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牢房的門開啟的時候，一縷光線加上一陣風，也帶進了被擋在石牆外的噪聲。羅傑驚醒了，他眨眨眼，思緒茫然，極力鎮靜下來。他看到典獄長正站在門口。典獄長有一張皮膚鬆弛的臉龐，留著黃色的小鬍子，一對小眼睛看上去總想中傷他人。他正帶著毫不掩飾的厭惡神情看著羅傑。假如英國政府同意從寬發落羅傑的請求，那麼最不高興的就是這個人了。
「有人探監。」典獄長盯著他，嘟嘟囔囔地說。
羅傑站了起來，搓搓雙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頓維爾監獄裡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時間。在布里克斯頓監獄和倫敦塔樓裡還能聽到半點和整點的鐘聲，而在這裡，厚厚的石牆擋住了喀裡多尼亞路上幾座教堂的鐘聲，連艾斯林唐市場的嘈雜聲都進不來。在門口站崗的看守也嚴格執行不準與他講話的命令。典獄長給他戴上手銬，讓他走在前面。律師會不會帶來好訊息？內閣開會了沒有？作出了什麼樣的決定？也許典獄長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為他獲減刑了？他沿著長長的走廊走著，走廊是紅磚砌成的，但已髒得發黑。每間牢房都裝著鐵門。辨不清顏色的高牆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鑲著裝鐵條的窗子，只從鐵條縫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塊灰色的天空。怎麼這麼冷啊？七月是最熱的時候，怎麼冷得起雞皮疙瘩了？沒道理。
走進狹小的探視室後，他感到不安。在室內等著他的不是他的律師組組長喬治·加萬·達夫，而是其助手，一個金髮年輕人，臉色很不好，高顴骨，穿著打扮很時髦。他在審訊的那四個月裡見過這個人，那時他正在為辯護律師們傳遞檔案。為什麼加萬·達夫組長不親自來而派一個見習生來？
年輕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厭惡。這個白痴怎麼了？當我是害蟲？羅傑想道。
「有什麼訊息嗎？」
年輕人搖搖頭，先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還是關於請求赦免的事，」年輕人做了個怪相，臉色更加難看了，乾巴巴地低聲說道，「還是得等到部長會議召開。」
在狹小的探視室裡，典獄長和另一個看守的在場並未使羅傑感到不快。那兩個人一聲不吭、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但他知道他們正一字不漏、專注地聽他們的談話。一想到這裡，他就感到胸口發悶，喘不過氣來。
「不過，由於最近發生的事件，」金髮年輕人眨了眨眼，誇張地張合著嘴說道，「現在這事兒更加難辦了。」
「在本頓維爾監獄，什麼訊息都進不來。最近出了什麼事兒？」
是不是德國海軍司令部終於決定從愛爾蘭海岸進攻大不列顛了？德國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時此刻，德國皇帝是不是用大炮為聖周起義中被英國人槍殺的愛爾蘭人報仇來了？如果戰爭已經轉向，那麼他們的各種計劃不管怎麼樣都能實現了。
「現在事情難辦了，也許根本不可能辦成了。」見習生又說了一遍。此人面色蒼白，極力剋制住自己的憤慨。羅傑從他那蒼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個傻瓜，也感到背後的典獄長正在微笑。
「您在說什麼呀？加萬·達夫律師對從寬發落的請求是持樂觀態度的，難道出了什麼事讓他改變了看法？」
「您的那些日記，」年輕人帶著憎惡的神情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聲音壓得極低，羅傑聽起來很吃力，「是倫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發現的。」
年輕人停了很長一段時間，等著羅傑說些什麼。但羅傑一言未發。於是，他發洩出自己的憤懣，嘴都氣歪了：
「作為一個信上帝的人，您，怎麼這麼荒唐？」話說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惱怒，「作為一個信上帝的人，您，怎麼能把這種事寫下來？既然寫了，為什麼不在圖謀反對大不列顛帝國之前採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記毀掉？」
「這麼個白痴竟稱我是信上帝的人，這對我真是一種侮辱。」羅傑想，真沒教養，我起碼比這個矯揉造作的小夥子年長一倍吧？
「到處都在流傳這些日記的片段，」見習生雖然一直保持厭惡的神情，此時卻也鎮靜了下來，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說道，「在海軍司令部，部長的發言人，海軍上尉雷金納德·霍爾，親自把日記的複製件發給了幾十位記者，全倫敦都知道了。在議會，在上議院，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俱樂部，在報社的編輯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議論這件事。」
羅傑一動未動，也沒有說什麼。自從1916年那個凍得令人發僵、陰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愛爾蘭南部麥肯納要塞廢墟中被捕以來多次感到的那種奇怪的感覺又一次攫住了他：人們議論的不是他，幹那種事的是別人。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關我的事，也不關加萬·達夫先生的事，更與別人無關，」年輕的見習生極力壓低惱怒的聲調，「嚴格說來，我們只管自己專業內的事。加萬·達夫先生想讓您知曉現下的狀況，好有個準備。關於從寬發落的請求，可能受此事連累而遇到困難。今天早晨，有些報紙已經登出了抗議，說您不誠實；還有關於您的日記內容的一些負面言論，支援從寬發落請求的輿論很可能受到影響。當然，這純粹是一種揣測，加萬·達夫先生會關注的。您有什麼口信要我傳達嗎？」
囚犯微微搖搖頭，幾乎看不出，拒絕了。他立即轉過身，面對探視室的門。典獄長用胖乎乎的臉向看守作了指示，看守開啟沉重的門鎖，門開了。羅傑回牢房的路顯得特別長，長長的走廊兩邊是紅磚砌成的發黑的厚牆，他走在其中的時候有一種感覺：他隨時隨地可能跌倒在那潮溼的石地上，再也爬不起來。走到牢房鐵門前的時候，他想起來：被押到本頓維爾監獄的當天，典獄長就對他說，凡是關在這間牢房裡的囚犯最終都會被送上絞刑架，無一例外。
「我今天能洗個澡嗎？」走進牢房前，他問道。
胖墩墩的典獄長搖搖頭，以厭憎的眼光看著他，拒絕了。這種厭憎的眼光，羅傑在那見習生的目光中已看到過。
「行刑的當天才能洗澡，」典獄長像是品嚐著每一個字般地說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後一個願望。別人不一樣，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頓好飯。對埃利斯先生來說，吃飯不是件好事，因為當犯人感覺到絞索的時候，就拉出屎來，把刑場弄得髒兮兮的。告訴你吧，埃利斯先生是劊子手。」
一聽到牢房門關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閉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膚髮青，起雞皮疙瘩。在本頓維爾監獄裡，除了死刑犯，犯人每個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這裡的條件還是過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里克斯頓牢房的那股髒勁，就不寒而慄：到處都是蝨子，床墊上爬滿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雙臂佈滿了抓痕。他試圖回想這些，但那打扮得像個花花公子般的金髮見習生那厭憎的神情和可惡的聲調總是一次又一次地浮上腦海。加萬·達夫律師不親自來告訴他壞訊息，卻派了這麼個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東西來。
2
羅傑，1864年12月1日生於都柏林郊外沙灣區勞孫臺地的杜瓦萊村。當然，他什麼都記不起來了。雖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愛爾蘭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認可父親羅傑·凱斯門特上尉對他的教導：他真正的搖籃是位於厄爾斯特中心的安特萊姆郡，而厄爾斯特附屬親英並信奉新教的愛爾蘭。父親曾在龍騎兵第三團駐印度期間出色地服役八年之久，凱斯門特家族從十八世紀就在厄爾斯特定居下來。
羅傑同姐姐艾格尼絲（即妮娜）和兩個哥哥——查爾斯和湯姆一樣，是作為愛爾蘭聖公會教徒而受教育併成長起來的。但是，他自從懂事以來就直覺，在宗教方面，全家人並不像在其他方面那麼和諧。作為一個只有幾歲的孩子，他不難看出母親同居住在蘇格蘭的姐妹及表兄在一起的時候，她的行為彷彿在隱瞞著什麼。進入少年時期，他似乎發現了什麼。安妮·傑弗遜為了跟羅傑的父親結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揹著丈夫，她仍然是天主教徒（凱斯門特上尉或許會說她是一個追隨教皇、恪守教規的天主教徒）。她去懺悔，做彌撒，領聖餐。在極端保密的狀態下，小羅傑滿四歲的時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隨母親去位於威爾士北方的里爾他們的姨媽和舅舅家度假途中發生的事。
在都柏林的那幾年也好，在倫敦的澤西島度過的那段時間也好，雖然羅傑為了不惹父親生氣，也在週日的宗教儀式上做祈禱、唱聖詩，恭恭敬敬地參加宗教儀式，但實際上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母親給他上鋼琴課，因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極好。常常在家庭聚會中唱幾支愛爾蘭小調，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在那段時間裡，他真正感興趣的是聽故事。父親情緒好的時候，就為他和兄姐講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與阿富汗和錫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異國情調的人名和風景，那些在富有寶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軍，那些猛獸、害蟲、古老的民族、奇異的風俗、野蠻人信奉的神祇，都衝擊著他的想象力。有時他的兄姐對這些故事感到厭倦，小羅傑卻能幾小時、幾天地傾聽父親在英帝國邊界外遙遠的地方所見、所聞的冒險故事。
學會閱讀以後，他喜歡沉浸在那些在海洋中乘風破浪的偉大航海家、海盜、葡萄牙人、英國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實故事中。在這些故事面前，那些講述海水在一定時間裡會沸騰起來、分開兩半、形成深淵、在深淵裡出現各種怪物張開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話故事瞬間失去了魅力。儘管如此，在所有聽到和讀到的東西中，羅傑最喜歡聽的還是父親親口講述的冒險故事。羅傑上尉的聲音令人感到親切，他以豐富的詞彙、生動的語調描述著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佈滿岩石的開伯爾山口。就在那裡，他的龍騎兵隊有一次中了一群纏著頭巾的狂熱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國士兵開槍與之對抗，接著拿起刺刀，最後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敗他們，逼退他們。然而讓小羅傑著迷並激發其想象力的並不是那些戰鬥故事，而是那些旅行：開闢從無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堅忍不拔戰勝大自然障礙的英勇事蹟，等等。父親是個很風趣的人，但也很嚴肅。孩子們，包括妮娜在內的女孩，如果表現不好，他毫不手軟，鞭打他們。他在軍隊裡就是這樣懲處士兵的。
儘管羅傑很欽佩自己的父親，但他真正喜愛的還是母親。那是一個苗條的女人，走路輕如飄雲，眼睛明亮，秀髮光滑，手如柔荑。每當這雙手插進他的捲髮或為他洗澡、撫摸他的身體的時候，他就充滿了幸福感。在五歲或六歲的時候，他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親不在跟前的情況下跑著投進母親的懷裡。父親忠於家族清教徒式的傳統，不贊成孩子們在寵愛中成長，因為這樣會在為生活而鬥爭時變得軟弱無能。在父親面前，羅傑總是離蒼白柔弱的安妮·傑弗遜遠遠的；但是父親去俱樂部跟朋友聚會或散步的時候，他就立刻跑向母親，母親抱著他又是親又是摸。有時連查爾斯、妮娜和湯姆都抗議：「你愛羅傑勝過愛我們。」母親保證說，不會的，她同樣疼愛大家，只是羅傑最小，比兄姐更需要照顧和親熱。
1873年，羅傑九歲時，母親去世了。他早就學會了游泳，跟同齡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賽時總能贏過他們。妮娜、查爾斯和湯姆為母親守靈、出殯時哭得如淚人，而羅傑不一樣，一聲未哭。在那些悲傷的日子裡，羅傑家變成了殯儀館、教堂，擠滿了穿著喪服的人。他們擁抱凱斯門特上尉和四個愁眉苦臉的小孩，壓低聲音向他們致哀。小羅傑好幾天都彷彿啞了，說不出話來，只用點頭、搖頭或手勢回答人們的問題。他變得嚴肅起來，低著頭，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間裡難以入眠。從此，在他的餘生，安妮·傑弗遜的形象不時地出現在他的眼前：微笑著，張開雙臂，彷彿在召喚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懷抱，那尖尖的手指撫摸他的頭、背和雙頰，使他有一種被保護的幸福感，彷彿可以抵禦世上的一切邪惡。
兄姐很快從悲傷中平靜了下來。羅傑也平靜了下來，但只是在表面上，雖然開始說話，但他從來不觸及這個話題。某個家人向他提起母親，他就一言不發，把自己封閉起來，直到那人換了話題。在不眠之夜，他彷彿在黑暗中看到安妮·傑弗遜那不幸的面龐悽苦地望著他。
沒有從悲痛中恢復過來、迴歸正常生活的人，是羅傑·凱斯門特上尉。父親是個很內向的人，羅傑和兄姐從來沒看到過他向母親表示充分的關懷。在妻子去世給他帶來的災難面前，四個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講究穿戴的父親此時對此卻很隨意，鬍鬚也不刮，總是皺著眉頭，眼光中總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彷彿他的喪偶都要怪自己的兒女。安妮去世不久，他決定離開都柏林，便把四個子女送到厄爾斯特的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從此，叔祖父約翰·凱斯門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負起教育這四個孩子的責任，而他們的父親不願再管他們了，去離此四十公里的貝利梅納的阿代·阿爾姆斯旅館住了下來。據有人無意間對叔祖父約翰說，凱斯門特上尉在那裡痛苦孤獨得快要瘋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靈論的玩意，企圖通過靈媒、紙牌和玻璃球與死者溝通。
從此，羅傑很少見到自己的父親，也再聽不到他講那些關於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了。羅傑·凱斯門特上尉於1876年，即妻子去世三年之後，死於結核病。那時小羅傑剛滿十二歲，在貝利梅納主教管區的學校裡學了三年，是個心不在焉的學生，成績一般，拉丁文、法文和古代史的成績倒是很突出。他也寫些詩歌，好像一直在沉思。他大量閱讀關於非洲和遠東的遊記，也參加體育活動，特別喜歡游泳。週末，他也應同學的邀請去揚家的加爾戈姆城堡游泳，但是羅傑跟羅莎·莫德·揚在一起的時間要比跟那位同學多。羅莎既美麗，又有教養，也寫作。她走遍了安特萊姆的漁村、農舍，蒐集蓋爾語詩歌、神話和歌曲。從她的嘴裡，他第一次聽到了愛爾蘭神話史詩般的戰鬥故事。用黑色石塊砌成，由塔樓、紋章、煙囪和大教堂正門組成的城堡是一位叫亞歷山大·科爾維爾的神學家於十二世紀建築的。走廊中，此人的畫像面目已經看不清。據貝利梅納人講，此人曾跟魔鬼簽過約，其幽靈一直在當地遊蕩。在有月光的夜晚，羅傑壯著膽子，顫抖著在走廊和空房間裡尋找那幽靈，但一無所獲。
