但長，勃起時呈彎狀，似彎弓。插進時好像戴手套的手。」在這幾天裡，《東方日報》社社長羅慕洛·帕雷德斯在街上遇襲。他從報社的印刷廠出來時，三個醉醺醺的兇相漢子攻擊了他。事情發生後，他馬上來到亞馬孫旅館看望羅傑，對羅傑說，要不是自己帶著手槍，朝天開了一槍，嚇跑了那三個侵犯者，他早就被揍死了。他還隨身帶著一隻箱子。堂羅慕洛因此事而心情很不平靜，所以沒同意羅傑的建議：到街上去喝點兒什麼。他對秘魯亞馬孫公司的怨恨與惱怒已達到極限。
「我曾經很盡心地跟阿拉納的公司合作，滿足他們的一切意願。」社長抱怨道。二人在床角邊上坐下來，油燈幾乎照不到房間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談話。「那時我還是個法官，辦了那份《東方日報》。我從沒拒絕過他們的請求，雖然那些請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個講究現實的人，領事先生，我明白什麼樣的戰鬥是贏不了的。所以，這個任務，即巴爾卡塞爾法官委託我去普圖馬約的任務，我一直不願接受。從一開始我就知道那會把我捲進一場糾紛。但是他們強迫我去，巴勃羅·蘇馬埃塔也親自要求我去。我去，僅僅是為了執行他的命令。我的報告在交給行政長官前先給蘇馬埃塔看了，他未加評論即退給了我，也許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這才交給了行政長官。結果他們反倒向我開戰，想幹掉我。這次的襲擊實際上是一次警告，逼我離開伊基託斯。我能到哪兒去呢？我有老婆，有五個孩子、兩個女僕，凱斯門特先生。您見過這麼忘恩負義的人嗎？我也勸您儘快離開這裡，您有生命危險，羅傑爵士。到現在為止，您還沒出事，那是因為殺害一個英國人，而且是一個外交官，會引起國際糾紛。不過，您也別大意，他們很可能大醉一場就不管不顧了。聽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我不是英國人，我是愛爾蘭人。」羅傑輕聲地糾正道。
羅慕洛·帕雷德斯把帶來的箱子交給他說道：「這裡是我在普圖馬約蒐集的所有檔案，也是我工作的基礎。幸虧我當時沒交給行政長官阿道夫·加馬拉，否則會遭到跟我的報告同樣的命運：放在行政長官官邸生蟲子。您把它帶走吧，會對您有用的。對不起，又給您加重了負擔。」
四天後，向奧馬裡諾和阿雷道米告別後，羅傑出發了。斯泰爾斯先生把這兩個孩子安排進了納奈的一間木匠鋪，除了為主人幹家務活，也在鋪裡當學徒。在斯泰爾斯和米歇爾為他送行的港口，羅傑得知最近兩個月的橡膠出口量超過了去年的紀錄。這就是情況毫無改變且普圖馬約的烏伊託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無情壓榨的最好證明。
到達馬瑙斯前的五天裡，他幾乎沒走出自己的船艙。情緒低落，病痛難忍，對自己感到噁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狹窄的船艙裡酷熱難忍的時候才到甲板上來。亞馬孫河往下行，河面漸漸寬闊起來，看不見河岸了，此時他心想，再也不到這森林地帶來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剛果河航行時，他也多次這樣想過——紅嘴草鷺和尖叫著的鸚鵡時而從船的上方掠過，小魚跳躍著，翻滾著尾隨船體留下的漣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這雄偉的景象又驅散了他在普圖馬約認識的那些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處給他造成的眩暈的、痛苦的經歷。回想起在倫敦那次秘魯亞馬孫公司高層會議上阿拉納那不動聲色的臉，他又發誓要竭盡全力戰鬥到讓那些精於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種懲罰，因為他們的主要訴求就是使壓榨人的機器不擔風險地運轉，以滿足他們對財富的渴望。現在誰還敢說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對普圖馬約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他導演了一齣戲欺騙全世界，主要是欺騙秘魯政府和英國政府，以期從森林裡繼續割取橡膠，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樣受虐待。
十二月中旬，到達馬瑙斯時，羅傑才感覺好一些。在等待開往帕拉和巴貝多的輪船期間，他一直把自己關在旅館房間裡工作，為報告補充評論和細節。一天午後，他同英國領事在一起，後者告訴他，儘管多次呼籲，但巴西當局並沒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對蒙特、阿圭羅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處都在流傳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在普圖馬約的幾個前站長正在馬代拉—馬莫雷的鐵路工程上工作。
在馬瑙斯逗留的那一週，羅傑過的是一種禁慾的生活，晚上並不出去尋樂，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時候就讀幾個小時的書，那是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推薦給他關於愛爾蘭古代史的書。熱衷於自己國家的事情，就會把普圖馬約的形象與他在伊基託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貪腐政治中的各種陰謀、謊言和暴行從腦子裡趕走。但是集中考慮愛爾蘭的事也不那麼容易，因為每時每刻他都得記住自己還有未完成的任務，必須一到倫敦就了結。
