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在這裡這麼隨便地使用。」
艾勒醫生年輕時大概有一頭紅髮，可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白髮蒼蒼，只有幾綹紅髮從頭巾中露出來。太陽曬黑了她瘦削的面孔、脖頸和臂膀，但是那雙綠色的眼睛仍顯得那麼年輕、生動，閃爍著堅定的、信仰的光芒。
「如果您願意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剛果人的手上和下體都纏著繃帶，我可以向您解釋，」莉莉·德·艾勒挑釁般地說道，「是因為治安隊計程車兵用砍刀割下或摧毀了他們的雙手和生殖器。請別忘了把這種事寫進您的報告。在歐洲談到剛果時，這種事是不常被說起的。」
那天下午，通過翻譯跟伯羅伯醫院的傷者和病人交談了幾小時之後，羅傑吃不下飯。他覺得對傳教所包括艾勒醫生在內的牧師們有些失禮，因為他們特地為他做了烤雞。他只得藉口身體不適。他敢肯定，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一定會在主人的面前嘔吐出來。
「如果您看到的事讓您感到不適，那麼最好還是別去見馬薩德上尉，」傳教所所長勸說道，「不過，怎麼說呢，聽聽他的講述，對強健的胃倒也是一次考驗。」
「先生們，我正是為此才到剛果河中游來的。」
治安隊的上尉皮埃爾·馬薩德上尉並不駐紮在伯羅伯，而在姆邦戈，那裡有一支警衛隊和一個訓練場，用來把非洲人訓練成治安隊計程車兵。他經常巡視旅行，在傳教所附近搭有一頂野外帳篷。牧師們邀請他來跟領事談一次話，同時提醒領事，這位軍官的暴躁脾氣是出了名的。土著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麻陸麻陸」，在其邪惡的事蹟中有一件事很突出，那就是他把三個不聽話的非洲人串在一起，一槍就能同時擊斃三個。最好不要招惹他，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此人力壯如牛，個頭不算高，方臉，光頭，牙齒被尼古丁燻得黢黑，臉上總是帶著冷笑。他的小眼睛有些細長，聲音尖細如女人。牧師們準備了木薯做的甜食和芒果汁。牧師們不喝烈酒，但也不反對凱斯門特從亨利·裡德號拿來一瓶白蘭地和一瓶淡紅葡萄酒。上尉莊重地向大家伸出了手，並給羅傑行了個巴洛克式的禮，稱他「領事先生閣下」。幾個人乾杯，還點上了香菸。
「上尉先生。如果您允許，我想向您提個問題。」
「您的法語真好，是在哪裡學的，領事先生？」
「我小時候在英國學過，但主要還是在這裡，在剛果學的。我在剛果生活了好幾年，我想可能帶有比利時口音。」
「您有多少問題就請問吧，」馬薩德又啜了一口酒，「順便說一句，您的白蘭地太好了。」
那四位牧師石頭般靜靜的，一言不發。他們都是美國人，兩個青年人，兩個老年人。艾勒醫生去了醫院。天黑下來，聽得到夜間昆蟲的嗡嗡聲。為了轟蚊子，點了個噼啪作響且不時冒煙的火堆。
「馬薩德上尉，我要坦率地跟您說，」慢慢地，聲音也不提高，「我在伯羅伯醫院裡看到了那些斷手和被割下來的生殖器。我覺得那是不可接受的野蠻行徑。」
「當然，當然是野蠻行徑，」軍官立刻表示同意，不過態度很勉強，「還有比這更糟的呢，那就是浪費：這些肢殘的男人不能勞動了，至少活幹得很糟，效率極低。我們搞得這裡勞動力匱乏，這才是真正的犯罪。請把那些割手割生殖器計程車兵帶到我跟前，我要扒開他們背上的皮，讓他們流乾血管裡的血。」
他嘆了一口氣，似乎對世上白痴們的水平感到憂心忡忡，於是啜了一口白蘭地，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煙。
「法律或者什麼規定允許你們殘害土著人嗎？」羅傑·凱斯門特問道。
馬薩德上尉爆發出一陣大笑。這一笑，方臉變成圓臉，還笑出了幾個滑稽的酒窩。
「法律或規定是絕對禁止的，」他兩手一拍，好像空中有什麼東西，接著肯定地說道，「那就請你讓那些兩隻腳的畜生也懂得些法律或規定吧。您還不瞭解他們嗎？既然您在剛果生活了這麼多年，應該瞭解他們。讓鬣狗和扁蝨懂得這些，都比教一個剛果人懂容易得多。」
上尉又笑了起來，但馬上發了火，表情僵硬，細小的眼睛在浮腫的眼皮底下幾乎消失：
「我來給您解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吧，然後您就會明白，」他嘆著氣接下去說道，好像不得不先行解釋一下比「地球是圓形的」這一點更顯而易見的道理，「一切都是因為一件很簡單的事。」他兩手使勁地一拍，似乎想拍死空中那些帶翅的敵人，說道：「治安隊不能浪費彈藥，我們不能允許士兵們把發給他們的子彈拿去射殺猴子、蛇和其他骯髒動物而浪費掉，他們就願意生吃這些東西。有指示告知他們：彈藥只能在軍官的命令下用來自衛。但是這些黑人士兵不管怎麼挨鞭打也不肯服從命令。為此，才有了這個規定。您懂了嗎，領事先生？」
「不，我沒懂，上尉，」羅傑說道，「您說的是什麼規定？」
「為了確保不會因打獵而浪費子彈，每次只要有人開錯槍，就割掉他的手和生殖器。」
上尉又嘆了一口氣，喝了一口白蘭地，朝空中吐了口唾沫。
「不，事情不是這樣的，」他又發起火來，緊接著抱怨道，「因為這些骯髒的混蛋自有辦法對付規定。他們是怎麼對付的，您猜得出嗎？」
「猜不出。」
「很簡單，他們拿出從土著人身上割下的手和生殖器，讓我們相信他們射死的是人，而實際上他們射死的是他們想吃的猴子、蛇和別的骯髒動物。為什麼醫院裡都是沒手沒雞雞的可憐蟲，您現在懂了吧？」
他停了很長一段時候，喝掉了杯子裡剩餘的白蘭地。看樣子他很傷心，甚至做出要哭的樣子。
「我們已經盡力而為了，領事先生，」馬薩德上尉痛苦地說道，「跟您說吧，不容易啊，這些黑兵不僅粗暴、野蠻，而且慣於造假、說謊、欺騙，毫無感情和原則，就連恐嚇也打不開他們的智力。我敢肯定，治安隊為了對付割下活人的手和生殖器而進行欺騙並繼續使用國家發放的彈藥打獵的人，懲罰是很嚴厲的。您還是來看看我們的哨所，證實一下吧，領事先生。」
談話一直持續到他們腳下噼啪作響的篝火熄滅，進行了幾個小時。二人道別時，那四位浸禮會牧師早已去睡了。上尉和領事把白蘭地和紅葡萄酒喝光了，都有些醉意，但是羅傑·凱斯門特仍保持著清醒。幾個月或幾年後，他大概仍能詳細地說出他聽到的胡言亂語和招供，以及皮埃爾·馬薩德上尉在酒精作用下變得通紅的方臉。在其後的幾個星期裡，他還同治安隊的軍官們進行了幾次談話，其中有比利時人、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德國人，他從這些人的口中聽到了可怕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記憶中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作為剛果現實象徵的，還是那天晚上同馬薩德上尉的那次談話。在談話的某一刻，這位軍官傷感起來，向羅傑承認他很想念他的妻子。他有兩年沒見到妻子了，也很少收到她的信。她也許移情別戀，不愛他了。這不足為奇，許多軍官和官員們都遇上過這種事。他們在此為比利時效勞，為國王陛下效勞，被病痛折磨，被毒蛇咬噬，連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談不上，最後客死他鄉，葬身於這座地獄。為了什麼？為了那少得可憐、根本積蓄不起來的薪水。有人會感謝他們為比利時付出的犧牲嗎？相反，在宗主國，對這些「殖民者」存在著頑固的偏見，從殖民地回來的軍官和官員受到歧視，無人理睬，好像他們與野人打交道多了，也變成了野人。
當皮埃爾·馬薩德上尉把話題引向性的問題上時，羅傑從心底感到不舒服，想告辭。但是上尉已經完全醉了，為了不惹他生氣，不跟他吵架，羅傑留了下來。他一面忍著噁心聽他講話，一面想，自己到伯羅伯來不是充當法官，而是來搞調查、蒐集材料的。他的材料越確實、越完整，對鬥爭的貢獻就越有成效，而這鬥爭正是為了反對把在剛果進行的惡劣行徑制度化。上尉很同情那些幻想能把可憐的土著人訓練成士兵而從比利時趕來的年輕中尉和軍士，他們的性生活怎麼辦呢？他們必須把自己的女友、妻子和情人拋在歐洲，可到了這兒又能如何呢？在被上帝之手拋棄的荒野裡，連稱得上妓女的人都沒有，只有幾個令人噁心、渾身都是蝨子的黑種女人，只能在喝得爛醉的時候去睡她們，還要冒著染上毛蝨、淋病或下疳的風險。就拿他來說，倒是費了好大的勁，但仍沒幹成，而在歐洲，他以上帝的名義發誓，從來沒失敗過。我皮埃爾·馬薩德竟然在床上失敗了。連吹簫也不起作用，黑種女人有把牙齒磨尖的習慣，不小心咬你一口，就把你閹了。
他把手放在襠上，做出淫蕩的表情，放聲大笑。趁馬薩德大談特談的時候，羅傑站了起來：「上尉，我該走了。明天一早就得出發，想早點兒去睡。」
上尉機械地握了握他的手，但還在說話，也沒站起來，不過聲音弱了下來，眼神也渙散了。羅傑漸漸走遠，但仍能聽到他在背後嘟嘟囔囔地說，選擇軍事專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讓他以自己的餘生付出代價。
第二天早晨，亨利·裡德號起錨朝魯科雷拉駛去。在那裡，他逗留了三天，沒早沒晚地找各種人談話：官員、殖民者、監工、土著人等。接著又到了伊科科，深入曼通巴湖。在湖的附近，他找到了那片被稱作「王室領地」的廣闊土地，圍繞著這片土地，經營著主要的私人橡膠公司：魯朗加公司、阿比爾公司、剛果貿易公司等。這些公司在整個地區擁有大片的租地。羅傑訪問了幾十個村落，其中有些位於曼通巴湖邊，有的則在腹地。為了去這些腹地的村落，必須用木槳或竹竿划著小型獨木舟或在陰暗潮溼的草叢裡由土著人用砍刀開路、步行數小時才能到達，有幾次還不得不在水淹至腰的湖泊和散發著臭味的沼澤地裡頂著成群的蚊蟲和無聲的蝙蝠影子涉水而行。在這幾個星期裡，他扛住了疲乏、大自然製造的困難和惡劣的氣候，火熱的精神狀態彷彿著了魔法，他絲毫沒有氣餒，雖然每天、每刻好像都在陷入苦難和惡劣的地層之中。但丁在《神曲》裡描寫的地獄是不是就是這樣？他沒有看過那本書。那幾天，他發誓一到手就看。