許多年後，羅傑才學會適應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的生活。那是凱斯門特家族的祖居，以前稱丘吉菲爾德，也曾作為卡爾費赫特林地方上聖公會教區神父的住宅。雖說在九歲到十五歲這六年間，他跟叔祖父約翰和叔祖母夏洛特及其他父系親戚住在一起，但在這個大宅院中，他總感到自己有點兒像外國人。大宅院是用灰色石塊建成的，三層樓，天花板很高。牆上佈滿了爬山虎。屋頂是哥特式的，窗簾後面好像總躲藏著一些幽靈。每個房間都很大，走廊長長的，樓梯的木質扶手有些磨損，梯階咯吱作響，更增加了孤獨感。相反，在室外，在抵禦著疑似颶風的那些粗壯的榆樹、無花果樹和桃樹之間，佇立在放牧著牛羊的平滑山坡上，他卻感到愉快。站在這些山坡上，可以瞭望到巴利堡小鎮、大海和拍擊著拉斯林島礁的海浪。在晴朗的天氣，還可以模糊地看到蘇格蘭島的影子。他常常去鄰近的丘申登村和丘申達爾村，這兩個村落彷彿是上演愛爾蘭古老神話的舞臺。他也去北愛爾蘭那九個峽谷，那些狹窄的谷坡周圍都是些頂上盤旋著老鷹的丘陵和小山坡。這一切景象使他感到興奮、有力。他最喜歡的消遣就是到那些居住著同當地景色一樣古老的農夫的崎嶇地帶去旅行，這些年邁的農夫講著古老的愛爾蘭語，他的叔祖父約翰和朋友們有時拿這種語言開些殘酷的玩笑。查爾斯和湯姆不願與他共享戶外生活的熱情，對穿越荒野的旅行和去安特萊姆爬山越嶺不覺得快樂。妮娜卻對此大感興趣，所以，儘管她比羅傑大八歲，卻受到羅傑的喜愛。二人相處甚篤。羅傑和她一起到莫羅灣去遊了幾次泳，海灣佈滿了黑色的岩石。格蘭塞斯山腳下的小海灣也礫礫不平。對這小海灣的回憶伴隨了他的一生，在給家人的信中，他總是提到這個小海灣，說它是「天堂的一個角落」。
不過，比起野外散步，羅傑更喜歡的是暑期可以到利物浦格雷斯姨媽家去度假。在姨媽家，他感受到了被喜愛和歡迎，當然，是受到姨媽的喜愛和歡迎，不過她的丈夫愛德華·巴尼斯特姨父也很喜歡和歡迎他。姨夫曾到過許多地方，也去過非洲做生意。他在往來於大不列顛和西非之間搞貨運和客運的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線的商船上工作。格雷斯姨媽和愛德華姨夫生的幾個孩子，也就是羅傑的姨表兄弟姐妹，成了羅傑最要好的玩伴，比他自己的兄姐還要好，尤其是姨妹格特魯德·巴尼斯特。羅傑從小就跟格親，任何不快都未能妨礙這種親近。二人如此要好，有一次，妮娜跟他倆開玩笑地說：「你倆早晚要結婚的。」格笑了起來，羅傑卻羞得滿面通紅，低著頭，嘟囔著說道：「不，不，你怎麼淨說傻話？」
在利物浦的姨媽家，他有時戰勝了羞怯感，向姨夫問起關於非洲的問題。僅僅是提起這個大陸，他的腦海裡就充滿了森林、野獸、冒險和無畏的人。在愛德華姨夫的講述中，他第一次聽到了大衛·利文斯頓的名字，那是蘇格蘭的一位醫生兼基督教傳道士。幾年來，這位醫生一直在非洲大陸探險，跑遍了像贊比西和希雷這樣的河流，為山脈和不為人知的地方命名，給野蠻人部落送去基督教。他是第一個橫穿非洲大陸的歐洲人、第一個走遍卡拉哈里沙漠的歐洲人，成為大不列顛帝國最受歡迎的英雄人物。羅傑做夢都想著他。他閱讀著描寫其英雄業績的小冊子，渴望加入他的探險隊，與他一起對付各種危險，幫助他把基督教帶給那些尚未走出石器時代的異教徒。利文斯頓醫生為了尋找尼羅河的源頭而葬身於非洲林莽中的那一年，羅傑才兩歲。1872年，另外一位傳奇式冒險家、征服者，曾在紐約一家報社供職的威爾士籍報人亨利·莫頓·斯坦利從林莽裡出來，向世界宣佈他發現利文斯頓醫生還活著時，羅傑還不滿十八歲。就這樣，這個孩子驚詫地、不無羨慕地生活在小說般的故事中。一年之後，他得知那位從不願離開非洲大地回到英國的利文斯頓醫生去世了，彷彿覺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親愛的家人。長大後，他願意成為一個像利文斯頓和斯坦利那樣的探險家，為西方推進邊界線，那才是一種不平凡的生活。
羅傑十五歲那年，叔祖父約翰·凱斯門特勸他放棄學業去找工作，因為叔祖父和他的幾個兄弟的收入都不夠維持生活。羅傑很樂意地接受了勸告。大家同意並決定讓羅傑去利物浦，那裡的各種機會要比北愛爾蘭多。果然，到了利物浦的巴尼斯特家不久，愛德華姨夫就在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公司給他爭取到了一份工作。於是剛滿十五歲不久，羅傑就在船上當了一名學徒，但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個子高高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人很瘦，生著一頭拳曲的黑髮，皮膚白皙，牙齒整齊；他話語不多，為人謹慎，穿戴整潔；待人和氣，助人為樂，一口英語帶有愛爾蘭口音——姨表兄妹常拿這口音開玩笑。
羅傑是個嚴肅、有毅力、寡言少語的孩子，學歷不高，但很努力，在公司裡工作認真，善於學習，所以被安排在管理層的會計部工作。一開始，他的任務是一個辦公室一個辦公室地送檔案，也到港口去辦理諸如船隻、海關、貨倉方面的手續，幾位上司都很看重他。在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線工作的這四年間，由於他不善交際，生活儉樸，不喜縱歡作樂，幾乎從不喝酒，到了港口也從不進酒吧和妓院，因而一個勁兒地吸菸。他對非洲有著強烈的感情，而且極力想在公司立功受獎，所以讀起書來極為認真。他在辦公室裡傳閱的有關英帝國和西非之間海上貿易的小冊子和出版物上寫滿了批註，然後很有信心地說出從這些文章中汲取到的想法：向非洲出售歐洲產品，然後進口非洲大陸出產的原料，這不僅僅是商業行為，更是為停留在史前階段、仍處在食人狀態下買賣奴隸的各民族帶去進步的事業；貿易可以帶去宗教、倫理、法律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現代的歐洲價值觀，這種進步最終可以把那些部落中的不幸者變為我們同時代的男男女女；在這一事業中，英帝國走在了歐洲的前面；作為這個帝國的一分子，應該為在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線上所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驕傲；等等。辦公室裡的人交換著嘲諷的目光，彷彿在打聽這個年輕的羅傑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滑頭、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些蠢話，要麼就是說出來想在上司面前邀功。
在利物浦工作的這四年裡，羅傑一直住在姨父母愛德華和格雷斯的家中，把一部分工資交給他們，而姨父母對他也像對親生孩子一樣。他同幾個姨表兄妹相處甚篤，跟格特魯德最為要好，二人逢週日和假期，如果天氣好，就一同去划船、釣魚；如下雨，二人就在壁爐前高聲朗讀些什麼。這種關係完全是兄妹之情，沒有一點兒歪心思，也沒有一點兒調情的意思。第一個讀他偷偷寫的詩的人，就是格特魯德。
羅傑熟悉了公司的業務，儘管沒有踏上非洲的港口，但談起貿易活動、各種手續以及當地人的風俗習慣，彷彿在港口的各個辦公室裡度過了一輩子。
後來他乘包尼號去了非洲三次。這一經歷使他熱情高漲，於是在去了第三次之後辭掉了工作，並向姨父母、姨表兄妹和親兄姐宣佈：他已決定到非洲去。他激昂地宣佈這一決定，姨夫對他說：「你這樣做，就好像中世紀十字軍東征去解放耶路撒冷。」家人們都到港口為他送行，格特魯德淚如雨下。此時，羅傑剛滿二十歲。
3
典獄長開啟牢房的門，輕蔑地瞟了他一眼。此時，他正羞愧地回憶著自己曾主張實施死刑，幾年前還把這一主張發表在寫給外交部的藍皮書《關於普圖馬約的報告》中。在報告中，他疾呼要對普圖馬約河上的橡膠國王，秘魯人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施以應有的懲處：「如果我們能夠爭取到因其暴行而對其處以絞刑，就意味著對印第安土著人那無窮無盡的折磨和地獄般的迫害可以結束了。」可現在他寫不出這種話了。以前，他曾記起，每當走進一戶人家，並發現其中有一隻鳥籠，他常常會感到不舒服。關在籠裡的金絲雀、朱頂雀或鸚鵡對他來說，好像無聊的殘忍行為的犧牲品。
「有人探監。」典獄長嘟嘟囔囔地說道，看他的神色和口氣都充滿了鄙視。羅傑站了起來，用手彈了彈囚服。典獄長以譏諷的語氣又開了口：「您今天又上報紙了，凱斯門特先生，但不是因為您背叛祖國……」
「我的祖國是愛爾蘭。」羅傑打斷典獄長說道。
「而是因為您那令人噁心的醜事，」典獄長咋咋舌頭，好像要吐口水，「背叛加醜聞，真噁心！要是能看到您在絞刑架上跳舞，那才令人高興呢，我的前爵士羅傑。」
「內閣拒絕了從寬發落的請求？」
「還沒有，」典獄長停了一會兒答道，「不過遲早會拒絕，國王陛下當然會拒絕。」
「那是你們的國王，不是我的國王。我不會向他請求從寬。」
「愛爾蘭是英國的，」典獄長低聲說道，「都柏林那次聖周起義的陰謀被鎮壓以後，比起以前，現在更是屬於英國的。竟然在處於戰爭中的國家背後捅上一刀！對那些起義的頭頭，要是我，才不會槍斃他們呢，而是絞死他們。」
到了探視室，典獄長才住了口。
來人不是前來看過他的本頓維爾監獄的天主教祭司卡雷神父，而是格——格特魯德姨妹。姨妹緊緊地擁抱了他，羅傑感到懷裡的姨妹在顫抖。他想，這是一隻凍僵了的小鳥。自從他被監禁、審判以來，格老多了。他記起了利物浦那個淘氣活潑的女孩，也記起了倫敦那個熱愛生活、魅力襲人的女人。她的一條腿有毛病，所以朋友們都親熱地叫她小瘸子。而現在，一反前幾年那健康、精力充沛、自信心十足的樣子，她變成了彎腰、多病的小老太婆。明亮的眼神熄滅了，臉上、脖上和手上出現了皺紋，穿著一件破舊的黑色衣服。
「我大概能讓全世界的垃圾都染上瘟疫，」羅傑指著自己身上滿是毛絨的藍色囚衣，開玩笑地說道，「他們剝奪了我洗澡的權利，只有在行刑的時候，才把這權利還給我。」
「不會的，部長會議會通過從寬請求的，」格特魯德點點頭，以加重這話的分量，「威爾遜總統會在英國政府面前為你說話，羅傑，他答應發電報來。你會被從寬發落，不會被處死。相信我吧。」
她說話的樣子很緊張，語氣斷斷續續。羅傑為她感到痛心，還有所有的朋友，他們同格一樣，這幾天都在焦躁不安，沒有把握。羅傑本想問問典獄長提到的報上對他的攻擊，但沒說出口。美國總統難道會為他說情？是不是約翰·德沃伊和蓋爾集團提出來的？如果是這樣，他們的交涉也許會有效果，內閣為他減刑的可能性還是有的。
牢房裡沒有地方可坐，羅傑和格特魯德只得背對典獄長和看守站著，站得很近。四個人把小小的探視室變成了一個恐怖、幽閉的地方。
「加萬·達夫律師跟我說，他們把你從安妮女王學院趕出來了，」羅傑抱歉地說道，「我知道這都怪我，請千萬原諒我，親愛的格，給你造成這麼大的傷害，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不是把我趕出來，他們只是要求我接受終止合同，並給我一筆四十英鎊的補償費。我不在乎這些，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在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為了救你而處理的交涉中幫她一把了。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羅傑抓起姨妹的手，溫柔地緊緊握著。多年來，格一直在卡維爾桑的安妮女王學院附屬學院任教，做到了副院長。她很喜歡自己的工作，工作中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都寫信告訴羅傑。現在卻因他這個臭名昭著的親戚而失了業。她現在靠什麼生活？也許有人幫她？
「報上登的針對你的那些無恥謊言，沒有人會相信，」格特魯德生怕旁邊那二人聽到，把聲音壓得很低，「許多重要人物為你說話，還簽署了宣言。凡是正派的人都很憤怒，政府竟然會採取這種誣衊的手段來抵消宣言的威力，羅傑。」
她停了下來，好像在抽泣。羅傑又抱了抱她：
「我多麼愛你啊，格，我親愛的格，」他在她耳邊低聲說道，「我現在比以前更愛你了。不管情況如何，我要永遠感謝你，感謝你對我的這顆赤誠的心。因此，你的意見雖然只是很少的意見中的一個，但對我很重要。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愛爾蘭，你知道嗎？難道不是嗎？我是為了一個高尚而高貴的事業，即愛爾蘭的事業，不是這樣嗎，格？」
她低聲抽泣起來，把面孔緊貼在羅傑的胸前。
「你們只有十分鐘，已經過了五分鐘，」典獄長不回頭看他們，說道，「只剩下五分鐘了。」
「現在我有時間進行思考了，」羅傑在姨妹耳邊說道，「我很懷念利物浦的那些歲月，那時我們多麼年輕啊，連生活都向我們微笑，格。」
「所有人都認為我們是一對戀人，遲早會結婚，」格低聲說道，「我也很懷念那些歲月，羅傑。」
「我們比戀人還親，格，我們是兄妹、同謀、錢幣的兩面，緊緊相連。你對我意味著很多東西。我九歲喪母，從來沒有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感覺比跟我的親兄姐還要好。你信賴我，帶給我生活的安全感和歡樂。後來，在非洲的那幾年裡，你的來信是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唯一的橋樑。你知道我接到你的信時感到多麼幸福啊，我讀啊，不斷地讀，親愛的格。」
他停了下來，不願讓姨妹發現他快要哭出來了。由於清教徒式的教育，從年輕時起，他就討厭在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是最近幾個月來，他覺得自己的感情柔軟了起來。以前，別人的這種軟弱會惹得他不高興。格沒有說話，一直擁抱著他，羅傑覺出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呼吸急促起來。
「你是我唯一展示過自己詩歌的人，還記得嗎？」
「我記得，詩寫得很糟，」格特魯德說道，「但是，我愛屋及烏，也就誇獎起你來了。我甚至還能背出幾首呢。」
「其實我發現你並不喜歡它們。格，幸虧沒有發表。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差點兒要發表呢。」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起來。
「我們正在竭盡全力地幫助你，羅傑，」格又嚴肅了起來，聲音也顯得蒼老了，剛才還是堅定的、帶有笑意的，現在顯得猶豫、嘶啞起來，「愛你的人有很多，當然，首先是愛麗絲，她上下奔走，寫信，拜訪政治人物、當局人物、外交家；她解釋，她請求，只要有門路，她都上門相求。為了能來看望你，她也在交涉，但是很困難，只有家人才能得到允許。但愛麗絲是名人，很有影響力，她會得到允許來看望你的，真的。你知道嗎？都柏林起義時，倫敦警察局曾上上下下搜查了她的家，拿走許多檔案。她愛你，她多麼敬佩你啊！羅傑。」
「這我都知道。」羅傑想道，他也熱愛並敬仰愛麗絲·斯托弗德。她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愛爾蘭人，同凱斯門特家族成員一樣，出身信奉聖公會的家庭。她的家在倫敦是最熱鬧的知識沙龍之一，是所有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主張自治者舉行茶話會的中心。對羅傑來講，她不僅僅是朋友和政治上的顧問，他還受到她的教導，發現並熱愛愛爾蘭的過去、愛爾蘭的悠久歷史以及在被強大的鄰國吞併之前的燦爛文化。她推薦書給他看，以熱情的談話啟發他、鼓勵他繼續學習愛爾蘭語課程，只可惜他並未掌握這門語言。「我到死也不會講愛爾蘭語了。」他想。後來，當他成為一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時，愛麗絲是倫敦城中第一個叫他外號的人，那外號是赫伯特·沃德給羅傑取的，羅傑本人也覺得那個外號有意思：「凱爾特人」。
「十分鐘，」典獄長像判刑似的說，「時間到了。」
他感到表妹在抱著他，想把嘴唇湊到他的耳邊，但沒能這樣做，因為他比表妹要高很多。她只得把聲音放低，低得幾乎聽不見：
「報紙上說的那些可怕的事完全是汙衊、下流的謊言，對不對，羅傑？」
這問題猝不及防，他停了許久才回答：
「我還不知道報紙是怎麼說我的，親愛的格，報紙是送不到這裡的，但是，」羅傑小心地斟酌著字眼，「很可能是謊言。我希望你記住一件事，格，那就是你要相信我。當然，我犯過許多錯誤，但不會覺得羞愧。你，還有我的朋友，沒有人會為我羞愧。你相信我，是吧，格？」
「我當然相信你。」姨妹雙手捂嘴抽泣道。
回到牢房的時候，羅傑感到眼睛裡充滿了淚水，他竭力不讓典獄長髮現。他很少有想哭的感覺，據他自己的回憶，自從被捕以來，這幾個月他根本沒哭過。在受審的時候，在審判法庭上聽到被判絞刑的時候，他都沒有哭，可為什麼現在倒想哭了呢？是因為格特魯德，是因為格，看到她如此痛苦，並對他心存懷疑，至少說明她很珍惜他的人品和生活。啊，他並不像自己所感覺的那麼孤獨啊。
4