12月17日，輪船起錨開往帕拉，他終於在帕拉看到了外事辦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發自伊基託斯的電報，已得知秘魯政府不顧所作諾言，並未採取任何實際措施糾正在普圖馬約發生的不法行為，而是允許被告們逃走。
聖誕節前夕，他登上丹尼斯號前往巴貝多。輪船很舒適，旅客很少，一路安靜地到達了布里奇敦。外事辦在那裡給他訂了ss特倫斯號開往紐約的船票。英國當局決定對普圖馬約事件中負有責任的英國公司採取有力措施，並希望美國予以配合，共同抗議秘魯政府對國際社會的呼籲採取消極態度。
在巴貝多首都等待輪船期間，羅傑同在馬瑙斯一樣過著純潔的生活，既沒去公共浴室，也沒夜出尋歡，又一次進入了禁慾期。這禁慾期有時會持續好幾個月，其間，佔據他腦海的都是宗教問題。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訪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約》做了幾次長談。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隨身帶著《新約》，不時地讀一讀，與愛爾蘭詩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詩歌輪換著讀——這位詩人的詩作，有幾首他都能背下來。他還去烏爾蘇拉會修道院做彌撒，像以前一樣，他感到了想領受聖餐的願望。他把這感受對史密斯神父說了，史密斯神父微笑著對他說，他並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國聖公會成員。如果羅傑想皈依天主教，他願意幫他走出第一步。羅傑曾想過走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須向史密斯神父這位好朋友懺悔自己的弱點和罪孽，就後悔了。
12月31日，開往紐約的ss特倫斯號出發了。到了紐約，他馬上乘火車去了華盛頓，連去看看摩天大樓的時間都沒有。英國大使詹姆斯·布萊斯通知他，美國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要接見他，這讓他感到很意外。總統及其顧問想從羅傑的口中直接瞭解橡膠種植情況以及在美國和英國各家教會、人道主義組織和報刊上所反對的剝削奴隸的活動是否確有其事，還是像各橡膠企業與秘魯政府所說的那樣只是一種誇大其詞、蠱惑人心的宣傳，因為羅傑親身經歷過在普圖馬約發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國政府信任的人。
羅傑在布萊斯大使的寓所裡被殷勤地招待，到處都聽見人們稱他羅傑爵士。凱斯門特去理髮館理髮、修面，還修了指甲，在華盛頓一家高階服裝店裡換了新行頭。在這幾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現象。兩個星期前，他還是一個住簡陋旅店、受死亡威脅的可憐蟲，而現在的他，一個夢想愛爾蘭獨立的愛爾蘭人卻成為英國王室的特派官員，來說服美國總統與英國一致要求秘魯政府採取措施，了結發生在亞馬孫地區的不光彩事件。這種生活不是有點兒荒唐嗎？一場演出突然變成一場鬧劇。
在華盛頓度過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暈，他每天都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召開工作會議，還與美國國務卿有一次個人長談。第三天，塔夫脫總統在幾名顧問和國務卿的陪同下在白宮接見了他。就普圖馬約事件作闡述前，有那麼一會兒工夫，他產生了一個幻覺：坐在那裡的不是英國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剛剛建國的愛爾蘭共和國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國家的臨時政府派到美國，為大多數愛爾蘭人要求舉行公投、與大不列顛斷絕關係、宣佈獨立而進行辯護；新的愛爾蘭共和國願意與美國保持友好合作的關係，因為兩國都擁護民主政治，美國又有著眾多的愛爾蘭裔移民。
羅傑·凱斯門特完美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接見大概進行了半個小時，之後又接見了三次。塔夫脫總統本人極為專注地聽取了關於普圖馬約土著人境遇的報告，然後仔細地詢問，並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魯政府了結橡膠公司的罪行徵求了他的意見。羅傑建議美國在伊基託斯開設領事館，同英國領事館共同工作，揭發暴行。總統接受了這一建議。美國將於一個星期後派職業外交官斯圖亞特·j.富勒出任駐伊基託斯領事。
不光是語言上的承諾，塔夫脫總統及其同僚聽取講述時表現出來的驚愕與憤怒也讓羅傑確信，美國從現在起將堅定地與英國合作，一同應對亞馬孫地區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回到倫敦，由於勞累，加上老毛病發作，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但他仍決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給外事辦的新報告，說明秘魯當局並未進行所承諾的改革，秘魯亞馬孫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議，讓卡洛斯·a.巴爾卡塞爾法官無法待下去，還把堂羅慕洛·帕雷德斯的報告截留在行政長官官邸，並因他公正地寫出了四個月（3月15日至7月15日）裡在阿拉納公司各站點的親眼所見而差點加害他。接下來，羅傑又把《東方日報》社社長在伊基託斯交給他的各種證詞、談話記錄與檔案精選出一部分翻譯成英文，這些材料大大地豐富了他的報告。