在他這次旅途中，當地土著一見亨利·裡德號來了，以為船上載有士兵，撒腿就跑；但很快就出來與他相見並派出使者，邀請他參觀村子。在土著傳說中，英國領事視察本地區是來聽取申訴和需求的。於是土著人帶著證據來找他，訴說著一個比一個更加悲慘的經歷，他們以為羅傑有權力在剛果驅邪匡正。羅傑根本沒什麼權力，他只能把這些非正義行為和罪行向上呈報，然後由英國及其盟國去要求比利時政府結束這些暴行，懲辦虐待者和罪犯。這才是他能夠做到的。但無論怎麼對土著人解釋都沒用，他們不明白嗎？肯定地說，他們根本不聽他的。他們急著要說話，要訴說突然而至的災難，所以並不留意聽他的解釋。他們絕望地、憤怒地、滔滔不絕地述說著，有時都哽住了。翻譯不得不打斷他們，求他們講慢點兒，好讓他翻譯得好一點。
羅傑一邊聽，一邊記下來，然後整晚整晚地在卡片和本子上一字不漏地整理所聽到的一切，幾乎顧不上吃東西。他生怕那些草稿紙片可能丟失，簡直不知該採取何種謹慎的措施、該藏在什麼地方才好。最後他決定帶著它們一起走，讓一名裝卸工扛著，並命令裝卸工和他寸步不離。
他幾乎不敢睡覺，困得精疲力盡，直做噩夢。從害怕到恐懼，從可怖的幻覺到真正的悲痛，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動力：家庭、朋友、理想、國家、感情和工作。他從未曾像此時這樣想念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沃德對一切生命存在的表象有著富於感染力的熱情，他生性快樂，任何事、任何人都破壞不了他的樂觀情緒。
旅行結束，他寫出報告便離開了剛果，在非洲的二十年也成回憶。羅傑·凱斯門特多次對自己說，這裡發生的一切駭人聽聞的行徑，如果用一個詞道出其根源，那就是貪婪，對黑色金子的貪婪。這種遍佈剛果森林的黑金成了人民的不幸，這一財富成了落在這不幸人民頭上的詛咒。事情如果這樣持續下去，這些不幸的人就會從地球上消失。花三個月零十天得出這個結論後，他又想，如果不早日耗盡橡膠，那麼被耗盡的將是剛果人。殖民制度本身正在成百成千地消滅他們。
在那幾個星期裡，各種回憶像洗亂了的紙牌混雜在一起。要是不詳細地把日期、地點、證據和批註記錄在本子上，他的記憶就會亂得一塌糊塗。在那令人眩暈的混亂中，他只要一閉上眼睛，黑檀木般的身體上彷彿被毒蛇撕咬過的背部、臀部和腿部上紫紅色的疤痕，還有兒童的殘肢、被割下臂膀的老人、骷髏般憂鬱的臉孔就不斷地浮現，又不斷地消失，尤其是那些面孔，彷彿被抽掉了脂肪和肌肉，只剩下一層皮，毫無生氣，完全是一副骷髏。那僵硬的神情，或者說那僵硬的神情所表現的，與其說是痛苦，不如說是境遇導致的無限驚愕。羅傑·凱斯門特帶著筆記本、鉛筆和照相機到過的所有村落和小村子都一樣，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
一開始，一切都很簡單明瞭，給每個村落規定明確的義務：每星期或每十五天要交納一定的食物（木薯、家禽、羚羊肉、野豬肉、山羊肉或鴨肉），供治安隊哨所和開闢道路、立電報杆、修建碼頭倉庫的小工們食用。此外，各村落還要交納一定數量的橡膠，橡膠收割後要盛在土著人自己用藤編織的大筐中送去。對未完成這些義務的懲罰是各種各樣的：對交納食物和橡膠不足量的處以鞭刑，不少於二十下，有時甚至五十下或一百下。許多受到懲罰的人會大量出血或死去；少數土著人得以逃命，卻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他們的妻子就會作為人質被關在「人質之家」。治安隊的每個哨所都建有「人質之家」，在那裡，逃跑者的妻子們要受到鞭打，不準吃、不準喝，有時還要受到刁鑽的折磨：強迫她們吃下自己的或看守們的糞便。
連掌權的殖民者都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規矩，不管是私人公司還是國王的產業都一樣。在所有的地方，制度都遭到執行者——士兵和軍官——的破壞，甚至被搞得更糟，因為在每個村落，軍人和政府代理人都隨意增加定額，然後拿餘下的食物和橡膠去做小生意。
在羅傑訪問的所有村落，酋長們的怨言都是一樣的：如果男人們都去收割橡膠，又怎能去打獵、種木薯、搞其他食物來養活當局人物——頭頭們、衛兵們和小工們呢？此外，橡膠樹被割盡，這就迫使收割者越來越深入到陌生的、危險的地區，許多人在那裡受到豹子、獅子和毒蛇的攻擊。所以，不管多麼努力，都完成不了所規定的份額。
1903年9月1日，羅傑·凱斯門特滿三十九歲那天，他正在羅波里河上航行。他在頭天晚上離開位於邦甘丹加山腰上小山岡的伊西伊蘇羅小鎮。他生日的這一天在他的記憶中將永遠無法磨滅，彷彿是上帝，也許是魔鬼，讓他在這一天見證人類的殘暴是沒有底線的，在發明折磨他人的刑罰手段方面總是能夠走得更遠。
黎明時分，天陰沉沉的，像是要下暴雨，但沒下，整個上午的空氣中都充滿了電。神父到達那個臨時建起來的碼頭時，羅傑正準備吃早點。在亨利·裡德號船尾繫纜處，來了一位修士，科基拉維爾天主教西多會傳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於托特神父。他又高又瘦，像格列柯畫中的人物，長長的灰白鬍須，雙眼中翻滾著憤怒、害怕或恐懼的神色，也許三者都有。
「領事先生，我知道您為什麼來這兒，」神父向羅傑·凱斯門特伸出一隻骨瘦如柴的手，用因急切而顯得結結巴巴的法語說道，「我請求您跟我到瓦拉村走一趟，只有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的路程，您應該去親眼看一看。」
他說話時彷彿因患瘧疾而發寒熱，直哆嗦。
「很好，」凱斯門特同意道，「不過，請您坐下，我們先喝杯咖啡，吃點兒東西。」
神父吃著早點，向領事解釋說，科基拉維爾傳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人得到教團的允許，可以打破不準離開修道院的清規戒律——這在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許的——其目的是為了幫助當地人。「在這片別西卜似乎要戰勝上帝的土地上，當地土著人太需要幫助了。」
修士不僅聲音在發抖，眼、手和精神都在發抖，還不停地眨著眼。他身穿一件粗布長袍，又髒又溼，滿是泥濘和抓痕的雙腳上穿著繫帶涼鞋。於托特神父來剛果已有十年。八年前，他不時地走訪村落，曾登上邦甘丹加山的頂峰，在近處遇到了一頭豹子，但豹子並沒朝他撲來，而是搖著尾巴離開了小徑。神父能講土著人的語言，贏得了當地人尤其是瓦拉村土著人的信任。「這些殉道者啊！」
二人上了路，走在一條兩旁都是高大樹木的狹窄小徑上，不時遇到小溪擋路。在路上，還能聽到看不見的鳥兒在歌唱，有時一群鸚鵡嘰喳鳴叫著飛過頭頂。羅傑注意到神父在樹林中走得很輕快，不磕不絆，像是長期在草叢裡走路，有經驗。一路上，於托特神父向他訴說著瓦拉村所發生的事，雖說是個村子，但其實很小，根本交不出最近規定上繳的食物、橡膠和木材的定額，也拿不出當局需要的勞動力，於是科基拉維爾駐軍派出了由當維勒中尉帶領的三十名士兵組成的治安小分隊。人們看到小分隊逼近，就逃進了山裡。小分隊的翻譯找到了他們，勸說他們回去，像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當維勒中尉解釋了新的規定，要同他們做生意。酋長於是命令大家回去了。但是當人們剛回去，小分隊就撲了上來，男男女女都被綁在樹上遭受鞭打。一名孕婦想走遠一點兒去小便，一個士兵以為她要逃跑，一槍打死了她。還有十名婦女被關進了科基拉維爾的「人質之家」。當維勒中尉限定他們一星期之內必須交齊所欠定額，否則就殺掉這十名婦女，燒掉村子。
事情發生後沒幾天，於托特神父來到了瓦拉村，看到了一幅殘酷的景象：為了交足所欠定額，村子裡的家庭賣掉了子女，有兩個男人還賣掉了妻子——行商們揹著當局買下來去做奴隸生意。特拉帕修道院的這位神父認為，被賣掉的兒童和婦女至少有八個，也許還有更多。當地土著人被嚇壞了：為了交足定額，不得不派人去購買橡膠和食物，還不知道賣兒賣妻得來的錢夠不夠。
「您相信世上會有這種事嗎，領事先生？」
「是的，神父先生，人們跟我講的這些卑劣、駭人聽聞的事，我現在相信了。如果說我在剛果學到了些什麼，那就是這世上沒有比人類更嗜血的獸類。」
「我在瓦拉村從未看到有人哭。」羅傑·凱斯門特後來想。他也從未聽到有人抱怨，村子裡居住的彷彿都是木頭人。在空地上，在那三十間以木條搭建、棕櫚葉鋪頂的尖頂茅屋中間盪來盪去的都是些幽靈，他們的精神已然崩潰，不知往何處去，也忘掉了自己是什麼人、正處在什麼地方。整個村子彷彿遭到了詛咒，居民都變成了幽靈，但是這些幽靈的背部、臀部佈滿了新鮮的傷疤，有的上面仍帶有血跡，傷口好像仍沒有癒合。
因於托特神父能流利地講部落的語言，在他的幫助下，羅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詢問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傾聽他們陳訴他曾多次聽過和即將聽到的苦難。在瓦拉村，他感到很驚奇，這些可憐人沒有一個對這件事表示不滿：這些外來人有什麼權利來侵略他們、剝削他們並虐待他們？他們只發覺了眼前的不公，那就是定額。這太過分了，沒有人能搞到這麼多的橡膠、這麼多的食物，派出這麼多的勞力。就連對遭受鞭打和「人質」問題，他們都沒有過怨言。他們只求降低一點兒定額，讓他們能交上，以博得當局對瓦拉人的滿意。
羅傑當晚在村裡過夜，第二天帶著寫滿證詞和批註的本子向於托特神父告別。他決定變更事先計劃好的行程。回到曼通巴湖，他登上亨利·裡德號向科基拉維爾駛去。這座鎮子很大，土鋪的街道不太整齊，住戶分散在棕櫚樹和小塊耕地之間。羅傑一下船就去治安隊駐地，那是一座面積很大的粗質建築物，圍以黃色木樁。