1903年6月5日，英國領事羅傑·凱斯門特沿剛果河而上。改變他一生的那次旅行，本應該在一年前開始。他在奈及利亞的卡拉巴爾、馬普托的洛倫索·馬奎斯和安哥拉的聖保羅·德羅安達工作之後，1900年，便正式作為大不列顛領事在一個畸形的村子博馬居住了下來。從此，他一直向外事辦建議進行這次考察，理由是：要提交一份關於剛果獨立王國土著狀況的報告，最好的辦法是走出遙遠的首都，進入剛果河中上游的叢林和部落。自從來到這塊領地，他一直向外事辦打報告說在那裡可以進行開發。外事辦在權衡了國家利益之後，授權領事到各個村莊、收購站、考察團駐地、派出點、駐軍營地以及從事開採全世界都在貪婪掠奪的、可以製造輪胎和卡車轎車上的緩衝器及各種工業品和日用品的黑金的橡膠商號走一遭。而這個國家利益是：大不列顛是比利時的盟友，不能把盟友推入德國的懷抱。領事儘管理解這個理由，但仍不能不感到噁心。倫敦的保護土著協會、歐洲及美國的某些浸禮會教堂與天主教傳教團曾揭發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多二世治下剛果境內對土著所犯下的罪惡行徑，自己也應該核查一下是否確實。
羅傑跟往常一樣細心而熱情地準備了這次旅行，卻瞞著比利時官員和博馬當地的居民和商人。而現在，他可以根據他所瞭解的向那些老闆表明：忠於正義和公正的英帝國應該領導一場國際運動，來結束那些罪惡行徑。然而在當時，即1902年年中，他的瘧疾第三次發作了，比前兩次還要嚴重。前兩次發作的時候，由於某種理想主義的爆發和從事冒險事業的夢想，他在1884年決定離開歐洲，來到非洲，運用貿易、傳教和西方的社會政治的理念，把非洲人從落後、疾病和無知中解救出來。
這不是空話。他二十歲到這片黑土地時就深信著這一切。他第一次患瘧疾是那之後的事了，那時他剛剛把自己生活中的渴望具體化，即參加以那位在非洲最著名的冒險家亨利·莫頓·斯坦利為首的探險隊。在這位探險家麾下服務多好啊：此人從1874年到1877年的將近三年間，在傳奇式的旅行中沿著剛果河從其源頭直到大西洋入海口，從東到西穿行了整個非洲。在這位英雄身邊服務多好啊：此人發現了失蹤的利文斯頓醫生。但那時，好像眾神都想澆滅羅傑的激情之火：他第一次患瘧疾。三年之後的1887年，患了第二次瘧疾。特別是1902年的第三次，當他把地圖、指南針、鉛筆和筆記本裝滿箱子的時候，在臥室裡一睜開眼就覺得冷得渾身發抖。他當時在博馬住在離管轄區幾步遠的居民區裡一處既作為住房又作為領事館辦公室的房子的頂樓，掀開蚊帳，透過既無玻璃又無窗簾、只蒙著一層被大雨打得千瘡百孔、防小蟲子的金屬紗窗，看到了那挾著泥沙的河水與河流周圍覆滿植物的島嶼。他簡直站不起來了，雙腿像破布一樣打著彎，無力挺直。約翰，他的鬥牛狗，驚嚇得叫了起來。他無力地摔倒在床上，身體在發燒，但渾身覺得冷徹骨髓。他叫喚著睡在底層的查利和剛果廚師馬烏庫的名字，但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兩個人大概在外面遇到了暴風雨，正躲在猴麵包樹下等著雨勢弱下來。瘧疾，難道又是瘧疾？領事罵了一聲，難道正好是在去考察的前夕？也許會拉肚子、拉血，也許身體會弱得讓他發寒熱，幾天、幾個星期地臥床不起。
僕人中，查利是第一個回來的，渾身滴著雨水。「快去把薩拉貝特醫生請來。」羅傑沒用法語而是用林加拉語命令道。博馬只有兩位醫生，薩拉貝特是其中之一。博馬以前是販賣黑奴的港口，當時稱作姆博馬。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口販子從聖託梅島來到此地，向部落頭人購買奴隸。這些部落當時屬於剛果王國，現在這個王國消失了，因為被比利時搞成了剛果獨立王國的首都。與馬塔迪不同，博馬沒有醫院，只有一家由兩位弗蘭德修女管理的診療所。半小時後，醫生拄著柺杖、拖著腳步到來了。醫生並不像看上去那麼老，但是殘酷的氣候，尤其是酗酒的習慣，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著像流浪漢，靴子上沒繫鞋帶，西裝背心也沒扣好。儘管已經天亮，他的雙眼仍是紅紅的。
「對，我的朋友，沒說的，確實是瘧疾。你燒得很厲害。辦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寧，大量喝水，少吃肉湯、餅乾。要蓋得暖些，把毒排出去。兩個星期內，您別想起床，更別想外出旅行，連街角您都不能去。間日虐會傷害機體，這您是知道的。」
結果他被忽冷忽熱打倒了三個星期，而不是兩個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夠站起來的第一天就筋疲力盡地倒在了地上，記憶中從沒有過這種虛弱感。薩拉貝特醫生盯著他的眼睛，甕聲甕氣、調侃地提醒他道：
「在您這種情況下，去考察無疑是去自殺。您的身體垮了，經不住穿越克里斯塔爾群山的勞累，更不用說在野外露營幾個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貢扎。快速自殺的方法有好幾種：朝嘴裡開一槍或打一針士的寧。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幫助過好幾個人這樣去旅行。」
羅傑·凱斯門特給外事辦發了一封電報，說明由於健康狀況不佳，不得不推遲這次考察，接下來的大雨又使得穿過森林與河流成為不可能，所以對獨立王國內地進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幾個月，沒準要等一年。在這一年裡，他可以慢慢地從寒熱中恢復，力爭恢復體力，再次拿起網球拍，去游泳、玩橋牌或下象棋，以此來打發博馬的長夜。與此同時，還可以繼續那煩人的領事工作，記錄進進出出的船舶，記錄從安特衛普來的商船上卸下的貨物：長槍、彈藥、皮鞭、葡萄酒、聖像和運往歐洲的貨物——成堆的橡膠、象牙和獸皮。這就是交換，在他年輕的想象中，這交換可以把剛果人從食人的習慣中、從控制奴隸買賣的桑給巴爾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來，為他們開啟文明的大門。
由於瘧疾和發燒，他臥床了三個星期，有時還發囈語。他要喝查利和馬烏庫為他用草藥浸製的幾滴奎寧，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湯、幾塊煮魚和幾塊雞肉。有時還會跟最忠實的朋友鬥牛犬約翰玩耍一會兒，根本沒有情緒專注地看一會兒書。
在這種被迫無所作為的日子裡，許多次，羅傑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頓·斯坦利指揮下進行的那次遠征。他在叢林中露宿過，訪問過無數的土著村落，在周圍能聽到猴子吱吱叫和野獸吼聲的林間空地上安營紮寨。儘管被蚊蟲和其他小蟲子咬得渾身是傷，連塗樟腦的酒精都沒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緊張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鱷魚的攻擊，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練習游泳。他確信，他，還有那四百個非洲搬運夫、嚮導、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隊的二十幾個英國人、德國人、弗拉芒人、瓦隆人、法國人，當然還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這個被歐洲人甩在身後許多世紀、尚未走出石器時代的非洲世界進步的尖兵。
幾年後，一想到在發燒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產生的盲目，他就臉紅。一開始他根本沒有發覺由斯坦利率領、由比利時國王資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當時他認為比利時國王同歐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樣，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堅決消除奴隸制度和食人習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從束縛他們的異教和殘酷的奴役狀態中解救出來。
再過一年，西方列強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把擁有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比比利時大八十五倍的剛果獨立王國拱手送給利奧波爾多二世了。實際上，這位比利時國王早就著手管理這片領土了，西方列強的贈送不過是為了讓他對他認為是其居民的二千萬剛果人實施救世原則。這位鬍子梳理得整整齊齊的君主以其捕捉人類弱點的奇妙才能估計到，如果斯坦利對得到的獎賞能夠滿足，那麼他既能建立功勳，也能幹出無與倫比的卑劣行徑。為此，他僱用了這位偉大的探險家。
羅傑小試鋒芒，初次作為探險者參與1884年那次考察，表層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剛果河上中下游兩岸足足數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間的村社，由利奧波爾多二世主持的剛果國際協會一旦得到西方列強的特許，就會派歐洲的商人和官員過來。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員應該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著羽毛的、有時臉上臂上帶有木箍、有時在陽具上繫有香蒲漏斗的酋長解釋歐洲人的善意：歐洲人是來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把他們從致命的睡眠症災難中拯救出來，教育他們，使他們睜開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實情況；這樣一來，他們的子孫就能過上體面、正義和自由的生活。
「我沒看出來，是因為我並不願意看出來。」羅傑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給他蓋上了，儘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陽照射下，領事還是冷得蜷縮起來，躲在蚊帳裡像一張紙片直髮抖。比盲目地去做志願者更壞的是，對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確認的這種欺騙，他居然能找出解釋。在1884年那支考察隊到達的所有村落裡，在分發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後，在通過翻譯（很多翻譯的話，土著都聽不懂）進行了一番習以為常的解釋之後，斯坦利讓酋長和巫師跟他簽了幾份用法文擬就的合同，讓他們承諾向剛果國際協會的官員、代理人和職員提供勞動力、住所、嚮導和食物。這些酋長和巫師不吱一聲，在不知籤的是什麼，甚至不懂什麼是簽字的情況下就畫了十字和幾道槓槓，亂塗亂畫地簽了字。他們感興趣的是項鍊、手鐲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種飾品，還有斯坦利為了慶祝達成協議而跟他們乾杯時請他們喝的那幾口燒酒。
「土著人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做什麼，可我們是知道的。說是為他們好，實際上卻是欺騙。」年輕的羅傑·凱斯門特想。不搞欺騙，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土著人對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孫前途的條約一字也不懂，怎麼才能使殖民行為合法化？為了與以血和火進行侵略和屠殺的辦法不同，希望通過說服和對話來實現他們的目的，比利時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種合法形式。難道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嗎？自從羅傑·凱斯門特於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進行那次考察以來，十八年過去了。隨著歲月的流逝，羅傑終於得出了結論：他青少年時代以為的英雄不過是一個無恥無賴，是西方在非洲大陸拉出的一坨屎。儘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過的人卻不得不承認，此人具有領袖氣質和個人魅力，並且和藹可親、大膽，加上冷酷的心計，成就了他的業績。他在非洲來來往往，所到之處，一方面製造破壞，播種死亡，燒殺掠奪，用河馬皮製成的鞭子抽打裝卸工的背部，在整個非洲大陸那些黑檀木般的身體上留下了累累傷痕；而另一方面，他開闢了貿易的通道，在野獸遍佈、疾病流行的廣袤土地上傳播基督教。所以當時羅傑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馬史詩》與《聖經》中的巨人。
「有時，為了我們乾的這些事，您不覺得內疚嗎？不覺得良心受到譴責嗎？」
年輕人未加思考地脫口而出，提出了這個問題，再也收不回去了。營地中央篝火熊熊，樹枝噼啪作響，大意的昆蟲撲火而死。
「內疚？良心受到譴責？」考察隊長從未聽說過這些字眼，他蹙起鼻頭，彷彿在猜測其含義，被太陽烤黑、滿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來，「對什麼感到內疚？」
「對我們讓人家籤的合同，」年輕的凱斯門特戰勝了心慌，說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剛果國際協會的手裡，卻沒有人明白籤的是什麼內容，因為沒有人懂法文。」
「即使他們懂法文，也不會明白合同的內容，」探險家坦率而開朗地笑了起來，這是他最令人覺得可親的特點，「連我都不明白合同裡寫的是什麼。」
他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個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說是個侏儒；很年輕，一副運動員的樣子，炯炯發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著濃密的小鬍子，有著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總穿長筒靴，腰間別著手槍，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著，他又笑了起來，圍在篝火周圍同斯坦利和凱斯門特一起喝咖啡、吸著煙的監工們也笑了起來。年輕的凱斯門特卻笑不出來。
「儘管合同上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話實際上是故意不讓他們懂，我卻很清楚，」羅傑以尊敬的口吻說道，「一句話，很簡單，他們承諾把土地交給剛果國際協會，以換取社會幫助。在開工期間，他們答應支援各項工程：修路、建橋、修建碼頭，建立商號；答應為營地提供勞動力，維持治安；答應為官員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協會什麼也不出，既不付工資，也不給補助。我一直以為我們來此是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從懂事時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講出一些道理，好讓我繼續認為您是在為非洲人做好事。這些合同真的是為他們好嗎？」
大家沉默了許久，只能聽到篝火的噼啪聲、夜間出來覓食的動物不時發出的咕噥聲。雨早就停了，但空氣仍然很悶，充滿了溼氣。周圍的一切彷彿都在發芽、生長、茂盛起來。十八年後，在被髮燒搞得昏沉沉、滿腦子都是雜亂無章的東西時，羅傑仍然記得亨利·莫頓·斯坦利審視著自己的那種探究、驚訝、帶有譏諷意味的眼光。
「非洲不是為弱者準備的，」他終於開了口，但彷彿是在自言自語，「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上，我想說，他們所關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們的軟弱。美國和英國都沒發覺到這一點。在非洲，弱者是不會活下來的，蟲咬、發燒、毒箭、舌蠅會把他們消滅。」
他是威爾士人，大概在美國生活過很長時間，因為他的英語很富於音樂感，使用美式詞彙和短語。
