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羅傑正在卡申登的志願軍集會上講話，傳來了在薩拉熱窩的一名塞爾維亞恐怖分子暗殺了奧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訊息。當時誰也沒當回事，但不到幾個星期，成了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藉口。羅傑在愛爾蘭的最後一次演說是6月30日在卡恩角，嗓子都說啞了。
七天後，羅傑乘卡珊德拉號——這個名字是將來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的象徵——秘密地從葛拉斯哥港向蒙特利爾出發。他用假名乘二等艙，並改變了裝束。一般說來他還是衣冠楚楚的，現在卻很時髦。從面孔上看，他改變了髮式，剃去了鬍鬚。很長時間以來，這次航行算是讓他過上了幾天平靜的日子。在行程中，他驚奇地發現，最近幾個月動盪不安的日子使他的關節炎忽然不痛了，而且幾乎沒有再犯過；即使有時再犯，也不像前幾年那樣無法忍受。在從蒙特利爾開往紐約的火車上，他準備了給約翰·德沃伊及蓋爾集團其他領導人的一份關於愛爾蘭當前局勢的報告，其中論述道，由於政局的發展，戰爭隨時有可能發生，因此愛爾蘭志願軍急需經濟援助，以購買武器。當然，戰爭也很可能為愛爾蘭獨立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
到了紐約，他在中等檔次的、愛爾蘭人常去的貝爾蒙旅館住下來。當天，在炎熱夏日的紐約曼哈頓大街上散步時，他遇到了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
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嗎？當時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腦子裡一刻也沒有懷疑過那是英國間諜部門策劃的、幾個月來一直在跟蹤他的行動。他確信自己秘密地從葛拉斯哥出走時所採取的預防措施是足夠安全的。他也沒有懷疑過自己一生中遭遇的一連串災難是那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造成的。那年輕人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一個無依無靠、快要餓死的流浪漢，儘管穿得破破爛爛，羅傑卻覺得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漂亮、最具魅力的男子漢。他請客，看著那年輕人吃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喝飲料的樣子，他感到茫然、羞愧、心跳加快、熱血沸騰，是一段時間以來沒有過的。他舉止莊重，很注意自己的行為，但是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差一點兒失態，經不住誘惑地去撫摸艾文德那長滿金色汗毛的有力臂膀，抱起他的細腰。
當他知道那年輕人無處睡覺，便把他請到了自己的旅館裡，在同一個樓層為他開了一個小房間。儘管旅途勞頓，他還是一夜沒閤眼。他想象著這位新朋友困得一動不動的健壯身體、亂蓬蓬的金髮和生著一對明亮碧眼、線條柔和的面孔，想象著他張著嘴、露出整齊的皓齒偎依在自己臂彎中沉睡的樣子，感到既是一種享受，又是一種折磨。
認識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對他產生強烈印象，以致第二天同約翰·德沃伊第一次見面討論重要事項的時候，那人的面孔、身影仍不時地出現在羅傑的腦海裡，使他不得不離開辦公室一會——他們就是在那間小小的辦公室裡頂著酷暑談話的。
約翰·德沃伊是經驗豐富的革命老人，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部冒險小說，如今已是七十二歲的高齡，仍然精力充沛，表情、動作和說話的樣子極富感染力。他一邊傾聽羅傑關於愛爾蘭志願軍情況的報告，一邊用鉛筆在小本子上做筆記，還不時地舔著鉛筆，不打斷。羅傑講完，他才開始沒完沒了地提問題，要求他再講得精確些。令羅傑敬佩的是，他對發生在愛爾蘭的事瞭如指掌，包括據說最為秘密的事。
約翰·德沃伊並不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坐牢、地下工作和鬥爭歲月使他變得冷酷，但給人一種坦率、誠實、有著堅定信仰的感覺，是可以信任的人。在那次談話以及在美國期間跟他的其他談話中，羅傑注意到自己和德沃伊在愛爾蘭問題上的意見完全一致。約翰也認為，給予愛爾蘭自治已經太遲了，愛爾蘭愛國者目前唯一的目標是解放。一切談判，必須以武裝行動為後盾。只有當軍事行動給英國政府造成的困難局面讓它覺得只有讓愛爾蘭獨立才是最小的損失時，英國才會同意進行談判。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與德國聯手是至關重要的：其後勤支援和政治支援能夠提高獨立派的效率。約翰·德沃伊向他透露，在美愛爾蘭社團在這方面並不一致，約翰·雷蒙德的理論在這裡還是有追隨者的。不過，蓋爾集團的領導層與德沃伊和凱斯門特的意見一致。
接下來的幾天裡，約翰·德沃伊把他介紹給蓋爾集團紐約組織的領導，約翰·奎因、威廉·博埃爾克·柯克蘭等人以及兩位幫助愛爾蘭事業的、很有影響力的美國律師，這二人在美國政府和議會中都有關係。
在約翰·德沃伊的要求下，羅傑開始在群眾集會和各種會議上發表演說，以募集基金。他注意到，這樣做在各個愛爾蘭社團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因在非洲和亞馬孫地區發動為當地土著人伸張正義的運動而聞名，他那充滿理性與激情的演說打動了所有聽眾。在紐約、費城及東海岸其他城市，在他講過話的群眾大會之後，募捐得來的款項大增。蓋爾集團的領導們跟他開玩笑地說，照此下去，他快變成資本家了。愛爾蘭長老會也邀請他在群眾大會上做主要演說，那是羅傑在美國參加的人數最多的群眾大會。
在費城，他認識了另外一位流亡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約翰·德沃伊在蓋爾集團的親密合作者約瑟夫·麥克加里蒂。正當羅傑住在他家裡的時候，傳來了支援愛爾蘭志願軍的一千五百支步槍和一萬發彈藥已經秘密地在豪斯成功登陸的訊息，引起了爆炸式的歡樂，大家用白蘭地慶賀起來。不久，羅傑得知，在那次登陸之後，在學士小道上，愛爾蘭人和隸屬王室的蘇格蘭邊民團隊計程車兵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衝突，死十三人，傷四十多人。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嗎？
在美國來來往往期間，在蓋爾集團開會時，在公眾集會上，羅傑總是把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帶在身邊，向人介紹說是他的助手、親信。他為克里斯滕森買了一身穿得出去的衣服，還向他介紹了有關愛爾蘭的問題。對此，那挪威青年表示一無所知。此人沒什麼文化，但並不傻，學得很快。羅傑與約翰·德沃伊及該組織的成員開會時，他表現得很謹慎，從不多嘴。約翰·德沃伊等人即使對挪威青年的在場心存疑慮，但都放在心裡，不因這個陪同人向羅傑提出不適宜的問題。
1914年，爆發了世界大戰。8月4日，英國向德國宣戰。就在這時，德沃伊、約瑟夫·麥克加里蒂、約翰·基丁等代表的蓋爾集團領導層決定讓羅傑到德國去，讓他代表獨立派去建立戰略同盟。同盟的一方，德國皇帝政府，將向愛爾蘭志願軍提供政治和軍事幫助，而愛爾蘭志願軍將發動一次運動，反對把愛爾蘭人拉進厄爾斯特統一派和約翰·雷蒙德的追隨者所擁護的英國軍隊。這一計劃曾與志願軍的少數領導如帕特里克·皮爾斯、約恩·麥克尼爾等人商量過，他們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同蓋爾集團保持聯絡的德國駐華盛頓大使也促成了此計劃。德國武官弗朗茨·馮·帕本上尉來到了紐約，與羅傑會談了兩次，對蓋爾集團、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德國政府之間的合作表現出極大熱情，他同柏林商量後，表示歡迎羅傑·凱斯門特到德國去。
羅傑和所有人一樣，一直等待著戰爭爆發。戰爭威脅一旦變成現實，他就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行動中去。他的這種傾向德意志帝國的立場包含著反英的毒招，使得蓋爾集團的同伴大為震驚，儘管其中許多人也把賭注下在德國贏。他曾應邀去約翰·奎因的豪宅裡住了幾天，同他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他肯定地說，這場戰爭是一個像英國這樣衰落的國家面對一個工業和經濟正蓬勃發展、人口激增、衝勁十足的強國，為挽救自身的衰敗，出於嫉妒而制定的謀略。德國代表未來，因為它沒有殖民前科。而英國代表著一個衰落的帝國，註定會被消滅。