當維勒中尉出差了，不過該地區治安隊所屬駐軍的站點負責軍人馬塞爾·瑞諾上尉接待了他。上尉四十多歲，又高又瘦，肌肉發達，皮膚被太陽曬得黑亮，灰髮剃得精光，脖子上掛著聖母勳章，前臂文著一隻小動物。他把羅傑讓到一間簡陋的辦公室裡，辦公室的牆上掛著幾面小旗子和穿著軍服的利奧波爾多二世的照片。上尉給羅傑倒上一杯咖啡，請他坐在堆滿本子、量尺、地圖和鉛筆的小辦公桌對面的破椅子上，羅傑每動一下，椅子就差點兒散架。因為父親在英國做生意，上尉的童年是在英國度過的，講得一口好英語。他是一位職業軍人，五年前自願來到剛果。「是為了自己，領事先生。」
他就要被擢升了，快回到宗主國了。他嚴肅地、表面專注地聽著羅傑，一次也沒打斷，表情莊重，對任何細節都冷靜面對，不露聲色。羅傑的陳述準確而詳細，描述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也很清楚：背部和臀部被鞭打者為補足所欠定額而賣兒賣女者的證詞，諸如此類。他解釋說，陛下的政府將收到關於暴行的報告。此外，他認為他應該以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名義對治安隊犯下的諸如在瓦拉村那樣的殘暴行徑提出更實際的抗議，作為把那個村落變成地獄這一惡行的目擊者。羅傑講完，瑞諾上尉仍然面不改色，沉默了許久，等著羅傑繼續。最後他微微點了點頭，輕輕地說道：
「領事先生，您無疑是知道的，我們，我是說治安隊，並不釋出法律，我們只讓人遵守法律。」
他以明亮的目光直視羅傑，一點沒有流露出厭煩和惱怒。
「上尉，我瞭解剛果獨立王國的現行法律和規章制度，但是沒有一條授權你們肢解土著人、鞭打他們直至出血、把婦女作為人質以防丈夫逃跑、對村落進行敲詐勒索，以致母親們不得不賣掉子女來交納你們所要求的食物和橡膠定額。」
「我們？」瑞諾上尉誇張地表示驚奇，不停地搖頭，他一動，文在手臂上的動物也在動，「我們沒向任何人要求過任何東西。我們只接受命令、執行命令，就是這樣。治安隊並不規定定額，凱斯門特先生。規定定額的是政府當局和獲得特許權的公司經理，我們不過是某項政策的執行者，而且我們從未參與制定這項政策，也從來沒人徵求過我們的意見。如果徵求我們的意見，情況也許會好些。」
他停了下來，好像走神了一會兒。透過裝有金屬網的大窗子，羅傑看見一塊沒種樹木的方形空地，一隊非洲士兵正在列隊走步，他們穿著粗斜紋布的褲子，赤祼上身，光著腳，在一名准尉的口令下改變著行進方向。這名准尉倒是穿著靴子、軍裝襯衣，戴著法式軍帽。
「我要進行一次調查，如果當維勒中尉強行徵稅或支援這種做法，將會受到懲罰，」上尉說道，「當然，當兵的如果濫用鞭刑，也會受到懲罰。這就是我對您的全部承諾。要改變這一制度，不是軍人的任務，而是律師與政治家的任務、最高機關的任務。這一點，我想您是瞭解的。」
他的聲音中突然出現一絲沮喪的意味：
「我當然最希望改變這個制度。我對這裡發生的事也很惱火。我們不得不做的事違反我的原則，」他摸了摸脖子上掛的勳章，「和我的信仰。我很相信天主教。在歐洲，我力爭對我的信仰始終如一，而在剛果就不可能做到，領事先生。這就是悲哀的現實，所以我很願意回比利時。我敢向您保證，我再也不會踏上非洲這塊土地。」
瑞諾上尉從桌旁站了起來，走到一扇窗前，背對領事，看著那些新兵不合拍的走步和歪歪扭扭的隊形，很長時間沒說一句話。
「如果是這樣，您完全可以做點兒什麼來消滅這些罪行，」羅傑·凱斯門特低聲說道，「我們歐洲人不正是為此才來到非洲的嗎？」
「啊！是嗎？」瑞諾上尉回過身來看了他一眼，領事發覺這位軍官的臉色有些發白，「我們是為什麼來到這裡的？我知道，是給他們帶來文明、基督教和自由貿易。您還相信這些嗎，凱斯門特先生？？」
「不相信了，」羅傑·凱斯門特立即答道，「我以前相信，對，全心全意地相信，那時我是一個理想主義青年，天真地相信了好多年，什麼歐洲到非洲來是為了拯救生命和靈魂，是對野蠻人施以教化。現在我知道我錯了。」
瑞諾上尉的表情變了。羅傑看出這位軍官的臉色突然變得更富有人性了，看著羅傑的神色也帶有類似看待白痴般的好感。
「我要補償我年輕時的罪孽，上尉，為此，我來到了科基拉維爾；為此，我要以所謂文明的名義把在這裡犯下的罪行詳詳細細地記錄下來。」
「我祝您成功，領事先生，」瑞諾上尉面帶嘲諷的微笑說道，「不過，要是您允許我說話坦率，我恐怕您不會成功。個人的力量是改變不了這個制度的。太晚了。」
「要是您不介意，我想參觀一下監獄和‘人質之家’，那裡關著從瓦拉村掠來的婦女。」羅傑突然改變了話題，說道。
「您隨便看什麼都可以，」軍官同意道，「這就是您自己的家。對了，請允許我再次提醒您，剛果獨立王國不是我們發明的，我們只不過使它運轉起來罷了，也就是說，我們也是它的犧牲品。」
監獄是一座磚木結構的棚子，沒有窗，只有一個入口，由兩名持槍的土著士兵看守著。裡面關著十二個人，有的很老，半裸著躺在地上；有兩個被綁在釘入牆上的環裡。羅傑邊走邊看，這些沉默的骷髏無精打采、面無表情地望著他走來走去。最令他反感的是糞便的臭味。
「我們曾教育他們要在桶裡大小便，」上尉看出了他在想什麼，指著一隻盛器說道，「但是他們不習慣，寧可在地上大小便。那就隨便他們吧，反正他們並不在乎臭味，沒準還聞不到呢。」
「人質之家」是一個更小的地方，但那兒的景象更為悲慘。婦女們擠在一起，在這些擁擠的半裸身體中間，羅傑幾乎邁不開步。地方小得許多婦女都坐不下來，更躺不下，只得站著。
「這是例外，」瑞諾上尉指著婦女們說道，「從來沒關過這麼多的人。今天晚上，為了讓她們能睡覺，我們要把一半人移到士兵營房裡去。」
這裡的糞便味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有些女人還很年輕，幾乎還是孩子。所有人都神色茫然，彷彿在現實之外夢遊。這種神情，羅傑在這次行程中在許多女人臉上都看到過。其中一個人質懷抱著一個安靜得像死人一樣的嬰兒。
「怎樣才能釋放她們？」領事問道。
「這不由我決定，要由行政長官們決定，先生。在科基拉維爾這兒有三位行政長官。條件只有一個：丈夫們上交所欠定額，就可以把他們的妻子帶走。」
「他們這樣做了嗎？」
上尉聳了聳肩。
「有的婦女逃掉了，」上尉不看他，放低了聲音說道，「有的被當兵的帶去，做了他們的妻子，這些是最走運的；有的發瘋自殺了；有的悲痛而死，狂怒而死，甚至餓死。您看見了，幾乎沒有吃的。這也不能怪我們，連養活士兵們的食物都收不到，更不用說養活囚犯了。有時，我們不得不在軍官中搞幾次小小的募捐來改善士兵們的伙食。事情就是這樣。我是第一個因未能改變這一狀況而感到遺憾的人。如果您能做些什麼改善一下，治安隊將感謝不盡。」
羅傑去拜訪了科基拉維爾的三位比利時行政長官，但是隻有一位接待了他，另外兩位找藉口迴避了。總負責人迪瓦勒把他請進了一間無防護措施的辦公室，送上一杯茶。這位負責人五十歲左右，胖胖的，面色紅潤。赤道地區這麼炎熱，他仍然穿著背心，戴著假袖口，上身是掛著懷錶的大禮服。他大汗淋漓，一面有禮貌地聽著羅傑講話，一面不時地用溼透了的手絹擦臉，對領事的講述時而搖頭表示譴責，時而做出苦惱的樣子。羅傑講完了，他要求羅傑把那一切都詳細地寫下來，他可以上報給法院，強行要求對這可悲的事件展開一次正式調查。他本人也是法院的成員。迪瓦勒把手指放在下巴處，又考慮了一會兒說，也許最好由領事親自把報告上報給利奧波德維爾剛建立的最高法院，因為那裡是終審，很有影響力，在整個殖民地執行起來會很有效，不僅對那些狀況有辦法解決，而且對受害者本人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在經濟上也有所補償。羅傑表示會照他說的去辦，於是告辭出來了，心想迪瓦勒肯定不會動一根手指，利奧波德維爾的最高法院也不會有所動作。但即使這樣，他還是要把寫下的情況報上去。
黃昏時分，他正要出發，一個土著人來說，傳教所的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們想見他。於是他又見到了於托特神父。那六位修士想請他把少數逃出來藏在特拉帕修道院的土著人偷偷地用小輪船帶出去，這些人都來自剛果河上游的邦甘丹加鎮，也是由於未交足橡膠份額，治安隊搞了一次跟在瓦拉村一樣的懲罰行動。
科基拉維爾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結構的兩層樓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蘇亞爾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紀已經很大，同另外兩位修士一樣，都很瘦小，都彷彿消失在繫著粗製皮帶、罩著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兩位年紀大的是神父，其餘的都是非神職人員。所有人，跟於托特神父一樣，都彷彿骷髏般瘦小，好像這就是當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徵。房子裡面倒很明亮，因為只有小教堂、飯廳和修士們的臥室才有屋頂。除了作為修道院的房子，還有一座花園、一片菜園、一個家禽欄、一塊墓地和砌著大火灶的廚房。
「你們求我揹著當局帶走的這些人都犯了什麼罪？」
「他們的罪是太窮。」堂赫蘇亞爾多難過地說道，「您很清楚，剛才在瓦拉村也見到過，貧窮和卑微意味著什麼，作為剛果人又意味著什麼。」
凱斯門特表示贊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幫助未必不是一項仁慈的行動，但他還在猶豫：作為一名外交官，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險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顛牽連進去，他為外事辦蒐集情況的任務也會被取消——儘管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我能見見他們，跟他們談談嗎？」