他都是在晚間做這些事，因為白天忙著參加外事辦的各種會議，從外長到眾多委員會都請他去作報告，就英國政府該如何行動而提出的各種想法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一家英國公司在亞馬孫地區幹下了殘暴行徑，成了反奴隸制協會和《真理》週報發起的有力抗議活動的目標。此時，自由派報刊和許多宗教組織及人道主義組織也都起來表示支援。
羅傑主張立即發表《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對英國政府試圖對萊吉亞總統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儘管一些行政部門還是堅持，但愛德華·格雷爵士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內閣也通過了，報告名為《藍皮書》。羅傑花了一個個不眠之夜，不停地吸菸，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為這份報告作最後的修改。
最終的文本終於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體很不舒服，擔心單獨一個人會出事，便躲到了朋友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的家裡。「您簡直變成了一副骷髏。」女歷史學家抓住他的胳膊，帶他走進客廳。羅傑拖著腳步，茫然地覺得自己隨時會失去知覺。他感到腰痠背痛，於是愛麗絲加了幾個枕頭讓他在沙發上躺下。他馬上睡著了，或許是昏了過去。當他再次張開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愛麗絲微笑著坐在他身邊。
「我們還以為您醒不過來了呢。」他聽見其中一人說道。
他睡了二十四個小時。愛麗絲喚來了家庭醫生，醫生的診斷是羅傑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覺。他記不起來是否做了夢。他試圖站立起來，但雙腿發軟，又跌倒在沙發上。「剛果沒害死我，亞馬孫卻要害死我了。」羅傑心想。
羅傑吃了些點心之後，能站起來了。一輛車把他送回了位於愛灘公園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個澡，頭腦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虛弱，便又躺了下來。
外事辦給了他十天的假，強迫他休息，但他拒絕在《藍皮書》出版前離開倫敦。不過最終他還是離開了。妮娜向教書的學校請了假，陪他到康沃爾郡休息了一個星期。他太疲乏了，連看書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蕩時的形象總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於生活平靜、飲食健康，他的體力逐漸恢復，可以在田野里長時間地散步，享受溫暖的氣候。康沃爾溫馨、文明的景色與亞馬孫地區完全不一樣。然而儘管在這裡可以看著農夫們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詳的牛群，聽著馬廄裡那些不受野獸、毒蛇和蚊蟲威脅的馬匹的嘶叫聲，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著人類、受人類教化、經歷了幾個世紀惠及人類農事勞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動盪不安、難以馴服、未被馴化的亞馬孫地帶，已經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論者所稱的靈魂。在那片蠻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與死亡。那是一個不安定的世界，險象迭生，動盪不已。那裡的人感到從現代被拽出來，扔進了遙遠的過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類誕生的曙光時代。他發覺自己竟然在懷念那個時代而不顧其中包藏著恐怖，不覺大吃一驚。
關於普圖馬約的《藍皮書》於當年七月問世。釋出首日就引發震撼，以倫敦為中心，以同心圓的漣漪形式擴充套件到整個歐洲、美國及世界許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倫比亞、巴西和秘魯。《泰晤士報》用數版的篇幅登載此事，還發表了社論，對羅傑·凱斯門特大加讚揚，說他再一次表現出「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無與倫比的才幹，同時呼籲對那家利用奴隸勞動、施用酷刑、靠滅絕土著居民而發家致富的英國公司及其股東立即採取措施。