「這一切當然是為他們好，」斯坦利朝旁邊村落裡的一圈尖頂茅屋抬了抬頭說道，「傳教士要來把他們從異教中解救出來，要教會他們基督徒不應同類相食；醫生們要來給他們注射疫苗，抵禦瘟疫，治病比妖術有效；各家公司會給他們提供工作；學校也教他們講文明的語言，教他們如何穿衣，教他們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禱，教他們用清楚明白的語言講話而不是用猴子講的那種方言。慢慢地，現代的、有知識的人的各種習慣就會取代野蠻的習慣。要是他們瞭解我們為他們做的一切，他們會親吻我們的雙腳。但是他們現在的思想狀況與你我不一樣，而跟鱷魚和河馬更接近。因此我們作出了適用於他們的決定，讓他們簽訂這些合同。他們的子子孫孫會感謝我們。從現在起，到了一定的時候，他們像現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樣地崇拜利奧波爾多二世也就不足為奇了。」
營地建在剛果河的什麼地方？羅傑模糊地記得好像建在伯羅伯和瓊畢利之間，那個部落屬於巴特克族。不過他並沒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寫在日記裡了，如果說多年來那些分散寫在本子上或單張紙片上的紛亂筆記也算日記的話。但不管怎麼說，那次談話他還是記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談後，他躺在破床上，內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極為神聖的以字母「c」打頭的三位一體破碎了，直到當時他還認為三位一體，即基督教、教化和貿易可以證明殖民主義是合理的。當他還是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線上一名卑微的助理會計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筆代價需要付出：他們一定會進行欺騙。在殖民者中間，不僅有像利文斯頓醫生那樣的忘我志士，也還有幹盡壞事的無賴。但做了一番加加減減之後，給非洲帶去的好處還是大大超過給他們造成的損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顯示，事實並不像理論那樣清楚。跟隨亨利·莫頓·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羅傑對他在剛果河及其無數支流灌溉但不為人知的土地上領導探險的無畏精神和指揮能力一直欽佩不已，但他也記住了這位探險家實際上是一位搖擺不定的神秘人物，對他所作所為的議論總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誇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從想象裡區分出現實，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並不符合事實。羅傑瞭解到這一點，是聽了跟隨斯坦利於1871—1872年為尋找利文斯頓醫生進行的那次旅行的監工們講述的事情之後。他們說，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遠非利奧波爾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樣是為了要讓其酋長（治下共450人）簽訂出讓土地、提供勞動力的合同，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魯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監工關於1871—1872年的考察所講述的事情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絕為探險隊員提供食物，拒絕提供腳伕、嚮導和用砍刀為他們在森林中開闢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長就被砍頭，他們的女人與孩子就被槍殺。這些很久以來就跟隨斯坦利的人都懼怕他，低著頭，一聲不吭地聽他訓斥，盲目地相信他的決定，帶著教徒般的崇敬議論著於1874—1877年進行的長達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1885年召開了柏林會議，以大不列顛、美國、法國和德國為首的十四國列強，在沒有一名剛果人參加的情況下，把剛果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萬居民拱手送給了利奧波爾多二世，為的是讓剛果開放自己的領土，取消奴隸制度，對異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時，羅傑·凱斯門特剛滿二十一歲，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與剛果國際協會的所有工作人員慶祝了這一事件。他們早已預見到了這一決議，在剛果土地上為比利時國王準備實施的計劃打基礎已經幹了很長時間。凱斯門特是個強壯的小夥子，個頭很高，人很瘦，頭髮和鬍子顏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歡開玩笑，寡言少語，像個成熟的男子漢。他的憂慮令他的同事們茫然不解，這些人裡有哪個會認真看待令這個愛爾蘭青年著迷的所謂「向非洲傳播文明是歐洲人的使命」的說法呢？但他們很看重這個年輕人，因為他很勤勞，樂於助人，有求必應，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務。他幾乎從不喝烈性酒，在營地，當人們喝多了開啟話匣子大談女人的時候，卻發現他顯得很不自在，想走開。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區，不顧一切地在湖、河裡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馬面前划動著雙臂。他很喜歡狗。同事們記得，一天，一頭野豬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紡錘」的狐狗。當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鮮血的時候，他經歷了一次神經質的大發作。與探險隊中的其他歐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錢財。他來非洲不是想發財，而是受「給野蠻人送去進步」這個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驅動。他把每年八十英鎊的工資都花費在同事間的請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卻很節儉。不過，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飯的時候總是穿著整齊，又洗澡，又梳頭，彷彿不是在林中空地的營地裡或河灘邊，而是在倫敦、利物浦或都柏林這樣的大城市。他在語言上很有天賦，學過法語和葡萄牙語，在一個部落住下來不久就能結結巴巴地說幾句非洲人的方言。他總是在學習簿上記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發現他還寫詩，為此還開他的玩笑，他臊得連否認都說不清。有一次，他承認小時候曾被父親鞭打，所以當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從命令時監工們就鞭打他們，感到非常惱火。他總是有著夢幻般的眼神。
每當羅傑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佔據了他的心。他正從瘧疾中恢復起來。那位威爾士冒險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來建立個人功績、為個人攫取戰利品的機會，但是又怎能否認他是神話般的傳奇人物呢？憑藉著無所敬畏而蔑視死亡，野心勃勃，看起來已經打破了人性的底線。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臉上、身上長滿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軍水壺為被霍亂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沒有人能傳染他。說真的，這位英帝國的英雄，利奧波爾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羅傑認為這個謎永遠解不透，將永遠藏在各種傳說織成的大網後。他真正的姓名是什麼？亨利·莫頓·斯坦利這個姓名是新奧爾良的一名商人給他起的，這名商人在其渾渾噩噩的青年時代對他很慷慨，也許把他收為了養子。據說他真正的名字是約翰·羅蘭茨，但沒人能證明，也沒人能證明他是威爾士人，更沒人能證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兒院中度過。當時，衛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撿來的無父無母的兒童送進這所孤兒院。看樣子，他很小的時候就作為一艘貨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國。在美國內戰期間，他先是作為南方邦聯軍的一名士兵作戰，後來倒向了北方軍。有人認為，他後來又當了記者，寫過幾篇關於拓荒者向西部挺進同印第安人作戰的新聞報道。《紐約先驅報》派他去非洲尋找大衛·利文斯頓的時候，這位斯坦利絲毫探險的經驗也沒有。他是怎麼走遍了原始森林並活了下來？他是怎麼像大海撈針一樣地尋找著大衛·利文斯頓醫生？1871年12月10日，在烏希希，他終於找到了。據他後來吹噓，他在一聲問候過後說：「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頓醫生吧？」讓醫生驚愕不已。
羅傑年輕時很欽佩斯坦利的成績，欽佩他從剛果河的源頭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險活動，但最欽佩的還是他於1878—1881年開闢商旅之路。這條路線為歐洲貿易開啟了從剛果河到普爾地區的通道。普爾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長，人們就把它稱作斯坦利湖了。後來羅傑發現，比利時國王早就設想要實施這一行動，這樣就可以逐漸開始1885年的柏林會議答應讓比利時開發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而斯坦利正是這一設想的大膽執行者。
羅傑在非洲的那幾年，逐漸意識到剛果獨立王國的真實面目，他屢次對朋友赫伯特·沃德說：「我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的小工。」當然也不完全是小工。當他到達非洲的時候，斯坦利為開闢商旅之路已經幹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從剛果河上游的維維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佈滿了沼澤和深谷，樹上生滿蟲子，沼澤散發著臭味，樹冠遮住了陽光。1880年，這段路完工了。從那裡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嶇不平的小路。剛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對慣於此道的先驅者而言是如此，因為他們善於避開旋渦，在雨天漲水的時候又善於在淺灘或洞穴裡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時現時隱的湍流捲走。羅傑起初為剛果國際協會（後來於1885年改名為剛果獨立王國）工作的時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薩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奧波爾多二世命名的車站，那是1881年。三年後，羅傑·凱斯門特到達了那片森林。四年後，剛果獨立王國正式成立。當時，一個從未踏上過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時，貿易也成了現實：歐洲的商人可以戰勝剛果河下游的湍流和東一個西一個的利文斯頓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礙，從大西洋進入非洲。這都要歸功於斯坦利開闢的從博馬到維維、直達利奧波德維爾和普爾地區幾乎長達五百公里的道路。羅傑到達非洲時，利奧波爾多二世的商人和先頭部隊正進入剛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獸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膠。這種橡膠出產自生長著某種能流出黑色漿汁樹木的區域，而這種漿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在到達非洲的頭幾年，羅傑·凱斯門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從博馬和維維到利奧波德維爾，下游是從利奧波德維爾直達大西洋。在入海口，骯髒的綠色海水變鹹了，而正是從這個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奧的三桅帆船駛入了剛果的領土。因此羅傑比任何一個住在博馬或馬塔迪的歐洲人更瞭解剛果河下游的情況，比利時殖民者正是通過這兩個地方深入非洲大陸內地。
羅傑在餘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頭八年，像棋賽中的小卒般為剛果獨立王國賣命，把自己的時間、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進去，還以為這樣做是在為一項慈善事業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發燒，他還不止一次對自己這樣說。
有時，他自我辯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險隊和1886—1888年美國人亨利·謝爾登·桑福德的探險隊裡，在沿商旅之路剛剛建立起的車站和商號裡作為監工或小組頭目工作時，我如何能察覺在那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發生的事？」他不過是一架龐大無比的機器上運轉的一個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製造者及其親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機器是幹什麼用的。
不過，1900年，羅傑剛被英國外事辦任命為駐博馬領事時，同比利時國王有過兩次談話。他對此人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個強壯、高大的男人，渾身掛滿了各種勳章，長長的鬍子梳理得很整齊，鼻樑高高的，有一雙預言家的眼睛。當他得知羅傑將去剛果赴任，路經布魯塞爾，便請他共進晚餐。富麗堂皇的王宮中鋪著富有彈性的地毯，掛著水晶制的枝形吊燈，裝飾著雕花鏡子和東方雕像，這一切看得羅傑眼花繚亂。包括瑪麗亞·恩裡克塔王后、克萊門第娜公主和法國的維克多·拿破崙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個晚上，國王幾乎壟斷了談話，他講起話來像受到神靈啟示的佈道者。當他描述從桑給巴爾出發去從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隸販子們的殘暴行徑時，那高亢的聲音具有神秘而虔誠的色彩：基督教歐洲有責任去結束那種人肉買賣。這一建議是他本人提出來的，也可以說是小小的比利時對文明的貢獻：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從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來。舉止優雅的夫人們聽得直打哈欠，拿破崙王子在同鄰座的小姐低聲調情，樂隊在演奏海頓的協奏曲，但沒有人在聽。
第二天早晨，利奧波爾多二世召見英國領事，想同他單獨談一次。他在私人書房接見了英國領事。書房裡裝飾著陶製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國王身上散發出古龍水的香味，指甲上還塗了指甲油。與頭天晚上一樣，羅傑幾乎插不上話。比利時國王談論著自己堂吉訶德式的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不能為心存不滿的報人與政治家們所理解的一切。毫無疑問，在非洲，有人犯錯誤，行事太過分，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很難找到既能幹又正派的人願意冒險去遙遠的非洲工作。他請求領事如果在新職位上發現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就親自向他報告。比利時國王給羅傑的印象是一個誇誇其談的自我崇拜者。