堂赫蘇亞爾多同意了，於是於托特神父走出去，幾乎立即就把那幾個逃亡者帶了進來。一共六個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個男孩。這六個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槍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領頭的名叫曼松達，頭戴羽冠，脖子上掛著動物牙齒做的項鍊，臉上還有舊的傷疤，那是為加入部落而舉行的一種儀式留下來的。於托特神父充當翻譯：因該地區橡膠樹的漿液已經割盡，邦甘丹加村接連兩次沒能向取得特許權的魯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膠，於是治安隊派駐該村的非洲哨兵就開始鞭打、割手割足。人們憤怒了，發生了騷亂，起而反抗的人殺死了一個衛兵。幾天後，邦甘丹加村就被治安隊的一支縱隊佔領了，他們放火燒了所有的房屋，殺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被活活燒死在自家的茅屋裡，其餘的被押去關在科基拉維爾的監獄和「人質之家」。曼松達酋長認為他們是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們幫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隊抓住，也會受到和其他人一樣的刑罰。在整個剛果，土著人因反抗受到的懲罰一直都是整個村社被消滅。
「好吧，神父先生，」凱斯門特說道，「我用亨利·裡德號把他們帶離此地，不過只能帶到最近的對岸的法屬地。」
「上帝會報答您的，領事先生。」於托特神父說道。
「誰知道呢，神父先生？」領事答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違法的。」
「人訂的法，」神父糾正道，「我們確實在違反，正因如此，我們才是忠於上帝之法的。」
羅傑·凱斯門特同修士們一起吃了簡單的素食晚飯，長談了一番。堂赫蘇亞爾多開玩笑地說，為了表示對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們特地違反了閉口不語的教規。修士們和非神職人員們看樣子好像跟他一樣，也被這個國家搞得憂心忡忡，壓得喘不過氣。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他思考著，也說了出來。他對修士們說，他十九年前來非洲時還意氣風發，確信殖民事業能給非洲人帶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可開拓殖民地怎麼就變成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掠奪和令人眩暈的殘暴行為？那些自稱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並殺害著手無寸鐵的人，對他們施行殘忍的酷刑。歐洲人來到非洲不是說要消滅奴隸買賣、帶來仁慈的宗教和正義嗎？可這裡實際發生的事比奴隸買賣更糟，不是嗎？
修士們一言不發，讓他充分發洩，是不是跟堂赫蘇亞爾多開玩笑時所說的違反沉默不語的教規相悖？不，不是，他們跟羅傑一樣，對發生在剛果的事也感到茫然、難過。
「領事先生，上帝之路對我們這些可憐的孽障來說是不可知的，」堂赫蘇亞爾多嘆了一口氣說道，「重要的是不要絕望，不要喪失信仰。有您這樣的人存在，對我們就是一個鼓舞，使我們又有了希望。祝您圓滿完成任務，我們要向上帝祈禱，求他允許您為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逃亡者在離科基拉維爾不遠處的河灣登上了亨利·裡德號。與他們在一起的三天裡，羅傑一直很緊張、發愁。他為這幾個土著人的出現向全體船員作了模糊的解釋，但總覺得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們，也不跟他們說話。將到伊雷比時，亨利·裡德號靠近了剛果河的法屬岸邊。那晚，船員們都睡著了，幾個無聲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邊的草叢中。事後，沒有一個人向領事問起他們的下落。
旅行至此，羅傑·凱斯門特開始感到不適，不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體也顯現出失眠的影響以及蟲咬與體力透支的後果。也許更是受到了情緒的影響：憤怒，接著是氣餒；立志完成任務，接著是預感到寫出報告也將會毫無用處，因為在倫敦，外事辦的那些官僚與陛下御用的政客可能會作出決定說，與利奧波爾多二世這樣的盟友為敵是不明智的，發表正式指控盟友的報告會導致有損大不列顛利益的後果，因為這等於把比利時推向德國的懷抱，難道帝國的利益不比幾個崇拜貓與蛇、有著食人習俗的半裸野蠻人哭喪著臉的抱怨更為重要嗎？
他一面竭盡全力地戰勝一陣陣襲來的沮喪情緒，克服頭痛、噁心和渾身無力（他覺得自己瘦了，腰帶上還得多鑽一個孔），一面訪問村落、崗哨和車站，詢問村民、官員、職員、哨兵和割膠工人。在訪問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過的身體、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聽到殺人、監禁、敲詐和失蹤等夢魘般的事件，但他都儘量剋制住自己。他最後想，剛果人普遍遭受的這種苦難滲透進了空氣與河流中，包圍著他，散發出一種臭味，這臭味不僅是嗅覺上的、超嗅覺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我覺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親愛的格，」一天，羅傑決定轉個彎回到利奧波德維爾去，就在邦甘丹加車站，他給姨妹格特魯德寫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啟程回博馬了。按照我的原計劃，本應該在剛果河上游再停留兩個星期，但是，說真的，我已經有足夠的材料可以在我的報告裡寫出這裡發生的事件。如果我繼續挖掘人們那可恥的惡劣行徑能達到怎樣的極端，恐怕我就無力寫出我的報告了。我正處在發瘋的邊緣。一個正常人不可能陷進地獄這麼久而不失去健康、不導致精神崩潰。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潰正在發生，思想中有些東西正在蛻變。我一直生活在苦惱中，如果我與這裡發生的事繼續接觸，最終我甚至會在吃午飯、晚飯的時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剛果人的手、殺死他們而不會感到良心上過不去，更不會倒胃口，因為在這不幸的國家裡，歐洲人都是這樣的。」
不過，這封長信主要談的還不是剛果，而是愛爾蘭：「是的，親愛的格，你也許認為這是另一個發瘋的預兆，但是，深入到剛果腹地的旅行使我發現了自己的祖國，瞭解到她的地位、她的命運和她的現實。在這裡的森林中，我不僅發現了利奧波爾多二世的真面目，也發現了真實的自我：一個堅定不移的愛爾蘭人。格，等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我會給你一個驚喜，你會認不出你的姨兄羅傑了，我好像蛇一樣蛻了一層皮：思想，也許連靈魂都變了。」
確實如此，在乘亨利·裡德號沿剛果河下行、最終於9月15日下午在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靠岸的這幾天，領事幾乎沒跟船員們說過一句話。他一直把自己關在狹小的船艙裡，要麼躺在船尾的吊床上，如果天氣好。他那忠心的約翰臥在他的腳下，安靜地注視著主人，沉痛的心情彷彿也傳染了給它。
只要一想起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祖國，深深的思鄉之情就油然而生，把剛果那要在道德上摧毀他、擾亂他心理平衡的恐怖形象從腦海中驅逐出去。他回憶著在都柏林受到母親寵愛與保護的早年歲月，回憶著在貝利梅納的學生時代以及在加爾戈姆那幽靈城堡裡的參觀，回憶著與姐姐妮娜在安特萊姆北部田野（跟非洲田野同樣溫順）上的散步，回憶著那幾次去格蘭塞斯山對面峽谷的遠足給他帶來的幸福感——那是伯爵領地九個峽谷中他最喜歡的一個，微風掃過谷邊的峰頂，不時能眺望到張開大翅、豎冠挑戰天空的雄鷹飛過。
愛爾蘭不是跟剛果一樣是殖民地嗎？儘管他堅持了許多年，不願接受這一事實，他的父親和厄爾斯特的許多愛爾蘭人也跟他一樣，以盲目的憤慨拒絕承認這一事實。為什麼對剛果來說是一件壞事而到了愛爾蘭卻成了好事呢？難道英國人沒有入侵愛爾蘭嗎？難道英國人沒有像比利時人對待剛果人那樣在未曾與被侵略者、被佔領者商量的情況下就藉助武力吞併了愛爾蘭，使之成為英帝國的一部分嗎？隨著歲月的流逝，暴力有所減弱，但愛爾蘭仍然是殖民地，其主權也因有一個強大的鄰居而喪失。這才是許多愛爾蘭人拒絕看到的事實，父親要是聽到這些話，會說些什麼呢？他會不會把鞭子拿出來？母親呢？如果得知自己的兒子孤寒羈旅地在剛果，哪怕不是在行動上，至少在思想上正在變成一個民族主義者，她會不會感到震驚？就在那個孤獨的黃昏，在漂著樹葉、樹枝和樹木的土色河面上，羅傑·凱斯門特作出了一個決定：一回到歐洲就儘量蒐集有關愛爾蘭歷史、文化的書籍——他了解得太少了。他在利奧波德維爾只逗留了三天，沒去找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下，他沒有心思去拜訪當局人物和熟人，否則就不得不跟他們談及沿剛果河中上游的旅行以及這幾個月的沿途見聞，當然，還得說謊。他用密碼給外事辦發了一封電報，說他已有足夠的材料能證實關於虐待土著人的事實。他要求得到允許，搬到毗鄰的葡萄牙的領地去寫報告，那裡要比博馬安靜得多，而且沒有領事事務的干擾。他還給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最高法院檢察院就瓦拉村事件寫了一封長長的揭發信，也可以說是一封抗議信，要求對事件進行一次調查並制裁相關責任人。他是親自把信件送到檢察院的。一位謹慎的官員說萊維爾檢察長跟該市貿易註冊辦公室主任克洛薩德先生獵象去了，並答應他，檢察長一來就告知他這一切。