然而最讓羅傑感動的讚揚卻是他的朋友、反對比利時皇帝利奧波爾多二世運動時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爾在《每日新聞》上發表的文章。他在對《藍皮書》的評論中，談到羅傑時說「他從未見過像羅傑那樣具有強烈吸引力的人」。不習慣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的羅傑對這次新的聲望的浪潮根本不感興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儘量躲避，然而很難避開。《藍皮書》揭露的醜聞促使英國乃至歐洲和美國的幾十家報刊都想來採訪他。他接受學術機構、政治性俱樂部、宗教組織和慈善機構的邀請去做報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題目舉辦了一次特別聖事，赫伯特·亨森牧師做了訓誡演說，嚴厲抨擊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股東們利用奴隸勞動，以殺害、肢解等手段攫取鉅額財富。
英國駐秘魯代辦德斯·格雷斯報告說，《藍皮書》在利馬引發混亂。秘魯政府擔心西方國家對其進行經濟禁運，便宣佈立即實行改革，並向普圖馬約派去軍隊和警察。
但德斯·格雷斯又說，這一宣佈也很有可能毫無成效，因為政府裡有些部門提出，《藍皮書》指出的事實是英帝國的一個陰謀，以利於哥倫比亞染指普圖馬約。
《藍皮書》在公眾輿論中引發的同情和支援亞馬孫地區土著人的氛圍使得在普圖馬約建立一間傳教所的計劃得到多方面的經濟支援。英國聖公會起初有所保留：在一個天主教已經生根的國家裡建立新教傳教所會引起猜疑，秘魯亞馬孫公司會加以詆譭，把新教傳教所誣衊為英國王室殖民企圖的一把尖刀。但羅傑在無數次的會談、約見、通訊、對話中用道理說服了他們。羅傑在愛爾蘭和英國跟耶穌會和方濟各會都開過會，他對這兩個教團一貫有好感。自從到了剛果，他通過閱讀得知，耶穌會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組織土著人，向他們傳授教義，把他們聚集在一起，保持集體勞動的傳統，並練習基督教基本儀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這樣，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擺脫了被剝削、被滅絕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搗毀了耶穌會所有的傳教所，並陰謀策劃讓西班牙和梵蒂岡相信那些耶穌會已經變成了國中之國，對羅馬教皇的權威和西班牙帝國的主權構成了危險。這一次，耶穌會於對在亞馬孫地區建立傳教所一事反應冷淡，相反，方濟各會則熱忱地接受了這個建議。
就這樣，羅傑·凱斯門特瞭解到都柏林貧民區方濟各會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們去工廠和車間勞動，與工人同甘共苦。羅傑同他們談話，看到他們在完成使命時是多麼虔誠，看到他們怎樣地同那些出賣勞動力者同甘苦、共命運。羅傑心想，沒有人比這些宗教人士更適於去應對在喬雷拉與埃爾恩坎託建立傳教所這項挑戰。
羅傑興帶著興奮的心情告訴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愛爾蘭方濟各會的會員將去秘魯的亞馬孫地區。愛麗絲預言：「您敢肯定您還是聖公會的成員嗎，羅傑？也許您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踏上皈依羅馬天主教的不歸路了。」
參加愛麗絲在格羅夫納路的家中那間藏書豐富的圖書室裡舉辦的茶會的常客中有眾多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其中有聖公會教徒、長老會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羅傑從未發現他們之間有過摩擦，也沒有過爭論。經愛麗絲提醒，那幾天裡他常問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還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對選擇民族主義的承諾，因為大多數主張愛爾蘭獨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為了逃避因寫出《藍皮書》而受到的糾纏，他向部裡又請了幾天假，去德國度假。柏林使他產生了一種非凡的印象，在他看來，德國皇帝治下的德國社會是一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範。這次訪問雖然短暫，卻使得一段時間以來縈繞在他腦子裡的模糊的想法具體化了，從此成為他政治活動的最高理想：為了爭取自由，愛爾蘭不能依靠英帝國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國的仁慈。就在這幾天裡，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證實：英國議會可能重新討論給予愛爾蘭自治的法案。儘管羅傑及其朋友都認為這其實只是一種很不徹底的、形式上的讓步，卻在英國遭到從保守黨到自由派、進步人士乃至工會和手工業者同業公會激烈、狹隘愛國主義情緒的反對。而在愛爾蘭，享有行政自治、擁有自己的議會的前景把厄爾斯特統一派動員起來，熱情高漲，又是開大會，又是組織志願軍，又是募捐買武器。幾萬人簽署了盟約的北愛爾蘭宣佈：如果《愛爾蘭自治法案》得以通過，他們將不予尊重，並用武器和生命捍衛愛爾蘭留在帝國之內。在這種情況下，羅傑覺得愛爾蘭獨立派應該尋求德國的支援，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德國明顯是英國的對手，兩國如果發生戰爭，大不列顛在軍事上的失敗就會成為愛爾蘭獲得解放的唯一機遇。一句民族主義的諺語說：「英國的不幸就是愛爾蘭的歡樂。」在那幾天裡，這句話被羅傑重複了好幾遍。