兩年後，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說，他無疑仍是這樣的人。不過，也有人說他是聰明絕頂、善於玩弄權術的政治家。剛果獨立王國甫建立，利奧波爾多二世就於1886年頒佈了一項法令，把開塞與魯基河之間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王室版圖。包括斯坦利在內的探險家們都認為，那片土地富產橡膠樹。這樣，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讓給私人企業，只能由政府開發。而剛果國際協會被剛果獨立王國取代，成為合法單位，其唯一的總統兼代理人就是利奧波爾多二世本人。
比利時國王向國際公共輿論解釋說，消滅奴隸買賣的唯一有效途徑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裝。所以他向剛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時正規軍人，還建立了一支由一萬名土著人組成的民兵軍，其費用則由剛果居民負擔。雖然這支軍隊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時軍官領導的，但是在隊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領導職位，都被從歐洲的藏汙納垢之所和妓院走出來的無恥之徒、服過役的囚犯、渴望發財的冒險家等品性卑劣的人佔據。從西班牙到俄羅斯殖民地，在分散於廣大地區中的數不清的村落裡，像被機體中的寄生蟲把持的這支治安隊還得由非洲人民養活，而後者對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落在他們頭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獵奴隸者、蝗蟲、紅螞蟻和帶來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災難。治安隊計程車兵和民兵都是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動物、掠奪獸皮和象牙，總之，對於凡是能夠搶的、吃的、喝的、賣的、姦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與此同時，對剛果人的剝削以同樣的方式開始了。仁慈的國王開始向各個企業發放特許證，以便讓他們「通過貿易為非洲的土著居民開闢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於不瞭解原始森林的情況而死於瘧疾，被蛇咬或被野獸吃掉。也有少數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長矛射死或刺死。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於反抗那些如電閃雷鳴般突襲而至的武裝部隊，是因為商人們說，根據同酋長們簽訂的合同，他們必須拋棄耕地、漁獵、宗教儀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嚮導、腳伕，去尋找並割取橡膠，而且是白乾，沒有工資。眾多拿到特許證的商人以及比利時國王的朋友和寵臣在很短時間內就聚斂了大量財富，尤其是國王本人。
通過這項特許制度，各個公司在剛果獨立王國猶如同心圓的漣漪，深入剛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網狀支流的廣大地區，在各自的領地上享受著統治權。他們除了受治安隊的保護，還有自己的民團，民團的頭目往往都是退役軍人、獄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蠻行徑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沒幾年，剛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膠出產國。文明世界為了讓汽車、火車等各種運輸體系和製衣、裝潢及灌溉工程運轉起來，對橡膠的需求與日俱增。
羅傑在那八年（1884—1892）中對此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在此期間，他流汗，患瘧疾，烤太陽，渾身是蟲咬、搔傷、植物的刺傷和害鳥啄傷留下的疤痕。他堅持工作，支撐著利奧波爾多二世的貿易和政治發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現在無數屬地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殖民標誌：皮鞭。
是誰發明了這種絕妙的、易於使用的、有效的工具，來督促、恐嚇、懲罰那些無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膚的雙腳動物？這些雙腳動物像佃戶那樣幹著永遠幹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計和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稅款，他們寄望於殖民者的是向每個村落或家庭分發木薯、羚羊或野豬肉和其他食物。據說皮鞭的發明者是治安隊的上尉奇科特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時人。此人既務實又有想象力，觀察敏銳，比別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馬皮製作的鞭子比用馬或貓的腸子製作的鞭子更具殺傷力，用河馬皮擰成藤狀的皮條比別的鞭子更能製造灼熱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結疤。此外，這種皮鞭既輕便又結實。把皮條裝在木質短柄上，監工、營地值班者、警衛、獄卒和小組頭目就可以把皮鞭纏在腰間或搭在肩上。因為這種鞭子很輕，所以帶在身上並不覺得累贅。治安人員帶著它一齣現就會產生恫嚇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認出它來，眼睛就睜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發藍的面孔上閃出受驚的神色，因為稍微犯一點小錯、失誤或閃失，皮鞭就撕裂著空氣，以其特有的嘶嘶聲落在他們的腳上、臂上、背上，打得他們呀呀直叫。
第一批拿到剛果獨立王國授予的特許權的商人中有一個美國人，亨利·謝爾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奧波爾多二世在美國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後牽線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強把剛果讓給利奧波爾多二世的關鍵人物。這個美國人於1886年組建了謝爾登考察遠征公司，在剛果河上游從事象牙、口香糖、橡膠、棕櫚油、銅礦等貿易。像羅傑·凱斯門特這種在剛果國際協會工作的外國人都轉入了謝爾登考察遠征公司。羅傑為謝爾登考察遠征公司工作時，工資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鎊。
他是作為駐馬塔迪的倉儲和運輸代理於1886年開始工作的。馬塔迪在基剛果語中意為「石頭」。羅傑來到的時候，那個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運輸站不過是在剛果河岸邊用砍刀開闢出的一片空地。四個世紀前，迭戈·卡奧的三桅帆船曾到達過這裡，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塊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見。一家德國建築工程公司用從歐洲進口的松木（松木竟然進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碼頭和倉庫。羅傑還清楚地記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隨著地震般的巨響，一群大象擁進空地，差點毀掉剛建起來的居民點，工程中斷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羅傑眼看著為桑福德考察遠征公司存放商品、他們親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漸擴建，甚至爬上了周圍的小山岡。用木頭為殖民者蓋的兩層樓的尖頂房屋增多了，這些房屋都帶有花園和長長的小徑，窗子都裝有金屬網。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來。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達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聖母院教堂。此處還有一座浸禮會傳教所、一家藥店、一所由兩位醫生和幾名修女護士管理的醫院、一家郵局、一座漂亮的火車站、一間警察局、一所法院、幾個海關倉庫、一座結實的碼頭，還有出售衣物、食品、罐頭，草帽、鞋子和農具的商店。在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圍還出現了一個滿是五顏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剛果族人居住的貧民區。羅傑有時對自己說，馬塔迪比首府博馬更像文明、現代的基督教歐洲。在馬塔迪，從傳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岡上可以看到長長的剛果河兩岸，在那山岡上有一塊埋葬著歐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區和碼頭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證的土著僕人和裝卸工才能走動，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這個規定，除了被處以罰款和被鞭打一頓，還會被永遠趕出馬塔迪。在1902年，總督尚能誇大其詞地說，在博馬和馬塔迪沒發生過一起盜竊、兇殺或強姦案。
為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工作的兩年裡，羅傑正好在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之間。有兩件事，他還清楚地記得：一是佛羅里達號從剛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納納沿著商旅之路直達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幾個月的運輸；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佛羅里達號是謝爾登考察遠征公司運往博馬的一艘巨輪，用來在剛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爾山脈的另一側運輸貨物。把博馬—馬塔迪與利奧波德維爾切斷的利文斯頓瀑布垂落下來，形成了若干個旋渦匯合處，這個匯合處被稱作「魔鬼大鍋」。從此處往東的數千公里的剛果河是可以作航運的，但是往西有幾千英尺的落差，這長長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運了。這樣，佛羅里達號就得被拆成幾百個部件，分類裝箱，從陸地運往斯坦利湖。
土著裝卸工得扛著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羅傑·凱斯門特負責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體。他什麼都幹，從監督製造能裝下輪船主體的大型車到招募上百名裝卸工和砍刀手，讓他們一面用砍刀開路，一面在克里斯塔爾山的山谷中拉著那龐然大物拖行。他還負責修建路堤和防護欄、建立營地、治療病人和事故受傷者、平息不同種族成員之間的糾紛、安排值班、組織分發食物和漁獵。那是擔驚受怕的三個月，是感受到在為進步事業出力的令人振奮的三個月，也是與可怖的大自然進行卓有成效的戰鬥的三個月。這些事，羅傑在以後的幾年裡又幹了許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許監工們濫用皮鞭。這些監工們有個外號，叫「桑給巴爾人」，取自奴隸買賣的重要地點——桑給巴爾，或許是因為他們都像奴隸販子那樣殘暴。
佛羅里達號重新組裝好，開始在斯坦利湖寬闊的湖面上航行時，羅傑乘這艘船在剛果河上中游進行了一次旅行檢查，檢查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在各個點上的倉庫和商品是否安全。幾年後，他在1902年赴地獄的行程中重經這幾個點，它們是：伯羅伯、魯科雷拉、伊雷布地區，最後是被命名為科基拉維爾的赤道轉運站。
說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羅傑不一樣。他不但不討厭皮鞭，而且肆無忌憚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發生在從赤道線返回時從博馬上行大約五十公里處的一個無名小村中。當時弗朗基中尉帶領治安隊的八名土著士兵，為了那些無窮無盡的小工問題剛剛完成了懲罰性的勝利。為了裝卸來往於博馬—馬塔迪到利奧波德維爾—斯坦利湖之間的貨物，小工總是不夠用，各個部落拒絕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幹那種累死人的活。治安隊，有時是拿到特許權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時地侵入頑強抵抗的村落，把有體力的男人串綁在一起帶走。還焚燒茅屋，沒收獸皮、象牙和各種家畜，鞭打酋長，要他們以後必須履行承諾。
羅傑在四名裝卸工和一個「桑給巴爾人」的陪同下走進一座村落的時候，三四間茅屋已經化為灰燼，居民已逃光，只有一個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腳被綁在幾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說來，軍官不必親自動手打人，而是由士兵執行。可這次，中尉無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進行報復。他滿臉通紅，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聲，看到羅傑及其小隊出現，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點點頭回答來人的問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覺，背部和雙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羅傑記得一個細節：他弱小的身體旁爬著一隊螞蟻。
「您沒有權利這樣做，弗朗基中尉，」羅傑用法語說道，「夠了！」
矮小的軍官垂下鞭子，轉身朝那留著鬍子的長長身影看去。來人沒帶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敗葉撥開；一條小狗在他腳邊轉來轉去。中尉吃了一驚，修剪著整齊鬍子的圓臉由紅轉紫，又由紫轉紅，還不停眨著眼。
「您在說什麼？」中尉喊道。羅傑看見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間，使勁開啟槍套露出了左輪槍柄。羅傑知道這突如其來的暴怒很可能會使他開槍，便靈活地做出反應，沒等他掏出手槍，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奪過他剛抓起的左輪。中尉極力想從捏住他後頸的手中掙脫出來，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治安隊的八個士兵一動不動地抽著煙，觀賞著這一懲罰。羅傑卻認為他們是被剛發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長槍等他們的長官一聲令下才行動。