羅傑乘火車去了一趟馬塔迪，在那兒只過了一夜就乘貨船下行回到了博馬。在辦公室，他看到一大摞信件和外事辦主任的一封電報，同意他到羅安達去寫報告。事情很急，報告要儘量寫得詳細。在英國，揭發剛果獨立王國的活動正風起雲湧地展開，主要的日報都參加了進來，對揭發的暴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除了浸禮會的指控，早些時候，羅傑·凱斯門特的秘密朋友和同行者，法籍英國記者埃德蒙·d.莫列爾也有所揭發，他發表的文章在眾議院和公眾輿論中都引發了巨大震動。議會對此議題也進行過一次辯論。外事辦和外長蘭茨登爵士本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著羅傑·凱斯門特的證詞。
在博馬，在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羅傑甚至不顧外交禮儀，儘量避免跟政府的人見面，這在他領事任上的幾年裡是從來沒有過的。他沒去拜訪總督，只給他寫了一封信，為因健康問題而不能親自前去問候表示歉意。他也沒打一次網球或檯球，沒玩牌，既不舉行午宴、晚宴，也不接受邀請。以前他每天一大早，哪怕天氣不好，也要去河邊水流靜止處游泳，此時也不去了。他不願見人，也不願參加社交活動，更不願別人問起他的旅行情況，否則就不得不說謊。他確信自己永遠不會向博馬的朋友和熟人坦率地講出他在這十四個月裡沿剛果河中上游旅行時的所見所聞與體驗。
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處理領事館的緊急事務和去卡賓達和羅安達旅行的準備工作上。他期待著離開剛果、到了另外一個殖民領地後，就不像在剛果這樣感到壓抑而更為自由了。有好幾次，他想為報告先打一份草稿，但都沒有成功，不光是因為情緒低落，還有右手因痙攣總是抽搐，手裡的筆幾乎在紙上滑來滑去。痔瘡又來困擾著他。他幾乎飯也不吃。兩個僕人，查利和馬烏庫，看到他的身體越來越糟，很擔心，便勸他把醫生叫來。不過，雖然他因失眠、沒胃口、身體不適而感不安，但並沒叫醫生，因為一見到薩拉貝特醫生，就得回憶、述說他目前只想忘掉的那些事。
1903年9月28日，羅傑乘船駛向巴納納港，在那裡，把鬥牛犬約翰留給了馬烏庫，只帶著查利乘另一條船到了卡賓達。在卡賓達逗留了四天，也曾同熟人吃過晚餐，這些熟人並不知道他去過剛果河上游，因而沒讓他講他所不願講的事，令他感到很平靜、安穩。10月3日到達羅安達時，他才感到身體好了些。英國駐該地領事布里斯克萊先生是一個慎重而殷勤的人，在辦公處給他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於是他終於能夜以繼日地為報告打草稿了。
但是，他真正感到身體好些、跟以前一樣，是到達羅安達三四天後。一天中午，他坐在古老的巴黎咖啡館的一張桌旁，想在工作了一個上午後吃些東西。一面吃一面瀏覽里斯本的一張舊報紙時，他看到街對面有幾個半裸的土著人正從大車上卸下裝有某種農產品——也許是棉花——的大包。其中一個很年輕、很英俊，高高的運動員身材，一使勁，脊背、雙腿和雙臂的肌肉就突出來。他的皮膚黑得發藍，因出汗而顯得亮晶晶。當他扛著大包從車旁走進倉庫的時候，裹在胯上的一塊薄布掀開，露出了發紅的、下垂著的陽物，比一般的都大。羅傑感到一陣熱潮，特別想把這英俊的裝卸工用相機拍下來。幾個月了，他都沒想過這事，一個想法鼓勵著他：「我要再次成為我自己了。」他在隨身攜帶著的小本子上記下：「他很英俊，很大。我跟著他並說服了他，在一塊空地上高大的羊齒草後面，我們接吻了。他是我的了，我也是他的了。嗚嗬。」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氣，仍然發著燒。
當晚，布里斯克萊先生交給他一封外事辦的電報，外交部長蘭茨登爵士親自命令他馬上回英國，在倫敦撰寫他的《關於剛果的報告》。羅傑看了胃口大開，當晚吃飯很香。
11月6日，離開羅安達去英國，在里斯本轉乘扎伊爾號輪船之前，他給埃德蒙·d.莫列爾寫了一封信。六個月以來，二人一直在秘密地通訊。他並不認識莫列爾本人，先是從敬仰莫列爾的赫伯特·沃德寫給他的信裡得知此人的存在，又在博馬從比利時官員和過路人的口中聽說此人，這些人評論居住在利物浦的莫列爾嚴厲批評剛果獨立王國、揭露非洲殖民地土著人遭受殘暴對待的文章時，他都聽到了。他曾經很謹慎地通過表妹格特魯德搞到了莫列爾編寫的小冊子，其中嚴厲的控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羅傑斗膽地給他寫了信，並通過格寄給了他。羅傑在信中說，自己在非洲居住了很多年，可以為他所支援的正義活動提供第一手材料；但由於自己英國外交官的身份，此事不宜公開進行，因此必須謹而慎之地對待二人的信件，以防自己在博馬作為材料提供者的身份被查出。在從羅安達寫給莫列爾的信裡，羅傑簡要地講了最近的經歷，並告訴他，一到歐洲就跟他聯絡。他只幻想著當面認識莫列爾，這是唯一一位清楚地意識到舊大陸應該為把剛果變成地獄承擔什麼責任的歐洲人。
在去倫敦的旅途中，羅傑完全恢復了精力、熱情和希望，對自己的報告能結束那恐怖狀況充滿了信心。外事辦焦急地等著他的報告，就預示了這一點。所列事件如此之多，英國政府必須有所行動，如要求進行根本的改變、說服自己的盟國廢除把剛果這片土地的特許權授予利奧波爾多二世個人這樣荒謬的法令。在聖託梅島與里斯本之間航行的扎伊爾號遇到了暴風雨，輪船顛簸得令半數船員感到眩暈，嘔吐不止，而羅傑·凱斯門特還是想方設法地繼續寫他的報告。他像往年嚴守紀律那樣，以使徒般的熱情對待任務，儘量準確、簡潔地寫報告，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主觀臆測，要客觀地寫出能夠被證實的事件。他知道，越是準確、簡潔，就越有說服力、有效果。
12月1日，一個冰冷的日子，羅傑到達倫敦，來不及在這多雨、寒冷、幽靈般的城市看上一眼，把行李往伯爵區愛灘公園的寓所一放，瞥了一眼堆積著的信件，就朝外事辦跑去。在其後的三天裡，會議、會見一個接著一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無疑問，剛果問題自從那次議會辯論以來就成了當時的新聞焦點。浸禮會的揭發、埃德蒙·d.莫列爾的活動已經產生了影響。所有人都要求政府發表宣告，而政府則要在研究了報告之後才能發表宣告。於是羅傑·凱斯門特發現，時勢不知不覺地把他造就成了一個重要人物。開了兩次說明會，每次一個小時，參會的都是外交部的官員。有一次，非洲事務司司長和外交部副部長也參加了。在會上，羅傑注意到他的話在與會者中產生的效果。他回答問題時更加詳盡，所列事實更加令人厭惡、恐懼，這時，開始時的懷疑目光有了變化。外交部在遠離外事辦的肯辛頓大街提供了一個安靜的地方和一位年輕、辦事得力的打字員，喬·帕爾多先生。12月4日，星期四，開始了口授。訊息傳開了，說英國駐剛果領事隨身攜帶大批有關殖民地的檔案回到了倫敦。路透社試圖採訪他，《觀察家報》《泰晤士報》，還有美國的幾家日報記者也要進行採訪。但是，他在上級的同意下，表示只有在政府就此問題發表宣告之後，他才會與報界談話。
在以後的幾天裡，他什麼事也不幹，只是夜以繼日地寫他的報告，添添，刪刪，重新安排文本，一次一次地閱讀本子上他已經背得出的旅行筆記，中午幾乎只吃一塊三明治，晚飯早早地在威靈頓俱樂部裡吃。有時赫伯特·沃德也來，跟老朋友聊聊天對他來說不無裨益。一天，沃德把他拉到他位於切斯特廣場53號的工作室裡，為了讓他分分心，向他展示了一座強壯的非洲人雕像；還有一天，為了讓他將那困擾他的操心之事忘掉幾小時，硬逼著他一起去購買一件時髦的格子上裝、一頂法式便帽和一雙白色鞋面的皮鞋，然後把他帶到倫敦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喜歡去的埃菲爾鐵塔餐館。這是那幾天裡他僅有的消遣。
自從到了倫敦，他就要求外事辦同意他與莫列爾會見，藉口是要跟這位記者核對一下他所帶來的材料。12月9日，他獲得了許可。第二天，羅傑·凱斯門特與埃德蒙·d.莫列爾第一次面對面地相識了。他們沒有握手，而是互相擁抱，又是暢談又是去喜劇餐廳共進晚餐。隨後他們來到了羅傑位於愛灘公園的寓所，一起喝酒、聊天、吸菸、爭論，就這樣度過了一晚，直到透過百葉窗發現又一天開始了。也就是說，他們不間斷地談了十二個小時。事後，兩個人都說那次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會面。
這兩個人的外表很不一樣。羅傑又高又瘦，莫列爾卻較矮、壯實，正在發胖。每次見到他，凱斯門特的印象都是：他的衣服顯得越來越緊了。那時羅傑已滿三十九歲，儘管受到非洲氣候的影響和瘧疾的折磨，也許因他很注意自己的穿戴，看起來比三十二歲的莫列爾年輕。其實莫列爾年輕時也很英俊，但現在老了，灰髮剪成海豹式小鬍子似的平頭，突出的雙眼總是紅紅的。二人一見如故，這並不是誇張，實則是一見鍾情。
在那不間斷的十二小時裡，他們都談了些什麼呢？當然，談得最多的是非洲，不過也談到了各自的家庭、童年、夢想、理想和少年時的追求。不知不覺地，剛果就佔據了他們生活的中心，把他們從頭到尾地改變了。令羅傑感到驚奇的是，一個從未到過剛果的人怎麼這麼瞭解這個國家，包括其地理、歷史、人民面臨的問題？很多年以前，莫列爾作為埃爾代爾·登波斯特航線（正是羅傑年輕時在利物浦工作過的那家企業）上不起眼的小職員，在安特衛普港負責登記船隻和貨物及審計工作，發覺利奧波爾多二世陛下開拓的自由貿易並不是對等的，而是一個騙局。從剛果開來的貨船卸在安特衛普港的是成噸的橡膠、大量的象牙、棕櫚油、礦石和獸皮，而裝船運去剛果的卻只是槍支、皮鞭和成箱的彩色玻璃，這算什麼自由貿易？於是他產生了懷疑。