1914年，戰爭爆發後的三個月裡，羅傑像在他最好的時期裡那樣夜以繼日地工作著——寫文章、寫信、參加座談會、發表演說，固執而狂熱地指控英國是導致歐洲災難的罪魁禍首，勸說愛爾蘭人不要聽信約翰·雷蒙德意圖把他們捲進災難的花言巧語。英國自由黨政府讓議會通過了《愛爾蘭自治法案》，卻限定等戰爭結束後才能生效。志願軍的分裂不可避免，組織擴大得非常快。雷蒙德和愛爾蘭議會黨長期處於多數派地位，擁有十五萬追隨者，而約恩·麥克尼爾和帕特里克·皮爾斯的擁護者僅有一萬一千人。但這一情況絲毫沒有降低羅傑·凱斯門特的親德熱情，他在美國的所有集會上繼續把德國說成這場戰爭的受害者、西方文明的保衛者。「你這樣說，不是出於對德國的熱愛，而是出於對英國的憎恨。」爭論時，約翰·奎因對他說。
九月，羅傑·凱斯門特的小冊子《愛爾蘭、德國與海洋的自由：1914年戰爭可能的結果》於費城出版。小冊子裡收錄了他贊同德國的散文和論文，後來改名為《針對歐洲的罪行》於柏林再版。
羅傑傾向德國的宣告，給在美國工作的帝國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約翰·馮·伯恩斯托爾夫伯爵來到紐約，與蓋爾集團的三位領導人——約翰·德沃伊、約瑟夫·麥克加里蒂和約翰·基丁——及羅傑·凱斯門特進行了私下會談，在場的還有弗朗茨·馮·帕本上尉。據同伴們回憶，要求德國外交家向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提供五萬支步槍及彈藥的是羅傑。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從愛爾蘭的不同港口把武器秘密運進去是可能的，這些武器能夠阻止英軍的行動，從而有助於反殖民主義的軍事起義；德國海軍還可以趁此機會進攻英國海岸的守軍。為了加深愛爾蘭公眾輿論對德國的好感，德國政府應發表一項宣告，保證在戰勝後必定支援愛爾蘭擺脫殖民桎梏的熱望。此外，德國政府還應承諾給予愛爾蘭被俘士兵以特殊待遇，把他們與英國戰俘區分，讓他們有機會參加一支縱隊，與德國軍隊並肩（而不是加入其中）戰鬥，反對共同的敵人。羅傑將負責組建那支縱隊。
馮·伯恩斯托爾夫伯爵體魄強健，戴著單目眼鏡，漿得筆挺的胸衣上掛滿勳章。他專注地聽羅傑講話，馮·帕本上尉做記錄。大使當然需要與柏林方面商量一下，不過他可以預先說一句：這些建議是合理的。果然，不久，第二次會面時，大使告知，德國政府擬與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代表凱斯門特就這件事在柏林舉行會談。大使還交給羅傑一封信，信中要求各機關為羅傑爵士前往德國期間提供一切便利。
羅傑立即開始作旅行準備。令德沃伊、麥克加里蒂和基丁感到驚奇的是，他說這次去德國要帶上助手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正如計劃的那樣，出於安全考慮，他應在紐約先乘船去克里斯蒂安尼亞，那挪威青年在自己的國家裡作為翻譯對他會有所幫助；在柏林也是如此，因為艾文德也會德語。羅傑沒有為助手要求額外補貼，蓋爾集團給他的差旅費高達三千美元，足夠兩個人的開銷。
他堅持要帶上那名在各次會議上一直沉默不語的北歐青年去柏林這一點，使得他在紐約的朋友已經看出有點兒異樣，不過他們什麼都沒說，未加評論地同意了。要是沒有艾文德，羅傑不可能做那次旅行。跟他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種生命的青春、幻想的青春在湧動，還有——說出來讓他臉紅——愛情在湧動。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在以前偶然的街頭豔遇中，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是真名而不是綽號的話）他幾乎立刻忘掉了，要麼只是以想象力、慾望和孤獨製造的幻影留在日記中的紙頁上。然而，和那「漂亮的北歐人」（他私下裡就是這樣叫他的）在一起的幾個星期、幾個月裡，他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之間的關係遠勝歡娛，是天長地久的感情，能使他擺脫因性傾向而註定的孤獨感。這件事他沒有對艾文德談起，他並不是傻瓜。他多次對自己講，挪威人跟他在一起，很可能，他甚至確信，是出於利益的考慮，因為同羅傑在一起，每日有兩餐、有衣穿、有床睡，不用露宿。艾文德自己也承認，很久沒感到這麼安全。但他與那青年日常交往時還是排除了一切戒心。該青年對羅傑既殷勤又親切，彷彿天生就是來照料羅傑的，連穿的衣服都給他遞過來。他舉止穩重，辦事穩妥，隨叫隨到，在私下裡也總保持著距離，從不放肆地胡說八道。
他們買了從紐約到克里斯蒂安尼亞的奧斯卡二世號二等艙船票，出發日期是十月中旬。羅傑在各種檔案上使用詹姆斯·蘭迪的假名，剃了光頭，把古銅色的臉用雪花膏塗白。輪船在公海被英國海軍攔截下來，押到了赫布里底群島的斯托諾韋港。在那裡，英國人對他進行了嚴格的搜查，但並沒有發現他的真實身份，於是兩個人於1914年10月28日晚平安無恙地抵達了克里斯蒂安尼亞。羅傑從來沒感到身體像現在這樣好過。如果有人問他，他會回答說，他是個幸福的人，雖然有很多問題。
儘管如此，在那幾個小時、幾分鐘，他覺得鬼火——他自以為是幸福感——纏身的時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時期也開始了。他後來覺得，那樣的失敗使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高尚的好事都被抵消了。在抵達挪威首都的當天，艾文德告訴他，自己被幾個陌生人劫持到英國領事館，在那裡被審了幾個小時，對方詢問他那神秘的旅伴是什麼人。羅傑太天真了，相信了他，還認為這件事是一次天賜良機，使他有機會揭露英國外交部的笨拙手段（企圖暗殺他）。實際上，後來經過調查，是艾文德自己出現在英國領事館，主動出賣了他。這件事一直困擾著羅傑。他到處奔波，進行無益的交涉和準備，結果浪費了幾個星期、幾個月的時間，不但沒為愛爾蘭的事業帶來任何好處，反倒成為英國外事辦公室和情報機關的笑料——把他看作一個學習謀反的可悲學徒。
也許是出於對英國的否定，羅傑對德國敬佩起來，把德國看作效率高、守紀律、有文化、現代化的典範。但他什麼時候又開始對德國感到失望了呢？不是在到達柏林的頭幾個星期。在負責他與德國外交部聯絡的理查德·邁耶的陪同下從克里斯蒂安尼亞到德國首都的旅途中，他還滿懷幻想，確信德國會贏得戰爭，而德國的勝利又對愛爾蘭的解放有著決定性意義。秋天的柏林，霧雨交加，陰冷異常，但他對這個城市的印象很好。負責對外關係的副國務秘書亞瑟·齊墨爾曼與外交部英國司司長喬治·馮·韋代爾都親切地接待了他，對他關於把愛爾蘭戰俘組建成縱隊的計劃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雙方都主張由德國政府發表宣言，支援愛爾蘭獨立。果然，1914年11月20日，德意志帝國發表了這樣的宣言，宣言的內容也許不像羅傑所期望的那樣明確，但是對於證明主張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與德國聯盟的人的合理性立場還是足夠清楚的。不過，儘管那天的宣言讓他熱情高漲，那無疑是他的一個成就；儘管負責對外關係的國務秘書通知他，最高軍事當局已經命令把愛爾蘭戰俘集中在同一個營地裡，他可以去看他們；但是羅傑開始預感，現實不會如他所願。相反，他很可能會失敗。
事情逆轉的第一個兆頭是羅傑收到唯一一封來自愛麗絲·斯托弗德·格林的信（這封信繞了一個彎子，越過大西洋，先到了紐約，在紐約換了信封、姓名和地址，才到了他的手裡），得知英國報紙已經報道了他出現在柏林的訊息。這一訊息在贊成支援德國的決定和反對這一決定的兩派民族主義者之間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愛麗絲是持反對意見的，而且斷然地講了出來。她說許多堅定擁護獨立的人都跟她的意見一致。她還說，對於歐洲戰爭，最多隻能接受中立的立場，而絕不能與德國一起搞什麼共同事業。成千上萬的愛爾蘭人正在為大不列顛而戰鬥著，如果這些愛國者知道愛爾蘭民族主義陣營的傑出人物正同炮擊他們、向守在比利時戰壕裡的他們噴射瓦斯的敵人站在一起，會有什麼感覺？
愛麗絲的來信對他來說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他最敬仰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比跟任何其他人都更為一致的人卻譴責起了他正在做的事，並用這樣的語氣對他說出來，這讓他不知所措。從倫敦的角度看事情會不一樣，缺乏長遠的眼光。但是，不管他多麼有理由，思想裡總是有一種困惑著他的東西：他政治上的良師益友竟然表示不贊成。他認為她這樣做對愛爾蘭的事業有害無益。從此，一個疑問一直在他的腦海裡不祥地迴響：「如果愛麗絲是正確的，難道是我錯了？」