然而，當他把得出的這個政治結論告訴在去愛爾蘭的途中或在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結識的民族主義者朋友時，英國卻正為他所做的一切表達敬佩與親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在此期間，秘魯亞馬孫公司仍在負隅頑抗，但很顯然，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這家企業已處於危險境地。《先導晨報》的記者賀拉斯·索羅古德去倫敦商業區的辦公室採訪公司董事時，其中一位叫阿維爾·拉爾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奧·塞薩爾·阿拉納的親戚，遞給他一隻信封。記者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拉爾科回答說，公司對待朋友一貫慷慨。記者大怒，退還了這筆企圖賄賂他的錢款並在報上揭發。秘魯亞馬孫公司不得不公開道歉，說什麼這是誤解，將把企圖進行賄賂的責任人開除。這件醜聞之後，公司的名聲一落千丈。
胡利奧·塞薩爾·阿拉納企業的股票在倫敦證券市場開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於英國的亞洲殖民地——新加坡、馬來西亞、爪哇、蘇門答臘和錫蘭——新興橡膠與亞馬孫橡膠展開的競爭（英國科學家兼冒險家亨利·亞歷山大·維克漢姆毫無顧忌地把亞馬孫地區的橡膠樹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種起來），但《藍皮書》發表之後，秘魯亞馬孫公司在公眾輿論及金融界的負面形象才是它垮臺的關鍵。英國勞合社切斷了對它的信貸，歐洲和美國的許多銀行也跟從。反奴隸制協會和其他各種組織發起的抵制秘魯亞馬孫公司橡膠的運動奪去了公司的眾多客戶及合夥人。
給予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帝國致命一擊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眾議院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秘魯亞馬孫公司在普圖馬約殘暴事件上的責任。委員會由十五名委員構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議員查理·羅伯茨。足足開了十五個月的會。在第三十六次的會議上，公開問詢了二十七個證人，旁聽席擠滿了記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協會的會員，其中就有反奴隸制協會主席約翰·哈里斯。報紙雜誌詳細報道了歷次會議的情況，登載了眾多文章、漫畫、小道訊息和笑話加以評論。
令人翹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證人就是羅傑·凱斯門特爵士。他於11月13日和12月11日兩次與會作證，把在各個站點的親眼所見準確而簡明地描述了出來：頸手枷、空地上的各種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購站的工頭和負責維持秩序並在「打獵」時負責攻打部落及維護奴役規章的「小夥子」或「理性人」隨身攜帶的皮鞭、溫切斯特步槍，還有土著人遭受的過度剝削和飢餓。接著，他總結說，巴貝多人證詞的真實性是有保障的，因為他們本人都承認自己施行過酷刑並殺人。在委員們的要求下，羅傑還解釋了那普遍實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長不領取薪水，而是根據收到的橡膠數量收取佣金，這就促使他們要求割膠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膠，以獲得更大的好處。
他第二次與會時，上演了一幕戲：在出席者驚奇的目光下，羅傑從兩個辦事員帶來的大袋子裡一件件地掏出從秘魯亞馬孫公司開設在普圖馬約的商店裡搞來的物件，用這些物件向大家證明印第安工人受著怎樣的宰割。公司為了讓這些印第安人永遠負債，以高出倫敦數倍的價格賒給他們物品，如勞動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裝飾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單筒獵槍，在喬雷拉站的價格是四十五先令。為了能支付這個價錢，一個烏伊託託人或波拉人就得幹兩年的活，也就是說，讓他們付出伊基託斯一名清潔工的全年收入。接著他又拿出了粗布襯衣、粗斜紋布長褲、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藥盒、龍舌蘭編的腰帶、陀螺、油燈、粗製草帽、治蟲咬的軟膏，同時高聲報出這些在倫敦都能買到的東西在普圖馬約商店裡的價錢。議員們睜大了眼睛，既憤怒又吃驚。還有更壞的，那就是羅傑爵士把他在埃爾恩坎託站、喬雷拉站和普圖馬約其他收購站所拍攝的數十張照片也在查理·羅伯茨主席和委員會其他成員面前展示出來，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結痂的「阿拉納記」字樣的烙印、草叢中被獸咬鷹啄腐爛了的屍體、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頭頂盛有固體橡膠簍子的瘦弱兒童、因感染寄生蟲而肚皮鼓脹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嬰兒等。