就這樣，莫列爾對剛果發生了興趣，開始進行調查，諮詢往來於剛果和歐洲之間的商人、官員、旅行者、牧師、神父、冒險者、士兵和警察，閱讀一切能搞到手的有關那個廣闊國家的材料，對其不幸瞭解得詳詳細細，就好像跟羅傑在剛果河中上游進行過十多次巡視旅行。於是，在沒向公司辭職的情況下，他開始給比利時和英國的報刊寫信、寫文章，揭露他所發現的一切，並用材料和證詞揭穿利奧波爾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向世界展示的剛果那田園詩般的假象。他在這家企業工作了許多年，一直髮表文章，出版小冊子和圖書，在教會、文化中心和政治團體演講。他的活動擴散開來，現在有很多人支援他。「這也是歐洲，」羅傑·凱斯門特在12月10日那天多次想道，「我們派往非洲的不應僅有殖民者、警察和罪犯，歐洲也有基督精神，其模範就是埃德蒙·d.莫列爾。」
從那次起，二人經常見面，繼續談論著令他們激動的話題，開始互相叫起親熱的外號：羅傑叫老虎，愛德蒙叫鬥牛犬。他們在一次閒談中冒出了一個想法：成立一個基金會，就叫做剛果改革協會。沒想到在張羅著徵集資助者和會員的時候就獲得了廣泛支援。確實，很少有政治家、記者、作家、宗教人士和知名人士拒絕幫助該協會。就這樣，羅傑·凱斯門特認識了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是赫伯特·沃德介紹的。愛麗絲是第一個參加協會、為協會捐款並獻出時間的人。約瑟夫·康拉德也加入，接著又有許多知識分子緊跟其後。基金湊足了，備受尊敬的人物也齊了，於是在教會、文化中心的慈善組織中開始了公開活動：提供證詞，組織討論，出版刊物，以期使公眾輿論對剛果的真實狀況睜開眼睛。雖然羅傑因其外交官的身份，不能正式成為協會的領導成員，但他向外事辦交出報告後，便把所有能支配的時間都花在協會上了。他向協會捐出了儲蓄和薪金，給很多人寫信，拜訪他們，爭取到一大批外交官和政治家變成了他與莫列爾所捍衛的事業的倡導者。
幾年後，羅傑·凱斯門特回憶起1903年底到1904年初那些火熱的日子時說，在英國政府發表他的報告很久之後，利奧波爾多二世的御用文人開始在報刊上攻擊他誣衊比利時、是比利時的敵人時，他已經獲得了很高的聲望，而不是在那之後。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並不是聲望，而是經莫列爾、協會和赫伯特的介紹，認識了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從此成了她的親密朋友，而他自己卻誇張地說成了她的學生。他們之間漸漸有一種與日俱增的默契與好感。
在第二次，也許是第三次單獨相處時，羅傑像信徒對懺悔神父那樣向這位新朋友敞開了心扉。愛麗絲跟他一樣出身新教家庭，因此他敢於對她說出沒有對別人說過的話：在剛果，他親眼看見了非正義與暴力，發現殖民主義是一場騙局，於是開始覺得自己是一個愛爾蘭人，也就是說，是某個國家的公民，而這個國家正在被一個帝國佔領並剝削、被抽乾了血、被奪去了靈魂。他不斷地重複父母的訓誡：說得多、想得多而無所作為。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打算改正。感謝剛果此時使他發現了愛爾蘭，他要成為真正的愛爾蘭人，瞭解自己的國家，適應她的傳統、歷史和文化。
愛麗絲比他大十七歲，有時像母親那樣親切地責備他，說他已經是四十歲的人了，還像小孩般熱情衝動；不過仍幫助他，給他勸告，給他書看，跟他一面喝茶，吃餅乾、奶油烤餅加果醬，一面談話，對他來說那是老師給他上課。在1904年初的那幾個月，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是他的朋友、老師和引路人，指引他進入歷史、神話以及現實的、宗教的甚至是與虛構傳說混合在一起的古老過去，使他得以建構一個民族的傳統。儘管英帝國竭力改變其語言、性格、習慣以及任何一個愛爾蘭人——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信教者也好，非信教者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引以為傲並全力保衛著的一切，但這些傳統仍然保持著。沒有什麼比同莫列爾、愛麗絲建立的友誼更能幫助羅傑平靜下來，治癒在剛果河上游旅行給他造成的精神傷痛了。羅傑向外事辦請了三個月的假。一天，送別他去都柏林時，女歷史學家對他說：
「發覺了嗎，你已經成了名人，羅傑？在這兒，在倫敦，所有人都在談論你。」
這並未使他高興，因為他不是有虛榮心的人。可愛麗絲說的是真的。英國政府發表了他的報告，在報界、議會、政壇和輿論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比利時的官方出版物、英國的新聞記者、利奧波爾多二世的宣傳家對他進行的攻擊只不過強化了他主持正義的人道主義鬥士的形象。他接受報界的採訪，應邀在公眾集會、私人俱樂部裡講話，自由派和反殖民主義派的沙龍給他送上請帖，出現了各種文章和短文，把他的報告以及他為正義和自由的事業奮鬥的諾言捧上了天。這又一次推動了關於剛果的運動。報界、教會和英國社會最先進的階層看到報告中揭露的內容大為震驚，紛紛呼籲大不列顛要求其盟國修改西方各國把剛果交給比利時國王的那個決定。
他被這突如其來的聲望壓得喘不過氣來——人們在劇院、餐館認得出他，在街上帶著好感對他指指點點——於是去了愛爾蘭。在都柏林逗留了幾天，很快去了厄爾斯特、北安特萊姆、馬格赫林登普勒的兒時老家。他的叔叔（即他叔祖父約翰的兒子，也叫羅傑）繼承了老宅。叔祖父是1902年去世的，叔祖母夏洛特還活著，她親熱地接待了羅傑。其他的親戚——堂兄弟和子侄們也都很親切，但他總感到自己與父輩的家庭之間有一種看不見的距離，因為他們仍然是堅定的親英派。儘管如此，馬格赫林登普勒的景色，灰色石塊砌成的大房子，周圍大多已隱沒在草叢中得以抵抗鹽鹼和大風的西克莫無花果樹，羊群在其中偷懶的草原上的楊樹、榆樹和桃樹，還有遠處大海上可以瞭望到的拉斯林島和全是白色小屋的貝利梅納小城，都使得他激動不已。他走遍了房子後面的畜欄、菜園，牆上裝飾著鹿角的大房間，埋葬著幾代祖先的古老丘申登村和丘申達爾村。他的童年記憶復甦了，滿懷思鄉之情。但他的新思想和對自己祖國的新感情，使得幾個月的逗留對他來說成了另外一場冒險。與在剛果河上游的旅行不同，這場冒險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身臨其境給他一種蛻了一層皮的感覺。
他帶去了愛麗絲推薦的一大摞圖書，有語法書和雜文書，花很多時間用來閱讀有關愛爾蘭的傳統和傳說。他想學習蓋爾語，先是自學，發現這樣永遠也學不會就找先生幫助，每週上兩次課。
不過，最主要的是，他開始了同安特萊姆新朋友的交往，這些人都是厄爾斯特省人，跟他一樣信奉新教，並不是統一派。相反，他們希望保持古老愛爾蘭的特點，反對把國家英國化；主張傳統的歌謠與習俗迴歸愛爾蘭的古老源流，反對在愛爾蘭為英國軍隊徵兵；夢想脫離英帝國，建立獨立的愛爾蘭；避免現代工業化的破壞，在鄉村過著田園詩般的生活。就這樣，羅傑便加入了鼓勵學習愛爾蘭語言文化的蓋爾同盟。這個同盟的座右銘是「新芬」（意為「我們自己」）。該同盟於1893年在都柏林創立時，主席道葛拉斯·海德在演說中向聽眾回憶說，迄今為止，「只出版了六部蓋爾語書籍」。羅傑認識的是海德的繼任約恩·麥克尼爾，並與他交上了朋友。此人在大學裡教授愛爾蘭古代史和中古史。從此，羅傑開始參加讀書、朗誦、校際比賽等活動，去聽演說，一起行軍，還參加了新芬發起的為民族英雄立碑活動。他還為蓋爾同盟的出版物撰寫關於保衛愛爾蘭文化的政治文章，用的筆名是「可憐的小老太婆」，這是他經常哼唱的愛爾蘭古老歌謠裡的詞彙。與此同時，他還同一些太太非常接近，其中就有加爾戈姆的西班牙人羅莎·莫德·揚、艾達·麥克尼爾和瑪格麗特·多布斯。這些太太走遍了安特萊姆的各個村莊，去搜集愛爾蘭民間的古老傳說。羅傑在她們的指引下，在一個民間集市上聽了遊走說書人講故事，儘管並沒聽懂幾個字。
在馬格赫林登普勒老宅裡，羅傑跟叔叔爭論起來。一天晚上，他激動萬分地說：「我是愛爾蘭人。我恨英帝國。」
第二天，他收到阿爾吉爾公爵的一封信，通知他說英國政府為表彰他在剛果的出色工作，特授予他聖米歇爾及聖喬治雙重勳章。羅傑沒去參加授勳儀式，藉口膝蓋發炎，不能向國王下跪。
7
「您恨我，而且不掩飾。」羅傑·凱斯門特說道。典獄長吃了一驚，過了一會兒，做了個怪相，浮腫的臉歪曲了，表示認可。
「我為什麼要掩飾？」典獄長低聲說道，「但是您錯了，我不是恨您，而是鄙視您。叛徒只配這個詞。」
兩個人在監獄那被煙燻黑的磚砌走廊裡向探視室走去，天主教的祭司卡雷神父在那裡等著他。凱斯門特透過鑲有鐵欄杆的小窗子望著天上大片的黑雲，外面的加里東路和羅曼大街上（幾個世紀以前，密密麻麻的首批羅馬軍團計程車兵在這裡列隊行軍）是不是下雨了？他想，艾斯林唐公園旁的商販要被暴雨淋得精溼了。想到外面的人穿著雨衣、打著雨傘在做買賣，一陣嫉妒之情油然而生。
「您什麼都有了，」典獄長在他背後嘟囔道，「外交官職位，雙重勳章，國王又賞了您貴族稱號，可您把自己出賣給德國人。忘恩負義，真卑鄙。」
典獄長停了下來，羅傑以為他在嘆氣。
「每當想起我那死在戰壕裡的可憐兒子，我就說，您是殺死他的兇手之一，凱斯門特先生。」
「很遺憾您失去了兒子，」羅傑沒有回頭，重複道，「我知道您不會相信我，可我一個人也沒殺過。」
「感謝上帝，您沒有時間去殺人了。」典獄長像是在宣判。
到了探視室門前，典獄長留在外面，跟看守站在一起。只有教士的探視才能私下裡進行，其他人探視時，典獄長或看守必須在場，有時兩位同時在場。羅傑看到這位宗教人士那修長的身影，很是高興。卡雷神父走上前，跟他握了握手。