「我叫羅傑·凱斯門特，為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工作。您很瞭解我，弗朗基中尉，我們不是在馬塔迪玩過撲克牌嗎？」羅傑鬆開他，彎腰撿起左輪，客氣地還給了中尉，說道：「不管這孩子有什麼過錯，這麼惡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為治安隊的長官，您比我更明白這一點，因為您無疑是懂得剛果獨立王國的法律的。如果這個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擔一項罪行。」
「我既然來到剛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國內的準備。」軍官說道，他面帶譏諷，像是在問自己：凱斯門特會不會是小丑？要麼就是瘋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勁頭過去了：「幸虧您手快，我差點兒就給了您一槍。殺了一個英國人，我可就陷入一場外交糾紛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要勸您不要像剛才那樣多管閒事，也別多管治安隊的事，我的同事們的脾氣都很壞，可不會像我這樣對待您。」
暴怒平息後，他看上去又垂頭喪氣起來，嘴裡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風報信說他們要來，所以他只得兩手空空地回馬塔迪。凱斯門特命令手下給男孩鬆綁，把男孩放到床上，用兩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馬走去。他什麼話都沒說。
到博馬兩天後，儘管傷勢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著。羅傑把他放在衛生站，然後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濫用權勢。隨後的兩個星期裡，他被傳喚了兩次。從法官那長長的、愚蠢的提問中，羅傑明白了：他的指控將被束之高閣，而弗朗基中尉連警告的處分都沒有。
因缺乏證據，那男孩又不願進一步作證，法官最終駁回了他的指控。為此，羅傑·凱斯門特向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辭職，再次回到亨利·莫頓·斯坦利麾下。那時，當地的基剛果族土著人給斯坦利起了個外號叫「碎石機」，羅傑便在已經開工的鐵路上工作了。這條鐵路從博馬—馬塔迪直達利奧波德維爾—斯坦利湖，與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來，跟羅傑一起幹活，從此成了他的僕從、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於他從來說不出自己的名字，凱斯門特就給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羅傑·凱斯門特離開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出於與公司一位上司之間發生的爭執。跟隨斯坦利在鐵路上工作雖然很費體力，但他並不抱怨，因為他初來非洲時抱有的幻想復甦了。開闢森林、爆破高山、鋪設枕木鐵軌，是他夢想中的先驅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時，被炙熱的太陽烤，暴雨時又淋得他渾身溼透。他領導著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給巴爾人」發號施令，監督小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條，讓他們好好幹活。在鋪設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歐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對他說：「我認識你的時候還以為你不過是個冒險家，現在我才知道你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
羅傑不太喜歡翻過山到村落裡為鐵路與僱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談判。隨著剛果獨立王國的成立，勞動力匱乏成了頭號難題。儘管簽訂了「合同」，但酋長們一旦明白真相就強硬起來，不肯讓村民們去開闢道路，修建車站、倉庫，收割橡膠。羅傑為桑福德的考察遠征公司工作時，為了平息這種抵抗，儘管沒有法律上的義務，他還是說服企業給勞工發一點兒工資，一般說來都是現金支付。別的公司也開始這樣做了。不過即使這樣，還是不易僱到勞工。酋長們說，為了吃飯，必須幹農活、打獵、捕魚，都離不開搶手的男勞力。
有時，看到招募者來了，正值幹活年齡的男人就躲進草叢，於是懲罰性的武力招募開始了。他們還把女人們關進所謂的「人質之家」，迫使丈夫們不敢逃跑。
在斯坦利和亨利·謝爾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羅傑多次負責與當地村社談判，讓他們交出土著人。因為他有語言上的才能，能夠用基剛果語和林加拉語——後來還能用斯瓦西里語進行溝通，儘管也有譯員從旁協助。土著人聽他結結巴巴地說本地話，不信任感就減弱了。羅傑和氣、耐心的舉止和尊敬的態度，外加他帶去的禮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歡的玻璃珠，使得對話容易起來，因而他常常能把為數不多的幾個男勞力帶回營地，讓他們清除山上的枯枝敗葉，幹些裝卸的活。羅傑也以「黑人的朋友」聞名。對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別是治安隊的一些軍官卻表示輕蔑。
去土著部落做這樣的公事，羅傑心裡很不舒服。這種感覺與日俱增。起初，他很樂意做這種公事，因為可以滿足他的好奇心，瞭解一些土著風俗、習慣、語言、衣飾、食物、歌舞、宗教儀式等。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滯在幾個世紀前，他們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當的，但夾雜著殘忍的習俗，譬如：在某些部落裡，把孿生子女殺掉用來祭祀；殺死無數的僕人（一般都是奴隸）為主人殉葬；還有，某些部落間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對這些部落既害怕，又厭憎。談判過後，他總有一種說不清的不適感，覺得是在對另一時代的人幹了骯髒的勾當。他竭力想搞懂這種感覺，卻毫無辦法。因此，儘管他小心翼翼地設法減少合同中的過分規定，卻總覺得那是違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則的無良行為。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鐵路上工作尚不滿一年，他就辭職不幹，到恩貢貝·魯特特的本特利傳教士夫婦領導的浸禮會傳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談話之後突然決定的。在馬塔迪殖民者居住區的一間屋子裡，那次談話從黃昏持續到天亮。談話的物件是路過該地的一個叫西奧多·霍爾特的人，此人是英國海軍的一名前軍官。他離開英國海軍，專程來剛果做了浸禮會傳教士。自從利文斯頓醫生來到非洲大陸進行考察，傳播福音的時代就到來了。他們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貢貝·魯特特建立了傳教所，此時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靈頓建立了。西奧多·霍爾特作為這幾間傳教所的巡視員，總是在幾間傳教所之間旅行，幫助牧師們考察如何開辦新的傳教所。那次談話留給羅傑·凱斯門特的印象，他終生記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瘧疾的康復期，連細節都能清楚地回想起來。聽西奧多·霍爾特講話，任何人都不會想到他曾是職業軍官，曾經作為海員參加過英國海軍的兩次重要軍事行動。他不太談起自己的過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歲，外貌文雅，舉止很有教養。在馬塔迪談話的那個靜謐晚上，沒有下雨，無雲的天空點綴著繁星，河面上反射出點點星光，不時吹過的暖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凱斯門特和霍爾特躺在兩張老舊的吊床上，開始了飯後閒聊。起初，羅傑以為吃完晚飯只要聊上幾分鐘，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後就會睡去。然而，聊天開始不久，有些事讓他心跳不止，比平時快很多。霍爾特牧師那柔和而火熱的聲音使他感到愉快，誘導他談起了從未跟同事，更不用說跟上司們提及的，只是偶爾同赫伯特·沃德才說過的話題：憂慮、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這些感受作為不祥的預兆埋藏於內心。那一切有什麼意義？歐洲人在非洲的冒險難道真的像他們所說、所寫、所認為的那樣嗎？真的是通過自由貿易和傳播福音給非洲送去文明、進步和現代化嗎？在討伐性的遠征中，治安隊那些搶光一切的野獸難道可以被稱作傳播文明的人嗎？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員和冒險家）中，有幾個尊重過當地土著人、把他們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類？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嗎？真相是，在非洲的這幾年裡，他只遇到過屈指可數的幾個歐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沒有靈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無內疚地加以欺騙、剝削、鞭打甚至殺死的動物。
西奧多·霍爾特靜靜地聽年輕的凱斯門特痛苦的宣洩。在羅傑講話的時候，霍爾特對聽到的似乎並不覺得驚奇，相反，他承認，幾年來他也被同樣的疑惑折磨過。儘管如此，至少從理論上講，所謂的「文明」確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條件不是很殘酷嗎？他們的衛生水平、迷信、關於健康最基本的知識不是使得他們像蒼蠅那樣死去嗎？那苟延殘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種悲劇嗎？為了讓他們走出原始狀態，為了讓他們摒棄某些野蠻的習俗（如許多村社把兒童和病人當作犧牲品、互相殘殺，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為），歐洲有許多東西可以帶給他們。此外，讓他們認識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們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嗎？當然，確實也擁來了許多壞人，也許是歐洲最壞的壞人。難道沒有辦法制止嗎？舊大陸必須給他們送來好事物，但不是靈魂骯髒的商人們的貪婪，而是科學、法律、教育、人類天賦的權利和基督教的倫理道德。不能再落後下去了，不是嗎？無須再問殖民地化是好事還是壞事，也無須再問如果沒有歐洲人，剛果人的命運是不是更好些。當事情不可逆轉的時候，再浪費時間說「最好還是不要發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納入正規，把走彎的路糾正，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導嗎？
天亮時，羅傑·凱斯門特提問：像他這樣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禮會教堂位於剛果河中下游的某間傳教所找個工作？西奧多·霍爾特嘻嘻笑了：
「這可真是上帝設下的計謀，」他大聲說道，「恩貢貝·魯特特傳教所的本特利夫婦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幫我們搞搞會計。您現在竟然問我了，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這是上帝為了提醒我們他永遠與我們同在、為了讓我們永遠不要絕望而設下的計謀。」
羅傑在恩貢貝·魯特特傳教所工作只限於次年的一月至三月，雖然短暫，但很緊張，並使他從一段時間以來的疑惑中走出來。他每月只掙十鎊工資，只夠吃飯，但看到威廉·霍爾曼·本特利夫婦在傳教所裡從早到晚精神抖擻、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傳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醫療站、接種牛痘處、學校、商店、消遣和諮詢中心，他又覺得殖民冒險不是那麼殘酷了，而是合理的並能傳播文明的。當他看到在這對夫婦周圍出現了一個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時，這種感受就更加強烈了。這個村社的衣著、每日在禮拜儀式上練習的合唱曲、他們的掃盲班及教義課，似乎逐漸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後面，開始了一種現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他的工作並不只是管管傳教所的收支賬目，這花不了他多少時間。他什麼都幹，從為傳教所周圍那一小塊空地清掃落葉、拔除雜草（這是為了爭奪和保持空地而與生長著的雜草所做的鬥爭）到出去獵殺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錢豹。他負責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運輸，把病人、各種日用品和工人運出運進。他也監督傳教所商店的運轉，在這些商店周圍的土著人可以買賣商品，主要是進行物物交換，比利時法郎和英鎊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婦總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無能和大手大腳，因為羅傑認為價格太高，總想降價，哪怕削減了傳教所那剛夠預算的微薄收入。
儘管對本特利夫婦懷有好感，也知道他們願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羅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貢貝·魯特特的工作是過渡性的。工作是體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擁有那份激勵著西奧多·霍爾特和本特利夫婦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時，工作才有意義。儘管如此，他參加講評《聖經》、上教義課、舉行週日儀式時還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的。他並不是無神論者，也不是不可知論者，而是有點兒模糊，不否認上帝這個首要的存在，卻不為所動。在教會里，他孤身一人時沒法感到舒適，與其他信教者和諧相處也不過是作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馬塔迪與西奧多·霍爾特的那次談話中，他曾試圖解釋清楚，卻笨嘴拙舌，詞不達意。前海軍軍官安慰他說：「羅傑，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驟的，先是憂慮、不安，然後推動你去尋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裡。你等著吧，你也會有這種體會的。」