就在十一月，德國當局讓他到查爾維爾前線去，同那裡的軍事領導商談建立縱隊事宜。羅傑心想，如果取得成功，建成了一支軍事力量併為了愛爾蘭獨立而與德國軍隊共同作戰，也許就能夠打消許多像愛麗絲那樣的朋友的疑慮，就會使他們承認政治上的感情用事會成為一種障礙，從而同意愛爾蘭的敵人是英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愛爾蘭的朋友。那次短暫的旅行給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比利時作戰的德國高階軍官都對勝利抱有信心並歡迎建立愛爾蘭縱隊的想法。關於戰爭本身，他並沒有看到什麼，只有正在行軍的部隊、小鎮上的醫院、武裝士兵押送的戰俘以及遠方的炮聲。回到柏林時，等著他的是一個好訊息：梵蒂岡同意了他的請求，決定給愛爾蘭俘虜集中的營地派來兩位神父：一位是奧古斯丁派的奧格爾曼修士，一位是多明我會的托馬斯·克羅蒂修士。奧格爾曼只能待兩個月，而克羅蒂只要被需要就會待下去。
如果羅傑沒認識托馬斯·克羅蒂神父，他會怎樣？1914—1915年那個可怕的冬天，他很可能熬不過去。那年，整個德國，尤其是柏林，遭到了暴風雪的襲擊。大街堵塞，道路不通，狂風把樹木連根拔起，吹跑遮雨棚，吹碎大玻璃窗，氣溫達到了零下20至零下15c。再加上戰爭，他好幾次都得忍受無照明、無暖氣的苦楚。身體的不適更加劇烈起來，胯骨和髂骨的疼痛使得他站不起來，只能蜷縮在座位上。多日來，他以為自己會永遠癱瘓在德國。痔瘡也來折磨他，上廁所好像去受刑。他感到身體日漸虛弱、疲乏，彷彿一下子老了二十歲。
在此期間，他唯一的救生圈是托馬斯·克羅蒂神父。「聖人是存在的，並不是神話。」他對自己說道。克羅蒂神父如果不是聖人，那他又是什麼？他從不抱怨，總是微笑著去適應不盡如人意的環境。這說明他脾氣好，說明他生來樂觀，說明他從心底相信生活中有著相當多的好事物，值得為此而活。
神父個頭不高，頭髮灰白、稀疏，圓圓的臉龐，面色紅潤，一雙眼睛明亮地閃閃發光。他出生於戈爾韋貧窮的農民家庭，在高興的時候，他會用蓋爾語唱小時候聽母親唱過的搖籃曲。當他得知羅傑曾在非洲度過了二十年，在亞馬孫地區也度過了將近一年，就對羅傑說，他在神學院的時候就夢想到遙遠的國度去傳教，但多明我會替他決定了另一種命運。在軍營裡，他成了所有戰俘的朋友，因為他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地同等尊重所有人。一開始，只有極少數人信服羅傑的理念，但神父嚴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從不表示支援或反對愛爾蘭縱隊。「這裡所有的人都在經受著苦難，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是我們的兄弟，不是嗎？」他對羅傑這樣說道。羅傑在與克羅蒂神父的多次長談中很少涉及政治，關於愛爾蘭卻談得很多。是的，他談愛爾蘭的過去、愛爾蘭的英雄、愛爾蘭的聖徒和愛爾蘭的殉教者。但是在克羅蒂神父口中出現最多的愛爾蘭人是那些為了賺得幾塊硬麵包而一天到晚地勞作、受苦受難的無名農夫和那些為了不致餓死而移民到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亞的愛爾蘭人。
反倒是羅傑引著克羅蒂神父談論宗教問題。這位多明我會的神父在這方面很謹慎，無疑是因為他想到羅傑是英國聖公會成員，所以寧願避免衝突。但是後來羅傑對他說出了精神上的困惑，並承認一段時間以來，越來越受到母親所信仰的天主教的吸引，克羅蒂神父才高興地同意涉及這個話題，耐心地對他的好奇、疑慮和問題進行解惑。有一次，羅傑斗膽地脫口而出：「您認為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對還是錯，克羅蒂神父？」神父嚴肅起來：「我不知道。我不喜歡說謊。很簡單，我不知道。」
1914年年底，羅傑在兩位德國將軍——德·格拉夫與埃克斯內爾——的陪同下到林堡營地轉了一圈以後，向數百名愛爾蘭戰俘發表講話。到此時，羅傑還不知道實際情況並不像他所預期的那樣。當他以對愛爾蘭火一般的熱情向戰俘們解釋為什麼要成立愛爾蘭縱隊、愛爾蘭縱隊要執行什麼樣的使命、祖國會感激愛爾蘭縱隊為此而作出的犧牲等等時，他看到他們突然扭曲的大嘴和困惑、疑懼、敵視的表情。想到這裡，他對自己說：「我太天真、太傻了。」他也想起了那些偶爾發出的、對約翰·雷蒙德的歡呼聲，那些嘁嘁喳喳的譴責聲，甚至是威脅聲，以及他講話之後的沉默。最讓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剛講完，德國看守就把他圍了起來，護送著走出了營地。雖然德國人沒聽懂他們說些什麼，但從大多數俘虜的態度上可以看出，那股情緒會演變成對演說者的一場毆打。
1915年1月5日，他再次回到林堡，第二次跟他們講話時，發生了完全相同的情況。這一次，戰俘們已不限於給他眼色看、用表情和動作表示不滿，而且朝他吹口哨、謾罵：「德國人給你多少錢？」這是聽到最多的喊聲。喊聲震天，他不得不停了下來。接著，石子、唾沫、雜物等雨點般地落在了他身上。德國兵趕快把他拖了出來。
他一直沒能從那件事中平靜下來，回憶就像癌細胞，不停地啃噬他的內心。
「鑑於出現這樣普遍的對抗，我是不是應該放棄這件事，克羅蒂神父？」
「您應該去做自己認為對愛爾蘭有利的一切事情。您的理想是純潔的，不被接受並不永遠意味著一項事業的正確與否。」
從此，他將過著令人心碎的兩面生活：在德國當局面前要謊稱愛爾蘭縱隊正在組建，加入縱隊者確實還很少，但是當俘虜們克服了初期的不信任感並理解了同德國友好合作將對愛爾蘭有利之後，情況就會不一樣；但從內心來講，他很清楚自己的話並不確實，永遠不會有大批人加入縱隊，縱隊最多不過是象徵性的一小群人。
既然這樣，為什麼還要繼續？為什麼不向後轉？因為這樣一來，無疑等於自殺，而羅傑·凱斯門特不願自殺，不，決不，不管怎樣決不自殺。為此，1915年年初，懷著一顆冰冷的心，在為「芬德雷那件事」而浪費時間的同時，他仍然同德意志帝國當局談判簽訂關於愛爾蘭縱隊的協議。他提出了某些條件，對方的亞瑟·齊墨爾曼、喬治·馮·韋代爾伯爵和魯道夫·納多爾尼伯爵三個人很嚴肅地聽著，在本子上記著。下次會談時，他們通知說，德國政府同意他的要求：縱隊可以穿自己的制服，有愛爾蘭籍軍官，自主選擇進入的戰場；縱隊的費用將由將來成立的愛爾蘭共和國政府償還給德國政府。羅傑同對方一樣，都很清楚所有這一切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因為到了1915年，愛爾蘭縱隊連一個連的志願者都沒招到，當時只招募到了四十多個人，還不能保證他們都遵守諾言。他曾多次問自己：「這場鬧劇能持續到何時？」他在寫給約恩·麥克尼爾和約翰·德沃伊的信裡還不得不向他們保證，雖然慢了些，但成立愛爾蘭縱隊是可以實現的。志願者的人數正在慢慢地增加，因此必須給他們派來愛爾蘭籍軍官進行訓練，帶領未來的班、排和連。他們答應了，但未能完全兌現，唯一到達的只是那位羅伯特·蒙泰特上尉。說真的，堅強的蒙泰特一個人能值一個營。
嚴冬過去了，菩提樹大街上的樹木開始露出新芽。對即將發生的事，羅傑也看出了端倪。一天，負責對外事務的國務秘書在一次例會上突然告知羅傑，德國軍事最高司令部並不信任他的助手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有跡象表明，他可能正在為英國情報部門通風報信，所以羅傑應該馬上讓他離開。這個警告讓他大吃一驚。他立即排除這個可能，要求對方出示證據。他們回答說，德國情報部門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支援，是不會作出這樣的結論的。那幾天，艾文德正好想去挪威待幾天，看望親戚。羅傑鼓勵他去，給了他一些錢，還到車站為他送行。這樣一來，真是雪上加霜，這個北歐美男子難道真是間諜？他思索著，想從二人在一起的最近幾個月裡找出能夠暴露他的某件事、某個態度、某種矛盾或某句話。沒有，什麼都沒找出來。他竭力讓自己平靜下來，認為這種謊言是那些有偏見的條頓貴族和懷疑他與挪威人關係不正常、想把他們分開的清教徒利用包括汙衊在內的各種手段而策劃的陰謀。然而，他仍疑心不退，夜不成寐。當他得知艾文德·艾德勒爾·克里斯滕森決定不回德國而是從挪威直接回美國的時候，才高興起來。
1915年4月20日，年輕的約瑟夫·普倫凱特作為愛爾蘭志願軍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代表，為了躲避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網，像跳搖滾舞般地周遊半個歐洲之後，來到了柏林。以他那樣的身體狀況，怎麼能作出這樣的努力呢？他大概還不到二十七歲，骨瘦如柴，因患小兒麻痺症而處於半癱瘓狀態，肺結核也在啃噬著他，使他的面龐有時看起來就像個骷髏。他出身望族，父親喬治·諾布林·普倫凱特伯爵是都柏林國家博物館館長。約瑟夫說起英語帶有貴族腔。他的衣著很隨便：長褲像個大口袋，禮服也大得很，大禮帽壓到眉毛處。然而一聽他講話，跟他談上一會兒，在他那副小丑外表、垮掉了的身體狀況和滑稽可笑的服裝後面有一種超級的智慧、少見的洞察力、深厚的文學修養和為了愛爾蘭的事業而勇於鬥爭、勇於犧牲的強大精神力量。在都柏林，每次同他談話或在志願軍的會議上，這一切都給羅傑·凱斯門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寫詩，寫神秘主義的詩。跟帕特里克·皮爾斯一樣，他是虔誠的信徒，很熟悉西班牙神秘主義作家，尤其是聖特雷莎·德·赫蘇斯和聖胡安·德拉·克魯斯，後者的詩句，他能用西班牙語背出來。和帕特里克·皮爾斯一樣，在志願軍裡，他總是和激進派人士站在一邊，因此也就跟羅傑接近起來。聽著他們的談話，羅傑多次對自己說，看樣子，皮爾斯和普倫凱特所尋求的是殉道，他們確信只有像彪炳史冊的巨人英雄如庫丘林、芬恩、歐文·羅伊及至近代的沃勒福·託恩、羅伯特·埃米特那樣大力弘揚英雄主義而藐視死亡，像史前時代的殉道者基督那樣勇於自我犧牲，才能把「爭取自由的唯一辦法就是拿起武器去戰鬥」這一思想傳播給大眾。只有靠愛爾蘭兒女的犧牲，才能開創一個沒有殖民者、沒有剝削者、奉行法制、信奉基督教義和正義、自由的愛爾蘭國家。在愛爾蘭，約瑟夫·普倫凱特和帕特里克·皮爾斯這種瘋狂的浪漫主義曾讓羅傑感到吃驚。而在柏林的這幾個星期，春天為花園帶來了花團錦簇，為公園的樹木帶來了綠意蔥蔥，在這令人愉悅的日子裡聽年輕的詩人兼革命者普倫凱特講話，羅傑很受感動，對這位剛剛到來的朋友的話堅信不疑。