「我調查過了，而且有了答案。」神父微笑著通知他，「您的記憶是準確的。您小時候確實在威爾士的里爾教區受過洗禮，登記本子上都有。當時在場的有您的母親和兩位姨媽，所以您沒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天主教的洗禮。您一直是天主教徒。」
羅傑點了點頭。陪伴了他一生的這個遙遠印象是準確的，是母親在一次去威爾士的途中揹著父親為他洗禮的。他為與安妮·傑弗遜共謀的那個秘密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他就能夠跟自己、跟母親、跟愛爾蘭協調一致了，彷彿向天主教靠攏是他最近幾年來所做的以及想做的一切的必然結果，甚至是犯錯誤與失敗的必然結果。
「卡雷神父，我正在閱讀托馬斯·肯比斯的作品。」他說道，「以前我的精神幾乎集中不起來，可最近幾天我做到了，每天能讀幾個小時。《仿效耶穌基督》是一本很好看的書。」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讀了他許多作品，」神父同意道，「尤其是《仿效耶穌基督》。」
「我鑽進這部作品的時候，感到心情非常平靜，」羅傑說道，「好像脫離了這個世界，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毫無牽掛地進入了一個單純的精神世界。在德國，克羅蒂神父就介紹過我看這本書，算是介紹對了。可他想不到我將會在什麼情況下閱讀他所敬佩的托馬斯·肯比斯的書。」
不久前，獄方給探視室搬來了一條小板凳，於是二人坐下來促膝而談。卡雷神父在倫敦的監獄教堂作為教士已有二十多年，曾經陪伴被判死刑者直到行刑。經常與監獄裡的人打交道並未使他的心腸變硬，仍能為別人著想，照顧別人。羅傑一見面就對他產生了好感。在他的記憶裡，從未聽他說過傷人的話語，相反，向他提問或是跟他談話的時候，他總是溫和的。在他的身邊，羅傑的感覺就好一些。卡雷神父身材很高，骨瘦如柴，皮膚很白，尖尖的灰色鬍鬚遮住了一半下巴，哪怕在笑的時候，眼睛也總是溼潤的，彷彿剛剛哭過。
「克羅蒂神父是怎樣的人？」他問羅傑，「我看你們在德國時成了好朋友。」
「在林堡戰俘營的那幾個月，要不是克羅蒂神父，我早就瘋了。」羅傑點頭道，「他跟您很不一樣，我是說在外表上。他比您矮，比您壯實，面色不像您這麼蒼白，而是紅潤的，一杯啤酒下去就越發紅潤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又很像您，我是說，你們倆都高尚而豪爽。」
克羅蒂神父是愛爾蘭籍的多明我會成員，是梵蒂岡把他從羅馬派往德國人在林堡建立的戰俘營的。1915—1916年，羅傑試圖在俘虜中為愛爾蘭縱隊招募志願者，在那幾個月裡，他與克羅蒂神父的友誼好像成了他的救生圈。
「那是一位彷彿對氣餒和沮喪有免疫力的人。」羅傑說道，「我跟他一起看望病人，主持聖事，教導林堡的俘虜如何用念珠祈禱。他也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不像我這麼激烈，卡雷神父。」
神父笑了笑。
「您不要以為是克羅蒂神父試圖讓我相信天主教，」羅傑接下去說道，「在我們的談話中，他是很小心的，以防我產生一種感覺，好像他有意使我皈依天主教似的。皈依天主教是我自己從這裡產生的。」他拍著自己的胸口說道：「我跟您說過，我以前並不信教。母親去世以來，宗教對我來說是某種機械的、次要的事情。只是在1903年，我對您講的那次剛果腹地旅行之後，我才又開始了祈禱。在那麼多的苦難面前，我簡直要失去理智，於是我發覺一個人活在世上不能沒有信仰。」
他覺得自己的聲音有些哽住，便住了口。
「是他跟您談到托馬斯·肯比斯的？」
「他很崇敬托馬斯·肯比斯，」羅傑點頭道，「他送了一本《仿效耶穌基督》給我，但我讀不進去，那些天，腦子裡被別的事佔據著。我把那本書連同衣物放在一個箱子裡留在了德國，潛水艇不允許我們帶行李。還好您又給我搞來了一本，只是我擔心沒時間讀完了。」
「英國政府還沒作出任何決定呢，」神父提醒道，「您不要喪失希望。外面很多愛戴您的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要讓從寬的申請獲得重視。」
「我知道，卡雷神父。不管怎樣，我還是希望您為我準備一下，我希望正式被教會接受，行聖禮、做懺悔、領聖餐。」
「我就是為此而來的，羅傑，我敢說，您已經完全合格了。」
「我有一個疑慮在糾結著，」羅傑降低了聲調，好像怕人聽見，「我之所以皈依基督，好像是由於害怕，是不是這樣？卡雷神父，說真的，我很害怕，非常害怕。」
「基督比你我有智慧，」神父肯定地說道，「我想，基督並不認為一個人有所害怕是件壞事。我敢肯定，在赴難之路上，他也害怕過，這是人之常情，不是嗎？我們所有人在本質上都有這種糾結。只要稍微敏感些，我們就會感到自己是無能的、有恐懼感的。您皈依天主教是純潔的，這我知道，羅傑。」
「迄今為止，我從未怕過死亡。在剛果那荒無人煙、遍地野獸的地方考察時；在亞馬孫地區那佈滿旋渦的河流上被逃犯圍困時；不久前，在巴納海灘附近的特拉利離開潛水艇、乘小船遇險、即將溺水而亡的時候——許多次我都在近處看見了它，許多次我都感覺到它就在我的身邊，我沒有怕。但現在我害怕了。」
他停了下來，閉上了眼睛。幾天來，一陣陣的恐懼感似乎凝固了他的血液，終止了他的心跳。他全身發抖，極力想平靜下來，但辦不到。牙齒在打戰，恐懼感之外又加上了羞恥感。他睜開眼睛，看到卡雷神父雙手合十地閉著眼睛，嘴唇動也不動地在默默地祈禱。
「已經過去了，」羅傑困惑地低聲說道，「我求您原諒我。」
「在我面前不要有所顧忌，害怕和哭泣都是人之常情。」
此時他又平靜下來。整座本頓維爾監獄鴉雀無聲，人字形桶狀監獄的三間大廳中，囚犯和獄卒好像都死了，要麼睡著了。
「卡雷神父，關於針對我而出現的那些噁心的事，我很感謝您沒有問我。」
「我沒有讀過，羅傑，有人企圖跟我提起，我叫他們閉嘴。我不知道也不願知道報紙到底都說了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羅傑微笑道，「這裡看不到報紙。我的律師的一個助手對我說，那醜聞太顯眼了，恐怕要危及從寬的申請。顯然是關於駭人的墮落、卑鄙的行為，等等。」
卡雷神父像往常那樣平靜地聽著。二人第一次在本頓維爾監獄交談時，神父對羅傑說，他的祖父與祖母之間交談都用蓋爾語，但是一見子女來了，就改用英語。因而神父並沒學會古老的愛爾蘭語。
「我倒是覺得，最好不知道他們指控了我什麼。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認為這是政府的手段，為了抵消各界對從寬申請的同情。」
「政界的事，什麼都不能排除。」神父說道，「政治在人類活動中並不是乾淨的。」
有人輕輕地拍幾下房門，門開了，出現的是典獄長那張浮腫的面孔。
「還有五分鐘，神父。」
「監獄的主管給了我半小時，他沒跟您說嗎？」
典獄長露出吃驚的神色。
「既然您這麼說，那我相信。」典獄長表示歉意道，「對不起，打斷你們了，你們還有二十分鐘。」
典獄長出去了，房門又關了起來。
「關於愛爾蘭，還有什麼訊息嗎？」羅傑突然問道，彷彿想立即改變話題。
「看樣子，槍決已經停了下來。輿論界，不僅在愛爾蘭，而且在這兒，在英國，對立即處決都持批評態度。現在，政府宣佈，所有因聖周起義而被捕的人都要經過法庭審判。」
羅傑走了神，他一面透過牆上裝有鐵欄杆的小窗子看著那一小塊灰色的天空，一面想著那件怪事：他因運送武器、使用暴力把愛爾蘭分裂出去而被審判，但實際上，他從德國到特拉利海灣的那次危險而荒唐的航行是為了試圖阻止那次起義，因為自從得知他們在進行準備工作時，他就肯定，起義必然失敗。難道這就是全部的歷史嗎？這就是學校裡學的歷史、歷史學家寫的歷史嗎？以田園詩般的筆調理性而清晰地創作出來的殘忍而嚴酷的現實，實際上是計謀、機遇、陰謀、偶發事件、巧合和多種利益的紊亂而隨意的混合體，這個混合體引發了變革、混亂、前進與後退，而且常常驚人地偏離主人公的預想和體驗。
「也許我會作為那次聖周起義的負責人而被載入史冊。」羅傑自諷道，「可您和我都知道，我冒著生命危險回來，完全是為了阻止那次暴動。」
「對，您和我，還有別人。」卡雷神父用手指朝上指了指，笑道。
「我現在好過了些，」羅傑也笑了，「那陣恐懼過去了。在非洲，許多次我都看到過，不管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會在絕望發作時死去。在迷途中的草叢裡，在深入到被非洲裝卸工視為敵人的地方，在獨木舟翻船的時候，在村落裡，有時甚至是在巫師領著大家又唱又跳的儀式上，我都看到過。我現在才知道恐懼引發的幻覺是怎樣的狀態。神秘主義者的恍惚是不是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知所措，與上帝相見時所產生的肉體反應，其狀態是不是就是這樣？」
「不無這種可能，」卡雷神父說道，「神秘主義者與處在恍惚狀態中的人，如詩人、音樂家、巫師等，所走的是同一條路。」
二人沉默了很長一會兒。羅傑有時偷偷地看神父一眼，只見他一動不動，雙眼緊閉。「他是在為我祈禱，」羅傑想道，「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對他來說，一生都在幫助即將死在絞刑架下的人，多麼可怕啊。」卡雷神父從未到過剛果，也從未到過亞馬孫地區，但他跟羅傑一樣瞭解人類對那種極端殘酷的現實所感到的絕望。
「多年前，我曾經對宗教抱無所謂的態度，」羅傑緩慢地說道，彷彿是在自言自語，「但從未放棄過對上帝的信仰，這是生活中的一個普遍原則。卡雷神父，我的確許多次都心有餘悸地問自己：‘上帝怎麼會允許這種事發生？容忍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殘暴對待，這是什麼樣的上帝？’這問題真的很難搞懂嗎？您在監獄裡見過這麼多的事，沒對自己提過這樣的問題嗎？」
卡雷神父睜開眼睛，以慣常的客氣態度聽著羅傑的話，不表示同意，也不加以否認。