至少在那三個月裡，他沒有這種體會。此時，1902年，即三年後，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燒退了，體重輕了許多。雖然由於體虛，不時地有些眩暈，但已經重新開始駐博馬領事的工作。他拜訪總督和其他當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橋牌。正值雨季，雨勢持續了好幾個月。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結束了同威廉·霍爾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後，他第一次回到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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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難的事是到這兒來。」愛麗絲向他伸出手錶示問候，說：「我還以為永遠來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這兒了？」
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著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從不外露。但是羅傑很瞭解，她是極易受感動的。他可以聽出她掩飾不住的、輕微發顫的聲音，鼻翼的快速翕動總好像在表明她在擔心著什麼。她已近七十歲，但仍保持著年輕人的身材，臉上的皺紋並沒有蓋住她那長有雀斑的紅潤面色，也沒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銳利光芒。她的眼睛總是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她穿著淺色外套、薄襯衣和高跟皮靴，顯得既優雅，又儉樸。
「真高興，親愛的愛麗絲，真高興見到你，」羅傑·凱斯門特抓住她的雙手，不停地說道，「我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我給你帶來了幾本書、一些糖果和幾件衣服，但是被門衛沒收了，」愛麗絲無可奈何地說道，「真遺憾。你還好嗎？」
「好，好，」羅傑急切地說道，「這段時間你為我做得太多了，還沒有訊息嗎？」
「內閣星期四才開會，」她說道，「我從可靠的訊息來源處得知，你的案子將被列入首項議程，羅傑。從寬的請願書已經有近五十人簽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學家、藝術家、作家，還有政治家。約翰·德沃伊向我們保證，美國總統給英國政府的電報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動員起來，我是說，抵制報紙上的卑鄙宣傳。你知道了嗎？」
「不太知道，」凱斯門特的臉色很難看，說道，「外面的訊息傳不到這裡，獄卒也受命不準跟我說話，除了典獄長，但那只是為了侮辱我。你認為還有可能嗎，愛麗絲？」
「我當然認為有可能！」愛麗絲大聲、肯定地說道，但凱斯門特認為這只是憐憫的謊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對我說，內閣會對此作出一致決定。只要有一位部長反對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樣子，你的外事辦老上司愛德華·格雷爵士是反對的。羅傑，不要灰心。」
這次，本頓維爾監獄的典獄長沒待在探視室裡，只有一名年輕謹慎的看守背對著他們，透過門欄看向走廊，裝作對羅傑和歷史學家的談話不感興趣。「要是本頓維爾監獄的獄卒都像今天這樣照顧人，這裡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羅傑想道。他想起自己還沒問愛麗絲關於都柏林的事。
「據我所知，聖周起義的時候，倫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於格羅夫納路的寓所，」羅傑說道，「可憐的愛麗絲，他們對你很壞嗎？」
「還可以，羅傑。他們拿走了很多檔案、個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們能還給我，那些對他們沒有用嘛，」愛麗絲難過地嘆了一口氣，「與愛爾蘭那邊的人所遭的罪比起來，我這點兒事不算什麼。」
無情的鎮壓還在繼續？羅傑竭力不去想象那些處決、那些死亡的景象與發生在那個星期的悲劇事件。但愛麗絲大概從他的眼睛裡讀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瞭解起義的情況。
「看樣子，處決已經中止了，」她對看守的背部掃了一眼，低聲說道，「有大約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關押在這裡，其餘的分散關押在遍及英國的監獄裡。我們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婦女。有幾個協會在幫助我們，好幾位律師提出願意免費代理你的案件。」
某些問題一下子湧上羅傑的腦海：在死傷者和被捕者中間有多少人是我們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幹嗎要打聽自己無能為力的事呢？那隻能增加自己的苦惱。
「愛麗絲，有件事你知道嗎？我希望減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給我減刑，那麼我尚未學會愛爾蘭語就死了；如果給我減刑，我就會埋頭學習。我答應你，在這間探視室裡，我們很快能用蓋爾語交談了。」
她點點頭，想笑但沒笑出來。
「蓋爾語是一門很難的語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說道，「需要花很多時間和耐心才能學會。親愛的，你的生活已經夠動盪了。不過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愛爾蘭人像你這樣為愛爾蘭出力。」
「親愛的愛麗絲，這還得感謝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誼、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養。每星期二在格羅夫納路聚會，和傑出的人在一起，氣氛是那麼令人愉悅。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我現在可以對你說，謝謝你，親愛的朋友。你教會了我熱愛愛爾蘭的歷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師，使我的生活豐富多彩起來。」
羅傑終於說出了想說而又因靦腆未能說出的感受。自從結識她以來，他就敬仰並熱愛這位歷史學家兼作家，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關於愛爾蘭和蓋爾歷史、傳說和神話的書籍與文章幫助凱斯門特獲得了「凱爾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極大的毅力追求這種自豪感，有時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義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為剛果改革協會向愛麗絲求助而結識她的，那個協會是他與埃德蒙·d.莫列爾創辦的。那時，這些火氣很旺的朋友已經開始向利奧波爾多二世及其詭計多端的設計——剛果獨立王國展開公開的鬥爭了。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在揭發其對剛果的殘暴行為方面投入極大的熱情，對動員許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這一陣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愛麗絲成了羅傑精神上的庇護者和導師，他只要在倫敦，每個星期都要去參加愛麗絲家的沙龍。來參加這種聚會的有教授、報人、詩人、畫家、音樂家和政治家。一般說來，這些人跟她一樣，都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持批判態度，也都主張愛爾蘭自治，甚至有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主張愛爾蘭完全獨立。位於格羅夫納路寓所的高雅沙龍里擺滿了各種書籍，愛麗絲一直儲存著亡夫——歷史學家約翰·理查德·格林的圖書。在那裡，羅傑認識了威廉·巴特勒·葉芝、亞瑟·柯南·道爾爵士、蕭伯納、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約翰·高爾斯華綏、肯尼斯·格雷厄姆和許多別的受歡迎的作家。
「我有個問題，昨天就想問格特魯德，但沒敢問，」羅傑說道，「康拉德在請願書上簽名了嗎？我的律師和格特魯德都沒提起他的名字。」
愛麗絲搖了搖頭。
「我親自給他寫過信，請他簽名，」她很不高興地說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問題上，他總是滑來滑去。也許因為剛被承認為英國公民，自認為還不穩定。另一方面，作為波蘭人，他既恨德國也恨俄國，這兩個國家讓他的國家消亡了幾個世紀。誰知道為什麼呢？我們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卻是個假正經的人。你比任何人都瞭解他。」
凱斯門特點頭同意。他很後悔提出這個問題，這種事最好不知道。沒有這個人的簽名讓他很難過，上次從加萬·達夫律師處得知埃德蒙·d.莫列爾不願意在減刑請願書上簽名令他感到同樣的難過。竟然是他的朋友、鬥牛犬一樣的兄弟、為剛果土著利益而鬥爭的戰友拒絕簽名，還說在戰爭期間要對祖國忠誠。
「康拉德不簽名改變不了事態的發展，」歷史學家說道，「他對阿斯奎斯政府的政治影響等於零。」
「當然，那當然。」羅傑同意道。
他的簽名也許對請願的成敗沒那麼重要，但是從內心來講，羅傑很在乎。在監獄裡，在因絕望而產生的一時衝動中，如果一個有威望的人、一個這麼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難時刻支援他，籤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誼的信，送達了他的手裡，那是多麼好啊。
「你很久以前就認識他了，對嗎？」愛麗絲問道，像在猜測他在想什麼。
「確切地說，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剛果認識的，」羅傑答道，「那時他還不是作家，如果我沒記錯，他當時對我說他在寫一部小說，《阿爾邁耶的愚蠢》。沒錯，那是他發表的第一部小說。他送了我一本，還簽了名。我把它儲存在某個地方。之後他就沒發表過什麼了。他是海員，我幾乎聽不懂他的英語，他的波蘭口音很重。」
「現在也沒人能聽懂，」愛麗絲笑了，「還是用他那嚇人的口音講英語，像是在‘嚼卵石’，這是蕭伯納說的。不過，不管你喜不喜歡，他的文筆確實很精彩。」
這番回憶使羅傑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溼熱的夏天開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著專叮外國人皮膚的蒼蠅的騷擾。一艘英國商船的年輕船長來到了馬塔迪，船長三十歲左右，寬額，黑鬚，體格健壯，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爾澤尼奧夫斯基，波蘭人，加入英國籍沒幾年，因受僱於比利時剛果河上游貿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為一艘小輪船的船長來到此地。這艘輪船負責在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與遙遠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線之間運送商品和商人。這是他第一次當船長，充滿了幻想與計算。他來到剛果，滿腦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話。利奧波爾多二世正是利用這些神話把自己包裝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剛果人從奴隸制度、異教束縛和其他野蠻習慣中解救出來的仁慈君主。這個波蘭人儘管有著在亞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豐富經驗，但他在語言和閱讀方面的短板賦予他某種天真無邪的氣息，這立刻吸引了羅傑。好感是相互的，從結識的那一天起，直到科爾澤尼奧夫斯基帶領三十個裝卸工沿著商旅之路向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出發赴任比利時國王號船長一職前的三個星期裡，他們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他們在馬塔迪周邊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維維，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個首都，現在連瓦礫都不剩一塊。他們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據傳四個世紀前，利文斯頓瀑布和「魔鬼大鍋」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奧的前進。在呂福迪平原，羅傑向年輕的波蘭人介紹了探險家亨利·莫頓·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後來在一次火災中毀掉了。不過最主要的是二人進行了長談，談及很多事情，主要是發生在康拉德剛剛踏上而羅傑已經待了六年的新生剛果獨立王國裡的事情。與羅傑交好數天後，這位波蘭海員產生了一個與剛來此地工作時不一樣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發前往克里斯塔爾山脈，臨行時對羅傑說道：「我失去了童貞。」他就是這麼說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斷然說道：「凱斯門特，在利奧波爾多二世身上，在剛果獨立王國問題上，甚至在生活問題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貞。」他又說了一遍，誇大地說：「我失去了童貞。」
後來，在羅傑去倫敦的旅途中，他們又見了幾次面，通了幾封信。1903年，相識十三年後的那年六月，當時在英國的凱斯門特接到了約瑟夫·康拉德（此時他已叫這個名字，並且成了一位有聲望的作家）的請帖，邀請他到肯特郡本特農莊的西塞別墅度週末。在那裡，作家和妻兒過著儉樸而和諧的生活。羅傑保留著與作家一起度過的那兩天的溫馨回憶。那時作家已有了幾絲銀髮，鬍子濃密，人發胖了，言談之間也有了知識分子那股傲慢勁。不過他對待羅傑還是熱情洋溢的。羅傑剛讀完他的那部描寫剛果的小說《黑暗的心》，那是對發生在剛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寫之一，他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賀，康拉德用手勢打斷了他：
「凱斯門特，您應該是那部書的合作者，」康拉德拍著他的肩說道，「沒有您的幫助，我根本寫不出來。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讓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剛果獨立王國，也看清了人類的殘暴。」
飯後，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倆單獨聊起來。作家在波爾多葡萄酒飲過二巡後對羅傑說，他為剛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稱作「英國的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這一誇獎把羅傑搞得滿臉通紅。對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對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爾進行的反利奧波爾多二世運動幫助如此之大的這個人，怎麼會拒絕在只是請求免死的請願書上簽名？有什麼事情會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關係？