這些照片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了那些吃不飽、遭受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狀況，而那些貪心人唯一的目標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膠，為此讓整個種族滅亡也在所不惜。會上，一個感人的場面是秘魯亞馬孫公司的英國董事的質問，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爾的資深議員、既好鬥又精明的愛爾蘭人斯威夫特·麥克尼爾。這位議員毫不含糊地證明，生意場中的傑出人物如亨利·m.裡德、約翰·羅素·久賓斯以及倫敦的明星人物、貴族及金融專家如約翰·李斯特爾·凱和索薩·迪羅男爵等對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公司裡發生的事毫不知情，他們只是開開董事會、籤籤檔案、領取鉅額紅利。當《真理》週報開始發表本哈尼·薩爾達尼亞·羅卡和沃爾特·哈登堡的揭發文章時，他們甚至對調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確有其事都不關心。他們僅僅滿足於阿維爾·拉爾科與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本人的辯解——他們辯解說揭發者企圖以威脅手段從公司得到一筆錢，因未得逞而進行訛詐。沒有一個人願意負責核查一下這家因他們的名字而獲得聲望的企業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沒有一個人願意負責檢查一下檔案、賬目、報告和往來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為肯定會在此類檔案中留下蛛絲馬跡。說來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阿維爾·拉爾科和其他高層直到醜聞爆發仍表現得很自信，說在各種檔案賬目中從未掩蓋過暴行，如不給土著工人發工資，用鉅額金錢購買皮鞭、手槍和步槍等。
戲劇性的一刻突然出現：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在委員會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過期，因為他的妻子埃利奧諾拉在日內瓦患了神經病，原因是已經登上社會頂峰地位的家庭現在卻急轉直下地垮下來，在這樣的家庭裡，她感到極為焦躁不安。阿拉納走進眾議院，穿戴依然講究，面色蒼白得彷彿患了亞馬孫瘧疾。他在眾多助手和顧問的簇擁之下而來，但議會只允許他帶律師。起初他還顯得很鎮靜、瀟灑，但隨著查理·羅伯茨和斯威夫特·麥克尼爾等人的追問圍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講起話來磕磕巴巴。他的翻譯儘量為之掩飾，但無濟於事。委員會主席問他：「普圖馬約的各收購站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溫切斯特步槍？是不是為了‘打獵’？也就是說，為了衝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膠種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為了防範該地區眾多的老虎。」這一回答引起了聽眾的哈哈大笑。他什麼都想否認，但是突然承認說，對，他確實聽說過一位土著婦女被活活燒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說幹過什麼不法行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阿拉納還想詆譭沃爾特·哈登堡，指控這個美國人在馬瑙斯偽造了一張匯票。斯威夫特·麥克尼爾插嘴問他是否敢於傳喚偽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為哈登堡當時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傳他吧。」麥克尼爾說道。哈登堡一齣現在席上就引起了極大震撼，也讓這位橡膠商甚為驚慌失措。在律師的勸說下，阿拉納收回了對哈登堡的指控，說他剛才講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馬瑙斯銀行匯票上改動了一個字母的「某個人」，其結果等於造假。哈登堡證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納的公司為了詆譭他而利用一個有前科、叫做胡里奧·穆列達斯的傢伙所設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詐騙已在帕拉被捕。
從這一刻起，阿拉納垮了下來，回答問題時猶豫不決、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緒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話裡明顯的虛假成分。