普倫凱特從愛爾蘭帶來了令人振奮的訊息。由於歐戰爆發，愛爾蘭各個志願軍出現了分化，據他說，這大大有助於事態的明朗化。的確，多數派仍支援約翰·雷蒙德關於與帝國合作、加入英國軍隊的主張，但是那些忠於志願軍的少數派則擁有決心戰鬥到底的數萬人支援，那才是一支緊密團結、目標明確、決心為愛爾蘭戰死疆場、真正意義上的軍隊。現在可以說，愛爾蘭志願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與愛爾蘭人民軍緊密團結起來了。人民軍的組成有馬克思主義者如詹姆斯·拉金、工團主義者如詹姆斯·康諾利等及新芬黨人亞瑟·格里菲斯，甚至連激烈抨擊過志願軍是「資產階級爹媽的孩子」的肖恩·奧凱西都表示了對這種合作的支援。由湯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爾斯和托馬斯·麥克唐納等人領導的臨時委員會正夜以繼日地準備起義事宜。事不宜遲，歐戰提供了唯一的機會。所以，德國必須提供五萬支步槍，愛爾蘭軍隊必須進攻由皇家海軍裝備起來的愛爾蘭港口，這樣的聯合行動或許將決定德國能否取勝。而最後，愛爾蘭將獲得獨立與自由。
羅傑表示完全同意，這也是他一直以來主張的，他正是為此才來到了德國。他堅持主張，臨時委員會要確認，德國海軍和陸軍的進攻行動是起義必不可少的前提。沒有德軍的入侵，起義肯定會失敗，因為後勤力量懸殊太大。
「但是，羅傑爵士，」普倫凱特打斷他，「您忽略了一個超越武器和士兵人數的因素，那就是神秘主義。我們有，而英國人沒有。」
他們是在一家顧客不多的酒館裡談話的。二人吸著煙，羅傑喝的是啤酒，普倫凱特則要了冷飲。普倫凱特告訴他，他在都柏林金麥吉區拉科菲爾德大街上的家變成了鍛造車間和彈藥庫，能製造手榴彈、炸彈、刺刀、長槍，還能縫製旗幟。他講這些事的時候情緒激動，像神鬼附體。他還說臨時委員會決定向約恩·麥克尼爾隱瞞關於起義所達成的一致。羅傑聽了，大吃一驚，如此重要的決定，怎麼能向愛爾蘭志願軍的創始人、現任的領導人加以隱瞞？
「我們都很尊敬他，沒人懷疑麥克尼爾教授的愛國主義和忠誠，」普倫凱特解釋道，「但是他太軟弱了，只相信以理服人，相信和平方式。等他即使想阻止起義也為時已晚的時候再告訴他。到時候，相信他一定會同我們一起站在戰壕裡。」
羅傑同普倫凱特夜以繼日地草寫了一份長達三十二頁、關於起義的詳細計劃書，並向德國外交部和海軍司令部作了介紹。計劃書說明，駐愛爾蘭的英國軍隊只是分散在少數幾個據點裡，很容易使之屈服。德國的外交家、官員和軍方聽了，很受感動。這個衣著像小丑的半癱瘓年輕人講起話來簡直判若兩人，以數學般的精準，條分縷析地解釋了一次配合德國入侵的民族主義革命將會取得很大的優勢。懂英語的人聽著他講話，尤其被他那流利、澎湃、鼓舞人心的口才吸引，就連不懂英語的人在等待把他的話翻譯過來的時候也驚奇地盯著這位愛爾蘭民族主義密使充滿激情、近乎瘋狂的表情。
他們一面聽，一面把約瑟夫和羅傑提出的要求記下來。但他們什麼也沒有承諾，既沒承諾入侵，也沒承諾提供五萬支步槍及相應的彈藥，只說一切都納入戰爭的全域性戰略中加以研究；德意志帝國對愛爾蘭人民的願望表示讚許，秉持支援愛爾蘭人民合法意願的原則。僅此而已。
約瑟夫·普倫凱特在德國待了差不多兩個月，過著和羅傑一樣儉樸的生活，直到1915年6月20日才離開德國，到達瑞士邊境，再經義大利和西班牙回愛爾蘭。這位年輕的詩人對愛爾蘭縱隊計程車兵如此之少並未注意，也未對縱隊表示出好感，這是什麼原因？
「為了加入縱隊，戰俘們將違背忠於英國軍隊的誓言，」他對羅傑說道，「我一貫反對我們的人加入佔領者的隊伍裡去。一旦這樣做了，就違背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就是犯罪，就是喪失信譽。」
克羅蒂神父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但是他保持沉默。整個下午，三個人在一起時，他都像斯芬克斯那樣一言不發，只是聽著詩人講話。後來，這位多明我會的神父對羅傑評論道：
「毫無疑問，這個青年不一般，我是從他的智力和他對事業的獻身精神中看出來的。有些基督徒為了信仰，可以到羅馬競技場去把自己投餵野獸，他就是這樣的人。但他也有可能以同樣的虔誠、同樣的對流血和戰爭的讚美，像征服耶路撒冷的十字軍那樣去殺掉遇到的所有不信教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包括女人和小孩。羅傑啊，這樣的人雖說能彪炳史冊，但我對他們感到的是恐懼而不是敬佩。」
那幾天，羅傑與約瑟夫談論最多的是在德國軍隊沒有同時入侵英國或炮轟愛爾蘭領土上皇家海軍據點的情況下有無可能舉行起義。普倫凱特主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要執行起義計劃，既然歐戰為我們創造了機會，就不要浪費。羅傑則認為那是一種自殺行為，那樣一來，革命者不管多麼英勇、無畏，還是會被英帝國的機器碾碎；英帝國正好利用這次機會進行一場無情的清洗，愛爾蘭的解放將會再推遲五十年。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在沒有德國配合的情況下發動起義，您是不會跟我們站在一起的，羅傑爵士？」
「我當然要跟你們站在一起，儘管明知道那是無謂的犧牲。」
年輕的普倫凱特盯著羅傑的眼睛，看了很長時間。羅傑好像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了一絲惋惜的表情。
「請允許我坦率地跟您講，羅傑爵士，」最後，他終於以一種絕對真理的擁有者的嚴肅語氣低聲說道，「我覺得有些東西，您還沒有弄懂。問題不在於是否勝利。很清楚，我們將會失敗。問題在於要堅持，經受住失敗，日日夜夜、年年月月地堅持，讓我們的死亡、我們的流血百倍地激發愛爾蘭人的愛國主義，直到獲得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問題在於要讓我們每死一個人就會誕生一百個革命者。基督教不就是這樣傳承的嗎？」
羅傑不知該如何回答。普倫凱特走後的幾個星期對羅傑來講是緊張的日子：鑑於健康狀況、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等級和表現情況，他不斷地要求德國釋放愛爾蘭戰俘。這一行動在愛爾蘭產生了很好的反響。德國當局本來堅決不同意，但後來作了讓步。大家擬了一份名單，對名單進行了討論。最後，德國最高司令部同意釋放了一百名職員、教師、大學生和有信譽的商人。討論幾小時、幾天地持續進行，時而激烈，時而鬆動，搞得羅傑筋疲力竭。另一方面，令他不安的是，愛爾蘭志願軍追隨著皮爾斯和普倫凱特的理論，在德國尚未決定是否進攻英國的情況下就要發動起義。於是他向德國外交部和海軍司令部施壓，要他們回覆是否提供五萬支步槍，但得到的回答還是模稜兩可。直到有一天，他正在與外交部開會時，布里希爾伯爵說了一些令他沮喪的話：
「羅傑爵士，您對輕重緩急沒有正確的概念。您客觀地看一看地圖吧，就會看到愛爾蘭在地緣政治上是多麼沒有價值。不管帝國多麼同情愛爾蘭的事業，但以德國的利益而言，還有更重要的國家和地區呢。」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得到武器嗎，伯爵先生？德國斷然排除了入侵英國的可能？」
「這兩件事正在研究。換作是我，會把入侵排除。不過這要由專家們決定。您早晚會接到最終的答覆。」
羅傑給約翰·德沃伊與約瑟夫·麥克加里蒂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們解釋自己為什麼反對在沒有德國軍事行動的配合下舉行起義。他請求二位利用其在愛爾蘭志願軍和愛爾蘭共和兄弟會中的影響，勸說大家不要魯莽行動。同時，他保證繼續竭盡一切努力，爭取獲得武器。他的結論卻是戲劇性的：「我失敗了，在這裡已毫無用處。請允許我回美國去。」
那幾天，他的病痛加重了，任何辦法對他的關節痛都沒有用。不斷地感冒、高燒迫使他不得不經常臥床不起。人消瘦了，還患了失眠症。雪上加霜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得知《紐約世界報》登出了一則訊息，那無疑是英國反間諜機構透露出來的，聲稱羅傑·凱斯門特爵士正在柏林接受德意志帝國的一大筆錢，讓他在愛爾蘭鼓動一次暴動。他發出了一封抗議信，題為《我為愛爾蘭工作，不是為德國工作》，但是沒被刊出。他在紐約的朋友讓他放棄起訴，他會敗訴的。再說，蓋爾同盟不準備把錢浪費在打官司上。