訪問倫敦期間，他記得與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時，他在位於格羅夫納廣場的威靈頓俱樂部跟外事辦的同事聚會，與康拉德不期而遇。當他向同事告別時，作家堅持請他留下來跟他喝杯白蘭地。二人回憶起康拉德路過馬塔迪六個月後回來時那副頹廢的樣子。羅傑那時仍在當地工作，負責倉儲和運輸，而康拉德·科爾澤尼奧夫斯基則一反半年前羅傑認識他時的樣子，熱情而又充滿幻想的年輕人的影子一點兒都不見了。他好像老了許多，顯得心煩意亂，寄生蟲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瀉，體重輕了好幾公斤。他痛苦、悲觀，一心想盡早回到倫敦，找個真正的醫生看看。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對您並不仁慈。別緊張，瘧疾就是這樣，哪怕燒退了，這病還是好不了。」
談話是在羅傑作為臥室兼辦公室的小房間裡進行的，仍然是在飯後。馬塔迪的夜晚既無月光也無星光，但並沒有下雨。昆蟲的嗡嗡聲催人慾睡，他們一面吸菸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幾口。
「最糟還不只是原始森林，氣候也有損健康。發燒燒得我將近兩個星期都處於半昏半醒的狀態，」波蘭人抱怨道，「連那可怕的瘧疾搞得我拉血也不過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凱斯門特，真正糟糕的是我親眼看見了在那倒霉的國家裡每日發生的可怕事情，隨時隨地都看得見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乾的可怕行徑。」
康拉德乘他所指揮的公司輪船比利時國王號在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和斯坦利瀑布之間往來過一次。去基桑加尼的路上，前半程很不順利，在金沙薩附近，毫無航行經驗的獨木舟劃手被困在旋渦之中，康拉德差點兒溺水而亡。瘧疾害得他躺在破床上不時地發燒，無力站起。就在那裡，他得知前任比利時船長因與村落的一個土著人發生爭執而被箭射死，另一位任職於比利時剛果河上游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官員因不明疾病死在旅途中——是康拉德送他到收割橡膠、獵取象牙的偏僻村落去的。但是，叫波蘭人發怒的並不是惹他發瘋的肉體上的不幸。
「是道德敗壞，是這個國家滲入到各個方面的靈魂的墮落。」他好像被某種隱晦的幻覺嚇呆了，以空洞而陰森的聲音說道。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曾想讓您在思想上有所準備，」凱斯門特回憶道，「但很遺憾，對您在剛果河上游將要遇到的一切，我沒能明確地提醒。」
是什麼對他的情緒造成這麼大的影響？他發現了某些村社裡還在盛行食人的原始習性？在部落和貿易點還流行著用幾個法郎就可以把奴隸買來買去的陋習？那些所謂的解放者對剛果人使用了更為殘酷的壓迫和奴役的手段？他不忍看見土著人的背部那累累的鞭痕？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個白人鞭打一個黑人，直至全身都是縱橫交織的傷痕？羅傑沒有要他講具體的事例，但毫無疑問，比利時國王號的船長在合同三年期滿之後想辭職儘早回英國之前確實親眼見證了那些可怖的事情。他還對羅傑講了一件事：從斯坦利瀑布回到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時，他跟剛果河上游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那個經理名叫卡米勒·德爾孔米訥，但他把他叫做「穿馬甲戴帽子的野蠻人」。康拉德現在回到文明中去了，對他來說，也就是回到英國了。
「你讀過《黑暗的心》嗎？」羅傑問愛麗絲，「你認為他對人類的這種看法正確嗎？」
「我想不怎麼正確，」歷史學家答道，「這本書出版時，我們在某個星期二爭論了很久。說非洲把文明的歐洲人變成了野蠻人，不過是隱喻。你的那篇《關於剛果的報告》指出的剛好相反，是我們這些歐洲人把最壞的野蠻行為帶去了那裡。另外，你在非洲待了二十年，並沒有變成野蠻人，甚至比以前更加文明。你離開英國時還相信殖民主義和帝國具有高尚的美德呢。」
「康拉德說，人類的道德敗壞是在剛果浮出表面的，不管是白人的還是黑人的。《黑暗的心》多次使我夜不成寐，我覺得他描寫的不是剛果，不是現實，也不是歷史，而是地獄。剛果不過是某些悲觀的天主教徒表達殘酷看法的藉口。」
「對不起，打斷你們，」看守轉身對他們說道，「已經過去了十五分鐘，而探視時間只允許十分鐘，你們該告別了。」
羅傑向愛麗絲伸出手，然而使他驚奇的是，她竟張開了雙臂，緊緊地擁抱了他。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使你得救，羅傑。」她在他耳邊低聲說道。羅傑心想：「愛麗絲如此控制不住感情，大概是因為她確信請願肯定會被拒絕。」
回牢房的一路上，他都很傷心，還能再次看到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嗎？對他來說，愛麗絲意味著許多東西，沒有人能像她那樣懷有對愛爾蘭的熱愛：不容改變的熱愛、最強烈的熱愛、最固執的熱愛、能使她憔悴的熱愛、會為之犧牲的熱愛。「我沒什麼可抱怨的。」他不停地說道。被壓迫了幾個世紀，給愛爾蘭造成了多少痛苦和不公平啊！所以，為此高尚的事業去犧牲是值得的，但無疑是失敗了。為了加速愛爾蘭的解放事業，把自身鬥爭與德國人聯絡起來，使得德國陸海軍的進攻行為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起義配合起來而精心設計的方案並沒有像他預期的那樣成功。他想阻止那次起義，卻無能為力。現在肖恩·麥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爾斯、埃蒙·聖安特、湯姆·克拉克、約瑟夫·普倫凱特和其他很多人都被槍決了。只有上帝知道那幾百個同伴在監獄裡會被關上多少年，也許一直關到腐爛。至少他是一個範例，放蕩不羈的約瑟夫·普倫凱特曾在都柏林狠心地這樣說。在剛果與利奧波爾多二世鬥，在亞馬孫地區與普圖馬約河畔的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及橡膠商們鬥，為這樣的事業而鬥爭，他是獻身的範例、愛國的範例、犧牲的範例。這是正義的事業，是孤身一人反對強者與霸者暴行的事業。誣衊他是叛徒，是蛻化變質分子，就能抹殺這一切嗎？話說回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重要的是這要由上帝決定，很久以來就同情他的上帝才有最後的發言權。
他閉著眼，仰躺在破床上，又想起了約瑟夫·康拉德。如果這位前船長在請願書上籤了名，自己會不會感覺好受一些呢？也許好，也許不好。那天晚上，在肯特郡的別墅裡，他說：「在來剛果以前，我不過是個可憐的動物。」這話是什麼意思？儘管羅傑並不完全明白，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也許是那些所為、那些無為、在人類問題方面、在原罪問題上、在邪惡問題上、在歷史問題上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至關重要的憂慮。羅傑很瞭解這一點，其實是剛果把他變得有人性了。如果有人性意味著能看清貪婪、吝嗇、偏見、殘暴所能達到的極致，那的確是道德敗壞——對，這在動物中間是不存在的，是人類專有的。剛果向他展示了這些東西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使他睜開了眼，也使他跟那波蘭人一樣「失去了童貞」。於是他回想起自己在二十歲到達非洲時也是個「童男」。本頓維爾監獄的典獄長說，報紙上指控他在人類中是一個渣滓，這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為了打消這與日俱增的消沉，他只有想象抱著另一個裸露的身體在放滿水的澡盆裡用肥皂美美地洗個澡。
6
羅傑於1903年6月5日從斯坦利修建、他本人年輕時也參與修建過的鐵路坐車離開了馬塔迪。到達利奧波德維爾前那漫長的兩天裡，年輕時體育鍛煉方面的一件事一直糾纏著他：他是第一個在恩基希河游泳的白人。恩基希河是商旅之路上曼延加與斯坦利湖之間最長的一條河。他曾經不知不覺地在剛果河中下游的幾條最小的河流如科威羅河、魯貢谷河、姆波索河與倫薩迪河裡游泳過，這些河裡雖有鱷魚，但什麼事都沒發生。不過恩基希河很寬，將近百米，河水更是湍急，靠近瀑布處淨是旋渦。當地的土著人提醒過他，在那裡游泳太莽撞了，會被水流捲走，撞在石頭上。果然，他胳膊劃了不久就感到雙腿被急流拽向旋渦中心。他竭力蹬腿，使勁劃臂，但沒能避免喝了幾口水。他已筋疲力盡了，此時卻被一個浪頭卷向了岸邊。他竭力抓住了幾塊岩石。爬上斜坡時，他已被撞得渾身都是傷痕，心都要跳出來了。
這趟行程持續了三個月零十天。後來他想，在那段時間裡，他的性格變了，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對剛果，對非洲，對人類，對殖民主義，對愛爾蘭以及對生活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清醒、更加現實了。但那些經歷也把他變成了一個習慣不幸的人。在他的餘生，在情緒低落的時候，他好幾次對自己說，還不如不到剛果河中上游去核實倫敦的某些教會和那位叫埃德蒙·d.莫列爾的記者對橡膠產區土著人遭受的不公平行為的指控。那位記者似乎要終其一生地批判利奧波爾多二世和剛果獨立王國。
從馬塔迪到利奧波德維爾的第一段行程，羅傑看到的破敗景象使他大吃一驚。他曾經夜宿過的村落如通巴以及散佈在恩塞勒和恩多拉山谷的一些村落，以前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現在則差不多變成了沙漠。幽靈般的老人拖著雙腳在飛揚的沙塵中踽踽而行，也有人蹲在樹幹旁閉著眼睛像是死去，要麼昏昏欲睡。
在那三個月零十天裡，荒無人煙的景象——失去血色的人以及羅傑在十五六年前曾經到過、夜宿過或搞過貿易的村落與落腳點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彷彿在做噩夢。當年在這些地區，剛果河及其支流的兩岸，或是在內地，在隘口處，羅傑在傳教士、官員、治安隊的軍官和士兵以及土著人中搜集證詞。他可以用林加拉語、基剛果語和斯瓦西里語或者通過翻譯用當地的語言向土著人提問，可現在人們去哪兒了？記憶是不會欺騙他的。以前那些打量他、觸控他，然後圍上來的興奮的人，一群群的兒童、女人和男人彷彿就在眼前。男人都文著身，磨尖的牙齒都戴著小圓環，有時手持長矛，戴面具。這幾年怎麼一下子蒸發了？有些村落消失了，有的則只剩下一半人、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有些地方，羅傑還能說出確切的數字，就拿魯科雷拉來說，1884年他第一次訪問這個人口眾多的村社時，有五千居民，而現在不到三百五十二人。大多數的村落因居民年老、生病而處於頹敗的境地。因而，凱斯門特巡視後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八十二個倖存者還有勞動能力。魯科雷拉怎麼會一下子就消失了四千多居民？
政府的代理人、橡膠收購公司的職員和治安隊的軍官們的解釋永遠是一樣的：營養不良損壞了機體抵禦疾病的能力，所以黑人因睡眠症、天花、黃熱病、感冒、肺病、瘧疾和其他疾病，像蒼蠅般地死去。流行病確實是一場大災難，尤其是睡眠症。據幾年前的發現，那是由舌蠅造成的。舌蠅進攻血液和腦子，在病人四肢產生一種寄生蟲，造成了嗜眠症，永遠也治不好。旅程至此，羅傑·凱斯門特依然對剛果人口為何驟減有所疑問，但他不是在尋求答案，而是想確認一下他所聽到的謊言是不是所有人不斷重複的口號。他很清楚答案：使剛果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剛果人蒸發掉的災難，是貪婪、殘暴、橡膠、無人性的制度和歐洲殖民者對非洲人無情的剝削。
在利奧波德維爾，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調查不被當局破壞，他決定不使用官方提供的任何交通工具，而是在外事辦的同意下，向美國浸禮會聯合會租用了亨利·裡德號及其全體船員。談判程式緩慢，因為旅行需要貯藏木材和食物，他在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的逗留期就得延長，從6月6日延長到7月2日才起錨。沿河上行，乘自己的船旅行自由多了，想深入到何處就深入到何處，想在哪兒停泊就在哪兒停泊。這就使得他能夠調查到在殖民體制下永遠發現不了的事情。過去，他從來沒有同當地非洲人有過這麼多次的談話，以前，非洲人只在確定他沒和軍人及比利時行政當局在一起之後，才敢向他湊近。
自六七年前羅傑上一次去利奧波德維爾以來，這個城市成長了許多。滿城都是房屋、倉庫、傳教所、辦公室、法院、海關，到處是視察員、法官、會計師、軍官和士兵，也到處是神父和牧師。這新興的城市一開始就讓他感到討厭，不是因為接待不周，相反，從總督到警察局，從他前去拜訪的法官和視察員到他去訪問的新教牧師和天主教傳教士，都熱誠地接待了他。所有人都主動向他提供他需要的報告，但正如他幾個星期後所證實的那樣，這些報告都是模稜兩可、公然假造的。他感到某種敵對的、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氣氛瀰漫在城市上空。相反，河對岸，與之相鄰的法屬剛果的首都布拉柴維爾卻沒有那麼令人窒息，甚至令人感到愉快。他曾經去過兩次，街道開闊而規整，人們心情開朗。在那裡，沒有利奧波德維爾那種暗中仇恨人民的氣氛。在利奧波德維爾談判、租用亨利·裡德號的四個星期中，他倒是得到了許多報告，但是沒有人願意談得深入，連好心人都對他藏著掖著，就連對自己也不願多說，因為他們懼怕直面那恐怖的事實真相。
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後來對他說，那一切純屬偏見。是他在後來的幾個星期裡的所見所聞、他對利奧波德維爾的回憶搞亂了他的思維。另外，他的回憶不僅僅保留著對亨利·莫頓·斯坦利於1881年建立的這個城市的壞印象。一天早晨，他趁空氣新鮮，走了很長一段路去碼頭，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兩個黢黑的半裸小夥子身上，他們正一面唱著歌一面從駁船上卸貨。二人看樣子很年輕，身上的遮羞布掩藏不住臀部的輪廓。二人都很瘦，但富有彈性，以富有節奏的動作把一包包的貨物卸下來，給人留下健康、和諧的美感。他欣賞了很久，很想把他們拍下來，以便將來回憶起來可以說初生的利奧波德維爾並不全都是醜惡骯髒的。可惜他當時沒帶照相機。
1903年，亨利·裡德號於當年七月起錨。穿過斯坦利湖那廣闊而平靜的湖面時，他感動了：在法屬剛果的對岸，瞭望幾處沙質的陡崖，使他想起了多佛那些露出水面的白色礁石；長翅䴉鳥在陽光的照射下優雅而高傲地在湖面上飛翔。這美麗的景象持續了大半天而無改變。翻譯、裝卸工和砍刀手激動得不時地指點著泥濘裡大象、河馬、水牛和羚羊的足跡。他的鬥牛犬約翰也因這次旅行而興奮起來，在船上跑來跑去，還突然吠上幾聲。但是到了瓊畢利，去撿柴時，約翰突然變了脾氣，發起怒來，不知怎麼搞的，幾秒鐘內就咬傷了一頭豬玀、一隻山羊以及浸禮教會聯合會牧師的菜園看守人。羅傑只得送些禮物作為賠償。
旅程的第二天，看到載著一筐筐橡膠的小輪船和駁船沿著剛果河下行到利奧波德維爾。整個旅程都是這幅景象，不時能遠眺兩岸枝葉間露出的電報杆和村落的屋頂。村民一見他們走近就逃進了森林。後來，羅傑想向某個鎮子上的土著人提些問題，就先派一個翻譯向村民說明，英國領事是一個人來的，沒帶比利時軍官，想調查村民面臨的問題和需求。
旅程的第三天，在建有浸禮會聯合會辦的傳教所的伯羅伯鎮，他預先得知了一個期待中的訊息。在一群浸禮會傳教士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莉莉·德·艾勒醫生，她精力充沛，智慧過人，和藹可親。她的個子高高的，不知疲倦，生活儉樸，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她在剛果待了十四年，能講好幾種土著語言，還有效地領導著一家為土著人開設的醫院。醫院裡擠滿了病人，羅傑在躺著病人的吊床、木床和席子中間走著，特意向艾勒小姐詢問為什麼病人都傷在臀部、腿部和背部，後者寬容地看了他一眼，說道：
「他們是某種災害的受難者，領事先生，這種災害叫奇科特，是一種比獅子和眼鏡蛇更嗜血的猛獸。博馬和馬塔迪沒有奇科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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