「那些遭受鞭打、肢解的可憐的人啊，那些被割掉手腳、被飢餓和病痛折磨致死的兒童啊，那些被壓榨得乾乾淨淨、最後被殺掉的人啊，幾百、幾千、成千上萬、十萬、百萬啊！而幹這種壞事的人正是那些接受過基督教教育的人，我曾見這些人犯下這些罪行前後去做彌撒、去祈禱、去領聖餐。好幾天，我都快發瘋了，卡雷神父。在非洲，在普圖馬約河，我喪失了理智。我所經歷的事，到後來，不知不覺地都成了一個發了瘋的人所幹的事。」
這一回，神父仍然一句話也沒說，以同樣和藹的態度，以羅傑很感激的耐心聽著。
「很奇怪，我覺得我正是在剛果情緒低落的時期，為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上帝怎麼能允許這樣的罪行發生？於是我對宗教重新有了興趣。」他繼續說道，「看樣子，唯一保持聖潔的是那幾位浸禮會牧師和那幾位天主教傳教士。當然，也不全是這樣，許多人只願意看見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只有那麼幾個人在盡力阻止非正義的暴行。說真的，他們的確是英雄。」
他停了下來，回憶起剛果和普圖馬約河給他造成的傷痛，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泥潭，讓他再次看見使他痛心的種種形象。
「非正義，酷刑，受罪，」卡雷神父輕聲說道，「基督不也親身經歷過嗎？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自己的處境，羅傑。有時我經歷過您經歷過的事，我敢說，每個信徒都是如此。當然，有些事很難理解，我們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們並非完人，犯錯誤是難免的。但有些事我可以對您說：很多次，跟所有的人一樣，您錯了；不過，在剛果問題上，在普圖馬約河問題上，您不能責備自己。您的工作是忘我的、勇敢的。您讓許多人睜開了眼睛，有助於糾正非正義現象。」
「我乾的一切好事都被那毀壞我名聲的活動抵消掉了。」羅傑想道。他不願觸及這個話題，但總是揮之不去。卡雷神父來探視他的好處是，神父只談他願意談的話題。神父很謹慎，好像猜出了羅傑的不快，便迴避了那件事。有時，二人相對無言地沉默很久。儘管如此，神父的來臨也使他平靜了不少。神父走後，他還能鎮靜數小時。
「如果申請被拒絕，您會陪我到最後嗎？」
「當然，」卡雷神父說道，「現在不該想這種事，什麼都還沒決定。」
「我知道，卡雷神父，我沒有失去希望。但是，知道您一直陪伴著我，我心裡就好受些。您同我在一起，會賦予我勇氣。我答應您，我不會搞出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一起來祈禱吧，好嗎？」
「您要是不在意，我們還是多談一會兒吧。在這件事上，我要向您提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我被處死，我的屍體能不能運回愛爾蘭並埋葬在愛爾蘭？」
他發覺神父在猶疑，便看了他一眼。卡雷神父的臉色有些發白，很不自在地搖了搖頭表示否定。
「不可能，羅傑，如果您真的被處死，只會被埋在監獄的墓地。」
「埋在敵人的土地上，」凱斯門特低聲道，想開個玩笑，但開不出來，「埋在我年輕時熱愛過、敬仰過而現在恨之入骨的國家。」
「仇恨起不了什麼作用，」神父嘆了一口氣，「英國的政策可能很糟糕，但不乏正派的、令人尊敬的英國人。」
「這我很清楚，神父。只是當我心中充滿對這個國家的仇恨時，我就不由自主地說了出來。這仇恨太強烈了，也許是因為我年輕時太盲目地相信英帝國，相信它在全世界傳播文明。您那時如果認得我，肯定會笑話我。」
神父點了點頭，羅傑突然小聲笑了起來。
「有人說我們這些皈依者都是壞人，」他接下去說道，「我的朋友也總是責備我，說我太入迷了。」
「這就是寓言裡無可救藥的愛爾蘭人。」卡雷神父微笑道，「我小時候一淘氣，母親就這樣說我：‘你簡直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愛爾蘭人。’」
「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祈禱了，神父。」
卡雷神父同意，閉上眼睛，雙手合十，以極低的聲音念起了《天主經》，接著又唸了萬福馬利亞的禱詞。羅傑也閉上了眼睛，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跟著祈禱。但很長一會兒，他的精神都集中不起來，只是機械地念禱詞，滿腦子都是各式各樣的形象在翻湧，最後才慢慢地進入了禱告。典獄長敲門進來說只有五分鐘了，這時羅傑的精神已經完全集中在禱詞之中。
每次祈禱的時候，羅傑都想起自己的母親，她那身穿白衣、頭戴寬邊草帽的苗條身影以及在田野、樹下走動時那隨風飄蕩的藍色腰帶。那時大家是在威爾士、愛爾蘭、安特萊姆還是澤西島？不知道，但那景色美得就像安妮·傑弗遜那燦爛的笑容。手裡握著那讓他感到安全和愉悅、柔軟溫潤的手，小羅傑是多麼自豪啊！這樣做祈禱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安慰劑，彷彿把童年又還給了他。有母親在，生活中一切都是那麼美好，那麼幸福。
卡雷神父問他要不要帶個口信給別人，以及在兩天後的下次探視時要不要給他帶來些什麼。
「我要的是再次見到您。神父，您不知道，跟您談話、聽您講話，對我是多麼有教益啊。」
二人握了握手，分開了。在那長長的潮溼走廊裡，羅傑·凱斯門特想也沒想，就貿然對典獄長說道：「我很遺憾您死了兒子。雖然我沒有子女，但可以想象，生活中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
典獄長小聲咳了一下，但沒理他。回到牢房，羅傑躺在他的破床上，順手拿起了《仿效耶穌基督》，但是讀不進去。字母在眼前跳來跳去，各種形象嘶嘶作響地瘋狂轉圈，安妮·傑弗遜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如果母親沒有早逝，而是在他長大成人時還活著，那他的生活會是怎樣呢？他大概不會去非洲冒險，而是留在愛爾蘭或利物浦，學到一門做官的學問，娶妻生子，過一種無聲無息卻體面而舒適的生活。他笑了笑：不，那種生活不適合他。他現在的生活儘管險象叢生，卻是心之所好。這樣他才能見多識廣，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類的現實、殖民主義的核心意圖以及這種畸變失常給許多民族造成的悲劇。
即使那位虛幻的安妮·傑弗遜還活著，她也發現不了愛爾蘭那可悲但美麗的歷史。貝利梅納的高等學府從未教過她至今仍向北安特萊姆的兒童和少年隱瞞的歷史，仍在向他們灌輸愛爾蘭是一片野蠻的土地，沒有值得記憶的過去，只是因其有教養且現代化了的佔領者，愛爾蘭才走上了文明之路，儘管這個帝國剝奪了她的傳統、語言和主權。這一切都是羅傑在非洲學到的。在非洲，他從來沒過上青年時代及成年初期的好日子，也從來不曾為生於斯的祖國感到過驕傲。如果母親還活著，他更不會因大不列顛給他造成的傷害而惱火。
二十年在非洲，七年在南美，一年多在亞馬孫腹地的原始森林，一年半在德國的孤獨、疾病和失望……為此作出的犧牲是理所當然的嗎？他從來不在乎錢財，但是在外幾乎工作了一生，到頭來一貧如洗，這不是很荒唐嗎？他的銀行賬戶裡只有十英鎊。他從不懂得積蓄，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別人身上：他的三個兄姐、剛果改革協會那樣的慈善機構、聖恩達學校和蓋爾同盟那樣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團體。在很長時間裡，他都把自己全部薪金捐給了這些人和團體。為了資助這些人和團體，他自己節衣縮食，寄宿在與他的身份不相稱（他外事辦的同僚們都這樣暗示過）的廉價旅店裡。現在他失敗了，沒有人會想起他的捐獻和資助，只記得他最終的失敗。
但這還不是最糟的。真倒霉，那該死的說法又壓了過來。腐化、墮落、惡習、人類的渣滓……這些都是英國政府樂意加諸在他頭上的。並不是非洲那惡劣的氣候加諸在他身上的病痛——黃疸、損壞機體的瘧疾、關節炎、痔瘡手術——而是直腸上的問題……讓他受盡了罪。1893年，第一次要在肛門上開刀讓他感到不好意思。「您早就應該來了，三四個月以前動手術還很簡單，可現在就嚴重了。」「醫生，我一直生活在非洲，在博馬。我在那裡的醫生是酒鬼，經常出錯、酒精中毒、手發顫。難道要讓那位醫術還不如巴剛果族巫師的薩拉貝特醫生給我開刀嗎？」他一生都為此忍受著痛苦。
幾個月前，他在德國林堡的營地裡痔瘡出血，一位面目可憎、態度粗野的軍醫給他縫了幾針。當他接受去亞馬孫地區對橡膠商所犯罪行進行調查的任務時，已經是個病歪歪的人了。他知道那任務要費時數月，而且只能給他帶來諸多麻煩，但還是接受了，因為他覺得那是一次為正義事業的服務。如果這回真的要對他執行死刑，那次為正義事業的服務也救不了他。
卡雷神父真的拒絕閱讀報上登的關於他的醜事嗎？神父是個好人，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必須死去，有神父在身邊，會使他保持尊嚴，直至最後一刻。
他整個人都在失去勇氣，變成了像遭到舌蠅攻擊、患了睡眠症、瞪著雙眼而手腳嘴都不能動的剛果人那樣的殘疾人。那樣的剛果人是不是不能思想？可不幸的是，一陣陣的悲觀情緒把他刺激得清醒了，把他的腦子變成了爆發火花的篝火。海軍司令部的發言人交給報社、使得卡萬·達夫律師那面色紅潤的助手大驚失色的幾頁日記，到底是真的還是偽造的？他想，人性的中心是愚蠢。羅傑·凱斯門特當然也不例外。他的仔細是出了名的。作為外交官，採取行動時，哪怕邁出很小的一步，都要事先考慮可能產生的後果，而現在卻被自己在生活上設下的笨拙陷阱所困擾，把陷自己於不光彩境地的武器交給了敵人。
羅傑大吃一驚，他發覺自己在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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