這一年，德國當局同意了羅傑堅持要求的一件事：把參加愛爾蘭縱隊的志願者從林堡的戰俘中區分開來。1915年5月20日，五十多名縱隊隊員因受同伴敵視，被轉移到柏林附近措森的較小營地去了。大家慶祝了這次轉移，由克羅蒂神父做了一次彌撒，在同志般的氣氛中喝了酒，還唱了愛爾蘭歌曲。這種氣氛鼓舞了羅傑，他向縱隊隊員宣佈，幾天後，他們就會拿到由他親自設計的制服，很快就會有幾位愛爾蘭軍官到來，領導縱隊的訓練工作。他們將是愛爾蘭縱隊第一連的成員，將作為英雄事業的先驅而載入史冊。
這次會議之後，他立即又給約瑟夫·麥克加里蒂寫了一封信，向他講了措森營地的情況，並對上一封信中流露出的極端悲觀情緒表示道歉——那封信是他在意志消沉時寫的，但現在他不那麼悲觀了。約瑟夫·普倫凱特的到來和措森營地的建立對他都是鼓舞。他將繼續為愛爾蘭縱隊工作。縱隊雖小，但在歐戰的戰略框架內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1915年夏初，羅傑到達慕尼黑，住在巴斯萊爾·霍夫旅店。那是一家儉樸但令人愉快的旅店。巴伐利亞州的首府不像柏林那麼令人沮喪，雖然生活上要比在首都更加孤獨。他的健康狀況也繼續惡化，關節痛和感冒迫使他不得不一直關在自己的房間裡，但這種深居簡出的生活使得他的腦筋動得更加緊張起來。他大量地喝咖啡，不停地吸菸，黑色菸草把房間裡弄得煙霧騰騰。他不斷地給在德國外交部和海軍司令部的聯絡員寫信，每天都同克羅蒂神父保持著精神和宗教上的聯絡。神父的來信他讀了又讀，並把它們像寶貝一樣地珍藏起來。一天，他想起來要祈禱。很久沒祈禱了，起碼沒有聚精會神地試圖向上帝敞開心扉，訴說自己的疑慮、不安、擔心犯錯誤，請求上帝憐憫、指引他將來如何行動。同時，他也寫短文，指出獨立後的愛爾蘭應該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以避免犯錯誤，防止產生貪腐、剝削、貧富分化、弱肉強食等現象。他有時也感到沮喪，寫下這些短文派什麼用呢？愛爾蘭的朋友們正在全力應對困難局勢之際，用關於未來的短文使他們分心是沒有意義的。
夏天過去了，他感到好了些，便去了措森營地。縱隊隊員穿上了他設計的制服，所有人的帽簷上都閃爍著愛爾蘭徽記。營地運轉得井井有條，但是沒有行動、總是關在營地裡，不免使得這五十多個人士氣不高，儘管克羅蒂神父努力地為他們打氣，組織體育活動和各種比賽，給他們上課，進行各種問題的辯論。羅傑認為這正是在隊員們面前展示行動前景的時刻。
他讓隊員們圍成一圈，向他們解釋採取什麼樣的戰略能夠使他們走出措森，還給他們自由。在這種時候，如果無法在愛爾蘭參加戰鬥，那麼為什麼不在別的地方、在建立縱隊的地方開展同樣的戰鬥？世界大戰已經蔓延到了中東，德國和土耳其正在為把英國從其埃及殖民地趕出去而戰鬥，他們為什麼不去參加埃及的反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的鬥爭呢？由於縱隊還太弱小，所以必須加入到別的軍隊中去，但這種加入一定要保持愛爾蘭縱隊的獨立身份。
羅傑把這個建議拿去同德國當局進行討論。德國接受了，約翰·德沃伊和麥克加里蒂也同意了。土耳其將同意按照羅傑的條件讓縱隊加入到他們的軍隊裡去，於是展開了長時間的討論。最後，有三十七名縱隊隊員宣佈準備去埃及參加戰鬥，其他隊員還需要考慮。此時讓所有縱隊隊員擔心的一件緊迫事卻是，仍關在林堡的俘虜曾經威脅說要向英國當局告發他們，從而導致他們在愛爾蘭的家人無法再收到英國軍方發放計程車兵撫卹金。這樣一來，他們的父母、妻子和兒女就會餓死。在這方面，羅傑有什麼辦法呢？
很明顯，英國政府會進行這樣的報復，而羅傑卻沒有想到這一點。看到隊員們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只能向他們保證，他們的家人不會沒人管，如果撫卹金不發了，那麼各個愛國組織會幫助他們。當天，他就給蓋爾同盟寫了一封信，要求成立一個基金會，以補償遭報復的縱隊隊員的家屬。但羅傑對此並不抱幻想，事情是這樣的：款項一旦匯給了愛爾蘭志願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和蓋爾集團的金庫，就只能用來購買武器，這才是頭等大事。他很不安，五十個窮困的愛爾蘭家庭將會因他的過錯而捱餓，也許到了下一個冬天會因患上肺結核而消亡。克羅蒂神父想安慰他，但這次，他的道理未能讓他平靜下來。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不僅是身體上的，還有思想上的——就跟在剛果和亞馬孫地區遭遇的最困難時刻一樣，他覺得思想上好像失去了平衡，有時像一座正在爆發的火山。他會不會喪失理智？
他回到了慕尼黑，繼續往美國和愛爾蘭寫信，要求在經濟上幫助縱隊隊員的家庭。為了轉移英國情報部門的注意，信件要輾轉經過幾個國家，中間要換幾次信封和地址，所以回信需要一兩個月才能到。他的苦惱達到了頂點。這時，羅伯特·蒙泰特到了，他將肩負起縱隊的軍事工作。這位軍官不僅帶來了強烈的樂觀主義、得體的舉止和冒險精神，還帶來了關於縱隊隊員的家庭一旦遭報復就會立即得到愛爾蘭革命者幫助的正式承諾。
蒙泰特上尉一到德國就來到慕尼黑與羅傑見面。看到羅傑那病歪歪的樣子，他簡直不知所措了。他很敬仰羅傑，對他極為尊敬。他說在愛爾蘭革命運動中，無人知悉他的身體竟如此虛弱。凱斯門特不許他把自己的健康情況報告上去。他們一起回到了柏林。
他把蒙泰特介紹給了德國外交部和海軍司令部。年輕的軍官急切地要馬上工作，他對縱隊的未來表現出羅傑早就流失了的、鋼鐵般的樂觀精神。羅伯特·蒙泰特在德國逗留的六個月，跟克羅蒂神父一樣，對羅傑來說是一個福音，阻止了他的消沉意志將他推向發瘋的深淵。神父與軍人是不同的，但羅傑多次對自己說，他們代表了愛爾蘭人的兩個典型：聖徒與鬥士。在不同的時間跟兩個人談話時，羅傑記起了跟帕特里克·皮爾斯的幾次談話。皮爾斯談到祭壇與武器的時候說，殉道者、神秘主義者、英雄與鬥士的結合，會產生足以打碎束縛愛爾蘭枷鎖的、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力量。
二者的確不同，但是都有著天然的、純潔慷慨的、獻身理想的精神。許多次，羅傑看到克羅蒂神父和蒙泰特上尉並不像他那樣談論什麼心情變化、沮喪之類的來浪費時間。他對自己的猶豫和搖擺感到無地自容。那兩個人給自己設計了一條道路，然後不懼任何障礙、不偏離方向地走下去，因為他們確信，最後等待他們的將是勝利：上帝一定會戰勝惡魔，愛爾蘭一定會戰勝壓迫者。「向他們學習吧，羅傑，像他們那樣做人吧。」他像念禱詞般地重複著。
羅伯特·蒙泰特是一個非常親近湯姆·克拉克的人，對他簡直有一種宗教式的崇拜，提起湯姆·克拉克開在大不列顛路和薩克維爾大街轉角處的菸草店——實際上是他的地下大本營——就像提到一個「神聖之地」。據上尉講，這位老人蹲過英國的多所監獄，像狐狸一樣活了下來，正是他在地下制定了革命的一切戰略，這還不配受到敬佩嗎？這位年邁、體弱、一生多難、生活儉樸的瘦小老人把一生都獻給了為愛爾蘭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為此在監獄裡度過了十五年，後來在都柏林市中心一條貧窮街道上開的菸草店裡得以建立秘密的軍事政治組織：愛爾蘭共和兄弟會。這個組織擴充套件到全國的各個角落而未被英國警察捕獲。羅傑問他，那個組織真的像他說的那麼成功嗎？上尉熱情洋溢地答道：
「我們有連、排、小隊，有自己的軍官、自己的武器庫、自己的通訊員、自己的暗號和自己的口號，」他一邊做手勢一邊興奮地說，「我懷疑在歐洲哪裡還有比我們這支隊伍更有效率的軍隊，羅傑爵士，我一點兒也不誇張。」
據上尉講，準備工作已經很充分，舉行起義只缺德國武器。
蒙泰特上尉馬上工作了起來，組織訓練措森營地的那五十多個應徵者，還常常到林堡營地去說服其他的戰俘不要抵制縱隊。有一兩個人被說服了，但大多數仍然表現出敵視的態度。但上尉從不氣餒，他在給羅傑（此時已回慕尼黑）的信裡仍然是那麼熱情洋溢，關於那支小小的縱隊，他報告的訊息也總是令人鼓舞。
幾個星期後，他們在柏林見面了，最近一次是在夏洛登堡大街擠滿羅馬尼亞難民的小飯館裡。上尉為了不讓他生氣，字斟句酌地鼓起勇氣，突然對他說：
「羅傑爵士，請不要認為我是多管閒事、不知好歹，但事情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您對愛爾蘭、對我們的事業太重要了。您已經為理想做了很多，我以理想的名義央求您，去看醫生吧。您的神經有問題了，這並不奇怪，都是責任心和過於操心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您需要幫助。」
羅傑含含糊糊說了幾句話，不得要領，改變了話題。不過上尉的建議讓他大吃一驚：難道他精神上的不平衡那麼明顯，以致這位恭敬有禮、為人謹慎的軍官敢於對他提這種事？他聽從了蒙泰特上尉的建議，經過幾番諮詢，去拜訪了奧本海姆醫生。醫生住在市郊有樹木、有溪水的格魯內瓦爾德鎮，是一位讓人信任的老人，看樣子很有經驗，也很有把握。羅傑去了兩次，跟他談了自己的病史、問題、失眠情況及所擔心的事。他必須做記憶試驗，接受詳細的詢問。最後，奧本海姆醫生說，他需要住進療養院接受治療，如果不去，他的腦子就會繼續混亂下去。醫生親自往慕尼黑打了一個電話，為他約了自己的學生和同事魯道夫·馮·霍埃斯林醫生。