委員會正在議會中全力工作的時候，一場災難落在了那位企業家的頭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溫芬·艾迪在一群股東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魯亞馬孫公司的商業活動。法官宣佈阿拉納的公司為了獲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殘暴的手段收取橡膠」，「如果阿拉納先生確不知情，那麼他的責任就更加嚴重，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絕對有義務知曉在他管轄的範圍內所發生的一切」。
議會委員會的最終報告跟一紙墓誌銘差不了多少，結論如下：「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先生同其合夥人一樣，對於在普圖馬約的代理人和僱員所犯下的殘暴行徑完全知情，因此必須負主要責任。」
委員會公佈這個結論之後，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的名聲一落千丈，將里奧哈一名卑微的居民變成當代權貴的企業帝國也隨之加速了破產。此時，羅傑·凱斯門特早已把亞馬孫和普圖馬約拋在腦後了，愛爾蘭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暫的休假之後，外事辦建議他重返巴西，去做駐里約熱內盧的總領事。他原則上同意了，但總是推遲行期。藉口是各式各樣的，有應付部裡的，也有給自己找的。實際上，他在內心已經決定不再作為外交官、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去為英國王室服務。他要找回失去的時間，傾盡智慧與精力，從現在起，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標——愛爾蘭的解放事業——而奮鬥。
因此，他只是無動於衷地從遠處觀察秘魯亞馬孫公司及其擁有者的最終命運。據總經理亨利·萊克斯·吉爾古德本人的供詞，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根本沒有普圖馬約的土地開發證，他開發該地區僅僅憑藉「佔領權」。在委員會的歷次會議上，這一情況也被摸清楚了。於是各家銀行和債權人對阿拉納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壓力，要求支付各種款項，履行懸而未決的承諾（光是虧欠倫敦商業界各機構的債務就高達二十五萬英鎊）。查封其財產、拍賣其產業的威脅如雪片般飛來。阿拉納宣佈，為了挽救自己的聲譽，他將付出最後一分錢。為此，在倫敦，阿拉納賣掉了位於肯辛頓大街的宅邸、比亞里茲的別墅與日內瓦的住宅。但是變賣房產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債權人的怒火，於是債權人請求法院凍結他在英國的存款和銀行賬戶。隨著個人財產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亞洲橡膠的競爭壓力下，亞馬孫橡膠的價格一落千丈。與此同時，歐洲和美國的許多進口商決定：在獨立的國際委員會證實奴隸勞動確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為確已被禁止、各收購站確已為收割橡膠的土著工人發放工資並遵守英國和美國的現行勞動法之前，不再購買秘魯橡膠。
沒等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諸實施，普圖馬約的各主要工頭和收購站站長因害怕被監禁，早就逃之夭夭，結果整個地區陷入了無政府狀態。許多土著人，甚至整個村社都趁此機會逃掉了，橡膠的割取量銳減，很快就完全停產。逃跑者臨走時掠劫了倉庫和辦公室，搶走了值錢的東西，主要是武器與糧食。後來有訊息說，是阿拉納的公司為逃亡的殺人犯提供了大筆錢財，封住他們的嘴，讓他們逃跑。然而當公司得知這些逃犯在未來可能的審訊中將變成指控公司的證人時，不禁大吃一驚。
羅傑·凱斯門特通過與老朋友、英國領事喬治·米歇爾的通訊，注視著伊基託斯的衰落。後者向他講述旅館、飯店及過去出售從巴黎、紐約進口的物品的商店都關門了，過去毫不在乎地開啟的香檳、威士忌、白蘭地、波爾多葡萄酒像變戲法一樣地消失了。酒館、妓院裡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燒酒，有些飲料來源可疑，所謂的春藥往往不僅不能增加性慾，不小心的人喝了還會引起胃部的劇烈疼痛。
和馬瑙斯當年的情況一樣，阿拉納的公司及橡膠產業在伊基託斯的垮臺觸發了普遍危機，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榮起來時一樣。首批離開該城的都是些外國人——商人、開發商、各種商販、酒館老闆、專業人員、技術人員、妓女、無賴和拉皮條的——他們要麼回國，要麼去尋找比這個已陷入毀滅與孤立的城市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地方。
賣淫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稱「法國女郎」；波蘭籍、弗蘭德籍、土耳其籍、義大利籍女人被喬洛女人與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喬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還是少女，她們原本是做女傭的，後來主人去別處發財或因經濟危機無法養活她們，就失掉了工作。英國領事在一封信中對那些如小丑般濃妝豔抹、在伊基託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歲印第安女孩有過令人傷心的描寫。各種報刊停刊，甚至連預告船隻進出時間的小報也不見了，因為原本繁忙的水上運輸已經大大減少，以致停運。伊基託斯十五年前曾與廣闊的世界繁榮地貿易，又因布斯航運公司逐漸減少貨運和客運而與這個廣闊世界斷絕了來往，從而變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航運完全停止，伊基託斯聯絡世界的臍帶被割斷。洛雷託的省城日復一日地衰落了。幾年後，變成了被遺忘在亞馬孫莽原深處的小村子。