羅傑並沒有住進馮·霍埃斯林醫生的診療所，只是每星期看兩次門診，治了幾個月。治療很有效。
「您在剛果和亞馬孫地區看到的事情，還有您正在做的事情，使得您出了這樣的問題，我一點兒也不感到奇怪，」心理學家對他說道，「幸好您還沒有發狂，也沒有自殺。」
醫生很年輕，愛好音樂，是素食主義者，也是和平主義者，反對這次戰爭，也反對所有的戰爭，夢想有一天會實現世界大同，即「康德式的和平」。他說，沒有國界，四海之內皆兄弟。每次從魯道夫·馮·霍埃斯林醫生的門診回來，羅傑都感到心情平靜許多，情緒也好多了，但他不敢肯定病是不是好了。每次遇到一個健康的、理想主義的好人，他都有這種心情舒暢的感覺。
他去了措森幾次。正如他所預計的那樣，羅伯特·蒙泰特贏得了縱隊所有隊員的好感。由於他巨大的努力，縱隊又增加了十名志願者。行軍及其他訓練也進行得很順利，然而德國士兵和軍官仍然像對待俘虜那樣對待縱隊隊員，有時還侮辱他們。蒙泰特上尉去與海軍司令部交涉，要他們兌現對羅傑的承諾，給縱隊隊員一些自由空間，讓他們可以不時地到鎮上酒館去喝杯啤酒。他們不是同盟者嗎？為什麼還像對待敵人那樣對待他們？但交涉至今沒見任何效果。
羅傑提出了一項抗議，同措森守備司令施耐德將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對方說不能再讓不守紀律的人更自由了，他們總想打架鬥毆，甚至在營地裡行竊、搞詐騙。據蒙泰特講，這些指責都是虛構的。只出過一次事件，那是由德國衛兵辱罵縱隊隊員引起的。
羅傑·凱斯門特在德國逗留的最後幾個月裡不斷地跟當局爭論。離開柏林前，受騙的感覺與日俱增。德意志帝國對愛爾蘭的解放並不感興趣，從來沒想過要與愛爾蘭的革命者搞什麼聯合行動，外交部和海軍司令部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讓他相信了他們並不想做的事。愛爾蘭縱隊與土耳其軍隊聯合起來在埃及與英國作戰的計劃，細節都研究好了，似乎就要實施了，卻沒有任何解釋地擱淺了。齊墨爾曼、喬治·馮·韋代爾伯爵、納多爾尼上尉及所有制訂計劃的軍官都耍起滑頭，說話躲躲閃閃，用不重要的藉口拒絕接見他；即使談上了話，他們也說很忙，只能給他幾分鐘，說什麼埃及的事不在他們的職責範圍之內。羅傑對此無可奈何，他把縱隊訓練成愛爾蘭反對殖民主義的一支小小的、象徵性的力量的期望已經化為烏有。
於是，他一改過去對德國的強烈敬佩，開始對這個國家感到不滿，並逐漸變成了與對英國一樣甚至更大的仇恨。他在給紐約的約翰·奎因律師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的朋友，就這樣，我恨死了德國人。與其死在這裡，我寧可死在英國的絞刑架下。」
憤恨的心情加上身體的不適，迫使他回到了慕尼黑。魯道夫·馮·霍埃斯林醫生勸他住進巴伐利亞的一家療養院，理由是無可辯駁的：「您的病情已經到了危急的邊緣，如果不去休息、不忘掉別的一切，是永遠也痊癒不了的；還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會失去理智，心理崩潰，您餘生就成了廢人。」
羅傑聽從了他的勸告。幾天之內，他的生活進入了寧靜，感到自己變成了一個擺脫世俗的人。催眠術讓他能睡上十到十二個小時，然後在附近山上的楓樹林和白蠟樹林中長時間地散步。冬天不肯離去，山上仍然冷颼颼的。醫生要他禁菸禁酒、節制飲食並吃素。他既不想看書，也沒心思寫東西，大腦數小時地處於空白狀態中，覺得自己像一個幽靈。
1916年，一個陽光明媚的三月的早晨，蒙泰特突然把他從懶散的狀態裡拽了出來。
由於事態嚴重，上尉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特地來看他。這時上尉仍然驚意未退，心急火燎地說：
「一支衛隊把我從措森營地帶到了柏林海軍司令部。一群軍官，其中有兩個將軍，在等著我。他們通知我：‘愛爾蘭臨時委員會已經決定於4月23日舉行起義。’也就是說，只剩一個半月了！」
羅傑從床上跳起來，倦意一下子消失了，心臟像打鼓一樣怦怦地猛烈跳動起來，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們要求趕快把步槍、槍手、炮手、機關槍和彈藥運去，」蒙泰特激動異常、昏頭昏腦地說道，「他們還要求運武器的船必須由潛艇護航，武器必須運到凱里郡特拉利海灣的菲尼特，要在復活節星期天的半夜。」
「也就是說，他們不想等德國的武裝行動了。」羅傑終於說出話來，想到了一場浩劫，滿腦子都是利菲河被血染紅了的河水。
「訊息還帶來了給您的指示，羅傑爵士，您應該作為新成立的愛爾蘭共和國大使繼續留在德國。」
羅傑一下子跌倒在床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的同伴在通知德國政府之前並沒有把計劃事先告知他，還命令他留在德國，而他們卻在帕特里克·皮爾斯和約瑟夫·普倫凱特喜歡的瘋狂行動中去自殺。難道他們不信任他？沒有別的解釋。他們很清楚，羅傑反對在沒有德國入侵的配合下舉行起義，如果他在愛爾蘭，會成為一個障礙，所以寧可讓他留在這裡，作為這次起義、這次浴血奮戰之後只能推遲成立甚至不可能成立的共和國的荒唐大使，留在德國袖手旁觀。
蒙泰特等在那裡，一言不發。
「我們馬上去柏林，上尉，」羅傑坐起來說道，「我去穿衣服，整理箱子。我們乘第一趟火車走。」
二人就這樣出發了，羅傑只來得及匆匆地給魯道夫·馮·霍埃斯林醫生留下表示感謝的便條。在長途旅行中，他的腦子不停地活動著，只有時與蒙泰特交換一下意見。到了柏林，要如何行動，他已做到胸有成竹了。個人意見已退居次要地位，現在的首要任務是用智慧傾全力去爭取到同伴們所要求的一切：步槍、彈藥以及能夠有效地組織軍事行動的軍官。其次，他要親自押送載有武器的貨船去愛爾蘭，到了愛爾蘭，他就可以說服朋友們再等一等，一段時間之後，歐戰就會出現有利於起義的局面。第三，他要阻止那五十三名縱隊應徵者去愛爾蘭，如果被皇家海軍捉到，英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地把他們當作「叛徒」處死。至於蒙泰特願意怎麼做，完全由他本人自由地自行決定。他很瞭解蒙泰特，會為了自己所獻身的事業與同伴們死在一起。
在柏林，跟往常一樣，他下榻在亞當旅館。第二天，與當局的談判開始了，開會地點就在海軍司令部那又大又舊的建築物裡。納多爾尼上尉在門口接待了他們，並把他們帶進了一間大廳。在那裡，總是有那麼幾個外交部的人與若干軍人，其中有熟人，也有新面孔。談判一開始，他們就通知說，德國政府斷然拒絕派軍官去愛爾蘭為革命者做顧問。
不過，他們同意提供武器和彈藥。他們用了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工夫進行評估、研究，以期能夠在指定的時間把武器和彈藥安全地運送到指定的地點，最後決定，貨物由被扣押的英國輪船奧德號改裝後塗上挪威印記來運送。但羅傑、蒙泰特、縱隊隊員，一個也不能同行。這就引起了爭論，但德國政府絕不讓步：如果有愛爾蘭人在船上，就會被發現那不是一艘挪威船，謊言一旦被揭穿，德意志帝國在國際輿論面前就會陷入尷尬的境地。於是羅傑和蒙泰特要求他們提供人與武器同時到達但分開走的途徑。這樣一來，又反反覆覆地提出了各種建議。其間，羅傑向他們解釋說，如果他去愛爾蘭，就能說服朋友們等到戰爭對德國有利之際再行動，因為到那時再起義就可以得到德國海軍陸戰隊的配合。最後，海軍司令部同意讓凱斯門特和蒙泰特也去愛爾蘭，但要乘潛艇去，還可以帶上一名縱隊代表。
可是羅傑拒絕讓愛爾蘭縱隊摻合到起義裡來，這一決定又激發了與德國人的衝突。他不想讓縱隊隊員不經審判地被處死。他不想負這樣的責任。
4月7日，最高司令部通知羅傑，他們乘的潛艇已經準備好了。蒙泰特挑選了丹尼爾·朱利安·拜萊軍士作為縱隊代表，並給他提供了假證件，上面寫的名字是朱利安·貝韋利。最高司令部又說，儘管革命者要求五萬支步槍，但只能給他們兩萬支來復槍，另加十挺機關槍和五百萬發彈藥。貨物將於指定日期的晚上十點到達特拉利海灣的因尼斯圖斯科特島，應有一名引水員乘小船或舢板等在那裡，以兩下綠光為暗號。
從4月7日到出發的那天，羅傑一直沒閤眼。他寫了一份簡短的遺囑，要求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信件和其他檔案交給埃德蒙·d.莫列爾，那是「一位不可多得、富於正義感、高尚的人」，請他用這些檔案編成一本「在我昇天之後能夠挽救我名譽的回憶錄」。蒙泰特跟羅傑一樣，雖然直覺起義會被英國軍隊鎮壓，但仍然急切地盼望早日出發。博埃赫姆上尉把他們索要的以備萬一被捕時所需的毒藥交給他們時解釋說，那是印第安人浸製毒箭用的馬錢子，立竿見影。「馬錢子是我的老相識了，」羅傑微笑著說道，「在普圖馬約河，我就看到過印第安人用浸過這種毒藥的弩箭使飛鳥在空中中了毒。」那天，羅傑和蒙泰特上尉去附近的小酒館喝啤酒，在那裡傾談了兩個小時。
「我想，您跟我一樣，對沒能跟縱隊隊員們告別而感到難過。」羅傑說道。
「我會一直記在心裡，」蒙泰特同意，「不過，那是一個正確的決定。起義的事太重要了，我們必須冒這個險，偷偷地進去。」
「您認為我有可能阻止起義嗎？」
上尉搖了搖頭。
「我不這樣認為，羅傑爵士，但您在那邊是受尊重的，也許您的主張會佔上風。不管怎麼說，您必須瞭解一下在愛爾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為此準備了好幾年——豈止好幾年？更確切地說，是好幾個世紀。我們這個被俘的民族還要被束縛到何時？整個二十世紀嗎？另外，毫無疑問，由於戰爭，此時正是英國勢力在愛爾蘭衰弱的時刻。」
「您不怕死？」
蒙泰特聳了聳肩。
「我好幾次離死亡不遠。在南非對布林人戰爭中，我離死亡就很近。我想，每個人都害怕死亡，羅傑爵士，但為祖國而戰死與為家人而戰死、為信仰而戰死是同樣崇高的。」
「是的，是崇高的，」凱斯門特同意道，「我希望到時候我們是戰死而不是服毒而死。這種亞馬孫毒藥可不好消化呢。」
出發前，羅傑花了幾個小時到措森去看望克羅蒂神父。他沒有進入營地，而是託人把神父叫了出來。二人在樹林裡散步了很長時間，樹林中的樅樹和白樺樹已經抽芽發綠。克羅蒂神父聽了羅傑的私密話，變了臉色，但一次也沒打斷他。等羅傑講完，神父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但仍然不發一言，就這樣沉默了好久。
「認為起義註定會失敗，是自殺行為，於是您要去愛爾蘭。」神父說道，彷彿在用高聲思索。
「我是去阻止他們的，神父。我要去同湯姆·克拉克、約瑟夫·普倫凱特、帕特里克·皮爾斯，去同所有的領導人談談。我要讓他們明白，作無謂的犧牲是沒道理的，不僅不能促成獨立，反而會推遲獨立。而且……」
他感到自己在哽咽，便停了下來。
「您怎麼了，羅傑？我們是朋友，我會幫助您，您可以信任我。」
「我有一種幻覺，怎麼都無法從腦海裡驅散，克羅蒂神父。那些理想主義者、愛國者不但自己將粉身碎骨，還將使家庭破裂、陷入貧困並遭到可怕的報復，而他們明明知道這樣的結果。可是您知道我一直在想念誰嗎？」
他向神父講了一件事：1910年，他到都柏林郊區拉什法恩漢的修道院裡帕特里克·皮爾斯辦的聖恩達雙語學校去做講座。講完，他贈給學生們一件禮物，從亞馬孫地區帶回來的烏伊託託人的吹箭筒，作為最後一學年蓋爾語作文比賽第一名的獎品。那幾十個青年關於愛爾蘭的想法和他們回憶起愛爾蘭歷史及其英雄、聖徒、文化時那戰鬥般的熱愛，還有他們唱古老的凱爾特歌曲時那宗教般陶醉的樣子，都給他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此外，還有那同火熱的愛國熱情一起籠罩在學校裡的、深切的天主教精神：皮爾斯做到了使二者融合在一起並在年輕人身上體現出來。他和弟弟威利及妹妹瑪格麗特，乃至聖恩達學校的老師，就是這樣體現出來的。
「這些青年會拿起他們還不會使用的步槍和手槍去送死，去當炮灰，克羅蒂神父。像他們那樣成千上萬的無辜者要去對付世界上最強大軍隊的大炮、機槍、軍官和士兵卻什麼也得不到，這不是太可怕了嗎？」
「當然可怕，羅傑，」神父同意道，「但不一定什麼也得不到。」
又是一陣沉默。接著，神父慢慢地、痛苦而激動地講了起來：
「愛爾蘭是一個深信基督教教義的國家，這您是知道的。也許正由於是被佔領國家這一特殊情況，愛爾蘭比其他國家更容易接受基督傳遞的資訊；或是由於我們有許多傳教士和聖帕特里克這樣極具說服力的使徒，所以對基督的信仰比其他地方要深切得多。我們信仰的首先是造福受苦受難者的宗教，是造福卑賤者、食不果腹者、被打敗者的宗教，正是這一信仰使得我們面對壓迫我們的勢力時，國家沒有四分五裂。殉道、犧牲、獻身是我們這個宗教的中心思想，基督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他降世為人，受到最殘酷的對待：背叛、刑罰、十字架上的死亡。難道他什麼也沒得到嗎，羅傑？」
羅傑想起了皮爾斯，想起了普倫凱特，也想起了那些年輕人，他們確信為自由而鬥爭不僅是為了信仰，也是公民應盡的責任。
「我懂得您想說什麼，克羅蒂神父，我明白皮爾斯、普倫凱特，包括湯姆·克拉克這樣的人，雖然都是出了名的現實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但他們知道起義其實就是一場犧牲，他們確信犧牲會成為一個象徵，用來動員愛爾蘭人的一切力量。我瞭解他們的獻身精神，但是他們有權把那些同他們有著不同經歷且沒有同樣清醒頭腦的人、那些並不知道去屠宰場只是為了當楷模的年輕人都捲進去嗎？」
「我跟您說過了，羅傑，我並不欽佩他們的所作所為。」克羅蒂神父低聲說道，「殉道是基督徒不得已而為之的事，並不是他們尋求的目標。然而，歷史不正是用這樣的行為和犧牲使人類得以進步的嗎？不管怎麼說，我現在擔心的是您。您要是被捕了，就沒機會再戰鬥了。您會被判以最高階別的叛國罪。」
「我已經卷進去了，克羅蒂神父。我的責任就是一以貫之，走到底。我欠您的太多，真不知如何感謝您。我能請您為我祝福嗎？」
羅傑跪下來，克羅蒂神父為他祝福。二人擁抱了一下就分手了。
15
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走進牢房的時候，羅傑已經收到了他所要求的紙、筆和墨水。他以堅定的筆法毫不猶豫地一口氣寫了兩封簡訊，一封給姨妹格特魯德，另一封給朋友們。兩封信的內容差不多。在給格的信裡，他充滿感情地說他多麼愛她，對她懷著美好的記憶。他說：「明天，聖斯蒂芬日，我將死去。這是我自找的。我希望上帝能原諒我的錯誤，接受我的請求。」在給朋友們的信裡，他以同樣悲劇般的嘲諷口吻寫道：「我給諸位的祝詞是彌撒裡的一句話：‘讓思想高尚起來吧。’我為奪去我生命的人，也為竭力拯救我的人，表示最良好的祝願。他們現在都是我的兄弟。」
總是穿黑色衣服的劊子手約翰·埃利斯先生在助手的陪同下走了進來。助手是一個自稱羅伯特·巴克斯特的年輕人，顯得既緊張又害怕。劊子手給羅傑量了身高、體重和脖子的尺寸，很自然地解釋說是為了確定絞架的高度和繩子的結實程度。他一面用尺子量、在本子上記，一面跟他講話，說除了劊子手這份職業，他還在羅奇代爾街為人理髮，他的顧客總是試圖探聽他另一份工作的秘密，而他對凡是涉及這個話題的，一概守口如瓶。等劊子手走後，羅傑才感到愉快些。
不久，一名看守給他送來經審查機關檢查過的最後一批信件和電報，都是他不認識的人寄來的，有的祝他好運，有的罵他是叛徒。他幾乎不願拆閱，但是一封長長的電報引起了他的注意，原來是橡膠商胡里奧·塞薩爾·阿拉納從馬瑙斯寄來的，信中的西班牙文連羅傑都能看出有大量的錯誤。阿拉納要求羅傑「公正地為自己在普圖馬約的所作所為在人間法庭承認罪責，因為了解他的罪責的只有上天的法律」。他指責羅傑「偽造事實，對巴貝多人施加影響，讓他們證明明知並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唯一的目的是「獲得頭銜和財富」。他最後這樣寫道：「我可以原諒您，但您必須講公道。現在就徹底而誠實地宣佈只有您才真正瞭解的事實真相。」羅傑想：「這封電文不是由他的律師代寫，而是他自己寫的。」
他感到平靜了許多。幾天、幾個星期前因恐懼而突然導致的寒熱、背冷，此時完全消失了。他確信自己能夠像帕特里克·皮爾斯、湯姆·克拉克、約瑟夫·普倫凱特、詹姆斯·康諾利及所有在四月聖周為了愛爾蘭的自由而在都柏林獻身的勇士一樣平靜地走向死亡。他覺得自己擺脫了各種問題和苦惱，準備去和上帝一起安排事情了。
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神情嚴肅地到了，跟他親切地握了握手。麥克卡羅爾神父來看過他三四次，但沒談多少。神父是蘇格蘭人，鼻子總是微微地抽搐一下，使板著的面孔帶有一絲滑稽的意味。他對卡雷神父更信任，把那本托馬斯·德·肯比斯的《仿效耶穌基督》還給了卡雷神父。
「我不知拿它怎麼辦，您把它送人吧。那是本頓維爾監獄允許我看的唯一的一本書。我並不埋怨監獄，這本書成了我的好夥伴。如果有一天您和克羅蒂神父談起來，請告訴他，他是有道理的。正如他所言，托馬斯·德·肯比斯是一位聖徒，是一個平易而有智慧的人。」
麥克卡羅爾神父告訴他，典獄長正在整理他平時穿的衣服，很快就會拿來。衣服放在監獄的倉庫裡，弄得又皺又髒，斯塔西先生親自負責洗乾淨、熨平整。
「典獄長是好人啊，」羅傑說道，「他在戰爭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痛苦得快要死了。他也想死去。」
停了一會兒，羅傑請求兩位神父為自己舉行皈依儀式。
「是重歸，不是皈依。」卡雷神父再次提醒他，「您一直是天主教徒，羅傑，這是您熱愛著的、馬上就要見到的母親的決定。」
狹小的牢房裡待了三個人，顯得更加狹窄了，連跪下的空間都沒有。三個人禱告了二三十分鐘，一開始是默禱，後來聲音大起來，念主禱文、萬福瑪利亞。二位神父起頭，羅傑念結尾。
後來，麥克卡羅爾神父走了出去，讓卡雷神父聆聽羅傑·凱斯門特的懺悔。神父坐在床沿，羅傑跪著，開始一件一件地歷數自己確實犯過和推測犯下的罪過。儘管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但還是哭出了聲。神父讓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繼續完成這最後的儀式。羅傑講著、解釋著、回憶著、詢問著，果然覺得自己離母親越來越近了。有時他甚至有一種一閃即逝的印象：安妮·傑弗遜那苗條的身影在牢房的紅色磚牆上時而出現，時而消失。
在記憶中，他從來沒哭過，但現在他哭了好幾次。他已經不想忍住淚水了，因為淚水能夠使他擺脫緊張和痛苦，感到寬慰，不僅在情緒上，甚至連體力上都覺得輕鬆多了。卡雷神父一語不發、一動不動地讓他儘量講，有時向他提問，指點一下，做簡短的、安慰性的評論。卡雷神父肯定了他的懺悔，宣告他無罪，之後擁抱了他：「再次歡迎您回到本來就是您自己的家，羅傑。」