一天，在都柏林，羅傑·凱斯門特因關節痛去看醫生。穿過聖斯蒂芬公共綠地的溼潤草坪時，看到一位方濟各會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來是那四位前去普圖馬約建立傳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員。二人在靠近有鴨子和天鵝遨遊的池塘邊的一條長凳上坐下談起來。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經歷非常艱苦。由於有奧古斯丁會神父的幫助，聽命於阿拉納公司的伊基託斯當局的敵視態度並沒嚇倒他們；剛到普圖馬約時，考驗他們犧牲精神的瘧疾病與蚊叮蟲咬也沒嚇倒他們。他們不顧艱難險阻，終於在埃爾恩坎託站周圍蓋起類似烏伊託託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腳。與當地土著人的關係從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懼到後來變得和睦甚至熱情起來。四位方濟各會神父開始學習烏伊託託語和波拉語，建了一間簡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講經臺上方用棕櫚葉遮蓋一下。後來，突然發生了大逃亡，各種人如站長、僱員、手工業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種魔法或瘟疫的驅趕，驚恐萬狀地四處逃散，只剩下這四位方濟各會的神父。他們的生活日益艱難，其中一位叫麥克·凱的還患了腳氣病。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他們決定離開那個彷彿遭天譴的地方。
這四位方濟各會神父的返國行程頗具荷馬史詩般的特點，是耶穌殉難般的路程。橡膠出口銳減，收購站已無一人，混亂無章，因此離開普圖馬約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魯亞馬孫公司所屬的船隻，尤其是自由號，一夜之間停運了，事先也不通知一聲。四位傳教士等於被擱淺在荒無人煙之地，與世隔絕，還帶著一名病情嚴重的病人。最後，麥克·凱神父去世了，同伴們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岡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塊碑，碑文用四種語言寫成：蓋爾語、英語、烏伊託託語和西班牙語。餘下的三位只得聽天由命。有幾個土著人用獨木舟幫助他們沿普圖馬約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長的行程中，獨木舟曾兩次遇險，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隨身帶著的東西也都喪失殆盡。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們帶到馬瑙斯，條件是不給他們艙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傳教士中年紀最大的奧內蒂神父患了肺炎。兩個星期後，終於在馬瑙斯找到了一間方濟各會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們。但是，儘管有同伴們照顧，奧內蒂神父還是去世了。人們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裡。餘下的兩個倖存者在這災難性的曲折歷程之後休養了一陣子，被送回愛爾蘭，現在重新在都柏林的產業工人中進行工作。
羅傑在聖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樹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當收購站消失，當地土著人和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公司的僱員、看守及殺人犯都跑掉之後，普圖馬約那廣大的地區是什麼樣子。他閉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會長滿了矮樹、藤蔓、灌木叢和雜草，遮蓋了所有場地和空地。森林復甦，各種動物又回來築巢。整個地區又聽到各類鳥兒的歌唱及鸚鵡、猴子、蟒蛇、水豚、鶉雞、美洲豹的嘶鳴、尖叫和咕嚕聲。雨水接連不斷，懸崖峭壁塌陷，沒幾年工夫，就把那見證了人類的貪婪與殘暴，製造了無數苦難、肢解與死亡的空地掩蓋得不留痕跡。建築用的木料因雨水的沖蝕而逐漸腐爛，房屋因木料遭白蟻啃噬而倒塌。瓦礫之下，各式各樣的小蟲子挖洞築巢。在不遠的將來，人類活動的痕跡在這片森林地帶將被完全抹去。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和作家》《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酒吧長談》《公羊的節日》《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