過了一會兒，牢房的門又開啟了，麥克卡羅爾神父回來了，後面跟著典獄長。斯塔西先生臂上搭著羅傑的黑色衣服、硬領白襯衣、領帶和背心，麥克卡羅爾神父則拿著他的靴子和襪子。這身行頭是羅傑在老城法庭被判處絞刑那天穿的，每一件都洗得乾乾淨淨，熨得平平整整，鞋子剛剛上過油，擦得烏亮油光。
「您太客氣了，典獄長，多謝了。」
斯塔西先生點點頭，那張胖胖的面孔和往常一樣，一副苦相。此時他總是避免和羅傑對視。
「穿這身衣服之前，我可以洗一個澡嗎，典獄長？我現在這令人噁心的身子把衣服弄髒就太可惜了。」
斯塔西先生同意了，還露出了一絲壞笑，接著走出了牢房。
三個人擠了擠，在木床上坐了下來。就這樣，他們一會兒沉默不語，一會兒禱告，一會兒交談。羅傑向神父們講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在都柏林和澤西島度過的那幾年，講述與兄姐在蘇格蘭的姨夫家度過的假期。麥克卡羅爾神父聽他說起在蘇格蘭度假對童年的他來說簡直就是在天堂過的日子，也就是說，是純潔而幸福的日子時，顯得很高興。他還用半低音為兩位神父唱了母親和叔伯教他的童謠，回憶了他也曾夢想幹出龍騎兵在印度實現的那些業績，那些業績都是父親羅傑·凱斯門特上尉在脾氣好的時候對羅傑及其兄姐講述的。
過了一會兒，他要他們也談談，請他們講講他們是怎樣成為神職人員的。他們進入神學院是出於志向還是環境所迫，如飢餓、貧窮或像許多愛爾蘭宗教人士那樣想受教育？麥克卡羅爾神父自沒記事起就成了孤兒，幾個年長的親戚收養了他，為他在一所教區學校注了冊。教區神父很喜歡他，讓他相信自己的天賦在於宗教方面。
「不相信又能怎樣？」麥克卡羅爾神父想了想，說道，「說真的，進入神學院並不是出於信仰，受到上帝感召是後來上了高年級之後的事，那時我才對神學感興趣。我本來想從事研究和教學，不過我們大家都明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卡雷神父的情況則不一樣，他出生於利默里克郡一個富裕商人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是口頭上的，不是行動上的，所以他並不是在宗教氣氛中長大的。儘管如此，他年輕時就受到上帝的感召，有一件事或許成了決定性標誌：他十三四歲的時候，在一次感恩大會上聽了傳教士阿羅伊蘇斯神父的講話，講述虔誠的男女教徒在墨西哥和瓜地馬拉森林裡工作的情形，這位神父跟他們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那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聽得我都著迷了，」卡雷神父說道，「後來我再也沒看到過他，也不知他的去向。但我一直記得他的聲音、他的激情、他的口才和他那長長的鬍鬚，還有他的名字：阿羅伊蘇斯神父。」
牢房的門開啟了，給他送來了和往常一樣簡單的晚飯：肉湯、沙拉和麵包。羅傑這才發覺三個人已經交談了幾個小時，而他將在黎明時分、在夜晚過去之後、在小窗欄杆出現一縷光的時候死去。他把晚飯退了回去，只留下那一小瓶水。
這時他想起了第一次去非洲探險，也就是到黑色大陸的第一年，他在一個小村落裡過夜（村落的名字忘記了，是不是叫班吉？）。在翻譯的幫助下，他同幾個當地人談話，發現當地村社的老人感到快要死了的時候，就把少得可憐的傢什捆在一起，不跟任何人告別，不讓任何人知道，悄悄地鑽進森林，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在一面湖泊或一條河流的灘塗上、一棵大樹的樹蔭下或一座佈滿岩石的小山丘上躺下來，等待死亡，從不麻煩任何人。這種離開人世的方式是多麼英明而高雅啊。
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想同羅傑度過這一夜，但他不同意。他保證說自己感覺很好，三個月以來，他感到此時最平靜。他寧願一個人單獨待一會，休息休息。這倒是真的，二位神父看到他鎮靜的樣子，便同意，離開了。
神父們出去了，羅傑盯著典獄長拿來的幾件衣服看了很久。出於一個奇怪的理由，他確信監獄一定會把他被捕時穿的衣服還給他。他是在1916年4月21日那個淒涼的清晨在被稱作麥肯納要塞的凱爾特人圓形碉堡裡被捕的。築成要塞的岩石已經被腐蝕，上面溼漉漉的，蓋滿枯枝爛葉和羊齒草，周圍的樹上有鳥兒在歌唱。從那時到現在還不到三個月，但他覺得好像過去了幾個世紀。這幾件衣服會是什麼下場？會不會和他的案卷一起存檔？幾個小時後，他就要穿著斯塔西先生熨好的這身衣服死去，這還是卡萬·達夫律師為了讓他出現在審判他的法庭上時像點樣子而給他買來的呢。為了不把衣服弄皺，他把衣服抻平放在床墊下，便躺了下去。他想，等待他的將是一個漫長的不眠之夜。
令他驚奇的是，不久他卻睡著了。他大概睡了好幾個小時，因為當他睜開眼睛時小小地吃了一驚，牢房雖然仍在黑暗之中，但他發現窗欄杆外的天已經亮了。他想起在夢中見到了母親，她面容愁苦，還是孩子的他勸慰她：「別傷心，我們不久還會見面的。」他的心情很平靜，沒有恐懼，只希望一下子結束這一切。
過了不久——對，不久，他已經不知過去了多長時間——牢房的門開了。典獄長——面容疲憊，眼泡發腫，彷彿一夜沒閤眼——在門框裡對他說：
「您要是想洗澡，現在就去吧。」
羅傑點了點頭。在砌著發黑磚牆的長長走廊裡朝浴室走去的時候，斯塔西先生問他是否休息了一會兒，羅傑回答說睡了好幾個小時。典獄長低聲道：「我真為您高興。」當羅傑想象著往身上淋冷水那種愉快的感覺時，斯塔西先生對他說，許多人，其中還有幾位神父和牧師，舉著十字架和反對死刑的標語牌擁在監獄門口，整夜都在祈禱。羅傑有一種異常的感覺，彷彿他已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個人替代了他。他在冷水下洗了很長時間，細心地擦了肥皂，衝去肥皂沫，用雙手在身上搓了又搓。當他回到牢房時，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已經到了，對他說，擁在本頓維爾監獄門口揮舞標語牌進行祈禱的人自前一天晚上起又增加了，許多人都是愛爾蘭家庭常去的聖三位一體教堂的愛德華·墨爾瑙神父帶來的教區教民。但是也有一群人支援處死「叛國賊」。羅傑聽了這些訊息，無動於衷。兩位神父在門口等著他換衣服。他看到自己瘦成這個樣子，感到驚訝——衣服和鞋子穿在身上彷彿在跳舞。
在兩位神父的護送下，後面跟著典獄長和一名持槍衛兵，羅傑來到了本頓維爾監獄的小教堂。他從沒來過，裡面又小又暗，但是橢圓形屋頂下的這一小塊地方有著寧靜怡人的氣氛。卡雷神父主持了彌撒，麥克卡羅爾神父充當了侍童。不知是由於當時的環境還是由於這次領聖餐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隨著儀式的進行，表現得很動情。「這將是我第一次領聖餐，也是我的臨終儀式。」他想道。領完聖餐，他想對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說些什麼，但又不知道說什麼好，於是一直沉默著，只想禱告一番。
回到牢房時，早餐已經放在他的床邊了，但是他什麼都不想吃。他問幾點了，這次倒是有人回答：早晨八點四十分。「我還有二十分鐘。」他想。幾乎就在同時，監獄總監和典獄長帶著三個穿便衣的人走進來，其中一人無疑是醫生，也是王室官員，來見證他的死亡。另外兩位是劊子手埃利斯先生及其助手。埃利斯先生個子不高，體形粗壯，跟別人一樣，也穿一身黑衣服；為了工作起來方便，外衣袖子捲起了，手臂上卷著一條繩子，用嘶啞的嗓音禮貌地請羅傑把雙手背過去，讓他綁起來。埃利斯先生一面綁一面問他：「您疼嗎？」他覺得這個問題挺可笑，只搖了搖頭。
卡雷神父和麥克卡羅爾神父開始高聲念起祈禱文，各居他身體一側，一面禱告著一面陪著他在監獄中一段一段地走著他不認識的道路：有樓梯，有過道，有一座空無一人的小庭院。羅傑幾乎看不見自己走過的地方。他禱告著回應神父們的祈禱文。他對自己很滿意：步履堅定，沒有抽泣，也沒有流淚。他不時閉上眼睛，請求上帝寬恕，但出現在他腦海裡的是安妮·傑弗遜的面孔。
最後，幾個人來到了一塊灑滿陽光的空地上。一隊持槍衛兵在等著他們。衛兵們站在一個帶有八級或十級小梯子的方形木架周圍。總監唸了幾句話，無疑是宣判書，羅傑根本沒注意。接著，總監問他有沒有什麼要說的。羅傑搖了搖頭，但咬著牙低聲道：「愛爾蘭。」隨後向兩位神父轉過身去。兩位神父擁抱了他，卡雷神父向他道了祝福。
這時，埃利斯先生走上前，讓他低下頭，好把他的眼睛蒙上，因為對他來說，羅傑太高大了。羅傑低下了頭。劊子手蒙上布條使他陷入黑暗的時候，他感到埃利斯先生的手指不像綁他的雙手時那樣有力而自信了。劊子手架起他的胳膊，扶他登上臺階，走到了平臺上。為免絆倒，他們走得很慢。
羅傑聽到了一些動作聲和神父的祈禱聲。最後，埃利斯先生再次彎了彎腰，低聲要求他低下頭：「請低下頭，爵士。」羅傑低下了頭，感到劊子手把一條繩索放在了他的脖子上，此時，他仍能聽到埃利斯先生最後的低語：「您如果憋住氣，就會結束得更快，爵士。」他照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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